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莫顿街搭乘出租车到的东十七街唐娜的住处，现在我又搭另一辆到第三十七街金的大楼。付钱给司机时，我才想起还没去银行。明天是星期六，所以整个周末我都得把钱斯的钱拿在手中。除非某个抢匪财星高照。

我给门房塞了五美元拿到了金公寓的钥匙，减轻少许负担，还顺口编了一通谎话，说自己是房客代理人。冲那五元钱，他也迫不及待地相信我。我走上电梯，开锁进了房间。

警方早就搜过这里。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想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找到了什么。德金给我看的档案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没有人会把留意到的所有细节都记下来。

我不知道警察在犯罪现场能发现些什么，也很难判断他们是否顺手牵羊拿走了些什么。有的警察会劫掠死者，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在其他方面这些人也未必就一定不诚实。

警察看过太多的死亡和惨状，为了今后继续面对这些，他们往往需要把死者非人性化。我还记得我头一回从旅馆房间抬尸出门的经验。那人吐血而亡，死后多日才被发现。我和一名资深巡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尸体塞入尸袋。下楼时，每下一级楼梯，我的搭档就任由尸袋磕碰一次。就算抬一袋土豆，他也不会如此大意。

我还记得旅馆其他房客围观我们的神情，也记得我那搭档如何搜查死者遗物的。他拿出那人仅有的一点现金，仔细数过，然后和我平分。我不想拿。

“放进口袋，”他告诉我，“你以为这些钱还会去别的地方吗？总得有人拿。要不就归州政府所有。纽约州拿这四十四元钱有啥用？放进口袋里，然后买块香皂，洗掉手上沾的尸臭。”

我把钱放进口袋。后来，我成了那个抬尸体下楼撞楼梯的人，数钱分钱的也是我。风水轮流转。我在想，总有一天，尸袋里的那个人会是我。

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我查过抽屉和衣橱，不清楚自己想找什么，也没找到什么。要是她有个写满电话号码的小黑本——传说那是应召女郎的生财工具——有人早在我之前就发现它了。我倒不认为她真有这么一个本子。伊莱恩有一本，不过弗兰和唐娜都说自己没有。

我没找到任何毒品或吸毒用具，不过这并不证明什么。警察既然会搜刮死人的钱，自然也有可能把毒品据为己有。要不就是钱斯把屋里所有的违禁品拿走了。他说在她死后，他来过公寓一次。不过我注意到，他没拿走非洲面具。它们从墙上怒视着我，无论钱斯找来哪个干劲十足的年轻妓女取代金的位置，它们都要尽自己保卫公寓的本分。霍珀的海报仍挂在音响上方。它也要留下来等待下一位房客？这里遍布她的踪迹。

当我翻查她梳妆台抽屉和衣橱里衣服的时候，还能闻到她的味道。她的床铺没有整理。我掀起床垫，查看下面。无疑，在我之前已有人这样做过。我什么也没找到，便放下床垫，她刺鼻的香味从皱巴巴的床单漫起，充塞着我的鼻孔。

在客厅里，我打开一个壁橱，发现她的毛皮外套、大衣和夹克，还有整整一格的葡萄酒和酒瓶。一瓶两百毫升瓶装的“野火鸡”波本威士忌吸引住我的视线。我发誓我已经品尝到了那浓烈的波本酒味，喉咙感受到吞咽它的感觉，一股热辣流向我的胃，暖意直通足尖和指尖。我关上橱门，穿过房间，坐到沙发上。我本来没想喝酒，几个小时以来也没想过酒，看到烈酒纯属意外。

我回到卧室。她的梳妆台上有个首饰盒，我打开查看。有很多耳环，两条项链，一串看上去像是假的的珍珠，几只手镯，其中一个非常迷人，象牙做的，镶边像是金子。另外还有一枚俗气的班级纪念戒指，来自威斯康星州奥克莱尔市拉法雷特高中。戒指是金的，内侧刻有14K字样，掂掂重量想必还值点钱。

谁会拿走这些东西？银河旅馆里她的皮包内有些现金，根据档案里记载，大约是四百多元和一些零钱，这钱可能会转交给她威斯康星的父母。但他们会大老远飞来认领她的大衣和毛衣吗？他们会要她的毛皮外套、高中戒指，以及象牙脚环吗？

