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爵酒陪伴在你左右。

你就着多种东欧食物喝下了它，它一直在你的胃里下沉，所有的东西都在下沉。它在你的大脑中制造出浓浓的雾气，你拖着身体，穿过雾气，爬上了床。但是第二天，当你在下午一点左右醒来时，冰爵酒仍然在那里，而且它不是你记得的它在前一天晚上的那副模样，柔软，雾蒙蒙。它敲打着你的卧室门，要求看你的证件，要求知道你来捷克共和国干什么。当你最终掀开被子站起来的时候，它歪着头笑了笑，用枪托敲打你的头骨。

阿司匹林没用。洗澡没用。咖啡没用。再喝点冰爵酒应该有用，但我拿不准。我没有这种酒，而且我永远都不想再喝了。我想关上门，爬回床上去，通过流汗将它排到体外。

但我强迫自己吃了一碗麦片并查看日历。今天要检查三处房屋。第一处已经被我睡过去了，另外两处我还可以去。但以我现在的状态爬过阁楼，在屋顶上行走是不可取的。我查看了银行账户余额，做了些计算，认为我现在还不错。我可以承担重新安排时间带来的损失。我打电话，花了二十分钟时间向他们道歉。

我的冰爵酒头痛一直持续到下午。我在公寓里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所以我决定带它去兜兜风。我开车出去了。

我开车到了胡马斯顿路上的那座废弃农场，但没在那里停留。我继续前行，在迷宫般的小路上迷路了。我不在乎这些小路通向哪里。我不关心风景。我试着忽略在我脑海中行进的捷克兵团。我试着让思绪游荡，但它不断回到一个主题上：弗兰克·莫雷蒂。

我昨天和他谈话时，或多或少指控他利用拿破仑·沃什伯恩构陷加里·普鲁伊特。他的回答令人费解：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说：“你现在要非常小心了。”一个微妙的警告，随后是更加明确的警告：我应该停止扮演侦探。

我越回想他的反应，就越相信我一定打到了他的某根神经。

不过我还有些疑问。关于莫雷蒂利用沃什伯恩构陷普鲁伊特这个想法，有两件事困扰着我，一个是实际问题，另一个是道德问题。实际问题是普鲁伊特的律师在我和她谈话时提出的。莫雷蒂需要想办法与沃什伯恩取得联系，但监狱里没有莫雷蒂探视沃什伯恩的记录。

但绕过监狱里的那点登记程序能有多难呢？就在昨天，莫雷蒂叫一名年轻巡警无缘无故地拦下我。难道他不能说服监狱的某个警卫向囚犯传递信息吗？或者，如果他真的想要面对面会面，但不把会面记录在案，他不能安排一下吗？

道德问题更为复杂。我昨天告诉莫雷蒂，我尊重他。这是事实。所以我很难接受他要求沃什伯恩撒谎。

但事情也许没有这么黑白分明。

当我沿着那些小路一圈一圈地开车时，我开始看到事情可能的发展情况。莫雷蒂以谋杀妻子的罪名逮捕了加里·普鲁伊特。假设他相信普鲁伊特有罪，但意识到证据还有待完善。于是他找到拿破仑·沃什伯恩。他本可以选择监狱里的其他囚犯，但沃什伯恩被关押在普鲁伊特的隔壁牢房。更重要的是，沃什伯恩曾因偷车被定罪，即将被判刑；如果和莫雷蒂合作意味着刑期缩短，他完全有理由合作。假设莫雷蒂在监狱里有关系，他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些情况。

所以他想办法和沃什伯恩取得联系。但他是否要求沃什伯恩撒谎了？不一定。也许莫雷蒂只想让沃什伯恩尝试接近加里·普鲁伊特，让他谈起他的妻子，看他是否会认罪。也许沃什伯恩是这样尝试的，也许他毫无进展。所以他就撒谎了。他编了一个普鲁伊特认罪的故事。

我想清楚这一切时，已经回到胡马斯顿路。我想，我已经在尊重弗兰克·莫雷蒂的前提下尽了最大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出的情况，使我更容易理解我相信他做过的事。但我不知道这能否说明他无辜。如果我想象的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他从未直接要求沃什伯恩撒谎——但他一定明白，他给了沃什伯恩一个撒谎的强烈动机。除非说普鲁伊特认罪了，否则沃什伯恩不会有任何回报。莫雷蒂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意味着他有不在乎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我又开车经过农场，然后回罗马城，来到城市的南边，来到一条路面未硬化的街道——来到坡·沃什伯恩的房子：煤渣块砌成的台阶、破碎的窗户和烧毁的二楼。我有很多猜测，但我想找到坡，了解真相。这里似乎可以成为起点。

