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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佩罗之前的生活都无比美好。

1978年12月28日早上，他坐在科罗拉多州维尔镇的山中小屋的餐桌前，厨师霍莉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餐。

“圆木屋”坐落在山坡上，掩映于白杨林中。小屋里有六个卧室、五个浴室、一个三十英尺宽的客厅、一个滑雪后的“疗养室”。“疗养室”的火炉前有一个按摩池。这里只是佩罗的度假别墅。

罗斯・佩罗很富有。

他用一千美元创办了EDS公司，现在公司的股票——他个人仍然拥有超过半数的股份——价值数亿美元。他也是彼得勒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独资经营者，该公司控制的资产也价值数亿美元。他还在达拉斯拥有多处房产。很难弄清他究竟有多少钱——这取决于如何计算——但至少在五亿美元以上，离十亿可能差点儿。

小说中的富人都被描写得贪婪、权力欲强、神经质、被人仇恨，而且很不开心——总是不开心。佩罗没读过多少小说。他很开心。

他觉得让他开心的不是钱。经商挣钱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这是美国这台机器运转的根本。他喜欢一些钱能买到的玩具——摩托艇、快艇、直升机——但腰缠万贯从来都不是他的梦想。他曾希望建立一个员工数以千计的公司，但他最伟大的梦想业已实现，那就是完美的家庭。他的家人此时就在他面前，穿着保暖内衣，准备去滑雪。在他看来，他二十岁的儿子罗斯・佩罗二世是整个得克萨斯州最英俊的小伙儿。而他的四个女儿——数数吧，四个！——南希、苏珊娜、卡洛琳、凯瑟琳，都是健康、聪明、可爱的姑娘。佩罗曾告诉采访者，他会用孩子们将来成为什么人来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如果他们成为对他人富有爱心的好公民，那他就会觉得自己不虚此生（采访者说：“我相信你，但如果我这么写，读者会觉得我被你收买了！”保罗则答道：“我不在乎。我只告诉你真相，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到目前为止，孩子们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尽管从小锦衣玉食，他们却没有变成纨绔子弟。这简直就是奇迹。

缔造这一奇迹的是玛戈・佩罗，孩子们的母亲，她正拿着滑雪缆车票、羊毛袜、防晒霜，在孩子身边忙来忙去。玛戈美丽、慈爱、聪明、时髦，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母亲。只要她愿意，她本可以嫁给约翰・肯尼迪、保罗・纽曼[保罗・纽曼（Paul Newman，1925-2008），美国著名演员。]、兰尼埃王子[兰尼埃王子，即兰尼埃三世（Rainier III，1923-2005)，1945年继位为摩洛哥国王。]或洛克菲勒家族继承人那样的人物，但她却爱上了来自得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的罗斯・佩罗——五英尺七英寸，歪鼻子，除了梦想一无所有。佩罗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现在，四十八岁的他回首往事时，发现他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娶了玛戈。

他是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幸福男人，但今年的圣诞节，他们全家却蒙上了一层阴云——佩罗的母亲生命垂危，她患了骨癌。圣诞前夜，她在家里摔了一跤，尽管不严重，但癌症脆化了她的骨骼。她摔伤了髋骨，被紧急送往达拉斯城里的贝勒医院。

佩罗的姐姐贝蒂那晚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圣诞节那天，佩罗、玛戈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将礼物装进旅行车，前往医院。祖母精神矍铄，他们一整天都很开心。然而，她并不想他们第二天也待在医院——她知道他们计划去滑雪，她坚持要他们去，不要管她的病。玛戈和孩子们12月26日起身前往维尔，佩罗则选择留下。

母子俩发生了意见冲突，就像佩罗小时候那样。露露・梅・佩罗只有五英尺一英寸或两英寸高，身材瘦削，但她的意志却同海军陆战队的中士一样刚强。她说他工作辛苦，需要休假。他则说自己不想离开她。最后医生打断了争执，说违背她的意愿留下只会恶化她的病情。于是第二天，佩罗去维尔同家人会合。母亲又赢了，就像他小时候母亲总是能赢他一样。

有一次，年幼的佩罗因为童子军旅行的事与母亲吵了一架。特克萨卡纳当时暴雨成灾，而童子军打算在受灾地区附近宿营，帮助进行救援工作。年幼的佩罗铁了心要去，但他母亲知道他还太小——他只会成为童子军领队的负担。佩罗不断央求母亲，但母亲只是微笑着说“不行”。

那一次，他母亲让步了——母亲同意他去帮忙搭帐篷，但必须当天晚上就回来。这算不上多大的妥协，但他根本无法反抗母亲。只要想想回家告诉母亲自己没有听话的后果，他就立刻打消了反抗的念头。

他从未挨过打，他甚至记不起来母亲曾对他大吼大叫过。母亲不是用恐惧来管束他的。她用金发碧眼与温柔和蔼将他还有他的姐姐贝蒂，束缚在爱的锁链里。她只需要盯着你的眼睛，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就会彻底服从她，不想令她伤心。

即使到了二十三岁，罗斯已经在外面见惯了世面，回到家中也得接受母亲的管束——“你今晚同谁约会？你去哪儿？几点回来？”他回家后，无论时间多晚，都会亲吻母亲道晚安。但其实到现在，他们已经极少发生争执了，因为她的原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以至于变成了他自己的原则。她现在就像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中的女皇，披着权力的帝袍，真正的权力已由她授予了首相。

他不仅继承了她的处事原则，也继承了她钢铁般的意志。他也有盯着人眼睛看的习惯。他娶了一个同母亲相似的女人——玛戈也像露露・梅一样金发碧眼，性格温柔。但玛戈无法支配佩罗。

所有人的母亲都会死，再说露露・梅已经八十二岁了，佩罗无法忽视母亲可能离开自己的事实。她仍然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不再指挥他，但仍会鼓励他。她鼓励他创办了EDS公司，并在创办初期担任簿记员和董事。他可以同她商讨如何解决问题。1969年12月，当他致力于宣传越战中美国战俘的悲惨遭遇时，也请教了母亲。他本打算飞去河内，但他在EDS公司的同事指出，如果他拿自己的生命冒险，EDS公司的股价就会下跌。他面临着一个道德难题：即使理由无比正确，他是否有权让股东的利益受损？他拿这个问题请教母亲，母亲毫不犹豫地答道：“让他们卖掉股票好了。”战俘们性命堪虞，这远比EDS公司的股票重要。

这一结论佩罗自己也能得出来，他其实并不需要母亲告诉他该怎么做。就算没有母亲，他也仍然是罗斯・佩罗，仍然会做罗斯・佩罗该做的事。但他会想念她，仅此而已。他会非常想念她。

但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这一天他已无法再为母亲多做什么。两年前，母亲中风。佩罗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将达拉斯翻了个底朝天，找到了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将其带到医院。在危机面前他总能积极行动，但倘若局势已无法挽回，他就会不再去想那个问题，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任务上。他不会在家人身边苦着脸，破坏假日的气氛。他要加入游乐当中，享受妻子和孩子的陪伴。

