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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把这些都写出来以后，我才明白了一些之前不曾明白的东西。一切标志着米拉和本关系的迹象，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他们的关系仿佛是在一个模子里形成的。可就算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又有哪些关系不是在模子里形成的呢？在克拉丽莎与杜克离婚一年以后，杜克非常想复合，于是恳求她相信他已经改变了，变得更加体贴，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了。我还记得克拉丽莎说：“他说他已经变了，或许是吧。可在我心里，他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觉得，我永远会那样看待他。所以，即便我能忍受回到他身边，我也会把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因为我已经对他形成了那样的期望。更何况我是不会回去的，哪怕他真的改变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没救了。”

人是无法改变、无法同步成长的，这是一种绝望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每隔五年左右就得重新结一次婚，就像签合同一样。去他的。别再有新的规则了，我们已经受够规则了。可如果各种关系都已经有固定模式，那人们如何在一起生活呢？如果时间能带来变化，那么，在一种模式里的变化，要么会彻底推翻模式本身，要么会伤害到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人和人还是会生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好，女人和女人也好。古代那些家里挂着蕾丝边窗帘的女人，穿着人造丝印花裙子和高跟鞋去超市买半打鸡蛋、四升牛奶和两块羊肋排。这些女人，会像我所认识的那些人到中年的已婚女人一样，在黄昏到来时安静地坐着，对梅布尔或米妮咬牙切齿吗？

“女人之间通过相互中伤来发泄怒气。”这是瓦尔常说的一句话，她的声音犹在耳畔。梅布尔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偷窥所有米妮信件的写信人、从不打扫沙发后面的灰尘和削土豆皮时不细心。除此之外，梅布尔洗完澡后，喜欢用很多爽身粉，弄得浴室的地板上满是粉尘，米妮的鼻子受不了这些粉尘——这些习惯就像一把把刀子向米妮掷过来，令她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当然，梅布尔声泪俱下地控诉道，米妮也没好到哪儿去。当有人给梅布尔打电话时（这可不常有），米妮总会问是谁打来的，真是爱管闲事。米妮动不动就拿出她的嗅盐，好像她很脆弱似的，其实她壮得像头牛。邻居家发情的狗在她们院子里的草坪上与一条流浪狗有过接触，这都能引起她的哮喘。可米妮都七十四岁了，她之前一定是见过这种事的！还有，米妮读完报纸后，从来，从来，从来不会放回原处，这点就足够把人逼疯了。

她俩只要听到虐待儿童的新闻就会啧啧批判；当电视上出现色情画面时，她们都会闭紧嘴巴扭过头去；她们每天吃罐头汤和鸡蛋，每隔三天吃一根羊排或汉堡，毫无怨言，因为她们的社保和退休金只够买这些；她俩都不赞成抽烟、喝酒和赌博，也不喜欢有这些习惯的女人；她们都喜欢薰衣草、柠檬油和刚洗好的床单的香味；她们都不想学那些年轻女孩那样，把头发烫卷，而是每周花一点儿零用钱，去把头发定型、染成暗色；她们都不会衣衫不整地出门，哪怕只是在家附近散散步；每天早上，那镣铐般的紧身褡和易破的长筒袜都会让她们那骨节粗大、饱受关节炎之苦的苍老手指挣扎一番；她俩都对曾经的邻居鲍姆一家记忆犹新。

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吗？

街对面住的是格蕾丝和查理，他们也都七十多岁，结婚有五十多年了。他们也一样。只是，格蕾丝会因为查理每天要喝三罐啤酒、然后不停打嗝而生气，查理会因为格蕾丝不让他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非要看那些愚蠢的游戏节目而生气。他们都为整洁的草坪而骄傲——“不像有些人家的草坪”，他们特意强调——然后，四个人一齐看向街头的马利根家。

可是，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吗？

是什么让人与人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讨厌彼此？我这么问，不是想要你虔诚地摇着头说，我们当然不应该仇恨自己的同胞。确实如此。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存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好吧，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而在内心深处，我们真正的困惑是：我们为什么要爱和恨？我们究竟要怎样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独居。

要因为男人对待女人的恶劣行为而责怪他们很容易，但这让我有些不舒服。这和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书里所说的太相近了，那些书里说，一个人生活中的所有毛病都是他母亲的错——所有的。母亲成了新的恶魔。可怜的母亲们，如果她们知道自己有这能耐就好了！她们是“阉割者”和“扼杀者”，仿佛是自愿成为恶魔的奴仆的。无论如何，女人生活中的许多痛苦都跟男人有关，这倒不假。无论个人空间还是社会阶层，他们都将女人排除在外，将她们置于从属地位。

可只是这样吗？

如果说，有谁有幸过上美好的同居生活，那非米拉和本莫属。他们有足够的智慧、经验、声誉，以及生存空间——你也可以管这叫机会或特权——去考虑他们想要什么，并争取实现它。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典范。至少在那时看来确实如此。这种关系看起来如此理想。维持它的奥秘在于，既亲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而且，他们能够将这种关系维持下去。

米拉和本是在四月成为恋人的。那是米拉在剑桥度过的第一个四月，她的心情与周围的景色极为相称：树上冒出小绿芽、院墙里覆盖着连翘和紫丁香。阳光渐暖，绿芽逐渐绽放，在高低不平的红砖墙上投下绿色的影子。山茱萸和紫丁香的幽香沿着布拉特尔街飘下来，沿着花园街和康科德飘散开来，甚至覆盖了人山人海的哈佛广场。人们敞开夹克，走在街上，捧着一束从布拉特尔街的花店买来的水仙，拿着一张从库普商店买的海报，或握着一个从“妮妮家”买的漂亮苹果，每个人都笑脸盈盈，悠然自得。

米拉在为综合课复习，同时准备毕业论文；本则在整理他从利阿努带回来的十箱笔记。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一起在法式蛋糕店、皮罗施卡餐厅或格伦德尔餐厅吃午饭或喝咖啡。有些餐厅设有户外餐桌。手头拮据时，他们就在教职工餐厅见面，喝一杯——本和另一个助教可以在那里记账。他们总是把身上最后一毛钱都花出去。

米拉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她和本的关系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使她心中释然。她可以专注工作几个小时不觉疲惫，不会像以前那样，工作一会儿就要起身在房间里走走，或去怀德纳图书馆的顶楼透透气。她可以像以往那样有条不紊，同时不会觉得自己空有秩序却没有生活。

这对情侣每周末都腻在一起，像在度长期蜜月。每周六晚上，他们都会出去吃晚饭，他们尝遍了剑桥每家美味的餐馆。他们吃过鳄梨沙拉酱、四川炒虾球、蔬菜咖喱、加了洋蓟的希腊羔羊肉和鸡蛋柠檬沙司；吃过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茄子酱、酸辣汤、醋焖牛肉、乳蛋饼和煨兔肉；某天晚上还品尝了法式鸡肉炖蘑菇。他们还在教职工餐厅吃过水牛肉。他们尝遍了各国美食，走遍了周围的每个角落。他们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简直妙极了。

到了周日，剑桥的大多数餐馆都歇业，他们就在家里做饭。有时候，这会变成一个大工程，比如本坚持要做惠灵顿牛柳，他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准备，最后还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更多时候，他们做的饭很简单：奶油烤菜、法式薄饼、意大利面，或者沙拉。他们要么邀请朋友到家里来，要么用米拉以前买的立体声组合音响放音乐，独自享用。

每个周末他们都照例要做爱。他们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尝试了各种姿势：站着、坐着、趴在床边上，或者本站着抱着米拉。他们的多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两人就哧哧傻笑。他们还会玩角色扮演游戏，扮成老电影里的人物。她当凯瑟琳大帝，他就当奴隶；他当酋长，她就当女奴。他们兴致盎然地扮演着，根据自己的受虐幻想来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就好像重回童年时代，玩过家家，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这解放了他们的想象，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过曾经不敢想的私密生活，他们仿佛在化装舞会上穿上了曾封存在潜意识深处的服装。

他们长时间地散步，从查尔斯路走到清新池，再一路走到自由大道，最后在北端的某个意大利咖啡馆或冰激凌店门口停下来。他们无所不谈，从诗歌、政治、心理学理论，到做煎蛋饼和养育孩子的最佳方法。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同或价值观相符，这使得他们的争论内容丰富而令人兴奋。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两个人都知道，存在小分歧才能使讨论更加有趣。

五月，有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反战游行，活动组织者比瓦尔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组更加激进。哈佛园里挤满了学生，抗议者们围着大学楼，拿着扬声器朝人群喊话，鼓动学生罢课。他们的声音在哈佛园里回荡：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战争是道德的，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观点。米拉一边听着，一边观察着人群。人们站在那里，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讲话人争辩起来，讲话人试着公允地做出回应。可他们的论据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说，他们占领大学楼是违法的，违法就是违背道德；可当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战争时，不违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对这次行动不以为然。这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是有欺骗性的——说话人坚称自己的行为合理，但它并不真的合理。真正的冲突在于政府与军队的权力和年轻人脆弱的血肉之间，而这种冲突，在她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气中，在强烈的愤怒、持久的忍耐和对自我的极度泯灭之中发生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彻底的反叛。阿尔及利亚、中国和古巴的领导者们，或许曾坐在一起，想办法证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们的革命冲动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多年来看着人民所受的压迫，为了反抗这种压迫，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阶上，手持麦克风拼命鼓动别人的年轻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哪怕声音已经嘶哑也要继续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但他们的观众并没有忍饥挨饿，并没有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尔平平安安地活着，没有死于枪下，没有被折磨致残，也没有被囚禁起来。本说，美帝国主义很聪明，他们用几辆车、几台电视和性压抑就征服了人民。瓦尔和他就“马尔库塞理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普遍受到压抑，所以现代的革命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不是之前那样只为改变贫困的状态。]”争论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边看着。事件并未真正发酵。没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热情。之后的某天晚上，校长给警察打了电话，他们把大学楼里的学生驱逐了出去，其间发生了暴力行为。有人受伤了，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校园里一片恐慌。一夜之间，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觉很容易就被忘记了，因为那被点燃的激情来自道义，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还记得坐在雷曼餐厅，感受到空气中的脆弱；周围飘浮着各种声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觉，轻轻地触碰，就可以让整栋建筑支离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纪较大的男研究生——他们冷酷、残忍、高谈阔论，不断重复着那些关于革命的耸人听闻的论调，企图营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样恐慌的氛围，他们躲在角落里，端着脏兮兮的咖啡杯，小声地谈论着枪支和坦克。年轻一点儿的学生胆子小，几近歇斯底里。他们总是一脸惊恐，发传单，传阅请愿书时，手都在颤抖。有传言说——后来被证实了——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些材料，它们燃烧起来，像沙漠风一样席卷过每栋建筑，沙沙作响，打破了等级组织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许多年龄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可他们隐藏了太久，安稳地藏在享有特权的屋墙内，以至于那些年，他们一直没明白，权力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享有权力的那些事物所赋予你的。那些和蔼地、文质彬彬地默默管理着大学的白人男性，原来是不愿认错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歧视者，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抱有误解，以为他们的权力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别人也不可能指控他们阴谋勾结，因为他们的勾结是潜意识层面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对诺姆的困惑一样：即便你指出来，他也不会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即便这件事侮辱了你，让你感到烦恼，他也不觉得他是错的，还说那是“自然的”。对于这样的人，你能怪他吗？

对米拉而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从小他们就被教导，美国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地方，机会均等。尽管他们知道体制内有缺陷，也觉得会有好心人去修复。他们的上级、老师、院长和父母，都表现出善良的样子。可私下里，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却会写检举信。他们不曾知道，不曾看见，震惊之余，他们才发现，都怪自己无知，轻易地被愚弄了。于是他们尖叫着、哭喊着四处奔走，颤抖不已。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被教育的所谓完美理想的丑陋阴暗面，正是他们继承而来的所谓抱负，这其实一直显而易见，只不过他们没有深想过。这种精英主义思维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们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被构建、被满足的。安逸的代价原来是另一种奴役。这真是令人难堪。

他们试图解决这一困境。他们坚持着理想和抱负，试着放弃奢侈的生活。可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离开了学校，去流浪，住进公社里，放弃了他们优越的家世。这种做法引发了争议，人们议论纷纷，对此褒贬不一。他们说，如果你想改变什么，就需要权力，贫穷无法作为权力的基础。有人加入了激进群体，这些群体注定徒劳无功，它们不断地分裂，彻底被联邦调查局渗透，以至于最终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员。他们中那些敏感的人无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纯真，无法忍受负罪感和责任感——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为别人在挨饿”这一事实的代价。对于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任何可供慰藉的东西。圣人可能会选择让自己挨饿，这样别人就有吃的，可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现状。

但瓦尔认为那纯粹是瞎说。她说，天真地想减少世界上的权力联盟，就等于将一个政治问题转变成形而上学的问题，好像默认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给越不足似的。但其实这不是必然的，还有别的选择。假如人们不浪费粮食，假如他们肯放弃自己的三辆摩托雪橇和两辆轿车的话——她曾遇到过一家四口有四辆轿车、四辆摩托雪橇。克拉丽莎同她争辩道，除了靠专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强迫他们放弃那些呢？社会主义总是在理念上说得好听，但实践起来很糟糕。瓦尔说，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就会饿死，但看上去好像会压制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在瑞典就不是这样。争论变得激烈起来。这个话题在争论中开始，也在争论中结束。

2

期末考试开始时，罢课运动渐渐平息了，一切又恢复正常。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六七十年代的骚动和抗议，和人们对林迪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流行的一种黑人舞蹈。]的抵制一样，都没什么意义，这次的罢课运动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那些年被披露、被发现、被讨论的事，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不过，我并不指望哪天我从海滩开车回家时，会听到广播里宣称这里已经是人间伊甸园，当然，如果是在任总统谋求连任时这么说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那晚，瓦尔在她家的晚宴上和格兰特分手了。她厌倦地说：“老天，我都四十岁了，还在干这种事情！”令她恼火的是，她和格兰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彼此没有感觉了，可他们却听之任之。“他真的很怨恨我——原因很多。他想找一个稳定的、总能陪伴他的伴侣，来抚慰他那受伤的灵魂，可我不愿意。但他却也不离开我，只是在我身边抱怨，在床上也表现得很无能，而且总是说一些无聊的话题。而我，只希望他陪伴我，大家在床上床下都能开开心心。可是，从——哦，老天，从我搬离公社开始，和他在一起我就不觉得开心了。可是我并没有分手，并没有结束这段关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养成了这种令人丧气的习惯。当我不再需要他之后，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也更开心了。我这才发现他在我心中是一种责任，就像一条每晚都得牵出去遛的狗。天哪！我是怎么了？”

“不只是你，”伊索安慰地说，“艾娃和我也是这样，我们很早之前就发现在一起已经不再开心了。可即便这样，我们分开时，我还是会不知所措。至少你不会。”

“我和格兰特的关系没有你和艾娃的关系那么亲密。你们是真的爱对方。我们只是彼此喜欢而已。”

“那我呢？”米拉闷声说，“我更可怜。我和一个男人结婚十五年，但我可能在认识他六个月后就不再爱他了。”

“你有孩子啊。”伊索说，她总会想着法安慰别人。

“这件事我想过很多次——你明白的，自从我和本在一起后。一开始我真的想保密，只想和他待在一起就够了。”

“我们注意到了。”伊索咧嘴一笑。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当我确定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之后，我就好想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站在屋顶上喊出对他的爱。我想和他面对全世界宣布，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相爱的，我们在一起了。不是为了炫耀，只是出于，嗯，快乐，以及亲密无间的感觉。就好像你有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是米拉，一个是和本在一起的米拉。你会希望全世界都承认这一点。那是一种心灵相通，一种新的情感上的合二为一。我知道，接下来，你会希望那种身份合法化，你也希望获得一种合法的身份。于是你们就结婚了。你们举行了婚礼，盖了公章，人们就会把你们看作一个联合体。可再以后呢，你——总是女方——就会失去她的自我，而男人通常不会如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一旦你有了这种联合身份，一旦它存在于社会上，你就很难摆脱它。”

瓦尔耸了耸肩说：“我和格兰特从没有过那种关系。”

伊索笑着说：“谁能跟他成为整体呢？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是阴沉沉地来，又阴沉沉地走。而且他来来去去都是独自一人。”

“那是因为他一直生我的气，怪我不和他一起住，不陪在他身边。”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和他分手呢？”

瓦尔有点儿恼了：“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明白这点！”

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就见瓦尔和另一个人同进同出。大家议论纷纷。她的朋友照例平静地接受了，什么也没说，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会惊讶。不是因为他的年纪——尽管他才二十三岁，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在哈佛的那年，他已经因为疯疯癫癫而小有名气。

塔德高个子、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长相十分英俊。他也是一个极其古怪的人。他身材瘦削，别人跟他说话时，他的眼神会四处乱瞟。他和安东一样，都在政治学院，但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去学政治。他是和平小组的一员，但是不常露面，开会时总是坐在后排，很少发言。偶尔发言也总是语无伦次，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几位女学生能理解他，对他很尊重，也颇有好感。偶尔有人议论他时，她们还会维护他，说他善良、敏感。这对安东和他的同学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把他受女生欢迎归结为他长得性感。其实不然，他的美是天使般的美，和他的身体不太相称。你不会把他和性联系起来。瓦尔说，他说话语无伦次，是因为他太敏感了，对人们的脆弱很敏感，害怕伤害到他们，所以努力在不冒犯别人的前提下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是因为害怕别人不喜欢他，而是因为不想伤害他们。“他不适合这个世界，”她总结道，“由我说出这样的话有点儿滑稽，但他确实是个品性高尚的人。可那些扬言要去东南亚救死扶伤的男人，真正高尚的却他妈没有几个。”她一脸蔑视地补充道。

一天晚上，在开完一个长会后，瓦尔从学生宿舍里出来，刚走下两级台阶，就发现塔德站在楼门口。一开始她觉得他是在等她，可后来又觉得不是，于是准备离开。

“我能和你谈谈吗？”他说得很快，她没听清楚，可她还是停下脚步，转过头来。他看着她，眼里闪着光芒。“我以前也不相信。但那个比喻太贴切了，”瓦尔后来对伊索和米拉说，“他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

他吞吞吐吐地说他很欣赏她在会上的发言，想进一步了解她。她一脸严肃地盯着他。

“我不太明白他的用意。他可能觉得，我是那群人里少数认真听他说话的人，所以想对我略表感谢吧。他可能想要同情和支持。他可能眼看着就要溺水了，于是把我当成了救生衣。他也可能带着性的目的——但看上去又不像，因为他是那样手足无措、不谙世故，丝毫没有装腔作势。这一点我很喜欢，但这样一来，要读懂他就更难了。反正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

“谢谢，我觉得你的发言也很有意思。”

“没有人能理解我的话。我的思路和他们不一样。”

“可能是吧。”

“他们不知道如何超越自我。”

“哦？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太过关注自我，腾不出空间来关心其他事。”

“是的。”瓦尔犹疑地说。尽管她讨厌那群男人的自负，可她严重怀疑，她和塔德表达的不是一个意思。

“你超越了自我，”他热切地说，“我喜欢你这一点。”

“嗯。”瓦尔很困惑。在她看来，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关注着自我，不同的只是她也关注别人的自我，而他们则并不关心他人。当他们说起人道的好处时，他们所表达的是他们所认为的人道应该具备的好处。而她说起人道的好处时，是以商榷的语气，以自己为例子，试图去探索究竟什么对人类有利。

“我也超越了自我，”塔德斩钉截铁地说，“我正在消灭自我。”

“你觉得那样好吗？”

他脸色有些发白：“当然了！你不觉得吗？”

“不，”她有点儿烦了，不想陷入这种玄乎的讨论，“不过，你可以继续努力。”她笑了笑，快步走出门。

从那以后，她开始格外留意他的言谈。从他的发言中，她听出了更多的小心翼翼，他为了不冒犯别人的立场而处处谨慎。尽管她觉得这是在浪费精力，但她喜欢他这样。“你能想象有必要照顾安东的情绪吗？就像一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农民担心他的水渠会妨碍到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一样！”

在哈佛学生罢课期间，各种会议冗长而又吵闹。作为“新左派”的成员，布拉德和安东想和其他小组并肩努力，有人部分同意，有人完全不同意。这个小组召开了一系列无聊的、缺乏建设性的会议。一天晚上，在布拉德家里，召开了一场各校代表参加的会议。瓦尔很晚才离开，感到很沮丧。她很清楚，罢课运动会分裂这个组织。她步伐沉重地走下楼梯。塔德也参加了一会儿，可很早就离开了。他就站在入口处。这一次没错了，他是在等她。她叹了口气，因为她不想谈那些虚的。她微微一笑，想从他身边走过去，可他拉住了她的手臂。

“你今晚的发言很出色。”

她转身面向他，疲倦地笑了笑，可他突然间抱住她，把她推到墙边，吻了她。他吻得太过热烈，以至于她的身体做出了回应，尽管她的心里还不确定。他不停地吻她，她也回吻了他。他的眼睛和脸颊都是潮湿的。她握住他的手臂。

“塔德……”

“不！不！我不听！”他的眼睛大张，亮闪闪，湿漉漉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别的方法……我试着告诉你……我试着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别把我推开，你不能把我推开，你上次推开了我，从我身边溜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他站在那儿，热切地凝视着她，右手轻轻地捋着她的头发。“我爱你。”他说。瓦尔可是情场老手，她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插话。但这男孩确实打动了她。她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意识到朱利叶斯和安东随时可能从楼梯上下来。她受不了他们嘲讽、狡黠的眼神，他们撇嘴的样子，想到他们眼中她和塔德在一起的样子，她就感到难堪。她本可以生气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无法把这男孩推开。

“我们不能待在这儿，”她说，“我有车。不然你来我家，我们谈一谈？”

他和她一起走了，仿佛对他来说，这是全世界最自然而然的事情，好像这就是他所期待的。他揽着她，走下台阶，穿过人行道，坐进她的车里，好像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瓦尔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犹豫了一下。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和这个男孩究竟在做什么？

他们到家时，克丽丝已经睡着了。瓦尔给塔德和自己倒了酒，然后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而不像平常一样坐在沙发上。塔德坐在沙发一角，手摁着旁边的桌子，尽可能离她近一些。

“从一开始我就爱上你了，”他说，“你真美！”他的眼睛发亮，神采奕奕，“我就知道，事情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结束？还没有结束呢，”瓦尔严肃而又温柔地说，“我都不知道会怎样结束，你又怎么知道呢？”

“必须如此。”他坚持说，然后热情而小心翼翼地抱住了她，瓦尔的身体也有了反应，如他所期待的那样“结束”了。

“他在床上的表现也很棒，”瓦尔想了一下说，“不觉得那很奇怪吗？你想不到他会那样，因为他的肢体看上去很不协调。可他很在乎我的感受，竭力取悦我，所以，在我的阅人记录里，”她笑着说，“他算是性爱高手！”

“这次还好，没遇到笨手笨脚的家伙。”米拉打趣道。

“没错，”瓦尔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确定。如果我有的选，我会选择接受，可我没的选，没机会展示真正的我。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他把我理想化了……他所谓的‘结束’，是避免不了的。你怎么忍心毁掉一个人幻想中的结局呢？”

“你接受得了他的幻想吗？”伊索问。

“好像是吧。”瓦尔茫然地说。

3

塔德和瓦尔在一起了。她过去和格兰特从未如此亲密。有人窃笑，有人私语，但瓦尔完全不在乎。她并非没有察觉，她是个果断又敏锐的女人，听得出人们评论她和塔德时的语气。无论人们如何指责她老牛吃嫩草，或者说她降低了择偶的智力标准——认识塔德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傻瓜。总之，他们觉得，她和他牵扯在一起就是自降身份。

可瓦尔真的爱上塔德了，不仅是因为他爱慕她，还因为他有很强的是非观和高尚的品行。此外，尽管她不赞同他的许多看法，但她欣赏他试图超越狭隘的自我，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那年夏天，大家都很快乐。大多数人参加了夏季课程，学习语言或参加研讨班。伊索和凯拉在读但丁的诗，米拉在读斯宾塞的书，瓦尔在做统计学相关的研究——很枯燥，却是取得学位所必需的。本在整理他的第三箱笔记。

每天，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午饭。克拉丽莎常常和她们混在一起，她正在读福克纳的小说。这期间也有其他人来来去去。可是在这个夏天，这些女人真正地融为了一个集体。

政治活动仍在其他地方继续：大部分学生和教员都去参加了，那些运动在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的地下室、阁楼中进行着。那年夏天，陆续走进霍尤克中心的人们闻到了大麻烟的香味。那是逃亡者和流浪者的时代。有的人看上去很年轻，有的人过中年，可他们脸上都有某种恒定的东西，仿佛时间为他们停了下来，好像他们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当下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时不时会看到有人倚在哈佛园靠马萨街一边的围墙下，或库普商店前面，或霍尤克中心附近的墙边。他们眼神木然、满怀敌意——也或许这两种情绪是一回事。

女人们的生活刺激、火热而放松。她们的工作很有趣，她们聚在一起很开心，又因为是夏天，她们觉得有权放自己几天假，于是，她们偶尔会一起开车去海边。研究生的生活似乎很轻松，但其实她们大多数人比别人更努力。由于她们的工作是自己选择、自己控制的，所以她们不必像公司员工一样，趁着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靠冷饮或零食放松。她们可以省下休息时间长时间地工作，然后每隔八到十天，给自己放一整天假。至少在夏天是这样的。

伊索的公寓离哈佛广场最近，傍晚她们会去伊索家拿一些苏打水或酒。那里总有客人在。伊索露面了。她穿着白色短裤、白色紧身运动衫。随着她的肤色变深，发色显得越来越浅，雀斑也更明显了，她看起来越来越像美国女孩。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论着从没在别处谈论过的事，玩着不是游戏的游戏。

“克拉丽莎，你小时候喜欢玩什么游戏？”

“跳房子、跳绳和山地之王。在开始踢足球之前，我特别喜欢山地之王。但足球一直是我的最爱。”

“你呢，米拉？”

“你问我吗？‘记忆’——一种纸牌游戏，以及‘学校’——我总是扮演老师，还有‘大富翁’。”

她们一边说，一边笑自己，时不时相互取笑。伊索喜欢的游戏是垒球；凯拉喜欢赛马、贴标签和养热带鱼；瓦尔不喜欢游戏，但喜欢在后院搭东方帐篷、躺在垫子上吃午餐、喝自制的薄荷柠檬水，读书或者写作。

在特别的日子，她们会开车去海边，有时候塔德或本也会一起去——哈利和杜克从不和她们一起去。她们要么去格洛斯特海滩，要么去克兰海滩。她们游泳、看书、打牌；有时候她们还会带上鸡肉、沙拉、啤酒和鸡蛋，在沙滩上享用。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简直幸福极了：一辆车就是她们的奢侈品，远离城市的一天就是皇家贵族般的享受。

偶尔，米拉和本也会单独外出。他们会去瓦尔登湖，手牵着手，沿着湖边散步，或是违禁下水，在他们的“私人小溪谷”里游泳——那是个从沙滩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看着梭罗故居烟囱的残骸，试着想象一百年前这里的情景。他们去了康科德、列克星敦、塞勒姆和普利茅斯，一路上，他们因彼此而兴奋，却又不完全沉湎于彼此。他们像这样分享一切，能享受到更多乐趣。

八月，大部分人都走了。伊索每年都会回一次加利福尼亚，今年也不例外；凯拉和哈利，克拉丽莎和杜克都回家看望父母去了。克丽丝从她父亲那儿回来后，又跟着瓦尔和塔德去了瓦尔在科德角租的房子，米拉和本也受邀去住了一阵子。

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骑自行车、在海湾平静的水域里游泳，他们开车冲进海浪，在海里翻滚、冲浪。晚上，他们依偎在一起，谈笑、喝酒、摔跤、打牌。他们去一座小房子里玩，塔德和本在屋外用烧烤架烤肉，瓦尔、米拉和克丽丝在一起做土豆沙拉和凉拌卷心菜。那房子在一条漂亮的街上，街边绿树成荫。晚上，他们就坐在门外，空空的纸盘被露水浸湿。他们听着沙沙虫鸣，看着天空渐渐变成薰衣草紫，嗅着夏夜干净的空气，悠闲地低声聊天。在习惯了剑桥的喧嚣之后，这样的生活仿佛就像是在天堂，至少在蚊子到来之前是这样。这时他们就回屋里去，开始喝酒、聊天。

米拉和本留了两天之后，觉得该告辞了，可瓦尔嚷嚷道：“为什么？”于是他们又多留了两天。他们凑钱买了食物和烈酒。到了第四天，他们感到总是吃别人的、喝别人的太不好意思，执意要走。“我们真得走了。”一晚，当他们在地上围坐一圈打牌时，米拉说。

“听我说，房东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原定八月底要租住这里的房客来不了了，当然，房东扣了他们的押金。他问我是否愿意低价租下这里直到八月底。我付不起那么多钱，但你们可以租下呀，这样我们就可以时不时来找你们玩了，”她咧嘴笑着，看着他们，“这样你们也不会孤单。”

米拉开怀一笑，伸手拉住瓦尔的手臂。

“没有你们在旁边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她充满爱意地看着她的朋友。四天虽短，但大家共同生活是非常美妙的经历。可她的两个孩子会在八月的最后两周来看她。她不可能……

“太好了！”本兴奋地说，“多少钱？我们还可以凑出两百元。”

“妈，”克丽丝低声嗔怪道，“我们下周还要去买上大学穿的衣服呢。”

“会去的，会去的，”瓦尔抚摸着克丽丝的头发说，“买一条牛仔裤和三顶帽子能花多长时间呢。”

“还有靴子。”

米拉洗着牌。此时，他们正围坐一圈打牌。本在提出建议的时候一直看着米拉，可她依然低着头。他满心欢喜地提议，说要把那个地方租下来，本希望她笑着回应，她却只是盯着地面，洗着牌。

“你似乎不太感兴趣。”

“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好吗？”她尖刻地说。

“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了？”他提高了嗓门。

“没什么，”她紧闭着嘴唇，“没事。”说完起身去了洗手间。本看着瓦尔。瓦尔耸耸肩。他们面面相觑。之前的欢乐变成了沉默。他们呷着饮料，冰块在杯子里撞得叮当响。

“她还玩吗？”

“等她决定吧。”

“好吧，我们等会儿。”

“还有谁要喝的吗？”瓦尔起身进了厨房，“塔德，还有奎宁水吗？”

“我怎么知道呢？不知道。”

“天哪，杜松子酒喝完了。”

“没有，瓦尔，我上次又买了些，”本大声说，“在水槽下面。”

“妈！还要一件夹克、一件蓝牛仔外套，还有毛衣，还有内衣。我可能还需要一套礼服。”

“真是的，你要礼服干什么用？”瓦尔在厨房里嚷道。

克丽丝抗议道：“妈，你问我，我问谁呢？大学里应该会有需要穿礼服的场合。”

瓦尔端着酒出来，对女儿灿烂地笑着。克丽丝看了她一眼，放松下来。她拍了拍母亲的手，说：“要一条长裙，很性感的那种。”

“还貂皮披肩呢。你真正需要的是家居服和睡袍。”

“用来干什么？”

“克丽丝，有些地方的传统就是睡觉时得穿点儿什么。”

“你穿吗？”

“我又没住宿舍……”

这时，本站起来，朝洗手间走去。她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瓦尔又说起话来。本进了洗手间，随手关上了门。瓦尔看了看塔德和克丽丝。

“我们打一盘三人纸牌吧？”

他们开始玩红心大战。最后，米拉和本从洗手间里出来了。米拉的脸又红又肿。本看起来有些激动，但一言不发。他们又重新坐下来。瓦尔试着和他们说话，他们回应了，彼此之间却没有看一眼，也没有说话。瓦尔把牌收了起来。

“米拉，我做错什么事了吗？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儿多嘴。不过出什么事了？请你告诉我们。”

米拉紧咬着下唇，摇了摇头。“没有，”她颤声说，“不是谁的错。是我的问题。我想，人是怎么也摆脱不了过去的，是吗？”她站起身，有点儿哽咽，“我自己的苦，只有我自己明白。”她闷闷不乐地说，脸上带着酒精引出的浓浓的绝望。“我要出去走一走，一会儿就回来。”说着就离开了。

他们沉默不语，直到她的脚步声从石板路上消失。大家都转过头看着本。他摇了摇头，看看自己手中的酒杯，抬头望着大家，眼中有一丝泪光。

“她说我太迟钝了。”

“对什么？”

“对她对她儿子的感情。她说她决不会让我和孩子们住在同一间屋里。我问她，她是不是打算在孩子们来的时候把我赶走。她说，我可以找一天过去吃晚饭，只能这样。我说很感谢她能告诉我这些。我觉得我在她心目中很龌龊。她把我当什么了，色情狂之类的人吗？他们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了，未必不懂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他喝了一口酒，摇了摇头，像一条刚从雨中跑进来的狗，“她表现得好像以我为耻似的。”

“更可能是她自己感到羞愧。”瓦尔小声嘟囔着。

“她说得好像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让你的孩子和情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他抬头看了看瓦尔，又看了看克丽丝，然后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没有指责别人的意思，只是在说她而已。”他解释道。

“嗯，那确实是个问题，”瓦尔说，帮他摆脱窘境，“所有带着孩子的女人都会想很多。”

克丽丝凑到她跟前，托着下巴，躺在一地牌上：“你也想了很多吗，妈？”

“是啊。”

“我那时多大？”

“大概两岁吧。我和那个人认识是在和你爸离婚一年多以后……其实当时我有别的选择。我本可以和他一起去汽车旅馆，不必带他回家。”

“可你还是把他带回家了？”

瓦尔点点头，克丽丝笑着说：“从此以后，你就一直带他们回家了。”

本看着克丽丝。“那你有什么感受？”他又看看瓦尔，补充道，“希望这个问题没有冒犯到你。”

瓦尔摊开手说：“那得让克丽丝来说。”

克丽丝耸耸肩。“还好啊。我觉得如果妈不能带人回家就得去外面的话，我宁愿让她带人回来。就算她去当……那叫什么来着？我也无所谓。”她仰头问母亲。

“修女对吧？灰白头发的老太太，坐在家里给你织袜子，眼巴巴等你回来。”

“对了，”克丽丝笑着说，“Celibate[法语，意为“独身者”。]！把一生都贡献给我这个小主人。”

“你有没有想过，”瓦尔扮着鬼脸说，“如果我变成那样，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那倒是，”克丽丝同意道，“莉萨的妈妈离婚了，她就是那样。这的确是种负担。话说回来，有时候不熟悉的人在身边走来走去，是挺讨厌的。我得确认关上了浴室的门；在屋里走动时还得穿戴整齐；有时想和妈说话，她却正和别人在一起。所以心烦的时候我就会狠狠摔门或者摔东西。但有时候，有别人在也挺好的，哪怕他是个蠢蛋，”她转头看塔德，眯了眯眼睛，塔德点了点她的鼻尖，“家里多一个人，感觉更像一个家。可如果我不喜欢那个人，就真的受不了……”

“可不是嘛！”瓦尔插嘴道，“有些人是被父母管束，我是被自家女儿管着！如果我带来的人她不喜欢，她就会表现得蛮横无理，让他待不下去。”

“可我的判断总是对的，不是吗？”克丽丝认真地问。

“那是根据你的标准。可你不理解我。有时候，我找不到符合我标准的人，可我真的太寂寞了，我想做爱，想找个人说说话——就像和我喜欢的女性朋友一样，我喜欢保持一定的平衡——于是我会带回来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上天赐予你的礼物那样……”

“如今这些都是说说而已了，”塔德煞有介事地说，“你现在有我了。”

瓦尔惊讶地扭头看他。他热切地看着她，握住她的手。她任他握着，但转过身去，若有所思。

本皱了皱眉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米拉不停地哭着说，我们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感觉会很恶心。她说了一遍又一遍。我问她，瓦尔和塔德住在一起，她会不会觉得恶心，她说那不一样，你离婚的时候克丽丝还小，而且她是个女孩，那不太一样——可她又冲口而出，说她刚知道你和格兰特在一起，而且他有时会在你家过夜时，她感到很震惊。”

“好吧，”瓦尔懒懒地说，“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她爱你。”

“你怎么知道？爱情就像黑板擦吗？不需要我的时候，她就把我一脚踢开？”

“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想，如果她对你的感情不深，也就不会这么难过了。你知道吗，她和她的儿子们关系并不亲近。或许正因为她太爱他们，才疏远了他们。她在意他们的感受，他们三人的关系本来就没那么亲近，再看到她和你在一起……你能理解的，对吧？”

“我想能吧。”

瓦尔坐直身体，两腿一盘，摆出一个打坐的姿势。她向本靠过去。她有些醉了，声音变得有点儿孩子气，每次喝醉酒，她都会这样：“本，我是认真的，你真应该听我的。”

他倾身过去，在她唇上轻轻吻了一下，说：“我在听。”

塔德的胳膊猛地一颤，头昂了起来。

“好——吧！”她说着坐回来，“谁要玩——”她环顾四周，开始清点人数，“一个，两个，三个……哦……哦！加上我四个！玩桥牌怎么样？”

4

本的建议让米拉惊慌失措，她一度无法去想这件事，甚至有些恼怒——这揭开了她内心深处的某种秘密，而突然之间，她就被迫要去面对、去挖掘这个秘密。她朝海边走去。夜色温柔，蟋蟀在快乐地鸣唱。远离了霓虹闪烁的城市，夜空一片暗蓝，星星在空中闪烁。她问了自己一个又一个问题。是因为她的生活一直太安逸、太正统、太符合主流的道德规范，所以她才不曾被迫做过道德上的抉择，才没有陷入过如此无助的境地吗？她还记得，自己曾暗自批评人们将通奸行为看作道德犯罪。但她也记得当她发现布利斯和保罗真的有私情时，自己震惊的心情。那时，她告诉自己，令她难过的是阿黛尔被背叛——阿黛尔把布利斯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提醒自己，玛莎和大卫在一起时，她就没有被吓到。但是，玛莎和乔治对彼此很坦诚，他们没有欺骗对方。

可她又欺骗了谁呢？她的儿子们知道她离婚了，他们去父亲家时也和他现任妻子住在一起。他们会明白的吧，如果她也……他们应该能理解！谁又能怪她呢？她难道就没有过自己生活的权利，没有享受生活、友谊和爱情的资格吗？

她走到了沙滩。海湾很平静，只在月色下泛着涟漪。沙滩上空无一人，只有几辆车停在边上，车里还有人。她僵硬地别过头，朝海水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孩子们和本一起住——不，还不是，只是知道她和本的事，自己就会觉得难过。她左思右想，感到心中阵阵刺痛，可就是找不到答案。她走啊，走啊。过了一会儿，她感觉累了，想睡了，于是决定返回小屋，可她突然发现，她一走动就开始牙疼，于是把这怪到了本的身上。毕竟，这些年来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甚至不曾有过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来，她一直平静而快乐地生活，无须让牙医用探针检查她的痛处。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她的敏感呢？他一直坚持己见，逼迫她，如此迟钝。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他这是在阻碍我的生活，她想。

她慢慢往回走。本在她心里的形象变得可怕起来。她再也不想见他了。一想到自己就要回到那座小屋，面对他，甚至和他同床共枕，她就感到痛苦不已。可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三间卧室。也许她可以和克丽丝一起睡，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要和那个人并肩躺在同一张床上，真的感觉糟透了。

还有两天，她的儿子就要来了。他们只待两周。她很少见到他们，可他们是她的孩子。他们占用她的时间已经够少了。他为什么非得侵占那点儿时间呢，非要打扰呢，好像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似的？

她停下脚步，满脸是泪。她试着回忆昨天的感受，那时她还全心全意地爱着本。她试着回忆他们第一次做爱的那个晚上。可都没有用。那些记忆就像发生在国外的新闻——都是遥远，但难以引人共鸣的事实。他这样做，他那样做；她感觉这样，她感觉那样。没错，她高潮了，那种感觉确实很好，可已经感觉如此遥远。而且，那天那个淫妇已经死了。那会在她记忆里留下永远的痛，因为那一切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无可避免地走到了这个地步。她以前没有认清他的本质。他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压力。他像一片黑暗，妄图笼罩她的生活。

她的心伤痕累累。她痛苦地返回了小屋。灯还亮着，可大家都已经睡了。当她打开前门时，瓦尔跌跌撞撞地从卧室里出来，拉着身上松松垮垮的睡袍。

“你还好吧？”她睡意蒙眬地问。

米拉点点头。

“抱歉，我现在不能陪你说话了，我太累了。”瓦尔抱歉地说。

“没关系。”

“对了，虽是老话，但也不假——睡一觉起来，想法就不一样了。”