我又待了一会儿，记了一些笔记，克制住不去打开客厅橱门，然后离开那里。我乘电梯到楼下大厅，冲门房挥挥手，对刚进来的房客点点头。那是个老妇人，用一条饰有莱茵石的皮带牵着一条小短毛狗。小狗冲我狂叫，我才想到金的小黑猫下落不明。我没看到它的踪影，浴室里也没见到它的秽物盘。有人把它拿走了。

我在街角处拦住一辆出租车，到旅馆门前付车费时，我才发现金的钥匙同我口袋里的零钱混在一起。我忘记把钥匙还给门房，他也没想起跟我要。

我有一个口信。乔·德金打过电话，留下警局的号码。我打过去，对方说他出去了，但还会回来。我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

我上楼回房，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我躺下来，但无法休息，控制不住脑中连绵的思绪。我下楼去买了奶酪三明治、法式炸薯条和咖啡。喝了两杯咖啡后，我从口袋掏出唐娜·坎皮恩的诗。诗中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召唤着我，但我想不出是什么。我又读了一次。我不懂这诗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它该有一定含义。但我总觉得诗里有个东西在向我眨眼示意，意图引我注意，但我头脑不济，无法会意。

我走到圣保罗教堂。演讲人在用一种超然的轻松口气讲一个恐怖故事。他的父母都死于酗酒，父亲得了急性胰脏炎，母亲醉酒时自杀。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妹也相继病死。另一个兄弟因脑水肿还在州立医院接受治疗。

“我戒酒几个月之后，”他说，“听说酒精会杀死脑细胞，我开始担心自己可能脑伤严重，所以去找我的辅导员，告诉他我的忧虑。‘呃，’他说，‘也许你有脑伤，有这可能。不过我先问你，你能记住哪天在哪里开会吗？你能毫不费力找到会场吗？’‘能，’我告诉他，‘这些我都能做到’。‘那就没事，’他说，‘你目前所需要的脑细胞都有了。’”

我在休息时离开。

旅馆前台又有一个德金留下的口信。我马上打过去，他又不在。我留下姓名、电话，然后上楼。我又拿出唐娜的诗看，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德金。

他说：“嗨，马修。我只是想说，希望昨晚没给你留下恶劣印象。”

“你指什么？”

“呃，总体而言，”他说，“偶尔我会受不了压力，你懂我意思吧？我需要发泄，发发酒疯，说说胡话。我不常这样，但偶尔为之。”

“当然。”

“大部分时间我热爱工作，但有时压力太大，有些事情是你不想看到的，所以时不时地我得把所有这些垃圾从我体内清除出去。希望昨晚分手前我没太失态。”

我向他保证他没做错什么。我在想，昨晚的事他到底记得多少。他已经醉得足以失去记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失忆的。也许他只是有点记忆模糊，不确定我对他的发作有何看法。我想起比利的女房东对他说的话。

“不必在意，”我说，“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嘿，我得记住这句话。主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许真的犯过呢。”

“也许吧。”

“你的调查进展如何了？有眉目了吗？”

“还很难说。”

“我懂你意思。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话——”

“实际上，还真有。”

“哦？”

“我去了银河旅馆，”我说，“和一名经理助理谈过，他给我看了琼斯先生的登记卡。”

“大名鼎鼎的琼斯先生。”

“上面没有签名。名字是用印刷体写的。”

“我猜也是。”

“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看看过去几个月的卡片，看有没有同样用印刷体写的签名，然后同琼斯的笔迹相对照。他说他无权决定。”

“你该给他塞点钱。”

“我试过。他根本没懂我的用意。不过你能让他拿出签名卡的。他不帮我是因为我没有官方授权，但如果警方出面的话，他肯定会照办。”

他沉吟了一阵，然后问我这线索是否真的有意义。

“很可能。”我说。

“你认为凶手以前在那旅馆住过？用别的名字登记？”

“有可能。”

“但没用他的真名，否则他就会用手写体签名，不必耍这花招。所以我们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假设我们很走运，真有那么一张卡，又让我们给找到了，那我们弄到的不过是这个狗娘养的用过的另一个化名，那我们就跟现在一样不知道他是谁，毫无进展。”