电话响了，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走进厨房，拿起话筒。

“我是罗斯・佩罗。”他说。

“罗斯，我是比尔・盖登。”

“你好，比尔。”盖登是EDS公司的元老，1967年就加入了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典型的商人。他为人热情，人人都把他当朋友。他爱开玩笑、喝酒、抽烟、打牌。他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金融家，擅长收购、兼并、达成各种交易，所以佩罗才会任命他做EDS海外公司的总裁。盖登的幽默感也令人无法抗拒——即便在最严肃的场合他也会找到有趣的谈资——但此时他的声音却相当低沉。

“罗斯，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EDS公司的常用语词典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意味着坏消息。

盖登继续道：“是保罗和比尔。”

佩罗立刻明白他在说什么。伊朗人用阴险的手段阻止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回国，即使是在他母亲病重不起的时候，他也从未忘记这件事。“但他们应该今天就获准回国啊？”

“他们被捕了。”

佩罗不禁怒火中烧：“比尔，你曾向我保证，讯问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获准离开伊朗。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种情况？”

“讯问结束后他们就被投入了监狱。”

“因为什么指控？”

“伊朗人没有细说。”

“他们触犯了哪一条法律？”

“伊朗人没说。”

“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弄出来？”

“罗斯，伊朗人要求九千万托曼的保释金，差不多是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

“一千二百万美元？”

“是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斯，我同罗伊德・布里格斯聊了半小时，试图弄清出了什么事。但我发现罗伊德自己都没搞清楚。”

佩罗不再继续发问。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应该给他答案，而不是问题。盖登决不会不做详尽调查就给佩罗打电话。佩罗现在无法从盖登那儿了解到更多情况，盖登提供不了这种信息。

“叫汤姆・卢斯到办公室来。”佩罗说，“给华盛顿的国务院打电话。最优先处理这件事。我可不希望他们再在他妈的监狱里多待一分钟！”

听到罗斯说“他妈的”，玛戈不由得竖起了耳朵——罗斯很少说脏话，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他板着脸走出厨房，目光如北冰洋一样冷。她知道这副表情意味着什么，他可不会把精力浪费在乱发脾气上。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表情，而一旦下定决心，即使赴汤蹈火，他也会竭尽全力去达成目标。玛戈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见识过这种坚定刚毅的表情，那还是二十五年前——真的有这么久远吗？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官学校。这正是他得以从众多男人中脱颖而出的特质。当然，他还有别的优点——聪明、风趣、魅力四射，甚至连林中的鸟儿都会被他迷住——但令他独一无二的是他坚定的意志。一旦他眼中流露出那种神情，拦住他的难度就堪比拦住下坡的火车。

“伊朗人把保罗和比尔关进监狱了。”他说。

玛戈立即想到了保罗和比尔的妻子。她们是她多年的朋友。鲁丝・恰帕罗恩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格温和的女孩，总是笑盈盈的，有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看上去就很脆弱的样子，男人总是想保护她。她知道丈夫被抓了，一定会深受打击。艾米丽・盖洛德比较坚强，至少表面上如此。她是一个瘦瘦的金发女人，热情活泼，精神饱满。她得知消息后一定会乘飞机自己去把丈夫从牢里救出来。两人的性格从各自的衣着就能看出来——鲁丝喜欢质地柔软、线条温柔的衣服；艾米丽则中意剪裁考究、颜色亮丽的衣服。艾米丽即使痛苦也不会表现出来。

“我要回达拉斯。”罗斯说。

“外边有暴风雪。”玛戈说。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山坡上，她知道自己是在白费口舌，风雪是阻挡不了罗斯的。她预见得到，在两名员工被关在伊朗监狱的情况下，罗斯很难待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他不会去达拉斯，玛戈想。他会去伊朗。

“我开全轮驱动车去。”他说，“我可以在丹佛坐飞机。”

玛戈抑制住恐惧，强作欢笑。“小心开车，亲爱的。”她说。

佩罗在雪佛兰萨博班的方向盘后面弓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驾驶。路上结了大量的冰。雪沿着挡风玻璃的底部堆积起来，缩小了刮雨器清扫的范围。他眯眼看着前面的路。丹佛距维尔一百零六英里。这给了他思考的时间。

他依然愤怒难当。

这不仅仅是因为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他们去了伊朗，而把他们派到伊朗去的人就是佩罗。

几个月来他一直担心伊朗那边的情况。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然后到办公室下令：“我们撤离吧。如果我们错了，损失的只是三四百张飞机票的钱。今天就撤离。”

但他的命令罕见地没有得到执行。达拉斯和德黑兰的所有人都裹足不前，这也怨不得他们。是他摇摆不决。倘若他下定决心，保罗和比尔当天就会撤离，但他未能果断，而伊朗的警察第二天就没收了保罗和比尔的护照。

他本就亏欠保罗和比尔太多。他们在EDS公司还是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公司时，就赌上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加入了公司。对这样忠于公司的下属，他总觉得还欠着他们的情。当年，有很多接受过他面试，并且各方面都适合的人，尽管也被勾起了兴趣，而且获得了佩罗的邀请，但在同家人商量之后，都拒绝了佩罗，因为EDS公司太小、太新，进这里工作的风险太高。

保罗和比尔不仅接受了挑战，还为公司的发展拼尽了全力，以确保自己的选择获得回报。比尔设计了管理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基础电脑系统，该系统如今已应用到美国的许多个州，奠定了EDS公司的商业模式。为研发该系统，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还经常带着家人到处搬家。保罗也同样尽心尽责。公司人手和资金不足时，保罗承担了三个系统工程师的工作。佩罗还记得公司同纽约的百事可乐公司签的第一份合同。当时保罗为完成工作，只能冒着大雪，从曼哈顿步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以绕过警戒线——百事公司的工人正在罢工。

佩罗欠保罗和比尔太多，把他们救出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必须动员美国政府尽可能地向伊朗人施压。

美国政府曾经让佩罗帮过忙，他把三年的时光——还有一大笔钱——都投入了关注战俘运动。现在，他要找美国政府帮忙了。

他的思绪飘回到1969年，当时越南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一些朋友阵亡或者被俘了：比尔・莱夫特威克，一个热情强壮的好人，在三十九岁的年纪战死疆场；比尔・劳伦斯沦为北越的战俘。佩罗不忍看到他的祖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意志不坚定而输掉战争，但他更不忍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并非毫无理由地抗议这场战争，因为它是不义的，所以不应该赢。1969年的一天，佩罗见到了小男孩比利・辛格顿，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比利的父亲在越南战场失踪了，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谁都不知道他是被俘了还是死了。小比利的悲惨身世令佩罗心碎。

对佩罗来说，怜悯不是悲情，而是行动的号角。

他知道比利绝不是孤例，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阵亡了还是被俘了。越南人声称自己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因为美国从未对其宣战，所以拒绝公布他们俘虏的美国士兵的姓名。