米拉僵硬地点点头。她不好意思问瓦尔克丽丝可不可以和她一起睡，更不好意思径直闯入克丽丝的房间。于是她在洗手间里换下衣服，穿上睡衣，悄悄钻进本的被窝里。她很安静、很小心，尽量不弄出动静。他躺在他的位置上，脸没有朝向她。她僵硬地躺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没有面对他。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他根本没有睡着。他的呼吸声表明他还醒着。可是谢天谢地，他没有说话。她僵硬地躺着，尽力绷紧身体，避免触碰到他。又过了一会儿，他蜷起身子，呼吸渐渐深重。她苦涩地想，他竟然还能睡着，因为她压根睡不着。那晚，她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她觉得自己的体内仿佛中了毒似的，情绪完全掩饰不住。

一切并没有变好。米拉和本静静地收拾好行李，放在她的车上。和瓦尔、克丽丝和塔德告别后，他们一路默不作声地开回了波士顿。到了本的住处，他下车从后座拿出行李箱，在车子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移到驾驶座上。可她并没有看他一眼。她害怕她的脸会暴露出她的真实感受，会反映出她对这个侵略者的恨——对她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试图挤进她生活，试图控制她的人——对，就是这样，男人都一样，进入她的生活，然后改造她，最后让一切都带有他的痕迹。

她开车离开了。他并没有再打电话给她。孩子们到了，她试着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带他们去了瓦尔登湖、格洛斯特港和罗克波特镇。她木然地和他们一起走在两个月以来和本一起走过的路上、街道上。她带他们去了川菜馆，他们很喜欢：她带他们去意大利餐厅，除了意大利面，他们还点了别的东西。看来他们的口味比以前杂了一点儿。她木然地和他们说话，他们隔着很远地回答她。这一次，他们没带电视来，可在看他们无聊地度过了两个晚上后，她替他们租了一台。但他们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看很久。她甚至看到他们时不时拿出一本书来看。

在他们和她待了一周之后，一天晚上，她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一边喝白兰地，一边抽烟。孩子们之前在房间里看电视——或者她以为是这样，因为克拉克无所事事般地走出来，坐在她对面，他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儿。米拉感到心里一暖，感激他和她分享孤独、沉默和黑暗。

“妈妈，谢谢你。”他突然说。

“谢我，为什么？”

“谢谢你带我们到处转。你本来有那么多事要忙，而且你之前已经去过那些地方，一定烦了。”

他看出了她消沉的情绪，并把它理解为厌烦。“我并没有烦。”她说。

“是吗？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这可不太妙。他已经察觉到了她的情绪，她要是不解释，他就会以为她是真的烦了，刚刚那么说只是出于礼貌。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也只能做这些了，”她很谨慎地说，“我没多少能为你们做的，你们的爸爸……”

“他从来不陪我们，”克拉克愤愤地打断了她，“我们整个夏天都在那里。他带我们去划过三次船，带着他妻子和一大群朋友。他甚至都不和我们说话。每当谈话涉及那种事的时候……唉，你明白的，他就让我们出去。”

“什么事？我不明白。”

“嗯……”

“你是说，他们开始谈论性的话题的时候？”

“不！根本不是的，妈妈，”他解释道，声音里充满了厌恶，“那些人从不讨论性。我是说——他们会说起谁离婚了，谁偷税了……这类的事情，你知道的，就是那些很现实的事情，”他最后总结道，“就是那些不是客套话的事情。”

“哦。”

他们一同沉默了。

克拉克又说：“总之，谢谢你，尤其是我们表现得不那么好——也就是显得不那么感兴趣的时候，你也不会怪我们。”

“至少你们这次表现得比上次好多了，”她讽刺地说，“这次你们至少表现出了一点儿活力。”

她想：他给了我一件武器，我就用上了。她在想为什么。她在想自己在表达什么意思。她意识到自己是在责备他，责备她的儿子。她怪他存在于这个世上，怪他这些年来给她带来那么多麻烦，却一点儿回报都没有，怪他需要换尿布，怪他半夜吵醒她，怪他把她困在了厨房、浴室和家里，怪他进入了她的生命，却并没有让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值得的。那什么才是值得的呢？如果他成为毕加索或者罗斯福，就能报答她了吗？可他才十六岁，而且资质平平。总之，她把自己的不幸怪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必须得面对这一点：她觉得只能在他们和本之间做出选择，而她选择了他们，却为此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克拉克终于站了起来。她知道他要出去了。她得说点儿什么，可她脑子里一团乱。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克拉克。”

他朝她走近一步。她伸出手，他走上前握住她的手。

“谢谢你谢我。”

“没关系。”他慷慨地说。

“你愿意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吗？”她紧张地问。

他微微耸了耸肩：“当然了。”

“我会邀请他们来吃晚饭。我不知道谁还在镇上，可我会给他们打电话。我的朋友们特别好，克拉克——对了，你见过伊索的，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她听到自己喃喃着说。

他们的手仍握在一起，他抬起头，放低胳膊，这样他们就像在慢慢地、温柔地握手。

“你以为我厌烦了，其实不是，”她的声音激动起来，“我只是非常不开心。”

他放开她的手。她的心脏停跳了一拍。他一定很讨厌听到她说自己不开心。他在她脚边坐下来，仰脸看着她。黑暗中，街灯照进来，正投在他年轻、清澈的脸庞上。他看着她，眼珠仿佛漆黑的墨。

他轻声问：“为什么？”

这时，诺米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走廊里的灯光映出他的轮廓。他走进屋，打开顶灯。就像他爸爸一样，她不禁想。

“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她听见自己用瓦尔那样的语调说，“但请你把灯关上！”

他把灯关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进来，诺米，我们在聊天。”

他走进来，坐在门边沙发的扶手上。

“在过去的一周，我之所以看起来很厌烦，是因为我不开心。我之所以不开心，是因为，”她顿了一下，试图找出原因，“我可能犯了个错误。”

他们什么也没说，但诺米从扶手上滑下来，坐到了沙发上。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她又停下了。

“然后呢？”诺米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他进入了变声期，声音开始变得低沉。

“我有一个情人，”她说，“他提出这两周我们四个人可以在科德角租一个小屋住在一起。为此，我非常难受。我感到很尴尬。我担心你们会怎么想。”

一阵浓重的沉默。她想，我只是把重担甩给了他们而已。

“你为什么会觉得尴尬？”最后，克拉克问。

“对啊，”诺米说，“有个爱你的人挺好的，我倒希望我能。”他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

我爱你们，她想对他们说，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这就是问题所在。之所以要说谎，就是因为这个。妈妈爱你们，孩子，可那不是异性之间的爱，她不能和你们做爱，你们也不能和她做爱，那是违背伦理的。可是她知道，为了证明她的爱，她也不能和其他人做爱，你们也不要和别人做爱。最终，我们大家都幸福地生活在乐园里，一个没有性的乐园里。

“没错，他的确爱我。”她的声音拔高了，有点儿像孩子的声音，又带着些犹疑。

“他没有理由不爱你！”与她的声音相比，克拉克从黑暗中传出的声音似乎有些粗重，“你那么漂亮！”

“我不漂亮，克拉克……”

“在我看来，你是漂亮的！”他坚定地回答。

她听在心里，听出了他对她的爱和忠诚。她感觉自己之前就像裹在一层厚厚的泥壳里，坐在太阳下暴晒着，那壳子慢慢变硬，然后突然间，碎裂了一地。

“我也许应该给他打个电话。”

他们没说话，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希望现在家里来人。可她突然就不再考虑他们是否介意了。他们希望她有个爱她的人，那他们就得接受她想要的，而她想要本。她激动地站起身来，那种激动从她的声音里透了出来：“我要给他打电话。他可能睡着了，也可能出去了，可我还是想打个电话给他。”

5

他接电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她羞怯地叫了一声“本”，他的声音就变得紧张而严肃起来。

“嗯。”

“本，我现在完全想通了……也许还没完全想通，但至少明白了一些事情。我非常希望你能过来，见见我的孩子们。”

“你确定我不会污染他们吗？”他生硬地问道，她这才意识到他之前有多受伤。

“噢，本，”她带着哭腔说，“真对不起。”

“我马上到。”他说。

二十分钟后，他来了，风风火火地进来，和他们聊起了足球、棒球、学校以及讨厌的老师。他们一开始很拘谨，慢慢就放松下来，变得活泼了，然后开始打呵欠——已经十二点多了——最终困得抬不起眼皮。他们今天跟大人说的话够多了。他们回卧室之后，米拉看着本，本也看着她，像第一次做爱那晚一样，轻柔地、自然地，朝对方走过去。他们移步到沙发边，坐下来，稍稍保持一点儿距离。他们相互凝视，握住对方的手。他们沉默不语，听着孩子们进了洗手间，听他们关了灯，听到卧室的门关上。又过了一会儿，终于彻底安静了。他们拥抱在一起，米拉泪流满面，她颤抖着说：“天哪，我好想你！”本用脸颊摩挲着米拉的脸，以至于谁也分不清那是米拉的眼泪，还是他的眼泪。然后，他也哭了：“我之前就像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一样。”

他们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不一会儿就开始做爱，就在没有门的客厅的沙发上，也不管孩子们还在房间里睡觉。她也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可她并未停下来——在当时，对她来说，做爱是唯一重要的事。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在抽了几支烟、喝了杯酒以后，本穿好衣服准备回家了。

“你可以不用走的，”她抓住他的手臂，意乱情迷地说，“我不再有那种感觉了……我……不想让你走。”

“亲爱的，这沙发就连坐着都不舒服，更别说睡在上面了。如果我们两个人睡在上面，明天我们就都得去按摩脊椎了。我可不喜欢按摩，所以我还是回去吧。”

“那就回去吧，坏蛋。”她撒娇地、慵懒地说，然后转身躺着，张开四肢，“你就把那个爱你的女人扔在寒冷、孤独的空被窝里吧。”

他弯下腰，温柔地吻了吻她，使坏地说：“好啊，那是她活该。”

她回吻了他，说：“明晚六点，记得过来吃晚饭，不然……”

第二天，她问孩子们对本的印象。他们都觉得他“还好”，随后又承认，他其实“很不错”。他们还新认识了邻居的几个孩子。他们问她，今天可不可以不出去逛，他们想和那几个孩子去附近的公园里打球。

太好了！

她拿起电话，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可只有瓦尔和伊索在镇上。于是她请她们过来吃饭。然后，她开着车去萨韦诺尔市场采购了不少东西。从结婚以后，偶尔操办派对以来，她就没有买过这么多东西了。此刻的她欣喜若狂。一路阳光明媚，她哼着小曲，像个无忧无虑的狂野女人般开车回家，随性地突然转向，险些出了车祸。她提着沉重的袋子爬上二楼，气都没有喘。她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小提琴演奏的华尔兹舞曲。她跳着舞来到厨房，放下采购的东西，把牛骨放进一口大锅里炖上，开始洗菜、切菜。阳光从厨房窗户里倾泻而入。伴着唰唰的水声，从外面院子传来孩子们嬉戏的声音。

她心里一片宁静，满怀柔情。

她站在水槽边，面带微笑地拿着一串菜豆，厨房中流溢的金光、华尔兹柔和的旋律、窗外弯曲的绿树——她完全融入这一切当中。一切美好而宁静，窗外孩子们的吵闹声萦绕耳畔，高汤的鲜香扑鼻而来，菜豆的清新气味弥漫左右。她的家幸福又快乐，还有本——性感而令人激动的本——六点就会过来。这就是幸福。

她身体突然僵住了。天哪！她放下菜豆，擦干手，在椅子上坐下，点燃一支烟。这就是女人眼里的美国梦。她还是向往这样的梦吗？她明明不喜欢做饭，不喜欢购物，也并不真的喜欢房间里此刻播放的音乐。可她仍然相信，这样一个热热闹闹的家就是幸福。为什么孩子们在玩耍，本在做能带给他成就感的工作，而她就得开心地做那些没有目的、没有尽头的家务？

她站起来，撇去肉汤里的泡沫，思考着这个问题，可是她仍情不自禁地感到快乐，它再次向她袭来，就像窗外的阳光一样洒在她的头上、手臂上。这时，孩子们回来拿饮料。

“陪陪我好吗？”

“当然好！我们可以做饭吗？”诺米热切地问。

她把菜豆递给他，又递给他一把菜刀，告诉他该怎样切。她又叫克拉克把卷心菜切成细条。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是监视她干活儿，反而致使她很讨厌下厨，于是尽量避免去看他们做事。

“噫！”克拉克厌恶地喊了一声。她正在削洋葱，不由得惊慌地抬起头。

“怎么了？”

“那黏糊糊的音乐！像梦遗一样的音乐——伊索是这么说的吧？”

她笑了：“去放你喜欢的吧，只是别太大声了。”他走进客厅，放了乔尼·米歇尔的歌，然后回到厨房，轻声地和她一起唱。诺米也加入进来，他们用轻柔而甜美的声音，和她一起唱完了这首歌。米拉正切着洋葱，泪水溢出了眼眶。他们注意到了。

“都怪那洋葱。”她笑着说，放下手里的刀，用满是洋葱味的手拥抱他们，他们也抱着她，他们三人就那样拥抱了一会儿。然后米拉就回去忙了。

“糟糕，油不够了。”

“要我去杂货店买点儿吗？”

杂货店距离米拉家只有两个街区。但这两个被宠坏了的城里孩子第一次来的时候，并不愿意走那么远去买牛奶，只有汽水喝完时他们才会去。可这一次，克拉克却自告奋勇去买油。过了一会儿，她又发现没盐了，于是诺米也去了。一个小时后，克拉克又出去买汽水，然后，诺米去买咖啡。第五次，克拉克用完了最后一张餐巾纸，两人开始相互推诿。她看着他们，正要数落他们之前被惯坏了、有多么懒。但她笑起来：“我觉得我记性太差了。”

克拉克说：“妈妈，我倒不介意去，只是那个开店的老家伙脾气太臭，我进去的时候，”克拉克开始咯咯笑，“他就瞪着我，好像我有病！”

诺米哑着嗓子发牢骚：“是啊，一天就跑了三趟！”

她笑了，也忘了要责备他们。他们不是懒，只是觉得尴尬而已。她扬起下巴，装出一副贵妇人的样子，说：“就跟他说你妈是个怪人。”

孩子们笑着一起走了。

五点半时，本带着一瓶酒来了，她在孩子们面前亲吻了他。伊索面带微笑地走进来，和孩子们一起讨论棒球。瓦尔是一个人来的，克丽丝和巴特的亲戚一起吃饭去了，塔德去探望父母了。她一来就和本就一些政治问题争论起来，米拉一边在炉子旁忙碌着，一边笑听他们辩论。不，这不是美国梦，这比美国梦的内容更加自由、更加广阔。

她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吃着布里干酪和上好的黑橄榄；然后是蔬菜通心粉汤、烤牛肉、糙米、芦笋、菠菜沙拉、鳄梨、加了蓝酪调味酱的蘑菇、冻葡萄和甜瓜。晚餐吃得很尽兴。饭后，孩子们乖乖地去洗了碗。她和瓦尔、伊索、本一起拿着剩下的酒去了客厅，她感觉温暖、充实、无比满足。她试着去想，什么才是满足，它和美国梦有什么关联呢？可她太高兴了，顾不上思考这么严肃的问题。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过了一会儿，孩子们也进来了。他们并没有加入谈话，但也没有打呵欠，没有借口说要去看电视。当然，伊索不断地让他们参与进来，询问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体育运动和衣服类型。渐渐地，话题不再与这两个不善言辞的孩子有关，但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听着，哪怕是听到诸如“包摄”“累犯”“修正主义者”“阴部”“屁股”和“他妈的”这一类的词。米拉觉得，今晚真是无比成功。

瓦尔和伊索是在凌晨两点之前回家的，此时孩子们仍然和他们一起坐着。她们走后，本含情脉脉地看着米拉。他并没有要求她什么，可她觉得她自己有需求。于是，她转身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今晚我得把你们踢出卧室了，你们一个睡沙发，一个用睡袋，可以抛硬币决定。今晚，你们就在客厅睡好吗？”

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她帮他们铺好床，本把电视搬到客厅去。他们倒好酒，一起回卧室，关上了门。他们躺在床上聊天，酒和烟灰缸放在中间。其间，孩子们敲了几次门。诺米忘了拿他的睡衣，克拉克想拿他的书。他们问米拉能不能吃剩下的蔬菜通心粉汤。他们每次进来都很害羞，却也充满好奇。每次，米拉和本都很随意放松地和他们说话。有一次，克拉克进来时，他们的手还握在一起，他们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和他们说话。孩子们每次进来，都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儿，看着妈妈和她的情人躺在床上，就那样看着，眼都不眨一下。米拉看着他们那面无表情的年轻脸庞，心想：他们是什么感觉呢？他们在想什么呢？

最后，公寓里的灯全都灭了，周围安静下来。米拉和本分享了她今天的感受，以及她对于美国梦的困惑。可他并没有理解她的意思，无论她怎么说，他就是理解不了。再说，他也不是很感兴趣。他欲火焚身，不停地扯着她的上衣，可她想继续聊天。最后，她让步了，但也没有真的让步。不知是因为他对她的不理解，还是因为孩子们在隔壁，那一晚，她感觉与他有些隔阂。他们的做爱迅速且安静，很快就结束了。当本睡熟时，她不由得松了口气。

6

孩子们走后，米拉和瓦尔谈起了那天的感受。瓦尔立刻就明白了。她说：“是因为，在那一刻，你相信了永恒的幸福。”

“是的。而且如果你抓住它，就能让时间停止，将那一刻冻结，把快乐保存下来。”

“可那适用于每种幸福，不仅是这一种。”

“没错，但那种感觉转瞬即逝，部分因为，我害怕自己会陷入对永恒的渴望。不过，你知道吗，当我发现自己还会那样——去购物，快乐地哼着歌做家务时，我也感到很震惊。”她喃喃着说。

“本来就是那样啊，怎么了？”

“瓦尔，我和孩子们那天下午过得很开心。我们一起笑，一起唱歌……”她瞪大眼睛看着她的朋友，“蔬菜闻起来那么香甜、新鲜，阳光也那么灿烂，一切都很美满，但我知道我并不喜欢做饭！”她坚持说。

瓦尔笑道：“这就跟我一直学不好打字一样。我每天都得打字，可就算过了这么多年，我的打字水平还是很烂。我不想把本来就应该会做的事做得太好。”

“哦，”米拉嘲弄地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当你发现自己竟然有点儿喜欢你一直试图逃离的那个角色时，你该怎么办？”

她们都无奈地笑起来。

“你和孩子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不是吗？”

“比以前是更亲近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是有点儿担心。我想，这是愧疚感吧，我似乎摆脱不了这种感觉。让本和他们待在一起，我还是有些不安。而且他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从来不主动提起他，每当我问起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们的态度都不太明确。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取笑他——这当中，嗯，带着一点点，一点点……”

“敌意。”

米拉点点头。

“那是不可避免的，明白吗？那是一种陌生感、嫉妒感，因为对于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来说，他是一个入侵者。他们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样很好。”

米拉叹了一口气：“也对。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担心他们相处不融洽。哪怕是一点点不融洽，也会让我心中一颤，我就会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所以想做点儿什么来消除这种担心。”

“你现在说的才真的是女性版的美国梦呢。”

“期望他们从头到尾和睦相处吗？哎呀，我怎么就忘了，适度的混乱对心灵有益。”米拉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克拉克打电话来，问我下学期应该选什么课程。他和我在一起住了两周，也没怎么深入交谈，可昨天晚上，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当然，电话费是我付的。”

“哇噢！”瓦尔一手托着头惊呼起来。

克丽丝下周就要去上大学了，瓦尔——独立的瓦尔、反对家庭观念的瓦尔，开始心神不宁起来。她和克丽丝相依为命十五年了，可现在，那种生活要结束了。

伊索察觉到了瓦尔的焦虑，想到克丽丝要离开母亲独自一人去芝加哥，也可能会有同样的焦虑，于是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打算开一场欢送会。瓦尔、塔德、米拉、本、克拉丽莎、杜克、凯拉（哈利来不了）和巴特，一群人挤在两辆车里，送克丽丝去洛根国际机场。按照伊索的指示，他们都穿着奇装异服，手拿标牌、口哨和喇叭。他们到达机场时，克丽丝脸都红了，她又尴尬，又开心。

他们跟着克丽丝一路买票、安检、预订座位。这是一群举止怪异的人，但他们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他们站在围绕候机区的低矮的栏杆边（那年代没有栅栏，也不用安检），直到广播里传来“请登机”的通知。克丽丝亲吻了每个人，拥抱了她的母亲，就匆忙排进登机的队伍里。他们热热闹闹地为她打气，一边吹口哨，一边欢呼，还一个劲儿地挥舞标牌。

凯拉穿着她的旧啦啦队队长服，不停地跳起来喊：“耶，耶，谁是最棒的？克丽丝，克丽丝，克——丽——丝！”克拉丽莎穿着紧身毛裤，披着印第安毛毡，戴着头带，一脸神秘地笑着，挥舞着标牌喊道：“芝加哥，克丽丝来咯！”时不时还吹两声口哨。巴特从头到脚穿着亮闪闪的白色皮衣皮裤，他也吹着口哨，还用手在头顶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杜克身上披了条床单，戴一顶头盔，好像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他手拿三叉戟和标牌，标牌上写着“瓦尔哈拉[瓦尔哈拉（Valhalla），北欧神话中的至高神奥丁接待英灵的圣殿。]与你同在”。塔德的服装似乎没什么亮点，他身穿托加袍，缠着腰布，还用被单在胸前打了一个十字结。他一脸茫然，但偶尔也会吹响他的锡制号角。伊索穿着亮闪闪的跳伞服，戴着飞行员帽，挥舞着标牌，吹着口哨，大声喊着，时不时还帮瓦尔理一理老从她肩上滑下来的羽毛围巾。随着队伍中的乘客越来越少，作为指挥者的伊索不停挥手示意。终于轮到克丽丝登机了，大家一齐欢呼、吹口哨、挥舞标牌，他们齐声大喊：“加油，克丽丝！”克丽丝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她穿着崭新的牛仔服，戴一顶平整的帽子，头发扎了起来，一丝不乱，正显出十五岁青春少女的模样。她试图微笑，可嘴角只是抽动了一下，便迅速转身，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天哪，她走了！”瓦尔哭出声来。众人拥上来，搂住她的肩，簇拥着她上了车。他们回到瓦尔家，开了一场狂欢派对，直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我妹妹的生活也像这样。她住在一个小社区里，平日里朋友之间也有摩擦，可一旦有人遇到困难，其他人就会聚到她身边，陪伴她，关心她。他们做一些平常的事情，尽管没法拯救她，却能安慰她。也许，到处都有像这样的群体：它们有不成文的规则；它们灵活，流动性强，有人走了，又有人来，有人死去，但这个集体还会继续存在；它们受精神而非法典的约束，努力去适应周围发生的一切。

我在剑桥的朋友们也像这样，甚至更甚于常人。是伊索教会了我们这种形式的爱。伊索小时候，她的奶奶拉米亚·基思和他们一家住在一起，她对奶奶的爱甚至超过了对父母的爱。她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女孩，即便还是个孩子，也总是懂得玩乐，懂得伪装，非常理性且诚实。可在那些年里，拉米亚·基思身患重疾，免不了一死。但她总喜欢庆祝，因为在玻璃上看到了霜，或者屋前的柠檬树结了第一枚果实，她就会烤一个蛋糕，或者用皱纹纸和丝带把客厅装饰一番。从圣帕特里克节到哥伦布日，每个节日，她都会买一些喇叭、口哨和小礼物。克拉丽莎·达洛维[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于1925年的长篇意识流小说中的主人公。]说：“派对刚开了一半，死神降临。”而拉米亚·基思则说：“在我去死之前来开派对吧！”伊索回忆着。

在机场的欢送会给了他们灵感。于是，大家开始策划各种派对。问题是要有足够的钱，找到合适的日子。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装扮成你最喜欢的人物；装扮成你最喜欢的小说角色；装扮成你最喜欢的作家，并且要演出他的特点。

环境可能很差，点心可能很少，但派对非常有趣。他们发明了新游戏：三四人一组，以不同作者的风格，表演出一个故事情节。瓦尔、格蕾特和布拉德分别要以亨利·詹姆斯、田纳西·威廉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表现出一个丈夫发现妻子是异教徒时的情景。瓦尔扮演丈夫角色，因为她个子最高。伊索、凯拉和杜克则要以菲尔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诺曼·梅勒的风格表演同样的主题，但杜克不愿意，于是克拉丽莎取代了他的位置。他们常聚在伊索家里，因为她家有很多唱片。他们全体单膝跪地，伴随着阿尔·乔尔森的音乐一起唱《斯旺尼河》，或跟着朱迪·嘉兰一起唱《离开的男人》。他们还会两人一组，伴着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像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吉·罗杰斯一样跳舞，伊索在沙发垫上就跳了起来，她踩在上面，把沙发推倒，然后跳下来，脚尖着地，旋转着跳开。他们带来了手杖、大礼帽和其他从垃圾堆或阁楼里找来的奇怪装备。本和塔德表演了《等待戈多》中的一幕场景；格蕾特和艾弗里分别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电影的风格表演了一幕爱情剧场景。他们排成一列，一起跳踢踏舞，或者假装成“火箭女郎舞蹈团”。他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行一行地作诗，还为莫须有的色情小说或列入写作计划的侦探小说构思情节。

参加派对的人随时都在变动，但派对的中心始终是伊索、克拉丽莎、凯拉、米拉和本、瓦尔和塔德。杜克在家的时候也会来，但他不是很乐意参加这种活动；哈利从不参加，但有时他会在深夜来接凯拉。格蕾特和艾弗里恋爱了，他们经常过来，带着由衷的喜悦扮演角色、玩游戏——尤其是格蕾特，她的表演很精彩。可是，要说谁是每场派对的中心人物，这个人非伊索莫属。这种创造性的想法源自她，而且她还支配着这群参加派对的人。在这个夏天里，她的皮肤晒黑了，她的秀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又高又瘦，肤色黝黑，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她那浅绿色的眼睛，镶嵌在圆润的棕色面庞中，她长发飞舞，美得那么张扬。她像视察工作一样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个人都停下来看她，她仿佛一块磁铁一般。

伊索总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这并非假装，而是来源于她对自己和生活的感受。她也曾焦虑，也曾害怕，可还是决定冒险，于是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有一群朋友围绕在身边。她脸上洋溢着满足的表情，她相信各种可能。那个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她。当她走进来时，每个人的脸庞都被点亮——就连哈利也是。这并不是因为她多么漂亮，举止多么迷人，而是因为她无法定义，才如此令人着迷。大家都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她，不可能完全束缚住她。

就连了解她的米拉也有这种感觉。她和伊索曾在很多个晚上一起聊天，伊索试着把一些她对生活的感受传递给米拉。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也许一直都是吧。可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不同的。怎么解释呢？就像有些小孩是棕色眼睛，有些是蓝色眼睛。你可能会发现，你是邻里一带唯一长着绿色眼睛的孩子，可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觉得那是不同。就像有的小孩跑得快，有的小孩东西扔得远，还有的小孩滑冰滑得好，这些东西使他们变得特别，但并不是不同。重要的不是不同，而是那些不同之处被赋予的意义。我知道自己对女孩的感觉，很早就知道了，但我那时以为大家的人生都应该是一样的。我假定自己会结婚生子，就像我的母亲和姑妈一样。

“可是，一路走来，我发现自己对女孩的感觉与其他人不同。我发现，我的感觉，我的不同，有一种称呼，那是一种不太好听的称呼，我成了败坏道德的、堕落的、恶心的人，那让我大吃一惊。于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变得保守，认真审视自己，并且注意自己的穿着和行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我那可鄙的倾向不要表现出来。可它还是表现出来了，被那些喜欢我的女人看出来了。你想不到在大学里有多少那样的人想和我交朋友。我被吓到了，于是残忍地拒绝了她们。我不想做我自己。

“我以为自己能够摆脱它。于是我开始答应和别人约会，在车里接吻，并放任别人来引诱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实在太冷酷，太处心积虑了。最后，我订婚了。我的父母很高兴，他们一定感觉出我有些地方不对劲了。我和一个非常帅的男人订婚了，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法学生。他是个很绅士的人，虽然有点儿乏味无趣，但他有一艘船，并且船开得不错。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去船上，那就足以弥补一切了。我以为自己可以和他结婚。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我想，那样的婚姻生活，肯定有很多个周末都会在船上度过吧。我讨厌上床，可我不让自己去想这些。他也不逼我，大多时候我都离他远远的。我让步的时候，也是因为醉得不省人事。

“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出乎意料地来到我的住处。当时我正在复习，因为第二天我有一个经济学考试，你也猜得到，不是我擅长的课程。”她笑着说。伊索是出了名得不细心。“他当时醉醺醺的——我猜他之前是和一群大男人一起出去了，可能他们一直在谈论‘上床’之类的话题吧。我不想上床，惹他生气了，如他所说，他是来行使权利的。如果是在其他时候，或许我会让步，只为了让他闭嘴，能让他赶紧离开。可是那一晚，我不想让步。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要考试，我得复习，那不是得不得A的问题，而是会不会挂科的问题。可他却毫不在意。他看起来邋遢极了，全身散发着难闻的酒和呕吐物的味道。他把我推倒在房间里，还打了我一巴掌。我也扇了回去，试着推开他，可他整个人压在我身上，我没法动弹。最后，他强奸了我。就是这样，虽然法律也不支持这种行为，可强奸是丈夫和男朋友的权利。

“完事之后，他睡了过去。我继续回去复习，却没法集中注意力。我非常愤怒，脑子里全是血腥的画面，无法思考。第二天早上，我去考试了。回来后，他正坐在我的餐桌旁喝咖啡。我就那样看着他，可他似乎没发现什么不对，还摇头晃脑地说笑着。他说自己被‘扇’的时候，好像他是做了什么有趣的事儿似的。我问他记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他摆出一副小男孩做错事般的表情说，他知道他推了我。‘推’了我。然后，他又笑了，还自以为幽默地说：‘你的内裤可不是全镇最性感的哟。’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

“我站在那儿，慢慢地摘下了订婚戒指——那是一枚小小的钻戒，你能想象我戴着那东西的样子吗？然后，我拿着戒指进了洗手间。他站了起来，一副困惑的样子。我站在马桶边，等他走到门口，就把戒指扔进马桶里，按下了冲水按钮。他试图阻止我，可我的动作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于是，他只能站在那儿大吼大叫，根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等他回过神来，跟着我出来时，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我说：‘你再动我一下，我就告你暴力威胁罪和强奸罪，你再去酒吧时就是有案底的人了。’他满腔怒火地站在那儿，把我用各种污言秽语骂了个遍。他开始想自己该怎么办，看样子是真的很想打我一顿。可那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想杀了他。他也意识到了这点，最终溜走了。

“事情就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和哪个男的有过瓜葛。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我经常出去旅行，试着寻找其他解决办法，试着逃离自己。然后我就遇到了艾娃。”

“你的考试后来怎么样了？”

“挂了。我总觉得，那只是我付出的小小的代价，它让我在结婚之前看清了那畜生的真面目。他可以怪我不诚实，没有跟他出柜。可那晚之后，他再没资格怪我了。”

“我常在想，如果我说‘不’，就只是简简单单说‘不’，诺姆会如何反应。他可是太应该被拒绝一次了。”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会使用暴力，至少不会立刻那样做。不过，如果我一直拒绝他，也说不定……可他一直觉得和我上床就像强奸，因为我很不喜欢做爱，而且他也知道、能感觉到。那倒反而会让他兴奋吧。”

“天哪，男人。”伊索摇着头说。她伸展身体，让头发散落到椅子上。“做自己的感觉真好，感觉太好了，感觉好才是真的好。”她咯咯笑着对米拉说。

伊索的眼睛很漂亮，她的嘴唇也泛着光泽，她的头发仿佛罩上了一圈甜蜜的光环。米拉希望伊索向她敞开怀抱。她想走到她朋友身边，拥抱她，或者被拥抱。可是她做不到。

她想：她并不喜欢我，至少不是“那种”喜欢。我老了，没有魅力了。

她们久久凝视着对方。这种感觉逐渐消失了。伊索转身打着哈欠说：“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7

那年的圣诞节，米拉回新泽西老家看望父母，却丝毫不快乐。沃德夫妇上了年纪，处处表现得体。在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没有穿着睡衣吃过早餐，他们的孩子也没有过，直到米拉上个圣诞节回去。她不仅穿着睡衣下来了，而且在那里坐了一两个小时。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沃德先生吃饭时也不忘穿衬衫和外套、打领带，就连周末一整天在院子里锄草时也不例外。沃德太太也每次都穿着得体的裙子，戴着首饰。他们看见米拉穿着便裤、毛衫坐在餐桌边时，都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可是，女儿已经三十九岁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年也才回来一次，再数落她显得不合礼数。于是，他们什么也没说，可是他们坐在她身旁，感到很紧张，很不自在。

沃德家有固定的习惯。他们下午四点为晚餐更衣，五点喝茶。他们只喝一种茶——曼哈顿冰茶，所以不理解别人为什么会喝其他的饮料。晚餐通常是一块羊排、两茶匙豌豆配马铃薯罐头，偶尔会有抹着浓蛋黄酱的生菜沙拉，或者烤鸡胸肉加两茶匙罐装青豆。过节的时候，可能会多一块烤牛排和煎土豆。甜点照例是两块蛋糕，一黑一白，其中一种沃德太太每周都会烤一批，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年。

他们的房子和食物如出一辙。所有的东西都很有品质——却很单调，重在耐用，是以一种沃德夫妇所谓的“高品位”的眼光挑选的，他们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嗤之以鼻。已经褪了色的棕色威尔顿机织绒地毯比浅褐色墙纸的颜色还要深，粗花呢椅套已经用了十八年。他们话里有话地说，他们的家具之所以保养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不抽烟。米拉在家的时候，他们常故意当着她面把窗户打开。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米拉。而是因为她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家非常干净、安静、整洁，她每次来，他们都得痛苦地忍受她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当然，她确实很小心了，这点他们得承认。晚上，她会自己倒烟灰缸，自己拿白兰地和杜松子酒，自己洗杯子。可是，她走后好几天，原来散发着柠檬味的客厅里仍残留着烟味。每天早上，厨房里都有一股酒精的味道。她的牙刷、梳子和刷子胡乱堆放在洗脸架上，有时水池里还落满她的头发。他们并没有抱怨。可她感觉到了他们的难处，他们很难接受在他们看来的那种脏乱的生活，她侵犯了他们那单一的生活方式。

可她还想更进一步地侵犯——她想和他们聊天。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们严格地遵守着对话原则。他们家有各种层次的礼节。沃德太太的朋友们可能在某个下午过来喝咖啡，低声告诉她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沃德先生可能去五金店见某个人，听他讲一个可怕的故事。他们还会在床头私下交流这些吓人的信息。有时候，有夫妇来访，当妻子进厨房帮沃德太太准备男士们喝完姜汁和威士忌之后要用的咖啡和蛋糕时，沃德太太也会小声地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她。但这些事绝不能公开讨论，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讲。米拉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可以赢得母亲的信任，当她们午后坐在客厅里，听着沃德先生在地窖里敲打什么东西时，沃德太太会告诉她一些自己的小秘密。但那些秘密只能很小声地说出来，说的时候还得用余光瞟着地窖的门，米拉明白，这样的话题稍后便不能提起了。很小的时候，米拉就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她并没有多想，但她明白，那讲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事。生活中的一些迹象表明，要么是因为男人太脆弱，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想被打扰，所以女人只在私下里悄悄说这些事。可她感觉，母亲肯定偶尔也会在私底下和父亲说起这些事。这在她看来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礼节游戏，她想要打破它，想把它摆到台面上来。

米拉年轻的时候，只能公开谈论一些规定了的话题。你可以谈论你的孩子，但前提是他们还小，而且不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可以谈论如厕训练；不可以谈论高中辍学；绝不可以谈在晚上狂欢的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房子；可以谈钱，但不可以谈资金问题；可以谈论新水壶的价格；可以谈论税收提高了多少；不可以谈论家里入不敷出。你可以谈论你的丈夫或妻子，可也只能说某些方面。可以提他刚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可以提他刚买了一台割草机，也可以提他升了职，但绝不可以提他刚被查了税，否则意味着你地位不保。而且，如果你提到他周六晚上在俱乐部里喝醉了，跟人打架，那么你会说出这件事带给人的震惊比这件事本身给人的震惊还要大。有些事可以提一下，但不能说得太详细。比如，那年夏天，关于亚当斯家的闺女在离家三栋楼开外被强奸的那件事。大家都知道她晚上十点从汽车站步行回家，突然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然后……你懂的……那可怜的孩子开始尖叫，可是没人来救她……后来她被送到了医院，但她看上去并无大碍。叹息声、啧啧声不绝于耳。这些留白导致大家穷尽一切想象，把这件事想得非常暴力、下流。毫无疑问，对沃德先生和沃德太太的每位朋友来说，“她被袭击了”这句话包含了许多隐含的内容，那些未说出口的细节，每一个都演变为生动的桃色画面，盘旋在苍白的事实后面。

沃德夫妇不喜欢犹太人、有色人种、生很多孩子的天主教、离婚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行为。沃德太太瞧不起爱尔兰人（他们搭棚子住）、意大利人（邋遢、有大蒜味）、冷漠的英国人（她从没说过自己和丈夫是否属于这类人）、德国人（酒鬼和恶霸）、法国人（好色——尽管她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就像面目模糊却无比可怕的魔鬼）。至于其他人种，则太过陌生，甚至不被认为属于人类的一员。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们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各种各样的人搬了进来。于是，好奇又爱社交的沃德太太会停住脚步，跟婴儿车里的婴儿温声细语地说话，然后不知不觉又和婴儿的母亲攀谈起来。她可以跟别人解释：“嗯，虽然他们是……但他们人真的不错。”她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朋友。

米拉离婚，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他们无法原谅米拉成为第一个让家族蒙羞的人。尽管他们知道提出离婚的是诺姆，知道米拉曾经是一名模范妻子，可他们仍然深信，妻子的首要职责就是牢牢地抓住自己的丈夫，而米拉失败了。诺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那座漂亮的大房子里，这让他们很受伤。他们只是偶尔和米拉提一下，可每次提起，眼里都会有一种悲痛的神情。

“那天我们去巴克斯特家时，路过你以前的家，看见诺姆栽了新的灌木。”他们说。

每次米拉到家，他们都会激动地拥抱她、亲吻她。他们会给她做午饭，然后坐在餐桌旁喝咖啡，问她：接下来要去哪里？路上堵不堵？学业还顺利吗？这对沃德太太来说，又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她一辈子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中年女人还想回去读书，每当想起这个问题，她就很难忍受。你现在在干什么？口试。噢，是什么口试呀？噢，那之后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毕业，重新回到成人世界？论文。噢，当然。论文都写的什么？去年他们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明年还会再问。

朋友的话题在家里是可以讨论的，于是米拉会和他们讲发生在她朋友间的新鲜事。可他们除了瓦尔，谁都记不住，哪怕她经常和他们提起伊索，以及最近在她信里提过的克拉丽莎和凯拉。似乎在他们看来，瓦尔和她年纪差不多，所以才能被归为朋友之列，而其他人则只是“年轻学生”。米拉决定给他们讲讲派对的事。他们听得云里雾里。沃德太太不明白，那些年轻学生本来就没多少钱，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做这些无聊的事。

“为了好玩啊。”米拉说。可沃德夫妇更不能理解了。

聊天过程中她提到过几次本，可他们谁也没问本是谁。

该轮到沃德太太说他们的朋友了。沃德夫妇有许多认识了三十多年或更久的朋友。他们还认识这些人的儿孙、堂表亲、叔伯（大多数都已经过世了）、姨婶。他们知道很多故事。这个人的女儿搬走了，她的丈夫升了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了；那个人死了。谁家生了小孩，谁家的孩子上大学了，还有谁又离婚了——她特意降低了音调，谁的儿子在吸毒——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更低了。

米拉很震惊，原来就连贝尔维尤也在发生变化。她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周围的世界是多么清白、纯净。她知道自己不符合那里的标准，还一直怕自己污染了那里。当然，当妈妈的朋友们来访时，她总会被遣回房间。她结婚以后，偶尔回家看望父母时，还记得他们谈论起某些老朋友的丑事。比如，据说马丁森家有人离婚了——可能是哥哥吧。有人提到哈利·克朗凯特时，大家沉默了一阵，最后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可现在，他们在吃饭时谈到了离婚，还有毒品。沃德夫妇频频摇头。世界大难临头了。米拉想，这是真的，他们的世界真的会这样，因为像毒品和流产一类的丑事会打破他们那精心打造的社交生活的表面。处处都有生活危机。

