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猜谜，我这儿就有一个给你猜：把化学课本翻译成希腊文犯法吗？

或者换个说法。如果有人未经授权进行试验，由此彻底摧毁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原子能发电站，另有一人供认自己曾经从旁协助，后者又算不算罪犯呢？

当然，上述问题都是随时间推移逐渐发展出来的。我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原子能发电站——它被抽干了。我的意思真的是说抽干了。我不知道电站的可裂变燃料有多少——然而仅仅两个微秒闪过，它就全部裂变了。

没有爆炸。没有强度超常的伽马射线。只不过是整个结构里的所有活动部件全部熔融，整座主楼略微发烫，方圆两英里的大气稍显暖和。就只是一座无用的死楼，后来花了一亿美元替换。

事发时间大约是凌晨3点，他们在中央能源室发现了埃尔默·泰伍德，就他自己。二十四小时紧锣密鼓的调查，其成果几句话就能总结完毕。

1.埃尔默·泰伍德·哲学博士、理学博士、某某会会士、荣誉某某，年轻时曾参加最初的曼哈顿计划，如今是核物理学的正教授——并非非法闯入者。他有A类通行证——无限制。然而找不到任何记录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正好在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里。一张带滚轮的桌子上摆着设备，找不到申请制造的记录。设备同样被熔成了一团——不算太烫，手还能摸。

2.埃尔默·泰伍德死了。他躺在桌旁，脸充血，几乎变成了黑色。未探测到辐射效应。未发现任何外力的痕迹。医生说是中风。

3.在埃尔默·泰伍德的办公室，保险柜里发现了两样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二十张大号的书写纸，写的似乎是数学；一本装订成册的对开本，写满外语，后来发现是希腊文，经翻译又发现其主题是化学。

这一团乱麻被层层封口，保密的氛围做到了极致，但凡跟它沾上边，那就死定了。死定了，只有这个词才能形容。调查期间有二十七个男男女女来过电站，包括国防部长、科学部长，还有两三个人地位超级高，公众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当晚去过电站的人，包括辨认泰伍德身份的物理学家、检查他身体情况的医生，全都离开了工作岗位，相当于被软禁在家。

从来没有哪家报社搞到过这个故事。没人听说任何内幕消息。只有国会的几位议员知道一部分情况。

自然要如此！能从相当于五十到一百磅的钚里吸干所有可用能量，同时还不引发爆炸，无论这是哪个人、哪个团体或国家的手笔，对方都已把美国的工业和国防牢牢攥在了手心里，打个哈欠的工夫就能让一亿六千万人的生命之光永远熄灭。

是泰伍德干的吗？或者是泰伍德与其他人同谋？又或者仅仅是其他人，泰伍德受了利用？

我的工作？我是诱饵，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成是“负责人”。总得有人守在大学，问一问跟泰伍德有关的问题，他毕竟是失踪了。可能是失忆，可能是被抢劫，可能是被绑架，可能是遭遇谋杀，可能是离家出走，可能是精神错乱，还可能是意外事故——够我忙个五年，看遍人们的臭脸，同时也许能转移大家的注意。不必说，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

不过据我想来，起初我并未掌握全部情况。我不属于刚刚提到的二十七个人，不过我的老板位列其中。当然我也知道一些情况——够我下手了。

约翰·凯泽教授同样是搞物理的。我没有一开始就去找他。首先有很多例行公事的步骤，我必须尽可能认真地完成。很没有意义，但很有必要。不过现在我终于来到了凯泽的办公室。

教授们的办公室总是与众不同。每天早上8点，某个疲惫的清洁女工蹒跚着进出办公室打扫一番，此外再不会有人清扫除尘，而教授们反正也不会留意灰尘这种东西。书很多，但不怎么规整。距离办公桌最近的那部分书经常用到——讲义就是从里头抄的。剩下的书坐在桌前伸手够不到，都是学生借阅后随手放的。另外还有专业期刊，乍一看似乎很廉价，其实贵得要命，它们在办公室里干等着，也许哪天会有人来读。桌上有很多纸，其中一些被随手写了东西。

凯泽是个老头子——跟泰伍德是一代人，鼻子较大且颜色挺红，抽的是烟斗。他眼睛里有一种不带掠夺性的随和神情，搞学术的人通常如此——也许因为这类工作正好吸引这类人，也可能是这类工作把人塑造成了这个样子。

我问：“泰伍德教授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物理学研究。”

这类答案我根本不往心里去，早几年我会气疯的，现在我只是说：“这我们知道，教授。我想了解的是细节。”

他挺包容地朝我眨眨眼：“我敢说细节是帮不上什么忙的，除非你本人也研究物理学。有必要吗——眼下这种情形？”

“也许没必要。但他不见了。如果他遭遇了任何——”我做了个手势，还故意做出扭抱的动作，“不测，那么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除非他很富有，而犯罪动机是钱。”

凯泽干巴巴地笑了几声：“大学教授从来不会富有的。我们兜售的商品并不被人重视，毕竟供应量实在很大。”

这句话我也同样不予理会，因为我知道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成绩是“优秀”——“优秀”二字翻译成了拉丁语，免得大学校长不认识——而且我这辈子从没参加过美式足球比赛。但光看外表则恰恰相反。

我说：“那么需要考虑的就剩下他的工作了。”

“你是指间谍行为？国际阴谋？”

“有什么不可能？过去也发生过！他毕竟是核物理学家，不是吗？”

“是。但还有其他人也是。我也是。”

“啊，不过也许他知道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东西。”

他下巴的肌肉收紧了。被人打个措手不及的时候，教授的表现也跟普通人没两样。他僵硬地说：“我也许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泰伍德发表的论文包括液体黏度对瑞利线翼部的影响、高轨道场方程、两个核子的自旋轨道耦合，不过他主要的工作是关于四极矩。我在这些问题上都很有心得。”

