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夫人很珍视自己的出身。当她毫无思想准备地听到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已略有所闻的这个本族的最后一名公爵梅什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白痴，跟乞丐相差无几，还要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时她该怎么想呢？将军正是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一下子引起她的兴趣，从而转移她的全部注意力。

每当碰到意外情况，将军夫人通常总是把眼睛瞪得溜圆，身躯稍稍朝后一仰，没有表情地看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年纪和丈夫相仿，黑发中羼杂着许多白发，但依然很浓密，鼻子有点弯，身子瘦削，脸颊发黄而且下陷，嘴唇很薄，而且凹了进去。她的前额很高，然而狭窄；在那双相当大的灰眼睛里，有时会流露出完全出人意料的神情。她一度有过一个弱点，就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迷人，而且这个信念一直无法磨灭。

“接见吗？您说现在立刻就接见他吗？”将军夫人竭力瞪大了眼睛瞧着在她面前忙个不休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噢，接见他可用不着任何客套，只要你，我亲爱的，愿意见他就成。”将军忙着解释道，“他完全是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孩子。他得了一种什么癫痫症；他刚从瑞士回国，才下火车，衣着古怪，有点像德国人，再加上身无分文，真是囊空如洗；他几乎要哭出来。我送给他二十五卢布，还打算在我们的机关里给他谋一个录事的位置。女士们[原文为法文。]，我请你们给他点东西吃，因为他好像是饿了……”

“您叫我吃了一惊，”将军夫人照旧接着说，“他又饿，又有癫痫症！哪一种癫痫症？”

“噢，这种病并不经常发作，此外他几乎像一个孩子，不过很有教养。我想请你们，女士们，”他又对女儿们说，“考他一下，了解一下他能干什么，这毕竟是件好事。”

“考——他——一——下？”将军夫人曼声说道，无比惊讶地重又瞪起眼睛，把目光从女儿们身上移到丈夫身上，又从丈夫身上移到女儿们身上。

“唉，我亲爱的，你不必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但是随你的便吧。我的意思是要对他客气点，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因为这几乎是一桩善行。”

“带到我们家来？从瑞士？！”

“瑞士并不会碍事；但是我再说一遍，随你的便好啦。我所以这样想，第一是因为他和你同宗，兴许还是亲戚；第二，他无处安身。我甚至认为你对他多少会发生点兴趣，因为他毕竟跟咱们同宗啊。”

“妈妈，既然不必和他讲什么客套，那又为什么不见他呢？再说，他刚下车，一定想吃东西。他既然无处可去，为什么不请他吃一顿呢？”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完全是一个小孩子，我们还可以和他捉迷藏哩。”

“捉迷藏？怎么捉法？”

“唉，妈妈，请你别装糊涂啦。”阿格拉娅懊恼地插嘴道。

二女儿阿杰莱达生来爱笑，她忍俊不禁，便大笑起来。

“爸爸，叫他进来吧，妈妈答应了。”阿格拉娅断然说。将军摇铃，吩咐请公爵进来。

“不过有一个条件，他坐下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在他脖子上系一条餐巾，”将军夫人坚持道，“把费奥多尔叫来，或者让玛夫拉……站在他背后，看着他吃饭。他发病的时候起码是安静的吧？他不故作姿态吧？”

“恰好相反，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非常文雅。有时有点发呆……现在他来啦！来，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族里最后一位公爵梅什金，同宗，兴许还是亲戚，请你们接待他吧，要亲切一些。早餐立刻送上，公爵，请您赏光……对不起，我已经耽误了，失陪啦……”

“我们知道你忙着去哪里。”将军夫人傲慢地说。

“我忙得很，忙得很，我亲爱的，我耽误了！把你们的纪念册给他，女士们，请他在上面给你们题几个字，他的书法可真是一绝！真是个天才！他在我那儿写了几个古体字：‘帕夫努季住持亲书’……哦，再见吧。”