可她仍不得不听着那些陌生人或是其他她没什么印象的人的无聊故事。他们的行为没有动机，也没有结果，就像核潜艇的零件目录一样枯燥乏味。可沃德夫妇乐在其中。偶尔，沃德先生会打断他妻子的话，“不对，不是亚瑟，是另一个兄弟，是住在克利夫兰的那一个，唐纳德”，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小小地争论一番。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些，好像可以说上三天三夜似的。这让米拉想起了她从伊索那里借来的色情小说。其中有一个男解说员，基本上每一页，他都会做爱。其中有一些细节：他和A，B或者C做爱，在火炉前的毛毯上、在秋千上、在浴缸里。可大部分情节都是机械、啰唆的生理行为的描述。

“他们就这样来激起自己的性欲。除了手淫，他们还希望做爱像举行仪式一样。”伊索解释说。

“那是意淫。”凯拉补充道。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样呢。”米拉说。她还无法说出“意淫”这个词。

“哦，当发生在别人身上时，的确如此。你知道吗，当你撞见两颗心彼此点燃，而且你还能感觉到火花，那种感觉棒极了！但这种情况不同。”

米拉想，如果她对父母说，她觉得他们是在意淫，他们会作何反应。

可她最终只说了一句：“要来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吗？”反正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会吓一跳。

好消息讲完以后，该轮到坏消息了。由于失礼的举止和资金问题是禁止谈论的，所以，唯一可以谈论的坏消息就是疾病和死亡。对此，沃德夫妇可谓移动的百科全书。他们知道每个朋友的每种病的每个症状的每处细节，知道医生开给每个人的账单。因为沃德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已经七十多岁了，所以那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花销。看病的花销确实令人惊愕。沃德夫妇被病痛本身和昂贵的花费吓到了，可除此之外，他们还感到困惑，尽管他们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困惑。他们忧心忡忡地说：“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在大萧条时期，沃德夫妇的大多数朋友都和他们一样，并不宽裕。他们生活节俭、工作辛苦，快五十岁的时候，因为战争日子才好过起来。他们并没有想到是战争带来了他们优渥的生活，他们对此并无道德负担。他们都相信科技，相信科技带来进步。社会主义令他们感到恐惧，在他们看来，就连公费医疗制度也是罪恶的。米拉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社会，它恰恰摧毁了那些支撑着它的规则的人。因为连那些人都负担不了高额的医疗费用，而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连还没生过大病的沃德夫妇，也很难依靠沃德先生的退休金度日。自从认识了本，米拉对政治的那一点儿微弱的兴趣渐渐变得浓厚起来，他经常谈论政治，可她这次回家才第一次看到政治的实际运用。除了道德方面，这个国家的体制并不支持那些拥护它的民众，这样的体制迟早要完蛋。她试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父母这一点，可他们听不进去。在他们心中只有两种概念：资本主义好，高额的医疗费不好，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她最终放弃了。

九点半时，米拉开始感到头痛了。她盼着十点赶紧到来，那是沃德夫妇看电视新闻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就寝。她已经走神了。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她要买一些小东西，要包礼物，下午，孩子们还要过来。他们会留下过夜，一直待到圣诞节的下午，再去他们父亲家。接下来又是一顿圣诞节晚宴，然后要打扫卫生，接下来要谈论礼物。之后，她只需再待上一天，就走了，沃德夫妇并不会不高兴。她走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给家里通通气，擦亮盛白兰地的矮脚杯，把它放回瓷器柜的最里面。她暗自想着是不是可以早点儿走。突然，沃德太太不说话了，她当时正在讲惠特科姆先生家二堂兄的肝病，米拉没怎么听。

房间里突然的沉默令米拉抬起了头。沃德太太正坐在一把直背椅上，旁边是一盏昏暗的台灯。母亲骨节粗大的手一动不动地、轻轻地握着，放在膝头。

“我们很快也会死的。”她说。

米拉惊讶地看着她。母亲看起来并不老。她发色灰白，可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她是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可以穿着高跟鞋、戴着耳环在家里跑来跑去打扫卫生。她的动作比米拉还敏捷。父亲动作一直都很迟缓，自从退休，他的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会打破过去的规矩，在晚餐前穿着绒拖鞋。他整天在家里逛来逛去，找点儿物件修修补补，他坚持认为，有很多东西需要他修补。

她望着他们，他们并不老，至少不比以前更老。他们一直是这么老，她也记不起他们别的模样。她曾见过一张母亲的照片，那是在她结婚之前照的。那时的她，头发乌黑，长得像格洛丽亚·斯旺森[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1899—1983），美国女演员，以其在无声电影中的生动的表演技巧和个人魅力著称。代表作有《日落大道》《航空港七五》。]，看起来美极了。她一手扶着宽边帽檐，微笑着，秀发随风飘扬。她的眼眸明亮、富有生气，笑得很灿烂，看上去充满活力，发自内心地快乐。她也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一战”时的军服，正准备出国作战。他修长白皙，她想象他的脸颊是红扑扑的，就像克拉克一样。他眼里满怀希望，看上去腼腆、文弱，就像一个浪漫诗人。

他们后来怎么了？坐在她面前的，显然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活力的漂亮姑娘，那对未来满怀希冀、敏感温柔的小伙子。此刻，他们不在这间屋子里，也不在那两具面目全非的皮囊之中。生活已将他们困在按揭和贷款里，不是吗？是不是仅仅生存本身对他们来说已经那么难，以至于其他一切都成了奢侈品？认为自己还活着就算奇迹的她，是否只是比他们更幸运一些而已？毫无疑问，精神要依赖于肉体的存在，但艰辛的生活并不一定会扼杀所有受难者的心灵。或者，真的是这样吗？他们真的过得那么艰难吗？还是说问题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她回忆起他们以往的生活，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又觉得他们无可指责。他们没有更广阔的生活空间。而现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只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更因为他们接受不了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仿佛能听到瓦尔说，这就是生活的代价。他们被迫为自己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曾经想要什么呢？是穿着卡林顿太太那样漂亮的绣花衣服、用银茶壶上茶吗？那一套银茶具还用布盖着放在瓷器柜里呢。是提高社会地位吗？是吧。可那需要一定的目标和一定的方式。他们确实提高了，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现在是贝尔维尤的老居民。卡林顿家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很久以前从巴黎、棕榈滩、萨顿来到这里，旧的卡林顿宅邸现在是一所私立学校，米勒为老人们重新安了家。

随着新闻播报员说出“晚安”，她的父母站起来，关了电视，转身对她道晚安。她也站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他们，是真正地拥抱他们，而不只是礼节性地贴面亲吻。他们吃了一惊，身体稍稍僵硬了一下。父亲甜甜地、腼腆地一笑，母亲则笑得很爽朗。可最终她只说了一句：“亲爱的，别睡太晚了，知道吗？”父亲则说：“你睡觉时得把暖气关小一点儿，米拉。”他们说完就上楼睡觉去了。

8

圣诞节那天早上，沃德一家很早就开始“过节”了：沃德太太一大早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要赶在下午三点左右准备好晚宴。之后，大家就会坐在客厅里，打着饱嗝，昏昏欲睡。有一些男人——只能是男人——可能还会打一会儿盹。其他人就坐下聊天，直到晚上八点，再上火鸡、三明治和咖啡，大家不说话的时候就吃东西。如今，因为米拉离婚了，孩子们在节假日不得不和他们的父亲分开，这破坏了老传统，她的父母至今还无法接受。

如今，他们会在平安夜办一个小小的派对，邀请一些亲戚来做客，“好让孩子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家人”，沃德太太痛心疾首地说。孩子们会在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前离开，错过圣诞晚宴，她便会邀请其他家庭成员来赴宴，以帮她度过这段不自在的时间。

米拉在公交车站见到了孩子们。他们打扮得很得体，身着短夹克，打着领带，精心梳洗过，尽管头发有点儿长了。他们在车里时很活泼，可一走进沃德家，就变得很克制甚至拘谨。先逐一和大家贴面吻，聊一下交通状况、天气，然后长辈会客套一下，问问学业情况。他们端着可乐坐在客厅里，米拉说：“等着，看看我买了什么！”

她跑上楼，迅速换好衣服。瓦尔帮她选了一件蓝绿相间的大喜吉装[原文dashiki，是一种色彩鲜艳、宽松的男式套头衫，流行于欧美等国的黑人群体。]，她把衣服往身上一套，忘了穿胸罩。她上眼睑涂了漂亮的蓝色眼影，眼珠看起来更蓝了。她还戴上了夸张的金色大耳环，那耳环扯得耳朵疼，可她咬牙忍住了。她狠狠地对自己说，我得跟他们摊牌，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因为她知道，家人都会按老规矩着装：男人穿深色套装、白衬衫，打着红蓝、红金或蓝金相间的条纹领带；女人穿三件套，头发梳起来、定型，穿高跟鞋，拎配套的手包，大胆一点儿的可能穿针织女衫裤套装。

她就像出席典礼一样走下楼梯，站在儿子们面前，灿烂地笑着。他们也回以灿烂的笑容。“你看起来很漂亮。”克拉克说。“对了，你那衣服是在哪里买的？”诺米问，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见她没有回答，他继续追问：“是在马萨街木球店旁边的那家小商店买的吗？还是在布拉特尔街？”看样子他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她问他。他害羞地说：“呃，那里也有卖男孩穿的衣服，对吧？”

“你是说你也想要一件？”

他耸了耸肩说：“也许是吧。”

沃德太太见到她女儿时，眉头皱了起来，但她转而笑起来。“嗯，确实与众不同。”她承认。沃德先生说米拉像从非洲来的，他摇了摇头，坐下来。

沃德家的房子不大，前边的玄关也很窄，有一道折叠玻璃门将玄关与客厅隔开。为了不把家里弄脏，他们把人造圣诞树放在玄关窗下的长木椅上。圣诞树周围铺满了礼物。玄关中除了长靠椅就只放了一张写字台。地板打了蜡的客厅闪闪发光，烟灰缸也干净得发亮。米拉想和孩子们说话时，就把他们叫到玄关，拿上一个烟灰缸，三个人一起坐在地板上。米拉大声对母亲说，等她和孩子们说完话，就过去洗菜，保证在一小时内完成。可沃德太太已经站在厨房里开始削皮、切菜，紧紧抿着嘴唇。这时，沃德先生去地下室为客人们准备“狂欢屋”（他们这么叫）了。米拉知道，像这样坐在地板上抽烟，让烟味弥漫进各个房间，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会惹他们生气。可是她拒绝让步。

诺米和克拉克看上去比夏天时长大了许多。他们此刻正在随意聊天，给她讲学校里的事：有人在足球赛中犯了一个好笑的错误，他们的数学老师很严格，有人偷偷把啤酒带回了寝室。诺米说想和她好好聊一聊大学的事，他爸爸坚持让他去读一所预科学校的医学专业，将来当医生，可他不想当医生。问题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当医生，是因为本来就不想，还是因为爸爸想让他当他才不想的。米拉笑着说，他可能来不及找出答案了。克拉克想和米拉聊他和爸爸吵架的事。她渐渐才听明白，原来他之所以烦躁不安，是因为他朝爸爸大声吼了。“他当时正在吼我。”他闷闷不乐地说。米拉拍拍他的背，说：“我觉得你也可以有脾气的，每个人都有。”诺米在预备学校的联谊晚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他想知道，是不是所有女孩都像那样。米拉站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

“妈，剩下的交给我和孩子们做吧，真的。”她说。可沃德太太还是冷着脸削啊，切啊。沃德太太讨厌做饭，她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做这些。

米拉又回到玄关，他们仨说笑不断。她给他们讲了派对的事，还讲了伊索的变化。他们听得很入迷，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嚷嚷着想知道，女人和女人一起、男人和男人一起都会做些什么。他们给她讲了学校里那些关于同性恋的传言，讲了一些笑话和他们听说了却不明白的事。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她，怎么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米拉从未见他们对一件事如此感兴趣，她暗自琢磨这个话题为什么如此吸引他们。

“瓦尔觉得，每个人天生就是双性恋，只不过大多数人很早就习惯了成为其中一种。可伊索觉得不是那样的，她说自己一直只喜欢同性。我也说不清，没人能说得清。想想看，这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爱谁，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会引起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已。但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不是吗？”

他们似懂非懂。

“你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看来你们是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同性恋，对吗？”

“是这样的。有个叫鲍勃·墨菲的同学，他是个很棒的足球运动员，挺好的孩子，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有时候，一看到他我就很开心，不知道你明白吗？在更衣室里，大家总是摸他，拍他的背或者戳他的胳膊，他也只是笑笑。可是有天，有个叫迪克的浑蛋说我们是一群同性恋。你觉得真是那样吗？”

“我觉得你们只是很爱他而已啊，你们觉得我爱瓦尔和伊索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奇怪，但你是女的啊。”

“那你们觉得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不同吗？”

他们耸了耸肩。“不同吗？”诺米迟疑地问。

“我不觉得，”她笑着站起来，“过来吧。”为了不让他们觉得愧疚，沃德太太离开厨房，上楼换衣服去了。米拉和孩子们来到厨房。她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也给他们倒了一杯——他们为此放声大笑。他们继续聊天。她在一边削皮、切菜，他们则去收拾餐桌，从碗架上取下盘子，从食品柜里拿出醋，搅拌奶油沙司。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班上大一点儿的同学——有的是年龄大一点儿，有的只是看起来老成一点儿——总在谈论酒和女人，女人和酒，”诺米模仿浑厚低沉男性嗓音说，“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沾这些东西吗？”

“什么东西？”

“你懂的，就是和女孩们做的那些事。”

“我不知道，诺米，他们都说自己做了什么？”

“嗯……上床之类的呗。”他红着脸说。厨房里的气氛紧张起来，她能感觉到他们正在急切地等待她回答。

“也许有些人真的做过，”她慢悠悠地说，“另一些人是瞎编的。”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诺米激动地说，“都是骗人的。”

“有可能。但也有一些人真的和别人上床了，”这时，米拉听到父亲下楼的脚步声，“你要知道，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和你一样害怕、紧张而已。他们可能笨手笨脚的。按瓦尔的说法，他们很多人都会显得笨手笨脚的。”

沃德先生从客厅往厨房走来。

“他们说女孩们就喜欢那样，”诺米皱着眉头说，“还说女孩们想要。”

“也许有些人是吧。但大部分人可能是假装的。对许多人来讲，性不是自然而然的，至少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或许回到农耕时代就是了，我也不知道。”

沃德先生的脚步声蓦地转向别的方向，消失在客厅的地毯上。

孩子们看了一眼客厅，再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红着脸，捂嘴偷笑着。米拉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他们，心情却很沉重。

“这并不是说，人小时候就没有性欲，”她一边转身削胡萝卜，一边平静地继续说，“我还记得，我十四岁就开始手淫了。”

他们瞬间沉默了。她站在水槽前，背对着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表情。诺米朝她走过来，把手轻轻搭在她背上，说：“妈妈，需要我把泡洋葱的水倒出来吗？”

六点钟，亲戚们准时到场。其中有沃德太太的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他们的三个子女及配偶、五个孙辈，还有沃德先生的哥哥嫂嫂、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三个孩子。简单的问候之后，小孩子们就去下面的“狂欢屋”了，那是沃德先生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看电视、打乒乓球或者玩飞镖。大人们则挤在客厅里。沃德先生给他们端来曼哈顿冰茶，只有米拉喝别的饮料。克拉克和诺米下去了一会儿，可不到半小时，他们又上来了，坐在客厅角落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但那也没关系。他们的谈吐都很得体，没有再谈到关于性的话题。

亲戚们照例开始拉家常。或许是因为她之前没怎么认真听他们说过话，米拉不知道是他们变了，还是她去哈佛上学这件事刚好成了靶子，她感到每个人都火气冲天。那些她熟悉的叔叔伯伯、姨母舅妈，好像跟谁有深仇大恨似的。他们愤怒而又轻蔑地谈论着吸毒犯和嬉皮士，以及那些留胡子和长发、被宠坏了的不孝子。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犹太佬”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变得更邪恶了，可他们倒不再是最大的麻烦了，那些“黑鬼”取代了他们。在米拉的抗议下，他们才改口说“有色人种”。他们——有色人种、嬉皮士和反战者，正在摧毁这个国家。“他们”无处不在；“他们”靠奖学金上大学，而可怜的哈利，一年只赚三万五千美元的哈利，还得交学费送孩子们去上大学。那些有色人种和嬉皮士上了大学后（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凭真本事考上的），又试图推翻学校。哈佛的学生是最坏的。他们是一群享有特权最多的学生，可他们还不满足，还在抱怨。“我们”要努力工作才能有所得；“我们”一无所有，也不敢反抗。可“他们”还不满足。

米拉倾听着。尽管她觉得他们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可她仍要发出一些反对的声音。

“你们不能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她说。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怒目而视。那些标准是永恒的。辛苦工作、节俭、压制欲望，这才是成功的秘诀，而成功就是善良和美德。妻子忠于丈夫，按时还清贷款，创造表面的秩序。否则，世界就会崩溃。

“你知道吗，”与米拉年纪相仿、婚后生了三个孩子的堂姐说，“我们学校里的黑人学生——一所两百三十人的学校里总共只有十个，竟敢要求校长开一堂关于黑人学的课！你能想象吗？我简直目瞪口呆！可我听说那个白痴校长竟然真的在考虑给他们开！于是我冲进他的办公室，说如果给他们开黑人学的课，我就要开一门英语-爱尔兰语学的课！如果给他们开，就得给我开！”

“从现状来看，他们也只能得到这么多了。”米拉说。可堂姐置若罔闻。

“楼下有个老师是法国人。我跟他说，他可以开一门法语学课程！哈！他会怎么觉得呢？让六年级的学生去学那种东西！”

“哪种东西？”

“老天，米拉，就是学法语啊！”她四处张望一下，看见了克拉克和诺米，“你可以想象一下！”她脸上带着讽刺的笑容。

他们就像这样说个不停。用餐时和用餐后，都在聊那些事。米拉回想了一下，难道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吗？晚上的某个时候，她给自己倒了杯黑麦威士忌。正在倒可乐的诺米看见了，问她：“换饮料吗？”

“喝杜松子酒兑奎宁水，好像还不够醉。”

“那你为什么不喝白兰地？”

“那个要晚一点儿喝，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喝的。”

“我今晚可以喝一点儿吗？如果我们很晚才睡的话？”

“当然可以。”她笑着挽起他的手臂。他搂过她的肩膀，他们一起站了一会儿。

那晚，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们确实很晚才睡。他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兰地，但是孩子们只喝了一小口，他们不怎么喜欢，于是又换回了可乐。米拉问他们：“今年是我变得更糟了，还是他们变得更糟了？”

他们也说不清。很显然，这些年里他们并不常听他们聊天。米拉狠狠地批评了她的亲戚们一番，批评了他们那一套陈规陋俗和偏见。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她问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就连对于偏见的看法也没有。他们解释道，他们也知道偏见是不好的，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而且，他们认识的犹太人少之又少，黑人更是没有，那么，他们该怎么评判他们呢？

“我知道他们说得很夸张，”克拉克解释说，“可我也不清楚，也许黑人真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说那些都不是真的，我相信你，但我也不明白。就我自己而言是真的不明白。”

米拉沉默了。“没错，”她说，“你说得没错。当然，你得等到自己明白为止。”

不过孩子们还是有所怨言。亲戚们的仇恨太深了，孩子们之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仇恨和愤怒。

“她老是愤愤不平的。”

“他好暴躁啊。”

“他一直都那么暴躁吗？”

“哈利舅舅一直都是那样吗？”

他们令她有了新的看法。她想起了那些她从小就认识的面孔，他们无所谓美丑，她本来也不会特意注意他们，不会去观察那些熟悉表象之下的特征。可是，听孩子们这么一说，她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他们面目冷酷，一脸愤懑，长着深深的饱含怨气的皱纹，眼睛里透出戾气，嘴巴也充满恨意地紧闭着。她还记得第一天去哈佛，照镜子时，她注意到自己嘴上那道细薄的疤痕。

“我看起来跟他们像吗？”她颤声问。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她的心紧了一下，她知道他们会对她说实话，只不过在琢磨该如何措辞。

“以前是的，”诺米说，“不过后来你长胖了一点儿。”

她叹了口气。确实如此。

“你变得温和一点儿了，”克拉克说，“你的脸看上去——更圆一点儿了。”

她的虚荣心上来了：“我看起来胖吗？”

“不胖！”他们赶紧说，“真的，不胖，只是……更圆一点儿。”克拉克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只好重复道。

“你的嘴巴没有以前那副苦相了。”诺米说。她抬眼看着他。

“我的嘴巴以前有苦相吗？”

他耸了耸肩，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了：“就是，有那么点儿。你以前看上去倒不暴躁，就是要哭了的样子。”

“是的，”她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你们想听我说说你们的变化吗？”

“别！”他们笑着喊道。

她开始回忆那个圣诞夜。她想要强调一些事情。她不希望他们长大后不去思考，只是重复那晚所听到的话。她想强调一种道德，可他们身上没有。从那晚看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立场。

她有点儿醉了，开始变得冲动。她想用拳头猛砸桌子，想强烈地抨击亲戚们的固执、刻板和偏见。她想要坚持自己的公正。她生气地说：“是的，都没错，你们又不可能凭想象判断，听起来挺合理。可你们自己也承认了，你们周围的一切事、一切人都被偏执和刻板传染了，等你们真正遇到那些被他们的偏见所伤害的人，想去了解他们时，你们也只能通过别人给你们戴上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了。”

他们开始反对、开始争论。“可为什么你给我们洗脑就可以？”诺米说。

她想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那样站起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让他们服从。他们怎么敢不服从她那更渊博的知识、在道德上更深刻的体验呢？

可她突然就垮了下来。她坐在那儿，盯着手里的酒，哽咽了。他们不相信她的道德判断了，因为她让他们知道了她也有性需求，因而她已经丧失了引导他们的权利。她吸了吸鼻涕，咽下了那一份自怜的情绪。他们再也不会仰慕她，她再也不能用母亲那坚定而充满爱的手温柔地引领他们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她的情绪变化。他们正交谈着，模仿着那晚听到的言论，咯咯笑个不停。

“是啊，你看没看到查尔斯舅舅往前一倾，嘲笑妈咪时的样子，他说要是她的孙子都长得像斜眼，看她是什么感觉！”两人大笑起来。

她在一旁听着。

“结果妈咪说，斜眼都比她见过的某些人要好，他气得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

他们边说边笑。他们在讨论什么是丑，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些人很丑，而他们不想像他们一样。孩子们已经发现，如果人都丑成那样，那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世界迟早要出问题。她深深松了口气。孩子们说得对。

9

元旦米拉和本是一起过的。那晚也有人开派对，可他们从圣诞节前就没见过面了，只想两个人待在一起。本把他的电视带过来，安在了卧室里。他们半裸着躺在床上，一边喝本带来的波旁酒，一边聊走亲戚的事。他们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都注意到家里的氛围与以前不同了，人们的愤怒、仇恨和恐惧越发增长。他们也都感觉自己与其他人格格不入，而且别人也看出来了。

“三十四岁之后，我妈终于不再叫我小本了。”

米拉详细地讲了她和孩子们的对话，本并没有觉得烦，而是认真地听着，不时认真发问，哪怕他们不是他的孩子。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童年，比较了一番，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说，他们是不是和他在这个年纪时有一样的感受？那是一次美妙的谈话，他们都感到很充实、满足和亲密。

倒计时的时候，本开了香槟，当气球升上时代广场上空时，他们手挽着手，用高脚杯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但由于姿势不当，香槟洒在了彼此身上，他们哧哧地笑着，不停地接吻，结果香槟又洒了一床。他们可不想在湿漉漉的床垫上睡，只得起身换床单，他们一边换一边注视着对方，充满爱意地看着对方的每个姿势和动作。那甜腻的酒沾在身上，黏糊糊的，他们得去洗澡了。他们把浴缸放满水，米拉把圣诞节姨妈给的沐浴露倒了一半进去。味道很奇怪，酸甜味混合着薰衣草味，却也很有趣。他们索性把香槟带进了浴室，把酒杯放在浴缸边，然后钻进水里。他们相互擦洗，爱抚对方的每块肌肉、身体每个弯曲处、脖子、锁骨、每处关节，甚至眼角和唇边的皱纹。他们往彼此身上泼水，每掬水都代表着一份爱。

“就像在温暖的精液里洗澡。”米拉笑着说。

“不，像在你的体液里洗澡。你怎么称呼它来着？”

米拉也不知道。“润滑液吧。”她说。两人都笑了。

“米拉，”本突然说，“我有事跟你说。”

他很严肃，她感觉心里一沉。恐惧就是这样潜伏在表面的快乐之下的。

“什么事？”

“我讨厌香槟。”

她嘿嘿一笑说：“我也是。”

他拿起酒瓶，把香槟倒在她头上：“我为你洗礼，米拉·福勒。”她大叫一声，假装哭着把自己杯子里的液体往他头上倒，他们在湿滑的浴缸里打闹，身体纠缠在一起。最后，他们以拥抱结束了嬉闹。他们用力为对方擦干身体，时而拍拍对方的屁股，时而紧紧拥抱。之后，他们赤身裸体去厨房拿之前准备好的食物，用盘子盛好拿到卧室，准备再把新换的床单弄脏。他们聊天，交换意见，打断对方，争论，大笑。突然，本说：“我说，我们结婚吧。”

米拉愣住了。她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他们提起未来的时候已经很少用“我”，而总是说“我们”。上一句可能是“等我拿到学位”，但接着就是“我们可以去旅行”。他们还计划着要和孩子们一起去缅因州租一个小屋，去英国的乡村骑自行车，还要申请旅行经费。

“我们可以不用结婚啊。我们现在就很好，婚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关系。”

“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

“如果想一直在一起，现在也可以啊。我们似乎只是有时想在一起。”

他朝她倾过身。“可以不用马上结婚。但是，以后——我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他轻轻地触碰她的指尖，“而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和你一个人生孩子。”

她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接下来的漫漫长夜里依然不行。第二天，本又开始整理他的笔记，她也开始做自己的事，沉浸在研究十七世纪布道文的乐趣里。他们似乎忘记了那个话题。

节日过后，朋友们决定一起再庆祝一次新年。凯拉把她的房子让了出来，那在研究生住宅里算是最好的了。刚来的时候，凯拉手疾眼快地找到了一座老公寓的底层。那里铺着木地板，屋里还有雕刻的模型，彩绘天花板很高，每间屋子里都有壁炉。玻璃窗上染了污迹，房间的门都是过时的滑动门。厨房里有一个单独的早餐角，从那里可以望见生机勃勃的花园里开满了野花。

凯拉在阳光充足的窗台上挂了植物，为其他窗户织了漂亮的窗帘，窗台上也盖着同样的织物。卧室的壁炉前铺了一张软毛垫，卧室一角就是凯拉的书房。原本餐厅很大，他们把它分隔成了一间小餐厅和一间客厅，客厅正合适做哈利的书房。夫妻二人从艺术家朋友那里搜集了很多版画和油画，墙上挂着许多设计精巧的工艺品。

大家决定正装出席。他们都兴致勃勃。男人们还去租了礼服。女人们则买了一些时髦的低领衣服。凯拉穿了一件白色希腊风裙子，头戴一枚镶水钻的发饰；克拉丽莎穿了一件海绿色的雪纺纱裙；伊索穿了一件侧边开衩、修长包身的红色缎面裙子；瓦尔穿了一件低领的黑色天鹅绒裙子，还围了一条圆筒形羽毛围巾；米拉则穿了一件浅蓝色的露背礼服，那是她最性感的衣服了。

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夜幕悄然降临。大家喝着酒，聊着天，留声机里放着塞戈维亚演奏的巴赫的曲子。哈利看起来很帅，他穿黑色天鹅绒礼服和白色褶边衬衫，这一身把他那冷酷而苍白的脸庞衬得柔和了一些，也让他那浅金色的头发更加显眼。杜克看起来很优雅，正装很适合他，他的深色礼服很显瘦。塔德的礼服好像不怎么合身，他的袖子似乎做短了。本看上去有点儿不自在，就像一个去参加婚礼的机修工。可他们全都带着一种优雅感，这从他们的举止中就能体现出来。一切都感觉很优雅。

女人们有很多话要说，因为她们大部分人圣诞节都是和父母或亲戚一起过的，她们亲密地交谈着，像男人们不在场时那样。米拉讲了她和孩子们的谈话，但省略了讨论伊索和性的那一段；她还讲了她的亲戚们无名的仇恨。凯拉和哈利的经历差不多，老人们对年轻人和反战者的反对太过激了，凯拉觉得这当中似乎有着特殊的根源。男人们在一旁听着，他们很少说话，但也没有走开。能感觉到他们是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在倾听。他们的积极参与让谈话变得丰富而热烈。哈利说，真正令老人愤怒的是年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可以拒绝参加战争，是一种奢侈。他们是不敢的。他们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欢作乐。他们是在嫉妒。”屋子里所有人都开始参与讨论这个话题，每个人都可以用父母或亲戚的个人经历来解释这种情况。大家都觉得，“外面”的“真实世界”很可怕，那里的空气中充满了仇恨和愤怒。“我在想，有一天他们爆发了会是什么样子。”杜克不安地说。

但他们太高兴了，感觉不到这种威胁。克拉丽莎对她的家族历史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她的家人也都是怒气冲冲的。“我问了很多问题，我妈拿出一本我从没见过的家族相册，相册上有我们家族的五代人，大部分都是达科他地区的庄稼人。他们的样子很迷人，看上去都很健壮，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们因为长年在户外劳作所以皮肤很黑，他们的嘴角透出冷酷。可他们真的很强壮！如今，你已看不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了。我的父母不像那样——当然了，因为他们没有种过地，可我那些还在种地的叔叔婶婶也不是那样了。他们长着一副美国人的脸。人们说起道德楷模和美国的支柱时，就是指我的祖辈那一代人。他们很坚忍。我的曾祖母有十二个孩子，她活了八十七岁，到死之前，都还在农场劳作。我的祖母九十岁了，还在为我住在农场里的叔叔婶婶和他们的孩子做饭。但我的祖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其中一个因为要养情人，挪用了银行的钱，事发后坐火车逃到镇外去了，他的情人就住在他家附近的裁缝店里。另一个叔叔是无神论者，他引起了全镇的公愤。周日，他会站在教堂外面，立在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上，等信众们出来，他就开始痛陈宗教的邪恶。八十三岁那年，他掉进猪圈里，死了，镇上的人都说，那是上帝对他的裁决。我的曾曾祖父同时拥有三个妻子，其中一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个是印第安基奥瓦人，我觉得我就是她的后代。谁是谁的孩子已经无从考证，因为她没有留下照片。不过，有一张曾曾祖父的照片，他穿黑西装，戴金表链，看上去很体面、很可敬，绝不是你想象中会娶三个妻子的男人的样子。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储酒室很干净，食品储藏室井井有条，畜棚里堆满了干草。我想象那个女人围着干净的白色围裙走来走去，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她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神情，因为食品室里有培根和火腿，碗里有新鲜鸡蛋，地窖里储存着蔬菜，这些东西足够他们过冬了。她们坐在圆桌边做针线活，男人们或雕刻木头，或大声地读报纸给她们听，壁炉里的火焰在燃烧，一阵风吹进来，头顶的灯随之轻轻摇晃。他们是资产阶级，可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我们不同。她们能接受一起生活的人的各种怪癖。”

“是指男人们吧。”瓦尔打断她说。

克拉丽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可能是的。对于那些无神论者或一夫多妻的祖辈的事迹，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我知道叔祖母克拉拉的事，我的名字就是跟着她取的。她是一个神枪手。托拜厄斯叔叔的脚被车轮轧了，后来死于坏疽。从那以后，她就独自经营农场三十年。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因为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因为他们得辛勤劳作，所以，其实他们本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她的声音渐渐含糊了，“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清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虔诚。可是他们的眼睛——那些照片中的眼睛，那镶嵌在冷酷、严厉而又憔悴的脸庞上的眼睛，好像预言家的眼睛一样。他们的视线根本不在挂在食品储藏室里的火腿和培根上，也不在满满当当的地窖里。”她深吸一口气，向后仰了仰头，“噢，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救赎石洞’，在艾奥瓦州的西本德。它本该是罗马天主教的纪念碑，是一些牧师从一九一二年起开始修建的。太疯狂了，它是用小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就像通往修道院、佛教寺院和迪士尼乐园的石子路那样。它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一样，有扭曲的塔、浮雕和各种怪异的装饰。它很疯狂，很原始，可它也是由他们建成的，和犁好的耕地、存起来过冬用的饲料，以及牧场里的那些胖奶牛一样。是他们建造了它。”

“你在想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对吗？”

克拉丽莎点了点头。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伊索温柔地说，“你觉得会是什么样？”

克拉丽莎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常在想你在看什么。你那么专注，好像你眼中的世界已如此丰富，无暇四顾了。你的梦总是有预示性。你总能发现事物中的巧合。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走在昆西大街上，你看到一片羽毛，就说你应该在化装舞会上扮印度人。更巧的是，服装店里正好有你梦中出现过的印度头饰。”

“你觉得那很神秘吗？”

“嗯，反正你肯定不是那种保守的实用主义者。你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

克拉丽莎若有所思。但这时凯拉站了起来，指着一个大钟说“快到十二点了”。于是哈利和本拿来香槟。他们假装是在过一周之前真正的新年，并开始倒数、倒酒。钟声响起时，大家一起为新年干杯。

“一九七〇年快乐！快乐一九七〇年！”

大家相互亲吻，每个人都很快乐，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爱着，也被爱着；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爱自己的朋友；他们为生命庆祝，为活着而庆祝；他们都相信，过去的辉煌已经过去，未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开始。

大家又开始跳舞、吃吃喝喝，把音乐放得更大声。他们坐在沙发和椅子围成的圈里，中间留出来当舞池。凯拉放上了乔普林的唱片，然后站起来，翩翩起舞。她缓慢而优雅地摇摆、转身。她对着他们跳，她为他们而跳——她是在邀请大家。她容光焕发，红发飞扬，转身时白色的礼服优雅地散开。不一会儿，克拉丽莎起身站在她身后，双手搭在凯拉的腰上，让她那闪着光泽的深色头发、那梦幻般的蓝眼睛和海绿色的裙子加入这幅画面。她们一同起舞，克拉丽莎跟随着凯拉的舞步，仿佛这支舞是精心排练过的。两个不同的人，怀着同样的心情起舞。然后，伊索站起来加入了她们，跳起了三步舞。伊索是她们中最高的一个，她把手放在克拉丽莎的腰上，跟着她们的节奏从容地移步，她那蜜棕色的头发和红色的裙子也随之飞舞。接着，米拉也不知不觉站起来，加入了她们，她们四个人快乐地舞动着，不住地旋转，一边还在和屋里的人说着话，笑逐颜开。塔德突然激动地喊：“天哪，好美！你们好美啊！”其他人则坐在旁边定定地看着，女人们微笑地看着在一旁兴高采烈的瓦尔，最后，她也站起来和她们一起跳，还叫上了塔德。于是，男人们也加入进来，大家从客厅跳到厨房，又绕回来，最后围成一圈，跳了一支很像霍拉的舞——那是一种古老的罗马尼亚民间集体舞，舞步很像旧式的方块舞，但其中加入了很多创造性的元素。他们舞姿翩跹，每个人都满怀爱意地看着其他人，他们拍手、拥抱，一张脸掠过另一张脸，整个屋子都在旋转。那绿色的植物、红色的挂饰、蓝色的垫子、蓝绿色的椅子、红色、绿色、蓝色、绿色、蓝色、红色，全世界都充盈着色彩，不停地运动，充满了爱。他们跳累了，就停下来，拉着彼此，相互揽着，一起去享受这种美好。

在坐车回家的路上，大家沉默不语。在半路上，米拉突然说：“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

10

瓦尔说：“那是一种幻想。”

一天下午，在图书馆安静地学习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女人们在瓦尔家聚会。她们一边喝着咖啡、可乐、啤酒、杜松子酒，一边聊天。她们还沉浸在那天的派对带给她们的快感中，那种氛围仿佛还萦绕在她们周围。瓦尔一开口，大家都安静下来，等着她继续说。

“那是对集体的幻想，是对可能性的幻想，是融入了这个群体却仍是孤立的人的幻想，同时也是对和谐的幻想。它不是秩序，至少不是不可动摇的秩序，每个人行动的方式都略微有所不同。大家穿着不同，相貌也不同。就连男人们也有了一点儿个性——哈利穿了褶边衬衫，塔德打了领带，本也穿了红色翻领西服。我们组成一个集体，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也并不是出于恐惧……”

“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加入？”

“因为我想先观察。我非常想加入，但我必须先观察一下才行。”

“那你看到了什么？”克拉丽莎似乎非常好奇。

“看到了事物应有的样子。”瓦尔突然悲伤地说，起身去拿啤酒。她旁边的桌上放着关于南越政治犯监狱条件的报告。她在协助一个试图还原事情真相的组织整理这些资料。瓦尔越来越不把学校的工作放在心上了。

“我不明白，”她回来后，伊索说，“那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瓦尔耸了耸肩：“嗯，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幻想。我成长于四五十年代，那时，智者们认为，如果太过融入这个世界，就无法去幻想。哦，还有社会学家，至少，他们有教条。可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也只能沉默不语。我们那代人是读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和五十年代那些三流诗人的诗长大的。诚然，可能劳伦斯喜欢三五成群，伍尔夫想要遗世独立，可他们仍然会觉得这个世界很肮脏，会觉得权力就代表疾病和死亡。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所有失恋的人都会给出同样的建议：如果遇到麻烦，就远离你的婆婆，搬出去住，让那些刻薄自大的七大叔八大婶找不到你。”

“没错。我们都曾学着一个人生活。”米拉插了一句。

“是的。救赎是个人的事。但看看我们！我们有一个集体，一个真正的集体。我们几乎分享一切，但仍保有自己的隐私。我们可以在不带给对方压力的情况下，给予彼此爱和支持。能做到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让我觉得，我的幻想是能够实现的。”

“是什么样的幻想？”克拉丽莎笑着问。

“这个嘛。”瓦尔点燃一支烟，坐了回去，看上去就像某个董事长正要做年度报告一样。我们都坐好，准备听一番演讲。

“等一下！”凯拉咯咯笑着说，“我要拿本子记笔记！”

“以往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意大利人讨厌爱尔兰人，爱尔兰人讨厌犹太人，邻里间战乱不断。但是，邻里关系的破裂也意味着大家庭的结束，现在只有黑人还保留着大家庭模式。随着大家庭模式的终结，单个家庭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外婆在家无人照料，当妈妈出去采购时，谁也不能保证外婆不把房子给点着了。没有邻居帮忙看护当地那个十四岁的傻子，没有人照顾他，当然也没有人打他——我并不是说过去邻居都是好人。所以，我们想出了让大家各自独立出来的办法。于是他们被锁进了监狱、精神病院、老年社区、敬老院、幼儿园和不让妇女和孩子上街的廉价社区，以及各家都带有后院和前庭草坪的昂贵社区，他们的草坪都有园丁打理，于是所有的草坪都是一个样子，以至于没人再使用它们。你见过哪家人用他们的草坪？总之，我们越快把他们锁起来，犯罪率、自杀率和精神崩溃的概率就越往上升。照这样发展下去，很快，那些人的数量就会多过我们的。于是，你就不得不问，没有被锁起来的人占了多大比例？答案是：另外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要么疯了，要么犯了罪，要么就是年老体衰。

“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那些住公社的学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但那种形式行不通，因为大多数群居者都排斥科技。可我们不该这样。我们需要科技，而且有朝一日，我们不得不去喜爱科技，以之为生，使之人性化。因为，若没有它，我们不仅无法好好生活，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科技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第二天性——它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和第一块耕地、第一只被驯化的动物、第一种工具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公社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人们批评公社是因为它无法持久，可你告诉我，为什么它就一定得持久呢？为什么一种秩序要成为永久的秩序呢？也许我们可以过几年某种生活，然后再尝试另一种生活。

“总之，为此，我想了很久，也找人聊过，我不能说我的观点具有独创性，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从四面八方‘偷’来的，我也不敢说有什么好的办法，但至少是另一条道路。所以，我在想——当时我在西班牙，你们知道吗，有些最穷、最悲惨的西班牙小镇其实非常漂亮。那里的房屋都是相连的，至少在路上看起来是连着的。它们都是小门小户的白色灰泥房子，建筑的角度很奇特，但都由一面围墙连起来，而且建在一个圆形区域里。屋顶是红瓦，看上去就像一群人为了取暖和躲避危险而伸开双臂相互拥抱着。哎，我们不用相互拥抱也可以取暖，而且相对安全，但我不确定，如果不能彼此依靠，我们还能不能保持神志清醒。那些房屋矗立在那儿，阳光照耀着它们，可它们内部是阴冷的，还有灰尘落在门槛上。我敢肯定，那里面一定很难闻，而且没有浴室，也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些生活用品。可是，它们堆在山边，看起来就像身后的橄榄林一样美丽、自然。