“真要帮忙的话，还有一件事你可以做。”

“什么事？”

“让那一带的其它旅馆核查他们，呃，六个月或一年以来的登记记录。”

“查什么？印刷体登记吗？得了，马修，你知道这需要多少人力吗？”

“不是查印刷体登记。要他们查名叫琼斯的房客。我说的是像银河旅馆这样的地方，昂贵的现代旅馆。它们大多数应该跟银河旅馆一样，将住宿资料存入电脑。五或十分钟他们就能调出琼斯的登记记录，但必须有个戴警徽的让他们去干才行。”

“然后呢？”

“你就可以找出那些登记卡，找到名字起首字母是C或者C.O的琼斯先生，然后就可以比较他的印刷体签名，看是否能找到他。如果你能查出什么线索，就再看看它能把你引向哪里。有了线索后该怎么办就不用我来教你吧。”

他又陷入沉默。

“不知道，”之后他说，“听起来希望渺茫。”

“也许是。”

“坦白说，这是浪费时间。”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的。也不是那么希望渺茫。乔，如果你不是先在心里把案子结了的话，你就会去做的。”

“我不知道。”

“你当然会这样。你认为是买凶杀人，或是疯子干的。如果是买凶杀人，你就不想处理。如果是疯子干的，你就想等他再次犯案。”

“我不会那么不像话的。”

“昨晚你就是那么不像话的。”

“昨晚是昨晚，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已经解释过昨晚的事了。”

“这不是买凶杀人，”我说，“也不是疯子碰巧拿她开刀。”

“你听上去像是非常肯定。”

“相当肯定。”

“为什么？”

“雇来的杀手作案手法不会那么疯狂的。他怎么杀死她的？大砍刀砍了六十次？”

“我想是六十六次。”

“那就是六十六次了。”

“不过不一定是砍刀。是类似砍刀的东西。”

“他让她脱光，然后残忍地砍死她。他弄得满墙是血，以致于他们非得重新粉刷不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这样的职业杀手？”

“谁知道那个皮条客雇了哪种野兽？或许是他让那个家伙把现场弄成那样的，下手要狠，杀鸡儆猴。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然后他又雇我调查。”

“我承认这听来有点离奇，马修。但是——”

“也不可能是疯子干的。是正常人发狂后干的，绝不是精神病病情发作。”

“你怎么知道？”

“他过于仔细了。登记住宿时用印刷体签名，还把脏毛巾一并带走。那家伙刻意不留下任何实质性证据。”

“我还以为他用那毛巾包砍刀呢。”

“他何必那么做？洗过砍刀后，他只需把它放进原先的盒子里就行了。再说，如果他真把它包在毛巾里，可以用干净毛巾。他没必要把用过的毛巾一起带走，除非是不想让别人找到它们。毛巾上会留下很多东西——一根毛发、一块血渍——他知道自己或许会被列为嫌疑犯，因为他知道有什么事会把他和金联系起来。”

“我们可不确定毛巾是否真的脏了，马修。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洗过澡。”

“他把她砍得血肉模糊，喷得满墙是血，你以为他会不洗澡就走？”

“我猜不会。”

“你会把湿毛巾拿回家当纪念品吗？他是有原因的。”

“好吧。”他片刻沉默，“精神病也可能不想留下证据。你是说他认识她，而且有杀她的理由。你无法确定这一点。”

“他为什么让她去旅馆？”

“因为他在那儿等着。他和他的小砍刀。”

“他为什么不带着他的小砍刀到她第三十七街的住处去？”

“不到她家去？”

“对啊。我一整天都在跟妓女谈话。她们不喜欢应召外出，因为那耗费时间。她们也不是一定不去，但她们通常邀请对方到她们的住处，告诉他那里有多舒服。金可能也提出来过，只是他不肯。”

“嗯，他已经付了房钱，总不能让钱白花吧。”

“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她那儿呢？”

他沉吟片刻。

“她有个门房，”他说，“也许他不想经过那个门房。”

“他反倒要穿过旅馆大厅，签登记卡，和前台服务员讲话。他不想经过那个门房，可能是因为门房以前见过他。否则门房可比整个旅馆所带来的风险小多了。”