“帕夫努季？住持？您等一等，等一等，您到哪里去？帕夫努季又是谁？”将军夫人十分懊丧地、几乎是惊慌不安地对逃跑的丈夫喊道。

“是的，是的，我亲爱的，这是古代的一位修道院院长……我要到伯爵那里去，他早就在等我啦，主要是他亲自约定……公爵，再见吧！”

将军快步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去找哪一位伯爵！”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厉声说道，同时气呼呼地把视线移到公爵身上，“是什么来着？”她一面嫌恶而又烦恼地回忆着，一面开口说，“是什么来着？哦，对了！哪一个住持？”

“妈妈。”亚历山德拉开口了，阿格拉娅甚至跺了一下脚。

“你别打搅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将军夫人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我也想知道。公爵，请您坐在这里，就坐在这张圈椅上，在我的对面，不对，是在这里；请您稍稍地朝有阳光的地方，有光亮的地方挪动一下，好让我看得见您。噢，那是个什么住持？”

“帕夫努季住持。”公爵殷勤而认真地答道。

“帕夫努季吗？这很有趣。噢，他怎么样呢？”

将军夫人不耐烦地问着，她说得很快，语气生硬，同时目不转睛地瞧着公爵。公爵回答时每说一句话她都要点点头。

“帕夫努季住持是十四世纪的人，”公爵开始说，“他在伏尔加河岸，在如今我们的科斯特罗马省主持过一座小修道院。他过着圣洁的生活，因而闻名于世。他常去金帐汗国，帮助他们处理当时的事务，并在一份文件上签过字，我看见过这个签字的副本。我很喜欢他的书法，便学会了。方才将军想看看我的字体，以便替我谋个差事，我便用各种字体写了几句话，又用帕夫努季住持本人的字体写出‘帕夫努季住持亲书’几个字。将军很喜欢，所以刚才他提到了这件事。”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你要记住：帕夫努季，最好是写下来，不然我老是会忘。不过我本来以为会比这有趣。这个签字在什么地方？”

“仿佛留在将军书房里的桌子上了。”

“马上叫人去取来。”

“倘若您愿意，倒不如让我给您再写一遍。”

“那当然喽，妈妈，”亚历山德拉说，“可是现在最好是进早餐；我们想吃东西啦。”

“也好，”将军夫人决定道，“来吧，公爵，您很饿了吧？”

“是的，我现在很饿，很感谢您。”

“您这么客气，这很好。我看得出来，您根本不像……别人介绍的那样是一个怪人。来吧。您坐在这里，对着我，”大家走进餐厅以后，她便张罗起来，让公爵坐下，“我要看看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你们来招待公爵。他根本不是那样一个……病人，不是吗？兴许连餐巾也用不着……公爵，您吃饭的时候有人给您系餐巾吗？”

“早先，当我七八岁的时候，仿佛有人给我系过餐巾，现在我吃饭的时候，通常把餐巾放在膝头上。”

“应该这样。但是癫痫症呢？”

“癫痫症吗？”公爵有点奇怪，“现在我很少犯病。不过我不知道究竟怎样，据说这里的气候对我有害。”

“他说得很好，”将军夫人对女儿们说，公爵每说一句话，她照旧要点一下头，“我真没有想到。这么说来，和通常一样，全是鸡毛蒜皮和胡说八道。公爵，请用餐。请您讲讲，您在哪儿出生？在哪儿受的教育？我全都想知道，您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

公爵道了谢，一面津津有味地用餐，一面把当天上午已说过好几遍的故事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将军夫人越来越满意了。姑娘们也很专心地听着。他们谈起族谱来，原来公爵十分熟悉自己的家谱。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往一起拉，他和将军夫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亲族关系。他们的祖父母之间还算得上是远亲。将军夫人特别喜欢这种枯燥的话题，她尽管非常愿意谈论自己的家谱，然而几乎从来都找不到机会，于是就十分激动地从桌旁站了起来。