“于是我开始想象，假如我们像那样居住，会是什么样。假如我们把房子围在圆形、方形或其他形状的区域里，把大大小小的房子连在一起，每幢房子都简洁漂亮。中间是一个花园，摆有长凳，栽有绿树，那是公有的地方，人们还可以在里面养花。而在外面，在房子后面，也就是通常用做前庭和后院草坪的地方，也当成公有的地方。那里有菜园、土地和供孩子们玩耍的树林。但也会出现有人摘了别人家种的西红柿或玫瑰，或孩子们踩了地里的豌豆之类的问题，可是，住在里面的五十户人会全权负责和管理发生在他们这块小地方上的事。那些房子的对面，是一个小小的社区中心。还有一个社区洗衣房——为什么非得每人一台洗衣机呢？还有几间娱乐室、一间小咖啡屋和一个公共厨房。咖啡屋是露天的，冬天时，可用滑动玻璃门，就像巴黎的那些咖啡馆一样。但那不是大锅饭型的社区，每个人都有自己谋生的方式，都有各自的收入，住所会根据大小来定价。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厨房，想单独做饭时，就可使用；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大小的居住空间，但也不是很大，因为有社区中心。社区中心可能很漂亮，甚至很豪华。除此之外，还有大人和小孩的娱乐室和堆满了书的客厅。但社区里的每个成员，包括最小的孩子在内，都有自己的事做。”

米拉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孩子们也可以做事！”瓦尔坚称，“那会让他们有成就感。虽然偶尔是有些冒险，但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他们可以赶马车，可以帮忙搬运东西，他们可以跑腿、清洗玩具、布置桌子、剥豌豆。”

“在欧洲，很多小孩都在做事。他们在父母的商店或咖啡屋里帮忙。”伊索说。

“没错。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大家都在做事，所以他们也想做点儿什么。又没有什么严格的任务等级制度，只是花点儿时间而已。小孩每周只需在社区中心待四小时左右就行了，也许十二岁及以上的儿童，或者大一点儿的孩子——我也说不准——比如十二岁到十六岁的青少年，需要待八个小时。但如果有人想多待一会儿——比如，退了休的人，或某个不想朝九晚五上班的诗人，那么，针对他们额外付出的时间，会相应地给他们减少房租。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想花时间照看孩子，或者种菜。不过，社区也有自己的体制，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都会负责清理自己的垃圾，制定自己的准则，每家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厨房和——户外咖啡屋，”瓦尔笑着说，“这是我坚持要有的。”

“有一件很重要但可能会很麻烦的事：得有一个定额分配制度。还应该老幼结伴，方便年轻人多了解老人。我想，还应混合不同类型的人，不同宗教、肤色和家族的人，无论形单影只的还是成双成对的。否则，以前邻里间出现的问题还会重演。不过，我不赞同那些时髦的单身男女混住在一起。”

“这我就不明白了，”伊索说，“为什么那些时髦的单身男女不行？”

“是啊。”瓦尔停下来，皱了皱眉头。她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像它真的是一个眼下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似的。“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个。”她说。于是我们大家都笑了。

“接下来，这样的社区应该有一定的数量，其数量取决于自然地形和人们的选择。每个社区都以一个更大的小镇为中心，且随时有班车来回。更大的中心里建有学校，但不同于我们的学校。它们不会严格地根据年龄区分学生。它们采取自愿入学原则，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去上学。那里的房间是根据功能来区分的。有的房间养小动物，有的种植物，有的堆放画作和报纸。有的房间用来读书写字，但读书和写字都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完成作业。懂了吗？对了，还有一件事。小镇的中心还有商店、教堂、当地政府大楼和服务厅。人们只能步行穿过这里，大一点儿的中心里可能有小巴士，但大多数地方都很小，里面有狭窄的巷子、树木、户外咖啡屋，甚至可能有一个喷泉广场，或者像米兰那样的商业街。其中一所学校的礼堂还能举办音乐会、开会，芭蕾舞团和流动剧团可以在此演出。而且，里面的有些地方——可能是商业街里——还可以有一个画廊，只展出当地的艺术作品。”说到这里，她停下来，皱起眉头，“不对，可以进行艺术交流。有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城市里那些艺术家的作品。但可能得装上玻璃，以防小朋友们用沾了冰激凌的小手去摸。但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样，大家就都能看见那些画了。”

“瓦尔，你读过《桃源二村》[《桃源二村》（Walden Two），又译作《瓦尔登湖第二》，作者是美国心理学家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书中描绘了一个有一千户人家的理想公社。]吗？”

“嗯。和书里说的一样吗？”

“有一点点。”

“噢，我不会用玻璃挡住婴儿。而且，《桃源二村》里没多少儿童。有被挡在玻璃后的婴儿，有适龄的男孩和女孩，但没有儿童。那是因为写书的是男人。我曾听莫蒂默·阿德勒[莫蒂默·J. 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1902—2001），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编辑，是西方世界经典名著项目的发起人。]说过，在理想的世界里，没有人非得做脏活儿，婴儿的尿布可以由机器人换。老天！我希望他可不要对现实世界也抱有这种看法。倒不是因为我喜欢换尿布，而是因为婴儿需要的是拥抱、爱抚、触摸、听摇篮曲，以及不被干涉。我们的一切做法都是滞后的。孩子小时候，我们不愿经常抱他们，可等他们长大一点儿，我们又开始干涉他们，我们太过于保护他们了。克丽丝和我曾在南方一个富裕的社区里待过一阵子，那里的孩子整个下午都被安排好了！真的！牙医、正齿医生、舞蹈课、兄弟会、寺庙参观、童子军、少年棒球联合会、音乐课——他们一分钟的自由时间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总之，”她继续有条不紊地说道，“那些中心仍然是某种社区。它们不算大，但也有自己的体制和医疗中心等。人们在里面工作，但不是白白劳动，而是拿报酬。十一二岁的人每周工作一天，十五至十九岁的青少年每周工作两天，年龄更大的每周工作三四天，他们工作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想赚多少钱。老年人可以减少工作时间。实在上了年纪的和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如果不想在中心做事，可以只在社区里帮忙。但大家总要分着做一些脏活儿、累活儿。比如，某人每周有四天是医生，可也要为社区倒几周的垃圾；某个在工厂上班的人，要负责社区中心的节日装扮。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做饭，除非有谁真的很讨厌做饭。每个人都要打扫卫生，除非有谁真的很讨厌打扫。总之，按照惯例，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会形成城市。哦，对了，工业中心也像城镇和城市那样，建成以后，既可以娱乐，也可以工作，而且周围还有乡村，以便保持生态平衡。就像瑞士的日内瓦一样，明白吗？另外，城市里无论如何都会有大学、博物馆、商业大楼和音乐厅。正如小镇里有人居住一样，城市里也有人居住，可是，就像在乡村一样，人们都是小规模聚居。除此之外，人们还拥有一定的开放空间，每处聚居点也都有一些小空间。如果你想听冈瑟·舒勒[冈瑟·亚历山大·舒勒（Gunther Alexander Schuller，1925—2015），美国指挥家、作曲家、小号演奏家和爵士乐家。]的音乐，或看一出先锋派的戏剧，那么，你可能就得去市里。唉。”她叹了口气，开始喝酒。

大家都看着她。她花了多少时间来做这些白日梦呢？米拉心想。

“听起来不错。”凯拉说。她准备找其中的逻辑漏洞。

“我知道，”瓦尔悲伤地说，“我不是要建议大家追求完美，想都没想过。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寻找一种更人道的生活方式，一种让我们感觉更好的方式。我还记得克丽丝小时候的生活。刚和前夫离婚的头几年，我过得非常不好。我没有钱，他就拿出钱来，希望用这种方式挽回我。那个笨蛋永远不明白，如果他之前表现好一点儿，说不定还有戏。男人似乎总认为权力比爱更有吸引力。我想，他们这么认为也是有原因的吧。总之，那时我的生活糟透了，唯一的好处是，生活里再也没有他喜怒无常的脾气和高声大喝了。下班后，我要去修女那里接克丽丝，然后回家做晚饭、打扫卫生，在那脏兮兮的办公室里工作，之后还要去超市买东西，一只手提着重重一袋杂货，另一只手抱着克丽丝，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她也累了，然后就会发脾气。最后，我还得给她洗澡，等她睡了，再回到厨房洗那些该死的碗。然后，我回到她身边，又累又苦恼，我讨厌那样的生活。我看着她坐在浴盆里，自顾自地哼着歌，玩着橡皮船，也许根本就没注意到我，我只是一件器具。她的肌肤在水中闪闪发亮，她的头发鬈曲着，她咿咿呀呀地和她的玩具说话。然后，她看见了我。她咧嘴笑着，将玩具往水里拍，朝着我拍，把肥皂泡弄到我的眼睛里，于是我不得不抱起她。她是那么漂亮，那么自由，那么自我……我也不知该怎样形容。不管怎样，因为照顾克丽丝，我才像一个人。如果我们都会那样，全都相互照顾，如果那不是要求，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大家都会做的事……我在脑中想象着这样的场景。我看到一位心怀恨意的老人在打理一个玫瑰园。其间，几个孩子偶尔过来看他。一开始，他会将他们赶走，朝他们大喊大叫，可他已经在那儿待了很久，他们都不怕他了。几年后的一个春日，他们站在旁边和他说话，他开始教他们如何照料玫瑰，还把大剪刀交给其中一个孩子，教他剪去已经死去或即将枯死的苗芽。”她说着伸出双手，微微笑了笑，“你们就让我当一个傻瓜吧。梦得有人来做啊。”

凯拉从屋子另一边跑过来，捧起她的脸；伊索站起身，替她倒了杯酒；克拉丽莎朝她微笑着。

“我们刚刚已经把你选为我们社区的傻瓜了。”克拉丽莎说。

11

那天派对上的情形在米拉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在她看来，那仿佛是神赐的时刻，尽管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她们全都被深深触动了，从那以后，她们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她们举办过很多美好的派对，有许多相聚的时光，但这一次，是超越性的，那全然是一幅人类和谐与爱的画面。它能够持久吗？将来有一天，当她们再聚在一起时，还会像那样融为一体，还能感受到这种恩赐吗？这样的恩赐无法被安排、无法强迫，甚至无法去希冀，没有哪一种体制能创造它。瓦尔会去尝试，她会花费宝贵的时间，试着寻找一种不会扼杀心灵的体制。米拉感觉，她能够去尝试，这点值得赞扬，可却注定要失望。当舞曲响起时，最好旋转起来，让自己融入音乐，尽情舞动，然后，记住这一切。可她们全都被瓦尔触动了，于是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她很确定这一点。

那年的冬天漫长、寒冷而又孤独。学校已经停课了。雷曼餐厅里，那些熟悉的面孔都消失了。大家都窝在家里或怀德纳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埋头阅读，整理笔记，写草稿。读完一本书就在读书清单上划去一本，然后再添三十本。米拉的各种列表清单已经塞满了好几个文件夹。其中包括关于《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各种研究计划，“马丁·马普雷特论战”里的词条，以及《教会法》和《忧郁的解剖》所有版本的出版时间。

只有瓦尔没在准备口试，她另有打算。她正在准备一项精心的计划，需要和几百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人面谈。那些天她似乎总在逃避聚会，似乎对此有所抗拒。她有些焦虑，愈发怒气冲冲：美国不断增兵，在越南扩大轰炸规模，这令她难以忍受。不过，彼时我们所有人都心烦意乱。凯拉面色苍白，脸上就像布满皱纹般皱巴巴的；克拉丽莎的眼窝深陷下去；米拉有点儿焦虑，开始离群索居；唯有伊索精力旺盛。

女人们每周会到伊索家去两三趟，那已是她们最大的享受了。但凯拉几乎每天都会去。她总是心血来潮——有时上午十一点去，有时下午两点、四点，甚至傍晚六点去。如果伊索不在，她就坐在台阶上等，留下孤单娇小的身影。她表情扭曲，愁眉不展。她有时坐在那儿看书，即便这个时候，她的嘴唇都还是颤抖着的。看见伊索时，她就起身笑脸相迎，面庞恢复如初。

伊索没什么钱，但她随时都为朋友们准备着满满一冰箱苏打水、果酒和啤酒。伊索也在准备口试，但她似乎一点儿都不介意被朋友打扰。她会对凯拉灿烂地微笑，然后扶起她，仿佛她的到访是她这一天最重要的时刻。她注意到凯拉那颤抖的嘴唇和拧在一起的手指。她会适时地倒上一杯，从容地坐下来，静静地倾听。她会不时向凯拉发问，但那些问题不是关于现在，而是关于过去，关于她的童年、她的两个事业成功的兄弟、她的父母、小学和高中生活。她们的话题很单纯，凯拉聊得轻松自如。她将自己的故事和回忆、伤痛和成就和盘托出，仿佛是第一次和人说起这些事似的，她在讲述同时也在试图了解自己。伊索看上去很感兴趣，而且是发自内心地感兴趣。“我没打扰到你吧？”凯拉经常停下来，咬着唇问。她竹筒倒豆子般倾诉着，好像她的过去已经尘封了太久，被关得太紧，以至于一旦找到某个可以逃脱的洞口，它就喷薄而出。

“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书，我会说‘我就想成为这样的人’，或者‘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大约十岁时，我就开始写日记——就是记一些流水账，列出了一些我想要具备或避免的品性，并把每天的收获都记录下来。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只不过我没他那么成功而已。与他不同的是，我并没能在三十天内具备所有美德，包括谦逊。”说到这里，她们笑了，凯拉咬着嘴唇，不安地说，“我用尽了各种办法，但其实那些美德我都没能具备。我一直在退步。这太令人沮丧了，我认为具备那些美德，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比如？”

“比如诚实。诚实总在第一位。还有公正——或者公平，随你怎么说。还有服从。对于这点，我真的做不到。”她突然语气一变，开始讲起一件毫不相关的事，她讲起了在高中担任啦啦队队长的岁月，她坐在一个朋友借来的摩托车上，在马路上飙车，不知怎的，竟撞进了沟里。“我讨厌一成不变的事情。那种事我永远理解不了，”她呷了一口杜松子酒说，“还有优秀，不，是完美。不管我做什么……”

“那什么是不好的呢？”

“胆小、欺骗、卑鄙、自控力差，”她不假思索地说，“啊，我好讨厌这些，所以，我才这么爱哈利。他身上没有这些缺点。”

一谈到哈利，她总是音调拔得很高，也更容易情绪崩溃，几杯红酒和杜松子酒下肚，她就开始口齿不清，最后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折腾一番之后，凯拉总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哈利很好，一切都很好，她不应该喝酒的。

然后她一跃而起，抓起东西跑出去，跑下楼梯，跑上大街。准是上课要迟到了。她一直都很焦虑，就连上课时也一样。她两腿不断地变换着姿势，她点燃一支烟，吞云吐雾，弹着烟灰。她说话时手舞足蹈，有时一激动甚至会把手里的东西丢到房间对面去——可能是一支笔、一杯酒或一支烟。她不时抓抓后脑勺、扮个鬼脸，眉宇间一惊一乍，她把椅子挪得吱吱响，哗哗地翻着书。她总是急匆匆、慌慌张张的，好像一只被追赶的小动物，从一个熟悉的洞惊慌地逃到另一个熟悉的洞，发现每个洞都被堵上了，可还是会来来回回两边跑着。到伊索家时，她常常会坐下来，先花上十分钟跟伊索说她不应该来的，因为她还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做，并列举一些听起来就不靠谱的计划，坚持说她喝完这杯咖啡、这杯可乐、这杯红酒、这杯杜松子酒就去工作。可是，喝完一杯总有下一杯，到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引出她的眼泪。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每天都会去伊索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她经常从下午一直待到深夜。哈利渐渐知道了她的去处，有时他会在晚上七八点或八九点打电话来。凯拉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她声音空洞地说：“我又出错了。”她已经两次忘了要回家准备晚宴待客。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终于有一天，伊索逼着她摊牌了。那几天，大家都不太好过，那是凯拉口试前一个月，是伊索口试前一周。凯拉紧咬嘴唇，直到咬出了血，她手上长满了湿疹。那些天，她只要喝一杯杜松子酒兑奎宁水，甚至一小杯葡萄酒就会醉。她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讲述着前一天夜里，她在麻省理工大学物理学研究生举办的派对上的一次失态。

“那个康塔尔斯基！那个不可一世的康塔尔斯基！他是哈利的论文导师，哈利的前途就掌握在他的手上！对任何人说这番话都是不妥的，何况是对他说！哈利气坏了——他在回家的路上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我们到家后，他收拾好行李就气冲冲出门去了。我一边哭，一边道歉。我想他应该是去实验室睡觉了。我不怪他。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你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她试图详细道来，眼泪却流个不停。她右手紧紧地攥成拳头，指关节青筋暴起，不停地在膝盖上捶着。“我怎么能那么做呢？我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情来呢？”她不住地抽泣，声音尖细，含糊不清。最后，她平静下来：“我喝了几杯酒。当时康塔尔斯基正在和我说话，俯视着我，你要知道，他很高大，他带着父亲般的仁慈对我微笑，但我知道那姿势、那表情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色眯眯地看我，想看看我能为丈夫的事业做多少‘贡献’。周围还站着其他的人，大多都是教授，最边上，在这些教授的身后，是那些贪婪的小研究生，他们渴望发表意见，陶醉地呼吸着这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呼吸过的二氧化碳。他正在谈论他的学术生涯，他说那种生活很美妙，说我和哈利能一起度过学术生涯是多么美好的事。我抬头看看他，轻轻弹了弹烟灰，说我不觉得有多好，还说，就我所知，学术界全都是一些没种的怪胎。”

伊索咯咯轻笑起来，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眼泪从凯拉的脸颊滑落，笑声才停止。凯拉惊恐地看着她。“你没注意到吗，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调戏我！他什么都没说！如果他说了什么，也就没有这么糟了！我不能确定啊！”她不停地说着，而伊索一直在笑。于是凯拉也不由得偷笑起来，两人放声大笑了一阵。“啊，那个浑蛋！”她气呼呼地说，“他真的很浑蛋，真的，我很高兴自己说了那番话！”然后，她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只是，可怜的哈利。我真不该那样对哈利。我不适合出席公共场合。”

“我觉得你干得不错，”伊索叹了口气，替她擦去眼泪，“那个自我膨胀的自大狂，那个蠢货康塔尔斯基！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如果他们只会空想，又怎么能做出对人类有益的事呢？米拉会说，他们真该一周扫一次厕所。他们真该这么做。”

“伊索，你真这么想的吗？”凯拉咬着嘴唇问，“可我怎么能那么对哈利呢？”

“听我说，凯拉，作为一个崇尚诚实和勇气的人，你现在却陷入欺骗和怯懦中了。”

“我？”凯拉把手掌贴在胸前，“我吗？”她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里面的酒都溅到裙子上了。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纸巾。“我可能是个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贱人，但我并没有不诚实！这么说不公平！”她一边说着，一边擦着裙子上的酒渍。

伊索温和地看着她：“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会说谎的人。”

凯拉坐在椅子上，眼里又涌出泪水。

“你对别人撒谎了，也对自己撒谎了。你不停地一遍又一遍说哈利很好，你很快乐，你们的婚姻很幸福，好像你可以让这些变成真的似的。但其实你快要崩溃了，你很痛苦——谁都看得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哈利看不出来。天知道，你和他一起参加派对时都会哭。你经常哭。”

凯拉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号啕大哭。她瘦小的身体一起一伏，仿佛要被心中的痛苦击垮。伊索挨近她，握住她的手。凯拉把头埋进伊索怀里，不停地哭着。她紧紧地抱着伊索，在她手臂上留下深深的抓痕。她一边抽噎着，一边倾诉。她所讲述的每件事都引向了自己的不足。哈利很好，可他似乎并不爱她，但那是因为她要求太多了，因为哈利已经很了不起了。当他在实验室有所突破，满心激动地回家来，想要和她分享时，她却不在，他当然会很失望。而当她想和他说话时，他在忙着学习，不想被打扰。他的工作非常困难，非常重要。这一切都情有可原，都是她不好。她不停地咬着嘴唇，咬得嘴唇都流血了，沿着下巴滴下来。“但我也有高兴的事情想要分享的时候，但我想和他说话时，他都在忙，不想听我说。然后就是口试。他在准备口试的时候，我包揽了所有家务，什么事都是我来做，好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我也要上课，也要开会，可我还得切菜、做饭、打扫卫生。等他不在家时我才能用吸尘器；我接电话都得压低嗓门，就好像他准备口试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仪式，而我就是扫教堂的女信徒。”

“可现在到我要准备口试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他还希望我继续伺候他，他还要带朋友回家来让我招待。他现在不是很忙了，他的工作差不多都完成了，有时间和朋友们一起玩。嗯，我理解这一点，我不怪他，我爱哈利，他努力工作了这么久，有权放松一下。他并没有恶意——他只是不知道我有多害怕而已。他觉得英语特别容易，觉得我够聪明，不用怎么复习就能通过。”此时，她还坐在椅子上，但腿不再动来动去了，“那是最令我沮丧的一点。好像他不把我当回事似的。”

“他对所有学英语的人都是这么看的吗？”

“是的。他对英语这门课程最不以为然。他喜欢艺术和音乐，他说，历史专业也有存在的理由，还有哲学，甚至语言学——他尊重语言学家，但他瞧不起学文学的。他说读书谁都会。他觉得他对文学的了解不亚于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这倒是真的，他确实知道不少。要去指责哈利很难，因为他总是对的。可他这种态度我还是觉得很讨厌。”

大约晚上十一点时，伊索去厨房拿出罐头汤、饼干和奶酪。她与凯拉争辩，告诉她她很聪明、她的工作很有意义。“我曾听哈利谈论过文学作品，他的观点很古怪。他觉得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是最伟大的作家，这倒也无所谓，听听不一样的见解也算是好事，可他说的与我们的工作毫无关系。我们研究的是各个时代观念的不同所引发的创作风格的变化，研究的是整个文学的传统……”

凯拉咯咯轻笑着说：“你去跟哈利说这些吧！你这么一说，我们的工作似乎确实有意义多了！”伊索站在炉子边搅拌着汤汁，凯拉搂着伊索的腰，伊索搂住她的肩膀，俯身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

她们边吃边聊。凯拉很高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你让我觉得自己值了，我所做的那些都是值得的。”伊索坐在沙发上，身体舒展开来，凯拉跑过去坐进她的臂弯里，伊索紧紧抱住她。凌晨两点，两人上床歇息，凯拉躺进伊索的怀抱。

第二天，凯拉回家去给植物浇水。她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待了两天两夜，试着静心学习，可她又跑去了伊索家。自那以后，她们就轮流到对方家里复习，偶尔抬头冲对方微笑。她们一起煮咖啡，每天下午四点一起喝杯酒。

她们一起出门时也如胶似漆。她们一起轻快地走过街道，高兴之情溢于言表，米拉觉得，陌生人都看得出来她们有多亲密。伊索顺利地通过了口试，一群人出去庆祝。凯拉看起来像是变了个人——但仍然很活泼、精力充沛，仍然习惯敲酒杯和扔勺子，但她的嘴唇不再像以前那样颤抖，而是安静地微笑着。

几天后，凯拉和伊索在凯拉家里看书，伊索正在考她关于文艺复兴的问题。这时，哈利走了进来。他当然不明白她们那种关系。他对伊索很热情，对凯拉有些冷漠和客气。而凯拉则立刻僵硬地站起来，不安地交叉两腿，然后又打开。

“如果伊索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说点儿事。”

“我很忙，哈利，我在复习。”

“是很重要的事。”他温和而又带点儿嘲弄地说。

凯拉咬着唇，求助地看着伊索。

“我得走了，我还约了米拉四点半见面。”伊索撒谎说。

凯拉站起来，抱了抱伊索：“谢谢你，谢谢你帮我，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我回头给你打电话。”

“我想回家。”哈利一边用手指理着头发，一边说。每当他心里不安时，就会做这个动作。哈利的父亲在西点军校受过训练，所以也训练过他的儿子如何保持“镇静”，也就是不能有任何显露感情的表情。

“我又没赶你走。”

“你赶了，凯拉。”他提高了音量。他面无表情地叙述着他的委屈，就像法官在宣读犯人的罪状一样。她的罪状包括：本该在家的时候却不在；忘记准备招待客人的晚餐；每天也不好好做饭；经常在派对上喝得烂醉如泥；最为严重的是对康塔尔斯基说了那番可怕的话。“所幸，他的前妻也有过几次精神失常——”

“她当然会的！”凯拉脱口而出。

“所以他能理解，”哈利皱起眉头，但还是继续平静地说，“我和他聊了很久——”

“聊我吗？你和他谈论我？”她尖声问道。

“凯拉！你到底要对我怎样？我看你是想毁了我！我觉得你有点儿神志不清——真是疯了！”

“你就是这么想的！”她暴跳如雷，将桌上的一个玻璃花瓶打翻在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毁了你，是吗？”

哈利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他的动作像是在炫耀他多么有耐心。他弯腰捡起花瓶，将它放在高高的壁炉架上。凯拉站起来，冲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纯杜松子酒。

“如果你又要喝醉，那我就走。你那个样子，根本没法和你说话。”

她跌坐在沙发上，开始了漫长的控诉：他经常不回家，即便回到家也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即便在家的时候，他对她，对她的工作、她的学习和她的发现也丝毫没有兴趣，他只需要她当一名听众。他在准备口试的时候，她为他做了一切事情，可到她要复习的时候，他却什么也不管。还有，还有（她咬着嘴唇，别开了头），在性生活上，他也不体谅她。

哈利平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尊精致高贵的希腊雕塑，可听到最后一项指责时，他眨了眨眼睛，转过身来。

“怎么体谅？”

“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的。你总是那么心急，还没等我准备好就进去，在我还没兴奋起来的时候是会很痛的，你都知道的，你不是明知故问吗？”

哈利直视着她，眼里流露出恐惧的神色。然后，他移开了视线，可他的表情变了，带上了一抹痛苦的神情。这让她有些难受。于是，她语气缓和了一些：“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我问过你。可你似乎忘记了。”

他盯着地板，双手在膝盖间轻轻地摩挲着：“原来真是这样。这些日子你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你那些疯狂的行为……”

“不是这样的，”凯拉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很坚定，“是因为你不把我当回事。无论在哪方面都是那样。”

“胡说。”

她又说了很多，可这一次，她的声音很平静，很庄严：他觉得她的工作不重要；觉得她情绪波动大，因此不正常；觉得她关心的事情没有意义。她给他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哈利站起身来，又开始用手指梳头发。他凑近她身边，但没有直视她的眼睛。他脸侧向一边，望着窗外说：“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凯拉。”

她闭上眼睛，一滴眼泪沾到睫毛上。哈利站在她面前，低头看着她。“凯拉，我会试着改变的。”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对自己没有把握，她知道对他来说这有多难。他就像天使一样站在她面前，最后一抹夕阳照在他的头发上，白得耀眼。他是因为她才落下凡间，是她把他拖到了这个有着肉体、苦痛、局限的不完美的世界。他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世界里只有纯粹的理性。他的表情从不曾那般悲伤，他的声音从不曾那般颤抖。她抓起他的手，轻轻地吻着，用脸颊摩挲着。他俯下身，吻了吻她的额头。凯拉突然闻到了自己腋下的汗味，当他俯下身来拥抱她时，她发现自己在流汗，她似乎闻到自己裤裆处有腥臭味，一定是来月经了。于是她推开他，让他坐回椅子上。她用手捋一把头发，感到头皮又黏又腻。“我和伊索在一起了。”她说。

哈利看着她。她仔细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她说她之前很难过，伊索很同情她，她在绝望之中从伊索身上寻找爱。

“嗯。”除此之外，哈利什么也没有说，她在解释的时候，他一直眼神犀利地盯着她。他最后问道：“你是说，在感情上，我被一个女人取代了吗？”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不。这种感情是不一样的。她没有取代你，只是一种填补。”

“那就忘了吧，”他站了起来，“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可以回来了吗？”

她感到满满的爱意从心底涌起，当她抬头看着他，这爱意从她眼中流露出来。

“啊，当然，哈利，亲爱的，当然。”

“那我去车里拿东西。”

“好的。我去冲个澡。”

她一边洗澡一边哼着歌，水冲走了她的汗臭和油脂。她洗得很彻底，把身体的每处都洗得干干净净。他比她之前认为的还要好。他很大度，他能够接受批评，他能够原谅和理解。他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也许他们应该要一个孩子。她在怀孕期间也可以写论文，说不定会挺有趣。

那天下午，他们做爱的时候，哈利很小心，很卖力。他爱抚她的身体，用鼻子蹭她的胸部，还揉了她的阴蒂。他并没有逼她，还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当他第三次问她的时候，她再不好意思说没有，于是撒了谎。她忍着痛让他进入，很感激他如此体贴，同时也懊恼自己太迟钝，更为自己假装高潮而不安。之后，哈利满足地躺了下来，眼中带着成就感和愉悦。

凯拉的嘴唇又颤动起来。

12

凯拉抽着烟，不安地和米拉说着她和哈利的约定。接下来的两周，家务都归他做，直到她口试结束，以后，他们会共同分担家务。她想几点回家都可以；他要像她配合他一样配合她准备口试；她还可以跟伊索像朋友那样交往，但不能有性关系。

雷曼餐厅空荡荡的，可是她们周围的桌子上一片狼藉，堆满托盘、空咖啡杯、乱七八糟的薯片袋和烟盒。米拉听凯拉讲着，试着将凯拉传达的自信和快乐通过眼神和微笑反映出来，可她的情绪很低落。她觉得这个地方很压抑，满是残羹冷炙，全是过去的残渣，午餐和咖啡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却一点儿都不值得，除了满足赤裸裸的饥饿感，毫无意义。瓦尔坐在米拉旁边，静静地听着。最后，凯拉站起来，看了看表，急匆匆地走了。

“我真不敢相信。”米拉悲伤地说。

“我明白。”

“我也能。本和我也许能相处得还好，但哈利不一样。”

“他居然能这么轻易地接受凯拉和伊索的事，简直不可思议。”

“他这点倒很不寻常。”

“哈！”瓦尔嗤笑道，“那只说明他并没有当真。找一个女人当情人不算数。”

“你是这么想的？”米拉很惊讶，“瓦尔，有点儿慈悲心吧。”

瓦尔扮了个鬼脸。“越来越难了。”她看上去很憔悴。那些天，她几乎一直都在忙反战委员会的事。她力求让每个人知道，战争已经蔓延到老挝和柬埔寨了，还说我们正在摧毁整个印度支那。她总感到愤怒和焦虑。她叹口气，转身对米拉说：“所以，你和本怎么样了？”

“我们很好，至少我觉得很好。一定是这个地方的缘故，”她四处看了看，“到处是垃圾，到处是剩菜，好像你永远也无法摆脱这些东西……”

瓦尔皱起眉头，一脸困惑：“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这么低落。大概是因为听到凯拉兴致勃勃地讲她和哈利的打算。她在向往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我觉得她和哈利不会如愿。她还说也许可以要个孩子……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可能在别人眼里，你太轻信一个人了，就像我看凯拉一样？”她迟疑地说。

瓦尔笑了：“我就当你是在问我好了。我不认为你轻信别人。我觉得本很好。”

“可是，”米拉小心翼翼地说，“他也想要孩子。”说完观察着瓦尔的反应。

她的表情并没有变化：“你怎么想？”

这下轮到米拉不安地抽烟了。“这个嘛，”她心不在焉地笑着说，“也许我这么说有些奇怪，但我都不确定自己想不想结婚。”她继续说着，瓦尔认真地看着她。她忘了，她现在说的话正是一年前听瓦尔说过的。婚姻使人习惯了某些好处，所以，人们视这些好处为理所当然，但同时，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也被夸大了，于是，人们觉得痛苦，就像眼里进了沙子。忘了关的窗户、忘了收起来的牛奶、吵闹的电视和浴室地板上的袜子都能引发难以想象的愤怒。在婚后的两性关系当中，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婚姻意味着承诺要与配偶以外的异性保持距离，即便很多时候这一点并未被严格遭守，但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觉得被它束缚了，要主张自由。有人视它为缰绳，努力克制欲望，远离可能产生欲望的场合，避免在派对上和有吸引力的异性长聊。时间一久，所有对异性的感觉都被扼杀了，与异性之间的交流也局限于礼貌范围内。于是，男人们凑在一起谈论商业和政治，女人们聚在一起聊八卦。可是，有时候，当你那么做时，会有一种死亡的气息从生殖器里渗出来，蔓延至全身，直到通过眼神和姿态让人表现出一副了无生趣的样子。可另一方面，如果本对其他人产生“性趣”，她又会非常痛苦，而且她希望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如果他们结婚了，会怎样？本会觉得自己与精彩的生活隔绝了吗？反正她不会觉得。她对别人没有欲望——当然周围也没有多少人，也许换一个地方……可是她会失去她的朋友们吗？她和瓦尔、伊索，还能彻夜畅谈吗？她和本会成为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在一起会失去热情，生活会变得平淡。

还有孩子——说到这里，她犹豫了一下，声音变得低沉。孩子。她使劲摇着头：“我不能再回到那样的生活，我受不了。我爱我的孩子们，我很高兴有了他们，可是，不，不，不！但他毕竟有要孩子的权利，不是吗？只不过他不是负责生的那一个而已。如果我不得不生——我不会觉得特别期待，但我还是会生。但你也知道，这条路会没完没了的。如果在我六十岁、他五十四岁的时候，他离开了我，留下还在上大学的孩子，还得由我照顾。可他仍然想要孩子，如果他坚持的话……”

“是的，如果他——他没必要坚持，只用给你压力就够了。”

“是的，那我该怎么办？”她不安地抽着烟，“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不应该再生孩子，我自己知道。可是我很爱本，我可能会让步。一想到失去他，我就感觉好像坐着电梯突然往下掉了十层楼。他是我生活的重心，因为他的出现，一切才变得美好。可是如果我生了孩子——啊，天哪，我也不知道。”

瓦尔看着她，米拉从瓦尔脸上看到了令瓦尔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一刻，她的表情里包含了一切：理解、同情、对痛苦的了解、意识到那些我们年轻时视为幸福的事物的难得，以及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快乐——幸存下来的人才明白小小的快乐是多么珍贵。

米拉摊开手。“没有解决办法。”她耸了耸肩。

“问题是必须得做出选择。”

米拉疑惑地皱起眉。

“你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一起，要么分开。要么结婚，要么不结。要么生孩子，要么不生。”

米拉心里一沉。“我就是无法选择，”她问瓦尔，“如果我们在一起，但不要孩子，你觉得他将来会原谅我吗？”

“如果你们在一起，生一个孩子，你将来会原谅他吗？”

米拉笑了。她们一同哈哈大笑起来。“去他妈的将来！”瓦尔喊道。米拉握住她的手，她们坐在那儿，望着彼此不再年轻的脸庞，在岁月的洗礼下，添了些许皱纹，在生活的历练中，多了几分豁达。在这个满是年轻人的地方，她们这些幸存者因为一个只有她们能懂的玩笑而开心着。米拉想起几个月前，在一场化装舞会上，瓦尔出场的那一刻。她穿一身性感的黑色衫裤套装，上面缀饰着羽毛，她的头发闪着银色的光泽，眼睛上涂了绚烂的蓝色眼影，手拿一根长长的黑色烟斗。她走进来，摆了一个浮夸的造型，大家都停下来，看着她笑了。她也笑了。她站在那儿，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此刻，体形和年龄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摆出一副诱惑的姿态，得意地笑着，她是在笑自己，笑自己的幻觉和欲望，笑她这种妖艳的模样——但若没有这些，这个世界岂不索然无味？我们中有一些人懂她。我们都将是被嘲笑的对象。人们都看得出我们的脖子变干瘪了，下巴变松弛了，走路姿态不再轻快，发际线也后退了。年轻人也一样，尽管他们还不承认自己会变老，不承认他们想象的美好生活不会实现，但他们已经知道，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比如身材不够修长，膝盖上的皮肤不够光滑。就连我们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人都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比如眉形不好、鼻孔太大。所有我们这些漂亮的、上了年纪的人，都在迈向死亡之际打扮着自己，用生命来装扮自己，试图摆脱死亡的阴影。她让我们看到了这点。她进来的时候神采飞扬、笑靥如花、艳光四射。啊，瓦尔是不会屈服的！

13

她第一次做噩梦是在口试前那一周，从此以后，她每晚都会做噩梦。醒来之后，她大汗淋漓，浑身发抖，于是起床抽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但她没有告诉哈利。她谁也没告诉。

她梦见自己在进行口试的房间里，那是一个铺着木地板的房间，里面有几扇小玻璃窗和一张闪亮光洁的大桌子。她走进去时，测试她的三个男人正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吵架。她刚走进去就看见了角落里的一堆东西。她立刻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可她不太相信，她很羞愧，于是她走近了去看。那正是她所想的东西。她很害怕。那些用过的卫生棉和带血的内裤都是她的，她知道那是她的，而且她知道那几个男人也会知道。她试图站在前面挡住它们，可怎么也藏不住。这时，那三个男人停止了争吵，转过头盯着她看……

她焦虑极了。她又迅速地列出了一大堆计划，她早上一起床就跑去图书馆看书，直到闭馆。可一天结束后，她发现自己什么也没看进去，脑中只是塞满了文字。她向哈利诉说心中的恐慌，可他并不当回事。

“凯拉！你想的这些太荒唐了！根本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的害怕让他不耐烦了，他说她的主考官算个屁，她肯定能把他们哄得团团转。从他的不耐烦之中，她察觉到他对成年男人学英国文学的蔑视，只是她太过慌张、太过恐惧，所以并没有说什么。她很少和哈利说话，她没日没夜地看书、列计划，把完成事项一个个划掉，每晚都做着同样的梦。

考试那天，她走进那间铺着木地板的房间，看到那张光洁的桌子，以及坐在桌旁的三位主考官。他们为要不要开窗，如果要开，开哪扇窗、开多大争论了半天。他们就像住在一起、吵吵闹闹五十年的老年三人组。她看了看房间角落，那里空荡荡的。于是她坐下来。她浑身都在颤抖。

两个多小时后，主考官走到她身边轻声告诉了她考试结果，她颤巍巍地走下楼梯。她感到自己的下巴绷得紧紧的。她不能在这儿，不能在他们面前，不能在沃伦楼哭出来。她抓着扶栏，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她不能在这儿跌倒，不能。面前的物体在她视线中闪烁、游动，还有一群人，看上去有些眼熟，没错，那是伊索、克拉丽莎、米拉和本。有人问：“怎么样了？”她在喉咙里艰难地迸出一声：“我通过了。”他们都欢呼起来。但他们一定看出来了，一定理解她的心情，因为他们把她抛了起来，周围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他们将她托起来，一路走着。已经是四月，万物萌芽，空气中充满着清甜的香味。

他们带她去“托加”，点了酒，开始询问她具体情况，她向他们复述了几个考题，看到他们被吓住的样子，不禁笑了出来。“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他们问那些问题，只是想吓唬我，可它们真的吓到我了！”

她们喝了一杯又一杯。有人站起来去给瓦尔打电话。半小时后，她来了。这时，也有人给哈利打了电话——凯拉隐约感觉是米拉，因为伊索悄悄地跟她说了些什么。可是，哈利没有来。凯拉没有问为什么，她甚至压根没有提起这件事。他们点了吃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买了一些便宜的酒带到伊索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很晚才离开。凯拉没有离开。

伊索送瓦尔走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她回来时，看到凯拉像个孩子似的蜷缩在木椅边，双手抱着肩，浑身都在不住颤抖。

“其实我失败了，伊索。”她说。

伊索脸色苍白地坐了下来：“你是说你撒谎了？”

“噢，没有，没有，他们说我通过了。胡顿走过来小声说我通过了。”伊索松了口气。“可我彻底垮了。”凯拉说。

伊索又斟了一杯酒。“伊索，没用的。我做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我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我受不了。”凯拉跟伊索讲了她的梦。

“你对别人说过吗？找个人聊聊可能会好些。你告诉哈利了吗？”

她摇着头说：“那样他只会更看不起我。”她描述了哈利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哈利、哈佛、整个该死的世界，天哪！我还是回家，生两个孩子，剩下的人生都在烤面包、种花和织布中度过好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别瞎说！”

“你觉得那样不对？”

“天哪！”伊索站起来，踱着步，“我真受不了你那样的想法。”

“他们挫了我的锐气，他们有那样的力量，我给了他们那样的力量。从梦中就可以看出那是什么样的境地。面对他们，我没有底气。我受够了尝试，受够了向哈利证明我和他一样理智、聪明，受够了向哈佛证明我也能够写出那些了不起的杰作。”

伊索走来走去，双手环肩。凯拉看见了，也明白了，伊索正在切身感受着她的痛苦。“问题是，”伊索极力让自己的声音冷静下来，“烤面包和种花，会让你厌烦的。”