更糟的是，许多战俘因遭虐待而濒临死亡。尼克松总统计划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并在三年内撤军，但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到那时一半的战俘可能都会死亡。即使比利・辛格顿的父亲还活着，也可能挨不到回家那天。

佩罗想做点事。

EDS公司同尼克松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佩罗前往华盛顿，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基辛格制订了一个计划。

越南人坚称——至少是为了宣传而坚称——他们与美国人民没有仇恨，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且，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弱小受辱的一方。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公共形象。基辛格认为，通过发动一场揭露战俘及其家人悲惨遭遇的国际运动，也许可以让越南人觉得难堪，从而改善战俘的待遇，公布战俘的姓名。

这场运动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私人融资，必须从表面上看同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会密切监督运动的进展。

佩罗接受了挑战。佩罗最爱接受挑战，他念十一年级时的老师达克夫人就意识到了这点。有一次，达克夫人对他说：“很遗憾，你没有你朋友聪明。”年幼的佩罗坚持说自己同朋友一样聪明。“那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比你好？”佩罗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学校而他不喜欢。“所有人都可以辩解说自己做得到。”达克夫人说，“但看看记录吧，你的朋友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佩罗被触及了痛处，他告诉达克夫人，自己接下来六周都会拿A。而事实上，不仅在随后的六周，而且在剩余的高中时段，他都拿到了A。富有洞察力的达克夫人发现了操纵佩罗的唯一方法——激将法。

接受基辛格的挑战后，佩罗找到J.沃尔特・汤普森——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告诉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套三十到六十天的活动方案，它能在一年内取得一些成效。佩罗拒绝了他们——他想今天就开始运动，明天就看到效果。他返回达拉斯，组织了一小批EDS的管理人员，让他们给报纸编辑打电话，发布他们自己写的简单易懂的广告。

然后邮件如潮水般涌入。

在支持战争的美国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显示了越南人确实是坏人；而在反对战争的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是从越南撤军的又一个原因。只有最强硬的抗议者才会反对这个运动。1970年，联邦调查局告诉佩罗，越共已经下令黑豹党[黑豹党，一个由非裔美国人所组织的团体，其宗旨主要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另外他们也主张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即使使用武力也是合理的。黑豹党在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民权运动最巅峰的时代）及70年代间非常活跃。]杀死他（在疯狂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听起来并不特别奇怪）。佩罗雇佣了保镖。果不其然，几周后，一帮人翻越了佩罗十七英亩大的达拉斯宅邸的围墙。他们被凶猛的狗赶走了。佩罗的家人，包括他大无畏的母亲，都不愿他因为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这场运动。

1969年12月，他使用了最高明的宣传手段——他包下了两架飞机，试图飞往河内，给战俘送圣诞晚餐。当然，他未能获准降落，但此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战俘问题。这次行动花费了两百万美元，但他认为宣传效果可能价值六千万美元。他后来委托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北越的态度都是负面的。

20世纪70年代，佩罗采用更低调的宣传方式。他鼓励美国各地的社区举行自己的关注战俘运动。他筹集资金送人去巴黎丑化那里的北越代表团。他们制作了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复制了关押战俘的笼子。他们将无数抗议信寄往河内，以至于北越的邮政系统不堪重负。佩罗受邀到全国各处发表演说。他在老挝会见北越的外交人员，将他们在南方扣押的战俘名单、战俘写的信以及战俘生活状况的影片给他们看。他还带了一名盖洛普公司的朋友，同北越的外交人员一起看了民意调查的结果。

一系列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战俘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他们开始能收到邮件和包裹了，北越也陆续公布了战俘的姓名。最重要的是，老战俘从新战俘那里听说了关注战俘运动，士气大为高昂。

八年后，在冒雪驾车去丹佛的路上，佩罗回想到那次运动的另一个结果。当时看来，这一结果只是有点恼人，但现在却显得重要而珍贵。在宣传关注战俘运动的过程中，他自身的名气也不可避免地大大提高。全美国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权力机构——尤其是五角大楼——对他印象深刻。监督关注战俘运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汤姆・摩尔将军，当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历山大・海格，当时是基辛格的助手，现在是北约军队总司令；威廉・沙利文，当时是副助理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伊朗大使；当然还有基辛格本人。

这些人可以帮助佩罗与政府内部建立联系，确定到底出了什么事，并尽快促成营救行动。他将打电话给理查德・赫尔姆斯，此人曾当过中情局局长和美国驻伊朗大使。他可以打电话给克米特・罗斯福，他是泰迪的儿子，泰迪参与了1953年中情局发动的帮助伊朗国王恢复王位的政变……

但倘若这些手段都无效呢？

他习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倘若卡特政府不能或不愿出手相助呢？

那我就亲自将他们从牢里救出来，他想。

这种事该怎么做呢？我们从未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该从何着手？谁能帮助我们？

他想到了EDS公司的高管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以及他自己的秘书萨莉・沃尔瑟，他们都是关注战俘运动的关键组织者——对他们来说，安排半个地球之外的复杂工作如同吃肉喝酒一样自然，不过……这次可是越狱啊！谁来执行这次行动呢？从1968年开始，EDS公司就优先录用越战老兵。这一政策起初是出于爱国才制定的，但后来佩罗发现，老兵往往能成为一流的商人，于是这一政策得以继续执行。但现在，那些曾经身材匀称、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成了大腹便便的电脑公司管理人员，更习惯拿电话而不是扛步枪。那么，谁来制订计划、率队突袭呢？

佩罗的特长是知人善任。尽管他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白手起家者之一，但他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脑专家，也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销售员，甚至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者。他只有一件本事：找到合适的人，给他资源，激励他，然后授权给他去完成工作。

现在，在驶往丹佛的路上，他问自己：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营救专家？

他想到了“公牛”西蒙斯。

“公牛”阿瑟・D.西蒙斯上校是美国军队里的传奇人物。1970年11月，他的名字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他和一组突击队员袭击了距河内二十三英里的山西战俘营，试图救出那里的战俘。那是一次勇敢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但整个行动所依据的情报却不准确——战俘被从山西转移走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次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在佩罗看来，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受邀与突击队队员会面时，他告诉他们，至少他这名美国公民感激他们的英勇行为，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他在北卡罗来纳的布拉格堡待了一天，在那里见到了西蒙斯上校。

透过挡风玻璃，佩罗在漫天雪幕中勾勒出西蒙斯的模样：身高近六英尺，魁梧健壮，长着公牛一样宽阔的肩膀；他留着平头，头发花白，但眉毛仍是黑的；大鼻子两侧，两条深深的法令纹延伸到嘴角，让他看起来永远咄咄逼人；他头大，耳朵大，下巴结实，还有一双佩罗见过的最强有力的手。他似乎就是由一整块花岗岩雕刻出来的。

