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校要让男同学先排学号，为什么男同学总是一号，凡事也都从男同学开始，好像男孩优先于女孩是理所当然之事……就好比大家从不曾质疑过身份证上为什么男生是以阿拉伯数字“1”开头，女生则是以“2”开头一样，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金智英，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出生时身长五十厘米，体重二点九公斤。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上面有个大她两岁的姐姐，下面有个小她五岁的弟弟。他们三姐弟和爸妈、奶奶，一家六口住在一个三十三平方米的平房里，只有两个房间、简陋无门的厨房和一间浴室。

金智英最难忘的儿时记忆，莫过于偷吃弟弟的奶粉。她那年应该也就六七岁，不知为何就是觉得弟弟的奶粉特别好吃，明明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每次妈妈给弟弟冲奶粉时，她就会紧跟在旁，用手指蘸不小心洒在桌上的奶粉来吃。有时妈妈还会叫金智英把头向后仰、嘴巴张开，然后舀一匙奶粉倒进她口中，让她过过瘾，品尝那醇厚的奶味。奶粉在口中慢慢溶解时会变得黏稠，变得像牛奶糖一样软绵绵的，再慢慢地滑向喉咙，进入肚子里。奶粉停留在口腔里时，不干也不涩，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口感。

然而，与他们同住的奶奶——高顺芬女士——非常讨厌金智英吃弟弟的奶粉，只要发现孙女又在偷吃，就会朝她背部狠狠地拍下去，打得她措手不及，奶粉从嘴巴和鼻孔中喷出来。姐姐金恩英则在被奶奶教训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偷吃过奶粉。

“姐，奶粉不好吃吗？”

“好吃。”

“那你为什么不吃？”

“不稀罕。”

“啊？”

“我才不稀罕，绝对不会再吃那玩意儿了。”

虽然当时金智英对“不稀罕”这个词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她完全可以体会姐姐的心情。因为从奶奶当下责备她们的语气、眼神、脸部角度、肩膀高度以及呼吸节奏中，可以归纳出一句话——“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奶奶绝非因为她们早已过了喝奶的年纪，或者担心弟弟的奶粉减少而教训她们，而是因为弟弟的一切都无比珍贵，不是哪个阿猫阿狗可以触碰的。金智英觉得自己好像连“阿猫阿狗”都不如，相信姐姐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

刚蒸好的一锅米饭，以爸爸、弟弟、奶奶的顺序先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形状完整的煎豆腐、饺子、猪肉圆煎饼，也都会理所当然地送进弟弟嘴里，姐姐和金智英只能捡旁边的小碎屑来吃；弟弟的筷子、袜子、卫生衣裤、书包和鞋提袋，永远都是成双成对的，但姐姐和金智英的这些物品总是凑不成一对。要是有两把雨伞，一定是弟弟自己撑一把，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撑一把；要是有两条棉被，也一定是弟弟自己盖一条，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盖一条；要是有两份零食，同样也一定是弟弟自己吃一份，姐姐和金智英两人合吃一份。其实当时还年幼的金智英，并不会羡慕弟弟的特殊待遇，因为打从他们一出生，受到的就是差别对待。虽然偶尔会觉得有点委屈，但她早已习惯这一切，并主动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因为自己是姐姐，所以要让着弟弟，并和自己性别相同的姐姐共享所有物品。母亲经常说因为姐弟之间年纪相差大，所以她和姐姐既懂事又很会照顾弟弟，但也因为如此，两姐妹更没有理由跟弟弟争宠。

金智英的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哥在婚前死于车祸，二哥很早就成了家，带着一家人移民美国生活，最小的弟弟则因为遗产分配及高龄父母的赡养问题，与金智英的父亲大吵过一架，两人从此不再往来。

金智英的父亲那一辈，许多人因为战争、疾病、饥饿而不幸丧命，能不能存活下来都是问题。而在那段岁月，奶奶不仅替人种田、做生意、做家务，就连自己家也打理得很好，咬牙苦撑，好不容易养大了四个儿子。而爷爷这辈子从未徒手抓过一把泥土，始终养尊处优，既没有养家的能力，也没有那份责任心。但是奶奶从未对爷爷有过任何怨言，她真心认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动手打妻子，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然而，如此辛苦地一手带大的四个儿子，最终只有金智英的父亲善尽儿子的本分。奶奶则用一套令人难以理解的谬论，安慰晚年如此悲惨不堪的自己。