“不，不会。能做那些多好啊。”

“是啊，那些也是挺好的。我的全部身心都在告诉我，那是最好的，是极其重要的事。”

“不是根据哈佛或政客们的标准。”

“不是。可问题是——并不是说我觉得哈佛和政客们的标准，或男性建立的其他标准就正确——你得做比种花和烤面包更重要的事，是因为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短暂的，没什么营养，也没什么创造性。生小孩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事，可——”她转身对凯拉说，“种子很早以前就在你身上播下了。你逃也逃不掉。你还不明白吗？”

她坐在那儿，啜着酒，颤抖着。

凯拉看着她。

“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身体里也有这样的种子。”伊索颤抖着说。

“种子。”

“我算是聪明，你也挺聪明。我们也都称得上优秀。我们拥有许多女人没有的机会。我们的志向与我们的智力、背景是匹配的。我们要在他们那该死的世界里实现它。可假如我们放弃了，假如我们说，去他的，就让他们自我毁灭吧，我要去打理我的花园了。假如你那么做了，会怎样？对我来说是会不同的。假如你和哈利或别人走了，放弃这个烂摊子，回家生孩子、种花、烤面包，你仍然不会觉得自己有底气，你还是会对世界充满仇恨。你会加倍讨厌它，因为你觉得你在其中失败了。你还会讨厌你的男人，那个在外面有底气的人，那个可以实现理想，却不用饱尝那种仿佛被吞噬了灵魂的感受的人。”

“只是‘仿佛’而已，”凯拉讽刺地说，“米拉今晚给哈利打电话了，是吗？”

“呃，我不知道。”伊索闪烁其词。

“可他却没有来。我觉得是因为你在那儿吧。可他为什么不去门口等呢？”

伊索盯着她手里的酒。

“所以，我现在是进退两难了吗？”凯拉笑着伸了伸腿，“毁灭的种子把我控制住了？”

伊索笑了。

“过来亲亲我吧，你这个末世论者！”

伊索走了过来。“听着，”她笑着说，“我不想成为替代品。感觉就好像——如果哈利不来，还有伊索。”

凯拉的脸皱成了一团：“啊，天哪。我已经尽力用最合适的方式对待你了！伊索，我爱你。但我不能承诺任何东西。你能吗？”

伊索笑着坐在地板上，凯拉也过去和她坐在一起，她们拥抱着对方，亲吻了很久。

14

“真是的，”米拉环顾着瓦尔那乱七八糟的客厅，到处都是纸、油印传单和小册子，“据我所知，凯拉留在伊索家了，哈利都气炸了。他说了一些很恶毒的话。你当初说的是对的，他一开始就没当真。”

“男人啊。”瓦尔一脸嫌弃地说。

米拉看着她：“我很久没看见塔德了，出什么事了吗？”

瓦尔的嘴唇抽动了一下：“哦，都过去了。”

“你还好吧？”

瓦尔点燃一支烟：“最近我们似乎都有点儿忧郁。嘿，忧郁的词源是什么，英语专业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不是塔德的原因。我觉得不是。总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在乎他。那是我的问题。有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觉得自己很在乎别人，其实不是。而我的问题却是，我总觉得自己不那么在乎，觉得没他们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可最后却发现我比自己想象中更爱、更需要他们。可这一次，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愧疚。一旦你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一旦你开始觉得自己在某些事上做错了，那么，一切就都摇摇欲坠了，因为上一周的错误行为可能是十五年前一次选择的结果，你会不由得质疑所有的事情，所有的。”

瓦尔把脸埋进掌心。

米拉担忧地看着她。她从没想过瓦尔会和其他人一样脆弱，她下意识地把瓦尔当成了超人。可是，现在，瓦尔在发抖。

“发生什么事了？”

“那是复活节期间的事情了。”她说。

复活节期间，克丽丝放假回家了。那是圣诞节过后她和瓦尔第一次见面，她们自然形影不离。克丽丝回家的那晚，她们聊到很晚。她们想单独聊天，不希望塔德在那儿，可是塔德坚持要留下来。当时的气氛很尴尬，她们很生气，但瓦尔不想伤害他。最后，大约凌晨两点半时，他终于去睡了，她们于是可以单独聊天。她们一直聊到天蒙蒙亮，然后亲吻、拥抱了对方才回到各自房里。

第二天，塔德生气了。她们早上七点才回屋睡觉，下午才起床，他从早上醒来就被晾在那里大半天。他因为前一晚被她们排斥而生气。瓦尔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喝咖啡，他就朝她撒气。他怒气冲冲地看着她，还尖刻地批评她晚睡。她没理会他，就坐在那儿喝咖啡。他于是默不作声，开始假装看《时代》，把杂志翻得哗哗响。

“你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相干的外人，”他突然说，“昨天晚上，你和克丽丝根本就不想和我说话。你们也一句话都没和我说，好像当我不存在似的。你无视我！”他说着站起来，走到炉子旁边，对着空咖啡壶咒骂了几句，把它呯的一声放在炉子上，“我还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了？”

如果瓦尔完全醒了，也许她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可她当时抬起头，讥讽地看着他，冷冷地说：“很明显，你不是。”

仿佛当头一棒，他脸色都变了。一瞬间，她觉得他快要哭了。看他这样，她觉得很内疚。她想过去抱抱他，跟他道歉，但已经太晚了。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

她试图补救，于是温和地说：“至少，在我和克丽丝的关系面前是这样。毕竟，她是我的孩子。我们很亲密，而且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也想有独处的时候。”也许会没事，她也拿不准。她伤害了他，也将为此付出代价。也许他心里明白，却不会轻易地原谅她。即便那时，她还倔强地以为，也许会没事的。她又补充道：“塔德，其实你是我生命中很小的一部分。你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我快四十一了，我的人生很复杂。你闯进来，说我们在一起，我同意了，于是你好像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进入我的生活。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有问过我，是否希望你永远留在我的生活中吗？你就那样闯进来，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你表现得好像我们结婚了似的。听你的语气，就好像我只能和你上床，再也不可以和别人上床了似的。不可能！”

她一股脑儿说完了这些。塔德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从厨房走出来，来到客厅，抱着头坐在那儿。

她喝完了咖啡。她当时又急又恼，没想到自己竟然那么生气。“爱情。”她自言自语着。她觉得，爱情让你隐藏自己的不快，所以，当它发泄出来的时候，就成了有毒的东西。但她不觉得愧疚，如同她欺骗他时一样。这时，克丽丝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

“塔德怎么了？”

瓦尔告诉了她。克丽丝“嗯”了一声。昨天晚上，妈妈没让塔德走开，她还在生妈妈的气。可今天早上，她又觉得妈妈太不近人情：“你不觉得那样说太无情了吗？”

“没错，是很无情！”瓦尔愤怒地吼道，“你觉得我什么事都能处理得好，是吗？”

“好像是的。”克丽丝说。瓦尔真想扇她一耳光。

她做好早餐，让克丽丝回客厅去叫塔德。他不吃。于是，她们一边吃东西，一边安静地看《时代》。这时，两人都已清醒，偶尔也会交谈几句。瓦尔还在生克丽丝的气，所以有点儿爱搭不理。

“对不起，”克丽丝说，“只是，他看起来很可怜。我从客厅路过的时候，还以为他在哭呢。我一直觉得你应该能治愈每一道伤口，让一切好起来，但如果你没那么做，就是你的不对。”

“是啊，”瓦尔苦涩地说，“我当然能。我就必须否定自己的感受。因为人们就希望母亲那样做。”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了我很抱歉。”

“孩子啊。”瓦尔喃喃着，“作为母亲，就不应该有自己的情感，以便成为别人永远的慰藉吗？”

克丽丝看着她：“要不是我很了解你，我会觉得你在内疚呢。”

瓦尔把脸埋进掌心。“我确实很内疚，我伤害了他，心里也不好过。”她抬起头，“更糟的是，我想伤害他。我一直感觉被限制着。我想伤害他已经很久了。”

傍晚时分，瓦尔平静了一些，不再对塔德那么生气。她闻到客厅里有大麻的味道，知道他抽大麻是为了麻痹自己的感觉。她心中对他充满歉意，他看上去非常无助。伤害一个无助的人，是不可原谅的。她走进客厅，坐在塔德旁边的椅子上。

“塔德，对不起，我刚才说了那么残忍的话，”她说，“我很生气，而且觉得自己已经生气很长时间了，却不自知，所以，才以那样的方式发泄出来。我真觉得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现在还在意这个的话。”

他猛然抬起头：“你和别人上过床吗？”

“什么？”

“你听见了，瓦尔！你到处和人上床吗？”

“你浑蛋！”她火冒三丈，“关你他妈什么事？”

“是你自己说的！你说要是我以为你不会，那就太自以为是了。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必须知道。”他的声音沙哑。她觉得火气下去了一些。

“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你觉得我会跟一个婊子在一起吗？”

她冷冷地看着他：“如果那就是你看待事情的方式，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以为我过去二十年都在干什么？”

“这个我不在乎，那是在遇到我之前。”

“我明白了。你可以接受某个人并不一直都是你的，但不能接受她和你在一起时不是你独有的财产。”

他似乎没听明白：“你到底有没有？”

“有。”她回答。

“谁？”他一屁股坐回沙发上。他很沮丧，很绝望。

“那不是你该问的。我想告诉你的时候自会告诉你。”

他的脸突然绷紧了。“谁？是谁？我必须要知道，瓦尔，我必须得知道！”

“老天！”她一脸反感地说，“蒂姆·瑞安。”

蒂姆·瑞安是和平小组的一员，是塔夫茨大学的本科生。

“瓦尔，他才十八岁！十八岁啊！比克丽丝还小！”

“那又怎样？你也没比克丽丝大多少啊。什么时候年龄变得那么重要了？”

“我要杀了他。”塔德咬牙切齿地说。

“老天哪，”瓦尔站起来，“去吧，把书里那些愚蠢的游戏都玩个够。我可不会浪费时间陪你玩。”她说着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室，坐下来开始写报告。几个小时过去了。她听见塔德去厨房倒了杯酒，又回到客厅，但他一句话也没和她说。大约晚上九点时，克丽丝饿了，开始准备晚餐。克丽丝问塔德要不要，他拒绝了。可是，她和瓦尔吃东西的时候，他又去厨房倒了两次酒。他走路东倒西歪，还差点儿滑倒了。每次返回客厅，他都一言不发。

克丽丝皱着眉头说：“妈，我今晚要出去，和几个朋友聚一聚。他们说巴特也要去，我已经几个月没和他联系了，很想见一见他。”

“亲爱的，别担心，我应付得了塔德。能出什么事呢？他喝醉了，可能会断片。如果出点儿什么事，我能跑，他可跑不动。”瓦尔笑着说。

她们快吃完的时候，塔德又跌跌撞撞地跑去厨房，可这一次，他倒完酒后，摇摇晃晃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去，进了瓦尔的房间，倒在床上。他开口了。他开始滔滔不绝、源源不断地大声咒骂：“淫妇、贱人、婊子、母狗、荡妇、妓女，我信任你，我以为我爱你，可我告诉你，瓦尔，我没那么爱你，没那么爱。我决不会原谅你，你个肮脏的荡妇，你个妓女，你个婊子……”

他没完没了地骂着。瓦尔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说：“带上你那肮脏的价值观，给我滚出去。”可他却喊得更大声了。她砰的一声摔上卧室的门。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差点儿摔倒了，把门狠狠地拉开，又躺回床上，继续骂。

瓦尔摇了摇头：“真逗，他最在意的居然是那个。我说他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很受伤，这我理解，假如他那么对我说，我也会伤心的。可他却这副德行！”

她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面面相觑。他还没有停下来。“咱们可以把他扔出去，他这个样子，咱俩就可以办到。”瓦尔说。

她们相对无言。听起来真是荒唐。他醉得一塌糊涂，连路都走不稳，还那么伤心，要把他扔到大街上不管吗？不行。必须忍耐。她们没再说什么，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可以叫警察。”瓦尔盯着她的咖啡说。克丽丝没有作声。

她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塔德还是没有停下来。“婊子、臭婊子、妓女、贱人。”他越骂越来劲，好像语言就能打垮她似的。

突然，他哭了起来。他抽泣了一会儿，微弱地叫着：“克丽丝！克丽丝！”

克丽丝抬头瞟了一眼母亲。

“克丽丝！克丽丝，过来和我说说话，求你了，过来，好吗？”

瓦尔皱了皱眉头，大惑不解。但克丽丝站了起来。

“克丽丝，过来，过来好吗？”

克丽丝过去了，对母亲的使劲摇头示意视而不见。

她站在床边，低头看着他。瓦尔坐在那里，可以看到房间里的情形。

“坐下，克丽丝，”他拍拍床，她坐了下来，“上床来，好吗？你和我，克丽丝，别管那个贱人，关上门，过来和我干吧。克丽丝，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就一直想干你。我们不用管她，她可以去找十个人来，过来，克丽丝，躺下，亲亲我。”

瓦尔一动不动。她可以看见克丽丝坐在那儿。克丽丝看起来既不生气，也不害怕。她正用手抚摩他的额头。他似乎没注意到，他的那番话并没产生影响。他反反复复地说着，几度抓住她的手腕。她平静地坐在那儿，同情地看着他。许久后，克丽丝站起来，俯身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我得出去了。”她轻声说。

她来到厨房。“车钥匙呢？”她面无表情地问母亲。

瓦尔冲自己的手提包努努嘴。塔德挣扎着站起来。

“好啊，贱人，你要我走，我这就走。我走，我要和克丽丝一起走，我们要出去喝一杯。”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房间，走到门口。瓦尔站起来跟着他。她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去开车载克丽丝。她对克丽丝也不放心，不知道她有多同情他，不知道她把界线画在何处。她站在门边，看着他们，他们看不见她。克丽丝已经发动了车子，她见塔德走近，便摇下了车窗。他想开车。他坚持要开，正在和她争，叫她坐到副驾驶座去。瓦尔不想干涉，这是克丽丝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可她的身体随时准备着，就像蹲在起点线前的赛跑运动员一样。如果克丽丝准备打开车门，她就会立刻冲上去阻止。当时那种情况下，多犹豫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可她听不见克丽丝说话，只有塔德在大声嚷嚷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克丽丝好像移开了。瓦尔把手搭在门把上，准备开门。但克丽丝摇上了车窗，塔德抓着车门不放。突然，他放手了。可还没等瓦尔松口气，他又摇摇晃晃地转到另一边，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克丽丝把发动机关了，他们坐在一片黑暗中。瓦尔猜，他们在说话。他们在里面坐了很久，但瓦尔看不太清楚。路灯照亮了车身，克丽丝的脸半明半暗。瓦尔想上厕所，可她还是站在那儿看着。好像没完没了了。瓦尔小声地抱怨着：“臭丫头，何必这么心软呢？”

然后，车门打开了，克丽丝下了车，走上台阶，进屋来。瓦尔退回屋里，她不想让克丽丝知道她很担心。克丽丝把车钥匙扔在桌上。

“我从后门出去，走路去。”她冷冷地说。

瓦尔还来不及阻止，她就走了。她担心克丽丝独自在剑桥走夜路，但克丽丝从不理解有什么好怕的。她说，她的朋友经常独自走夜路。瓦尔跟她讲了夜里独行的危险性，她只是耸耸肩。她觉得，只要你不想着会出事，就不会出事。她觉得很安全。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走了。瓦尔拿起车钥匙，藏了起来，她希望自己明天还记得把它藏在哪里了。然后，她收拾了桌子，开始洗碗。过了一会儿，塔德也踉踉跄跄地进来了，他直冲向橱柜去倒酒，把苏格兰威士忌洒在了橱柜和地板上。

“你已经喝得够多了，塔德，会生病的。”瓦尔硬生生地说。

“给我闭嘴，你个臭婊子。”塔德想继续骂，可他已经没力气了。他想朝客厅走，可他的身体不听使唤，转不过来，于是，他顺道走进了卧室。他一头栽倒在瓦尔的床上，灯还亮着。她把厨房打扫干净，锁了门，为克丽丝留了灯，就走进了客厅。她打算坐在这里等克丽丝回来。突然，她听见砰的一声，赶忙起身跑到走廊。塔德正在卫生间里吐，走廊的地板上满是呕吐物。她回到客厅，点燃一支烟。塔德从卫生间出来，踩到自己的呕吐物滑倒了，他骂骂咧咧地回到卧室。她想，他就这样满身秽物地睡在我床上吗？她在心里咒骂了他，咒骂了自己，也咒骂了全天下的男人。凌晨五点，克丽丝悄悄地回来了。克丽丝经过客厅回到自己房间时，瓦尔睁开了眼睛，但克丽丝看都没看她一眼。

“当然，第二天，他感到十分狼狈。一开始，他只为弄脏了家里而道歉，好像他就只做错了这一件事似的。我告诉了他他的所作所为，他难过地哭了。可说实话，米拉，我没什么感觉。或者说，我觉得在赶他走之前，应该让他调整好状态。那天是复活节，克丽丝几乎睡了一整天。我们三个人本应该去布拉德餐厅吃晚餐的。他说他还约了一群人要去庆祝天使报喜节，因为和复活节没差几天。但我必须得和塔德做个了结。他痛哭流涕，伤心不已，一个劲儿地道歉。他还给克丽丝写了张字条，又撕掉了。

“他就是不肯听我说话。他为引诱克丽丝一事而不停地道歉。我怎么说他也不明白，我不是因为那个而生气。他根本不可能引诱得了克丽丝的。”

“可他这样对克丽丝也太不应该了，太不像话了！”

“是啊，是不应该，”她闷闷地说，脸上满是同情和悲伤，看上去难过极了，“但不是出于他想象中的原因。他觉得他不应该破坏规则，他的错误在于损害了克丽丝的名誉、尊严或是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他完全搞砸了。”

米拉很费解的样子。

“你看，他生我的气，是吧？他有权生气，我伤害了他，这点我不怪他。我不是希望他像个他妈的圣人一样坐在那儿，打了他左脸，他又伸过右脸来。我希望他生气，但重要的是他生气的方式——他最后选择了最能伤害我的方式。‘我可以上她的女儿。’或许，他觉得最能伤害我的方式就是伤害我女儿的感情。不管是哪一种，他都觉得他能通过克丽丝带给我最大的痛苦。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可耻，很浑蛋。可考虑到塔德和克丽丝关系还不错，他们爱对方，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们真的很爱对方。克丽丝对他的感情和对我的不一样，要多一点儿异性相吸，少一些个人感情。她并不想老跟他聊天，她在和我交谈的时候，并不希望他一直在身边。但他们在乎对方。他从来没有好好琢磨过这一点。他在忙着报复我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牺牲他和克丽丝之间的关系，他把她对他的感情当成了可以牺牲的东西。

“但她什么都明白。我那样对他，她很同情他。她觉得——我想她一直是那么觉得的，和我在一起的人总是吃亏的。我知道她这么想是不公平的，但她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去改变她的想法。她同情每一个和我在一起过的年轻男人，至少是那些长相不错的男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自己也很残忍，就像她觉得我对塔德很残忍一样。可是，当她拿着车钥匙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表情。她感到厌烦和愤怒，但她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感情。我觉得，她对塔德和我都很厌烦，所以想走开吧。这是可以理解的。”

“瓦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你怎么能让他对她说那样的话呢？我要是在那儿……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会揍他！”

瓦尔摇了摇头。“是啊。”她说。米拉手扶着酒瓶，一脸质疑地看着她。“米拉，克丽丝十八岁了。他在和她说话。我如果干涉，就会显得我不相信她自己能应付。结果表明，她应对得很好。如果她要我帮忙，我会去帮她，可是她没有。”

米拉缓缓地摇着头，她不理解，却也没有争论。

瓦尔疲倦地说：“很久以前，我就放弃遵守规则了。既然我不按规则生活，那么，在我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就没办法拿来用。‘先生，你太放肆了！把手从我女儿身上拿开！’说这个没意义。克丽丝和我经历过很多困难，甚至更糟糕的事。这时候讲法律没用。”

“之后克丽丝是怎么想的？”

“厌恶吧。塔德清醒了，我叫他走。他想留下。他想和克丽丝谈谈，可她还在睡觉。我坚持让他走，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没事了，他不会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到。他走后，克丽丝才起来。我猜她就是在等着他走。我俩面面相觑。她喝了点儿咖啡，我们开始交谈。她仍然很同情他，可她不想看见他，也不想和他说话。我没有对她说刚才和你说的那番话。我告诉她，他试图用最残忍的手段伤害我，那就是利用她。她抬头看着我说：‘但是，他真的想和我上床——在昨天晚上以前就是。我也想，但我没那么做。塔德也没那么做，但我本可以的。我本想……’我问她：‘那你为什么没做？’

“她耸了耸肩。‘我不想和你比较。不管结果怎么样，和你比较，我都会觉得不舒服。可他确实想过。’我同意她说的。话就说到这里。她待到假期结束才走。塔德打过几次电话，想和她通话，但被她拒绝了。她走的时候状态还不错。

“可是，米拉，每当我坐下来想起这件事时，我就浑身发抖。各种负疚感向我袭来。我想，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没有那样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坏了规矩。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不坏规矩呢？我难免会想，就因为我坏了规矩，我的孩子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没有破坏规矩，我的孩子也付出了代价。诺姆和我离婚对孩子们的打击比这件事对克丽丝的打击还要严重。可我丝毫没有破坏规矩。”

“可你的孩子没有被拖进如此丑陋的一幕。”

“没有。可要不是玛莎阻止了我，他们会被拖进更丑陋的一幕——发现他们的妈妈在浴室里割腕自杀了。或许是我割得不够深。”

“我不知道你还自杀过。”瓦尔瞪大眼睛，仿佛才认识米拉似的。

“这有改变你对我的看法吗？”

瓦尔把手搭在米拉肩上：“有一点儿。第一次见你时，我觉得你有一点儿——可以说是肤浅吧。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很久之前就不这么认为了。你向我坦露了内心，你一直都有丰富的情感。”

“你说得对。我有丰富的情感，可它们被埋葬了。是我自己埋葬了它们，还在坟墓上种了花。是离婚破坏了葬礼。”她顿了顿，若有所思，“天知道，那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缺席的爸爸和情感压抑的妈妈。克丽丝比我的孩子们要聪明许多，也坚强许多。”

“也许吧。当然，你说得对，那种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可你不觉得情感丰富也有一点点好处吗？”

“嗯，有一点儿吧。比如昨晚在派对上对某个人不礼貌，今早就会觉得愧疚。它能让你保留人性吧。”

瓦尔摇了摇头：“希望如此。太他妈痛苦了，我真希望它们多少有点儿用处。”

这时，门铃响了，伊索走进来。“天哪，这世界真是一团糟！”她一脸担忧地说，“我刚在哈佛广场遇到塔德了，他说你们吵架了。”

“不是吵架，是分手了。”瓦尔简短地跟伊索讲了事情的经过。

“哇，果然很严重。”

“还出了什么事儿？”

“凯拉！她和我待了一周，这期间哈利到处去跟别人说我勾引别人的妻子，叫他们当心我之类的话。结果她竟然回到他身边去了！

我简直想不通。我们在一起时那么幸福，她和我在一起很开心。我这不是狂妄吧？你们看出不同了吧？”

“你们的关系光华四射——”

“如晃动的银箔[晃动的银箔（Shook foil），出自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上帝的荣耀》（God's Grandeur）一诗，原诗句为“It will flame out, like shining from shook foil”（它将燃烧，如晃动的银箔，光华四射）。]。”

“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哦，全都是废话，至少我听着像废话。她说她是一气之下才来找我的，就因为她口试过后，哈利没有出现。他可真是够了——他本应该明白她有多么害怕。如果不明白，就说明他不在乎她。她还说没办法做决定，要好好想一想，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过，凯拉就是那样的人。她从来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知道，”伊索抚摩着前额，好像在拂去汗水似的，她一直做着那个动作，“他说是想让她学会独立，所以他才没来，之后他也不会来，因为我在那儿，而现在，她没有考试的压力了，他们应该重新开始。此外，夏天她要把公寓租出去，因为他们要去阿斯彭参加物理学会议。她竟然去了！”

“去阿斯彭了？”

“没有。回去转租房子了。重新开始。呸！”她摇着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她似的，“我知道她不相信自己的感受，但我希望她稍微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断了又好，好了又断。你们知道吗，我爱她！”伊索出人意料地加了这句话，“我要告诉她。我必须告诉她，我觉得她很残忍。她搂着我、哄我，把我当成个擦破了膝盖的两岁孩子似的。她让我坐下来，冷静一下，非常理性地解释说，她的第一责任是哈利，因为她认识他在先，以身相许在先，除此之外，他还是她的丈夫，而那是一种契约！你们能想象吗？”

“她那么做我倒是能想象得出来。她脑子里装着一本道德账，罗列了各种优先事项：最重要的、相对重要的……”

“他们长久不了的，”瓦尔说，“和哈利待两三周，她的理性就又会消失了。和他在一起，她非常情绪化。”

“不管是谁和哈利在一起都会变得情绪化！”

“你们觉得她还会回来吗？”伊索满怀期待地问。

“嗯，我打赌，她和哈利在一起待不过这个夏天。除非她比我所想的更有决心、更憎恨自己。”

伊索叹了口气：“我本以为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很愉快……”

瓦尔拍了拍她的手背：“伊索，我们可以去海边散步……”

伊索笑了：“我知道你所谓的‘散步’是什么，姐们儿！要进军华盛顿吗？不了，谢谢！”

提到政治，瓦尔皱起了眉头：“老天，我居然忘了！我还得准备今晚的报告呢……我不能陪你们了，我居然忘得一干二净，”她开始收拾文件，“抱歉，你们得走了。”她们于是笑嘻嘻地起身告辞了。

来到门外，她们面面相觑。这样被打发走，她们有一点儿受伤，但她们更担心瓦尔。“你觉得像她这样担心那么遥远的东西，好吗？你不觉得这有点儿不切实际吗？”

米拉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不觉得瓦尔神经过敏。”她们慢慢地往家走。“我想人能有点儿事做总是好的。”

“哪怕做的事情毫无用处。”伊索悲伤地说。

15

一九七〇年二月，杜克转到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基地，从那里可以乘车往返剑桥。他很高兴。结婚以后，他和克拉丽莎就没有真正住在一起过。他们只有周末和假日才有机会相聚。有时候，他一个月都见不到她一次，尽管他工作非常忙，可一有空他就很想她。克拉丽莎是杜克热情的来源，像一团跳动的火苗，温暖着他麻木的手指。这种感觉并不只是性方面的，她精神上的热量也温暖着他。

可是，她进哈佛的这一年半以来，他感觉，好像她正在从他手中滑走，好像他再也无法完全抓住她了。他怪自己去越南待了九个月，怪她的朋友们影响她。他觉得哈佛被知识精英主义和激进主义渗透了，所以，他不仅怀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带着一种目的感，去期待一种新的生活：他要重塑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此，他还买了一辆保时捷，停在克拉丽莎住处的门外。

克拉丽莎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她对别人意图的警惕性，令她流露出一种成熟老练的气场。可她柔和的脸庞，她害羞的样子以及毫无心机的举动，都令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今年二十五岁。

克拉丽莎是她那个年代的花朵，是主流媒体、心理学家、教育者和父母都想培养的那一类女孩。她总会令女人们惊讶，因为她好像没有过任何困扰。她承认，除了肌腱撕裂，她没有遭遇过什么痛苦，且并无炫耀或羞愧之意。她出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里，她和她的姐姐从小在关爱中、在温和的训导和自由的教育中长大。她们一直受到人性化的对待，上幼儿园时可以在角落里玩洋娃娃。她们住在斯卡斯代尔一座漂亮的老房子里，但克拉丽莎身上不仅没有沾染那里的势利风气，更是居然不知道这种风气的存在。在学校里，姐妹俩学习好、体育好，而且还很受欢迎。她姐姐后来当了儿科医师，已经结婚且有了五个孩子，目前和丈夫一起住在南加州的一所大房子里。姐妹俩关系很好，近乎完美：没有竞争，也没有嫉妒，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群女人刚见到她时，会安静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虽然她很少提起。她们常说，她的过去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太幸福了。她们就像听神话一样听着，最后还得回到自己那不幸的生活中去。此外，克拉丽莎对她们的故事也很着迷。她经常会问：那是什么感觉？她对痛苦情感的认识来源于书籍和她的想象。迈入青春期之后，她会一坐几个小时地阅读，认真体会安娜·卡列尼娜、伊万·卡拉马佐夫或艾玛·包法利的感受。尽管她出生在一个信教的家庭，而且很多个暑假都是在北达科他州的家庭农场里度过的——他们家族大多数信教的人都住在那里，但是，她也没遇到过信仰危机。她可以完全接受天主教教条，也可以单纯地信奉上帝，而自从她学习了几何、代数、三角学和微积分后，也可以轻易地意识到宗教中一些荒谬之处。这些都是她克服困难、提高理解能力的步骤之一。

她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她在父母朋友举办的一场派对上认识了杜克，并以最得当的方式谈起了恋爱。杜克的家族历史悠久而有名望，他的家人有从西点军校和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也有从政的：他们家出过一个纽约州长和一个州政府秘书长。双方家庭都很满意他们的婚姻。他们在一起，似乎注定会幸福终老。结婚四年了，克拉丽莎额头上没有一点儿皱纹，那安定的满足感说明了一切。

但有一个秘密克拉丽莎很少说起，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大学期间，她参与了附近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的一项计划，帮助犹太区的孩子们识字读书。这种事通常都让人束手无策，她却表现得很好，不像有些人去那儿是向“愚蠢的穷人”展现白人的优雅和文化的，而是像另外一些人一样，是去那儿学习、了解他们的。她渐渐成为邻里之间“大家庭”的一分子。人们很信任她，她还介绍其他人进来。她参与的读书计划非常成功。大学毕业后，杜克去了国外，克拉丽莎和罗克斯伯里的一些人用联邦资助扩大了该计划，有两年，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罗克斯伯里。她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工作。杜克很不高兴，他坚持让她在剑桥租房子。他希望舒适的房子能诱惑她，让她晚上能待在家里。但是，克拉丽莎喜欢罗克斯伯里，她在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她在那里见识到了太多的痛苦，弥补了她对痛苦的无知。每当她向我们提起那些年，她的眼神就很明亮，表情也很有活力。她在那里甚至还有情人，这一点，她也是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们的。

虽然计划很成功，但尼克松上台后，资助就断了——那是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克拉丽莎不得不离开。她去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就读。比起其他英语专业的学生，她更加质疑自己去那儿的目的，但是，她并没有说出来。可是，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又会扪心自问。

“人们觉得培养年轻的学者和老师，就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就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可我真的很怀疑，是不是记住英国的那些国王、明白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关键——也就是我们主要所学习的内容——就能让你在这些方面的学识有所增长。这倒更像是在比赛‘如何更好地阅读一篇文章’。”

“你希望回到罗克斯伯里吗？”瓦尔笑着问。

“不，回去也没有意义。钱没了，人也散了，白人去那边更加危险了——没什么值得回去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或许对有些白人来说不是。再说，那就像是一种寄生，我在那里时过得很愉快，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养料，我依附于他们生存，而忽视了我自己的生活。在哈佛就不会有那种感觉。”

她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而且似乎有望当上助教。哈佛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有三种工作机会：当哈佛的助教、耶鲁的助教和普林斯顿的助教。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人们很难想象哈佛会聘用女人，普林斯顿也不太可能让女人任教，所以，大家都希望克拉丽莎能被耶鲁聘用。别的都不成问题。用智慧和高尚办不到的事，她的家族关系能办到。

杜克调走后，克拉丽莎很少露面了。像我们一样，她也在准备口试。晚饭她得回家吃，因为她晚上想和杜克在一起，白天她要看书，抽不出时间。可是，四月初口试之前，某天下午她来到了伊索家。她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样平静，但又说不出有什么具体的不同。米拉说她的表情有些忧郁。但克拉丽莎什么也没说。

她的口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一群朋友出门庆祝。杜克回家后也加入了他们。他为她的成功而高兴，并且为她骄傲。不像凯拉和米拉，克拉丽莎通过考试后显得欣喜若狂。杜克有几天假，可以在家陪她，那些天，大家都没去找他们。不久之后，他们发现两个人都红光满面，尤其是克拉丽莎，她面色红润，一脸满足。伊索说，你老觉得他们才刚起床。之后杜克就回去了。克拉丽莎在图书馆里闲逛，寻找论文的选题，又和朋友们聚在了一起。不过这一次，她提到了困难。杜克遇到了难关。

“他被迫过着一种精神分裂般的生活。他回家来，脱掉制服，穿上牛仔裤和摩洛哥衬衫，还要包一条印度头巾——为了不让头发长长，他不得不那样做。我倒挺喜欢他那身打扮，但他不愿老包着头巾，宁愿把头发留长。他戴上念珠，我们去哈佛广场吃饭、看电影或者闲聊。可第二天，他又穿回他的制服了，专心地敬礼、立正，听他的同事讲印度乐队中的怪人和嬉皮士。我觉得他很讨厌这种不断的转换。”

“他表现出什么了吗？”伊索顽皮地眨着眼问，“他进门的时候叫你立正了吗？你每天要写一式三份的工作报告吗？”

大家都笑了，可克拉丽莎皱起了眉头：“差不多。是这样的，他想融入他们那群人的圈子，但又想融入我的世界。他觉得哈佛的学生太激进了。”

“那他应该听听我们常聊的那些。”凯拉干巴巴地说。

“别这么说，其实他说得对！”瓦尔抗议道。

其他人也大声嚷嚷起来。她们声称，除了瓦尔，其他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政治，她们简直政治冷漠得可耻。

“我同意，我同意，”瓦尔笑着说，“但我们还是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是不积极而已。我想，不积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里的政治问题太温和了，而且与我们自己的激进主义没什么现实上的联系，所以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你说我们激进？”四个人朝她嚷嚷起来。

“你们真是的！”她欢快地说，“我们因为什么聚在一起？因为什么成为朋友？我们几乎没什么共同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兴趣大相径庭，我们的年龄和背景都各不相同。我们为什么如此讨厌哈佛？为什么大多数研究生不喜欢我们？”

“我们对哈佛的体制不满，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不满，就像‘新左派’一样。但我不是‘新左派’的成员，我参加了两次他们的会议就退出了。老天，那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我讨厌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战，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反对的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像天主教堂、哈佛、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政府一样高高在上！我们反抗所有已确立的秩序，因为我们反对男性霸权。我们想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至于如何不同，我们也说不清楚，但它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一个我可以烤面包、种花，同时还能被当成一个聪明人看待的世界。”凯拉咬着唇，小声说道。

“是的。”

“或者，在那样的世界里，杜克无权让我每晚都做饭，不能说他做的就是工作，而我做的就不是。再说，他本来就喜欢做饭，而我讨厌做饭。”克拉丽莎有些严厉地说。

女人们都转过头看着她。她之前从没提过这一点。

“是的。我们都在反抗那个属于自大而又空洞的白人男性的世界，以及他们让这样的世界合理化的意图；我们同情每一种不正统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感觉自己是不正统的；我们都反对战争，反对已经确立的东西，反对资本主义——”

“但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凯拉说。她转身对克拉丽莎说：“我们都是可耻的政治冷漠者。”

“我的天哪，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有什么？从现实层面来说，它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又一种变体而已。”

“嗯，”克拉丽莎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大体上是接受社会主义的。”

她们面面相觑，然后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这真是太神奇了！”凯拉跳起来，“我们之前从没讨论过这点，从没谈起过信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信仰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对某种深层的东西有着共同的看法……”

“但我们所信仰的也是每个人都信仰的啊。”米拉不解地说。

她们起哄道：“那你跟我们讲的去沃德家过圣诞节的情形，又怎么说？”

她笑了：“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别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杜克的信仰就和我们的不一样。我在想，男人们的信仰是否都和我们的不一样。”克拉丽莎痛苦地皱着眉头说。

瓦尔同情地看着她：“我知道，所以事情才那么困难。当然，我们的这种激进主义，是最具威胁性的。不仅因为我们有枪有钱。他们试图让我们在他们的嘲笑中灭绝，试图让我们在他们定义的形象中灭绝——就像他们对黑人所做的那样，我想，他们做得不是很成功——他们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就是他们的某种可怕手段。”

凯拉僵硬地坐着，看着瓦尔。她手拿两支烟轮流抽，自己却还没意识到。

“因为我们威胁到的是男权正统化。假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出生在WASP[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是在美国社会中居中上层地位的人群。]家庭，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钱——换句话说，都有能被称为‘正统’的身份标志。那个男人会被看重，女人却不会被看重，无论她有何作为。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埃莉诺·罗斯福的。男人一旦失去了正统感，就等于失去了优越感。他就得从其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生存必需的优越感。不正统的男人，比如黑人和奇卡诺人，也遵循着这样的模式，但他们只能从女人身上找优越感。男人一旦失去了优越感，就等于失去了权势。我们所谈论的‘被阉割的女性[“被阉割的女性”是著名女性主义作家、思想家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在其重要著作《被阉割的女性》中提出的概念。她披露了女性是如何被时刻囚禁于传统思想的“牢笼”之中，被按照固定的模式培养，并在消费市场和浪漫爱情的双重推力之下成为一个“被阉割的人”。]’也就是这么来的吧。‘被阉割的女性’拒绝假装认为男人比真实的他们更优秀，比女人更优秀，于是被阉割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人人平等，对于摧毁一种文化，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所谓的破坏，就是说出事实。”

女人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啊，天哪。”凯拉轻声咕哝着。

“有些男人不是那样的。”米拉坚持说。

“也许只是暂时的吧。作为个体，有的男人能独善其身。但这种社会结构把我们逼到了死角，没人能逃离。”瓦尔冷酷地说。

“我不相信！”米拉眼角湿润了。

瓦尔转身对她说：“总有一天，你会相信的。”

米拉转过身去，不看瓦尔。

这时，克拉丽莎慢悠悠地说：“比如说，杜克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了敌意。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可他就是不承认，于是就埋怨剑桥和哈佛。他很沮丧，因为他曾经举枪杀敌，可他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敌人。他觉得，那种敌意就像雾霭，包围着他，他不停地移动，想抓住什么坚实的东西，可什么也抓不住。”

“但他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

“是啊。所以，一旦报纸、杂志或电视上出了什么事，他就开始宣讲，吓唬我说草率的自由主义多么万恶。可有时候他的想法也非常草率，我不得不给他指出来，而这总会引发争吵。”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我还是得说：‘和价值观不同的人，能一起生活吗？’”伊索身体前倾，死死地盯着凯拉说。

瓦尔看了看克拉丽莎：“你觉得呢？杜克一辈子都会待在军队里。”

克拉丽莎表情一僵。她抿着嘴唇，不安地说：“我觉得爱情能让人改变。”大家都心知肚明，她在转移话题。酒仍然传来传去，可除了伊索，没人再喝了。那天晚上，除了伊索，其他人都不喜欢瓦尔，奇怪的是，她们对彼此也没什么好感。她们不希望在瓦尔描述的世界里，通过别人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妥协，看到自己的被同化。她们开始微妙地、几乎不露痕迹地和瓦尔、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但情绪的变化是可以捕捉到的，她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心中的空缺需要填补，最终她们又都和伊索这个天真的、不会伤害别人的人走得更近了。

16

春天又来到了剑桥，人们像鲜花一样在路边绽放，有人脱了外套，有人敞开外套，漂亮的衣服令人眼花缭乱——刺绣衬衫、贴花的裤子、长裙、短裙、靴子、各种便鞋；库普商场里，还能看到穿苏格兰短裙的男人；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的人们又穿上了白色和橙色的衣服，冬天的大衣和夹克都已经脱去。霍尤克中心又传出了吉他声。

瓦尔一直觉得呼吸有些不顺畅，并且胸痛不止。她认定这只是因为单纯的操心，也可能因为更深层的焦虑。她已经放下了学校的工作，专心忙起反战委员会的事，没有人注意或者在乎她正在看的那些报道，这令她愧疚、沮丧不已，甚至感到愤怒。过去的几个月情况不怎么好。她没时间深思。她很忙，整天跟十个不同的团体混在一起，可是，情况不妙。她感觉，自己正在跟所谓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她也没办法。总得有人关心那些在东南亚被屠杀的人。

那天，天气不错，开完会后，她决定去哈佛广场走一走再回家。她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散一散步。可能就是缺乏锻炼，烟抽多了，没什么的。散散步不错，除了散步也没什么别的能做的了。她悠闲地走着，东逛逛，西看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她逛了一家书店，买了张唱片，又去超市买了一斤意大利面。得闲出来逛一逛，这种感觉真好。她觉得呼吸顺畅了一些，感到自己脸上绽开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她往家走时，天色已晚。行人的脸朦胧而欢快，他们从她身边走过，就像一个个充满生命力的小圆点，沿着昏暗的街道跳动。他们的欢声笑语忽前忽后地飘散开去。她想，街上行人的感受有多重要呢？在华沙，人们行色匆匆；在华盛顿，人们走路时不会欢快地轻声细语。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哼歌，她打算以后要经常这样，开开心心的，多好。