“他现在就正在研究四极矩吗？”我努力保持镇定，我觉得我成功了。

“对——算是吧。”他差点儿要嗤笑出来，“他可能终于要来到试验阶段了。他自己有一个特殊的理论，这辈子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推算这理论的数学结果。”

“类似这个。”我把一张大号书写纸扔给他。

那是从泰伍德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找到的其中一张纸。当然了，那叠纸很可能毫无意义，因为教授保险柜里的东西经常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本该把某样东西放进抽屉里，结果抽屉里塞满了还没改的卷子，于是教授们一时不凑手，就把东西往保险柜里塞。保险柜里的东西当然是从来不会往外拿的。就拿泰伍德的保险柜来说，我们发现了几个灰扑扑的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泛黄的晶体，上面的标签几乎无法辨认；又有一些标记为“内部资料”的油印小册子，日期一路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一本很旧的大学年鉴和一些信件，讨论请他去担任美国电力公司研发主任的事，日期是十年前。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用希腊文书写的化学。

大号书写纸也在保险柜里。像大学文凭一样卷起来，用橡皮筋固定，上头既没有标签，也没有描述内容的标题。大概二十张，张张满是墨迹，全是细致的小字——

我拿着其中的一张。据我推测，世上任何一个人手头都没有超过一张大号书写纸。而且我敢说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谁要是弄丢了自己手头的那张纸，政府会确保此人尽可能在同一时间丢掉自己的小命。

于是我把那张纸扔给凯泽，就好像它不过是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什么东西。

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又看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的目光从纸的顶端移动到底部，接着又跳回顶端。

“我不知道这是讲什么的。”他说出那几个字，仿佛它们在他嘴里留下了酸味。

我没说话，只是把纸折起来，塞回夹克的内兜。

凯泽赌气似的说：“这是你们门外汉常犯的错误，你们以为科学家看一眼方程式就能说‘啊，对——’，然后就此写出一本书来。其实数学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它只不过是一组任意的代码，编出来描述物理上的观察或者哲学上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特需要去调整它。就比如符号，谁也没办法看见一个符号就确定它的含义。迄今为止，科学已经用光了字母表里的所有字母，大写、小写、斜体，每个都象征许多不同的东西。他们用过了粗体字、哥特式字体、希腊字母，大写小写都用过了，还有下标、上标、星号甚至希伯来字母。不同的科学家用不同的符号表达同一个概念，又用同一个符号表达不同的概念。所以如果你拿这么一张前后不搭的纸给人看，研究的主题和使用的符号学一概不提，任何人都绝对没办法把它看明白的。”

我打断他：“不过你说他在研究四极矩。用四极矩来理解它能说得通吗？”我边说边敲敲胸口。过去的两天里这张大纸一直放在那儿，简直要在我的夹克上慢慢烧出一个洞来。

“说不好。涉及四极矩的常规方程我一个也没看见。至少我一个也没认出来。不过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对此下定论的。”

短暂的沉默，然后他说：“要我说吧，你干吗不找他的学生核实？”

我挑眉道：“你是说去他教课的班上？”

他似乎有些恼火：“老天爷，当然不是。他的研究生！他的在读博士生！他们一直跟着他做研究。他们最了解他的研究细节，肯定比我或者系里的其他人都清楚。”

“倒也是个办法。”我挺随意地说。确实是个办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自己肯定想不到这招。我猜也正常，大家自然会以为随便哪个教授肯定都比学生知道得多。

我起身准备离开，凯泽抓住一侧翻领。“另外，”他说，“我觉得你找错了方向。这话我只私下跟你透露，你明白，要不是情况特殊我也不开这个口，不过泰伍德在同行间的评价并不太高。哦，教书他是够资格的，这我愿意承认，不过他的研究论文从来难以叫人敬重。他一直有一种倾向，毫无实验证据就连猜带蒙地构建理论。你手头那张纸多半也是这类东西。谁也不会为了它跑去……呃，绑架他的。”

“是吗？明白了。那么关于他为什么不见了，或者他去了哪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具体的，”他噘了噘嘴说，“但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不好。两年前他中过风，一学期没来上课，那之后一直没有彻底恢复。他左半边身体偏瘫了一段时间，至今走路还一瘸一拐。再来一次中风就会要了他的命。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么你觉得他已经死了？”

“并非不可能。”

“尸体又在哪儿呢？”

“嗯，瞧你这话——依我看那就是你的工作了。”

的确如此，我告辞了。

我挨个跟泰伍德的四个研究生会谈，地点就在被称作“研究实验室”的混乱空间里。这类学生研究实验室通常有两个被看好的学生在里头工作，而这两人会形成流动人口，因为每隔一年左右他们就会交替被其他人取代。

由于这个原因，实验室的设备堆得层层叠叠。长凳上放的是目前正在使用的设备，三四个最趁手的抽屉里装着可能会用到的替换品或者补充品。在位置较远的抽屉里、在高到天花板的架子上、在各种犄角旮旯，则堆放着过去无数代学生褪色的遗留物——各种鸡零狗碎，从未使用，也从未清理。事实上，有人宣称从来没有哪个研究生完全了解自己实验室里的所有东西。

泰伍德的四个研究生全都忧心忡忡。不过其中三人主要是担心自己的状况。也就是说，担心泰伍德不在，自己研究的“问题”的进展会受到影响。我让这三人走了——希望如今他们都拿到学位了吧——然后我叫回了第四个人。

四个人里就数他最憔悴，也最不愿意交流——在我看来这类迹象表明有戏。

他全身僵硬地坐在书桌右边的直背椅里，我则放松身体靠坐在一张嘎吱响的老式转椅里，还推开了遮住前额的帽子。他名叫埃德温·豪，后来他是拿到了学位的。对此我确定无疑，因为如今他已经是科学部的大人物了。

我说：“你跟其他几个小伙子干的是一样的活儿，我猜？”

“都跟核能有关，可以这么说。”

“但并不完全一样？”

他慢吞吞地摇头：“我们采取的角度不同。搞的研究必须轮廓清晰，否则没法发表。我们总得拿学位啊。”