同他共处过一天后，佩罗觉得：在这个假货当道的世界里，他是十足的真品。

那天以及随后的数年里，佩罗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西蒙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西蒙斯的手下对他们这位领导的态度。佩罗不仅联想到了文斯・隆巴迪，西蒙斯同“绿湾包装工”橄榄球队的这位传奇教练一样，都能激发队员的情绪，从畏惧到尊敬，再到仰慕，最后直至热爱。西蒙斯仪表堂堂，却又颐指气使——他经常骂人，告诉士兵：“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砍掉你的脑袋。”但这并不是他能俘获那些桀骜不驯的突击队员的理由。在他强硬的外表下还有坚强的内心。

在他手下服役过的士兵最喜欢对外人讲述西蒙斯的故事。尽管他拥有公牛般的体格，但这并不是他绰号的由来。据说，真正的来源是突击队玩的一种名叫“牛圈”的游戏。在地上挖出一个六英尺深的坑，一个人站进去。游戏的目的就是要看需要多少人才能将坑里的人拉出来。西蒙斯觉得这游戏很傻，但有一次却被激怒，玩了游戏。结果用了十五个人才将他拉出坑，其中一些人的手指和鼻子断了，身上还被严重咬伤，结果不得不在医院过夜。那之后，西蒙斯便得到了“公牛”的绰号。

后来佩罗了解到，这个故事基本是夸大之词。这个游戏西蒙斯玩过不止一次，一般需要四个人才能把他拖出来，而且没有任何人的骨头被打断。西蒙斯就是那种经常被赋予传奇色彩的人。为他赢得手下忠诚的不是勇敢无畏的行动，而是杰出的军事统帅能力。他是一个注重细节、无比耐心的策划者，他行事谨慎——他的一条名言就是：我们不必冒那样的险。任务完成后将手下活着带回来是他的骄傲。

西蒙斯在越南执行过“白星行动”。他带领一百零七名战士前往老挝，将那里的毛族人组织成十二支营，打击越南人。其中一支营叛变，俘虏了西蒙斯手下的部分特种部队队员。西蒙斯乘直升机降落在叛军营地内。一看到西蒙斯，老挝叛军上校就走出来立正敬礼。西蒙斯让他立刻释放俘虏，否则就会请求空中打击，消灭所有叛军。上校交出了俘虏。西蒙斯带走了俘虏，而且仍然呼叫了空中打击。三年后，西蒙斯带着一百零七名手下从老挝安然回国。佩罗没有查证过这段传说是否真实——他就喜欢这个传说本身。

佩罗第二次看到西蒙斯是越战结束后。佩罗包下了旧金山的一家酒店举行周末宴会，安排归国的战俘同山西突击队队员见面。这场宴会花了佩罗二十五万美元，但办得非常成功。南希・里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约翰・韦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约翰・韦恩都是好莱坞明星。]都来了。约翰・韦恩和“公牛”西蒙斯的会面令佩罗永生难忘。韦恩眼噙热泪，握住西蒙斯的手说：“你就是我在电影中扮演的人。”

在盛大游行前，佩罗让西蒙斯提醒他的突击队员，不要对抗议者做过激反应。“旧金山的反战示威者尤其多。”佩罗说，“你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万一被激怒，可能会把对方的脖子拧断，事后又后悔。”

西蒙斯看着佩罗，这是佩罗第一次见到西蒙斯特有的严厉表情。这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历史上最大的笨蛋，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怨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说话。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了。”西蒙斯说，“不会有问题的。”

那个周末之后，佩罗进一步了解了西蒙斯，认识到了他人格的其他方面。如果愿意，西蒙斯可以风度翩翩。佩罗的妻子玛戈觉得他十分迷人，他们的孩子也喜欢他。他对手下使用军队语言，脏话连篇，但在宴会或新闻发布会上，他却字斟句酌。他的大学专业是新闻学。他的一些嗜好很简单，读西部小说，爱听被他的儿子们称为“超市音乐”的东西，但他也阅读许多非小说作品，而且兴趣广泛。他聊起古董和历史来，就像谈论战争和武器一样专业。

佩罗和西蒙斯都任性而独裁，但通过彼此忍让，他们得以和谐相处。他们没有成为密友。佩罗从未叫过西蒙斯的昵称“阿特”（但玛戈叫过）。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知道西蒙斯在想什么，除非西蒙斯主动告诉他。佩罗回想起他们在布拉格堡的第一次会面。起身演讲之前，佩罗问西蒙斯的妻子露西尔：“西蒙斯上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答道：“他就是一只大泰迪熊。”佩罗在演讲中引用了这句话。突击队队员都乐不可支，但西蒙斯却一丝笑容都没有。

佩罗不知道这个捉摸不透的男人愿不愿去把EDS公司的两名高管从伊朗的监狱里救出来。西蒙斯会因为旧金山的那场宴会而对佩罗心存感激吗？也许吧。宴会后，佩罗资助西蒙斯前往老挝寻找那些没有同战俘一同回国的失踪美国士兵。从老挝回来后，西蒙斯曾对一群EDS公司高管说：“佩罗的要求令我难以拒绝。”

驶入丹佛机场时，佩罗很想知道，六年之后，西蒙斯是不是依然难以拒绝他呢？

但西蒙斯这个撒手锏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用的。佩罗先要把其他手段都尝试一遍。

他进入机场，买了下一班飞往达拉斯的机票。他打电话给EDS公司的高管T.J.马尔克斯，马尔克斯的昵称是“T.J.”而不是汤姆，因为公司里的汤姆实在太多了。“你去把我的护照找出来。”他告诉T.J.，“然后给我办去伊朗的签证。”

T.J.说：“罗斯，我觉得这个主意糟糕透顶。”

如果同T.J.争辩，他可以一直说到晚上。“我不想同你辩论。”佩罗斩钉截铁地说，“是我说服保罗和比尔去伊朗的，我有义务把他们弄回来。”

他挂断了电话，朝登机口走去。总的来说，这个圣诞节算是毁了。

T.J.有点受伤。他是佩罗的老朋友，也是公司的副总裁，但佩罗刚才的语气就像把他当成了勤杂工，他很不习惯。这是佩罗的老毛病了——他全力以赴的时候就会咄咄逼人，不顾他人感受。佩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不是圣人。

2

鲁丝・恰帕罗恩的圣诞节也毁了。

她住在父母的家里，这是一座拥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两层建筑，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她从伊朗紧急撤离的时候，大部分圣诞礼物都没带走，那是她买给十一岁的大女儿凯伦和五岁的小女儿安・玛丽的。但到芝加哥后不久，她就同哥哥比尔去商店又买了些。她们一家总是竭尽全力让圣诞节过得开心。她的姐姐也回来了，带给了凯伦和安・玛丽许许多多玩具，但所有人都在问保罗哪儿去了。