“幸好我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才能像现在这样吃儿子煮的饭，睡儿子烧的炕，真的至少要有四个儿子才行。”

虽然真正在煮饭、烧炕、铺棉被的人，都不是奶奶的宝贝儿子，而是她的媳妇——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奶奶却总是当着大家的面如此夸赞自己的儿子。而那些看似开明、对媳妇疼爱有加的婆婆，也往往会发自内心地为媳妇着想，把“要生个儿子啊，一定要有个儿子才行，至少要有两个儿子……”这些话挂在嘴边。

老大金恩英刚出生时，母亲将她抱在怀里，不停地哭着对奶奶鞠躬道歉：“妈，对不起……”当时奶奶安慰媳妇说：“没关系，第二胎再拼个男孩就好了。”

后来金智英出生了，母亲依旧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不停地哭泣，低头对金智英说：“孩子啊，妈对不起你……”这次奶奶依旧安慰着媳妇：“没关系，第三胎再生个男孩就好了。”

金智英出生后不到一年，第三胎就报到了。母亲当时梦见一只体形巨大的老虎破门而入，躲进她的裙摆，于是深信这胎肯定会是个男婴。然而当初负责接生金恩英和金智英的妇产科医生婆婆，却面露难色地用超声波机器来回照母亲的肚子好几次，小心翼翼地说：

“小孩……真漂亮啊……可以凑成三姐妹了……”

母亲回到家后泣不成声，甚至哭到把肚子里的食物统统吐了出来。不知情的奶奶隔着厕所门，语带欣喜地对媳妇祝贺道：

“我看你之前生恩英和智英的时候都没害喜啊，这次怎么吐得这么厉害？看来这胎和她们俩不太一样呢！”

母亲躲在厕所里好一阵子不敢出来，继续流着泪，不停作呕。某个夜深人静、孩子都已熟睡的夜晚，母亲对辗转难眠的父亲开口问道：

“孩子她爸，万一啊，我是说万一，现在我肚子里的这胎又是女儿，你会怎么办？”

虽然母亲内心还是存有一丝期待，希望父亲可以对她说：“你问的这是什么问题，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一样宝贝。”但是父亲不发一语。

“嗯，你会怎么办呢，孩子她爸？”

父亲翻过身，面向墙壁躺着，答道：

“少乌鸦嘴了，别净说些触霉头的话，快睡吧。”

母亲紧咬下唇，努力压低音量。她哭了一整晚，把枕头全哭湿了。隔天早上，她的双唇因为整晚紧咬，肿得无法闭合，不停地流着口水。

当时政府正在实施节育政策。从十年前开始，只要是基于医学上的理由，都可合法执行终止妊娠手术。当时只要确定怀的是女婴，仿佛就足以构成“医学上的理由”，鉴别胎儿性别与将女婴堕胎的情况数不胜数[资料来源：《机率家族》，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页，二〇一五年，朴在宪等人合著；《时事IN》第四一七期《厌恶女性的根源是？》。]。这样的社会风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蔓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性别失衡的情况更是达到巅峰，第三胎以后的出生性别，男婴明显比女婴多了一倍[资料来源：统计厅的“出生顺序出生性别比”资料。]。

母亲独自一人前往医院，默默地将金智英的妹妹“拿掉”了。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选择，却得由她全权负责。当时她身心俱疲，身边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家人。医生婆婆紧紧握住母亲的手，频频向她道歉，她则像个失去孩子的猛兽般号啕大哭。幸亏有医生婆婆对她说的那句对不起，她才不至于哭到伤心欲绝、失去理智。