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你我可能会说“我们总得挣钱糊口啊”。说起来，也许对他们来说二者本来也没区别。

我说：“好吧。你的是什么角度？”

他说：“我负责数学。我的意思是，我跟泰伍德教授一起搞数学。”

“哪种数学？”

他微微笑了笑，营造出当天早上我从凯泽教授身上留意到的那种氛围，就是“你真以为我能把我所有深邃的思想全部解释给你这个小笨蛋听吗？”的那种氛围。

不过他嘴里说的只不过是：“要解释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我来帮你，”我说，“是类似这种东西吗？”说着我把那张大号书写纸扔给他。

他压根儿没有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只是一把抓过去，还发出一声尖细的哀号：“你从哪儿弄来的？”

“泰伍德的保险柜。”

“剩下的也在你手里？”

“在安全的地方。”我含糊其词。

他稍微放松下来——只一点点：“你没拿给其他人看吧，啊？”

“我给凯泽教授看过了。”

豪用下嘴唇和门牙发出一个不礼貌的声音：“那个蠢材。他怎么说？”

我把双手的手掌翻过来朝上，豪见了哈哈大笑。然后他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嗯，我做的就是这种东西。”

“到底是什么？用我能理解的方式说来听听。”

他明显迟疑了。他说：“我说，听着，这是要保密的东西。就连老爹的其他学生对它也一无所知。我甚至不认为我知道它的全貌。我弄它不仅仅是为了拿学位，你明白。它是泰伍德老爹的诺贝尔奖，我能用它搞到加州理工助理教授的位置。我们得先发表，然后才能谈它。”

而我缓缓摇头，并且把声音放轻柔：“不对，小子。你弄反了。你得先谈它，然后才说得上发表，因为泰伍德失踪了，也许死了，也许没有。而如果他死了，就有可能是谋杀。而一旦局里怀疑到谋杀，谁都得开口。喏，要是你想瞒下什么秘密，孩子，看起来可对你不利啊。”

这话奏效了。我知道会奏效的，因为大家都读谋杀悬疑小说，都知道小说里的陈词滥调。他从椅子里跳起来，噼里啪啦说了一通话，就好像面前有剧本照着念的一样。

“怎么可能？”他说，“你总不会怀疑我能做出……做出这种事？怎么……怎么，我的事业……”

我把他推回椅子里，他前额上已经开始冒汗。我念出下一句台词：“我并不怀疑任何人做了任何事，目前还没有。只要你老实说，你就不会惹上任何麻烦，伙计。”

他已经准备好开口了：“听着，这一切都得严格保密。”

可怜的家伙。他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严格”。从那一刻开始，他再也没有一秒钟离开过政府特工的视线，直到政府决定用一个“？”作为最后的论断，把整个案子掩盖掉。（我没开玩笑。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案子既非在查也非结案，就只是一个“？”。）

他有些犹疑：“你知道时间旅行是什么吧，我猜？”

我当然知道时间旅行。我最大的孩子十二岁，他常听下午的视频节目，通过耳朵和眼睛吸收一大堆胡说八道，整个人肉眼可见地膨胀了。

我说：“时间旅行怎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能做到。其实也不算时间旅行，只应该管它叫‘微时间转化’——”

我差点儿控制不住发起火来。事实上我觉得自己确实没压住火。事情似乎一目了然，这小屁孩想糊弄我，而且手法还不怎么隐蔽。人家看我的样子以为我蠢，这我早就习惯了，但我还没蠢到那种地步。

我从喉咙深处发声：“你是准备跟我说，泰伍德正在某个时间点上——就好像时间独行侠埃斯·罗格斯？”（这是我儿子最喜欢的节目——本周埃斯·罗格斯正单枪匹马阻止进犯的成吉思汗。）

不过他满脸厌恶，多半跟我脸上的厌恶旗鼓相当。“不是，”他吼道，“我不知道老爹在哪儿。你倒是好好听我说呀——我说的是‘微时间转化’。喏，不是视频节目，也不是魔法，它恰好是科学。举个例子，你知道质能守恒吧，我猜？”

我气哼哼地点头。自从倒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岛，谁都知道质能守恒。

“那就好，”他继续往下说，“很好的开始。现在来看看，假如你手头有一团腐殖质，并对其施加时间转化——你知道，就是把它送回过去——事实上你就是在你把它送回去的那个时间点上创造了物质。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使用一定量的能量，与你创造的物质等价的能量。换句话说，要把一克——或者一盎司的物质送回过去，你就必须完全分解一盎司的物质，借此提供所需的能量。”

“嗯——”我说，“那是为了在过去创造一盎司的物质。但你把一盎司的物质从现在移除，难道不是摧毁了一盎司的物质吗？这难道不会创造等量的能量？”

他满脸恼怒，活像是一屁股坐在大黄蜂身上的研究员——而且大黄蜂还没死透。看来外行人是不应当质疑科学家的。

他说：“我这是简化的说法，方便你理解。事实上很复杂。要是能用物质消失的能量来使它出现，那可就太好了，但相信我，这样只会原地绕圈。熵的规则会禁止事情这样发生。更严谨地说，克服时间惯性需要能量，结果呢，我们发现为了将以克为单位的物质送回过去，所需的以尔格为单位的能量正好等于物质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光速以厘米每秒为单位。这恰好是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其中的数学我可以算给你看，你知道？”

“我知道，”我挥挥手，把他错付的热情挡回去一部分，“不过这一切已经通过实验验证了吗？或者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很显然，现在的关键就是要让他继续说下去。

他眼里闪现出古怪的光芒，听说只要有人要求研究生讲讲自己的研究课题，每个研究生都会如此。他愿意跟任何人谈论自己的课题，哪怕对方是个“愚蠢的警察”——眼下倒是方便了我。

