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真名不能告诉你们，就算我愿意说也不能说；而眼下这种情形，我本来也不愿意。

写作这件事我不太在行，所以我请艾萨克·阿西莫夫代笔。之所以选他有几个理由。首先，他是生物化学家，所以他理解我讲的内容，至少理解其中一部分。其次，他懂写作，至少他出版过数量可观的小说——当然了，这倒不一定能跟懂写作画等号。

我并不是第一个有幸见到“大鹅”的人。这一荣誉属于得克萨斯州一个种棉花的农民，伊恩·安格斯·麦格雷戈。在大鹅变成政府财产之前，他是大鹅的所有人。

截至1955年夏天，他已经寄了整整一沓信到农业部，要求农业部提供关于鹅蛋孵化的信息。农业部把稍微能沾上边的小册子全寄给他了，可结果却适得其反。他的来信越来越慷慨激昂，信里还越来越多地拉扯上他的“朋友”，本州的国会议员。

我沾上这件事是因为我受雇于农业部。1955年7月，我到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参加一次集会，老板就让我顺道去趟麦格雷戈家，看能不能帮上他的忙。我们毕竟是人民的公仆，再说了，麦格雷戈的那位国会议员“朋友”也终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1955年7月17日，我见到了大鹅。

我先见的是麦格雷戈。他五十多岁，高个子，满面风霜，好像对一切都存着疑心。我把农业部之前给他的信息全部梳理一遍，然后礼貌地询问我是不是能看一眼他养的那群鹅。

他说：“不是一群鹅，先生，是一只鹅。”

我说：“那我能看看那只鹅吗？”

“最好别看。”

“嗯，那么我也无能为力了。如果只是一只鹅，那准是鹅有什么问题。干吗为区区一只鹅费心呢？吃掉算了。”

我站起来，伸手去拿帽子。

他说：“等等！”于是我就站在原地，看他抿紧了嘴唇，蹙紧了眉头，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发愣。“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出房门，来到屋子附近的鹅圈。鹅圈用带刺的铁丝网围着，有一道上了锁的门，里面养了一只鹅——那只“大鹅”。

“那就是‘大鹅’。”他说。听他说话的口气，我能听出他对“大鹅”二字的强调。

我盯着鹅看。它跟普通的鹅似乎没两样，肥嘟嘟的，脾气暴躁，自以为是。

麦格雷戈说：“这是它下的蛋。我把它放在孵化器里，一直没动静。”他从外套的大口袋里掏出鹅蛋。他拿着鹅蛋的姿势有点儿怪，有种怪异的紧张感。

我直皱眉。这蛋不大对劲。它比正常的鹅蛋更小，更圆。

麦格雷戈说：“拿去。”

我伸手去拿鹅蛋。或者说我试图拿起鹅蛋。我使出了拿起这样一枚鹅蛋应该需要的力气，可它没动。我只能又加了劲才把它拿起来。

现在我明白麦格雷戈拿蛋的姿势怪在哪儿了——它有约莫两磅重。

鹅蛋躺在我手里，往下压迫我的手掌，我瞪眼看着它。麦格雷戈咧开嘴，露出讨人嫌的微笑。他说：“扔地上。”

我看着他没动，于是他从我手里拿走鹅蛋，自己把蛋扔到地上。

它撞上地面发出钝响。蛋没摔碎，没有蛋白蛋黄飞溅。它只是躺在地上，底部瘪了。

我把它捡起来。在鹅蛋撞上地面的部位，白色的蛋壳裂开了。几块碎片已经剥落，某种暗淡的黄光从里面透出来。

我的手在发抖。我竭尽全力才让手指听话，好歹又剥掉一些碎片；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黄色。

不必去实验室做分析。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我面前的是传说中的那只大鹅！

那只下金蛋的鹅！于是我遭遇了第一道难关：说服麦格雷戈让我带走那颗金蛋。我简直要歇斯底里起来。

我说：“我给你写张收据。我保证你会收到款子。只要不过分我什么都愿意做。”

他执拗道：“我不愿意让政府插一脚。”

但我比他加倍固执。最后我签了收据给他，他亦步亦趋地跟着我走出门外来到我的车前，直到我开车离开他还站在路中央，目光一路追着我。

在农业部，我所在的部门由路易斯·P. 布龙斯坦掌管。我跟他关系不错，我觉得他会听我解释，不至于马上送我去看医生。不过我还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带上了鹅蛋，等说到棘手的部分，我就干脆把蛋往我俩中间的办公桌上一放。