鲁丝需要保罗。她性格温柔，依赖性强，比丈夫年轻五岁——她三十四岁。她之所以爱保罗，部分原因就是她可以依靠他宽大的肩膀，获得安全感。她一直受人呵护，即使小时候也如此。那时候，她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为弥补微薄的收入，不得不外出工作，鲁丝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会照顾她。

她第一次见到保罗时，保罗根本就没注意到她。

她是一名上校的秘书，保罗则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军方从事数据处理工作。鲁丝常下楼去咖啡馆为上校买咖啡，她的朋友认识那儿的一些年轻军官，她便坐下同那些人说话，保罗也在人群中，但他没有留意她。于是她也暂时没搭理他，但突然有一天，他竟然约她出去。他们约会了一年半，然后结婚了。

鲁丝不想去伊朗。同EDS公司的大多数高管夫人不一样，她并不觉得去一个新的国家多么令人兴奋，反而觉得十分焦虑。她从未离开过美国——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夏威夷——而中东似乎既古怪又可怕。1977年6月，保罗带她去伊朗待了一个星期，希望她能喜欢，但她的焦虑丝毫没有减轻。她最后还是同意去了，但只是因为这个工作对保罗来说很重要。

不过，她最后却喜欢上伊朗。伊朗人对她都很友善，而且美国人社区联系紧密，关系融洽。鲁丝沉着的性格也帮助她冷静地应对生活在这个原始国家经常遇到的挫折，比如找不到几家超市，或者需要等上至少六周才能修好洗衣机。

她不清楚为什么要离开这儿。机场人满为患。她认出了那里的大部分美国人，但挤在那儿更多的是逃亡的伊朗人。她不愿像这样离开，不了解为什么保罗要赶她和孩子们回去。她同比尔・盖洛德的妻子艾米丽相伴而行。他们途经哥本哈根，在那里的旅馆住了一晚，但房间的窗户关不上，孩子们只好穿着衣服睡觉，以抵挡刺骨的寒气。她回到美国后，罗斯・佩罗打电话给她说了护照的问题，但鲁丝并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在那个阴郁的圣诞节——父亲缺席，只有她同孩子们过圣诞，这可以说前所未有——保罗从德黑兰打来电话。“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他说。

“飞机票吗？”她满怀希望地问。

“不，我给你买了一条毯子。”

“太好了。”

他说自己是同帕特・斯卡利和玛丽・斯卡利过的圣诞。别人的妻子给他做了圣诞晚餐，他看着别人的孩子打开了圣诞礼物。

两天之后，她听说保罗和比尔第二天将同扣留他们的人会面，然后就能回家。

会面就在今天，12月28日。中午时分，鲁丝不禁起疑，为什么达拉斯还没人打电话给她。德黑兰比芝加哥早八个半小时，会面当然早该结束了。保罗应该在整理行李准备回家了。

她主动打电话给达拉斯的吉姆・尼费勒，他是EDS公司的员工，今年六月离开了德黑兰。“会面进行得怎么样了啊？”她问。

“不怎么样，鲁丝……”

“什么意思？”

“他们被捕了。”

“他们被捕了？不会是真的吧！”

“鲁丝，比尔・盖登想同你说话。”

鲁丝握住电话等待着。保罗被捕了？为什么？什么罪名？谁抓的？

保罗的上司、EDS海外公司的总裁盖登接过电话：“你好，鲁丝。”

“比尔，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盖登说，“伊朗大使馆安排了这次会面，本该是例行讯问，他们没有被指控犯过任何罪行……但当地时间六点半左右，保罗打电话告诉罗伊德・布里格斯，他们将被关进监狱。”

“保罗被关进了监狱？”

“鲁丝，不要过分担心。我们有一堆律师在处理这件事。我们还会让国务院介入。罗斯正在从科罗拉多赶回来。我肯定几天之内就能解决这件事。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鲁丝说，她很茫然。这说不通啊，她的丈夫怎么可能被关进监狱？她向盖登道过“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

艾米丽・盖洛德上次见到丈夫比尔的时候，朝他扔了一个瓷盘子。

她正坐在姐姐多萝西位于华盛顿的家中，同姐姐和姐夫蒂姆商量怎样将比尔从监狱里救出来。但那个盘子一直在她脑中挥之不去。

那一幕发生在他们德黑兰的家中。十二月上旬的某天晚上，比尔回家说，艾米丽和孩子们必须在第二天返回美国。比尔和艾米丽有四个孩子：十五岁的维姬、十二岁的杰姬、九岁的珍妮和六岁的克里斯。艾米丽同意将孩子们送回去，但她想留下。她虽然不能帮比尔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同比尔说说话。

绝对不行，比尔说，她必须第二天就走，鲁丝・恰帕罗恩会跟她坐同一航班回去。EDS公司所有员工的妻子和孩子都将在一两天内撤离。

艾米丽不管别人的妻子怎么样，她要留下来陪丈夫。

他们发生了争吵，艾米丽越说越气，最后她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失望，索性拿起一个盘子朝比尔砸过去。

她肯定，这一幕比尔永远不会忘记——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还是第一次这么粗暴。她容易紧张兴奋，总是斗志高昂，但她并不粗暴。

文雅和蔼的比尔，最后从妻子这儿得到的东西竟是一个盘子……

第一次见到比尔时，艾米丽十二岁，比尔十四岁。艾米丽当时恨死比尔了，因为比尔爱上了她最好的朋友“小甜甜”。“小甜甜”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他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小甜甜”跟谁约会啦；“小甜甜”会不会同他约会啦；“小甜甜”能不能做这个或做那个啦……艾米丽的姐姐和哥哥都喜欢比尔。她没法摆脱比尔，因为她家和比尔家参加了同一个乡村俱乐部，她哥哥还同比尔一起打高尔夫。正是她哥哥最后劝服比尔约艾米丽出来，那时比尔早就把“小甜甜”忘了。在彼此冷漠相待多年之后，他们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那时比尔在二百四十英里外的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念大学，攻读航空工程专业，只有在假期或周末才能回来。他们无法忍受分开那么远，所以决定结婚，尽管艾米丽只有十八岁。

他们很般配。他们有相似的背景，都来自富裕的华盛顿天主教家庭，而比尔的个性——敏感、冷静、理智——与艾米丽的活泼直率刚好互补。婚后的十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他们的一个孩子因为大脑损伤离世，艾米丽动过三次大手术。风雨过后，感情弥笃。

现在，危机又来了：比尔被关进了监狱。

艾米丽还没有告诉她母亲这个消息。母亲的哥哥、艾米丽的舅舅伽斯当天刚好过世了，母亲本就精神萎靡。艾米丽还不能告诉她比尔的事。但她可以跟多萝西和蒂姆说。

她的姐夫蒂姆・里尔顿在司法部做检察官，人脉发达。蒂姆的母亲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行政助理，蒂姆本人曾为特德・肯尼迪[特德·肯尼迪，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工作过。蒂姆还认识众议院议长托马斯・P.奥尼尔，以及马里兰州参议员查尔斯・马迪亚斯。蒂姆知道比尔的护照出了问题，因为艾米丽一从德黑兰返回华盛顿就给他说明了这一情况，他还同罗斯・佩罗谈过。