“你瞧，”他的口气活像是搞不正当生意的人，此刻正预备给你透几句内幕消息，“整件事都是从中微子开始的。三十年代末他们就开始找中微子，一直没成功。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的亚原子粒子，其质量甚至比电子还要小。自然想发现它的踪迹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它也一直没被发现。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找，因为我们必须假设中微子存在，否则某些核反应的能量没法平衡。泰伍德老爹在二十年前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有一部分能量以物质的形式消失在了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就开始研究——或者说他开始研究——我是他带着处理这一问题的第一个学生。

“很显然，我们必须拿极少量的物质进行实验，然后……好吧，完全是老爹灵光闪现，他想到利用微量的人工放射性同位素。这东西你可以用计数器追踪其活度，你知道，所以只用几微克就行。活度随时间的变化应当遵循一条非常确定且简单的法则，从来不受任何已知的实验条件影响。

“那好，就比方说我们要把一个微粒送回十五分钟前，就在我们动手之前的十五分钟——一切都是安排好了自动进行的，你瞧——计数器突然一跃，跳到了本该有的数值的将近两倍，之后它以正常的方式下降，然后又在把物质送回的那一刻急剧下降，跌落到了本该有的正常数值以下。材料在时间里跟自己重叠了，你瞧，在十五分钟里我们的计数器显示出来有两倍的材料——”

我打断他：“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让相同的原子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地方。”

“对，”他略有些惊讶，“为什么不呢？所以我们才要用到这么多能量——等于是创造了这些原子。”然后他一口气往下讲：“现在我来告诉你我的工作具体是什么。如果你把材料送回十五分钟前，它似乎会被送回相对地球而言的同一个位置，尽管在十五分钟里，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了一万六千英里，而太阳本身移动的距离还更多，诸如此类。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微小的不一致，我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存在一种摩擦效应——咱们姑且这么称呼它好了——由于这一效应，物质确实会稍微飘移，改变其与地球的相对位置，飘移的距离取决于回到过去的时间的长短，还有材料的性质。其次，有一些不一致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回到过去的旅程本身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此话怎讲？”我问。

“我的意思是说，一部分的放射性在转化期间是均匀分布的，就好像测试材料在返回过去的过程中在以一个常量起反应。据我得出的数字显示——嗯，这么说吧，如果你要回到过去，那么每往回一百年你就会衰老一天。或者换个说法，如果有一个时间刻度盘记录‘时光机’之外的时间，那么当时间刻度往回走一百年，你自己的手表则会前进二十四小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常数，因为光速就是一个普遍的常数。总之呢，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个。”

我花了几分钟消化这一切，然后我问：“你们实验所需的能量是从哪里搞到的？”

“他们从电站接了一根特殊的电缆线出来。老爹在那边是个大人物，他跟那边谈妥的。”

“嗯。你们送回过去的材料中最重的是多少？”

“噢——”他的眼珠子往上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往过去送了百分之一毫克。也就是十微克。”

“试过把东西送去未来吗？”

“那是不会成功的，”他立刻回答道，“不可能。你没法那样改变符号，因为所需的能量会大于无穷。这个命题是单向的。”

我使劲瞪着自己的手指甲：“如果你们裂变大约……嗯，就说一百磅的钚吧，得到的能量能把多少材料送回过去？”这话问的，我暗想，底牌都快漏光了。

答案来得很快。“钚裂变的时候，”他说，“转化成能量的质量不超过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所以如果完全消耗一百磅的钚，就能把一到两磅的东西送回过去。”

“就这么点儿？不过你们能处理这么多能量吗？我的意思是，一百磅的钚能制造不小的爆炸了。”

“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有点儿傲慢，“这么多的能量，如果你一次只释放一点点，那是能控制的。如果你一次性释放全部能量，但是使用能量的速度跟释放能量的速度一样快，那你仍然能控制。把材料送回过去的时候，能量的使用速度非常快，就连裂变释放能量的速度也比不上。至少理论上如此。”

“但你们是怎么把能量消耗掉的？”

“自然是散布到时间里了。不消说，这么一来呢，传送材料的最低时间限制就取决于材料的质量了。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量密度很可能过高。”

“好吧，孩子，”我说，“我现在就联系总部，他们会派人来送你回家。你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可是——为什么呢？”

“不会很久的。”

确实也没太久——而且事后还给了他补偿。

那晚我在总部度过。我们在总部有个图书馆——非常特别的图书馆。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有两三个特工一大早就静悄悄地溜进了大学的化学与物理图书馆。干这种事他们是专家。他们找出泰伍德这辈子在所有期刊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页都拍下来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惊动，一切如常。

另有其他人翻找杂志档案和书单，最后总部就有了这座图书馆，泰伍德的整个“王国”悉数呈现于此。而且做这件事也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它不过就是我们采取的一部分措施。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我们做事真的非常彻底，由此可见一斑。

我把图书馆翻了个遍。科学论文我没看，因为我知道里头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不过二十年前泰伍德曾为一家杂志社写过一个系列的文章，那些文章我都读了。能找到的私人信件我也通通没放过。

之后我就坐在原地思考——而且把自己吓坏了。

凌晨4点左右我才上床睡觉，做了好些噩梦。

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9点钟就来到了老板的私人办公室。

老板身材魁梧，一头铁灰色的头发极平整地贴在脑袋上。他不抽烟，但办公桌上总留着一匣子雪茄。每回想沉默几秒钟时，他就拿出一根雪茄摆弄片刻，嗅嗅气味，然后就把它正正塞到嘴巴中间，极细心地点燃。到了那时候，他要么已经有话可说，要么已经什么都不必说了。之后他就放下雪茄，任它燃成灰烬。

大概每三周他就要耗光一匣子，每年圣诞，他拆开的礼物包装纸里有一半都是一匣一匣的雪茄。

不过他现在并没有伸手去拿烟。他只是把两只硕大的拳头叠放在桌面上，又从紧锁的眉头底下看着我：“什么情况？”