我说：“一种黄色金属，当然也可能是黄铜，但并不是，因为它对浓硝酸呈惰性。”

布龙斯坦说：“某种骗局。肯定的。”

“用真金做局？别忘了，我刚看见这枚蛋的时候，货真价实的完整的蛋壳把它裹得严严实实，一丝缝也没有。蛋壳的成分也很容易检测，是碳酸钙。”

“大鹅计划”就此启动。那是在1955年7月20日。

打从一开始我就是牵头负责的调查员，后来我也一直担任名义上的负责人，尽管事情很快就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们从手头的那枚鹅蛋开始。它的平均半径是35毫米（长轴72毫米，短轴68毫米）。金壳的厚度是2.45毫米。后来我们又研究了其他鹅蛋，发现这一数值偏高了不少。研究得出的金壳平均厚度是2.1毫米。

内部确实是蛋。看着是蛋，闻着也是蛋。

我们对式样进行分析，发现有机成分挺正常。蛋白含9.7%的白蛋白，蛋黄里有卵黄磷蛋白、胆固醇、磷脂和类胡萝卜素，正常该有的一样不少。当时我们手头的样品不够，没法测试痕量[化学上指极小的量，少得只有一点儿痕迹。]成分，但后来可用的鹅蛋多了，我们就测了，检测出维生素、辅酶、核苷酸、巯基等，全都不见异常。

倒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严重异常，就是鹅蛋在加热时的表现。加热时，一小块蛋黄立刻就“煮老了”。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喂给老鼠吃，老鼠安然无恙。

我也尝了一点点。量太少，连味道都吃不出来，我却犯了恶心。我敢说那纯粹是心理因素引发的身体反应。

这些测试全部由鲍里斯·W. 芬利监督完成，他来自天普大学生物化学系，一直为农业部担当顾问。

针对蛋黄快速变硬这一现象，他说：“鹅蛋在加热时如此容易被改变性质，表明一开始就存在部分的变性，考虑到蛋壳的基本性质，显而易见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重金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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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拿一部分蛋黄做了无机元素分析，结果发现它含有大量氯金酸根离子——这是一种单电荷离子，包含一个金原子和四个氯原子，其离子符号是AuCl4（Au代表金元素，因为拉丁语里的金子是“aurum”）。我刚才说含有大量氯金酸根离子，意思是说其含量达到3.2‰，或者说0.32%。这一含量已经高到足以形成不溶于水的“金蛋白”配位化合物，而它是很容易凝固的。

芬利说：“这枚鹅蛋显然无法孵化。同类型的所有鹅蛋都一样。它已经重金属中毒了。金或许比铅更有魅力，但对于蛋白质而言，二者都同样有毒。”

我闷闷不乐地赞同道：“至少它也没有腐败变质的危险了。”

“很对。这碗‘汤’氯里含金的，哪只虫子也看不上，不会在这里头安家。”

我们拿到金蛋壳最终的光谱分析结果，几乎是纯金。能检测到的杂质只有铁这一样，它占了总量的0.23%。另外蛋黄的铁含量也是正常值的两倍。不过呢，当时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大鹅计划”启动一周后，一支考察队被派往得克萨斯。去了五个生物化学家——你们瞧，当时的重点还是放在生物化学上——此外还有三卡车设备和整整一个中队的军人。我当然也一起去了。

我们抵达目的地，立刻隔离了麦格雷戈的农场。

要知道，这实在算我们走运——我们打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安保措施。起初我们是因为错误的理由做了这件事，但结果是好的。

农业部希望“大鹅计划”悄悄进行，刚开始的原因很简单：大家还是担心整件事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要真是如此，我们可不愿意冒险惹来负面报道。而假如它不是骗局，我们也不想惹来一大堆记者追踪，对于下金蛋的鹅这种故事，追踪是免不了的。

我们很晚才理解这件事真正的影响，那时“大鹅计划”早已启动，我们来到麦格雷戈的农场也已经很久了。

这么些人员设备在周围安家落户，麦格雷戈自然不会乐意。他也不乐意听我们告诉他大鹅是政府的财产，不乐意他的鹅蛋被我们没收。

他不乐意，但还是同意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管这叫“同意”，因为协商期间有一挺机枪正在此人谷仓前的空地上组装，还有十个人端着刺刀，在他讨价还价的时候从旁边大步走过。