“我可以写封信，请特德・肯尼迪亲自转交给卡特总统。”

艾米丽点点头，她很难集中精神，她很想知道比尔此刻正在做什么。

保罗和比尔站在九号牢房里，浑身冰冷而麻木，忧心忡忡，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保罗感觉自己极易受攻击——穿着西装的美国白人，说不了几句波斯语，面对着一群恶棍和杀人犯。他突然想起曾读到过报道，说男人经常在监狱里被鸡奸，他忐忑地思考着自己该如何应对那样的事。

保罗看着比尔，比尔脸色苍白，神情紧张。

一名囚犯用波斯语同他们说话。保罗问：“这儿有能说英语的吗？”

走廊对面的另一个牢房里传出一个人的声音：“我能说英语。”

有人用急促的波斯语大喊着交谈了几句，然后那名翻译大声问：“你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什么也没干。”保罗说。

“你们受到了什么指控？”

“未受任何指控。我们只是普通的美国商人，有老婆孩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了监狱。”

这句话被翻译了出去。又是一阵快速的波斯语交谈，然后翻译说：“跟我说话的这一位是你们牢房的老大，因为他待在这儿的时间最长。”

“我们知道了。”保罗说。

“他会告诉你们在哪儿睡觉。”

交谈过程中，紧张感稍有缓解。保罗观察着周围。水泥墙可能曾经被涂成橘红色，但现在肮脏而斑驳。水泥地大部分被薄薄的毯子或席子覆盖。牢房里放着六架上下床，每架三层。房间里只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墙上开着一扇格子窗，冰冷的夜间空气从窗外透进来。牢房异常拥挤。

过了一会儿，一名警卫下来，打开了九号牢房的门，示意保罗和比尔出去。

太好了，保罗想，我们马上就要被释放了。感谢上帝，我不用在这个恶心的牢房里过一晚。

他们跟着警卫上楼，进入一个小房间。警卫指着他们的鞋。

他们明白，他们得脱掉鞋子。警卫递给他们一人一双塑料拖鞋。保罗痛苦而失望地意识到，他们不会被释放，他不得不在牢房里待一晚上。他对大使馆的人愤怒不已——他们安排了与达德加的会面，他们建议保罗不要带律师，他们说达德加对比尔和保罗“怀有好感”……罗斯・佩罗说过：“有些人就是蠢得令人发指。”这句话可以应用在领事馆的人身上。他们简直无能到家了。在犯下了这么多错误之后，保罗想，他们难道不应该今晚来这儿把我们弄出去吗？

他们穿上塑料拖鞋，跟随警卫下了楼。

其他囚犯已经准备睡觉，躺在床上，用薄薄的羊毛毯裹住自己。囚犯的老大打了个手势，示意保罗和比尔该躺哪儿——比尔去睡一架床的中铺；保罗睡在他下面，身体和地板之间只隔着一张薄床垫。

他们躺下来。灯没有灭，但光线太暗，所以开着也没用。过了一会儿，保罗对气味已不在意，但他还不习惯寒冷。睡在水泥地上，房间开着通风口，而且没有暖气，这跟在野外露宿没有两样。罪犯活得真是痛苦啊，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环境。幸好我不是罪犯，在这儿待一晚上就足够了。

3

罗斯・佩罗从达拉斯-沃斯堡机场乘出租车前往位于弗雷斯特路7171号的EDS公司总部。在总部门口，他摇下车窗，让门卫看到他的脸，然后靠回椅背。车在四分之一英里长的车道上行驶，穿过了总部花园。总部所在地曾是一家乡村俱乐部，而总部花园曾是高尔夫球场。EDS公司七层高的总部大楼浮现在前方，大楼旁是一座防龙卷风的碉堡，碉堡内存放着巨型电脑以及数千英里长的磁带。

佩罗给司机付过钱，走进大楼，乘电梯来到五楼，进入盖登位于拐角的办公室。

盖登坐在办公桌后。盖登总是衣衫不整，尽管EDS公司对着装有严格的规定。他脱掉了外套，松开了领带，敞着衬衫领口，头发乱蓬蓬的，嘴角叼着一根烟。见佩罗进门，他站了起来。

“罗斯，你母亲还好吗？”

“她精神不错，谢谢。”

“太好了。”

佩罗坐下，问道：“说说吧，保罗和比尔的事情怎么样了？”

盖登拿起话筒。“我把T.J.叫来。”他拨通了T.J.马尔克斯的电话，说：“罗斯来了……是，在我的办公室。”他挂上电话说：“他马上下来。呃……我同国务院通过电话了。伊朗事务的负责人名叫亨利・普雷希特，他一开始还不回我电话。最后我告诉他秘书，如果他不在二十分钟内给我电话，我就会通知CBS、ABC和NBC，在一个小时内，罗斯・佩罗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有两名美国人在伊朗被捕，而他们的祖国却袖手旁观。那家伙五分钟后就回电话了。”

“他怎么说？”

盖登叹气道：“罗斯，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如果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那他们肯定干了坏事。”

“他们打算怎么做？”

“联系大使馆，调查这件事，诸如此类。”

“看来，我们得震一震这个普雷希特。”佩罗怒道，“交给汤姆・卢斯去做这件事。”卢斯是一名强势的年轻律师，休斯和希尔律师事务所达拉斯分所的创办人，EDS公司的法律事务大都由他负责。佩罗多年前就已聘请他做EDS公司的顾问，主要是因为佩罗觉得这个离开大公司自主创业但起步艰难的年轻人跟自己很像。结果休斯和希尔律师事务所发展神速，同EDS公司一样。佩罗从未后悔雇了卢斯。

盖登说：“卢斯就在公司。”

“汤姆・沃尔特呢？”

“他也在。”

沃尔特是一个高个子的亚拉巴马人，声音甜若糖浆。他是EDS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而且可能是公司中最聪明的人——如果只考虑智商的话。佩罗说：“让沃尔特去处理保释金的事。这笔钱我不想给，但万不得已的话，也只能给出去。沃尔特应该明确我们该如何付钱。我打赌他们不会接受美国运通的支票。”

“好。”盖登说。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好，罗斯！”

佩罗转过身，看见T.J.马尔克斯，说道：“你好，汤姆。”T.J.又高又瘦，四十岁，西班牙血统，长相英俊——橄榄色皮肤、黑色短卷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是佩罗雇佣的第一个员工，他的存在是佩罗知人善任的证明。T.J.现在是EDS公司的副总裁，他个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价值数百万美元。“上帝待我们不薄。”T.J.总是说。佩罗知道，T.J.的父母好不容易才将他送进了大学。他们的牺牲得到了不菲的回报。而对佩罗来说，EDS公司的迅速成功给他带来的快乐之一，就是同T.J.这样的人分享成功。