我跟他说了，语速很慢，因为微时间转化这种东西任谁也难消化，你管它叫时间旅行的时候尤其如此，而我正是这么叫的。他只问了一次我是不是疯了，正好说明情况有多严重。

然后我说完了，我俩就面面相觑。

他说：“所以你认为他试图把某样东西送回过去——某样大概一两磅重的东西——并因此搞垮了整座电站？”

“合情合理。”我说。

我随他自己琢磨了一会儿。他在思考，而我希望他继续思考。如果可能，我希望他自己想到我想到的那件事，免得由我来告诉他——

因为这事不能不说，可我真不愿意说——

首先是因为它太疯狂了，然后还因为它太可怕了。

于是我保持沉默，而他继续思考。偶尔他的一些想法也会显露在脸上。

过了一会儿他说：“假设那个学生，豪，说了实话——对了，你最好检查他的笔记本，希望你已经扣下来了——”

“那层楼的整个侧翼现在都是禁区。笔记本在爱德华兹手里。”

他继续说道：“那好。假设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们了，为什么泰伍德要从不到一毫克一跃跳到一磅？”

他的目光落下来，眼神冷硬：“现在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时间旅行这个角度，我想对你来说它是关键点，你认为涉及的能量只是附带的结果——纯粹是附属品。”

“是的，长官，”我很认真，“我的看法正是如此。”

“你有没有考虑过或许你想错了？或许你把事情想反了？”

“我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喏，你瞧。你说你读了很多跟泰伍德有关的东西。好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群科学家强烈反对原子弹，希望建立包含整个地球的世界国，泰伍德是其中之一。这你知道的，对吧？”

我点点头。

“他怀有一种内疚情结，”老板振振有词，“他帮忙造出了原子弹，结果想到自己干了什么就夜不能寐。他带着这种恐惧生活了好些年。虽说核弹最终没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使用，但那种日复一日的不确定感，你能想象吗？直到‘六五协议’达成最终妥协，那之前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在等着别人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你能想象他的灵魂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顿和恐怖吗？

“最后一次大战期间，我们对泰伍德和其他几个同他一样的人做过完整的精神状态分析。你可知道？”

“不知道。”

“是真的。当然，‘六五协议’以后我们就放松了，因为当时对原子能建立起了全球统一管控，所有国家的原子弹库存全部报废，全球各势力范围之间也建立了科研上的联系，所以科学家心里的伦理冲突大部分都消除了。

“但当初精神状况分析的结果很不乐观。在1964年，泰伍德潜意识里对原子能的整个概念怀有一种病态的仇恨。他开始犯错，很重大的错误。最终我们被迫把他撤下来，什么研究也不让他碰了。另外还有几个人也一样，尽管当时情况危急，我们非常需要他们。那时候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地方，也许你还记得。”

那时候我正好就在那里，所以当然记得。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现在想想看，”他接着说道，“万一那种态度的残渣一直埋藏在泰伍德心里，直到最后？你难道看不出来，时间旅行是一把双刃剑？再说为什么要把一磅重的东西扔回过去？就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当他把一毫克的一小部分送回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自己。对诺贝尔奖已经够了，我猜。

“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法用一毫克的物质做到，用一磅的物质却可以，那就是耗干一座核电站。所以他的目标肯定就是这个。他发现了一个办法可以消耗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把八十磅的泥土送回过去，他就能消除掉世上现存的所有钚，无限期地终结原子能。”

我根本无动于衷，不过我努力不要表现得太明显。我只是说：“你觉得他竟然以为这一招还能故技重施？”

“这一切分析的基础在于他这人不正常。我怎么知道他想象自己能做到什么？再说了，他背后也可能还有别人——那些人搞科学不如他，但脑子更好使——说不定他们早准备好要接手做下去。”

“我们找到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了吗？有证据表明这些人存在吗？”

片刻的等待，他把手伸向雪茄匣子。他盯着雪茄，把它颠来倒去。只需再等一小会儿。我有耐心。

然后他果断放下雪茄，没有点火。

他说：“没有。”

他看着我，一眼把我看穿：“那么你仍然不愿意接受我的解释？”

我耸耸肩：“这个嘛——听起来不对劲。”

“你有自己的看法？”

“有。但我简直不愿意谈起它。如果我说错了，我就是有史以来错得最厉害的人；但如果我说对了，我就是最对的。”

“你说。”他把一只手伸到办公桌底面。

那里有一个放线装置。他的办公室有装甲保护，能隔音，还能抵御除核爆炸之外的所有辐射。而当那个小小的信号出现在他的秘书桌上时，哪怕美国总统也没法打扰我们。

我背靠椅背说：“头儿，你会不会正好记得你是怎么遇见你妻子的？是一件小事吗？”

他肯定觉得这问题来得莫名其妙，不然他还能怎么想？但现在他把主导权交给了我。大概他有他自己的道理，我猜。

于是他只笑笑：“我打了个喷嚏，她转身看我。那是在一个街角。”

“是什么原因让你在那一刻出现在那个街角？她又是为什么去的？你还记得你打喷嚏的确切原因吗？你在哪里着的凉？或者那粒害你打喷嚏的灰尘来自哪里？想想看，你和你妻子要相遇，有多少因素必须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在恰到好处的地点交织在一起。”

“我猜就算当时没遇上，我们也会在另外一个时刻相遇。”

“但这你是没法确切知道的。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没有遇见谁，就因为有一次你本来会转身，结果没有转身；因为有一次你本来可能迟到，结果没有迟到。每时每刻你的生命都在分岔，而你几乎是随机地走上其中一条岔路，其他的所有人也都一样。从二十年前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岔路之间的间隔也越来越远。

“你打了个喷嚏，于是遇到了一个姑娘，而没有遇到另一个。因为这个喷嚏，你又做了某些决定，那姑娘也做了某些决定，还有那个你没有遇到的姑娘也一样，乃至遇到那姑娘的男人，还有你们几个在那之后遇到的所有人。你的家庭、她的家庭、他们的家庭——还有你们的孩子。