“全都到我们的花厅去吧，”她说，“可以到那里去喝咖啡。我们有一个公用的房间，”她领公爵出去时对他说，“其实只不过是我的一间小客厅，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聚在那里，各干各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一位，我的大女儿，她弹钢琴，或者读书，或者缝纫；阿杰莱达画风景画和肖像画（可一幅也没能画完），只有阿格拉娅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我也是干什么都不顺手，一事无成。好，我们到了。公爵，您坐在这里，坐在壁炉旁边，再讲点什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讲故事的。我但愿能完全信服，下次再见到别洛孔斯基公爵夫人那个老太婆的时候，我要把您的一切都讲给她听。我要使她们大家都对您发生兴趣。喂，您就说吧。”

“但是，妈妈，像这样讲故事是很奇怪的。”阿杰莱达说道，当时她刚整理好自己的画架，拿起画笔和调色板，着手根据一张版画描摹早就开始画的一幅风景画。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同无所事事地坐在小沙发上，准备听这一场谈话。公爵发现，他已成为四面八方特别注意的人物。

“倘若有人这样吩咐我，我是什么也讲不出来的。”阿格拉娅说。

“那为什么？这有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他不能讲呢？他有舌头啊。我想知道他的口才究竟有多好。噢，随便讲点什么都成。请您讲讲，您可喜欢瑞士，谈谈您最初的印象。你们可以看到，他马上就会开始，而且开始得很好。”

“印象很深……”公爵开始说。

“你们瞧，”性急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应声对女儿们说，“他开始了。”

“您起码总得让他说下去呀，妈妈，”亚历山德拉阻止她，“这位公爵也许是个大骗子，根本不是白痴。”她对阿格拉娅耳语道。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娅答道，“他装模作样，真可恶。他想用这种方法占什么便宜吧？”

“最初的印象很深，”公爵重复了一遍，“在别人带我离开俄国，经过许多德国城市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记得，我连一句话也没问。这是在我的病厉害地、痛苦地发作了多次之后。每当病情加重、连续发作几次的时候，我总要完全变成一个傻子，完全丧失记忆力，脑子虽然还能活动，但是正常的思路却似乎中断了。我不能合情合理地把两三个以上的想法联系在一起。我有这种感觉。但是，在病情好转的时候，我又变得健康而结实，就像现在这样。我记得：我心中的忧愁是难以忍受的；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惊惧不安。我看见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对我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明白这一点。陌生的世界使我非常痛苦。我记得，一天晚上，我完全摆脱了这种阴郁的心境，苏醒过来，那是在巴塞尔，就是在进入瑞士国境的时候。城内市场上的驴叫声把我惊醒了。这头驴子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我竟特别喜欢它。当时我头脑里的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驴子？这可真怪，”将军夫人说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个女人还爱上了驴子哩。”这时姑娘们笑了起来，她说着还生气地瞧了她们一眼，“神话里就有这样的事。您接着往下说吧，公爵。”

“从那时候起，我就非常喜欢驴子。它们简直成了我心爱的动物。我开始打听驴子的情况，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它们。我立刻相信，这是极有益的动物，会干活，有力气，能吃苦耐劳，价钱又便宜。由于这头驴子，我忽然爱上了整个瑞士，先前的忧愁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驴子的事可以不谈；让咱们换一个话题吧。你为什么老是笑呀，阿格拉娅？还有你，阿杰莱达，笑什么呀？公爵讲驴子的事讲得很好。他亲眼见过驴子，可你见过什么？你没有去过外国吧？”

“我见过驴子，妈妈。”阿杰莱达说。

“我也听到过驴叫。”阿格拉娅附和道。三个姐妹又笑了。公爵也和她们一起笑了起来。

“你们太坏啦，”将军夫人说，“公爵，请您原谅她们，她们都是好心人。我总是和她们吵架，但是我爱她们。她们轻佻、浮躁，都是疯子。”

“为什么呢？”公爵笑了，“我要是她们，我也同样不会坐失良机。不过，我还是拥护驴子：驴子是善良有益的人。”[这句话可能是作者讽刺性地模仿作者本人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中莫兹格利亚科夫说的这样一句话：“我要向您证明，连驴子都能成为高尚的人！”]

“您善良吗，公爵？我是出于好奇才问您的。”将军夫人问道。

大家又笑了。

“又碰到这该死的驴子啦；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它！”将军夫人喊道，“请您相信我，公爵，我并没有任何……”

