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1906—1978），出生于捷克，求学于奥地利，后加入美国籍，是二十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这里的“定理”是指其最杰出的贡献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我刚大学毕业，拿到一笔奖学金去了英国，到牛津大学学习数理逻辑。在那儿的第一年，我就有机会认识了《推理的美学》的作者、哥德尔[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1906—1978），出生于捷克，求学于奥地利，后加入美国籍，是二十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这里的“定理”是指其最杰出的贡献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定理的哲学延伸的开创者：杰出的阿瑟·塞尔登。更让我意外的是，也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宿命，我和他一起直接见证了一连串让人迷惑的死亡事件。形容这些事件的词语可以是隐秘、微妙甚至抽象，以至于报纸上将它们称作是“无法察觉的犯罪”。也许某一天我会痛下决心，把我了解到的这些事件背后的线索公之于众。但现在，我只能引用塞尔登的一句话：“完美犯罪，不是那些没有被侦破的无头案，而是找错了凶手的案件。”

一九九四年六月，我开始了在牛津大学的第二年，这些事件最后的余响已然平息，一切重归宁静。夏日的白昼漫长，我唯一的指望就是能够追回学习上荒废的时间，因为眼看奖学金答辩日就要到了。我的导师艾米莉·布朗森十分仁慈，原谅了我这几个月的空白，原谅了她那么多次看到我一身网球衣裤，和一个可爱的红发姑娘在一起。她责问我的方式是很英国式的、非直接的，但不容置辩，叫我赶紧在研讨班过后她提出的几个课题里选一个去做。我选了唯一和我秘而不宣的文学爱好沾点边的——虽然也有点远：开发一个程序，以手写文字的片段为基础，去还原该笔画的函数，也就是说，去还原写字过程中手和笔的实时移动。这是她在拓扑对偶定理的启发下构思的一个应用，这个应用仍停留在假设阶段，在她看来是个足够新颖也足够困难的挑战，假如成功的话，可以跟她提议联合发表一篇论文。我很快就做了个相当正确的决定，甚至比我自己预想的更早：我下决心去敲了塞尔登办公室的门。在共同经历那一系列罪案后，我俩之间生出了一种近似于浅浅的友谊的东西，尽管形式上我的导师是艾米莉·布朗森，但我更愿意将我的那些点子在他这里先排演一遍，或许也是因为，在他耐心且总带着些玩性的目光下，我觉得自己可以更自由地冒险提出一些假设，去把黑板涂满，哪怕大错特错——几乎总是这个结果。我们讨论过伯特兰·罗素在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写的导言中埋下的隐晦批评，讨论过本质上的不完备现象中隐藏的数学原因，讨论过博尔赫斯的《皮埃尔·梅纳尔》和从句法出发确定意义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讨论过探寻一种完美的人造语言，讨论过如何用数学公式捕捉偶然性……当时的我刚满二十三岁，自信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难题已经有了自己的解答，虽然它们既天真又自大，但每次我敲响塞尔登的房门，他总是会把自己的纸稿往边上一推，朝椅背上一靠，笑眯眯地听我高谈阔论，随后把某篇论文指给我看，我想到的早就被别人写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驳倒过。维特根斯坦不是有个理论嘛，“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我的情况正相反，想说的实在太多了。

但这次不一样：他觉得这个课题是审慎、有趣的，大可以去攻克一下。不仅如此，他还有些不可思议地说，这个课题甚至和我们讨论过的那些问题都很相似。不管怎样，都是在用一个静止的图像——符号的图形捕捉——去进行可能的重建，推导出一个可能的过去。有了他的赞许，我自然答应下来，在黑板上快速地画了一条任意的弧线，随后又紧贴着它画了一条弧线，这回是比照着慢慢画，希望能和上一条一模一样：

“我想象一个负责模仿的人，他得悬着一颗心，全程控制手腕，试图复制每一个细节，一笔一画，都得跟蚂蚁那么小心。而原版的书写有一定的节奏，更轻快，是另一种运笔。我要做的就是去还原之前那种运动、文字的生成行为，或者至少记录下速度的差别。这和我们讨论过的皮埃尔·梅纳尔类似：按照博尔赫斯的想象，塞万提斯在写作《堂吉诃德》时是有点‘神助’的意味，有偶然性的加持，听从的是内心的冲动和狂喜。而皮埃尔·梅纳尔在重写它时则被规矩和推理所束缚，它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只能龟速进行，这就是逻辑的速度。是的，最终他确实写出了一篇字词一模一样的东西，但这背后的思维活动呢，就完全不同了。”

一时间，塞尔登若有所思，像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又或者是窥见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他写了个名字给我，数学家雷顿·霍华德，说这是他以前的学生，目前在警局科技处工作，负责笔迹鉴定。

“你肯定见过他好几次，他每天四点都会来喝下午茶，虽然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是澳大利亚人，不管夏天冬天都打赤脚，所以你不可能注意不到他。他有点孤僻，但我会给他发封邮件，让你在那儿工作一阵子。有了实际的案例，对你想法的落地想必会有帮助。”

