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下午晚些时候。新闻工作者们已经意识到，阿格妮斯·兰尼克不可能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含泪接受他们的采访。他们已经收拾好装备离开了。在他们身后，一群老太太穿着正式的衣服，戴着帽子或头巾，敲开阿格妮斯家的门，送上砂锅，对她孙子的死表示哀悼。

我想到给阿格妮斯送花。我拨通花店的电话，但这样做似乎太没有人性了。我坐上皮卡，开到一个园艺中心。挑选了一盆海棠和一盆无患子。我把花带回来，放在她的小院里。我想，她如果愿意，可以把它们种在她的花园里。

晚上，我把自己的电脑放在嘉娜的书桌上。我有工作要做，但一直忽视工作：取消，延后。我现在得工作了。我为要打电话重约见面时间的客户列了个名单。

十一点，我打开电视机，观看当地新闻的开篇——关于西蒙·兰尼克的长篇报道，其中包括警方新闻发布会的录像。弗兰克·莫雷蒂也在场，但他一直在后台。警察局长站在舞台中央——白发苍苍，身材魁梧，态度和蔼。他看起来像一些人的舅舅。

一位记者问他兰尼克和嘉娜·弗莱彻之间的关系。警方一直在寻找兰尼克，想要讯问他。是否可以说，警方认为他是嘉娜被害案的主要嫌疑人？鉴于他已经去世，警方是否改变了看法？杀害嘉娜的凶手是否仍然逍遥法外？

警察局长对这些问题闪烁其词。对嘉娜被害案的调查正在进行。他不能对谁是或不是嫌疑人发表评论。警方仍在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确认凶手的身份。局长不愿意对结果做出预判。至于对兰尼克的调查，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两起案件是否有关联，或有何种关联，还有待观察。结果可能是兰尼克之死与嘉娜之死没有关联。多年来，柏树公园发生了多起袭击和抢劫犯罪。兰尼克被杀案可能是这类犯罪事件的一桩。

这是弗兰克·莫雷蒂的理论：西蒙·兰尼克是被试图抢劫他的人杀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个理论。他也许想相信，因为这将使他不必质疑自己对嘉娜被害案的假设。

我关掉电视机，回到电脑前面。试图专注于我明天需要做的事情。但关于弗兰克·莫雷蒂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起身点燃壁炉架上的茶烛，四盏茶烛排成一排。凯西·普鲁伊特，嘉娜·弗莱彻，乔琳娜·哈利维尔，西蒙·兰尼克。四个人可能都是卢克·道尔杀的，但也可能是某个目前谁也不知道的人杀的。

凯西·普鲁伊特是第一个死去的人。弗兰克·莫雷蒂坚持认为是她丈夫杀了她。我试着把这一看法是否为真放在一边，而是问自己莫雷蒂是否真的相信它。假设他真的相信。

假定我是弗兰克·莫雷蒂，我相信加里·普鲁伊特杀了妻子。证据很弱，但我也许可以让它变得有力一些。普鲁伊特在狱中，等着受审。我找到一个同狱嫌疑犯——拿破仑·沃什伯恩——说服他编个故事。我让他说，普鲁伊特在狱中认罪了。

莫雷蒂会这样做吗？他有诚实的名声。就连加里·普鲁伊特的律师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什么可指摘之处。除了他可能与有些罪案的受害者走得太近。

“如果有个男人被杀了，留下个漂亮的寡妇，”埃米利·毕尔对我说过，“莫雷蒂就会主动去安慰她。”

但在普鲁伊特的这个案子中，受害者是个女人。没有什么寡妇。没有漂亮的受害者让莫雷蒂安慰。

也许，还是有？

梅根·普鲁伊特——凯西的妯娌和最好的朋友。莫雷蒂会试图去安慰她吗？

梅根·普鲁伊特对加里·普鲁伊特有罪这一点从未怀疑过。她会希望看到他一辈子都待在监狱里。她可能会说服莫雷蒂去构陷他吗？

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她不适合这样的角色。梅根·普鲁伊特有点傲慢，是个快四十岁的高中老师，不大可能又是个能招蜂引蝶的女人，能让一个诚实的警察把虚构的认罪安在一个谋杀案嫌疑人头上。

我看着壁炉架上四朵闪着光亮的火焰。我灭了火焰，穿过房间。然后想起普鲁伊特的案子还牵扯到一位女性——她也算是个受害者：加里·普鲁伊特的学生，他曾偷偷约会过的十八岁女孩。

安吉拉·里斯。

艺术家安吉拉。我有幅她的画，画放在壁炉架上。壁炉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线索。她给了我销售其画作的画廊的名片。伍德米尔画廊。我在钱包里找到名片。