T.J.坐下，语速飞快地说：“我同克劳德谈过了。”

佩罗点头——克劳德・查普利尔是公司的常驻律师。

“克劳德同国务卿万斯的顾问马修・尼米兹交好。我觉得克劳德可以让尼米兹同万斯本人谈谈。尼米兹不久后打来私人电话，说他愿意帮我们。他打算以万斯的名义给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电报，让他们行动起来。他还会就保罗和比尔的情况给万斯写一封私信。”

“很好。”

“我们还给摩尔将军打过电话。我们向他咨询了护照的问题，他对整件事也有了大致的了解。摩尔将会同阿尔德希尔・扎赫迪谈谈。扎赫迪不仅是伊朗驻华盛顿大使，还是国王本人的女婿，他现在回伊朗了——有人说他回去执掌政权了。摩尔将请扎赫迪为保罗和比尔做担保。我们正在起草一份给扎赫迪的电报，扎赫迪收到电报后将送到伊朗司法部。”

“谁在起草？”

“汤姆・卢斯。”

“很好。”佩罗总结道，“国务卿、国务院伊朗事务负责人、大使馆、伊朗大使都被我们动员起来处理这件事。这很好。现在谈谈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T.J.说：“汤姆・卢斯和汤姆・沃尔特明天将同摩尔将军见面。摩尔还建议我们联系理查德・赫尔姆斯——他从中情局辞职后曾担任过驻伊朗大使。”

“我会给赫尔姆斯打电话。”佩罗说，“我还会给阿尔[亚历山大的昵称。]・海格和亨利・基辛格打电话。我要你们两个集中精力将我们的人都从伊朗撤回来。”

盖登说：“罗斯，我觉得这可能并不必要……”

“撤不撤不需讨论。”罗斯说，“我们必须撤。现在，罗伊德・布里格斯必须留在伊朗处理问题——保罗和比尔不在，他就是负责人。其他人都得回来。”

“如果他们不愿意，你是无法强迫他们回来的。”盖登说。

“谁想留下来？”

“里奇・加拉格尔，他的妻子——”

“我知道。好吧，布里格斯和加拉格尔留下。其他人一个都不准留。”佩罗站起来，“我要去打电话了。”

他乘电梯前往七楼，经过他的秘书萨莉・沃尔瑟的办公室。萨莉正在工作。她跟了他很多年，参加过关注战俘运动和旧金山的宴会（那个周末她带了一名突击队队员乌多・沃尔瑟上尉回家，而上尉现在成了她的丈夫）。佩罗对她说：“打电话给亨利・基辛格、亚历山大・海格和理查德・赫尔姆斯。”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办公室的墙上镶着木板，地上铺着昂贵的地毯，书架上摆满了古籍，看上去更像是英国乡村别墅里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图书馆。他置身在纪念品和艺术品中。玛戈购买了印象派画作装饰在家中，但佩罗更喜欢在办公室里布置美国艺术品：诺曼・洛克威尔的画作和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狂野西部”铜雕。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老高尔夫球场的斜坡。

佩罗不知道基辛格可能在哪儿过圣诞——萨利需要费点时间才能找到他，佩罗也需要时间思考要说什么。他跟基辛格的关系并不亲密，他需要调动所有的游说本领才能引起基辛格的关注，并在短短的通话时间内获得基辛格的同情。

桌上的电话响了，萨莉说：“已为你接通亨利・基辛格。”

佩罗拿起话筒。“我是罗斯・佩罗。”

“马上为你接通亨利・基辛格。”

佩罗等对方开口。

基辛格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认识伊朗国王本人。但他会不会不记得罗斯・佩罗了呢？关注战俘运动搞得很大，但基辛格的目标更大——推进中东和平，恢复与中国的邦交，结束越南战争。

“我是基辛格。”话筒中传来熟悉的低沉嗓音，混杂着美国式的元音和德国式的辅音，听着非常古怪。

“基辛格博士，我是罗斯・佩罗。我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名商人——”

“你好，罗斯。我知道你是谁。”基辛格说。

佩罗的心狂跳起来。基辛格的声音温暖、友好，而且不拘礼节。这太好了！佩罗开始向他述说保罗和比尔的事：他们如何不设防地前去同达德加会面，国务院如何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向基辛格保证，保罗和比尔都是清白的，而且没有被指控犯下任何罪行，伊朗人也没有提供一件能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他们是我的人，是我把他们送到那里去的，我必须把他们弄回来。”佩罗说。

“我会想想办法的。”基辛格说。

佩罗狂喜。“太感谢了！”

“把详情写成报告发给我。”

“我今天就给你送去。”

“我会联系你的，罗斯。”

“谢谢。”

电话挂断了。

佩罗喜出望外。基辛格记得他，态度友好，而且愿意帮忙。他要一份报告，EDS公司今天就能送给他——

佩罗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基辛格是在什么地方同他通话的——可能是伦敦、蒙特卡洛、墨西哥……

“萨莉？”

“什么事，先生？”

“你查到基辛格在哪儿了吗？”

“是的，先生。”

基辛格正在纽约东52街临河别墅区的高档公寓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东河。

基辛格清楚地记得罗斯・佩罗。佩罗外表粗鲁，但内心善良。他资助的活动——通常同战俘有关——赢得了基辛格的同情。越南战争期间，佩罗勇敢地发起了关注战俘运动，尽管有时候基辛格觉得佩罗做得有点过。如今，佩罗的两名朋友在异国入狱。

基辛格相信他们都是无辜的。伊朗正处在内战爆发的边缘——正义和合法程序如今在那里毫无价值。他也拿不准自己能否帮上忙。他想出手，因为这是该做的。他虽然已不是国务卿，但他还有朋友。他决定一收到达拉斯发来的报告就给阿尔德希尔・扎赫迪打电话。

佩罗对同基辛格的谈话很满意。“罗斯，我知道你是谁。”这句话比黄金更宝贵。出名的唯一好处是，名气有时候会帮你把事情搞定。

T.J.走进办公室。“我找到了你的护照。”他说，“里面已经有去伊朗的签证了，但罗斯，我觉得你不应该去。这儿的人都能处理这个问题，但你是我们的首脑。在我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决不能同你失去联络——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在飞机上。”

佩罗已经把前往德黑兰的事都忘掉了。过去一小时他听到的消息让他备受鼓舞，开始觉得自己没必要去德黑兰。“你也许是对的。”他对T.J.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沟通协调。目前我不会去德黑兰。”

4

亨利・普雷希特可能是华盛顿最忙的人。

他在国务院工作多年，爱好艺术和哲学，富有古怪的幽默感。1978年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几乎都出自他之手，因为他的上司——直至卡特总统——把精力放在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上。

十一月初，伊朗的局势开始升温，普雷希特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那些该死的得州人打起电话来就没完没了，似乎以为他整天无事可干一样。

问题是，伊朗危机并不是普雷希特唯一要操心的权力斗争。在华盛顿，普雷希特的上司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斗得不可开交。