有人在前门上钉了一块写着“禁止擅入”的牌子。我绕到后面，穿过一个四周是杂乱树篱的小院。房子后面也有煤渣块砌成的台阶和一扇刷白的门。另一块“禁止擅入”的牌子。门锁着，但只是简单的弹簧锁，不是死栓锁。你可以用信用卡打开这种锁。我使用了瑞士军刀的刀片。

我向内推开门，走进去，气味猛扑过来。没有什么气味比失火后的房子的气味更让人记忆深刻：不是篝火的干净气味；而是一种化学品的气味，在你的肺部深处蠕动着。我走到厨房，火没有烧到这里，但气味到了这里，还有一种潮湿感。消防员把水抽到二楼的窗户里，水从天花板上流下来。干式墙被撕成碎片，房子的木头骨架露出来。

我站在坡·沃什伯恩扑倒我的地方。他从楼梯上下来，穿过一团灰色的烟雾。他看到我，自然做出一种假设：有人派我来烧他家。

“告诉他我知道了，”沃什伯恩当时对我说，“我收到消息了。叫他不用担心。我不会说的。”

“告诉谁？”我说。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但我想我现在知道了：弗兰克·莫雷蒂。

我无法让自己完全相信莫雷蒂应该对这场火灾负责，但我能明白沃什伯恩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从厨房来到客厅，走到楼梯底部。但这里的那种燃烧过的化学品的气味更重。我控制住想要上楼的冲动。

我往下走。我发现厨房边上有扇门，门后是一组通往地下室的木制台阶。地下的空气比较凉爽，气味也比较淡。水泥地面中间被清理出一个空间，有人在那块地面上铺了垫子，并在垫子上面铺了一条床单。床单上有个枕头，衣服挂在旁边的架子上。

架子旁边有把木椅，椅子上有三样东西：一盒打开的香烟，一个烟灰缸，以及一把手电筒。在椅子旁边，我看到一个塑料冰盒。里面没有冰，只有两瓶长颈瓶啤酒和十来厘米深的温水。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属于一个占房者，一个想办法进来的机会主义者，就和我一样。但我一刻也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一切一定属于坡。

香烟，啤酒，一个睡觉的地方。一个舒适的家所需的一切。

我离开地下室，回到皮卡上。打开收音机。警方应该正在找坡·沃什伯恩，因为他在火灾发生当晚袭击了我。他似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一个他们不会想到要去找他的地方。

我不在乎他袭击我的事。我只想和他谈谈。也许我只需要等待。看上去他好像会回来。否则，他为什么会留下那些东西？

我知道自己可以待在这里，监视这栋房子，但他如果看见我把车停在前面，也许会被吓跑。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根本不会从前面靠近房子。他如果聪明，会把车停在一个街区之外，然后从后院进入房子。我也许永远也等不到他。

确保我不会错过他的唯一方法是将皮卡停在别的地方，然后步行回来。我需要在地下室里等他。我可能要等很久，而且不能保证他会出现。他如果出现了，发现我在他的房子里会很生气；我想我对这一点还是有把握的。

必须想个更好的办法。他如果生气了，肯定不会想说话，而我需要他说话。我关掉收音机，坐在水洗过一样的灰色天空下的皮卡里。想到一个主意。这个主意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但我觉得它可能有效，接着我又觉得它不可能有效，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罗杰·托利弗。

“你昨晚没回我的电话。”他说。

听他的声音，我感觉他快要生气了，但我可能搞错了。

“我是有意的。”我说。

“莫雷蒂警探告诉我，你在跟踪他。”

“只跟踪过一次。”

“你可能不应该这么做。”

“我现在谁也不跟踪了。”我说。

“很好，”托利弗说，“过来找我吧。我们可以谈谈还有哪些事你可能不应该做。”

“什么时候？”我问。

“越快越好。”

“好的。我需要先处理一件事。要不了太久。”

“危险吗？”

“不危险。”

“非法吗？”

“我猜是吧，如果你想死抠法条的话。”

“如果非法，不要做。”

我伸手去拿皮卡副驾驶座上的一支笔。

“不是什么大事，”我说，“我只是想给坡·沃什伯恩留张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