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道尔在1996年9月6日晚去世。《罗马城哨兵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但《哨兵报》的档案还没有上网。我最后在公共图书馆的地下室花了部分周日下午的时间，翻阅微缩胶片上的旧报。

第一篇报道只有最基本的事实。大约在晚上十一点五十五分，埃利心脏中枪，事情发生在他家，即胡马斯顿路上的一辆拖车。在现场没有找到武器。后续报道称，卢克·道尔的车在第二天被发现——被遗弃在市中心汽车站附近一个药店的停车场。从附近的下水道中找到一把手枪。警方正在寻找卢克，希望能讯问他。

《哨兵报》刊登了这对表兄弟的照片。埃利·道尔看起来像是个和蔼可亲的傻瓜，脸颊红润，头发呈波浪形，耳朵从头上伸出来。卢克·道尔不同。他很像肥皂剧中的坏男孩。他神情紧张，目光咄咄逼人。

报道中的两个信息让我眼前一亮。其中之一是我预料到的：此案的首席警探是弗兰克·莫雷蒂。另一个信息让我吃惊：埃利·道尔有个妻子。

我向流通台的女士要了一本电话簿，找到温蒂·道尔的号码。我把号码输入手机，然后走到图书馆前的草坪上，沐浴着阳光。我让拇指在绿色拨号按钮上盘旋，试图想出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你已故的丈夫是个杀人犯。他的表兄弟卢克可能正在流窜杀人。你有时间聊聊吗？”

我决定撒个谎。我按下按钮，在她接了之后说：“你好，我叫大卫·马龙。我在写一本关于未侦破谋杀案的书，我想和你谈谈你已故的丈夫。”

“埃利？”她说，“我觉得他配不上有人给他写一本书。”

“哦，他只是许多章节里的一章。我们可以见一面吗？我来找你。”

“我没办法见你。今天是周日。我得做晚饭。”

“明天呢？”

“我明天要上班。”

“我请你吃午饭。”

“我觉得这样不好。很抱歉。”

我请她再考虑考虑，然后发现她已经挂了。我在“最近通话”中找到她的号码，再次按下绿色按钮。等着。四声，五声，六声。没有答录机。没有语音信箱。七声，八声，九声。我按下红色按钮，结束通话。在图书馆的草坪上漫步。一分钟后，我又试了一次。温蒂·道尔在铃响第五声时接了。

“你真是执着。”她说。

“这件事很重要。”我告诉她。

“问题是，我不觉得谈论埃利有任何意义。”

“我明白可能会痛苦——”

“不是痛苦。只是最好让这件事过去。我想我不希望自己出现在一本书里。”

“没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在‘背景’谈。”

“背景？”

“行话。我只是为了做研究，不会提到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最好不要谈它。”

“我们可以在背景的深处谈。”我说。“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们谈完之后，我永远都不会再打扰你。在街上遇见你，我不会打招呼，我会假装自己不认识你。”

她笑了。不算大笑，但足够了。

“好吧，”她说，“明天。”

我在阿森纳街国税局地区审查中心对面的一家露天咖啡馆见到了温蒂·道尔，国税局地区审查中心是一栋灰色砖制建筑，窗户很少，风格不突出，很适合整天审查报税单的会计人员。温蒂在那里做秘书。

“你不会相信发生在那儿的事，”她告诉我，“苦力。”

“我猜我可以想象。”我说。

“你真的、真的想象不出来。”

她点了份沙拉当午餐，说她正在努力减肥。她告诉我，她总是超重四到八公斤，而且肉总是长在中间部位。她有一头细而毛糙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脸颊上有些痤疮。她穿得很专业：裙子、高跟鞋和海军蓝西装外套。她今年二十四岁，如果埃利·道尔还活着，也是这个年纪。

我问她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念的是同一所高中，”她说，“但我在高中时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毕业几年后，有一天我忽然遇见他，那是在莫霍克谷社区大学的一场聚会上。我当时正在读双学士学位：商学和信息科学。没什么用，但能让你得到一份在国税局接电话的工作。”

“埃利也在那儿念书？”

“不是。他在一个乐队里当贝斯手，那是他和卢克以及其他几个人组的一个乐队。翻唱别人的歌。他在表演间歇走过来和我说话。五个月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对他有好感。我觉得他会有些出息。”

她说最后一句话时声音平板，没有讽刺的意味。见我没有回应，她说：“你真是个有礼貌的作家。要么就是你还没有做太多的研究。”

“的确还没有。”我说。

“哦，那把这个记下来，”她说，指指我拿来装样子的笔记本，“埃利·道尔穿得像个农场主，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白色小面包车。他没有什么出息。他能高中毕业的唯一原因是，他四年都去上学，而且他们也希望他赶紧走人。”

“你为什么答应嫁给他？”

“我照了镜子，问我自己，你认为以后还会有多少人向你求婚。”

“你不应该对自己这么苛刻。”我说。

她翻了个白眼。“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们在95年春天结婚了。一年半以后，他中枪死了。在那一年半里，我们住在拖车里。我取得学位，做临时工。他玩他的乐队。”

“乐队挣钱吗？”

“乐队演出一晚能挣一百美元，一百美元四个人分。乐队很快就解散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吃着沙拉。我咬了一口我点的三明治。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

“我听说埃利和卢克可能有其他挣钱的门道，”我说，“可能是不合法的门道。”

温蒂·道尔微笑。她的门牙之间有个豁口，这个豁口如果小一点，也许看起来会有些性感。

“你这是不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卖毒品？”她说。

“他们卖吗？”

“我们现在是在背景的深处？”

“最深处。”

“那么，是的。主要卖大麻，也卖其他东西。可卡因，药丸，甲基安非他命，如果他们能弄到的话。事实上，乐队只是他们用来向年轻的大学生卖大麻的幌子。也卖给教授，埃利对我说过。”

