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年前夜。毕斯雷区。

正午，哈利在霍勒伯街的瑞迪森饭店前下了有轨电车，望见早晨低垂的太阳短暂映照在国立医院的住院区窗户上，接着便消失在云朵后方。他去了原来那间办公室，这是他最后一次去那里。“我是去清理办公室的，确定东西都拿了。”他告诉自己。但他的个人物品很少。前天他去“奇异”超市拿了一个购物袋，个人物品放进购物袋之后，袋里还有很多空间。不用值班的警察都待在家里，准备举行千禧年的最后一场狂欢派对。一条纸彩带躺在他的办公椅后方，让他想起昨天举办的小型欢送会。欢送会自然是爱伦发起的。莫勒发表了一小段严肃的离别感言，和爱伦准备的蓝气球与插了蜡烛的海绵蛋糕不太搭调，但致辞依然让哈利感到温暖。犯罪特警队队长莫勒可能清楚如果他发表的感言太冗长或太伤感，哈利一定不会原谅他。哈利不得不承认，当莫勒恭喜他荣升警监，并祝他在密勤局一切顺利时，他心中感到一丝骄傲。即使汤姆脸上带着讥讽的微笑，即使后门那些旁观者微微摇头，都没有破坏欢送会的气氛。

他回到那间办公室，是想在工作了近七年的办公室里最后坐一次，坐一坐那把会发出咯吱声响的办公椅。哈利打了个寒战。他自忖，这些多愁善感的情怀，会不会是他出人头地的另一个征兆？

哈利沿着霍勒伯街行走，左转踏上苏菲街。这条狭窄小街上的房屋原本多半是工人住的，房龄少说也有百年，状况大多不太理想。但自从房价上涨，年轻的中产阶级住不起麦佑斯登区而进驻此地之后，整个地区就像是做了拉皮手术。如今这里只剩一栋屋子最近并未整修外观，那就是八号，哈利的家。反正哈利一点也不在意。

他开门进屋，打开玄关的信箱，里面有一张比萨优惠券和一封奥斯陆市政府出纳处寄来的信，他一见到信封就知道里面应该是上个月的交通罚款催缴单。他踏上楼梯，口中粗话如连珠炮般爆了出来。他从一个严格说来并不认识的伯父那里，用颇为便宜的价格买了一辆车龄十五年的福特雅士。的确，车子有点生锈，离合器已经磨损老旧，但有一个很酷的天窗。然而到目前为止，他收到的停车罚单和停车缴费单比他的头发还多。除此之外，那辆老爷车很难发动，因此他必须记得把车停到山坡顶端，以便利用下坡滑行发动车子。

他打开房门的锁。这是一所布置简单的房子，共有两个房间，里面干净整洁，光亮的木质地板并未铺上地毯。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张母亲和妹妹的照片，还有一张他十六岁从辛莱电影院偷偷撕下的《教父》电影海报。屋内没有盆栽，没有蜡烛，也没有可爱的小摆饰。他曾在墙上挂上一个布告板，想用来钉明信片、照片，或他看见的名言警句。他在别人家里见过这种布告板，结果却发现自己从没有收到明信片，基本也不拍照，于是他剪下作家比约尔内博[延斯·比约尔内博（Jens Bjørneboe，1920—1976），挪威作家，作品涵盖多种文学形态，他曾严厉批评挪威社会和西方文明，也因为不妥协的言论而被判言语猥亵罪，长期酗酒和忧郁，最后自杀结束生命。]的一段话：

产生动力的加速度也可以用来表达人类了解所谓自然法则的加速度。这种了解等于焦虑。

哈利瞄了一眼，就知道录音电话（另一项必要投资）里没有留言。他脱下衬衫，丢进洗衣篮，从壁橱内一摞整齐的衣服中拿出一件干净衬衫。

他让录音电话保持开启（也许挪威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会打电话来），锁上门，离开了家。

他在阿里杂货店买了千禧年前的最后一份报纸，心中没有任何感伤之情，然后踏上多弗列街。只见沃玛斯勒奈街上的行人都赶着回家，准备度过这个盛大的夜晚。哈利在外套里直打哆嗦，直到踏进施罗德酒吧，感受到酒吧内温暖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他才停止发抖。店里坐满了人，但他看见他常坐的那张桌子正好有客人要走了，便往那儿走去。从那张桌子起身的老人戴上帽子，两道茂密白眉下的双眼粗略地打量了一下哈利，沉默地点了个头，随即离去。那张桌子靠在窗边，是昏暗酒吧内白天有足够光线，可以看书的少数桌子之一。哈利才刚坐下，玛雅就来到他身旁。

“嘿，哈利。”玛雅用一根灰色掸子在桌巾上掸了掸，“今日特餐？”

“如果你们的厨子还没喝醉的话。”

“他还没喝醉。想喝点什么？”

“这才像话嘛。”哈利抬起了头，“你今天有什么建议？”

“是这样的，”玛雅一手扶着臀部，一边以清澈响亮的嗓音高声说，“跟一般人想的正好相反，奥斯陆的饮用水是全挪威最纯净的。而最无毒的水管在二十世纪初兴建的房子里就可以找到，例如这栋房子。”

“玛雅，这是谁告诉你的？”

“好像是你哦，哈利。”她大笑，笑声嘶哑真诚，“对了，戒酒还挺适合你的。”她低声说，记下哈利点的餐，转身离去。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千禧年，哈利买了一份《达沙日报》，翻到第六版，目光被一张大照片吸引。照片中是一个木质路标，上面漆有太阳十字，路标一边的箭头写着“奥斯陆两千六百一十一公里”，另一边箭头写着“列宁格勒五公里”。