第二天下午，五点过几分，我把皮卡停在市中心旧法院大楼后面的那条街上。旧法院大楼是罗马城中央警察局所在地，莫雷蒂就是在这里就嘉娜之死讯问我的。我觉得他一定在里面——我在停车场看到了他的车。

整个上午，我都在给客户打电话，修补和他们的关系。安排新的约见，更改此前约见的时间。我五点半要去检查一处房屋，地点在城市的另一头。我应该已经上路。但我在这儿。

下午早些时候，我已经去过伍德米尔画廊。画廊占据了离大学不远处的一个改造后的仓库的一半。画廊有高高的、镀锡的天花板和大量的旧管道以及裸露的砖块。画廊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骨瘦如柴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看起来和梅根·普鲁伊特一样傲慢。她的助手二十多岁，似乎是个懒汉，穿同样的黑色衣服，但质量没有那么好。他留着尚未完全成形的山羊胡子，一身烟味。

我先和画廊主人交谈。她很高兴地带我欣赏安吉拉·里斯的画作——她挂出了七幅，仓库里还有更多。但当我开始问问题时，她很快就闭嘴了。她似乎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与我无关。

我从前门离开，开车到画廊后面等着。过了半小时左右，那个懒汉助手走出来抽烟。我走过去，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他说他帮不到我。我给了他二十美元。他还是帮不到我，但语气已经没有那么肯定。我又给了他三十美元，他说他会尽量帮我，但这件事很微妙，他需要点时间。他答应给我打电话。

四点三刻，电话来了。通话不足一分钟。而现在，我在旧法院大楼，考虑是否应该进去，想着我应该对弗兰克·莫雷蒂说什么。

在我做出决定之前，莫雷蒂出现在法院大楼的后门口。他走向自己的车，那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步伐迅速——不是他平时那种慢吞吞的节奏。我看着他钻进车里，把车开出停车场。

他转了个弯，离开我的视线，我不得不做出决定。我跟着他。我可以下次再找他，但我很好奇他这么匆忙要去哪里。他沿着贝拉米大学的边缘向北开，经过橄榄球场和研究生联谊会的一排房子。大学生们在草坪上玩飞盘。他上了都灵路，沿着都灵路穿过居民区，经过哥伦布骑士厅。他经过一家7-11便利店和一家动物医院，向三角洲湖开去。

我们经过一家鱼饵店和一家独木舟出租店，然后我突然在后视镜里看到红蓝相间的闪光灯。听到一辆巡逻车的警笛声。我放慢车速。在我前面的莫雷蒂也这样做了。我拐出公路，进入一家日托中心的马蹄形车道。巡逻车跟在我后面。我关掉皮卡的引擎。

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从巡逻车里爬出来，让警灯继续闪着。他走向我的皮卡时摘掉了太阳镜。我摇下车窗。

“驾驶证和登记证。”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拦下你吗？”

他并不真的指望我回答。所以我没说话。“你转弯的时候没打灯。”他说。

“我在这条路上开了几公里，”我说，“我没拐弯。”

“你刚才拐弯了。”

“那是在我听到警笛之后。”

“先生，你刚才拐弯的时候应该打灯。请下车。”莫雷蒂的车停在日托中心的车道上。

“没必要这样，”我说，“他如果想和我说话，我会很乐意。”

“下车。快点儿。”

我下车。年轻警察叫我把双手放在皮卡的引擎盖上。我照做了。他拍拍我，叫我蹲下，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身后，带着我走向他的巡逻车，让我坐在后排。莫雷蒂从他的黑色轿车里看着这一切。

年轻警察过去和莫雷蒂说话。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想他们只是希望熬一熬我。几分钟后，莫雷蒂走过来，爬进巡逻车，坐到我旁边。

“你在侮辱我。”他说。

他放松地坐着，穿着另一套灰色西装。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前方，双手放在大腿上。

“你觉得自己能跟踪我，这已经够糟糕了，”他说，“但开着一辆满身都贴着你名字的红色皮卡跟踪我——我觉得这是种侮辱。你好像不尊重我。”

“我尊重你，”我说，“我去法院大楼找你，是因为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我想弄清楚这件事。但我不应该跟踪你。”

“你发现的这件事，和嘉娜·弗莱彻有关系吗？”

“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听说这件事之后会高兴吗？”

“可能不会。”

“哦，很好，”他说，“那说出来听听吧。”

“这件事和普鲁伊特的案子有关。”

“普鲁伊特的案子过去了，结束了。”

“这件事和安吉拉·里斯有关。”

莫雷蒂首次转向我。给了我一个好像准备杀人的眼神。“她怎么了？”

“她现在是个艺术家了，”我说，“画画。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她的作品没什么可看的，但她能把画卖掉——通过一家画廊。她挣的钱不多，但足够她生活。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时，想不通谁会买。但她给了我一幅，我看出了点名堂。我可以看出画的魅力。”