几年后，母亲再度怀上孩子，因为是男婴，才得以顺利诞生。那个男婴就是比金智英小五岁的弟弟。

当时，金智英的父亲是公职人员，还不至于有工作或收入不稳定的问题，但光凭父亲一个人的薪水养活一家六口确实吃紧。尤其是随着三姐弟逐渐长大，只有两个房间的家也开始显得拥挤。母亲希望可以搬去大一点的房子，让两个女儿能和奶奶分房住。

母亲虽然不像父亲一样有固定上下班的工作，但她一个人得照顾三个孩子和一名老母亲，又要全权负责家中大小事，与此同时，还得不断寻找可以赚钱打工的机会。不只母亲，家里经济状况不甚理想的那些妈妈大体如此。当时非常流行保险阿姨、养乐多阿姨、化妆品阿姨等，凡是带有“阿姨”两个字的工作，都属于常见的家庭主妇兼职。由于大部分工作都不是由公司直接雇用，要是在工作中遇到纠纷或者受伤，都得自行处理[资料来源：《没被记录的劳动》，第二十一至二十九页，二〇一六年，金时刑等人合著。]。而金智英的母亲则选择从事家庭代工，也就是在家进行的劳动，比如剪线头、组装纸箱、粘信封袋、剥大蒜、卷门窗密封条，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年幼的金智英也经常在母亲身边帮忙，通常负责收集碎屑和倒垃圾，或者帮忙盘点数量。

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工作项目就是卷门窗密封条。这是专门用来贴在门窗缝隙间、以泡棉材质制成的细长形贴纸。尚未裁切、包装的贴纸会由货车运来，金智英母亲的工作是将其裁切，卷成两组圆形，放进小袋子里包装好。然而，实际卷纸时，得先将封条轻放在左手虎口处，用右手卷成圆形，在此过程中虎口很容易被盖在胶水上的那面纸割伤。尽管已经戴了两层布手套，母亲的手依旧布满大小伤痕，再加上密封条的尺寸较大，于是垃圾也多，泡棉和胶水的刺鼻气味更经常难闻到使人头痛，但这份工作的工资较高，实在令人难以拒绝。随着母亲承接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份工作也越做越稳定。

好几次父亲已经下班回家，母亲还在忙着卷密封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金智英与金恩英，就坐在母亲身旁，边玩边写作业，偶尔帮帮母亲。年幼的弟弟则拿着泡棉块和包装塑料袋边撕边玩。工作量实在很大时，母亲甚至会把密封条堆放在房间一隅，在好不容易腾出来的地板上摆桌子、吃晚餐。某天，父亲加班到深夜，比平时还晚到家。他看见孩子们都还在玩密封条，终于忍不住第一次对母亲抱怨。

“你一定要在孩子旁边做这些味道难闻、灰尘又多的工作吗？”

母亲原本正在快速收拾的手和肩膀顿时停住，接着便开始将四散一地已经包装完成的密封条统统放进纸箱内。父亲跪坐在地，把乱七八糟的泡棉和纸张碎屑扫进大垃圾袋里，说道：

“对不起啊，害你这么辛苦。”

父亲说完便叹了口气，那一瞬间，他的背后仿佛被巨大的黑影所笼罩。母亲搬起一个又一个比自己身形还要大的箱子，放到家中的过道里，然后将父亲身旁的地板清扫干净。

“不是你害我辛苦，是我们两个人都辛苦。不用对我感到抱歉，也别再用一个人扛着这个家的口吻说话。没有人要你那么辛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

话虽如此，自此之后，母亲还是婉拒了卷门窗密封条的工作。专门负责载送密封条的卡车司机还语带惋惜地念叨着“怎么手最巧、最有效率的人反而不做了”。

“也是，以恩英妈妈的手艺，卷密封条实在太可惜，你不妨去学美术或者手工艺，一定很厉害。”

母亲摆手笑着说：“都这把年纪了，还学什么才艺呢。”当年母亲才三十五岁，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司机先生的这番话，似乎也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母亲拜托恩英照顾妹妹智英，最小的儿子则拜托奶奶照顾，自己开始补习，但不是学美术或手工艺，而是学理发。因为没人规定一定要有执照才能帮人剪头发，所以母亲在学了一些基本的剪烫技术后，就开始以经济实惠的价格帮社区里的小孩和长辈理发。