“就因为你二十年前打了一个喷嚏，五个人，或者五十个、五百个人，他们本来可能会活着的，结果却死了；也可能本来会死的，结果现在还活着。把它再往回推两百年、两千年，一个喷嚏——哪怕只是一个历史上从没有人听说过的小人物——都有可能意味着如今活着的人全都不会活着了。”

老板揉揉后脑勺儿：“扩大的涟漪。我曾经读过一则故事——”

“我也读过。这不是什么新鲜点子——但我希望你想想这个，因为我想读一篇文章给你听，是埃尔默·泰伍德教授二十年前发表在杂志上的。刚好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之前。”

胶卷的拷贝就在我兜里，而办公室的白墙正适合当屏幕，它本来也是用来做这个的。老板准备转身，但我挥手阻止他。

“不，长官，”我说，“我想由我来读。我想让你听着。”

他坐在椅子里放松后背。

“文章的标题，”我说，“是《人类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别忘了，它的写作时间是在大战前不久，当时联合国终于宣告失败，大家的怨愤和失望情绪正好达到顶点。我准备读的是从文章第一部分节选出来的。下面开始。

“‘……人类尽管拥有了完美的技术，却未能解决当今最大的社会学问题，然而这才只是这一种族经历的第二个大悲剧。第一个大悲剧，或许也是更严重的悲剧，则在于这些社会学的大问题曾经是解决过的；然而解决的方案并非一劳永逸，因为我们如今拥有的完美技术在当时并不存在。

“‘这是一个二选一的命题，有黄油就没有面包，或者有面包就没有黄油，永远无法同时拥有……

“‘想想古希腊世界，我们的哲学、数学、伦理学、艺术、文学——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文化——全部发端于此……在伯里克利的时代，希腊就好像我们当今世界的缩影，它同样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代化大杂烩，充满了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然后罗马来了，它采纳了希腊的文化，不过赋予了和平并将其强制推行。没错，罗马的和平仅仅持续了两百年，但自那时起，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时代……

“‘在罗马的时代，战争被废除。民族主义不复存在。罗马的公民是整个帝国的公民。塔尔苏斯的保罗和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都是罗马公民。西班牙人、北非人、伊利里亚人全都曾穿上代表罗马的紫色。奴隶制是存在的，但那是一种不加区分的奴隶制，作为惩罚强加给一部分人，他们因经济上的失败付出这一代价，或者因战争中的运气承受这一命运。谁也不是生而为奴——不会因为他皮肤的颜色或出生的地点一生下来就是奴隶。

“‘还有彻底的宗教宽容。如果说早期对待基督徒的态度有所例外，那也是因为基督徒自己拒绝接受宗教宽容之原则；因为他们坚称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真理——这一原则为文明的罗马人所不齿……

“‘于是整个西方的文化都处在单一的城邦政治下，也没有了宗教与国家的专一主义和排他主义毒瘤，同时又存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可为什么人类却无法保有自己的成就？

“‘这是因为，从技术的角度讲，古希腊一直是落后的。由于缺少机械文明，闲暇的代价，也就是说文明与文化的代价，太高了，少数人的闲暇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被奴役。因为文明找不到一个办法，可以将舒适与安逸带给所有的人。

“‘于是乎，被压迫的阶层便转向另一个世界，转向那些唾弃世俗物质利益的宗教——于是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都不再可能。不仅如此，当初期希腊主义的动力开始衰减，帝国却缺乏技术力量来击退蛮族的进攻。事实上，直到公元1500年以后，战争才充分成为一个国家工业资源的一种功能，使得定居的人们能轻松战胜部落民和游牧民……

“‘那么想象一下，假如通过某种方法，让古希腊人稍微学到一点点现代的化学与物理学。想象一下，如果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同时，其科学、技术与工业也在同步发展。想象这样一个帝国，机械取代了奴隶，所有人都能分享到这世上财物的可观份额；军团成为装甲纵队，任何蛮族都无法抵挡。想象这样一个帝国扩展到整个世界，不带任何宗教的或民族的偏见。

“‘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帝国——人人皆兄弟——最终人人皆自由……

“‘假如历史能够改变。假如那第一次的大失败能够被阻止——’”

我停在这里。

“所以呢？”老板问。

“所以，”我说，“所有这一切，我觉得不难跟我们发现的事实联系起来：泰伍德急于把某些东西送回过去，以至于毁了整座核电站；同时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我们发现了翻译成希腊文的化学教科书的某些章节。”

他开始思考，并且变了脸色。

他的语气沉甸甸的：“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是吗？”

“我知道。但泰伍德的学生告诉我，回到一个世纪之前要花一天的时间。假设目标区域是古希腊，那就是二十个世纪之前，所以是二十天。”

“但是能阻止它吗？”

“我可不知道。也许泰伍德知道，但他死了。”

这整件事的严重性扑面而来，甚至比前一天晚上的打击更深——

整个人类都等于被判了死刑。这或许只是一个可怕的抽象概念，然而有一件事将抽象压缩成了令人完全无法忍受的现实：我也会死，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会死。

而且这将是一种没有优先级的死亡。一种存在的停止，仅此而已。仿佛一息吹过，仿佛梦境消散，仿佛一片阴影飘入永恒的非空间与非时间中。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是死了。我只不过是从来没有出生过。

或者也许不会这样？我会存在吗？——我的个性，我的自我，或者说我的灵魂？另一生？生活在不同的境遇下？

当时这些想法并未化作清晰的言语。但假如在那种情况下，胃里那阵冰凉的痉挛能说话，我觉得它说的就会是这些。

老板强势打断我的念头。

“那么我们还有大约两个半星期。必须争分夺秒，马上行动。”

我咧着半边嘴巴笑起来：“怎么行动？追上那本书？”

“不，”他冷冷道，“但有两条路线我们必须跟进。首先，你的想法可能是错的——完全错误。所有这些间接推理仍然可能只代表一条假线索，说不定是故意抛给我们的，就为了掩盖真相。这一点必须查明。