是呀，她要经常这样，她每天都可以哼歌。可是今晚，她还得回家准备下午的会议报告。不过，她要先做一些意大利面酱，把胡萝卜、洋葱、大蒜和香芹切成薄片，和西红柿一起炖，加些盐、胡椒、罗勒和牛至，再加入几天前做的牛肉汁和牛肉块一起炖——想想都要流口水了。她还要听听新买的唱片，要写信给克丽丝——她已经两周没写信了，真说不过去——然后穿上温暖的睡袍，坐下来写那讨厌的报告。她写报告的时候，要尽量平静下来。她要平静地抗议美国对柬埔寨的入侵，可她脑中充斥着今天下午听说的各种故事及看到的景象。人们，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想生存。可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她觉得那是她永远都无法理解的。

她哼着歌，炒了菜，盖上锅盖，给自己倒了杯酒，穿过厨房，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时间还早，电视上放的是旧新闻。她没去管它，一边做意面酱，一边收拾桌子，不时喝两口酒。菜还在锅里炖着，闻起来很香，她揭开锅盖来闻——她总喜欢这样做。这时，她听到有人说话，她听到了，不可能有别人，可就是有人在说话。她转身看了看电视屏幕，是那里面传出的声音。她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是真的，可它就是发生了，有现场的图像，就发生在她眼前。图像定住了，有人指着一件衬衫满是血污的领子在说着什么，就好像还有什么可说的似的。她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是从她脑后传来的，她听得出来，那是一个女人痛苦的尖叫声。当她定睛再看时，厨房地板上全是血。

那时，我们不知道那还只是开始。那是噩梦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你能够真切地看到，能够用手触摸得到。除了杜克，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当前形势的岌岌可危，但无法说清问题的症结。有时候，当我走在沙滩上时，似乎一切都很安静、很安宁，我忍不住想噩梦究竟何时会来。我觉得噩梦就像地球内部的岩浆，一直都在，只是偶尔会张开那杀人的巨口，喷发一次。

瓦尔终于回过神来。她不再尖叫，但哭泣不已。她俯下身去擦被她洒了一地的意面酱，泪流满面。她蹲下来，掩面而泣，无法相信，也无法不相信，最后，她放声恸哭：“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我们正在杀害自己的孩子啊！”

电话不停地响。不停地开会。那些天发生的事情一片混乱，回荡在我的脑海里。突然间，镇上那些分散的和平小组成为一个大组织。突然，它们的成员就增加了，甚至翻倍了。几天后——是几天后吧？有人在杰克逊州立大学[杰克逊州立大学成立于1877年10月23日，位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在历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大学。]杀害学生，凶手也说自己被逼无奈，也在抱怨，仿佛他们要是可以在不消灭黑人学生的情况下消灭白人学生就好了。

大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有人觉得，苦难时期已经到来，比《一九八四》里还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政府官员——就像选阿道夫·希特勒那样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突然就变成了一群杀人犯。我们得知时，木已成舟。年轻一点儿的学生几近歇斯底里。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们能够杀害学生，也就能杀害我们。年纪稍大的人走路时也小心翼翼，担心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做母亲的更是警惕，那些被杀死的也可能会是她们的孩子。他们只会来封电报，说很不幸，这是一次事故。三年的把屎把尿，十五年的辛苦培养，长到十九岁，健健康康，眉清目秀，这一切都付诸东流。有呼吸的人一下变成了没有呼吸的尸体，就这么完了。

有人写信，有人发电报。和平小组在哈佛广场中设了一张桌子，帮人发电报，每封一美元，只需要填一张表格。那些在一两年前还声称自己知道军火库，嚷嚷着要革命的人，此时也哑口无言，只是张皇四顾。有人在街上游行，我们聚集在剑桥的公地，听着喇叭里传出的演讲，却听不清楚演讲的内容。但是无所谓。年龄大一点儿的人，昂首挺胸；年轻人，畏畏缩缩，警惕地观察着眼前的情况——毕竟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突然间，有人从暗处往人群中扔小烟盒，人们四下逃窜。有人大胆地打开其中一个用透明胶带密封好的烟盒，发现里面是三四只大麻烟卷。大家就成群聚集在一起，将烟点燃，但仍然很警惕。大麻中有可能掺了火药吗？联邦调查局有那么聪明吗？游行开始了，从芒特奥本街到马萨街，穿过桥，进入波士顿，从联邦到公地。一路上，人们驻足观望，有穿西服、拿相机的人，也有穿工装、表情沉重的人。人们感到全世界都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人们一边行进，一边说笑，可是，每当头顶有直升机掠过，年轻人都会身体一颤。我们中的一些人走到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时，有人朝人群中扔了催泪瓦斯。我们心知肚明。

我们到了公地，漫无目的地穿过去，看上去像有几百万人。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坐下，在草坪上休息。阳光很温暖，空气很柔和，草木青翠。指挥台上的人在唱歌、演讲，可我们听不到。我们就坐在那儿，面面相觑。只有几种可能：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们会把我们杀死在这儿；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们；或者，我们聚集在这儿，就能让他们住手，住手，住手！可是，我们谁也不相信最后一种可能。但我们都希望去相信。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刚到的人，他们有的手持越共的旗帜，有的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有的举着写有华盛顿、尼克松和“老魔鬼”军工复合体罪行的标牌。没错，魔鬼都有其生存之道。我们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奴隶之间是谈不上相互尊重的。在那一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就像奴隶——那些活着的和想活下去的人，他们的政府巴不得杀了他们，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听他们表达。年轻人坐在那里，无声、无力、害怕；年长的人坐在那里，忍受着关节炎、风湿痛。然后，就结束了。没有人发表演讲，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就那样朝大都会运输署走去。没有人往前冲，因为没有意义。人们走着，走着，仿佛走向教堂一般，仿佛真的是朝教堂走去。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地铁站。我还记得当时在想，他们是怎么管理地铁系统的？站台很拥挤，但无人推搡，也无人喧哗。我们成群地走进地铁商店，买了三明治。然后，米拉、本、伊索、克拉丽莎、凯拉还有巴特一起去了瓦尔家——她们是在路上遇到巴特的。此外，格兰特和其他人也在那里。他们在瓦尔家里看电视，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着同样的新闻。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三明治，间或有一个人说：“他们必须要听，我们有那么多人。”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恐怕我们想得太简单了。杀害孩子的就是他们，是他们杀害了那些黄皮肤、黑皮肤、红皮肤和白皮肤的孩子。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我们证明了自己的纯洁。贫穷的我们，就算过得好，也不是因为利用了非洲或亚洲的人民；我们的友谊对美孚石油公司在安哥拉的持股，或福特公司在武器上所获的利润并没有直接影响。至少，我们希望如此。要嘲笑我们的道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都可以自嘲。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冲击五角大楼吗？你觉得那样有用吗？如果那样就能阻止杀戮，那么我们愿意变得更贫穷，如同以前那样贫穷。

这些纷乱的问题，并没有答案。至少我不知道答案。几天后，俄亥俄州的州长在候选人初选中被打败了——那天他还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米拉转身对着本大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全国人民都和我们看法相同！”

本平静而又冷酷地说：“他本该输得更惨的。他的所作所为反倒提升了他的知名度。”

米拉转头看着电视，脸色苍白。

但那是之后的事了。当时，他们都坐在瓦尔家的厨房里，谈论集会人群的规模、空中拍照的场面，试图估计有多少人。他们真的都围坐在那里，消磨时间，等着看十一点的新闻。他们都希望自己有发声的权利。不是希望能感觉好一点儿，因为这不可能；也不是希望觉得自己有多强大，因为这也不可能。他们希望感到自己参与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行动。他们已经献上了祭品，正等待着小小的回报。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中，电话响了，大家都愣在那里，无人说话。瓦尔穿过大家，走到墙边，默默地接起电话。我们都听到了电话中传出的声音，因为那是一个小姑娘在尖声大喊：“妈咪，妈咪！”

“怎么了，克丽丝？”瓦尔整个身体都绷紧了。米拉注意到，她的手指绞成一团，没了血色。但她的声音还很平静。

“妈咪！”克丽丝尖叫着，“我被强奸了！”

17

回望过去，灾祸如此接踵而至，简直不可思议。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竟然能够幸存下来。但我想，整个人类也曾经从更大的苦难中幸存下来过。一定是这样。问题是，代价是什么呢？因为伤口会留疤，而伤疤没有感觉，所以，当人们通过伤害的方式把儿子训练成“男子汉”时，就忘了这一点——幸存是要付出代价的。

瓦尔冷静地和克丽丝通话。她很快弄清了详情，于是叫克丽丝锁好门，挂了电话，然后再报警。瓦尔就守在电话旁边等，警察一来，克丽丝就会给她打电话，或者报完警之后，就会给她打电话。她快速而简明扼要地嘱咐着，克丽丝不停地说：“好的，知道了，妈咪，我会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

瓦尔挂了电话，站在墙边，转身把额头抵在墙上。她就那样定定地站着。大家都已经听到了，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凯拉站起来，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

“需要我们在这里陪你吗？还是希望我们离开？”

“你们不必留下来。”瓦尔说。她仍然对着墙。

于是大家悄悄站起身，迅速离开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这种事情很微妙，它侵入了瓦尔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甚至比她的性经历、她的月经周期更为隐秘。他们走到她身边，轻轻地碰了碰她，然后道一声晚安。

“如果需要我做点儿什么……”大家都说。

可是，当然，没什么需要他们做的。除了安慰，你还能做什么呢？只有巴特、本和米拉留了下来。瓦尔站在墙边。米拉给大家倒上饮料。瓦尔拿出烟抽。巴特给她拿了把椅子，让她坐下。当电话再次响起时，他迅速拿起了话筒，瓦尔倒抽一口凉气，以为他要接，可是，他把话筒递给了她，还给她拿来一个烟灰缸。这一次，话筒里面的声音小了不少，他们听不到了。说了几句，瓦尔就挂了电话。警察已经到了克丽丝的房间。那个强奸她的男孩跑了。他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强奸了她，她回到家，给她唯一能想到的人打了电话，而那个人，恰好与她相隔千里。警察送她去了医院。瓦尔在墙上记下了医院的名字。她给芝加哥查号台打电话，查到了医院的号码。

“太可怕了，但我必须得做点儿什么，”她不安地抽着烟说，“虽然隔得很远，但得有人照顾她。”

他们在那里待到凌晨三点。瓦尔不停地打电话。她给医院打电话，很久都没人接，于是她挂了再打，打了又打。最后，他们告诉她，克丽丝已经不在那儿了。警察把她带到警察局去了。于是，瓦尔又给芝加哥警察局打电话。过了很久，打了很多个电话，才找到克丽丝被送去的辖区，可瓦尔终于还是找到了，并询问了她孩子的情况。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让她等着，可她挂了又打。克丽丝终于过来接电话了。据瓦尔后来说，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却还没有失控。

“先别起诉。”瓦尔说。

克丽丝不同意。警察想让她起诉。她知道那个强奸她的男孩的名字和住址。据他们说，他们对他还有别的指控，他们想逮捕他。

“别那样做，”瓦尔不停地说，“你不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克丽丝根本不听。“他们叫我签，我打算签了。”她说着挂了电话。

瓦尔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说。手里仍举着话筒，拨号音还在嘀嘀作响。她站起身，又拨了过去。那个接电话的男人有些生气了，瓦尔把他惹毛了。他让她别挂断，然后就一去不返。她等了十分钟，然后挂了电话又打一次。过了很久，有人接起了电话，可他好像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去看看，”他说，“等一下。”

她等了很久。他终于回来了。

“抱歉，女士，她走了，他们送她回去了。”

瓦尔谢了他，挂掉电话，跌坐回椅子上。然后她又站起来，从一个柜子里翻出电话簿，翻到黄页。她给航空公司打电话，预订了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她转向米拉。

“你能开车送我去机场吗？”

当然，米拉和本都很乐意送她。

瓦尔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二十分钟后，她往克丽丝的寝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她又等了十分钟，又打过去，还是没人接。一群人又陪她等了一个小时。她打了六次，可还是没人接。巴特的膝盖都有点儿发红了。

瓦尔叹着气坐下来：“她去别的地方了。还算明智。可能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她站起来，从架子上拿出一本小便笺本，翻了一遍，又拨了一个号码。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有人接了。瓦尔的声音压得很低，可仍然有些发颤。她在告诉对方克丽丝被强奸的事。“好的，我明早飞过去。”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是的。”又沉默了。然后她挂了电话。她转向她的朋友们。

“是克丽丝的爸爸。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以为他想知道。过去十四年，她每年假期都是和他一起过的。她可不是陌生人。”她的语气很奇怪。

“他说什么？”米拉问。

“他说有我去就好了。”

她走到橱柜前，倒了杯酒。她啜了一口，试着对他们笑一笑。那笑容仿佛是从她脸上撕裂出来般的扭曲。

“回家去睡一觉吧。谢谢你们留下来。不管我愿不愿意，你们都留下了。我不希望你们留下，但又很感激你们留下了。我发现，我希望留下来的，是那些不管我要不要他留下，他都会留下的人。”

他们笑了。如此沉重的时刻还这么啰唆！

早上九点半，她穿好衣服，装好行李，米拉和本载她去洛根国际机场。她预订的航班十一点起飞。她承认自己失眠了，可是，一夜无眠之后，瓦尔的状态并不算糟。第二天，她才显露出疲态。所以，她离开的时候仍然很有精神。

她回来后，才显得憔悴了一些。她回来那天，朋友们都没见到她。她和克丽丝从机场搭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几天后，瓦尔才给她的朋友们打了电话。她只去了四五天。大家过去看望她和克丽丝，可是，她俩都很奇怪。克丽丝沉默寡言，只是呆呆看着这些去年秋天曾和她一一道过别的人。她缩在椅子一角，情绪很消沉。瓦尔紧张而冷淡。她试着和大家聊天，但看起来很勉强。她也没留他们，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就离开了。他们很担心，相互之间也在商量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让她俩独处几天，再找个时间去看望她们。

那段时间里，我见过瓦尔，她的眼神令我刻骨铭心。很久以后，我又见到了那样的眼神。一个在集中营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波兰籍犹太人，就曾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造成他们那样眼神的原因或许不可相提并论，但也不能说毫不相似。因为不久之后，我听说了那件事的细节。

那天，克丽丝刚参加完一场芝加哥的和平示威游行往家走。她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正在兴头上，非常开心。游行过后，她和几个朋友还有一个老师一起出去吃了点儿比萨，喝了些啤酒。克丽丝的公寓附近很安全，所以她出了车站之后步行回家。她走得很累，鞋子也不好穿，鞋跟太高，脚踝处还有搭扣。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独自走在人行道上，突然，一个男孩从停着的两辆车中间蹿了出来——是蹿，不是走出来的，他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那一刻，她很害怕，想到这破鞋子，穿着它们根本跑不快，可她又没法立刻把它们脱下来。他问她要一支烟。她给了，想从他身边绕过去，可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你要干什么？”她喊道。“火柴。”他向她晃着手里的烟说。“让开。”她说。可他不放。“你不放开，我怎么拿火柴？”他放开了她的胳膊，但挪了挪身子，又挡在她面前。她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离地铁有两个街区，而且空无一人。当时才晚上九点半，可街上已经没人了。她把火柴盒递给他，脑子转得飞快。周围的公寓黑压压的，她不想叫喊。也许，他只是想吓唬她，她的尖叫声反而会刺激他，他可能会动武。每周，芝加哥的街上都会有人被杀。她决定强装镇定。她叫他让开，想绕过他。他抓住她，把她拖下人行道，一只手捂住她的嘴。他把她推倒在街上停放的两辆汽车之间，捂着她的嘴，凑到她耳边低声说，几个月前他刚在这个街区杀了三个人，还说，如果她叫出声，他就会杀了她。她没看到武器，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可她太害怕了，不敢挑战他，只好点点头。他松开了手。

他扒下她的裤子，把硬邦邦的阴茎插入她体内。他乱插一气，很快就射了。她睁大眼睛躺在那儿，感觉快要窒息了。完事后，他倒在她身上。

“我可以起来了吗？”她用颤抖的声音问。他笑了。她努力地思考着。先奸后杀的例子并不少见。他不会轻易放她走的。克丽丝不停地思考着。她从没想过用身体对抗他，除了以智取胜，她想不出什么逃脱的办法。她试着想象，是什么致使一个人走上强奸之路。她试着回想自己听过的、想象过的一切犯罪理由。

“我猜，你的日子一定很难熬吧。”过了一会儿，她说。

男孩从她身上下来，问她要了一支烟。他们坐下来抽烟。他跟她讲了一些疯狂的、乱七八糟的事，谈到了他的母亲，谈到他小时候她怎么对待他。他母亲非常粗暴。他讲了他小时候母亲对他所做的事。克丽丝小声地附和着。

突然，一阵喧闹声传来，那男孩又将她推倒，用手扼住她的咽喉。有几个人从一栋公寓里出来，站在路边交谈。克丽丝希望他们能看到飘起的烟雾。她不敢大声喊。她感觉，就算她喊叫，声音也会哽在喉咙里。最后，那些男人坐进不远处的一辆车里，开走了。那男孩摁住她的头，把阴茎塞进她嘴里。“给我舔。”他按着她的头命令道，同时在她身上上下挪动。她被呛住了，觉得简直要吞了自己的舌头。他直接射在了她嘴里，那又咸又让人反胃的精液令她的喉咙发热。他完事以后，她抬起头，吐出了精液。他又笑了。她试图站起来，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你哪儿也不准去。”

她又坐下来，感到彻底垮了。她试着发挥聪明才智，设法让他开口说话，让他把她当成朋友。她对他表示同情，他于是又打开了话匣子。他谈到他的学校、他住的地方，还谈到了芝加哥。他夸口说自己熟悉方圆几里内的小巷子和死胡同。她专注地听着，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她觉得，在他恢复理性之前，她最好一动不动，否则就死定了。一定要找准最佳时机。她曾试图稍稍移动身体，可他立刻把她按住，又骑到她身上，把勃起的阴茎塞进她体内。她最后明白了，令他兴奋的是他自己的暴虐，抑或她的脆弱和无助。

他们又坐起来抽烟。“我太累了，我想回家。”克丽丝说。

“干吗？还早呢。这儿很不错啊。”他说。

“是的，可是我累了。你看，现在让我回家，我们另外约时间见面，好吗？”

他半信半疑地笑着看着她：“真的吗？你说话算数？”

她也回他一个微笑。嗬，多么狡猾的女人！“当然。”

他兴奋起来：“嘿，把你的姓名和住址给我，我也给你我的，我明天打电话给你，好吗？”

“好啊。”克丽丝一口答应。然后，他们交换了字条。克丽丝不敢写假名，因为他可以从她的笔记本中看到她的名字。她也不敢写假地址，因为他能看见她走回去。不过，她留了一个假的电话号码，指望这能够救她。他这才让她起来。她尽量整理好衣服，与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她想，最好不要跑。

“好了，再见。”

“再见，克丽丝。”

“好的。”她缓缓转身，走上人行道。“拜。”她说。他站在那儿，看着她一边摆弄钥匙，一边僵硬地往家走去。她的双手在发抖，一路上，她的心怦怦直跳，支起耳朵听他是否跟在身后。但他没有跟来。她打开门，走进去，拉上门闩，便奔向里屋。她打开里屋的门，走进去，用力摔上门，插上门闩。她害怕极了，不敢开灯，也不敢往外看，仿佛他隔着街道就能伤害她一样。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走到电话旁边，给在波士顿的母亲打电话。可是，她一张嘴，就禁不住尖叫和哭泣起来。

和瓦尔通过话后，她小心地按照她的指示做了。可她仍在尖叫和哭泣，根本停不下来。她打电话报了警，向警察说明了情况和她的位置。他们很快就赶来了，即便没有在窗边，她也能看到警车那闪烁的灯光照进了屋里。听到敲门声，她颤抖着给他们开了门。她不住地哭，从心底发出一声声悲鸣。

他们做了笔录，还拿走了那张写着男子姓名和住址的字条。看到字条，他们皱起了眉头。他们说要带她去医院。他们对她很和蔼。她记起还要给母亲回电话。挂了电话后，她转身面对他们，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被切断了绳索的小船，正漂向一片可怕的汪洋大海。他们把她带到医院，让她坐在一个带轮子的推车上，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她还在哭，完全止不住，但她的头脑开始清醒。然后，有人进来，察看了她的身体，检查了她的阴道，她不得不把脚伸进马镫形的皮带里。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哭，她感觉自己名誉扫地，人们看着她，都只对同一个地方感兴趣，好像这地方就是她的全部，阴道，阴道，阴道，除此之外你再无其他，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东西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个东西了，阴道，阴道，阴道，她活在世界上就只有这玩意儿。他们检查完后，就不再管她了，没有给她打镇静剂，也没有和她谈谈。她在心里一直说着话，可嘴里传出的却是哭声。我叫，叫，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是学政治的，我叫，叫，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是学政治的。念咒般地，歇斯底里地。他们扶她出去，把她送上警车，仍然不理会她的哭泣。

过了一会儿，她稍微平静了一些，可仍然抽抽搭搭，只是不那么突然地痛苦尖叫了。她心里还在说，我叫，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他们带她去了警察局，让她坐下来。她能听到他们说话，他们语调很温柔。他们说，他们想抓住这小子。他们对他还有另外三项指控，想要逮捕他。她吓了一跳，眼中充满恐惧。他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址，他看到她的笔记本上写着芝加哥大学，她逃不掉，他会找到她的……

母亲打来电话，克丽丝抽噎着，闷声说：“他们想让我签一份声明。”

“别签！不要急着起诉！克丽丝，听见我说的没有！”

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住址，还知道我上哪所学校。

“他们叫我签，我打算签了。”她说完就挂了电话。他们又开始催促，请求。她最后点头了。她签了。他们松了一口气，问她想去哪里，她呆呆地看着他们。她又开始哭了。他们开始不耐烦。她想不到能去哪里。不能回家。他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住址。

在她身后，电话响个不停，有些警察坐在桌前，还有些警察在屋里穿梭。姓名，地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是个学生。我和几个朋友还有我的老师伊夫琳一起去外面吃饭，大约晚上九点半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送我去伊夫琳家吧。”她说。

18

瓦尔到了芝加哥之后，从机场坐公共汽车到了地铁站，再换乘地铁到克丽丝住处附近。出了站，她往克丽丝的公寓走，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事发地点是在这儿？还是这儿呢？在美丽的五月的下午，那条街看上去很漂亮。街边绿树成荫，女人们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克丽丝坐在昏暗的客厅里，一个叫莉萨的朋友陪着她。一看到母亲来，她就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她，她们就那样抱了好一会儿。

“你看起来还好。”瓦尔看着她的脸说。

“我还好，”克丽丝笑着说，“昨天晚上，我去了伊夫琳家，她对我很好。她是我的老师，是英语专业研究生。她可好了，妈咪！她说，我是她知道的今年第十五个被强奸的女孩。光今年啊！她整晚都陪着我。我情绪不太好，她给了我苏格兰威士忌，”克丽丝咯咯笑着说，“我还真的喝了！”克丽丝转向莉萨，“还有莉萨，我在伊夫琳家给莉萨打电话，她马上就赶过来了。她们都对我很好。伊夫琳帮我洗了澡，还在洗澡水里放了上好的浴液，会冒泡，还有香味。之后，她让我坐下来，帮我梳头，梳了好久。她还陪我聊天。她给我做了三明治，送我上床睡觉，就像你在这儿一样。”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嘶哑，又一把抓住母亲。

“我们过来收拾克丽丝的东西。”莉萨说。

“好的。”瓦尔坐了下来。克丽丝匆匆去了一趟厨房，给她端来一杯咖啡。

瓦尔讲到这里就停了。“对于这件事，我们要怎么做，她好像明白了。好像我们都明白了。我一直在为克丽丝做一些事，她也一直在为我做一些事，但我们所做的不同。”

瓦尔问了克丽丝事情经过，不时打断她，询问每个细节，听不清楚的地方，就会打断再问。她认真地听着。克丽丝讲了很久。莉萨走了，她还有约会。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克丽丝开始紧张地四处张望。

“好了，”瓦尔起身说，“收拾行李，亲爱的，我们去住宾馆。”

如此简单的解决办法令克丽丝很高兴。只要妈咪在这儿，就一切都好。妈咪会照顾她的。她们锁上房门，走到街上，每人拖着一个小皮箱。克丽丝挽着母亲的手臂。她们就这样沿街走着，克丽丝向母亲靠过去，紧紧地贴着她。走到十字路口，瓦尔拦下一辆出租车，去了一家专供女性的宾馆。入住后，她们换上了睡衣，瓦尔从行李箱里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们坐下来聊天。到她们更衣准备去吃饭时，已经理清了事情的所有细节。因为克丽丝还要上学，而且很快就要回家了，所以他们安排她早日出庭。瓦尔迅速地安排好了这一切。她们明天一大早就回克丽丝的公寓打包。她们一路上买好包装箱。打包要花上两天时间，带不走的东西就托运，瓦尔给托运公司打了电话。一切都安排好了。三天后，克丽丝就要出庭了。她们拿不准打官司要耽搁多久，所以计划完事后次日就走。瓦尔打电话给航空公司订了机票。这天，克丽丝还要去银行取钱，然后请伊夫琳吃饭。克丽丝的状态还不错。她不停地拥抱母亲。一切都有序进行的感觉真的很好，知道自己在哪儿，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后天出庭，大后天回家……克丽丝开始有了安全感。

瓦尔给自己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问克丽丝要不要，但克丽丝笑着说：“我今天可没被强奸。”

瓦尔坐在床上说：“我还有一些事要问你。医院给你注射镇静剂了吗？你情绪失控时，他们有对你采取什么措施吗？”

没有。

“他们给你做梅毒和淋病检查了吗？”

没有。

“警察有说过，如果他们没有抓住那个人，会对你提供什么保护吗？”

没有。

瓦尔往后靠了靠。克丽丝有点儿紧张，往母亲身边靠过去。她们一起躺在床上，克丽丝蜷缩在母亲怀里。

“会出什么事吗，妈咪？”

“没事，”瓦尔说，可她的声音很生硬，“我们回剑桥再去检查。会没事的。”她轻拍着她的孩子。然后，她又换了一种语气：“克丽丝，你试着反抗过吗？”

克丽丝猛一抬头，睁大了眼睛：“没有！你觉得我应该反抗吗？”

“我不知道。你想想，假如你推开他，从他身边绕过去，或者大喊，会如何呢？”

克丽丝默然：“不知道。”她又想了很久，最后说：“当时我太害怕了。”瓦尔说：“当然。”然后抱了抱她。可是，过了一会儿，克丽丝若有所思地说：“妈咪，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感觉。你还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马萨街上，那个中年男人停下车叫住我的事吗？当时，我直接走下人行道朝他走了过去。他问我想不想当模特儿，我说不想，但我受宠若惊。他说他开了一家模特儿公司，如果我上车去，他就给我他的名片，我可以去他办公室找他。虽然小时候你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可我还是上去了，我鬼使神差地就上去了，好像他说了我就得照做一样，好像在他和我说话的那一分钟，我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似的。还记得吗，我和你讲过的？当时倒没出什么事，因为还没等他开远，我就下车了——你还说幸亏马萨街总是堵车，记得吗？”

瓦尔点点头：“那时你大概十四岁。”

“没错。这回也有相似的感觉。就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塔德那副吓人的样子时一样。感觉好像我们如果做些什么，比如把他扔出去或者报警，就是犯罪似的。别人不会说那是犯罪，但我们却会那么觉得。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就好像自己没去做本来应该做的事似的。”

“在那件事上，我觉得我们的做法是对的。”

“是啊。你觉得你不得不忍受这些。可为什么我也觉得不得不忍呢？你知道吗？”

“说说看。”

“这回也有那样的感觉。好像他有权利那么做似的。好像，只要他袭击了我，我就无可奈何似的。你知道吗，就像电视或电影里那样。女人从不反抗，从来不。她们哭泣、尖叫，等着某个男人来救她们。或者，就算她们做了些什么，也没有用，那个男的会抓住她们，情况会变得更糟。但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些。只是我有这么一种感觉而已。好像我真的无可奈何。我很无助。我被彻底打垮了。好像他有将我打垮的力量。哦，还不只是这样。他说他有刀，我害怕极了，只能相信他。我失去了勇气，妈咪。”她说到这儿站了起来，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我一直都很有勇气，你知道的，我经常和老师争论。可是，那天晚上，我一点儿勇气都没有了。”

瓦尔用手揽着她，俩人聊了很久。克丽丝在母亲的爱里平静下来。母亲谈到调节、勇气和常识。她告诉克丽丝，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已经做了最明智的选择。

“我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划伤我的脸，”克丽丝说，“其他的我倒不担心。”

接下来的几天，她们都忙着收拾克丽丝的行李、打扫公寓。走在街上时，克丽丝仍然挽着瓦尔的手臂；尽管屋里有两张床，克丽丝还是每晚都和母亲一起睡。瓦尔接过了收拾和打扫的活儿，同时也监督克丽丝整理东西——其实大多是瓦尔一个人做的。可是，克丽丝觉得瓦尔有点儿不对劲。她觉得瓦尔很紧张，好像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瓦尔表现得过于镇定了。克丽丝跑进跑出，给她端茶、倒咖啡，端奶酪或饼干。她对母亲脸上的每个表情都很警觉，时不时跑过去抱着母亲。“好像是她在保护我似的，”瓦尔对我说，“好像她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似的。”

她们走在街上时，瓦尔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时候，有车停在街中央，车里的男人会冲着克丽丝喊：“嘿，小妞！”克丽丝的确很漂亮。她贴着母亲，几乎是躲在她身后，希望他们赶快走开。当然，她已经习惯了，因为从十三岁开始她就常常碰到这种事。她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会径直走过去，不理睬他们。当她问母亲该怎么办时，瓦尔说：“让他们肏自己去。”克丽丝很吃惊。“想玩玩吗，宝贝儿？”有些男人从她身边经过时，会这么对她说，她就扭头不看他们。此刻，贴着母亲，她明白了。那是强奸，强奸，强奸，她知道瓦尔也心知肚明。她试着反抗，在心里说了一遍又一遍：“肏你自己去吧！”一天晚上，她们去餐馆吃完饭回家时，瓦尔大声说出了那句话。当时，她们手挽手从两个年轻男人身边经过。

“嘿，姑娘们。”其中一个说。

“要逍遥一把吗？我们带你们去快活快活。”

“肏你们自己去吧！”瓦尔说，拉着克丽丝匆匆走过去。

回宾馆的路上，克丽丝笑了一路，但她笑得有点儿歇斯底里。

出庭的日子到了。她们只得乘公共汽车去。她们经过了一些克丽丝没去过的地方。克丽丝一边眺望窗外，一边瞄着母亲的脸。母亲的神色令她有些担心。车窗外有许多黄色的建筑。每栋建筑都带一个混凝土庭院，庭院周围是高高的防风栅栏。这些一定是为黑人建的，因为院子里面全是黑人，有几十个，他们就站在那里往外看着。克丽丝看了看瓦尔，又看向车外。她也感觉到了。一股仇恨的浪潮从那些面孔中涌出来，淹没了公共汽车，那是一束恨意的激光，凡是被它照到的东西，都会被摧毁，公共汽车、街道、小轿车——所有的一切。

“戴利知道怎么制伏这些黑人，”瓦尔愤愤地说，“他真的很擅长。给他们修一堆监狱，让他们住进去，假装他们是自由的，把他们困在那里，给他们发救济金。但凡看过神话故事的人都知道，如果你有一条龙，你就算把它锁在地牢里它都会跑出来，摧毁整个国家。我估计戴利从没看过神话吧。”

克丽丝感到一阵战栗：“妈咪，你觉得他们恨我们吗？”

“为什么不恨？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会恨。你会吗？”

克丽丝又是一阵战栗，沉默不语。

“怎么了？”

“那个男孩……强奸我的那个……米克……也是黑人。”

“是吗？巴特也是。”

克丽丝放松下来：“那倒是的。”

瓦尔和克丽丝走进警察局时，大家都转过头。男人们上下打量着瓦尔，但他们的目光在克丽丝身上停留得更久。瓦尔身体紧绷，克丽丝把母亲抓得更紧了。瓦尔在看着什么，克丽丝循着她的视线看去。她在看男人们的臀部。穿着不合身的警服，他们的臀部都显得又宽又难看，每个人腰部都别着一个枪套，里面插着一把枪。他们走路一摇一摆的，裤子因为武器的重量而下坠。就像两个睾丸和一根阴茎。只要别人看得见他们武器的分量和尺寸，他们就不在乎自己的模样多么丑陋。瓦尔的嘴巴扭曲着。

她们终于找到了审判室。可刚一进去，克丽丝就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句：“他在那儿，”她倒抽一口凉气，盯着一个后脑勺看，四下环顾，“不，他在那儿！”她不住地念叨着。于是瓦尔说：“我得走开一会儿，到前面去去就来。”她说着站起来，和站在屋子前面的那个男人说了几句，然后叫上克丽丝，带她去了另一间屋子。那是一间休息室，又长又窄，两边靠墙摆放着几个存衣柜，中间是几张长椅。屋里还有几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街道上繁茂的枝叶。她们还听到狗吠，附近有很多狗在叫。她们坐在那儿抽烟。半个小时后，克丽丝蜷缩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偶尔会有警察经过，怀疑地瞥她们一眼。瓦尔猜，男厕所或许就在休息室的某一端。

三个小时后，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匆匆进来，向她们走来。他们扫了她们一眼，其中一个男人指着克丽丝问瓦尔：“她就是那个吗？”

“那个什么？”瓦尔火了。但他们没有理会她。克丽丝站了起来。她看上去很年轻，不像十八岁，倒更像十五岁，睡了一觉后，她的脸蛋红扑扑的。她睁大双眼。两个男人坐了下来，手里都拿着文件夹，上面夹着纸和笔。他们随意地问了几个问题，却几乎不等她回答。瓦尔面色很难看。克丽丝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温驯地小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他们与她争辩时，她也不坚持。他们不停地刺探、盘问，想让她更改陈述。她好像没有察觉到他们真正的用意，眼睛眨巴着，老老实实地一一作答。她不改口，但也不生气，也不回击。于是他们开始威吓她：“你别以为我们会相信你说的，你可和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啊！”“他说你是她的朋友。他还知道你的名字，来吧，姑娘，说实话吧！”

瓦尔明白，他们是在试探克丽丝是否可以胜任证人，可她也明白，遇到像这样的案子，他们必须这样做。那个男孩只是一个孩子，不是“富二代”，没有好的律师，也没有人花高价钱赎他出去。他们问了克丽丝一个问题，可她刚回答到一半，他们就打断她，然后又问下一个，她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克丽丝很冷静，非常冷静。尽管她看着他们，可又好像完全无视他们。她开口回答问题，当他们打断她时，她就礼貌地停下来，听着，思考一会儿，接着回答下一个问题。当他们又打断她时，她就停下来看着他们，面无表情，一副恭顺的样子。自始至终，他们一次都没叫过她的名字，就好像她没有名字似的。她沉默时，他们就又开始问她一些之前问过的问题。她看着他们，就像一个乖巧的机器娃娃。然后，她开始回答，声音很平静，很冷漠，她的回答还是和之前一样，眼睛一眨不眨。

就这样过了大概十五分钟，其中一个人忽然转向瓦尔：“你是她母亲？”

她怒视着他们：“那你们是谁？”

他停顿片刻，看着她，好像她疯了似的。他愤愤地冲她说了些什么，就转向克丽丝。

“等一下，”瓦尔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再说一下你的名字和职位。”

那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他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菲特，他的职位——助理律师。

“还是个欺负人的律师，我把这点也记下来了。”瓦尔说。

那两个男人盯着她。他们相互说了几句悄悄话，就起身离开了。克丽丝坐回椅子上，又睡着了。瓦尔看着那两个男人。那个律师很年轻，她猜，也就三十出头吧，如果他的行为不那么丑陋的话，也算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他们走到门边，停下来又商量了一番。那个律师朝瓦尔走过来，一脸憎恶地看着她。

“女士，你知道那小子说什么吗？他说她是他的朋友，懂吗？他说她是自愿的。你也许觉得很震惊，”他嘲笑道，“不过，很多漂亮的白人小公主就想尝尝小黑肉的滋味。”他说完，合上文件夹出去了，另一个男的也跟着出去了。

瓦尔走到窗边。狗一直在叫，叫个不停。这叫声好像是从她们所在的这栋建筑里传出来的，这里一定有个野狗窝。她站在窗边，抽着烟。她想到那个律师，不知道他在家是否也是这副嘴脸。他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像看犯人一样吗？面对奶油炖鸡，他也会询问一番吗？瓦尔知道她现在的处境已经失控了，已经无法回头。她也不想回头，因为回头就意味着欺骗自己，意味着否认她看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围绕着她，无处不在。

又过去几个小时，瓦尔和克丽丝都饿了，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先找地方吃饭。烟抽多了，有点儿反胃。终于又进来一个男人，也是着便服。他走路的姿势大义凛然，好像觉得他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很有威严似的。瓦尔还站在窗边，他朝瓦尔走过来。他皮肤黝黑，身材颀长，比之前那两个人斯文得多。

“你是被强奸人的母亲吗？”

“如你所说，那个被强奸的，就是我女儿——克丽丝蒂娜·特鲁瓦克斯。你是谁？”她又拿出了小本子。

他说了名字，她记了下来：助理律师卡曼。

他开始问她问题，和之前那个人问的一样，但更有礼貌一些。她说：“另一个人，就是刚才那个畜生不如的人，已经问过了。”

律师解释说，他还得再问一遍。

“那干吗问我？问克丽丝啊。她才是当事人。”

他朝她走过去。克丽丝独自坐在椅子上，看起来娇小又脆弱，她那单薄的身体蜷缩着，长发披在肩上，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律师又开始盘问了，不过他比之前那两个人温和多了。他也没有叫克丽丝的名字，但他显得很同情她。

过了一会儿，瓦尔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她惹毛了菲特，所以他拒绝接手这个案子。卡曼来之前，也有人警告过他要当心她。她失声大笑，卡曼不安地看了看她——她可是惹毛过菲特的！

问完问题后，卡曼就离开了，走时说他还会回来。这时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进来。是警察。原来是漏了一道程序，克丽丝尚未指认那个男孩。那男孩不在那里，她得从一群人中把他指认出来。人们就这么进进出出的，但更多时候她们只是干等着。已经是下午，太阳西斜。狗还在不停地吠。有几个警察进来，粗鲁地叫克丽丝下楼，瓦尔跟了出去。

“在那儿。”一个警察指着某个房间说。

“不会吧，你们不能这样！”瓦尔大叫。他们都看着她，她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听说过她了。

“房间里没有隔板，你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直接见面，”她说，“你们得照章办事。”

他们转过身去，推了推克丽丝。

“克丽丝！”瓦尔大叫一声，但克丽丝转过身，茫然而怨恨地看了她一眼，就走了进去。瓦尔站在她身后，警察堵在了门口，好像防着她跟进去似的。瓦尔往里看了看。克丽丝背对着她站着。六个黑人男孩站成一排。一个警察厉声对他们发出口令。

“向右转！向前看！向左转！”

那些男孩转过身，看起来没精打采的，他们的手臂肌肉发达，其中几个背上还有伤疤。她想，他们心里也明白。要是警察用那种口气和她说话，她肯定会冲过去给他们一下。可作为白人女性，她还有点儿特权，所以，他们只会把她打晕，或者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扭送到精神病院。对这些黑人，他们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那些男孩转过身，他们眼神麻木，甚至都不敢流露出怨恨。那天她见到的所有警察，都是白人。

克丽丝对其中一名警察说了些什么，然后走出来，挽起母亲的胳膊。瓦尔明白了，克丽丝也知道她明白。克丽丝是在告诉她，你千万别拦着我。我一定要了结这件事，否则我以后走在街上都会害怕。你就让我做该做的事吧，我不在乎流程是否合法。

她们又回到了休息室。

过了一会儿，卡曼进来了，他建议她们撤诉。克丽丝震惊不已，他们为此争执了一个多小时。那个男孩好像坚称她是自愿的。卡曼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这已经是最后的结果，已经是最高法庭的判决似的。他解释说，克丽丝并未受伤，这一点很不妙。他认为（他翻了翻笔录），她身上只是有些瘀青——至少笔录时她是这么说的。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她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告他殴打，而殴打罪只能判六个月。可那个男孩一口咬定她是他的朋友，所以卡曼觉得事情很不好办。他一直劝瓦尔让她撤诉，看都不看克丽丝一眼。克丽丝目光呆滞地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那个男孩还另外被控两宗殴打罪和一宗强奸罪——那件案子里，真的有刀伤。因此，无论如何他肯定会入狱。