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工程师和科学哲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博学者。1898年，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控犯有叛国罪，导致德雷福斯事件。1904年，庞加莱介入对他的审判，抨击了一些针对德雷福斯的虚假科学证据。 塞尔登的指点一如既往地正确，接下来的那个月，我几小时几小时地泡在警局配给雷顿的那间阁楼上的小办公室里，从他的档案和案件笔记中了解到支票伪造者的伎俩、各种墨水和纸张精妙的化学特点、历史上的假遗嘱案件，以及德雷福斯案中庞加莱[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工程师和科学哲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博学者。1898年，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控犯有叛国罪，导致德雷福斯事件。1904年，庞加莱介入对他的审判，抨击了一些针对德雷福斯的虚假科学证据。]出具的那份奇妙的数学鉴定中的统计学论证。这个夏天，已经待到第二年的我成功借到一辆自行车，在沿着圣阿尔代街骑往警局的路上，我总会和爱丽丝商店的那个女孩打招呼，她习惯在这个时候开门。那店面很小，但亮闪闪的，像个玩具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兔子、钟表、茶壶和红桃王后。还有几次，在警局门口的楼梯上，我碰见了皮特森探长。第一次碰见的时候，我还犹豫着要不要和他打招呼，想着在之前那些案子里，发生了那样的事，他会不会对塞尔登有所不满，继而转嫁到我身上。但还好，他心里似乎没什么疙瘩，老和我开玩笑，还用西班牙语跟我问好。

每次我爬上阁楼，雷顿都已经在那儿了，桌上一把咖啡壶，微微点头算是回应我的招呼。他脸色苍白，雀斑不少，思考的时候喜欢捻他那把又长又红的大胡子。他比我大十五岁左右，像个上了年纪的嬉皮士，又像那些一身破衣烂衫、躺在学院门口看哲学书的骄傲的乞丐。他从不多说一个字，只要我不直接问，他一概不讲；难得开次金口，肯定是深思熟虑了，最后吐出一句干巴巴的话，就像数学里的条件，既充分又必要。我寻思着在他说话前的几秒里，那个字斟句酌的过程得多激烈啊，他把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都比较一番，找到那最为简洁准确的说法，就像一种私下的练习，为的是他无谓的骄傲。而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刚跟他提起我的项目，他就向我展示了局里已经使用多年的一个程序，我预想到的那些点一一被考虑到了：以墨水的浓淡和密度的不同作为速度的参数，字与字之间的空隙则标志着节奏，笔画的倾角作为加速度的梯度……当然，这个程序是通过纯粹的蛮力，以一次次的模拟为基础，采用逐次逼近法来运行的。雷顿见我泄了气，不惜动用了一个整句来鼓励我，说还是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说不定我告诉他的我导师的那个定理能让程序变得更有效呢。我决定听从他的意见。而他一看见我准备认真干活了，就大方地为我打开了魔术箱，甚至让我陪他一起出席了两三次庭审。一到法庭上，面对着法官，雷顿瞬间像是变了一个人——也许是因为他被迫穿上鞋了：他的发言快速而精彩，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细节，既严密又不留情面。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因为崇拜之情，我偶尔评论了几句，但他立刻又回到之前多说一个字都烦的状态，就像又一次把门从里边锁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跟他一起待在办公室里时，我也习惯不说话了。唯一让我不能平静的是，他一开始冥想，或者忘我地研究起某个公式，就常常把脚丫举上来，把腿跷到桌子上。于是我就会像老派侦探小说，比如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从他脚底辨识出牛津郡的各种泥土和苔藓——很不幸，同时还有味道。

月末的某一天，下午四点，我又在数学研究所的咖啡馆里碰见了塞尔登。他邀请我坐过去，问我在雷顿那儿怎么样。我有些沮丧地告诉他，我构想的程序他们早就有了，只能指望如何能稍加改进了。塞尔登把杯子举到一半，定了几秒钟，似乎我的话里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的兴趣，反正那表情肯定不是我业已习惯的失望。

“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了一个类似的程序？你会使用吗？”

我好奇地看着他：塞尔登一直是个理论逻辑学家，我想象不出他会对哪个具体程序感兴趣，操作层面又不会有多少新意。

“我整整一个月都在研究那个程序，翻来覆去，何止是会使用，我还可以把代码背给你听。”

塞尔登又喝了口咖啡，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不敢说，或是脑子里有个最后的障碍无法清除。

“但肯定只有内部人员才能使用那个系统，而且每次使用都会有记录吧。”

我耸了耸肩。

“我不这么认为：我在研究所里就有一份拷贝，而且在地下室的电脑上运行过好几次。至于保密什么的……”我跟他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不知道：毕竟也没有人让我向女王宣誓嘛。”

塞尔登笑了，轻轻点了点头。

“那你说不定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他往前坐了坐，放低了声音，“听说过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吗？”

我摇了摇头。

“这样吧，”他说，“今晚七点半，你到默顿学院来。我想向你介绍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