“其次，你的想法也许正确——但也许存在某种方法可以拦下那本书，除用时光机追上去以外的法子，我的意思是。假使果真如此，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

“我只想说一件事，长官，如果这是假线索，只有疯子才会以为这条线索能令人信服。那么假设我的想法正确，同时又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事情发生呢？”

“那样的话，年轻人，我准备接下来的两个半星期好好忙一忙，我建议你也照做。忙起来时间过得更快些。”

当然了，他说得很对。

我问：“我们从哪儿开始？”

“首先我们需要一份名单，包括所有拿着政府薪水同时在泰伍德手下工作的男男女女。”

“为什么？”

“推理。你的专长，你知道。泰伍德应该不懂希腊语，这样推断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肯定有别人替他翻译。如此规模的大工程不太可能有人替他白干，泰伍德也不太可能自掏腰包——教授的薪水是不够用的。”

“但他可能希望行动更加隐秘，”我指出，“而拿政府薪水的人是容易暴露的。”

“为什么？能有什么风险？把化学教科书翻译成希腊文，难不成还犯法？谁能据此就推断出你所描述的那种阴谋？”

我们花了半小时工夫，在“顾问”一栏挖出了米克罗夫特·詹姆斯·博尔德，并发现《大学名录》里提到他是哲学系助理教授；同时，通过电话我们了解到此人多才多艺，其中就包括对雅典希腊语了如指掌。

还真巧——因为老板伸手去拿帽子的时候，供办公室间通信的电传打字机正好咔嗒响起来，原来米克罗夫特·詹姆斯·博尔德就在前厅，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坚持要见老板，人家终于给他通报了。

老板把帽子放回去，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米克罗夫特·詹姆斯·博尔德教授是个灰色调的人。头发是灰色的，眼珠是灰色的，西装也是灰色的。

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表情，一脸灰暗，灰中带着紧张，连瘦削面孔上的线条也似乎因此而扭曲。

博尔德柔声道：“过去的三天里我一直争取跟某个负责人面谈，先生。比你级别更高的人我都接触不到。”

“或许我的级别也够了，”老板说，“你有什么事？”

“我希望获准与泰伍德教授面谈，事情相当重要。”

“你知道他在哪儿？”

“我相当确定他被政府关押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他在计划一项实验，必然违背国家安全条例。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据我能掌握的情况判断，正验证了这一假设——安全条例确实遭到违背。由此我推定实验至少是已经尝试过了。我必须了解它是否成功完成。”

“博尔德教授，”老板说，“我相信你能读懂希腊文。”

“是的，我能。”博尔德教授态度冷静。

“并拿着政府支付的费用替泰伍德教授翻译了化学课本。”

“对——作为合法雇佣的顾问。”

“然而在目前的情形下，上述的翻译却构成了犯罪，因为它使你成了泰伍德罪行的从犯。”

“你能确立二者的关联？”

“你不能？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泰伍德关于时间旅行的想法？或者说是——你们怎么称呼它的来着——微时间转化？”

“啊？”博尔德微微一笑，“原来他都跟你说了。”

“不，他没说。”老板厉声道，“泰伍德教授死了。”

“什么？”然后他说，“我不信。”

“他死于中风。看这个。”

老板有一张第一晚拍摄的照片，就在入墙式保险箱里。照片上的泰伍德面孔扭曲，但仍然可以辨认——摊开四肢，死了。

博尔德呼吸粗重，就好像齿轮卡住了似的。据墙上的电子钟显示，他盯着照片看了足足三分钟。他问：“这是什么地方？”

“原子能发电站。”

“他完成实验了吗？”

老板耸肩：“无从知道。我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死了。”

博尔德抿紧的嘴唇无一丝血色：“必须想办法确认。必须召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有必要的话还必须重做实验——”

然而老板只是看着他，同时伸手去拿雪茄。我从没见他用雪茄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他放下雪茄，任由燃烧着的烟气将他包裹，他说：“二十年前，泰伍德替杂志社写过一篇文章——”

“噢，”教授嘴唇扭曲，“是那东西给你们提供了线索？不必理会它。这人不过是物理学家，对历史和社会学都一窍不通。那不过是幼稚的幻梦，仅此而已。”

“如此说来，你并不认为把你的译作传回过去就能开启一个黄金时代，是吗？”

“当然不会。两千年缓慢劳作的成果，难道你以为能嫁接到一个毫无准备的幼年社会上？难道你以为伟大的发明、伟大的科学原理都是直接在天才的大脑中完全成形的，与天才所处的文化环境毫不相干？牛顿对万有引力定律的阐述推迟了二十年，就因为当时地球的直径被算错了百分之十。阿基米德差点儿就发明了微积分，但最终还是功败垂成，就因为阿拉伯数字是由某个无名的印度人或一群印度人发明的，而阿基米德从没听说过。

“同样的道理，古希腊和古罗马存在奴隶社会，仅此一点就意味着机械不可能吸引太多关注——奴隶要便宜多了，而且更能适应各种需要。同时那些真正才智超群的人，你也很难指望他们花费精力研究替代人力劳动的设备。阿基米德是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可就连他也拒绝公布任何具有实际用途的发明——他向来只发表抽象的数学成果。当一个年轻人询问柏拉图几何有什么用处时，他立刻就被从学园开除，因为此人有着不懂哲学的鄙俗灵魂。

“科学从不向前猛冲——它只会一寸寸往前挪动，而且挪动时只会朝着特定的方向——那些塑造社会同时反过来被社会塑造的巨大力量所许可的方向。没有一个伟人能够前进，除非他站在环绕他的整个社会的肩膀上——”

听到这儿老板打断了他：“那么不如你来告诉我们，你在泰伍德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你说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权且相信你好了。”