母亲的理发生意很快红火起来，街坊邻居口耳相传，认为母亲的手真的很巧、很有天分，面对客人也很有交际能力。她会用自己的口红和彩妆为刚烫好头发的婆婆、妈妈们化妆；帮小朋友剪头发时，也会顺便连带他们的弟弟妹妹，甚至孩子母亲的刘海也一并免费修剪。她使用的烫发剂定价故意比社区理发厅的高一些，还刻意把烫发剂上的广告文案大声地念给客人听。

“看到了吗？绝不刺激头皮，含天然人参成分。我现在可是把这辈子从未吃过的天然人参涂抹在您的头皮上哟！”

金智英的母亲就这样慢慢地攒了许多现金，也从未缴过一毛钱的税给政府。虽然她曾惹来同行的阿姨嫉妒，觉得客人都被她抢走，两人甚至互扯头发，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多亏她平日待客有方，客人都站在她这边。后来两人适度划分客户群，互不踩线，才得以在社区和平共存。

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女士，上有两名哥哥、一名姐姐，下有一名弟弟，兄弟姐妹长大后纷纷离乡。听说老家数代皆以种稻为业，所以家境还算不错。但是随着韩国的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转型成工业化社会，人们不再仰赖农业维生。金智英的外公当时跟一般的农村父母一样，将孩子统统送往都市，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供每个小孩读那么多书。都市里不仅房价和生活费高昂，学费也是贵得离谱。

母亲读完小学，就开始帮家里务农，直到十五岁那年决定北上首尔。当时，长母亲两岁的姨妈已在首尔清溪川旁的一家纺织工厂上班，母亲也应征上了同一家工厂，于是便和姨妈、两名工厂姐姐蜗居在七平方米大的宿舍内。工厂里的女同事几乎都和金智英的母亲年纪相仿，学历、家庭背景也都差不多。年纪小的女工以为职场生活本就如此，每天都睡不好、吃不饱，也无法好好休息，整天只能埋首工作。纺织机散发的热气令她们热得难受，只能尽量将已经短到不行的迷你裙制服往上拉，即使如此，手臂和大腿间依旧汗如雨下，有些人甚至因为现场总是弥漫着一片白色灰尘而罹患肺病。然而，她们每天吞下一颗又一颗提神丸，脸色发黄，没日没夜地工作所赚来的微薄薪水，大部分都用来给家中的哥哥或弟弟交学费，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儿子要担负起整个家，男丁有出息才能为全家增光”，家中的女儿也很乐意牺牲自己资助兄弟[资料来源：《机率家族》，第六十一页，二〇一五年，朴在宪等人合著。]。

金智英的大舅毕业于地方城市的国立医科大学，在母校的附属医院工作了一辈子，二舅则是警察局长，直到退休。母亲为两名认真好学、事业有成的兄长深感自豪，也引以为傲，经常向工厂里的朋友炫耀自己的哥哥们。在两个哥哥都有经济能力之后，她继续供养小舅，也多亏她的资助，小舅才得以顺利从首尔师范大学毕业。虽然如此，被夸赞充满责任心、一肩扛起了整个家的却是身为长子的大舅。直到那时，母亲与阿姨才真正意识到，原来在以家人为名的范围内，机会永远轮不到她们。母亲和阿姨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在工厂附设学校学习，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好不容易才拿到初中文凭。母亲后来又苦读高中课程，参加同等学力资格考试，最终才在小舅顺利当上高中老师那年，拿到了高中文凭。

金智英就读小学时，有一次班主任在她的日记本里写了一句话，母亲的视线停留在那句话上面许久，默默地说道：

“我本来也想当老师的。”

原以为母亲生来就是母亲的金智英，听到这句话，感觉太不可思议，不禁扑哧一笑。

“我是说真的，我上小学时你外婆还说家里五个小孩里面我最会读书，比你大舅的成绩还要好呢！”

“那你为什么没当老师？”

“因为要赚钱供两个哥哥读书啊，那时候每个家庭都这样，当时的女孩子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那现在当老师不就行了？”