“说重点。”

“抱歉。重点是，我很好奇谁买了安吉拉·里斯的画作。我发现市场很窄。她几乎所有的画都是被一个人买走的。一个匿名买家。这个匿名买家就是你。”

莫雷蒂的脸又转到前面，他看着远方。“这就是你想见我的原因？”

“是的。”

“为了告诉我，我买了画？”

“想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这件事意味着些什么。”

“是的。”

“你当然会这么觉得。那么你觉得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有个理论。”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有个理论，”他说，“你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也会有理论。对我阐述一下你的理论吧。”

我试图放松。但很难做到，因为手铐。“好的，”我说，“你在调查凯西·普鲁伊特被害案的时候认识了安吉拉·里斯。”

“没错。”

“安吉拉·里斯很有魅力。她很漂亮，但不止于此。她有种整体的美。”

“这是个好词，”莫雷蒂说，“‘整体’。”

“而且她很能吸引年纪大一些的男人。她和加里·普鲁伊特有过情事。”

“我想我明白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所以你和她建立了关系，”我说，“这没什么不对——她已经过十八岁了。她想画画，所以你决定帮助她。”

“就像甜心老爹。”

“就像艺术资助人。”

“这个词好多了，”莫雷蒂说，“接着讲吧。你跟踪我，大概不只是为了指控我和安吉拉·里斯有情事。你肯定还有别的话要说。”

“的确有。但我不能肯定。”

“不要让自我怀疑阻止你。”

“好吧。拿破仑·沃什伯恩——”

“噢天哪，”莫雷蒂以一种被打败了的语气说，“请不要再对我提起拿破仑·沃什伯恩了。”

“他在加里·普鲁伊特认罪这件事上说谎了。”

“这是你说的。”

“我不知道他是自己决定说谎的，还是有人唆使他这样干的。”

莫雷蒂闭上眼睛。我可以看出他的双肩变得紧绷。“你现在要非常小心了。”他说。

“我一直非常小心。我不相信你会做那样的事。但如果你非常确定普鲁伊特杀了妻子，你可能会经受不住走捷径的诱惑。而你如果和安吉拉·里斯睡过了，那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动机。把加里·普鲁伊特送进监狱，你就摆脱了一个对手。”

车里一片静寂。外面，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背着双手，正在沿着弧形车道踱步。弗兰克·莫雷蒂向后倚在车座靠背上，叹了口气。

“我应该怎么做呢？”

他是对自己说这句话的，以一个走到绝境的人的声音。然后他睁开眼睛，在座位上坐直，对我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再扮演侦探呢？”

“你可以告诉我真相。”我说。

“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我给你的时间，超过你配得到的。我应该怎么做呢？暴力？我应该打断什么东西，才能让你警醒？”

他的声音很平静，眼神还是像往常那样疲惫，但我看到了疲惫之下更坚硬东西的一些痕迹，他正在努力控制那东西。

“你已经让我警醒了。”我说。

“我对这一点不能确定。我如果还年轻，肯定已经开车撞你了，肯定已经把你的肾给打坏了。你的肾被人打坏过吗？”

“还没有。”

“很疼的。有时候会让你尿血。我已经好几年没打过别人的肾了。”他看着窗外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这些年轻的家伙大概想到被打成那样就会晕过去。这一个，泰勒警官，是局里最好的警察之一，但如果你让他处于书本没教过的情境，他会紧张。我让他以尾灯坏了的名义拦你。”

“我的尾灯没坏。”

“我的意思是，他可以打坏一个。但他当然没这样干。他是怎么对你说的？”

“他说我转弯的时候没打灯。”

“我的老天哪，”莫雷蒂说，“我会告诉他再扣押你五分钟，就放你走。我不关心你去哪儿，但如果再看到你跟踪我，我会生气。如果我像你似乎想的那么坏，那么你应该不会希望惹怒我。如果我构陷了加里·普鲁伊特，那么我也可以构陷你。我可以做些证据，证明是你杀了嘉娜·弗莱彻和西蒙·兰尼克。明白吗？”

“明白。”

他伸手抓到门把手，但没有开门。他还有最后一些话要说。

“你想要真相，”他说，“真相就是，安吉拉·里斯是个可爱的姑娘，但被一个最终杀了妻子的浑蛋糟蹋了。如果安吉拉想成为艺术家，那么我希望她能成为艺术家。我可以一直买她的画，这是我个人的事，和任何人无关。她没必要知道。你可以向任何想听的人散布任何关于我的谣言，但如果你告诉安吉拉我在做的事，那你我之间就真的有问题了。会有东西被打断，会有东西流血。你最后待的地方，会比警车的后排座位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