“噢，历史倒是可以改变，只不过不可能有意地去改变它——你瞧，泰伍德第一次找我效劳，让我把课本里的某些段落翻译成希腊文，我是看在钱的分儿上答应的。但他想让我用羊皮纸记录译文，还坚持要我使用古希腊的术语——拿他的话说就是柏拉图的语言——根本不管这样一来我必须扭曲这些段落的字面意思，而且他想要我手写在卷轴上。

“我就产生了好奇心。我跟你们一样，也找到了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没有马上得出那个明显的结论，因为现代科学的成就太不可思议，在太多方面都超越了哲学的想象。但最终我还是洞悉了真相，并且立刻看出泰伍德关于改变历史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时间里的每一个瞬间都有两千万个变量，至今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任何数学体系——或者让我们生造一个术语，发明出数学的心理史学——以处理这多变函数的汪洋大海。

“简而言之，两千年前的事件如果发生变化，则任何变化都会彻底改变其后的整个历史，但改变的方式我们无从预测。”

老板假装平静地提出意见：“就好像那颗引发山崩的鹅卵石，对吧？”

“完全正确。我看出来了，你对情况是有一定理解的。在动手之前我深思熟虑了好几个星期，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必须如何行动——我必须如此。”

一声低吼。老板站起来，他的椅子往后倾倒。他一闪身绕过办公桌，一只手掐住了博尔德的喉咙。我正要上前阻止，但他挥手让我退下。

他只不过是稍微收紧了对方的领带。博尔德仍然可以呼吸，他脸色变得极其苍白，在老板说话期间，他一直限制自己只做这一件事——呼吸。

老板说的是：“当然，我能明白你是如何决定自己必须行动的。我知道世上有几个你这种脑子有毛病的哲学家，总觉得世界需要你们来治一治。你想重新掷一把骰子，看能掷出个什么来。或许你根本不在乎在新的设置里你自己还会不会活着——也不在乎谁也不可能知道你的丰功伟绩。但反正你都准备要创造。可以这么说，你准备给上帝一次机会重新来过。

“也许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想活——但世界也可能变得更糟啊。它有两千万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变得更糟。一个叫怀尔德的家伙写过一出戏，名叫《九死一生》，也许你读过。主题就是讲人类能存活至今实在是九死一生。不，我不准备对你大发议论，说什么冰河时期人类差点儿就死绝了。我对这种事了解不多。我甚至不准备提起希腊人如何才赢了马拉松战役；阿拉伯人如何在图尔被打败；蒙古人如何在最后一刻才撤回军队，之前他们甚至没有打过败仗——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

“但就只说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在马恩河被拦住了两次。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另外德国人不知怎的被挡在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 。上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本来可以使用原子弹，但我们没有；然后正当双方看来都非使用原子弹不可了，却又迎来了‘伟大的妥协’——仅仅因为布鲁斯将军从锡兰 机场起飞时耽搁了足够长的时间，因此直接收到了信息——我们总是幸运地逃过一劫。就像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好运贯穿整个历史。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某个‘如果’假如成真，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超人，结果它没有成真；还有另一类‘如果’，它们假如成真，就会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灾难，然而它们也没有成真。后者的数量是前者的二十倍。

“你在拿那一对二十的概率打赌——用地球上的每一条生命做赌注。而且你下注成功了，因为泰伍德确实把课本送回去了。”

他咬牙切齿地说完最后一句话，然后松开了他的拳头，好让博尔德从他手里落回椅子上。

而博尔德哈哈大笑。

“你这蠢材，”他痛苦地喘着气，“你能如此接近真相，却又能偏离目标如此之远。泰伍德确实把课本送回去了，你确定？”

“现场没有发现希腊文的化学教科书，”老板冷冷地说，“同时几百万卡路里的能量凭空消失了。反正无论如何，我们有两个半星期的时间来替你——替你把事情变得有趣。”

“噢，无稽之谈。拜托你，愚蠢的装腔作势就省省吧。你只管听我说，并且尽量理解。曾经有两位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他们发展出了原子理论。据他们说，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各式原子各不相同，并且永远不变，它们彼此间以不同的方式组合，由此形成了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这一理论并非通过实验或观察得出的。它不知怎么的就出现了，完全成形。

“古罗马有一位哲理诗人卢克莱修，在他的长诗《物性论》里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从头到尾都透露出令人惊异的现代感。

“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建造了蒸汽引擎，战争所用的武器几乎机械化了。这一时期被称作流产的机械时代，最终对后世毫无影响，因为不知怎么的，它既不是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大环境中发展出来的，也与这一大环境格格不入。亚历山大学派的科学是一个怪异而相当难以理解的现象。

“然后我们还可以谈谈罗马传说中古老的西比尔书，据说书里的神秘信息是直接从诸神处得来的——

“换句话说，先生们，你们的想法没错，对过往事件的任何改变，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并且我也同意你们的推测，即任何随机的变化都不太可能导致更好的未来，反而是情况恶化的概率要大得多。但即便如此，我必须指出你们的最终结论还是错了。

“因为这就是希腊语化学文本已经被送回过去的那个世界。

“也许你们还记得《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这件事就是一次红皇后的赛跑。在红皇后的国度，一个人必须全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眼下的情形就是如此！泰伍德或许以为自己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但准备译文的是我，而我很小心地挑选了翻译的段落，我研究了那些古人似乎凭空得到的怪异知识碎片，在译文里只留下了与之相应的知识。

“而我这么跑了老半天，唯一的意图就是留在原地。”

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三年。什么也没发生。既然什么也没发生，你也就没有证据。老板和我，我们放弃了寻找解释，最终还开始自我怀疑。

案子一直没有结案。我们没法把博尔德当成罪犯，除非同时也把他当成救世主，反过来也一样。于是我们干脆对他置之不理。到最后，案子既没被解决也没结案，就只是单独放进卷宗，署以“？”作结，然后埋藏到华盛顿最深的保险库里。

老板如今也在华盛顿，大人物。我则是联邦调查局的地区负责人。

不过博尔德仍然是助理教授，毕竟大学里的晋升是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