克丽丝看着他说：“不。”

他劝了又劝。克丽丝就是不答应。于是，律师说他不想受理这个案子了。

瓦尔怒气冲冲地说：“如果你不受理，我会请民事律师起诉政府。也许最好是买一支枪，打死那小子，我女儿走在街上才会觉得安全。”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他肯定，非常肯定，她绝不会杀人。他表现得很得体，始终用劝解的口吻，但一直在同她们争论。克丽丝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一直看着瓦尔，但瓦尔也不会改变态度。她不会说一句影响克丽丝的话。克丽丝始终拒绝。

“好吧。”他叹了口气。瓦尔想，还真是讽刺。他不愿意为了克丽丝接下这个案子，是因为他不想看着克丽丝在法庭上被羞辱。他竟然毫无保留地相信那个男孩。那男孩没有对任何细节提出异议。他并未否认他从两辆车中间跳出来，把她摁倒。没有人提出看克丽丝身上的瘀伤，可她身上确实有，肩膀上有一道又深又大的伤痕，擦破了好几层皮；脊椎边还有一道伤口，不大但是很深，都流血了。没有人询问这些。瓦尔想，只有男人才会相信，一个女人被那样对待了还能乐在其中，从强奸者身上获得满足。她在男作家写的小说里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服从，是的，他们就是被服从的对象。国王、皇帝和奴隶主也是被服从的对象。常见的描述还有诡计多端，女人和奴隶不就是以此著称的吗？

她心中暗潮汹涌。克丽丝领她去了审判室，让她坐下，腾出一只手揽着她。瓦尔在咕哝着什么。审判室里不允许抽烟，可只有抽着烟，她的精神才不至于崩溃。她仍在不停地咕哝着。她们周围全是男人：警察、律师、罪犯、受害者。他们在一旁看着诉讼过程。瓦尔咕哝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回过头看她。法官和律师对待黑人和白人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太明显了。瓦尔不由得想，这并非凭空出现，压制住他们所有人的。这是有原因的。

“愚蠢的性别歧视，”她说，“还有种族歧视！”克丽丝揽着她的肩，轻轻拍拍她。

“没事的，妈咪。”她在瓦尔的耳边轻声说。

“杀，杀，杀！你只能这么干！他们人太多了，”她对克丽丝说，“你赤手空拳是打不倒他们的。你需要武器。杀！”

克丽丝亲了亲她，把脸颊贴在她的脸上。

“我们得炸死他们。没别的办法了，”瓦尔说，“我们得把他们捆在一起，一次干掉。”

轮到审理她们的案子了。有人传那个男孩进来。卡曼朝她们走过来。他表情和善，一副关切的样子。但他仍然是一头性别歧视的蠢猪。他说话的时候，瓦尔一直用手捂住嘴，以免冲他吼出声来。克丽丝紧紧拽住瓦尔的胳膊肘。她在央求母亲别吼。这时瓦尔听到了卡曼在说什么。他在提醒她们，克丽丝将会遭受羞辱。他在试着缓和这件事，可同时，他又暗示，这是她们自找的。“你确定要这么做？”他问瓦尔，“我们还有机会撤回。”

瓦尔把手从嘴上拿开。她厌恶得嘴巴都扭曲了：“小黑肉，你在休息室里是这么说的，对吧？”

卡曼吃了一惊。他一脸嫌恶地看着她。

“她要是想和那个小黑肉上床，大可以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没必要在街上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如果你觉得我们担心的是她的清白或贞洁，那你就错了。我们是在捍卫她的安全，是在争取她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权利。一个充斥着‘你们’——满是男人的世界！”她说完了。他一脸困惑和惊恐，眉头皱了起来。他觉得，她可能是疯了，她很可怕，很可憎。可他是一个专业人员，不能跟她一般见识。于是，他走回律师席，继续翻他的文件。公设辩护人，一个身材高大、脸膛发红的爱尔兰人问道：“下一个是谁？”卡曼小声地应了几句。

“哦，米克啊！”辩护人笑着说。他的笑容说明了一切，眼中闪过的那一抹邪恶，那种心领神会，那种乐在其中表露无遗。那些乖乖女就爱偶尔扮演一把小荡妇。“别逗了，你不会是要接这一个吧？”他笑着问卡曼，“你开玩笑吧，这小妞的裤子那么性感。”

那男孩被带进来了。他很年轻，看上去不到十九岁，但其实已经二十一岁了。他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他的体格比克丽丝高大，看上去比她健壮，但还远远算不上魁梧。他扫了克丽丝一眼，可她并没有看他。她站在那儿，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弱小，长长的头发散落在瘦削的脸庞边，眼窝深陷。

法官问克丽丝事情经过，她简短地讲述了一遍。审判室里，那个爱尔兰律师站在他的当事人身后，隐约能看到他的侧脸。他正灿烂地笑着。

法官转身面向那个男孩。公设辩护人手持文件夹，正准备打开，以反驳控告。他准备得可真够充分的。

“你认罪吗？”法官问那男孩。

“认罪。”那男孩说。

就这样审理完了。双方律师都很惊讶，但都平静地合上了文件夹。只有克丽丝一动不动，直到法官宣布那男孩因殴打罪被判六个月监禁，她才用一种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她对美国的公正期望过高了，她学了多年的法律，本想将它作为终生的事业，可今天的遭遇，粉碎了之前的一切向往。她身材瘦小，看上去很年轻，声音尖细而飘忽不定。他们让她说完了。法官敲响小木槌，宣布审理下一个案子。然后他们便对她置之不理了。毕竟，她算什么呢？

克丽丝颤抖着回到母亲身边。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判决了。一个黑人男孩，完全信奉他的文化并按照这种文化行事，被判了六个月的监禁。当然，他身上还背着其他的罪名。他的余生也许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他会带着痛苦和仇恨进去。她说要和他做朋友，他相信了她。就像其他男人一样，他觉得自己被一个女人背叛了。他只记得这一点，剩下的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他跳出来，不记得他掐着她的咽喉。他只会记得，她捉弄了他，他却相信了她。经过克丽丝这件事，总有一天，他会杀了另一个女孩。

瓦尔坐在那儿，想起在楼下的时候，她还同情那群接受指认的黑人男孩，此刻，那种同情已经消失了，永远不再有了。他们的肤色是黑、是白，还是黄，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抗，至死方休。那些站在那里的白人男性，宁愿让克丽丝成为牺牲品，却不去质疑一个他们由衷蔑视的人种的男性。那么，他们是怎么看待女性的呢？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种族的女人？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自己的妻女？

她僵硬地站起身，仿佛骨髓已经被抽干了。克丽丝搀着她走出房间，好像她是个残疾人似的。她们回到了宾馆。克丽丝付了房费，叫了一辆出租车。可是，好像诸事不顺。前台那个男的为了一些事和她们争论不休，出租车司机嫌她们行李太多，乘务员朝瓦尔吼道，如果她女儿不穿上鞋，他就要把她们丢下飞机。无论看向何方，她们都能看到那些肥大的蓝裤子、枪套和手枪，以及像那些律师一样，西装革履、穿戴整齐的男人，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从不当着女性的面说脏话，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还会为她们拉开椅子。瓦尔一直在想，他们也有自己的女儿，心情好的时候还会陪她们玩耍。他们也有儿子，但又会如何教育他们呢？她如此想着，微微战栗。

回去的路上，克丽丝一直在照顾瓦尔。一回到家，克丽丝就崩溃了。她蜷缩在沙发一角，一声不吭。除了母亲，她不能忍受任何人待在她身边。她躺在母亲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总觉得自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不断被惊醒。她试着看书，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她每天坐在镜子前，用指甲剪剪分叉的头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算有人来，还是她喜欢的人，比如伊索、凯拉、克拉丽莎、米拉，她也心不在焉地坐着，很少和她们说话；对母亲说话的语气也很冲，要么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瓦尔叫她帮忙做饭或打扫，克丽丝有时会听话，可经常是一转头人就不见了，最后发现她已经倒在床上睡着了。

瓦尔带她去体检，也做了性病筛查。克丽丝的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瓦尔无论去哪儿，克丽丝都跟着，因为她不愿一个人出门，也不愿一个人待在家里。可是，瓦尔也不怎么出门，通常也就去超市和洗衣房。她退出了所有的组织，没有做任何解释。人们不时上门来取各种印刷的小册子和笔记，她一脸厌弃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他们，好像它们全都是废物一样。晚上，她们偶尔会打开电视，可过不了一两分钟，上面就会出现一些令她们难以忍受的广告、场景和对话，于是，她们都不用看对方一眼，就直接起身把电视关了。瓦尔试着看书，可没看几页，就会忍不住把书冲墙上扔去。她们甚至连音乐都不能放，克丽丝一听到摇滚乐歌词就会发火，而瓦尔一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会暴躁。她不停地说，那是“老男人的音乐”。对她们来说，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污染了。有一天，塔德顺路过来坐坐，她们却谁也不理他。

克丽丝唯一想见的只有巴特。他过来之后，她和瓦尔坐下来陪他一起喝茶，克丽丝跟他讲了事情的经过。他倾听着，眼中充满了泪水，沮丧地盯着桌子。克丽丝讲完后，他抬起头，语气急促地告诉她们，黑人男性是如何看待白人女性的——他们只是把白人女性当成报复白人男性的工具。

克丽丝和瓦尔看着他。不一会儿，他就走了。

瓦尔意识到自己该做点儿什么，可她根本没心思。她感觉自己已经没几个朋友了，她们似乎都不太明白克丽丝的遭遇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们尽可能装作很开心，尽量谈论其他事情，好像强奸算不了什么，就跟有人破门而入偷走你家的音响没什么两样。她并不生他们的气，只是不想见他们而已。她突然想起住在萨默维尔公社的一群人，他们于一年半前，在伯克希尔办了一家公共农场。他们在那里种植蔬菜和牧草，养鸡养羊，还搭了葡萄架，养了蜜蜂。他们吃自己做的奶酪、酸奶、葡萄酒和蜂蜜。他们沿着几条主干道兜售自制的面包、陶艺品和针织品。他们努力生活。

她写信给他们，提到了克丽丝的事，他们的回信很热情，还邀请克丽丝过去，说那是个平静、亲近自然的地方，一定能帮到她。而且，那里也有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她能够理解克丽丝。

瓦尔把信藏了起来。那天，瓦尔趁克丽丝小睡的时候出去散步，回到家时，只见克丽丝面色苍白、神情恐慌。

“你去哪儿了？”

“克丽丝，有时我也需要独处。”她只回了这一句。那晚，她坚持让克丽丝回她自己的房间睡觉。她听到克丽丝整晚都在走来走去，但她并没有迁就，接下来的几晚继续如此。克丽丝终于不再走来走去了，可是，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显然一宿没睡。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瓦尔要出门，不让克丽丝跟着。她去看了一场电影，虽然什么也没看进去。她夜里十二点后才回家。回家后，就看到克丽丝一脸惊恐，呼吸急促，一言不发，只是用麻木而怨恨的眼神瞪着她。

最后瓦尔建议克丽丝外出一段时间，去那个叫伯克希尔的地方。克丽丝紧咬嘴唇，黑眼圈深重，眼神分明在说——她再也不信任瓦尔了。

“我看是你想让我去吧。”

“是的，你不能一辈子跟在我身边啊。”

“一定是我妨碍到你了吧。你是想和谁同居，嫌我碍着你的事儿了吧。”

“不是。”瓦尔垂下眼帘，平静地说。克丽丝的怨恨是最令她痛苦的。

“你要是想摆脱我，我就去和巴特一起住。”

“巴特要工作啊，你总不能每天和他一起去工作吧。你得一个人待着，他家附近不安全。”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克丽丝跳起来，尖叫道，“你非得这样对我吗？别说了，我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她说着跑进房间，摔上门。瓦尔喝完闷酒，摇摇晃晃倒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克丽丝一边喝咖啡，一边冷冷地看着瓦尔，说：“好吧，我去。”

瓦尔松了口气，激动地笑了。她伸手去拉克丽丝的手，但克丽丝躲开了，冷冷地看着她的母亲。

“我说了我会去。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想摆脱我。我去就是了。但你别指望再见到我，别指望再和我联系——永远别想。”

几天后，瓦尔开车把克丽丝送到伯克希尔农场。克丽丝走进农舍，像是被押送到监狱的囚犯似的。瓦尔离开时，克丽丝没有亲吻母亲，连句告别的话也没说。

19

瓦尔曾说过，她有点儿像斯特拉·达拉斯。是的，但也不完全像。她的女儿并没有嫁给某个“富二代”，没有住在歌舞升平的豪宅里。瓦尔一直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但她没有哭泣。

如果她是斯特拉·达拉斯就好了。如果她可以哭泣就好了。我想，如果有那一天，事情就可以缓和，一切就能够被软化，恢复如初。我是这么想的，但这也是事后的想法。

事实是，她失去克丽丝了。面对痛苦，她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酷，她知道，这种痛苦不会很快过去，而且，数年之内还会煎熬着她。她觉得，在她和克丽丝这样的亲密关系中，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克丽丝太过依赖她了。父母的某些错误，是有助于孩子成长的，不管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本来就不称职。瓦尔这么坚强，又这么聪明，所以，她似乎是故意的。当然，她可以让克丽丝回到她的怀抱，但她没有那么做。剩下的事，就顺其自然吧。她告诉米拉：“我没什么能为克丽丝做的，除了去死，但我不想那么做。”

她偶尔给克丽丝写信，但没有回音。瓦尔写的不是真正的信，因为她已经越界了。这一点，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

道德虽好，却也是有界限的。人们要一起生活，道德就是约束他们的一套准则，它使人们形成集体，并使得集体利益最大化。但对那些已经越界的人没用，他们也不会在乎。比如，几年前，一架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幸存者们最后沦落到食人肉维生。这引发了所谓的道德问题。或许这也谈不上真正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谁能有答案？你可以宣扬教条，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搬出权威；你可以辩论到死，但依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的丈夫和孩子被纳粹分子杀死了，而你因为还能出卖肉体而活了下来，你走在阿根廷的街道上，看到那个曾经关押过你的集中营的长官，你口袋里有一支枪——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你的手指正在扳机旁，而你看见了这个男人……你会怎么做？有些事，你无法将它分类，无法判断，只能由那些想实践或被迫要实践的人去亲身实践。这些人从不在乎后果。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不在乎。坐在这里，看阳光透过窗户倾泻进来，桌上放着一杯冰茶，望着远处的海面，在沙滩上散步，写那些不会在乎后果的人的故事，多么惬意。不过，真有这样的人吗？是否就连最好战的人也在乎后果——哪怕他的灵魂已经伤痕累累，哪怕他的希望已被摧毁，甚至在他开着坦克去撞墙，开着飞机去撞航空母舰的时候，也曾有片刻想过，这也许是一场终会结束的噩梦，或许他能被拯救，能回到家，坐在炉火旁，端起那盏茶，拍拍坐垫，笑谈那些陈年旧事，一边笑着，一边抹去眼角的泪水……

哦，天哪。有什么用？我写的一切都是骗人的。我尝试说出真相，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思索许久，想象那种极端情境，在人类的一般认知之外，那种和普通人没有关联的情境，其他人就无权评判深陷那种情境中的人了。可就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一只冰凉而令人战栗的生物刺了一下我的脊椎，往上爬到我的大脑里，告诉我，所有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境，所有人都是。

可是，如果是那样，人们岂不是就连最简单的故事也讲不出来了？我放弃。我再也不能往下想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讲述，讲述，讲述。当然，我要尽我所能，去讲述，讲述，讲述。我要告诉你接下来的故事，把它讲完为止。它还没有完，永远不会完。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故事结束的唯一原因。

从芝加哥回来后，瓦尔变得很古怪，变得陌生、疏离而冷漠。女人们有各自的生活要忙，也就不经常来找她了。克丽丝很消沉，变得很难相处，伤害了她们的感情。她们不清楚事件的整个经过，但因为在瓦尔家里，性并不是禁忌的话题，她们以为克丽丝不过是受惊了，很快就会好的。瓦尔没给她们中任何一个人打过电话，她们觉得和她日渐疏远。

米拉可能是和她最亲近的一个，她觉得很愧疚，一直想去看望她们。可她又怕见瓦尔。她刚认识瓦尔时，瓦尔就告诉她一些她没想过的事情，也不管她想听不想听，她预感到这次也会一样。而且这次的预感更加强烈了。她怕见瓦尔，仿佛瓦尔得了某种致命的传染病似的。可终于有一天，她还是逼自己给瓦尔打了电话。瓦尔心不在焉地说，她在家。

瓦尔穿着牛仔裤和衬衫。她瘦了，脸庞不再丰满，而是变得坚硬、棱角分明，看上去老了许多。她的头发灰白。这些改变并不明显，可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一会儿。凯拉和哈利去了阿斯彭；克拉丽莎和杜克出了问题；伊索在埋头写论文；孩子们现在和诺姆在一起，八月份会同米拉和本一起去缅因州。

“克丽丝怎么样了？”

瓦尔的声音空洞，听不出任何情绪：“她在伯克希尔的一个农场。他们觉得她似乎好点儿了。”

“她真的很消沉。”米拉半是询问，半是陈述地说。她听出自己的声音里有评判的意味。她其实是想说克丽丝过于消沉了。

瓦尔也听出来了。她只是点点头。

“对不起，瓦尔，是我不理解。我从来没有被强奸过。”

“是没有。我记得，也差点儿了吧。”

米拉眉头一皱。“在‘凯利之家’的那个晚上？天哪！”她颤抖着说，“我都忘了，我想忘了它。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就是理智吧。大多数女人不想过多了解关于强奸的事。只有男人才感兴趣。女人总试图忽略它，假装是受害者自找的。她们不想面对事实。”

米拉觉得她的身体开始哆嗦，好像她血液里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警觉起来。“事实？”她声音颤抖地问。

瓦尔坐回椅子上，点燃一支烟。她的姿势和动作里还有着往日的气场，最近人一消瘦，这种气场就更强了，只不过动作不再那么自在、流畅、豪爽了。她更加敏感、更加专注、更加狭隘了，就像一道光束，发现了目标便全力照射上去。于是，她把克丽丝的遭遇跟米拉和盘托出，从头到尾讲给她听。瓦尔说完时，米拉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瓦尔往后一靠，声音稍微缓和了一些。

“去年秋天，在康科德还是列克星敦的一次会议上，我记不清楚了，有个人邀我一起自驾回剑桥。那是个年轻男人，有些呆板，又有些自大，是个新教牧师。他想跟我搭话，一路上说个没完，因为路上堵车，所以，他有大把的时间絮叨。他是一个很温和的年轻人，懂得关心别人的感受，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不会脱口而出‘妈的’或‘肏’这样的脏话。不必说，我的言辞吓到他了。”

米拉笑了笑。可瓦尔并没有笑。

“他跟我说起他几个月来一直在做的梦。他说，他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还有一个小儿子。我估计他才二十五六岁。最近，他和他儿子之间出了点儿问题，还和他老婆为此吵过几次。她觉得他对儿子太专横、太苛刻。但他的梦与此无关。他梦到的是多年前在大学认识的一个女孩。他一直梦到她，却又记不起梦的具体内容。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他，以前对那个女孩是什么感觉。他喜欢过她，爱慕过她，但她有些轻佻，和一个又一个男人调情，需要他的时候又来找他。而他却总是向她敞开怀抱。我问他有没有和她上过床，他说没有，从来没有‘和她有过性方面的接触’。”说到这里，瓦尔忍俊不禁，“他觉得她和其他人也没有过。他觉得其他人那样做也会有负罪感，因为他们在一所教会学校。”

“我问他现在对她是什么感觉。他觉得她很有魅力，可一想到她就生气。他曾经很爱她，想得到她，可他什么也没做。他生她的气，但更生自己的气。‘那你本可以干什么呢？’‘我可以强奸她。’”

“我丝毫不觉得惊讶，这个男人很呆板、很无趣，是个温和而懦弱的基督徒。可本性上，他却是一个强奸犯。”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这点。”米拉有气无力地说。

“天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又该有多少。我和克丽丝一起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看见男人们盯着她看，对我来说，什么法律、什么传统、什么风俗都在那一刻冻结了。无论他们在公共场合是什么样子，无论他们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所有的男人都是强奸犯，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用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法律和规则强奸我们。”

米拉两手捧住头。“我还有两个儿子。”她轻声说。

“是啊，那就是他们维持权力的方法之一。我们爱我们的儿子。谢天谢地我没有儿子，不然那真会阻碍我的。”她满面怒容。

米拉直起身：“阻碍你？”

“祸不单行。那个牧师、那样对待克丽丝的塔德、那个强奸她肉体的家伙、那个强奸她灵魂的律师、那般对待她的法庭、挂着枪的警察看她的眼神，还有街上那些男人对她的品头论足。我没办法保护她，没办法让她摆脱现在的感受，也没办法替她承受这一切。

“我冥思苦想，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我想到了婚姻及其规则，想到了夜里出门的恐惧、旅行的恐惧，想到男人沆瀣一气、不把女人当回事，想到强奸的方式不止一种。女人无足轻重，是魔鬼，是祸水，她们既是奴仆又是发泄工具。男同并没有比直男好到哪里去——有的男同比直男更讨厌女人。看看那些书就知道了，几年来，几百年来，几千年来，都写满了对女人的仇恨，而在仇恨背后，隐藏着的威胁方式和行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奸。

“我还想到，天哪！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民权运动、和平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在萨默维尔和剑桥，我和学校委员会一起工作。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考虑大人和儿童的利益。可是，我试着帮助的，有一半是男性，而且是看见我和我的女儿就会强奸我们的男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占有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会控制你、虐待你，或者抛弃你。我居然浪费我宝贵的生命去帮助他们！帮助那群强奸犯！一旦你意识到这点，就再没有回头路。所有男人都是敌人！”

她两眼冒火，声音激昂，但努力克制住了。

米拉感到窒息。不，不，别这样好吗？她心中不断地说。

“他们还希望你享受自己的毁灭！一个女孩被强奸了，她应该怎么做呢？‘躺回去，好好享受。’‘如果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妻子被强奸了，他会怎么做？’‘疏远他们。’丈夫不可能强奸他的妻子——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因为强奸就是他的权利。”

“我告诉你，”瓦尔的声音变得低沉，怒火中烧，“我受够了。妈的，以前我还让男人搭便车！再也不会了。让他们自己用腿走吧，让他们打他们的烂仗去吧。任何一个男人都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儿帮助，一点儿都别想。我永远会把男人当成敌人。我还想，假如那个吓唬克丽丝的律师菲特有一个女儿，如果她被强奸了，他十有八九会像对待克丽丝一样对待她。”瓦尔看了米拉一眼，“很抱歉。我知道你有儿子。这很好，这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让你，”她讽刺地说出了那个词，“保持理智。”

米拉的表情痛苦而纠结。瓦尔很镇定，很坚定，就像一名高举旗帜的士兵：“至于我，幸亏我没有儿子，因为他会挡住我的视野，我得为他着想，这会让我偏离真理。如果我有儿子，我就不会认识到这些，不会感受到这些，我会把这些深深埋藏在心底，任它们慢慢地荼毒我。”

“可是，没有男人，你又怎么生活呢？你看，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老板是男的；如果你要申请经费，控制资金的是男人；如果你想申请学位，你的导师也是男的……”

“我已经退出了那个世界。现在，我属于一个全是女性的世界。我在女性商场里买东西，在妇女银行存钱。我还加入了一个激进的女权组织，将来也只为它工作。去他的论文，去他的学位，去他的哈佛。它们全都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你不能向它妥协。它会将你生吞活剥，会强奸你的身体和灵魂……”

“可是瓦尔，你怎么生活呢？”

她耸了耸肩：“怎样都可以活下来的。有一群女人住在北剑桥的一座老房子里。她们活得很好。我很快会加入她们。我这一生已不企盼什么快乐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奢侈。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助纣为虐，与敌人为伴，推动他们的发展。在有些地方，那叫作奴役。我要结束这种生活。我想和那些女人一起工作，她们都献身于我们的事业。”

“代价是放弃她们的生活！”

“奉献她们的生命——不管你们英国人怎么说。”

“牺牲。”

“那不是牺牲，是一种认同。牺牲是放弃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我的情况不是那种。无论怎样，我曾经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娱乐、享受、快乐，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再也回不去了，你明白吗？”

她严肃地看着米拉：“你看上去很痛苦。”

米拉痛心地说：“可你以前是那么了不起。”

“一个了不起的妥协者。在你看来，我变得残缺了，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净化。仇恨，能够使你分清界限。你失去了某些东西，却使得另一些东西日臻完满。就像盲人的听觉特别灵敏，聋子对嘴型和表情特别敏感一样。仇恨让我能够做一直以来该做的事。我对人类的博爱阻碍了我对女性同胞的爱。”

米拉叹了口气。她想哭，想把瓦尔变回从前的样子，就像一盒胶卷，你可以选择让时间凝固在哪一刻。她无法忍受她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向瓦尔靠过去：“我们喝一杯吧。为了过去，喝一杯。”她的声音嘶哑。

瓦尔第一次真正地笑了。她拿出酒瓶，倒了两杯酒。

“我觉得，你的这种新生活，会让你彻底远离我们，远离我。”米拉难过地说。

瓦尔叹息一声，说：“是啊，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们了，那也很难，而是你们不想听我说这么多了吧。而且，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了。你有两个儿子，还有本，所以你不得不妥协。我是认真的，并没有自视甚高的意思。你觉得我很狂热，我觉得你很懦弱。我如今已是一名狂热分子了，”她笑着说，“我这种狂热分子，让中间那条线稍微挪了一点点。我觉得这样很好。”

米拉想，她这是在说再见了吧。她一路走回家，泪流满面。

20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那个夏天，似乎都意味着与过去告别。难道每个人都在扮演斯特拉·达拉斯？

凯拉被哈利说动，决定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她回到了他的身边，并答应他再也不见伊索了。这一次，他非常生伊索的气。她很不解：“你以前多么通情达理啊。”

“以前我没有当真。”

“为什么？我告诉过你我爱她。”

“老天，凯拉，她是个女的。”

“那又怎样？”

“好吧，我不介意多一个人补充，但我不想被取代。”他的生气听起来就像是嫉妒，她反而感到欣慰。如果他不爱她，就不会嫉妒，对吧？她把房子转租出去，开始打包行李。哈利帮她做家务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可她还是觉得生活很空虚。有几个下午她又去找伊索，虽然心怀愧疚，却情不自禁。她没有告诉哈利她去找过伊索。她对自己说，到了阿斯彭，她就再也见不到伊索了。她为自己的欺瞒寻找借口。

那段时间，她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可也三心二意的。她坐在图书馆里漫不经心地翻书。她在家重读浪漫主义诗歌。突然间，她觉得浪漫主义诗歌正如哈利所概括的：自我陶醉于对现实的粉饰。对于华兹华斯独特的音律结构和济慈的语言，过去她击节赞叹，现在却毫无感觉。柯勒律治变得令人反感，拜伦就像个被宠坏了的、爱发脾气的孩子，雪莱则像个时常梦遗的青少年。她读书的时间越来越久，可她读得越多，就越发觉得他们是一群炫耀自己声色犬马的生活、自命不凡的青少年。她纳闷自己之前怎么就那么喜欢他们呢。每天，她都会一脸厌恶地合上书本。要打包行李准备前往阿斯彭的时候，她只往哈利的书堆上多加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她决定，整个夏天就用来烤面包、种花，也许还可以备孕。她认为这不是自我放弃，而是一种休息，一种调整。然而，当他们坐上车，驶向第一站——俄亥俄州她父母亲的家时，她并不觉得像是度假一般轻松自在。她凝视着哈利的侧影，依然能感觉到往日偷偷望着他时那种爱意。她仍对他的卓尔不群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钦慕。可她也感到一种弱势，甚至低人一等。她隐约觉得，自己正在驶向一座监狱。可当哈利需要她指路时，她立马把这种想法抛到了脑后，心情明朗起来。凯拉喜欢看地图。

凯拉走后，伊索萎靡了几周。可是，适应力极强的她，短短一周之后就交了新朋友，又开始像以前那样忙碌起来。以前是凯拉每天都来，如今换作了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和杜克还在吵个没完。她不想提这些烦心事：“还不是该谁洗碗之类的鸡毛蒜皮。问题是，我真的再也不想洗碗了。我讨厌做饭扫地，我再也受不了了。杜克不在的时候，我就热点儿盒饭凑合凑合，吃完把餐盒丢进垃圾桶，餐具就先堆在一边。直到餐具堆积如山，我实在没的用了才去洗。或者他快回家了，我才去洗。我吃什么都无所谓。那我为什么要做饭？”

“是啊，怎么不请个保姆呢？我倒是不在乎打扫，”伊索咧嘴笑道，“而且我正需要钱，我帮你做，我收你——一小时三块钱怎么样？”

克拉丽莎却不笑：“那样只会掩盖问题。”

“听起来挺严重啊。”米拉说。

“不过还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她就转而谈论别的话题了。可是下回这些女人聚在一起时，她又会提到这件事，然后又岔开话题。

那些天，格蕾特常跟她们一起去伊索家。她总在下午四点左右出现在那里，穿一身奇装异服，手拿一瓶葡萄酒，看起来就像童话里的公主。她总穿着款式奇怪的绣花衬衣，披一块纱丽做出飘逸的样子，找一些夸张的珠子和饰品镶在上面，像民族服装似的。她用方巾挽起深色的头发，戴上沉甸甸的耳环。伊索说，格蕾特把衣服穿出了艺术。格蕾特对艺术很感兴趣，她正计划写一篇论文，主题为十八世纪晚期的素描和诗歌意象之间的关系。她使这个小集体有了新的活力。整个夏天，大家的谈话都精彩纷呈。

克拉丽莎的问题还在继续。一天，她们正在谈论政治中的互惠问题，她突然插一句：“杜克现在就是这样！我才意识到。”

“从通用汽车跳到杜克，跨度也够大的。”格蕾特说。格蕾特出身贫寒，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对一切有钱人都抱有成见。

“好了，我现在明白了。每当杜克参加完哈佛的派对，陪我听完一张新唱片，承认我喜欢的摇滚乐团确实不错，或者给我买了一件特别高档的衬衫，他就会表现得好像有权得到什么回报似的，好像我欠他什么似的。我独自洗碗时，他就在沙发上坐着，我一抱怨，他就生气，还说他都没时间看报纸了。对此，我一直很生气，可你也知道，我不想变成一个没完没了唠唠叨叨的人。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那就是他所理解的折中。”米拉笑着说。

“是啊。等值交换。其中的逻辑似乎有问题，但我又指不出是什么问题。”

“他希望你扮演女人传统的角色，”格蕾特说，“而他……”

“是的，而他怎么样？”

“给你洗脑？”

克拉丽莎扬起下巴，长出一口气说：“所以，合理的交换条件就是我也给他洗脑。可我去参加他同事办的派对，也从来没批评过尼克松。我去他家走亲戚时，也和其他女人一起在客厅里喝咖啡，而男人们则在厨房里喝白兰地，聊政治。”

“现在的人怎么还这样！”格蕾特气呼呼地说。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反正他们还是。我在找一个进攻的角度，现在找到了。谢谢。”

那天，对杜克的议论就到此为止。

还有一次，克拉丽莎谈起了她的论文主题《社会结构对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了——比如，在笛福的小说里，可是，到了克雷布[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1754—1832），英国诗人、韵文故事作家、博物学家。]和奥斯汀的时代，它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金钱，金钱，金钱。那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根源。就像那时的杜克一样。”她补充道，然后突然停住了。她低下头，头发散落下来，几乎遮住了她的脸，可米拉还是能看到她眉头微蹙，差不多能读懂她的心思——她意识到自己独自一人时是绝不会认识到这些的，只有在和这些女人谈论别的事情时，她才能想到，好像它们是自动进入她脑海似的。她有些困惑。然而，米拉什么也没说。

“钱！我喜欢钱！”格蕾特大叫道，戴着镯子的手臂在空中挥舞，“但也不要太多。”

克拉丽莎抬起头，严肃地说：“是啊，我也喜欢。但不像杜克那样。他无时无刻不在谈钱，简直钻到钱眼里去了。他一直就那德行。每次我们出门逛街，他就挨个商店逛，什么都想要。他想买大卫的画，但并不是因为多喜欢那些画，而是因为他认为大卫总有一天会成名，值得投资。他老说要退役——但其实他很喜欢军队——去和麻省理工的几个人合伙做生意。他是通过哈利认识他们的。他们总在谈论用电脑搞城市规划。显然这行眼下很赚钱。虽然他们还上着学，可已经想着开一家咨询公司了。”

“什么样的咨询公司？”伊索坐在窗下，阳光照在她头发上，修长的腿搭在椅子扶手上，纤细的手里拿着一支小雪茄。

“你看着就像凯瑟琳·罗斯[凯瑟琳·罗斯（Katharine Ross，1940—），美国电影演员，代表作《烽火田园》《毕业生》。]。”

“才不像呢！”

“你像。”

“你喜欢凯瑟琳·罗斯吗？”

“嗯。”克拉丽莎咧嘴一笑，舔了舔嘴唇。

“那好吧，我像她。”伊索笑着说。

“他们想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城市规划机构会来找他们，他们要收集相关数据，输入电脑，电脑就能告诉他们该如何治理污染、如何管理学校、如何解决国内的移民问题、如何提高出生率。他们觉得自己能规划我们的未来。他们坚信，这一切之所以如此混乱，是因为没有人去规划。”

格蕾特“哼”了一下，米拉“呸”了一声。伊索嘿嘿笑着说：“谢天谢地，幸亏他们的人类规划计划失败了。”

“杜克觉得他会发财。我才不在乎他会不会发财——那是他的事。可我不明白，他怎么就把钱看得那么重，他以前可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没错，”伊索深思一番说，“就像昨晚上吃饭的时候，一说起这个话题，他就慌了。好像他感觉自己处境艰难，只有钱才能让那些士兵不朝他开枪似的。他心里有一种极度的渴望，但不能称之为贪婪，尽管听起来像。我一直以为，贪婪是一种你想要占有某种并不需要的东西的欲望。杜克却好像急需要钱，好像在被债主追债似的。”她转身对克拉丽莎说，“也许他暗地里在赌博。”

“有可能，”米拉想到了诺姆，“男人是会有这种感觉。”

“我发现可怕的是，”格蕾特挥舞着胳膊，“那些自以为能规划我们生活的人，却正是那些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

米拉飞快地瞥了一眼克拉丽莎。她知道，一提到杜克，克拉丽莎就会感到不安，说多了会惹怒她。然而，克拉丽莎却对格蕾特笑了笑：“是啊，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真打算这么干，最好找几个诗人——最好是女诗人，来和他们一起干。”

米拉发现，杜克和克拉丽莎之间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尽管从那以后，克拉丽莎便不再谈论杜克了。也是通过伊索，米拉和格蕾特才知道情况确实糟糕。伊索并没有细说，但有好几个晚上，克拉丽莎来伊索家时，都像是哭过的样子。女人们聚在一起时，克拉丽莎并没有提这些事。米拉有些受伤，她觉得，这个小团体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彼此提供支持。她隐隐预感，瓦尔和凯拉走后，克拉丽莎如果也退出，这个团体就会彻底瓦解。

克拉丽莎最终的退出，倒不是因为不愿和大家分享她的经历，而是因为她对伊索的感情越来越深。她觉得和她在一起很和谐、很舒服，她全身心信任她。和伊索在一起时，她感觉更轻松，甚至更快乐。很多个晚上，在和杜克吵完架后，她会穿过五个街区，来到伊索家。有时她会在伊索的沙发上过夜。杜克很困惑，他不明白他们之间是怎么了。他一次又一次把克拉丽莎抓回去。他渐渐认为，是那些女人把她从他身边带走了，他千方百计诋毁她们，诽谤她们。他对她们的憎恨与恐惧，发展到了憎恨和恐惧他所谓的“妇女解放”。后来，他开始针对女性这个群体大放厥词。这时，克拉丽莎就会愤怒地说：“我也是女人。”而他大怒：“你不一样！”克拉丽莎就又摔门而出。他越是拉她，她挣扎得越厉害。杜克都快疯了，却无人可以倾诉。有两个晚上，他独自出去嫖妓，还去了她们的住处。可那两次他都不行。他只想聊天。他感到自己的性能力正在减退。一天晚上，他试图强迫克拉丽莎，遭到抗拒，于是他打了她。结果她还手，一拳狠狠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坐在那儿，不知所措，不明白曾经相爱的两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冷冷地看着他，转身出去了。她轻轻地关上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次吵完架就摔门而去。杜克坐在那儿，揉着下巴，呆呆地看着门，他感到事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克拉丽莎和伊索变得越来越亲密。她们见面会亲吻，经常互相挽着手。克拉丽莎特别紧张时，伊索会给她揉揉背。克拉丽莎和伊索在一起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无须再像之前那样，说话字斟句酌，总要理智地看待每一件事情。她觉得不必担心自己打扰伊索，不停絮叨着那些可能导致婚姻解体的鸡毛蒜皮。她难过的时候，伊索会给她倒杯酒；她说话的时候，伊索会摸摸她的头；她躺在沙发上，伊索就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静静听她倾诉。

克拉丽莎不知道她和杜克之间怎么了，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试图抛开表面的愤怒，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可每当她觉得快要找到了，却又惊恐地退回来，不敢深想，否定自己的想法。杜克和她之间，不是大家常常谈起的那些老套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间的问题更大、更非同寻常一些。但总是因为洗碗和做饭吵个不停，说明还是那些老一套。“他说整天看书不算是工作。当然，他的最终目的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家庭妇女！”她气呼呼地对伊索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他爱的是我的思想，我的独立和个性。为什么他总想把我变成他口口声声厌烦的那种人？为什么？”

问这些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克拉丽莎坐起来。她冷静地啜了一口酒：“无论怎么挣扎，我脑中总是不断想起一些事。记得那天晚上，瓦尔说社会规则会如何一步步毁掉你，不管你怎么抗争，我还因此对她很不满。”

伊索点了点头，说：“我那天也生她的气，倒不是因为她说的不是实话，而是因为她太不考虑你、凯拉和米拉的感受了。人也有不应该说实话的时候嘛。”

克拉丽莎看着她，两人都笑了：“就连对最好的朋友也不说实话吗？”克拉丽莎目光闪烁。

“你要是一直都说实话，就不会有最好的朋友了。”

一阵沉默。“你对我说实话了吗？”

伊索顿了顿：“是的。据我所知，没什么瞒着你的。”

克拉丽莎认真地看着伊索的脸：“我说的也都是实话。”

“我知道。”伊索轻抚着她的脸，对她温柔一笑。

“昨晚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太可怕了。”

“说说看。”

“杜克和我坐在客厅里，凯文·卡拉汉突然敲门进来。凯文确有其人。在梦里，他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年轻人，可在真实生活中，从大概八九岁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了。上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妈告诉我，他们夫妇收养了一个孩子。我没问她原因，但那时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收养孩子是因为他阳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想。可能因为凯文小时候就很阴柔吧。总之，凯文发现屋里很乱，然后对杜克说，他应该命令我这个家庭主妇干好自己的活儿。我很气愤，说让他见鬼去吧，然后冲进卧室，心想，只有阳痿的男人才会故作男子汉。

“可我一进到卧室，又后悔不该冲他发脾气。我让杜克向凯文解释，说我吃了一种药，所以才举止怪异。我之所以吃这种药，是因为在四十八小时内我和杜克就要结婚了，这种药会让我进入一种近乎死亡的昏迷状态。药效发作时，我将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举行婚礼。

“送走我的时间到了。服了药的我被放进一节火车车厢里，我躺在一束激光上，昏死过去。最后——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忘记什么，我们到达了举行婚礼的地方。仪式由我父母的一个朋友主持，在现实生活中，他碰巧是个殡葬业人士。他做了一个我的人体/尸体模型，他很注重细节——比如皮肤的纹理和头发的不同颜色。他做的那个人偶可以走路，可以眨眼睛，可以做一切新郎在婚礼上要求它做的事。最终，那个新娘/尸体/模特会代替我参加仪式。观众们会认为那是我，我就可以逃避这个仪式了。那个殡葬业人士还雕了一张工艺复杂的床/棺材，放在圣坛上。仪式结束时，那对新人在观众的注目下躺进了这张床/棺材。

“一切就那样发生了——婚礼，新郎新娘躺进床/棺材。可与此同时，杜克和我一起逃到了纽约。甚至没有人发现我们不见了。”

“人偶可以缝补，可以做饭，可以说话，说话，说话，”伊索说，“但你确实逃掉了，你和杜克一起逃掉了。”

“我感觉好像这一生都在梦游。就像睡美人一样，至今还没有醒来过。”