“任何暗示吗？噢，我无疑是相信您的！”

公爵仍笑个不停。

“您笑啦，这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答道。

“可我是善良的，”将军夫人突然插嘴道，“也可以说一向为人善良。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人不应该永远善良。我常对这几个姑娘发火，特别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火，然而糟糕的是：我在发火的时候竟最为善良。我方才在您进来以前就在生气，装出一副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不会明白的样子。我常常这样，就像个孩子。阿格拉娅教训过我；谢谢你，阿格拉娅。不过这一切全是废话。我还没有看上去那么蠢，也不像女儿们想把我说成的那样笨。我有性格，也不大害羞。不过我说这话并无恶意。你到这里来，阿格拉娅，吻我一下，嘿……别再亲热啦，”当阿格拉娅柔情脉脉地吻过她的嘴唇和手的时候，她说，“接着往下说吧，公爵。也许您会想起比驴子更有趣的事来。”

“我还是不明白，这种事怎么能这么直率地讲出来，”阿杰莱达又说，“我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可是公爵却办得到，因为公爵特别聪明，至少有你十倍，也许十二倍的聪明。我希望你以后会感觉到这一点。公爵，您对她们证实一下。您接着说吧。驴子的确可以撇开不谈。您在国外，除去驴子还看见了什么？”

“关于驴子的话也说得很聪明，”亚历山德拉说道，“公爵把自己犯病时的情况，把他怎样由于一次外来的刺激而对一切都喜欢起来的经过，讲得十分有趣。对于一个人怎样发疯，以后又怎么痊愈，我一向都很感兴趣。尤其在突然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是吗？不是吗？”将军夫人精神为之一振，“我看出你有时也还聪明。噢，别笑啦！您好像正讲到瑞士的自然风光，公爵，那就接着讲吧！”

“我们到了卢塞恩，把我带到湖上。我感到那里真美，同时心里又非常难受。”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不明白。每当我初次看到这样的自然风光，总感到难受和不安；既愉快，又不安；但是，这都发生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

“我倒很想看一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国外去。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绘画的题材了：

公爵，请您给我找找绘画的题材吧。”

“我对此一窍不通。我以为只要看一眼就能作画呢。”

“我可不会看一眼。”

“你们为什么尽打哑谜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说，“什么叫不会看一眼？既然有眼睛，那就看嘛。你不会在这里看一眼，到了外国也学不会的。公爵，您最好谈谈您自己是怎样看的。”

“这就好了，”阿杰莱达补充道，“公爵已在国外学会怎样看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我学会看了没有。不过我在那里几乎一直很幸福。”

“幸福！您会成为幸福的人吗？”阿格拉娅喊道，“那您怎么说您没有学会看呢？您还可以教教我们呢。”

“请您赐教吧。”阿杰莱达笑了。

“我什么也教不了，”公爵也笑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几乎一直住在那个瑞士的乡村里；只是偶尔到不远的地方去一趟；我能教你们什么呢？起初，我只不过不那么烦闷了；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以后，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日子过得越久，就越觉得宝贵，因此，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睡觉的时候十分满意，起床的时候就感到更幸福了。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很难说清楚。”

“那么，您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啦？任何地方都不能吸引您啦？”亚历山德拉问。

“起初，就是一开头，倒也曾吸引过我。我当时非常不安。我老想我以后该如何生活；老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有些时候觉得特别不安。你们知道，确有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孤独中。我们那里有个不大的瀑布，高高地从山上泻下来，成为一条很细的线，几乎是垂直的。白色的瀑布发出喧哗声，泡沫四溅。它高高地泻下来，看上去却显得很低，站在半俄里以外，却像离它只有五十步似的。我夜里总爱听它的喧哗声；在这种时候我往往感到极为不安。有时在正午，我到山上去玩，一个人站在山上，周围尽是粗大的、树脂很多的古松；悬崖上面有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已是一片废墟。我们的小村子在山下的远方，看不大清楚。阳光明媚，天空湛蓝，一片寂静。这当儿，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召唤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倘若一直向前走，不停地走，一旦到达天壤相接的那条线，就可以找到全部谜底，而且立刻可以看到比我们的生活丰富热闹一千倍的新生活；我一直幻想着能看到一个像那不勒斯那样大的城市，城里处处都是宫殿、喧哗声、隆隆声和热闹的生活……的确，我幻想的东西可真不少！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就是在监狱里也可以找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最后这个值得称道的思想，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文选读本》里读到过。”阿格拉娅说。