“现在要赚钱供你们读书啊，哎呀，都一样啦，现在的妈妈们也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原来母亲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因为育儿而放弃梦想感到遗憾。一时间，金智英觉得自己宛如一块体积虽小却奇重无比的石头，紧紧地压住母亲的裙角，使她无法继续向前。金智英感到有些自责，母亲似乎察觉到她的难过，默默地用手顺了一下她的头发，将其整齐地塞往耳后。

金智英小时候就读的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小学，需要穿过大街小巷，走上二十分钟才能到达。一个年级至少有十一个班，最多十五个班，一个班通常有五十名学生。金智英入学前，学校甚至要分成上午班和下午班，才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学生。

对于没有上过幼儿园的金智英来说，小学是她接触的第一个小型社会，整体来说适应得还算不错。适应期一结束，母亲就把金智英交由大她两岁、就读同一所小学的姐姐金恩英照顾，叫她带着妹妹一起上下学。姐姐每天早上都会按照学校课程表帮妹妹准备教科书、笔记本、备忘本，在画着“魔法公主”图案的铅笔盒内放入四支削好的铅笔和一块橡皮擦；要是老师特别叮嘱要准备劳作用品，姐姐也会先向母亲领取零用钱，再带着金智英到学校对面的文具店购买。也因此，金智英从未走失或迷路过，每天都在姐姐的陪同下顺利抵达学校。上课时都会乖乖地坐在座位上，也从未在学校尿湿过裤子。她将黑板上的注意事项统统抄写在备忘本上，听写测验也都拿到了一百分。

金智英在学校遇上的第一个难关是邻座男同学的恶作剧。这也是许多女同学都有过的经历，但对于金智英来说，邻座男同学对她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霸凌的程度，根本无法用恶作剧或开玩笑来形容。她感到十分煎熬，除了向姐姐和母亲哭诉外别无他法。然而，姐姐和母亲没能帮她解决问题，姐姐只说男孩子都这么幼稚，劝妹妹不要理会；母亲则认为不过是同学开个玩笑，何必认真，还回来哭诉，反而把金智英训了一顿。

不知从何时起，坐在金智英邻座的男孩，开始动不动找她麻烦。不论在坐回座位、排队，还是准备背书包时，他都会假装不小心撞一下金智英的肩膀；在学校与金智英擦肩而过时，也会故意靠近她，稍微用力地用手臂去撞她；跟金智英借铅笔、橡皮擦、尺子等文具后，用完不会马上归还，金智英向他要回时，他还会故意把东西丢到远处或者坐在屁股下，有时甚至耍赖说自己根本没有借。有一次在课堂上，两人就是因此起争执而一起被老师惩罚。尔后，金智英便不再借文具给那个男孩。但他的恶作剧并没有就此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挑金智英的语病，嘲笑她的穿着，把她的书包和室内鞋收纳包放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害她经常找不到自己的东西。

某个初夏，金智英因为脚一直流汗，于是脱下室内鞋，把脚踏在桌子下的木板上听课。邻座的男孩一脚将她的鞋踢了出去，鞋子沿着教室走道滑到了讲桌前，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拍着讲桌喊道：

“这是谁的室内鞋？”

金智英当时实在太害怕，顿时愣住不敢承认，虽然是她的室内鞋，但她一直在等着邻座的男孩先自首，承认是他踢出去的。然而，那个男孩可能也被老师的反应吓到了，低着头一言不发。

“还不赶快承认！难道要我一个个检查吗？”

金智英用胳膊肘推了推男孩，低声说：“是你踢的啊。”男孩把头低得更深，低声回答：“可不是我的鞋啊。”老师再次拍了一下讲桌。不得已之下，金智英举手了。她被叫到讲桌前，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被老师责骂了一顿，老师以第一时间没有承认为由，给她冠上种种罪名，说她是懦弱、说谎的小孩，是占用同学宝贵上课时间的时间小偷。金智英早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找不到任何辩解、解释的机会。就在那时，教室里传出某个同学低低的声音：“那不是金智英踢的。”原来是坐在走道旁最后一排的女同学。