万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反映美国的道德。卡特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美国人民信仰自由、正义和民主，他们不愿支持独裁者。伊朗国王就是独裁者。国际特赦组织称伊朗的人权状况世界最糟，国王大规模运用酷刑的报道也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证实。既然是中情局帮国王获得了权力，是美国在背后支撑着这个政权，那言必称人权的总统就不得不对伊朗做出干预。

1977年1月，卡特暗示独裁者不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但卡特优柔寡断——那年晚些时候，他访问了伊朗，对国王盛赞有加——但万斯坚信伊朗人权政治的实现不远了。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不这么认为，这位国家安全顾问笃信权力。他觉得国王是美国的盟友，应该获得支持。当然，美国应该敦促他停止使用酷刑，但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政权岌岌可危，此时绝不能放松管控。那什么时候才合适？万斯一方问。二十五年来，国王的统治都很稳固，但他从未有民主化的倾向。布热津斯基答道：“中东地区难道有民主的政府？”

卡特政府中有人相信，如果美国不支持自由民主，外交政策就毫无意义。但这种观点太极端，于是他们转而抛出更加具有实用主义的观点：伊朗人民已经对国王忍无可忍，他们将推翻国王，而不理会华盛顿怎么想。

屁话，布热津斯基说。读读历史吧！革命只有在统治者让步时才会成功，而在统治者的铁拳镇压下，革命往往会失败。拥有四十万人的伊朗军队能轻而易举地平息叛乱。

万斯一方——包括亨利・普雷希特——不同意布热津斯基对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独裁者是因为反叛者的强大才让步，而不是因为独裁者的让步所以壮大了反叛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伊朗军队有四十万人那么强大。尽管具体的数字很难获取，但士兵每月擅自离岗的比例却在8%上下，而在全面内战中，成建制的部队转投革命阵营也不是不可能。

华盛顿这两派的信息来源不同。布热津斯基的信息来源是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后者是国王的女婿，也是伊朗国王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万斯的消息来源是沙利文大使。沙利文的汇报频率不及华盛顿期望的那么高——也许是因为伊朗的形势不够明朗——但从九月起，他发回来的报告大体表达了一个意思：国王这次在劫难逃。

布热津斯基说，沙利文是个没脑子的蠢货，到处乱窜，不值得信任。万斯的支持者说，布热津斯基对坏消息充耳不闻。

结果美国什么都没做。有一次，国务院起草了一份准备发给沙利文大使的电报，指示他敦促国王组建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联合政府。但布热津斯基毙了这份电报。还有一次，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国王，向他保证卡特总统支持他，国王要求发送确认电报，但国务院没有发电报。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双方通过媒体彼此指责，全世界都知道华盛顿对伊朗的政策因为内斗而摇摆不定。有鉴于此，普雷希特此时最不想应付的就是那帮认为只有自己遇上了麻烦的得州人。

何况，他知道为什么EDS公司遇上了麻烦。他问EDS公司是否在伊朗有代理人，得到的答复是：有，是阿波尔法斯・马哈维。这就解释了一切。马哈维是德黑兰著名的经纪人，绰号“百分之五提成之王”，因为他是众多军方合同的中间人，常能从中牟利。尽管他能接触到高层人士，国王还是把他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他在伊朗经商，所以EDS公司才会被怀疑涉嫌贪腐。

普雷希特只能尽力而为。他会通知驻德黑兰大使馆调查这件事，也许沙利文大使会向伊朗人施压，释放恰帕罗恩和盖洛德，但美国政府决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对伊朗外交的优先位置。他们正在努力维护伊朗现政府，决不会因为两个被捕的商人就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那只会加速伊朗现政府的垮台，尤其是伊朗还有一万两千名美国公民，这些人都需要国务院照顾。尽管十分不幸，但恰帕罗恩和盖洛德只能忍耐下去。

亨利・普雷希特并非怀有恶意。然而，从一开始他就犯了和洛・戈尔兹相同的错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这个问题，并在随后与EDS公司的交涉中趋于戒备状态。普雷希特认为，保罗和比尔作为证人参与的调查，是合法的针对腐败指控的司法调查，但事实上，这是赤裸裸的敲诈。基于这种判断，戈尔兹同比格拉里将军合作。普雷希特基于这个错误，拒绝将保罗和比尔看成是被非法绑架的美国公民。

无论马哈维是否贪污，他都没有从EDS公司同卫生部的合同中赚一分钱，这是铁一般的事实。EDS公司刚进入伊朗的时候，确实因为拒绝马哈维分利的要求而惹上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马哈维帮助EDS公司获得了在伊朗的第一份小合同——为伊朗海军开发文件管理系统。EDS公司被告知，在伊朗做生意必须有一名当地伙伴，于是答应马哈维，分给他三分之一的利润。两年后，合同完成，EDS公司忠实地支付给马哈维四十万美元。

但同卫生部洽谈合同的时候，马哈维已被列进黑名单。然而，就在合同即将签订时，马哈维——这时的他又脱离了黑名单——要求合同交给由他和EDS共同拥有的合资公司。

EDS公司拒绝了。尽管马哈维在海军的合同中发挥了作用，却没有帮助EDS公司赢得卫生部的订单。

马哈维称，EDS同他的合作关系为合同的达成扫清了障碍——该合同需要二十四个政府部门的批准。马哈维还说，他争取到了一项有利于EDS公司的税务裁定，该裁定被明确写进了合同之中，而这都归功于他在蒙特卡洛找伊朗财务部长做了工作。

EDS不曾要求过他的帮助，也不相信他给予过任何帮助。再说罗斯・佩罗是不会喜欢这种发生在蒙特卡洛的“帮助”的。

EDS公司的伊朗律师向首相投诉，马哈维因索贿而遭训斥。然而，卫生部却惮于他的影响力而拒绝同EDS公司签合同，除非EDS公司能让他高兴。

EDS公司同马哈维进行了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谈判。EDS公司仍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同他分享利润。最后，为顾及面子，双方达成了妥协：由马哈维和EDS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作为EDS公司的分包者，承担招聘和雇用EDS公司伊朗员工的业务。其实，这个合资公司从未赚钱，但这都是以后的事——当时马哈维接受了妥协方案，EDS公司最终得以同卫生部签署合同。

EDS公司没有行贿，伊朗政府知道这一点。但普雷希特不知道，洛・戈尔兹也不知道。于是，他们在保罗和比尔的事情上未能采取明确的态度。两人都在这件事上花了不少时间，但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EDS公司好斗的律师汤姆・卢斯指责他们怠工、愚蠢或两者兼有时，他们义愤填膺，说卢斯不骚扰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会干得更好。

华盛顿的普雷希特和德黑兰的戈尔兹是处理问题的关键基层官员。他们都没有怠工，也都不是没有能力。但他们都犯了错，并且都对EDS公司怀有一定的敌意。在最紧要的开头几天，他们都没能帮助保罗和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