“这全是哲学，”阿杰莱达说道，“您是哲学家，您是来教训我们的。”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莞尔一笑，“我也许的确是个哲学家，谁知道呢？我也许的确有教训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真的，也许是的。”

“您的哲学和叶夫兰皮娅·尼古拉夫娜的一样，”阿格拉娅又插嘴道，“她是一名官员的遗孀，常到我们这儿来，像个女食客。她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占便宜；她活着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占便宜，一开口总离不开几个臭钱。请您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个滑头。就跟您那丰富多彩的狱中生活一样，也许还和您在村里过的四年幸福生活一样，为了这种生活，您把您的那不勒斯城都出卖了，虽然只卖了几文钱，却好像赚了好大一笔似的。”

“关于狱中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公爵说道，“一个在狱中蹲了十二三年的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是一个病人，在我的那位教授那里就医。他患癫痫症，有时感到不安，常常哭泣，有一次甚至想自杀。请你们相信，他在狱中的生活的确是很可悲的，但是，当然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他认识的只有一个蜘蛛和长在窗下的一株小树……但是，我最好对你们谈谈我去年和另一个人相遇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说实在的，怪就怪在这种事是很罕见的。有一次，这个人同别人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叙述了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等候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判处死刑时的心情。]。由于犯了政治罪，他被判处死刑。过了二十分钟，又宣布了特赦令，判了另一种刑。但是，在这两次判决之间，在这二十分钟内，或者至少是一刻钟内，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再过几分钟他就会突然死去。他有时提起自己当时的印象，我就非常想听，有好几次我还重新向他打听详情。他对于全部经过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几分钟的一切经历。断头台旁边站着一些群众和士兵，在离断头台二十来步的地方，竖了三根柱子，因为犯人有好几个。他们把头一批的三个犯人拉到柱子跟前，把他们绑上，给他们穿上死囚服（白色长袍），用白色尖顶帽盖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枪支。随后，每根柱子的对面都站了一排士兵。我的朋友排在第八名，所以他是第三批被拉到柱子前去的。神甫已经拿着十字架在大家面前走了一趟。这样，我那个朋友最多也只能再活五分钟。他说，他觉得这五分钟是无穷的期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觉得他将在这五分钟内度过好几辈子，他现在还无须去想那最后的一刹那，因此他还作了各种安排。他匀出时间和同志们告别，这定为两分钟；以后又匀出两分钟作最后一次自我反省；然后最后一次环视一下四周。他很清楚地记得，他的确作了这三种安排，的确是这样分配时间的。他才二十七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四九年时几乎也是这个年龄——二十八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就要死去了。他和同志们告别的时候，记得曾向一个同志提出了一个很不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十分关心对方的回答。他和同志们告别以后，就到了他匀出来自我反省的那两分钟。他预先知道他要想些什么。他总想尽快弄清楚，而且弄得越清楚越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现在还存在着，还活着，但是再过三分钟，他就要成为一种东西，成为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人呢？究竟在哪里呢？他想在这两分钟内确定这一切！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屋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耀。他记得，他曾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屋顶和屋顶上的反光。他的眼睛离不开那些反光；他觉得那些反光是他的新的本质，再过三分钟，他就要稀里糊涂地和它们融为一体了……他觉得，这种茫然无知，以及对于这种立刻就要来到的新东西的嫌恶，都是可怕的。但是他说，此时此刻，最使他感到难过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从不中断的念头：‘要是我不死，那该有多好！倘若我能死而复生，那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我的！那时候，我将使每分钟成为整整一个世纪，一点也不糟蹋，每分钟都计算清楚，连一分钟也不浪费！’他说，他这个想法最后使他恨不得让别人赶快把他枪毙才好。”