当然他是得了补偿的。不就是钱吗？政府有的是。

大鹅也对好几件事不乐意——比如被人抽它的血。我们不敢麻醉它，怕一不小心改变了它的新陈代谢，所以每次抽血都要两个人按住它。有人试过按住一只愤怒的鹅吗？

我们派了人二十四小时看守大鹅，还放话威胁，说要是任何人让大鹅受了任何伤害，等着他的就是简易军事法庭，即刻判决。如果某个大兵读到这篇文章，他或许会突然灵光一闪，想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多半知道轻重，所以会闭紧嘴巴。至少如果他明白怎样做对自己有利，他是会闭嘴的。

我们拿大鹅的血做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测试。

它含有0.002%的氯金酸根离子。其中肝静脉血样中的含量高于其他部位，几乎达到0.004%。

芬利哼哼两声，道：“肝脏。”

我们拍了X光片。在X光底片上，肝脏是一片雾蒙蒙的浅灰色，颜色比相邻的内脏要浅，因为它含有较多的金，阻挡了较多的X光射线。底片上的血管又比肝脏本身要来得浅，而卵巢则是纯白色。没有任何X光穿透卵巢。

这是说得通的，在早期的一份报告里，芬利尽可能直白地做了说明。这里我转述报告里的部分内容，如下：

“氯金酸根离子由肝脏分泌进入血液。卵巢捕获该离子，在此将其还原为金属金，并作为外壳沉积在发育中的蛋周围。另有浓度相对较高的氯金酸根离子未经还原，渗透到了发育中的蛋内部。

“基本可以肯定，这一过程对大鹅是有益的，大鹅借它去除金原子，因为若允许金原子在体内累积，最终大鹅必然会中毒。借助蛋壳排出金属，这在动物界或许很少见，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毋庸置疑，它使大鹅得以存活。

“然而很不幸，卵巢这一部位中毒很深，以至于大鹅很少下蛋，很可能所下的蛋刚够去除累积的金，而且这些蛋肯定是无法孵化的。”

书面的材料里他就只说了这些，但对我们其他人他又说：“现在就还剩下一个特别叫人难堪的问题。”

我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金子是从哪儿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找不到答案，只有一些否定性的证据。大鹅的饲料里没有检测出金子，附近也没有可能被它吞进肚子里的含金小石子。这一地区的泥土中没有任何金子的痕迹；我们搜索了房子和周围的场地，同样一无所获。没有金币，也没有金首饰、金盘子、金表和金子做的任何东西。整个农场甚至没人镶过金牙。

麦格雷戈夫人的婚戒倒是金子做的，但她这辈子也只有这一枚金戒指，就戴在她手指上。

所以金子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在1955年8月16日初露端倪。

普渡大学的艾伯特·内维斯在往大鹅喉咙里塞胃管，好检查大鹅消化道里的内容——这是我们为了搜索外源性黄金而做的例行检查，也是又一个大鹅极力反对的项目。

金子倒还真找到了，但只有微量，完全有理由假定它们是随同消化分泌物的，因此是内源性的，也就是说来自大鹅身体内部。

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另有发现，或者说我们发现缺了一些东西。

那天我正好在芬利的办公室——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建在鹅圈旁，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搭起来的——内维斯走进来。

他说：“大鹅的胆色素含量很少，在十二指肠里几乎找不到。”

芬利皱眉道：“肝脏里的金浓度太高，肝功能多半严重紊乱了。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分泌胆汁。”

“胆汁肯定是分泌的，”内维斯道，“我们测出了胆汁酸，含量正常。至少接近正常。就只是找不到胆色素。我做了粪检，结果也证实了。没有胆色素。”

这里容我解释一件事。胆汁酸是肝脏分泌进胆汁的类固醇，它们跟随胆汁流入小肠的上端（十二指肠）。这些胆汁酸是一种类似洗涤剂的分子，帮我们乳化食物中的脂肪——或者大鹅食物中的脂肪——并将其以小泡泡的形式分散在水样的小肠内容物里。要是你愿意，也可以把这种分散的过程称作均化，总之这么一来脂肪就容易消化了。