“那的确是金智英的室内鞋，但不是她踢出去的，我看见了。”

老师面露错愕，问那名女同学：

“什么意思？那是谁踢的？”

女同学面有难色，不发一语，默默地看向了罪魁祸首。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将视线转向女孩所看的位置。坐在金智英邻座的男孩这才吐露了实情。于是老师用比刚才教训金智英还要大一倍的音量和长一倍的时间，面红耳赤地痛骂了那名男同学一番。

“你之前是不是也一直欺负她？老师全都看在眼里，今天回家以后，把你欺负金智英的所有行为统统给我写下来，一个也不能漏！明天交过来。老师都知道你对她做了哪些坏事，所以别想糊弄我。记得要回家和妈妈一起写，写完还要妈妈签字，听见没有？”

男孩心想这下完了，要回家等着被母亲修理了。他垂头丧气地走回家，金智英则被老师留了下来。

金智英原本还担心老师又要骂她什么，没想到老师竟真诚地对她说了声抱歉，说自己理所当然地以为是鞋子的主人搞的恶作剧，在还没查明事情缘由的情况下就责备她，实在太不明智了，以后会注意，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听完老师的这番话，金智英渐渐释怀，忍不住再次潸然泪下。老师询问她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还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她哭到泣不成声，勉强啜泣着回答道：

“请……呜呜……老师……帮我换其他同学坐我旁边，然后……呜呜……我再也不要和他……呜……坐在一起了。”

老师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

“不过智英啊，老师早已看出来了，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他是因为喜欢你啊。”

金智英感到不可思议，瞬间止住了眼泪。

“他才没有喜欢我，您不是也看到了他怎么欺负我的吗？”

老师笑了出来。

“男孩子都是这样的，越是喜欢的女生就越会欺负她，老师会再好好地劝劝他，希望你们可以趁这次机会和好，不要在有误会的情况下换去和别的同学坐。”

原来邻座男孩喜欢我？欺负我表示喜欢我？金智英越听越糊涂了。她快速地在脑海中回想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但始终无法理解老师所说的话。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应该更温柔体贴吗？不论是对朋友、家人，还是家里养的猫猫狗狗，都应当如此，这是连八岁的金智英都知道的常识。回想至今被他欺负的种种就已经够委屈了，现在自己甚至成了误会同学的坏孩子，金智英摇摇头说：

“不要。我非常非常讨厌他。”

隔天，老师帮金智英安排了新座位，换到因为个子在全班最高，总是独自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同学旁边。金智英和他从未起过任何冲突。

到了小学三年级，一个礼拜有两天得在学校吃营养午饭，对于吃饭速度较慢的金智英而言，那两天的午饭时间简直是煎熬。由于金智英就读的学校是营养午饭示范小学，也是附近学区里最先提供营养午饭的，校内有一大间整洁的学校餐厅。每到午饭时间，学生就会按照自己的学号排队进餐厅用餐，但由于餐厅的规模不足以容纳所有学生，得赶紧吃完让位给其他同学。

当其他先吃完的同学像脱缰的野马在操场上尽情地奔跑时，金智英还在用汤匙舀着一口又一口的米饭，努力地往嘴巴里塞。尤其是她三年级的班主任绝不允许学生拿太少或者没吃完。用餐时间还剩五分钟时，老师会起身巡逻，查看每个还没吃完饭的学生，用汤匙敲餐盘，嗒嗒嗒，嗒嗒嗒，催促他们赶快吞咽，指责他们为什么慢吞吞的。老师越催促，学生就越着急，仿佛吞下去的米饭卡在喉咙里，咳咳咳，难以下咽。心急如焚的孩子只好将米饭和菜统统塞进嘴里，配着白开水囫囵吞下。

全班四十九名同学中，金智英的学号是三十号。当时是从男同学开始排学号，一号到二十七号全是男同学。女同学则以生日排序，从二十八号排到四十九号。幸好金智英是四月生日，所以领到餐还算早，其他生日较晚的女同学，几乎都要等到学号靠前的同学吃完准备起身，才能拿到自己的食物坐下来吃饭。因此，大部分被老师责骂吃太慢的都是女同学。