“那可不一定，马修。”

“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有人就是干了这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除非他认识这个女孩，而且有私人原因想要她死。他有可能情绪失控。头脑清醒的人通常不会拿把砍刀大开杀戒。但他并不是一个随便挑个女人屠宰的疯子。”

“那你看呢？男朋友干的？”

“差不多。”

“她跟皮条客一刀两断，告诉男朋友说她自由了，然后他就惊慌失措了？”

“没错，我就是往这个方向考虑的。”

“然后就拿把砍刀发疯？这种行径跟你描述的那个宁愿留在老婆身边的家伙相符吗？”

“不知道。”

“你确定她有男朋友？”

“不确定。”我承认。

“那些登记卡，查尔斯·O·琼斯，以及他的那些化名——假如有化名的话。你真认为它们会使案子有所进展？”

“它们是线索。”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那我只好说‘不’。我不认为它们一定会使案子有所进展。”

“不过你还是认为值得一试？”

“我在银河旅馆本来是想亲自查对卡片的，”我提醒他，“用我自己的时间，只是那个经理助理不让。”

“我猜我们应该去查那些卡片。”

“谢谢，乔。”

“我想我们也可以进行另外那项调查。那一带所有的一流商业旅馆，查它们六个月以来的琼斯登记卡。你要的是这些吧？”

“对。”

“验尸显示，她喉咙和食道里都有精液。你注意到了吗？”

“昨晚在档案里看到了。”

“他先要她口交，然后用男童子军砍刀把她大卸八块。而你认为是她男友干的。”

“精液可能是之前的客人留下的。她是妓女，不缺客人。”

“大概吧，”他说，“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把精液分类。这跟指纹不同，更像是血型，是重要的旁证。不过你说的没错，以她的生活方式来看，就算精液和某个家伙不符，也不能证明他无罪。”

“而且就算相符，也不能证明他有罪。”

“没错，但他妈的能让那家伙头痛。真希望她挠过他，指缝里留些他的皮屑。那绝对可有用。”

“不可能事事顺心。”

“当然。如果她给他口交，那她牙缝里该有一、两根毛发。问题是她太淑女了。”

“没错，问题就在这里。”

“而我的问题是，我开始相信这案子确实成立，而凶手远在天边。我有一桌子的混账案子没时间处理，现在你又拿这个案子拖我后腿。”

“想想看，如果这案子破了，你该多神气。”

“功劳都归我，嗯？”

“反正总得归谁吧。”

我还有三个应召女郎要联络，桑妮、鲁比和玛丽·卢。笔记本里记着她们的电话号码。不过这一天我跟妓女谈的话已经够多了。我给钱斯的联络处打电话，留言要他回电。这是星期五晚上，也许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看两个孩子对打，还是只在基德·巴斯科姆上场时才去？

我拿出唐娜·坎皮恩的诗来看。在我脑海中，诗中所有的颜色都覆盖着鲜血，鲜亮的动脉血从猩红褪成深褐。我提醒自己，唐娜写诗时，金还活着。那我为什么会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丝不祥？难道她知道些什么？还是我过于敏感？

她漏掉了金的金发，除非是用太阳作隐喻。我看到金色的发辫盘在她的头上，联想起简·基恩的梅杜莎。没想那么多，我便拿起话筒打了一个电话。很久没拨这个号码了，但记忆如同魔术师变出纸牌般变出她的号码。

铃响四下。当我正要挂断时，听到她低沉、有些喘息的声音。

我说：“简，我是马修·斯卡德。”

“马修！不到一个小时前，我还想到你呢。等一下，我刚进门，先把外套脱掉……好了。你怎么样？真高兴你能打电话过来。”

“我还好。你呢？”

“噢，一切照旧。过一天算一天。”

这是我们戒酒人的口头禅。

“还去参加聚会吗？”

“嗯——实际上，我刚从聚会那儿回来。你怎么样？”

“还不错。”

“那好啊。”

这天是星期几，星期五？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我三天没喝酒了。”我说。

“马修，太棒了。”

有什么可棒的？

“大概吧。”我说。

“你一直在参加聚会吗？”