“教授？”

“你以为社区大学的教授不抽大麻？他们还有其他办法熬过白天的时光吗？”

“你觉得这是埃利被杀的原因吗——毒品交易？”我问。她拨弄着盘子里的沙拉。“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等着她回答。她注视着远处，回忆着细节。

“我很早就上床了，”她说，“埃利在喝啤酒，看电视。我被枪声惊醒了。不过，你被枪声惊醒后，不会意识到那是枪声。我在床上坐起来，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可以听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电视声。我喊埃利，但他没回应我，所以我爬起来去外面。发现他躺在地上流血。拖车的门开着。我听到一辆车开走的声音，车速很快。”

“但是你没有看到车？”我问。

“我在看埃利，”她说，“想把他胸口的那个洞堵上。”

“你觉得开枪射他的人是卢克吗？”

她耸耸肩。“警方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是他，我想他去拖车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我觉得他刚打开门就开枪了。”

“他们争吵过吗？”

“他们一起长大，是由外祖父带大的。他们一辈子都在争吵。也打架——满地滚会流血的那种打法，我听说是这样。长大后打得少了。”

“他们的父母怎么了？”

我看到她又开始注视远方，好像她正在考虑要讲多少，怎么讲。

“他们的父亲从没在照片里出现过，”她说，“他们是那种到处搞一夜情的男人，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们的母亲在生他们的时候很年轻——霍莉·道尔当时十六岁，麦吉·道尔当时十八岁。她们几乎同时怀孕了。卢克先出生，埃利两个月后也出生了。埃利的母亲——当时才十六岁——在生埃利的时候死了。所以卢克的母亲照顾了两个孩子几年。但等到他们能上幼儿园了，她就跑了。他们有时会收到卡片——在圣诞节和生日——但她从没回来过。从那时起，就是他们的外祖父照顾他们。”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我没见过他，”温蒂说，“埃利说他是个农场主，其实他是替别人经营农场——胡马斯顿路旁边的一个奶牛农场，卢克和埃利自从能干活儿了，每年夏天都替他工作。他们如果表现不好，外祖父就会虐待他们——带到工具房后面打，或者把他们锁在菜窖里，对他们干乡下人能干出的任何其他事。”

“他还在世吗？”

“他几年前死了。先是把农场经营得一塌糊涂。农场主负担不起税收。我想那块地现在属于州政府。道尔外祖父带着两个外孙离开农场——反正农场的房子也快要倒了——搬到拖车里住。停拖车的那块地并不是他的，但没人在乎这件事，所以也就没人来找他要钱。他靠着社会保障，在喝酒中过完了人生的最后几年。”

“你和埃利住的，就是这辆拖车？”

她带着淡漠的微笑，在桌子另一边看着我。“不是。那辆拖车归卢克了。埃利又弄了一辆，在同一条路下面约一点六公里的地方。我告诉他，他如果想娶我，我们必须有自己住的地方。”她的微笑变得苦涩，“我可不会贱卖自己。”

我这时感觉很糟糕——因为骗了她，因为引导她谈论应该被遗忘的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止。

“我如果想找到卢克·道尔，”我说，“应该怎么做呢？”

“你找他干什么？”

我继续之前的谎言。“为了这本书。”

“他在躲避警方的追捕，”她说，“你觉得他会和你谈吗？”

“值得一试。他会找谁帮忙呢？他会试图联系他母亲吗？”

“我都不知道他母亲是不是还在人世。”

“朋友呢——乐队里另外两个人？”

她摇摇头。“其中一个因为吸毒过量死了，另一个搬到西部去了。卢克和他们两个都很疏远。”

她吃完了沙拉，看了街对面的灰色建筑一眼，好像正在考虑是不是该回去了。

“你记得一个叫凯西·普鲁伊特的老师吗？”我问她，“她在你读的那所高中教书。”

“当然。她死了——她被谋杀了。”

“卢克或者埃利说起过她吗？”

我看见温蒂·道尔把头偏向一边，看起来很困惑。“没有。他们为什么要谈起她呢？”她说。

“我只是好奇。她是在埃利被杀几周之前被杀的。”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在此期间，服务员拿来账单又走开。我可以看出温蒂正在思考，正在把各个事件拼在一起。

“等一下——你认为是卢克杀了她？”

卢克和埃利两个人，我想道。但我并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说她已故丈夫的坏话。

“我只是在想，两件事之间或许有关联，”我告诉她，“同一个城市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两起谋杀案……”

“但凯西·普鲁伊特被杀的案子破了。她丈夫干的。”

“他被判有罪，”我说，“有些人觉得他是无辜的。其中一个认为他无辜的人我认识，叫嘉娜·弗莱彻。我想她相信是卢克杀了凯西·普鲁伊特。嘉娜联系过你吗？”

“没有。但这个名字耳熟。她也被谋杀了？”

“是的。”

温蒂·道尔眯眼注视着我。“你并没有在写书，对吧？”我觉得，这时告诉她真相，更容易得到她的帮助。

“是的。我想查出是谁杀了嘉娜。”我掏出钱包，拿出嘉娜母亲给我的那张嘉娜的照片。“嘉娜和许多与凯西·普鲁伊特被害案有关的人聊过，”我说，并把照片拿给温蒂·道尔看，“你肯定她从没试图找你谈谈？”

我没指望她能认出嘉娜来，她看了照片后说：“我很肯定。我从没见过她。”

她审视照片的时间可能太长了。我现在这样觉得，不过这也可能是我臆想出的一个细节。当时，她看起来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她感谢我请她吃午饭，然后就踩着高跟鞋稳稳地穿过街道。我看着她隐入那栋灰墙建筑。

我从没怀疑她说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