某天，老师身体不适，心情也很差，偏偏值日生又没把黑板擦干净，于是全班同学被叫起来罚站，还突然抽查指甲。金智英急忙将两手伸进书桌抽屉里，很快用剪刀将指甲随意修整了一番。吃饭总是最慢的几名同学那天也吃得胆战心惊，老师愤怒地用汤匙敲打着同学的餐盘，盘里的饭粒和小鱼干都快弹到学生脸上了。几名同学最终再也忍不住，嘴里含着满满的食物放声大哭。那几个吃了一肚子委屈和眼泪的学生，在打扫教室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教室后方，用简短的词语、眼神、手势交流，决定在行完下课礼以后，到荣进市场里一间老奶奶开的辣炒年糕店集合。

大伙儿一凑在一起便开始抱怨。

“他摆明了就是拿我们当出气筒，从早到晚都在挑我们的毛病，找我们麻烦。”

“没错。”

“一直在旁边叫我们赶快吞，反而更吞不下去。”

“我们又不是故意慢慢吃或不认真吃，是本来就吃得慢，到底要我们怎样？”

金智英也深有同感。老师的行为确实不对，虽然她无法明确指出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但也觉得老师不应该这么做。或许因为她不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内心情感，导致这些埋怨不像其他同学一样脱口而出。她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点头附和。这时，和她一样沉默不语的一名女同学柳娜突然开口说道：

“不公平。”

柳娜继续冷静地说：

“每次都按照学号吃饭，太不公平了，我看要请老师重新制订吃饭的顺序。”

她的意思是要去跟老师反映吗？这种话真的可以对老师说吗？这个念头在金智英心中一闪而过，但不久又觉得，如果是柳娜去说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她功课很好，母亲还是育成会[现今“家长会”的前身，监督学校、教师的团体。——译者注]会长。到了礼拜五班级会议时间，柳娜真的举手向老师提出了建议。

“老师，我认为应该改变吃午饭的顺序。”

她双眼直视老师，条理分明地诉说着：“要是按学号领营养午饭，学号较靠后的同学就会比其他同学晚领到午饭，自然也会吃得比其他同学慢。而每次都是从一号同学开始领，对于学号靠后的同学来说有失公平，所以建议老师定期调整同学们的用餐顺序。”老师虽然依旧面不改色、保持笑容，但可以察觉到他的嘴角微微地抽动着。顿时，教室里弥漫起一股紧张气氛，宛如橡皮筋已经拉到极限，随时都会断裂。明明对老师说这番话的人是柳娜，不知为何金智英也感到莫名紧张，不自觉地一直抖腿。然而，与柳娜四目相望许久的老师，突然笑了一声，说道：

“好吧，那就从下礼拜开始颠倒顺序，从学号四十九号开始领营养午饭，每个月这样轮一次。”

瞬间，学号靠后的女同学高声欢呼。从那之后，虽然用餐的顺序改变了，但餐厅里的气氛并没有太大变化。老师依旧讨厌学生吃饭太慢，还是一样会紧迫盯人，到老奶奶的辣炒年糕店聚会的成员中，仍有两名吃饭速度垫底的同学。由于金智英的学号比较靠中间，每个月不论怎么调换顺序，对她来说都没有太大差异。但她总觉得吃太慢就会输给其他同学，每次都卖力地把食物往嘴里塞，好不容易才成功脱离吃饭速度垫底的群体。

她得到了微小的成就感。向拥有绝对权力者抗议自认不当的事情，并因此获得改善，这对柳娜、金智英，以及学号靠后的所有女同学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宝贵经验。她们稍微有了一点批判性意识和自信，但直到那时，她们都还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要让男同学先排学号，为什么男同学总是一号，凡事也都从男同学开始，好像男孩优先于女孩是理所当然之事。永远都是男同学先开始排队、先出发、先报告、先被检查作业，女生们对此时而感到庆幸，时而感到无聊，却没有人质疑过这样的顺序安排，只是默默等候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就好比大家从不曾质疑过身份证上为什么男生是以阿拉伯数字“1”开头，女生则是以“2”开头一样，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安排。