公爵蓦地沉默了。大家等他继续说下去并作出结论。

“您说完了吗？”阿格拉娅问。

“什么？我说完啦。”公爵从片刻的沉思中清醒过来，说道。

“您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

“这是……我们的谈话……使我想起了……”

“您的话很不连贯，”亚历山德拉说道，“公爵，您一定是想表示，任何一个瞬间都不能用金钱来估价，五分钟的时间有时比一个宝库还珍贵。这一切都值得称道，但是，请问那位对您讲出这件可怕的事情的朋友……不是改变了对他的处罚吗？那就是说，给了他这种‘无穷无尽的生命’。噢，以后，他怎样支配这笔财产呢？是不是每分钟都‘计算’着过呢？”

“不，他亲自对我说，——我已经问过他这件事了，——他根本没有那样生活，浪费了许许多多光阴。”

“哦，这么说来，您得到了一个经验。这么说来，的确不能‘计算’着时间过活。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重复了一遍，“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但是，我总有点不信……”

“那么您认为您能比所有的人生活得聪明些吗？”阿格拉娅说。

“是的，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现在还这样想吗？”

“现在……还这样想。”公爵答道，照旧温顺地、甚至胆怯地微笑着瞧瞧阿格拉娅；但是他又立刻放声大笑，并愉快地瞧了她一眼。

“真谦虚！”阿格拉娅说，她几乎生气了。

“你们可真勇敢，居然会笑起来。可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却大为震惊，以后做梦都梦见它，就是梦见这五分钟……”

他再次好奇而严肃地扫了那几个听他讲话的女人一眼。

“你们不会是为了什么事而生我的气吧？”他蓦地问道，仿佛有点忸怩不安。不过他仍直勾勾地瞧着大家。

“为了什么呀？”三位姑娘很惊讶地喊道。

“就为了我仿佛在教训人……”

大家都笑了。

“倘若你们生气了，就请你们别生气，”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生活经验比别人少，我对生活的了解也比别人差。我的话有时也许很奇怪……”

他分明是不好意思了。

“您既然说您过去很幸福，那么您的生活经验就不会比别人少，而是比别人多。那您又为什么要装腔作势，还要道歉呢？”阿格拉娅严厉地、纠缠不休地开始说道，“请您不必为了教训我们而感到不安，您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您这种清静无为，很可以享一百年清福。倘若有人让您看死刑，又给您看一根小指头，您会从这两方面得出同样值得称道的想法并感到满足。像这样生活倒也轻松。”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生气。”将军夫人插嘴道。她早就在观察那些说话人的脸色，“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什么小指头？这是什么废话呀？公爵说得很好，只是有点伤感。为什么你要使他扫兴呢？他开始说的时候一直在笑，可现在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

“不要紧，妈妈。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死刑，不然我倒想问您一件事。”

“我见过死刑。”公爵回答。

“见过吗？”阿格拉娅喊道，“我本来应该猜到这一点！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既然您见过，那您为什么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呢？瞧，我对您说的不是实话吗？”

“莫非你们乡村里也处死刑？”阿杰莱达问。

“我是在里昂看见的，我是跟什奈德尔一起去的，是他带我去的。刚到那里就碰上了。”

“怎么样？您很喜欢吗？有很多教训吧？有很多有益的东西吧？”阿格拉娅问。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看后还生了一场小病，不过说老实话，我在看的时候就像被钉在那里似的，真是目不转睛。”

“要是我，我也会目不转睛。”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就连报纸都报道过那些女人。”

“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想说（因而也就是辩解）这是男人的事喽。我为了这种逻辑而向他们祝贺。您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吧？”

“请您讲讲死刑的情况吧。”阿杰莱达插嘴道。

“我现在很不乐意讲……”公爵感到为难，几乎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对我们讲。”阿格拉娅挖苦了一句。

“不，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次死刑的情况了。”

“对谁讲过了？”

“对你们的听差，我在等候……”