大鹅体内缺少的物质是胆色素，跟胆汁酸完全是两码事。胆色素是肝脏用血红蛋白，也就是血液里运载氧气的红色蛋白质制造的。衰老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在肝脏中分解，血红素被剥离。血红素是一种近似正方形的分子——名字是卟啉——中央有一个铁原子。肝脏取出铁原子，储存起来留待将来使用，然后将剩下的近方形分子分解。被分解的卟啉就是胆色素。胆色素分泌进胆汁里，颜色是褐色或者绿色——这取决于将来发生的化学变化。

胆色素对身体无用，它们是作为废料进入胆汁的。它们流经肠道，最后随粪便排出体外。事实上粪便的颜色就由胆色素决定。

芬利的眼睛开始放光。

内维斯说：“看来肝脏里的卟啉分解代谢似乎没有遵循恰当的线路。在你看来不是这样吗？”

当然是。而且在我看来也是。

那之后大家兴奋极了。除开直接涉及金的那些情况，这是我们在大鹅身上发现的第一个代谢异常！

我们做了一次肝脏活检（意思是我们在大鹅身上做了穿刺，一个细小的圆柱形直达肝脏）。疼归疼，但不会伤害大鹅的健康。我们还取了更多血样。

这次我们从血液中分离出血红蛋白，并从肝脏样本中分离出少量的细胞色素（细胞色素是一种氧化酶，同样含有血红素）。我们取出血红素置于酸性溶液中，一部分血红素沉淀成一种亮橙色物质。等到了1955年8月22日，我们手头有了5微克这种化合物。

橙色化合物与血红素相似，但并非血红素。血红素里的铁可以有两种形式，要么是带两个正电荷的亚铁离子（Fe++），要么是带三个正电荷的三价铁离子（Fe+++），若是后者，化合物就是高铁血红素。（顺带说一句，铁的化学式Fe来自拉丁文中的“铁”——“ferrum”。）

我们从血红素中分离出的那种橙色化合物，它的确具备血红素分子的卟啉部分，然而位于分子中央的金属却是金，确切地说，是带三个正电荷的金离子（Au+++）。我们将这种化合物命名为“金红素”，也就是“带金元素的血红素”的简称。

金红素是有史以来发现的头一个自然产生的含金有机化合物。通常来说它是够资格在生物化学界占据头版头条的，但如今它却什么也算不上——它仅仅存在这件事就开辟出了更宏大的视域，相形之下，金红素本身难免黯然失色。

看来肝脏没有将血红素分解成胆色素，反而是将它转化成了金红素；肝脏用金取代了铁。金红素与氯金酸根离子达成平衡，它进入血液并被带到卵巢，在卵巢里金被挑出来，分子的卟啉部分则由某种尚不清楚的机制处理掉。

我们做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大鹅血液里29%的金都是以氯金酸根离子的形式存在于血浆内。剩下的71%则以“金红蛋白”的形式存在于红细胞中。我们尝试喂大鹅吃了微量带放射性的金，这么一来就能从血浆和血细胞里检测出放射性，由此看出卵巢处理金红蛋白的效率如何。据我们设想，跟处理血浆中溶解的氯金酸根离子相比，处理金红蛋白的速度应当要慢上很多。

然而试验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探测到任何放射性。我们把失败归结于经验不足，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搞同位素研究的。这实在很不幸，因为这次的失败其实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只不过我们全都没能察觉，于是浪费了好几周时间。

就携带氧气来说，金红蛋白当然毫无用处，但它只占红细胞中血红蛋白总量的0.1%，因此并不会干扰大鹅的呼吸。

这么一来，我们还是没有解决金子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最终是内维斯提出了关键的推测。

“也许呢，”他说这话是在1955年8月25日傍晚的团体会议上，“大鹅并不是用金取代铁。也许它是把铁变成金。”

我是在那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内维斯，但之前我读过他发表的论文，对他有所了解——他的专业领域是胆汁化学和肝功能。我一直觉得他这人脑子清楚，治学严谨，几乎是严谨过头。他竟能说出这样一番可笑之极的话来，我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

这正好说明参加“大鹅计划”的各位多么绝望，意志多么消沉。

绝望是因为找不到金子的来处，根本找不到。大鹅以每天38.9克的速率排泄黄金，这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这金子总得有个来处。而如果找不到来处——如果实实在在就是找不到——那金子就得是用某种东西造出来的。