照片下方的文章作者是历史学教授伊凡·尤尔，副标题简明扼要：法西斯主义在西欧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中看见曙光。

哈利在报纸上见过尤尔的名字，就被占领时期的挪威和国家集会党而言，尤尔的工作有点像是幕后推手。哈利快速翻完报纸，没发现什么令他感兴趣的新闻，于是又翻回到尤尔写的那篇文章。文中尤尔评论先前一篇关于新纳粹党在瑞典声势壮大的新闻。尤尔说，在九十年代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新纳粹党曾急剧萎缩，但现在新纳粹党正带着全新的活力卷土重来。文中还写道，这一波新法西斯浪潮的特征在于具有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八十年代的新纳粹主义大多是关于流行时尚和团体认同、军服穿着、理光头和已废弃的口号如“胜利万岁”等。这一波新法西斯浪潮较有组织，他们有金援网络，而且不再唯富有的领导者和赞助者马首是瞻。此外，尤尔写道，这一波新法西斯运动不仅仅是对目前社会状况如失业和移民的反对，而是想要建立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标语是重整——道德、军事和种族上的重整。尤尔拿基督教的式微作为社会道德败坏的最佳例证，又举了艾滋病病毒和药物滥用的例子。他们的敌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的，包括打破国家和种族藩篱的欧盟拥护者，对俄罗斯和斯拉夫低等民族伸出友谊之手的北约人士，以及接替犹太人的位子、成为世界银行家的新亚洲资本大亨。

玛雅端来午餐。

“饺子？”哈利问道，望着装盛在大白菜上的灰色块状物，上面淋有千岛沙拉酱。

“施罗德风味，”玛雅说，“昨天的剩菜。新年快乐啊。”

哈利举起报纸，以便进食，刚咬了一口富含纤维质的饺子，就听见报纸后方传来一人的声音。

“我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哈利越过报纸循声看去，见到莫西干人坐在隔壁桌，眼睛正瞧着他。也许莫西干人原本就坐在那里了，但哈利进来时并未注意到他。他们之所以叫他莫西干人，可能是因为他是北美印第安莫西干族仅剩的族人。莫西干人在“二战”时期当过水兵，曾被鱼雷打中两次，所有的同伴早就死光了。这些是玛雅跟哈利说的。莫西干人蓬乱的胡子垂入啤酒杯内，身穿外套坐在桌前。无论夏天还是冬天，他总是穿着外套。他的脸颊十分消瘦，瘦到可以看出头骨的轮廓，脸上布满微血管，宛如绯红色的雷电打在白森森的背景上。他那双濡湿的红色眼珠在松垮的眼皮下正盯着哈利瞧。

“太可怕了！”

哈利这辈子听过无数醉鬼胡言乱语，才懒得去注意施罗德酒吧的常客说些什么，但莫西干人不一样。哈利光顾施罗德酒吧这么多年来，这是他听莫西干人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去年冬天某个晚上，哈利在多弗列街发现莫西干人靠着一栋房子的墙壁睡觉，要不是哈利救了这老家伙，他很可能就冻死在街上了，即便如此，后来莫西干人碰见哈利，连头也不点一下。莫西干人说完这几句话，似乎就没话说了，紧闭双唇，回去看着他的啤酒杯。哈利望了望莫西干人四周，然后倾身靠向他那张桌子。

“康拉德·奥斯奈，你记得我吗？”

莫西干人嘀咕一声，望着空气，并不答话。

“去年我在街上发现你睡在雪堆里，那天的温度是零下十八摄氏度。”

莫西干人眼珠转了转。

“那里没有街灯，所以我很可能看不见你，要是那样你就一命呜呼了，奥斯奈。”

莫西干人眯起一只红眼，愤怒地看了哈利一眼，然后举起酒杯。

“对，我真该谢谢你。”

莫西干人小心翼翼地喝了口酒，缓缓将杯子放回桌面，郑重其事，仿佛杯子必须放在桌面上的某个位置才行。

“那些帮派分子应该被枪毙。”莫西干人说。

“是吗？谁？”

莫西干人伸出弯曲的手指，指向哈利的报纸。哈利翻过报纸，只见头版印有一张大照片，上面是一个瑞典新纳粹党党员。

“叫他们靠墙站好！”莫西干人用手掌拍击桌面，几个客人转头朝他望来。哈利做个手势，要他冷静。

“奥斯奈，他们只是一些年轻人而已。高兴一点，今天是新年前夜。”

“年轻人？你以为我们没年轻过吗？那样不能阻止德国人。谢尔那时十九岁，奥斯卡二十二岁。我说，在它扩散之前，把他们枪毙。那是一种疾病，必须趁早消灭。”

莫西干人伸出食指，颤抖地指着哈利。

“其中一个人就坐在你这个位子。他们还没死光！你是警察，出去逮捕他们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哈利惊讶地问。

“我会看报纸。你在南方一个国家射杀过一个人。那很好，可是要不要在这里也射杀几个人？”

“奥斯奈，你今天真健谈。”

莫西干人闭口不再说话，用乖戾的眼神看了哈利一眼，转头望向墙壁，盯着墙上挂着的青年广场图。哈利明白这段对话到此告一段落，便向玛雅招了招手，点了一杯咖啡，然后看了看表。新的千禧年即将来临。施罗德酒吧今天下午四点打烊，准备举办“私人新年派对”，酒吧大门挂着的公告是这么写的。哈利细看酒吧里的熟面孔，就他所见，所有宾客都已到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