“哪个听差？”四面八方都有人问。

“就是坐在前厅里的那个白发红脸的人；我当时坐在前厅里等着谒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这就怪了。”将军夫人说。

“公爵是民主派，”阿格拉娅斩钉截铁地说，“您既然对阿列克谢讲过，那就更不能拒绝我们了。”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重复道。

“我刚才的确，”公爵对她说，又有点振奋起来（他仿佛轻而易举地就能很快振奋起来），“我的确有一个想法。在您向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曾想给您一个题材，就是画一个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去一分钟之前的面部表情，那时他还站在断头台上，没有躺到木板上去。”

“怎么是面部？只画面部吗？”阿杰莱达问，“这是一个奇怪的题材。那算什么图画呢？”

“我不知道，不过为什么不算图画呢？”公爵激动地坚持道，“前不久我在巴塞尔就看见过一幅这样的图画[一八六七年八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过瑞士的巴塞尔。他在此大概是指巴塞尔美术陈列馆收藏的汉斯·弗里斯（1450—1520）的绘画《施洗者约翰被斩首》，这幅画描绘了约翰在利剑已举到他头上时的面部表情。]。我很想对你们讲讲……我以后要讲的……这幅画使我大为震惊。”

“关于巴塞尔的图画，您以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阿杰莱达说，“现在先给我解释一下这幅处死刑的图画吧。您能表达出您所想象的那种意境吗？这面部该怎么画呢？只画一个面部吗？这是个什么样的面部？”

“这是在临死前的一分钟。”公爵胸有成竹地开始说。他沉浸在回忆里，显然立刻忘却了其余的一切，“就在他登上小梯子，刚走上断头台的一刹那。他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我瞧了瞧他的脸就全明白了……不过这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希望、非常希望您或是别的人能把这情景画下来！最好是您！我当时就想到，这幅画会是有益的。您要知道，必须把先前发生的一切都想象到，一切，一切都想象到。他蹲在狱中，估计行刑的日子至少还有一周。他指望能通过一般的手续，指望判决书还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批，一周后才能回来。不料由于某种缘故，结案的期限突然缩短了。早晨五点钟，他还睡着。那是在十月底；五点钟的时候天气还冷，天色还黑。狱吏带着卫队悄悄地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推推他的肩膀；他欠起身来，用臂肘支撑着身体，看见灯光，他就问道：‘什么事？’‘九点到十点处死刑。’他在朦胧中并不相信，起初争辩道，判决书过一周才能批回来，但是等到他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便停止了争辩，默不作声了，——别人是这么说的。后来他说：‘这样突如其来，毕竟叫人难过……’说罢又沉默了，什么都不想再说了。以后三四小时，都用在无人不知的那些事上：见神甫，进早餐，早餐时有葡萄酒、咖啡和牛肉（这岂不是嘲弄吗？你想，这有多么残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天真的人这么干还真是出于一片赤忱，他们认为这就是人道呢），以后是梳妆（你们可知道，给罪犯梳妆是怎么回事吗？），最后，便押着他游街，到断头台去……我认为他在被押着游街的时候依然觉得还可以永无休止地活下去。我觉得，他一路上一定在想：‘还早着哩。还要走过三条街，够活一阵的；走完这条街，还有另一条街，以后还要走过右面有面包店的一条街……离面包店还远着哩！’四周全是人，呼喊声，喧闹声，成千上万张面孔，成千上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得忍受，而主要的是得忍受这么一个念头：‘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要被处死，而我却要被处死！’哦，这一切只不过是准备阶段。有一个小梯子通往断头台。他在小梯子前面突然哭了起来。他是一个刚强结实的汉子，据说是个大坏蛋。神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和他同坐在一辆大车上，一直说着话，但是他却未必听得见，就算他起初想听，可是听了两句以后他就不明白了。准是这样。他终于登上了小梯子。他的两腿上了脚镣，只好用小步行走。神甫大概是个聪明人，他停止了说话，不停地把十字架递过去让他吻。他在梯子下面的时候面色就很苍白，一走上梯子，站到断头台上，他的脸忽然白得像一张纸了，完全像书写用的白纸。他的腿准是发软并麻木了，他还感到恶心，喉咙里仿佛堵着什么似的，使他感到发痒。在你们感到惊恐的时候，或是在十分可怕的时刻，当头脑还十分清楚，然而却丝毫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们可曾有过这种感觉？我觉得，一个人在必死无疑的当儿，例如房屋倒塌在他身上了，他会突然非常渴望坐起来，闭上眼睛等候——随它去吧！……在这种弱点开始暴露的时候，神甫连忙用敏捷的姿势，一言不发地突然把一枚小十字架，一枚银质的、有四个尖的小十字架送到他的唇边，经常地、一刻不停地送过去。只要十字架触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在几秒钟内似乎又复活了，腿也走得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匆忙地吻着，仿佛急于让自己别忘了抓住什么东西以备万一，但是，他在这当儿未必有什么宗教感情。就这样一直持续到躺在木板上……奇怪的是，在这最后的几秒钟里，竟很少有人昏过去！他的头脑倒反而特别灵活，还不停地工作着，想必工作得很紧张，很紧张，像开动的机器那么紧张。我想象，这时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是不完整的，兴许还是可笑的、毫不相干的：‘那个人在张望，他的前额上有一个疣子；刽子手衣服下面的一个纽扣长锈了……’这时候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点，这个点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他也不会昏过去，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点转动。你想一想，一直到最后的四分之一秒都是如此，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放在短圆木上，等候着……他知道，而且忽然听见铁器在头上发出嗤溜一声！他肯定听得见！要是我躺在那里，我就偏要听，而且听得见！那也许只有一瞬间的十分之一，不过肯定听得见！你们想，至今还有人在那里争论：当人头落地的时候，它也许在一秒钟内知道它已落地，——真是想入非非！倘若有五秒钟，那又会怎样！……您画断头台的时候得把小梯子的最后一个阶梯画在近处，让观众只能清楚地看见这一个阶梯；罪犯踏上了这个阶梯；一个脑袋，脸孔白得像纸，神甫把十字架递过去，罪犯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并且瞧了一下，他全都明白了。一个十字架和一个脑袋——就是这么一幅画。神甫、刽子手及其两名助手的脸，还有下面的几个脑袋和一些眼睛，——这一切可以画成背景，用朦胧的色调，作为点缀……就是这么一幅画。”