意志的消沉引得我们去考虑这后一种可能，而导致消沉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面前是“下金蛋的鹅”，是毋庸置疑的“传说中的那只鹅”。有了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全都活在童话世界里，而我们的反应就是彻底丧失了现实感。

芬利认真考虑了这种可能性。“血红蛋白进入肝脏，”他说，“然后就出来了一点儿金红蛋白。鹅蛋的金壳里唯一的杂质就是铁。蛋黄里含量高的只有两样东西，其一当然是金，然后还有些铁。简直骇人听闻，荒谬至极，但还真能讲得通。伙计们，我们得找人帮忙。”

我们找来帮手，由此开启了第三阶段的研究。第一阶段只有我自己。第二阶段是生化特遣队。第三阶段是最伟大、最重要的阶段：大队核物理学家涌入。

1955年9月5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L. 比林斯抵达。他随身带了一批设备，之后的几周又有更多设备陆续运来。更多临时建筑拔地而起。我看得出来，一年之内我们就能围绕大鹅弄出一整套科研机构。

5日当天傍晚，比林斯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会。

芬利向他介绍了最新情况，然后说：“铁变金这个想法涉及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大鹅体内铁的总量只可能有大约半克，然而它每天制造的金子却有将近四十克。”

比林斯的声音清晰而尖锐。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比这更麻烦。铁在敛集率曲线上处于最低点附近，金的位置则高得多。要想把一克铁转化成一克金，需要的能量差不多就是一克铀235裂变产生的能量。”

芬利耸耸肩：“这个问题我留给你。”

比林斯说：“让我想想。”

他可不是光想，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从鹅身上分离出新鲜的血红素样本进行灰化，再把得到的氧化铁送去布鲁克黑文的国家实验室做同位素分析。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要专门做这件事，只不过当时我们做了大量的个别研究，而开花结果的正好是这一项。

数据拿到手的时候，比林斯差点儿呛死。他说：“没有Fe56。”

芬利马上问：“其他同位素呢？”

“全都在，相互间的比率也合适，可就是没有检测到Fe56。”

我得再解释一下：自然条件下的铁是由四种不同的同位素构成的。这些同位素是铁的不同原子，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原子量。原子量为56的铁原子，或者说Fe56，占所有铁原子的91.6%。其余三种铁原子的原子量分别是54、57和58。

大鹅血红素中的铁仅仅由Fe54、Fe57和Fe58构成，个中的含义显而易见。Fe56消失了，其他同位素却没有，这意味着发生了核反应。核反应是可以消耗一种同位素而留下其他同位素不动的。普通的化学反应则必然近乎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同位素，任何一种化学反应都是如此。

芬利说：“但是从能量角度看这不可能啊。”

他说这话时想的是比林斯当初的言论，语气里带了些温和的讽刺。我们是生物化学家，我们很明白人体里发生着许多需要消耗能量的反应，而提供能量的方式就是把需要能量的反应与制造能量的反应配对。

不过呢，化学反应释放或吸收的能量不算多，大概几千卡每摩尔[卡，全称“卡路里”，热量单位。摩尔，国际单位制中物质的量的单位。]，而核反应释放或吸收的能量则是几百万卡每摩尔。所以如果要为某个需要能量的核反应提供能量，就必须有另一个产生能量的核反应。

我们有两天没见到比林斯。

他终于回来了，为的是说：“瞧这儿。就反应涉及的每个核子而言，产生能量的核反应制造多少能量，需要能量的核反应就必须消耗多少能量。如果产生的能量稍微少了哪怕一丁点儿，整个反应都不会发生。如果产生的能量多了哪怕一丁点儿，那么由于反应涉及的核子数量是天文数字，多余的能量会在刹那间把大鹅蒸发掉。”

“所以呢？”芬利问。

“所以可能的反应种类非常有限。我只找到一个合理的系统。如果氧-18转化成铁-56，产生的能量就足以把铁-56推进到金-197。就好像从过山车的一侧往下冲，再从另一侧爬升上去。这想法咱们得检测一番。”

“怎么检测？”

“首先，我觉得我们可以检查大鹅体内氧的同位素构成。”