从小学四年级起，开始由同学自行投票选出班长，每学期一次。从四年级到六年级，三年内总共进行过六次投票，但金智英的班级六次选出的班长都是男生。虽然许多老师会特别挑出五六位聪明伶俐的女同学，请她们帮忙处理班上的杂事或检查同学作业、统计考卷分数，还经常把“果然还是女孩比较聪明”挂在嘴上，同学间也一致认同女同学的功课比男同学好，做事比较细心。但不知为何，每到班长选举投票时，大家还是一定会选男同学当班长。这不是金智英才有的特殊经历，当时大部分班级的班长的确由男同学担任。金智英犹记自己刚升上初中那年，母亲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吃惊地说道：

“最近小学有很多女班长呢，居然超过百分之四十[资料来源：《韩民族日报》：《谁说女生不能当全校学生会会长》，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我看等我们恩英和智英长大，说不定还会冒出个女总统呢。”

也就是说，至少在金智英就读小学时，女班长根本不到一半，而且相较过去已经大幅增长过了。同时，不论出于老师指定还是同学自愿，卫生委员不约而同总是由女同学担任，体育委员则是由男同学担任。

金智英小学五年级时，全家人搬入一栋新落成的临街独栋建筑。房子位于三楼，室内有三房一厅（客厅兼餐厅）和一套卫浴，比起之前住的地方，空间大了一倍，便利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都要归功于父亲的薪水加上母亲的收入积少成多。母亲事先仔细地比较过各家银行推出的金融商品及其利率与优惠，把钱投资在理财型储蓄[从每个月的薪水扣掉一定金额进行储蓄，许多大企业和部分中小企业都有这项服务。——译者注]、购房储蓄存款、特别存款上，也和一些社区值得信赖的阿姨标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带有合作互助形式。——编者注]，借此赚了不少钱。可后来阿姨和远亲纷纷邀请母亲跟会时，母亲断然拒绝了她们的邀约。

“最不值得信任的人就是远房亲戚，我可不想最后搞得人财两失。”

他们先前住的房子因为断断续续的整修和装潢，奇妙地混搭了复古风和现代风。原本是庭院的位置铺上了木质地板，变成客厅兼厨房，但是没有暖气设备；整齐铺设瓷砖的浴室，因为没有洗手台和浴缸，得先把水接在一个超大的塑胶桶里，再用水瓢舀来洗脸、洗头、洗澡。而设有坐式马桶的窄小厕所，则独立于大门外，为了上厕所还得走到户外。不过，新家的卧室、客厅和厨房都装了取暖设施，厕所和浴室也设置在屋内，回家后再不必像以前那样换外出鞋到其他地方上厕所。

他们姐弟也终于有了各自的房间。最大的那间由父母和年纪最小的弟弟使用，第二大的房间由金智英和姐姐共享，最小的房间则由奶奶独享。虽然父亲和奶奶提议让两姐妹和奶奶同住一间，弟弟独自住一间，但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认为总不能让年事已高的奶奶一直和两个孙女住在一起，应该要让奶奶有自己的房间，可以舒适地睡觉、收听广播、听佛经。

“儿子都还没去上学呢，干嘛需要自己的房间？反正晚上肯定会睡到一半抱着被子跑来找我们。儿子啊，你想要自己睡还是跟妈妈睡？”

七岁的老幺奋力地摇了摇头，表示绝对绝对不要自己睡。最后也如母亲所愿，姐妹俩拥有了属于她们的房间。据说母亲为了布置女儿的房间，另外偷存了一笔私房钱。她买了两组一模一样的书桌，并排靠在采光良好的窗边，还买了新的衣橱和书柜，靠两侧墙面摆放，又添置了两组单人寝具，包含棉被、毛毯和枕头，还在墙上贴了一张超大的世界地图。

“你们看，首尔在这里，根本只是个小点！我们现在就住在这个小点里呢。就算去不了每个国家，也要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啊。”母亲对姐妹俩说。

一年后，奶奶过世了，她的房间成了弟弟的房间。但弟弟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会半夜醒来，抱着棉被跑去母亲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