公爵沉默了，并瞧了大家一眼。

“这当然和清静无为不同。”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您谈谈您是怎样堕入情网的吧。”阿杰莱达说。

公爵惊讶地瞧了她一眼。

“您听呀，”阿杰莱达似乎有点性急，“您曾答应谈谈巴塞尔的那幅画，可是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样堕入情网的。您别抵赖，您肯定恋爱过。何况只要一讲起故事来，您就不再是哲学家了。”

“每当您讲完一个故事，您就立刻对您所讲的故事感到害羞，”阿格拉娅蓦地指出，“这是什么缘故？”

“这话问得多蠢。”将军夫人斩钉截铁地说，同时生气地瞧着阿格拉娅。

“是不聪明。”亚历山德拉证实道。

“公爵，您别信她的，”将军夫人对公爵说，“她是出于气愤故意这么说的。她根本没有受过这么蠢的教育。她们这样打搅您，您可别介意。她们准是有什么打算。可是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是从她们的脸色看出来的。”

“我也从她们的脸色看出来了。”公爵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您从我们脸上看出什么了？”另外两个姑娘也好奇地问。

然而公爵沉默不语，神态严肃；大家都在等候他的回答。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很严肃地小声说。

“您分明是想引起我们的好奇心，”阿格拉娅喊道，“瞧您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那好吧，”阿杰莱达又忙着说，“您既然是相面的圣手，那您一定是恋爱过的；可见我猜对了。您讲呀。”

“我没有恋爱过，”公爵依然很严肃地小声答道，“我……有过另一种幸福。”

“怎么得到的？通过什么方式？”

“好吧，我就给你们讲讲吧。”公爵说，仿佛陷入了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