氧由三种稳定的同位素组成，几乎全部是O16。每250个氧原子中才有一个O18。

又一份血样。血中所含的水在真空中蒸馏出来，让其中一部分通过质谱仪。这其中查出了O18，但每1300个氧原子中只有一个，比我们预计应该找到的O18少了整整80%。

比林斯说：“这就是佐证。氧-18被消耗掉了。大鹅一直在通过食物和水摄入氧-18，但它还是被消耗掉了很多，金-197被制造出来。铁-56是中间产物，由于消耗铁-56的反应速度比制造它的要快，它就没有机会达到显著的浓度，在同位素分析时也就找不到它。”

我们并不满意，所以再次尝试。我们在水里额外添加氧-18，把这样的水喂给大鹅一个星期。金子的产量几乎马上增加了。到试验结束时，大鹅产出的金子达到每天45.8克，而它体内水分中的O18含量却不比之前高。

比林斯说：“现在确凿无疑了。”

他掰断了铅笔站起身：“大鹅是一座活生生的核反应堆。”

大鹅显然是变种。

变异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辐射，而辐射又让人想到1952年和1953年的核试验，试验地点距离麦格雷戈的农场也就几百英里。（如果这时候你想到的是得克萨斯从没进行过核试验，那也只代表两件事：一是我对你有所保留，二是有些事你并不知情。）

我们彻底分析了背景辐射，又把土壤极尽严格周密地筛了个遍，寻找放射性物质。我怀疑在原子时代的整个历史上都没有这样过。

我们研究了过去的记录，无论它们有多“绝密”。到这时候，大鹅计划已经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最高优先级。

我们连天气记录也查了一遍，以便追踪核试验期间风的状况。

最后发现两个要点：

一、农场的背景辐射略高于正常值。这里我要立即补充一句，绝对不到有害健康的程度。不过有迹象表明，在大鹅出生期间，农场至少两次被放射性坠尘飘浮的边缘扫到。我需再次即刻补充一句：对健康没什么害处。

二、我们测试了农场所有的鹅，乃至所有的活物，连人类也包括在内，其中只有大鹅没有任何的放射性。这个问题实际便是：万事万物都呈现出微量的放射性——所谓背景辐射就是这个意思，可大鹅却完全没有。

1955年12月6日，芬利递交了一份报告。我转述如下：

“大鹅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变种，它生于高放射性环境，此环境促成了整体的变异，同时也使这一变异成为有益的变异。

“大鹅拥有能够催化各种核反应的酶系统。此酶系统是由一种酶构成，还是多种酶，目前尚不清楚。所涉及的酶的性质我们也一无所知。目前也还无法提出任何理论以解释酶如何能催化核反应，因为核反应涉及特殊的相互作用，其效力比通常由酶催化的普通化学反应要高出五个数量级。

“总体的核变化是从氧-18到金-197。氧-18在环境中含量丰富，大量存在于水和所有有机食物中。金-197则通过卵巢排出体外。一个已知的中间产物是铁-56，鉴于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金红蛋白，我们怀疑涉及的一种或多种酶或许是以血红素为辅基。

“关于这一总体的核变化对大鹅的价值，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氧-18对大鹅无害，金-197则难以摆脱，它具有潜在的毒性，同时也是造成大鹅不育的一个原因。因此，形成金-197有可能是一种手段，借以避免更大的危险。这一危险——”

不过我这么说吧，朋友，如果只是在报告里读到这番话，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几乎像是在沉思默想。可事实上呢，当比林斯听说了我们自己做的放射性金试验——就是我之前讲到的那一次，我们在大鹅体内没有检测到放射性，于是就以为结果毫无意义，把它抛开不管了——当比林斯听说这件事时，他差点儿当场中风，我从没见过有人离中风那么近结果还安然无恙的。

他反复问了我们许多次：放射性没了，你们怎么可能觉得这件事无关紧要？

“你们就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他说，“人家派你们去报道上层社会的婚礼，结果你们回来说没故事可写，因为新郎没现身。”

“你们喂大鹅吃了带放射性的金，结果放射性没了。不仅如此，你们也没能在大鹅身上检测到任何自然的放射性。没有碳-14。没有钾-40。于是你们就说试验失败了。”