“算是吧，不过我恐怕还没准备好要参加所有聚会。”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说或许哪天我们会在会场上遇见。我承认有可能。她戒酒近六个月，也介绍过几次经验。我说什么时候听听她的故事一定很有趣。

她说：“你要听？上帝，你也在我的故事里。”

她正要重新开始雕塑。戒酒后，她一切暂停，因为无法准确地将黏土塑造成型。但她现在在尝试，努力使之比例协调。戒酒第一，生活的其它部分慢慢复原。我怎么样？呃，我说，我有个案子，是帮一个熟人调查。我没讲细节，她也没有追问。谈话的节奏缓慢下来，偶尔出现停顿，于是我说：“我只是想打个电话问声好。”

“很高兴你打电话，马修。”

“也许哪天我们会不期而遇。”

“希望如此。”

我挂上电话，想起在她利斯本纳德街的阁楼饮酒聊天，酒精在血管里发挥魔力，温暖舒畅。多么美好甜蜜的夜晚啊。聚会时你会听到人们说：“清醒时最糟的一天，也比酒醉时最棒的一天强。”

然后大家就会像吊在汽车仪器板上的塑料狗一样使劲点头。我想到和简共渡的那晚上，然后环顾我的小陋室，设法弄清这个晚上到底比那个好在哪里。我看看表。酒铺已经关门，不过酒吧还会营业好几个小时。

我待在原地。

外面，一辆巡逻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声音渐行渐远，时间分秒流逝，这时电话铃响了。

是钱斯。

“你一直在工作，”他赞许地说，“我接到报告。女孩都还合作吧？”

“她们很好。”

“有眉目了吗？”

“很难说。这里一点信息，那里一点情况，根本不知道如何把它们拼凑起来。你从金的公寓里拿走什么了？”

“只是一些钱。为什么这样问？”

“多少钱？”

“两百元。她把现金放在梳妆台顶层抽屉，那不是什么秘密，她就是放在那儿。我四处翻了翻，看她是否有私房钱，可没找到。你没搜出存折、保险箱钥匙吧？”

“没有。”

“钱呢？当然，找到了你就留着吧，我只是问问而已。”

“没钱。你只拿了那些？”

“还有一张夜总会摄影师给她和我拍的合影。没理由把那留给警察。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纳闷。你在警方找到你之前就去过她那儿？”

“他们没找我，我是自愿过去的。没错，我先去过那里，而且比他们早了一步。否则那两百元就没了。”

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说：“你把猫带走了？”

“猫？”

“她养了只小黑猫。”

“对了，她是有只猫。不，我没把猫带走。如果想到它的话，我会给它留些食物的。怎么，它不见了？”

我说没错，小猫的秽物盘也不见了。我问他去公寓时小猫在吗，他不知道。他没注意到有猫，也没去找。

“你知道，我动作迅速，进去后五分钟就出来了。就算小猫蹭过我的脚，我也不会留意。怎么了？杀她的不会是猫吧。”

“不是。”

“你不会认为她把猫也带到旅馆去了？”

“她为什么那么做？”

“老兄，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谈论那只猫。”

“肯定有人把它带走了。她死后，除了你以外一定还有人去过公寓，把猫带走了。”

“你确定小猫今天不在那儿？陌生人靠近时，动物都会害怕得躲起来。”

“小猫真的不在。”

“可能是警察去的时候逃掉了。门开着，猫跑了出去，再见了，小猫。”

“从没听说猫会带着自己的秽物盘一起走。”

“也许是某个邻居拿的。听到它喵喵叫，不想让它挨饿。”

“有钥匙的邻居？”

“有些人会跟邻居交换钥匙，以防被锁在门外。要不就是邻居从门房那儿拿的钥匙。”

“可能就是这样。”

“肯定是。”

“明天我去找她的邻居问问。”

他轻轻吹起口哨：“你会追查到底的，是吧？像小猫这样的小事，你也跟狗咬骨头一样咬住不放。”

“办案就应如此。Goyakod。”

“你说什么？”

“Goyakod，”我说，然后跟他解释，“意思是：抬起屁股去敲门（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s）。”

“噢，我喜欢。再说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

“‘抬起屁股去敲门。’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