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所说,不可说

走出唯一真理观  作者:陈嘉映

——读熊伟《说,可说;不可说,不说》


原载于《外国哲学》,第23辑,2012年


熊伟先生的《说,可说;不可说,不说》是篇奇文。单说题目就奇,通常论及不可说,只与可说相涉,此文却拉进说与不说。不说,义近于不愿说,不可说,却是愿说也说不出。于是,不可说似乎比不说来得内在。然而,不说,怎么知道可说不可说?缘何不说?缘不当说,比如,说了只会造成误解。说了只会造成误解,那是可说还是不可说?所说未能说出要说的,也就不可说。

说好像在两类不可说中间,一类比语言琐碎,一类比语言高深。谁也说不清梨子的滋味、咖啡的香味、林妹妹的眉眼,好在,尝一口梨子,闻一闻咖啡,看一眼林妹妹,就无须多说。熊伟此文所涉,则是另一类不可说。天命不可说,神意不可说,对生活的至深体会不可说。这类不可说,伴着苦恼,苦恼缘于说的欲望,欲说而说不出,于是苦恼。此文似无这种苦恼——不可说吗?那好,不说。

熊伟是海德格尔亲炙弟子,深受海德格尔影响。他论及可说不可说,一上来就跟我、跟在、跟无连在一起。

说,是说者说,凡有所说,必连着一个说者之我。“我就是亲在的本身……只消我在,我就可以说。”〔凡未特别注明的引文皆出自熊伟的《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一文〕但这个我,并不一味在此。惟其有尽,才有此,惟其有死,才有我,惟其自知从无来向无去,才知天知地,才有知,才有的可说。“可说,要有可说的有;要有可说的有又要有不可说的无乃成其可说的有。”

亲在在,才有说者。而亲在在一世界中,说,总说出这一世界。“宇宙永远是在说着。无非它说必须用我的身份始说得出,若由它自己的身份则说不出。”

熊伟此文,始于与冯友兰“倾向实在论之眼光”相争。“此客观实在中有我的成分乎?……所谓‘实’亦即有我去实,所谓‘在’亦即有我去在矣。苟无我的成分,则不管客观实在尚有与否,不管其是什么样子,至少它已是不可说者。因说必须我说。若可说便有我的成分矣。”

所说总跟说者相连,却并非所说都是在说说者。说冰冷说的是冰,不是说说者如何如何。然而,说冰冷,已经连同说者一起说出。若无知冷知热的说者,冰无所谓冷热。

但我们也有办法,把所说与说者切断,不说冰冷,说这块冰零下五度。近代科学的一项主要努力,在于找到系统的方法不连着说者来说,做纯客观的陈述。

今人或以为唯这种纯客观的陈述才说出事物之真实所是,说出真正的存在。然而在熊伟看来,那已经远离了说的本源。哲学并非说我,亦非“说宇宙则已”。哲学说事穷理,说事理,事中之理。这些理,连着说者的理解,不是切断了说者的客观规律。哲学之说中,我与宇宙从不是“截成两半”的。

中国人读佛,尤其刚上手时,难免用老庄来格义。这篇文章,更把海德格尔拉进来。贬之,则谓混搅佛学、庄子、海德格尔,尊之,则谓贯通三学。

理解者,把不理解的连到已理解的,把理解不清楚的连到已经理解清楚的。依此,理解一个新的道理系统,必由格义。用佛学和庄子来讲海德格尔,亦理解海德格尔之一途。“无本身就不”陌生,不妨连到大家比较熟悉的“无其所以无”来理解。但不是要把海德格尔讲得跟庄子相同,只是讲到两者多有相通。如何能不同而相通,相通而不同,端赖讲者深入于各不同者。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是学我们从前不知道的新东西,当然越学越多。道,却非远在天外,而在我们已知的种种之内。为道者稀,“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庄子语〕。

若道在我们已知的种种之内,何需“为道”?我们并不总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浮面看去,道东露一个端倪,西露一个端倪,所谓求道,是把在浮面上断断续续的道连通起来。越通,道越少,达乎至道,道通为一矣。

然而,这个为一之道岂可道哉?熊伟喜引庄子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说,原是分疏,原出于分别心,“‘有’若成了这样一个混成的物,则又不可说,不可说……我若不分别变异,施设种种名言,则我所思之有便尚若有若无……必欲说之,则便有‘有’,且亦有名”。我们是说话的生物,即使一言不发,我们也是说话的生物,因而是有分别心的有限亲在。天下本无至道,此一分别心,彼一分别心,相通可矣,无缘尽归大同。天道无别,天何言哉?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同为二十世纪大哲,两人都对不可说这个题目深感兴趣。不过,维特根斯坦只承认事实可说,其余皆不可说。而可说的都能说清楚。

我们有多种方式来言说,诗歌的言说,哲学的言说,宗教启示的言说。也许,这些言说,不在说出什么,而在显示什么?但若意在显示,何必说,拈花一笑也能显示。拈花一笑能显示的,不必说。但也不必不说,只要说也有所显示。只要我们心知并不是非如此这般说不可。即使最精妙的说,也只是精妙之一道,总归要随说随扫,总归要得意忘言。

可说者不是某种现成固着的东西,仿佛有待说出而已。说,原是可说者的初次成形。不可说者,更不是某种固着的东西,仿佛我们一层层逼近它却永远达不到它。不可说者随着言说起舞,唯其舞姿惚兮恍兮。言说可言说者,不可说也随之显示。“可说固须有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有说而始不可。”这就像说,无并不是笼统无别的,无与不同的有相映而无。“不可说者在今宇宙内,是达得到者,无非我们不以可说来达到,须以不可说来达到而已。”老子的无形,其中有象,无形也是气象万千的无形;庄子的无所谓,是有品有格的无所谓,惟其如此,我们在庄子里读到大悲大乐,读到大智大慧,无品无格的无所谓,不过滑头而已。

熊伟谈海德格尔,谈庄谈佛,终久却说:“我们最正当的态度是应当恬然澄明,同时毫无怨尤地向尘世中滚将入去,自强不息。”这自强不息,明明是儒家语。中国之学,何曾是一家一派?我们原无须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却也无须立志挟泰山以超北海,统一儒释道。无非各依本性,择善而从。弟子云集熊门时,先生已七十有奇,率真如孺子,诲人不倦更甚于壮岁,以老教授之尊,一堂课一堂课讲授初级德文。说不说可说不可说,看来终是第二层的,第一层的,是做。立功、立言,终是第二层的,第一层是立德。这“恬然澄明”四个字,非先生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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