我们开始喂大鹅吃放射性同位素。起初很谨慎，但1956年1月还没结束，我们已经放开了手脚。

大鹅始终没有放射性。

“结论就是，”比林斯说，“大鹅的这个由酶催化的核进程，它能把所有不稳定的同位素转化成稳定的同位素。”

我说：“挺有用。”

“有用？简直妙不可言。这是对抗原子时代的完美防御。听着，从氧-18转化成金-197，这期间每个氧原子应该释放八点几个正电子。这就意味着一旦每一个正电子都与一个电子结合，立马就会释放八点几束伽马射线。可我们也一样检测不到伽马射线。大鹅肯定能无害地吸收伽马射线。”

我们用伽马射线照射大鹅。射线强度不断升高，大鹅略有些发烧，我们吓慌了神，赶紧停手。不过那只是普通发烧，不是辐射病。一天过后退烧了，大鹅跟过去一样精神抖擞。

比林斯质问道：“你们看不出我们手头这是什么吗？”

“科学的奇迹。”芬利说。

“伙计，难道你看不出它的实际用途？如果我们能弄清个中的机制，并在试管里复制出来，我们就有了处理放射性灰尘的完美方法。阻止我们全面迈入原子经济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头疼就头疼在如何处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把它们倒进装了酶制剂的大缸里筛一遍，这就成了。

“找出这个机制，先生们，你们就再也不必为放射性坠尘发愁。我们会找到对抗辐射病的方法。

“稍微改变这个机制，我们就能让大鹅排出我们需要的任何元素。铀235的蛋壳你们觉得如何？

“机制！机制！”

我们坐在那儿，所有人都在，我们盯着大鹅看。

要是鹅蛋能孵化该多好。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个部落的核反应鹅该多好。

“这事过去肯定发生过，”芬利说，“传说里提到下金蛋的鹅，总该有个由头。”

比林斯问：“你愿意等？”

如果我们有一群这样的鹅，我们就可以拿几只来解剖。我们可以研究卵巢，可以准备组织切片和组织匀浆。

这一招或许没用。毕竟我们在各种条件下尝试了许多次，但肝脏活检的组织并没有跟氧-18起反应。

但我们或者可以拿一整个完好的肝脏进行灌注。我们或者可以研究完好的胚胎，等着其中一个胚胎发展出那个机制。

可是我们手头只有一只大鹅，所以这些通通办不到。

我们不敢杀掉下金蛋的鹅。秘密就藏在那只肥鹅的肝脏里。

肥鹅的肝脏！鹅肝酱！对我们可不是什么美味！

内维斯沉吟道：“我们需要一个点子。某种激进的改弦更张。某个关键性的想法。”

比林斯垂头丧气：“光说是喊不来它的。”

我勉强开了个并不好笑的玩笑：“可以在报纸上打广告嘛。”结果这话倒让我想到一个点子。

“科幻小说！”我说。

“什么？”芬利问。

“听着，科幻杂志有时会刊登假充科学的整蛊文章。读者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感兴趣。”我跟他们讲了阿西莫夫写的关于西奥提莫林[西奥提莫林（Thiotimoline）是阿西莫夫于1947年提出的一种虚构的化合物，它具有超时空属性，在接触水之前就开始溶解。阿西莫夫专门为它写了一系列恶搞的科学论文，一本正经地论证了这一化合物的化学特性与用途，并刊登在科幻杂志《惊奇》上。——译者注]的那些文章，我以前读过的。

气氛冷冰冰的，大家都一脸不敢苟同。

“我们甚至不会违反安全条例，”我说，“因为这事说出来谁也不会当真。”我告诉他们克利夫·卡特米尔的事。卡特米尔在1944年写了一篇故事描述原子弹，比真正的原子弹出来早了一整年，结果联邦调查局也按捺住了脾气。

“而且科幻读者总有好多点子。可别小瞧他们。哪怕他们以为文章是捉弄人的，他们还是会把自己的想法寄给编辑。既然我们自己想不出来，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我们又还能有什么损失呢？”

他们仍然没有信服。

于是我说：“而且你们知道……大鹅可不会长生不死。”

不知怎么的，这话见效了。

我们先得说服华盛顿那边，然后我联系上科幻杂志的编辑约翰·坎贝尔，他又联系了阿西莫夫。

现在文章写出来了。我读了，也赞成，并且我敦促各位不要相信。一个字也别信。

只不过——

有什么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