伊索看着克拉丽莎那孩子气的圆脸，尽管有几分惆怅，长了几丝皱纹，却还是甜美动人。“噢，那可真是个美梦啊，躺在玫瑰藤下面，爸爸妈妈都爱他们的小公主，她从来不缺什么东西，因为她还没开口要之前，美丽的仙女就用魔法棒给她变出来了。在学校也是一样。你还有杜克。看看你们，年轻，漂亮，出身又好，一定能生出漂亮的孩子，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房间里满是从越南黑市上淘来的版画、地毯和花瓶——”

“伊索！”

“还跟各种达官贵人有交情，在莱茵贝克镇、纽波特市都家大业大，在北达科他州也有房子——”

“伊索！”

“是你让我说实话的。你以为你跑到罗克斯伯里就能摆脱过去，但你其实一直都知道过去还会回来，它随时可以回来。”

克拉丽莎一跃而起，冲出伊索家。她甚至连门都没关，一路跑下楼梯去了。

伊索坐在那儿，直到克拉丽莎的脚步声消失。她甚至没有起身关门。她感觉像受到重击，感觉自己被伤害，被利用了。她抽完一支烟，然后像老人一样，迟缓地走到门口，关上门，把三个门闩都插上。一年多来，她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一切正常。她就像一双永远敞开的手臂，他们把她家当成餐馆，喝她的酒，吃她的东西，在她的仁慈和关爱中取暖。然后，当她们痊愈、恢复了自尊，就离她而去。当然，有人走也有人来。只要她敞开心扉，打开门，把冰箱塞满，就还会有人来。

她想起和凯拉在一起时的某一天。她们开车去康科德，把车停在路边，下来散步。她们走到人少的地方，闯进装有栅栏的草坪。凯拉很紧张，又开始咬嘴唇，还被树枝绊了几跤。她弯腰低头穿过一道铁丝篱时，头发被钩住了。伊索跑过去，想帮她解开，凯拉却开始大喊大叫，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走开！走开！我自己能行！”

于是伊索放开她的头发，后退了几步，背对凯拉坐在草坪上。泪水涌上了眼眶。凯拉终于解开了头发，她走到伊索身边，面向她扑通坐下来，开始抽泣。她脸涨得通红，叫道：“我不需要你！我不想需要你！”

伊索的眼泪干了。她悲伤地看着凯拉。她知道凯拉在哭什么，因为她也不想对伊索残忍，可就是控制不住。那是凯拉一个人的圆桌会议，桌边坐满了一圈与伊索有关的情感。那是凯拉自己的问题。

“那我呢？”过了一会儿，她平静地问，“我就是一个没有要求的人吗？我真就那么不重要吗？”

“你！你！你什么！我和你在一起就是纯粹的开心，那是爱，我不欠你什么！”

她往后一躺，又点燃一支烟，望着盘旋消散的烟圈。她感到无比空虚。她把自己倾注出来，她们啜饮她。而且，只要她持续地倾注，她们就会持续地索求，直到把她喝干。可如果她停下来，谁还会来到她身边呢？她这么奇怪，她们凭什么要来？男人们来，是因为想和她上床；女人们来，是因为她给予她们爱。可谁也不曾想到，她也是有需要的。于是她表现得好像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似的。

她站起来，开始踱步，绕着这间见证了诸多戏剧性的生活瞬间的破旧屋子走来走去，把画扶正，把书摆放整齐，把放了一周的烟灰缸倒空。

她感到彻头彻尾的孤独。她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孩子们已经健康长大，远走高飞。她想，我始终孑然一身，仿佛她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仿佛我从不曾把爱和同情倾注给她们。她又坐了下来，挺直了背，目光凝滞。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啊。她是那个大家的女人，她扮演女人，也扮演男人，遭受了女人从男人那里遭受过的痛苦。没名没分中的没名没分，奴仆中的奴仆。还好，比以前好多了，但还不够好。她得从自己身上发掘一点儿男性气概，不是说要当什么帆船冠军，不是说要在激流中划独木舟，也不是说要会剑术——虽然这些她都很擅长——而是说要坚持自我。不然，你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垫脚石。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她思考着这个问题，许久才站起来。她想跟瓦尔聊聊，可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瓦尔有秘方，她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明天再说吧。

她紧闭着嘴，上床睡觉了。但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唯一能决定的就是关上心门。从现在起，她要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她热爱她的工作，对她来说，停止工作是痛苦的，可是，为了她们，为了她的朋友们，她之前愿意承受这种痛苦。再也不会开门了，就让她们敲吧。

可就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克拉丽莎来敲门了，当时已经很晚了，已是十点左右。伊索不假思索地起身去开门，还回头看了一眼她刚写的最后一句话。

伊索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她的朋友。克拉丽莎站在那儿，恳切地说：“我是来道歉的。”伊索打开门，冷淡地说：“我在工作。”克拉丽莎停住脚步，又热诚地说：“伊索，对不起，你对我很真诚，是我的好朋友，可我——那天我只是受不了，太痛苦了，但我却怪在你身上，我知道这很可笑……”

伊索尽量不笑出来，可她心里很高兴，还是回应了克拉丽莎的拥抱。

“哦，好吧，我也累了。该休息一下了。喝一杯怎么样？”

克拉丽莎递给她一个纸袋：“我顺道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她们来到客厅里，坐下喝酒。俩人之间的亲密感和原有的舒适感还在，可有些微妙的东西已经改变了。伊索不那么热情了，也不那么容易动感情了。她似乎克制了一部分自我。

“我来是想问你，我能住在你这儿吗，我不会回到杜克身边去了。我愿意付给你房钱，等我找到住的地方就搬出去。”

“当然，”她差点儿就脱口而出，“而且你不用付给我钱。”可她忍住了。

“我竟然盲目了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更无法原谅自己。”

伊索笑着说：“要我打电话给米拉吗？她可是盲目了十多年。你们可以一起抱头恸哭。”

“那会破坏你的自信心和洞察力。”

“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克拉丽莎笑着往前一倾：“狗屁！”她说着伸手去拉伊索，“今晚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

克拉丽莎和伊索住在一起，心满意足。杜克彻底无牵无挂了。他每晚、每周都和麻省理工的那帮人一起工作。他没有怀疑克拉丽莎和伊索是情人，可他觉得“那帮女人”赢了。他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像是被阉割了似的，逢人就说。他从未深究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不去深究“阉割”对他意味着什么。那是他用来博取同情的词，而他的男性朋友以及那些妓女，确实因此而同情他。其实，他还是阳痿，可他从不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原因。全都因为克拉丽莎那个贱人。他的男性朋友们同情地摇摇头，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回家告诉自己的妻子，这个可怜的人被那个从不洗碗的贱人给毁了。但他们也在背后讥笑他。

米拉和本的关系依然很好。对他们来说，那个夏天就像是一首美妙的田园诗，只是被朋友们发生的不幸稍稍打断了一下，再就是米拉从瓦尔那里回来后心绪不宁了几天。口试完后，她开始准备写论文，她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她属于那一类怪人，喜欢汇编文献目录，喜欢阅读学术书籍和文章。她写论文时，就像以前持家时一样，很勤奋。她买了特殊的摘录卡，可以通过卡上的小孔对照上下文。她每天从早上九点半工作到下午三点半，晚上到家继续干。可她并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很自由。她生平第一次明白了读研究生的意义，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是为了解放她。她不必担心任何小事，她有足够的学识去表述某个观点，有足够的信心去不断获取新的知识。这就是解放。她在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可以随心所欲、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还能要求什么呢？

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写论文的料。她带着探险家般的狂喜冲进那堆书籍和文章里。天不亮她就起床开始工作，她呼吸着清晨那寒冷而清冽的空气，听着窗外的鸟语虫鸣，聆听着自己踩在干枯灌木上的脚步声。每天，她都满怀期待地翻开书本。在这些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前人著作中，她能从容顺畅地钻研，创造出自己的观点吗？或者，某个犀利的词句会突然闯入她脑中，开花结果吗？她能到达那个集文学、逻辑和生活于一体的，如握在掌心的水晶般迷人的理想国吗？或者，她会发现某种犀利的、颇具争议的解释，令她收集的那些资料还没整合起来就被推翻了？

她强烈感觉到，自己目前所做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她只对本吐露过这点。这好像很荒唐——天天坐在图书馆里看看书、写写字，也需要勇气？要说需要把图书馆坐穿的勇气，倒是可能。可她就是这么觉得的。在本面前，她时而欢呼雀跃，热情洋溢，因为发现了新事物而欣喜若狂；时而因为某人的放肆言论而火冒三丈；时而对逝去多年，名声赫赫的可怜的某人心生怜爱；时而又会对才华横溢而又怀有偏见的某人密切关注。本也会热情地回应她，认真地倾听，偶尔插一两句话，并且总是恰到好处地打断她，亲吻她。她觉得，这是爱情最严峻的考验，而本的得分远远超过满分。

本终于把纸箱全部打开了，里面的笔记被他小心翼翼地整理好，堆在卧室和走廊的地板上。他开始动笔，但困难重重，他不让米拉看他写的东西。他告诉米拉，他总担心铅笔是否好用，每天要削好几次：“一支铅笔能用五天。我总觉得，如果铅笔是削尖的，我的感觉也会很敏锐。”

他们偶尔会休息一天。有时候，他们和伊索、克拉丽莎、格蕾特，或者本的朋友大卫和阿曼德夫妇一起开车去海边。但因为他俩平时独处时间不多，所以常常还是他俩单独出行。他们觉得有点儿对不住那些没有车、正在剑桥忍受酷暑的朋友，可同时又有种小孩子逃学般的兴奋。八月，米拉和本带孩子们去了缅因。他们在湖边租了一座小木屋，还有一艘小船、一条独木舟和一个烧烤架。他们把工作抛到脑后，高高兴兴地度过了两周。本像个野人似的在沙滩上狂奔，和孩子们打垒球、玩飞盘、游泳、骑车，还带他们去划船，仿佛刚从笼子里放出来似的。有时候，米拉也和他们一起玩，有时则戴一副大太阳镜，手拿一本书，坐看他们玩，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们还一起做饭，一起洗碗。诺米做了辣椒酱（按米拉的秘方做的），克拉克做了意面酱（按本的秘方做的），都大获好评。本尝试做核桃派，米拉试着把活龙虾放进锅里煮，他俩都没成功。到了晚上，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打扑克，教孩子们打桥牌。湖边的电视信号不好，但好像谁也没有注意到。夜深了，大家困了，米拉和本便相拥上床，不多会儿便翻个身，沉沉睡去。他们做爱的时候也轻手轻脚，因为孩子们的房间就在旁边。就算没什么激情，他们也会感到温暖、安全，对打嗝和放屁也都习以为常。米拉想，他们如果结婚了，该有多好。

21

凯拉和哈利计划八月中旬从阿斯彭去威斯康星州看望哈利的父母，九月初回到波士顿。可是，八月的一天半夜，伊索家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一个神经质的声音说道：“伊索，我离开哈利了，永远离开了。”凯拉当时在MTA车站，她的公寓转租出去了，她没有地方可去。

在这样的时刻，人的一辈子就这么定型了。在剧本或小说中，人们总是将抉择过程描写得分外纠结，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决定往往是在一瞬间做出的。伊索的人生一直都很隐忍，那是她第一次冲动。

“坐出租车去米拉家，在那儿等我。她不在家，我有她家的钥匙。我们半小时后在那里见面。”

克拉丽莎正在客厅里看棒球赛重播。伊索站在卧室里，喃喃自语，心怦怦直跳，脸颊发烫。后来，当米拉问她为什么不邀请凯拉去她家和克拉丽莎一起住，她答不出来。她只知道当时必须要撒谎。她和克拉丽莎有个共同的朋友叫佩姬，是个大嘴巴，又很假正经，而且克拉丽莎不想这么快让大家知道她们的关系——这些事一下子涌上伊索心头。

“是佩姬打来的。”她皱着眉头对克拉丽莎说。

“佩姬？”

“她好像很难过。我不能叫她到这儿——”她故意话说一半。

“可她为什么会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她的朋友。”

“我猜她可能没什么朋友吧。我那天跟她在雷曼餐厅聊过几句。可能她就觉得我是她的朋友。她的情绪不太好，我答应过去找她。”

伊索知道克拉丽莎不会反对，不会问她为什么要去，也不会给佩姬打电话。

伊索急匆匆赶到米拉家，凯拉已经在那儿了，她瘦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米拉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旁边放着一只行李箱，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伊索见她站在路灯下，就像一个疲惫的妓女在等生意，又像一个工作了十小时的女店员，正等着坐车回到冰冷的家，啃一口面包和奶酪。伊索感到心酸，她为什么这副样子？凯拉一看见她就朝她飞奔过来，她们拥抱了一下，笑了笑，差点儿哭出来。凯拉不住地絮叨着飞机、公共汽车、威斯康星、俄亥俄，伊索拉着她的手进屋，让她坐下，然后去米拉家的橱柜里给她找喝的，但只找到了白兰地。

阿斯彭死气沉沉的。他们住在公寓里，不能养花，也没有烤面包的设备；除了莎士比亚的书，她又没带其他书，而且那里的图书馆也很烂。哈利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说她没有先见之明，不知道多带点儿书。他白天开会，晚上还得和一群名人、物理学家一起用餐，无聊透顶。“他们讲话客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凯拉干巴巴地说。两周后，她决定离开，开车去新墨西哥或者亚利桑那，总之哪里都好。哈利不介意她走，可得把车留下。哈利在那里过得很开心，如鱼得水。下午，她就去酒吧和咖啡馆枯坐，她能在那里喝一下午啤酒。她遇到一些来阿斯彭旅行的人，决定和他们一起上路。他们要去圣达菲。哈利大发雷霆，但她还是带上几件衣服和一本书，背上一个帆布包就走了。他们一路上徒步旅行、露营、搭便车、乘公共汽车，一直到了亚利桑那。她和其中两个小伙子睡过觉。她想要一种“真实”的体验，可是，她笑着说：“别看他们一副穷酸相，其中一个还是伯克利的博士呢，另一个也有科罗拉多大学的学位，还有一个地质学家。那几个女人都是学生，都很年轻，在科罗拉多和犹他州读研究生。那次‘冒险’其实再安全不过了。”

上周，她回到了阿斯彭，哈利不理她。“我突然就明白了。是你让我懂得了爱情。”她轻轻触碰伊索的手，“和你在一起，每天都很充实。我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满足。可我一直在想，也许因为你是女人，而只有女人才知道怎么去爱。可如果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如何——对不起，伊索。”伊索定定地看着她，看上去不像受伤的样子。“我的想法还是很传统——结婚、生子、过日子，特别是在探望过我的家人之后，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她咬着唇，伊索注意到她嘴唇上的伤痕差不多快愈合了。她轻轻拍了拍凯拉的脸颊。

“别咬了，都快好了。”

凯拉不咬了。“是啊！我的手也是！”她说着举起手，“是在路上的时候弄的。你看，在路上也不是什么都好。不过，那样旅行真好，我喜欢到处看看。可是，和我一起旅行的那些人虽然都还不错，却和我不是太合得来，也比较无趣，你明白的。对我来说，那些女人太年轻了。不过，我对哈利倒是有了全新的感觉。性爱不算好，也不算坏。它让我明白，不是我和哈利不同，而是哈利和大多数人不同。我就是爱他的那种不同，爱他的优越感，爱他的优秀、智慧和冷静。正是那种冷静使他不至于因为一些小事——比如感情和冲动——而影响形象。”她笑着说，“和那些人一起，我觉得很舒服，我不得不承认，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超级聪明！我并没有在哈利身边那种被压制的感觉。我也不再觉得，我的人生就只能种种花，烤烤面包。我感觉自己很聪明，充满了能量。我想要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回到阿斯彭，想把这些告诉哈利。可是他不理我。我回去的那一晚，他对我很冷淡，而且，我就那么和一帮流浪汉跑了，在他同事面前把他的脸丢尽了。我又让他丢脸了，又在康塔尔斯基面前。但这一次我不觉得愧疚，这一次我明白了我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我爱哈利，我真的爱他，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可是他压制着我。他对自己好，可对我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凯拉，他自私、冷漠、不懂爱。”伊索脱口而出。她之前从没说过哈利一句坏话。

“不，他只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了而已。这也是应该的。”

伊索耸了耸肩。

“管他的。”凯拉说着，撩开额前的头发。最近两年，她留了刘海，刘海垂在额前，看上去又脏又乱。她看起来好像一个月没换衣服了似的。她手上的伤口已经愈合，指甲被啃得很短，几乎陷入皮肤。“我对哈利说，我要离开他，以后再告诉他为什么，他脸都白了。很搞笑，他像发了疯一样，似乎恨我入骨。有时候，他用那种冰冷的眼神看着我，我都以为他想杀了我。可是他不想让我走。他想让我留在他身边，好让他继续恨我，”她咯咯笑着说，“好让他多挑挑刺，说我有多烂。很奇怪对吧？”可她这么说时却在笑，这才让伊索更觉奇怪，“他马上就认定我要回来找你了，于是开始说你的坏话。真是莫名其妙。你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吗？他有意——他曾想和你搞婚外情！他觉得你喜欢他——”

“我是喜欢。”

“他觉得是那种两性间的吸引。”

“有的人就是不辨是非。”

“他不是没经历过感情，只是不懂感情而已。”凯拉越说越气，“他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她到我家来，对我很友好，她吃我的东西，喝我的酒，结果都是为了勾引我老婆！’我说那也是我的家，我的东西，我的酒。我挣的和他一样多。我不只是他的妻子，我也有我的选择权。他说：‘我不想和你说这个。我可不想蹚剑桥的浑水。太恶心了。别跟我说你要去她身边。你只是想惩罚我，想证明什么。去吧，去找你那个同性恋朋友吧！但你要是想要真正的性爱了，可别来敲我的门！’”

凯拉冷笑了一声：“我非常平静地坐在那儿听他说完，尽量不去想自己有多爱他。他说完，我很冷静地说：‘你不必操心这个，哈利，我要是真想做爱，就会去找伊索。’”

“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你看得出他虽然表面上没什么，但心里很震惊，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坐了几分钟就起身离开了。我打电话订了最早的航班。没等他回来我就走了，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告别。伤害了他，我于心不忍。可他表现得太不堪了，自信得有些愚蠢。我受不了哈利愚蠢的样子。”

“我们都受不了偶像愚蠢的样子。”

凯拉玩弄着伊索的手指：“你觉得我残忍吗？”

“嗯，但我也觉得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凯拉把头靠在伊索的肩上。伊索伸手揽住凯拉：“之后你去了哪儿？”

“去我兄弟家了。我在那儿住了几天。那里挺不错。你知道吗，他们拥有了一切——大房子，成功的丈夫，聪明漂亮、从不犯错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天哪，真让人受不了。他们谈论的都是些什么，他们关心的都是些什么啊！呸！我再也受不了了。还不如烤面包呢。不说这些了。不过，孩子们倒是很乖。”她有些惆怅地说，仿佛已经把这些事置之脑后。她突然站起来说：“我为什么不能去你那儿？”

伊索把克拉丽莎和杜克之间的事告诉了她：“她最近和我住在一起，直到找到地方搬出去。我想单独和你在一起，但又不好让她走。她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你知道的，克拉丽莎太文静了，没什么朋友。”

“嗯，伊索，你真好。”凯拉躺在伊索的臂弯里。伊索陪她在米拉家度过了一夜。凯拉睡着了，她却睡不着，凯拉把她弄得筋疲力尽，而她还在想着明天要怎么圆谎。

既然开了头，就只能继续了，别无选择。她得让凯拉回到剑桥，她得编故事解释为什么克拉丽莎一直在那儿不走，为什么凯拉不能在克拉丽莎面前表露她对伊索的感情，还要向克拉丽莎解释她去了哪里。幸好克拉丽莎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们的关系，幸好有杜克的怀疑，幸好米拉的房间空着。接下来的两周，她要么和凯拉在一起，要么和克拉丽莎在一起。她的工作被丢到了一边。她感到厌倦，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可还是得继续。

米拉回到了剑桥。凯拉的公寓虽然空着，可有哈利在，凯拉不想回去住，于是催促伊索，让克拉丽莎早点儿搬出去。伊索的谎话已经可以信手拈来了，她解释道，克拉丽莎爱上了她，自己并没有回应这种感情，可她不想伤害克拉丽莎，因为她刚和杜克分手，状态不好。可是在凯拉看来，克拉丽莎的状态反而比以前更好了，只是老了一些。克拉丽莎不明白伊索为什么老是不在家，而且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人。伊索越来越惊慌失措。她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暇考虑一旦谎言败露，她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

她感到压力很大，快要抓狂了，于是告诉了米拉。

“法国人都可以把这事编成滑稽剧了。”米拉笑她。“我知道，我知道。”伊索绞着双手。

“为什么不和她们说实话呢？”

“我不能，那样会伤害她们。”

米拉盯着她：“伤害她们？”

“没错，”伊索垂头丧气，“我没法选择。”

最终，事态失控了。凯拉开始和哈利争房子，尽管他们谁也无法独立支付房租。她厌倦了伊索对克拉丽莎的同情，于是亲自去找克拉丽莎。她知道克拉丽莎和杜克分手后，还没有稳定下来，可是，又有什么事是稳定的呢？所以，伊索是时候搬去和她一起住了，克拉丽莎要么住伊索的公寓，要么重新找住处。克拉丽莎茫然地瞪着眼说：“什么？不是你婚姻破裂了心情不好吗？所以伊索才花那么多时间陪你，听你诉苦。”这下轮到凯拉目瞪口呆了。于是两人转向了伊索。

这是伊索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了。她坐在椅子上，面对她们的质问和指责，承认了一切。她没有辩解。她绞着手指，噘着嘴，眼泪汪汪，可她并没有哭，只说了一句：“你俩我都爱，我没法选择。”

“我已经放弃了过正常生活的想法，”凯拉勃然大怒，“我愿意公开和你在一起，放弃婚姻，放弃生孩子！”

“我也是！”克拉丽莎也说。

“你不是！你想要保密。”

“是的，”克拉丽莎伤心地说，“可我想了很多。几周之前我就决定了，离婚手续办完后，我就会公开，就会彻底放弃那种生活。”

那天下午，米拉无意间撞见了那个场面。她觉得，直到那一刻，事情都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伊索可以跟任何一个说：“我不能没有你！”那么另一个可能会伤心欲绝，甚至大打出手，但最终也会罢休。但她没有这么做。她抬头看着她们，眼睛忽闪忽闪，露出顽皮的笑容，说：

“好了！我们三个人公开在一起生活，怎么样？”她嘿嘿笑着。她们都爱她，她感到很开心。

克拉丽莎一跃而起，抓起伊索之前坐的木椅子，狠狠砸在地上，一头冲进了洗手间。凯拉也从房间那头冲过来，捶打伊索的背。伊索用手护着头，大叫着：“嘿，别打了！别打了，别闹了！”可她同时还在嘿嘿地笑。

米拉想把事态平息下来，可那简直就是在伦敦闪击战[伦敦闪击战（London Blitz），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间隙开茶话会——根本不可能。哭泣、眼泪、指责、跑进跑出，闹腾了一个多小时。米拉靠在扶手椅上，端着一杯波旁酒。伊索耐心地坐在中间，看上去就像一个被罗马人折磨的殉道者。

最后，凯拉筋疲力尽地跌坐在椅子上。克拉丽莎对眼前的沉默有点儿不安，便也走过来坐了下来。伊索站起来，去厨房倒了四杯杜松子酒。她们拿了酒，谁也没看谁一眼。克拉丽莎终于开口：“你没有认真对待我们，这才是你最大的错误。”她说话时眼睛盯着墙。

克拉丽莎扭过头，看到伊索正怜爱地看着她，便赶紧移开了目光。“你说得对。”伊索平静地说。于是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她。她依然坐在屋子中央那把木椅子上，旁边的地板上是那张被砸坏了的椅子、从屋子另一头丢过来的烟灰缸、打翻了的咖啡。她定定地盯着自己的双手，一脸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她正探入自己的心灵深处，从冰封的泥土里拔出破旧的靴子、生锈的罐子和缺了口的斧子。

“我不奢求你们原谅我，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原谅。对不起，我伤害了你们。可是，这阵子，能爱你们两个人，也能得到你们的爱，我并不后悔。如果你们因此而受到伤害，那我也认了，你们要知道，我现在也不好受。”

“你明知故犯，”克拉丽莎说，“我们却被蒙在鼓里，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伊索点点头说：“的确，的确。我不是说我的做法是对的，也不是说你们不该恨我，也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感受。我只想告诉你们我的感受。我没有认真对待你们，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也不是因为我不尊重你们。很难说清楚。我不把任何事当真，你们明白吗？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曾经对艾娃比对任何人都认真，可就连那时……我也没有完全当真。你们想想，什么时候我们会对一样东西认真？不是因为喜欢、爱慕或者友谊——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而且它对我们有益，但这些不是你们现在对我生气的原因。使你们对一件事认真的是持久的信念。你们都在计划未来，而我也附和了，这点我无法否认。可我忘了一点，我回避了某个事实——别人跟我不一样。你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牺牲——放弃了体面的生活、丈夫、孩子、事业、房子，牺牲了你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们有自己特定的身份，你们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因为只要守规矩，一切就唾手可得。”

“可那些对我来说，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我曾经努力过，和一个男人订了婚，可并没有持续多久，令人很绝望。我就这么蹉跎了岁月，像个乞丐，站在餐馆外面，等待着残羹冷炙……”

“噢——”凯拉叫道。

“别，让我说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来这儿顾影自怜的。再说，我也没那么可怜。”她自嘲地笑笑。她们也不由得露出笑容。

“我本觉得自己能适应主流的生活，能像大家一样被别人接受，能在做礼拜时和牧师聊上几句，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尝尝自己做的烤青豆、土豆沙拉和香蕉奶油派。你们知道吗？”

“你想那样吗？”

“问题不在于我想不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想那样，只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那些。我无法忍受和男人一起睡觉，正常的生活、丈夫、孩子、房子，所有那些被视为美好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满足的生活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你们明白吗？这才是问题所在，它会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女人们一言不发，可屋里的气氛变了。她们开始放松下来，有的盘起了腿，有的在喝酒，有的在抽烟。她们小声咕哝着，表示赞同。

“所以，我学会去获取自己可以得到的东西——比如，转瞬即逝的快乐。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永远，因为永远不是我能奢望的。还有就是，我爱你们——你们无须怀疑，会怀疑吗？不会吧？”她近乎绝望地转过头看着她们。

“不会。”凯拉往前一倾，热切而温柔地说。

“不会。”克拉丽莎往后一靠，双手交叉着，她的脸看上去就像一副希腊悲剧中的面具。

“哦，”她叹了口气，“那就好。”她又叹了口气，“你们知道吗，我还有点儿庆幸这一切都结束了。我真的很累，很不安，欺骗游戏并不好玩。”说到这里，她顿住了，仿佛真觉得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她环顾四周，对着大家爽朗一笑，好像一个孩子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似的。

“可事情还没完呢。”克拉丽莎说。

伊索瞥了她一眼。

“我们无法原谅你的是，你没有认真对待我们。我们能理解你的苦衷。可我们最不能原谅你的，是在我们当中你居然没有一个更爱的人。”

伊索又坐回椅子上，用手捶着额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什么一定要比较？”她问米拉。

于是大家都转身看向米拉，好像她知道答案似的，可她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她得说点儿什么，她多希望有瓦尔在场，瓦尔一定知道。可她又怎么知道呢。“在我看来，”她字斟句酌地说，“伊索的意思是，她早就放弃了对永恒之爱的追寻了。就像你必须爱上帝，因为它是你可以永远爱下去的人。那是一种可以填补需要，抚平一切伤痛，在厌倦来临时重新振奋人心的爱，它是绝对的，我说的绝对是指无论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能成为什么人或是不能成为什么人，它都永远不会消退。我觉得我们穷尽一生都在寻找它，可显然一直没找到。就算找到了——类似于母爱——也还是不够的，无法满足我们的。因为接受这样的爱令人压抑，令人顺从，却不够令人兴奋。于是我们继续追寻，继续感觉不满足，感觉世界失信于我们，”她瞥了凯拉一眼，“甚至更糟，感觉是我们辜负了这个世界。后来，我们中有些人意识到这种爱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放弃了希望。一旦放弃了希望，我们就和别人不同了。我们无法轻易去交流它，但我们有了不同的标准。我们变得更容易满足，更容易被取悦。爱情这种罕见的东西，一旦发生了，就是一份美好的礼物，一个漂亮的玩具，或是一个奇迹，但我们不指望它将来能够保护我们逃脱未来的风险。下雨了，打字机坏了打不出字来，而这篇文章又必须在周一之前写完并寄出去，或是明天没有足够的钱付房租——诸如此类的风险。爱情就像一场金色的及时雨，滴落在你的掌心，你惊叹它的璀璨，它滋润你干枯的生活，散发出温暖和光辉。但也仅此而已。你无法抓住它不放。它无法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如果剑桥有五个本，我会像爱他一样爱他们五个人。可是，世上没有那么多本。但是有你们两个，还有格蕾特、瓦尔、我的老朋友玛莎——老天，你们都是天赐的珍宝。伊索无法在你们之间选择，是因为她不需要你们，因为你们谁也无法让她完全满足，但你们无疑都滋养了她。她不能自欺欺人，说你们谁也没有如母亲的子宫般温暖过她。”

她们都转身看向伊索。伊索热泪盈眶，满怀爱意地望着米拉：“你还漏掉了一个人——你自己。”

那晚的分别，像芭蕾一样优雅又正式。那种正式不是出于尴尬或愤怒，而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觉得，有些事，或者说某种互相间的理解，已经结束了，但还没有什么新东西来代替它。所以在有之前，只有适度的端庄举止、彬彬有礼，才能表达他们到底有多亲密，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不可逾越。人可以一次次表示理解，但仍会坚持己见。她们还是朋友，但从前每天下午在伊索家的固定聚会，逐渐改为周五或周六晚上的偶尔小聚。克拉丽莎找到了新住处。凯拉找了个人与她合租。伊索家每天下午仍然宾朋满座，但已不像往日那么频繁，而且已经换了一拨新面孔。

不管论文进展是否顺利，凯拉还是每天看书，却找不到能触动她心灵的东西。她后悔自己没有研究过文艺复兴，不了解其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克拉丽莎读书很刻苦，可越读越偏题。社会结构和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令她着迷。伊索全身心投入到论文的准备工作中。她还在申请一笔助学金，准备去英国和法国研究古代手抄本。格蕾特很认真，但进展缓慢，因为她正和艾弗里谈恋爱，他们没完没了地腻在一起，即使不在一起，她也总想着他。格蕾特是个天才，而且还很年轻，刚满二十四岁。“我觉得，”她对朋友们说，“一个人的感情生活得先稳定下来，得有一些保障，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

“那就要一个孩子。”米拉的声音有些沙哑，听起来像瓦尔。

米拉的论文一如既往地顺利。本已经写了五十页了。他们计划在一年之内完成各自的工作。十一月，本收到了一份来自利阿努的工作邀请，是那个国家的总统发来的，请他去当顾问。非洲人在理解美国人奇特的思维方式上遇到了困难。本要远走高飞了。那份工作不是长久之计，迟早，利阿努人会把白人赶出来。可是，那里真的很美，火山、森林、沙漠，还有他的朋友们，那里的人也很有趣……

米拉也承认那里很好，她还说，你可以待到他们把你赶回来为止，但那时你就事业有成了，你就是非洲专家了，白人国家就需要你这种了解非洲的白人男性。她的语调中带着难以察觉的讥讽，可是本感觉到了。于是他避开了这个话题。可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兴奋和期待，两周以来不断和别人谈到这件事，这令米拉无法再掩饰自己的恼怒了。

本从没问过她是否愿意去非洲，他想当然地以为她一定会去，这就足以让米拉对去非洲一事心怀成见了。她还记得，诺米说他不知道自己不想当医生，是因为父亲想让他当医生，还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她当时跟他说，等他找到答案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诺米后来去了阿默斯特学院，他说那里“满是像我一样假装自己不是富家子弟的富家子弟”。

她得趁着酒劲儿，不那么清醒时和本谈谈这事。一个周五的晚上，她真的这么做了。事后看来，那像是步了凯拉的后尘，当时她是故意让自己喝醉的。她喝醉了，一路责备本，直到回到她家。本冲她大吼大叫，她也自我辩白，朝他吼回去，骂他傲慢、自私，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他一开始还为自己辩解，甚至说了谎。他坚称曾问过她要不要去非洲，而且她同意了。他坚持了两个小时，她说，如果真有这回事，她不会不知道。可他还是不松口。他渐渐不再指望她顺从，转而开始软磨。没有她在身边太痛苦了，他想都不能想，于是他想象了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尽管他真记得很清楚他们有过这次谈话——因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和他一起去。

她尖叫道：“滚你妈的，本！”

从不说脏话的一个好处就是，一旦你骂了脏话，就会产生很惊人的震慑力。最近一年，米拉只在和她的女性朋友在一起时偶尔说说脏话，几乎从不在本面前说，以至于说起来有点儿生硬。她和她母亲一样，是不说脏话的。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一下子愣住了。他看着她，垂下眼帘，说：“你是对的，我确实没问过你。对不起，米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做。可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的。我是认真的，我不能没有你。那太痛苦了，我受不了。”

他抬头看了看米拉。米拉的嘴唇扭曲着，泪水扑簌簌地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我相信你说的，本，”她急切地说，“你想去，如果我不去的话，你会伤心，于是你就只是草率地假定我会去，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你从来，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我的需要、我的生活和我的意愿！你像诺姆一样，完全不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

她跑进洗手间，锁上门，站在里面哭泣着。本在外面坐了很久，抽着烟，直到燃到烟蒂。洗手间的门开了，米拉从里面出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酒。本坐在那儿，又点燃一支烟。米拉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她盘着腿，眼睛红肿，但她神情严肃，背挺得笔直。

“好吧，”他说，“你的需要、你的生活、你的意愿，究竟都是什么？”

米拉有些不安地说：“具体我也不知道……”

他身体前倾，伸出一个手指：“啊哈！”

“本，闭嘴，”她冷冷地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以前的生活不允许我思考自己想要什么。可我知道我喜欢现在所做的事，而且我还要继续做下去。我想写完我的论文，除此之外，别无他想。二十岁之前，我就已经学会不要去奢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因为会很受伤。我喜欢教书，我对文学批评很感兴趣，我要写完论文。还有，”她把脸转向一边，哽咽着说，“我也爱你，不想和你分开，我也想要你。”

他跪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搂住她的腿，头伏在她的膝盖上。

“我也爱你，你看不出来吗？米拉，你看不出来吗？一想到要和你分开我就受不了！”

“是啊，”她冷冷地说，“我看出来了。我还看到你为了把我留在身边就不顾我的感受。真是讽刺。瓦尔说，爱情是矛盾的。”

他盘腿坐在地板上，喝了一口她的酒：“好吧，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米拉，你能和我一起去利阿努吗？”

“我去利阿努能做什么呢？”她带点儿调皮地说。但他没注意到。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不知道能有什么样的条件。但我们可以把你需要的书买好，把你需要的文章都复印下来，每一篇——我会帮你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都带过去，订阅所有你认为重要的期刊。你可以在那里写论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你可以把你的稿子邮寄回国，之后……”

“之后怎么样？”她的声音如此沉静，如此冷漠，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仿佛那是来自她另一个自我的声音。

他叹了口气，握住她的手，说：“亲爱的，我虽然没法保证你在那边能有很多事做，但我肯定能帮你在政府部门找份秘书的工作，或者是翻译——对了，你不会说利阿努语。但一定能找到事做的。”

“我想教书。”

他叹口气说：“十年前，那还有可能。可现在，我看不行了。那里还有几名白人老师，可他们如今正在驱逐白人教员，而且那些老师大多是秘书学校毕业的。”他看着她，“我估计不可能了。”

“但是，”她噘着嘴，好像快要哭出来了，“你明知道我五年来一直在为教书做准备，你还是想当然觉得我会去。”

他耷拉下头。“对不起。”他痛苦地说。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不会在那里待太久的，白人在非洲待不长了。我们会回来的。”说着，他又抬头看着她。

她思索了一阵，说：“那倒是没错。”她忽然觉得心中又充满了希望，事情还是有转机的。她的声调不由得提高了一些：“如果几年之内你没被赶回来，我没事干了，可以自己先回国。我还是得写完论文。当然，没有图书馆会很不方便，会花更久的时间。可是我可以一边等书寄来……一边打理花园。”她终于笑了。

可他脸上仍然阴云密布：“但是，米拉，你不能丢下孩子自己回去。”

“我的孩子？”

“不是吗？我们的孩子，我们即将有的孩子。”

她僵在那里，全身冰凉。她感觉自己好像嗑了药，或是要死了，或被按在一面可怕的墙上，只能说实话，而她的实话的开头是：我是，我是，我是。第二句实话紧随其后，仿佛层层的海浪：我要，我要，我要。突然间，她意识到，原来，她一直不被允许说这两句话。她感到自己蜷缩在一个天寒地冻的角落，终于张开冻得发紫的嘴唇，说：

“我不想要孩子，本。”

然后，一切都破碎了。本很受伤，很震惊。他可以理解她不想再和诺姆生孩子，可以理解她不想和别人生孩子，但绝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愿意和他生孩子。他们开始争吵，他很激动，而她很绝望，因为她自己的内心也是天人交战。她爱本，如果是很久以前，她应该很乐意和他生个孩子，很乐意和他一起去一个新的地方，一边种花、烤面包，一边对在一旁玩耍的孩子说：“烫！小心烫！”可是如今，她四十岁了，她想做自己的工作。去非洲需要做出牺牲，那会阻碍她的事业。可是她愿意，她会带书去，她可以带着所有行李过去。但她不能再要孩子了。她说，够了，已经够了。

本说，去非洲有很多好处。米拉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需要拿东西的时候可以回来几个月吗？他勉强地说，可以安排。她的阅历和经验告诉她，现在的勉强，就是将来的严厉拒绝。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虽然是他想要孩子，可孩子还是她的，她要对他负责。他帮不了她太多。他说，他会尽力而为。他真是太诚实了，不会轻易做出太多承诺。

她拿着白兰地，独自坐着，直到夜幕降临。

她和本没有分手，只是不再经常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见面的冲动了，因为一见面就会吵架。她感觉本以前高看她了，如今，他看着眼前这个他爱了两年的女人，竟然才发现，原来她这么自私、这么自我。他们睡在一起时，性生活也不再和谐。他很机械，而她已经没有了兴致。她想要强烈地抗议，想要针对他这无声的指控为自己辩解。可是她太骄傲了，不会这么做。她明白，他的优越感以及她的谦卑，都并非他们本人的性格，而是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当中。单从个人身份来说，他算不上顶层，她也算不上底层，可是仍然……

她非常孤独。瓦尔没有接电话。伊索、凯拉和克拉丽莎都帮不上忙，她们可以倾听，但她们不知道四十岁的孤独是什么滋味，她们对孤独又了解多少呢？她试着整理思绪：第一，这是拥有美好爱情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是什么呢？我自己，我自己。她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独自坐在母亲家的玄关里坚持自我的样子。自私得多么可怕！也许她就是本现在所以为的样子。

她想不通。她揪着自己的头发，把头皮都扯痛了。她只需要拿起电话，说，本，我要去，本，我爱你。他不一会儿就会出现，还会像以前那样爱她。可她的手悬在了半空。像以前那样爱她，那么，他已经不爱她了吗？不，在她坚持自己愿望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爱她了。但如果她坚持自己的愿望他就不爱他，那他爱她什么呢？当她的愿望和他一致的时候，他就爱她。她又倒了杯白兰地。她觉得自己开始醉了，但她不在乎。有时候，醉了才能看清事实。如果他只有在她的愿望和他一致的时候才爱她，那就意味着，他并不爱她，而是把她当成他自己的一种投射，一种能够理解他、欣赏他的补充物。

但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她觉得自己比他渺小，因为她觉得他比自己更重要、更伟大、更优秀。

那就是他所希望的。

她放下了酒杯。

是她让他这么觉得的。可现在她又出尔反尔了。

因为她现在不一样了。

她的不一样，有一部分是因为他。

那不算数。他也因为她而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

她把头靠在椅背上。假如她高兴地跑去找她，像他来找她时一样，然后抓着他，像他以前抓着她时一样，恳求他，坚持说：“我爱你！我想要你！为了我留在剑桥吧。我们可以像从前那样生活。你也可以在这里开创事业啊！”那会怎样？

她凄凉地笑了笑，拿起白兰地。“我说什么来着！”她仿佛听到瓦尔的声音。

她站起来，坐在椅子上，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她喝着白兰地，轻轻摇晃着。这一切终会结束的——她这么说过吧？米拉在笑，但那是一种凄凉而苦涩的笑。电话响了。她一跃而起，看了看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可能是哪个男孩打来的吧。结果是伊索。

“米拉，我刚听说瓦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