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撒谎：六个月来，现实也诱我上了钩，有时竟使我迷恋到忘记我死期将至的地步，或者不如说我不愿意去想它，我甚至工作起来了。顺便谈谈我当时的情况。八个月前，当我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我停止了一切交往，抛开了我以前的所有朋友。由于我一向是个郁郁寡欢的人，所以朋友们很容易就把我忘掉了。当然，即使没有这种情况，他们也会忘掉我的。我在家中的处境，也就是‘在家庭里’，也是孤独的。五个月前，我一劳永逸地把房门从里面锁上，让自己和家里人住的房间完全隔绝。家里人一向顺从我，除了在一定时间前来收拾房间并给我送饭以外，谁也不敢进我的房间。母亲非常害怕我下的命令，我有时决定让她进屋，她甚至都不敢在我面前哭泣。她常常为了我而殴打孩子们，不许他们吵闹，不许他们打扰我。可我还是常常抱怨他们总是喊叫；问题就在于他们现在大概还很爱我！‘忠实的科利亚’，我这样称呼他，我认为我把他折磨得够受。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都很自然，人们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折磨。然而我发现，他所以能忍受我的坏脾气，是因为他仿佛早就发誓要宽恕生病的人。当然，这叫我生气；但是看来他想模仿公爵那种‘基督徒的恭顺’，这未免有点可笑。他是一个年轻的、热心的男孩子，当然什么都要模仿；不过我有时觉得，他已经到了用自己的头脑生活的年纪。我很爱他。我也折磨过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替别人跑腿的苏里科夫。我经常向他证明，他贫穷全怪他自己，末了他竟害怕起来，不再来看我了。他是一个很温顺的人，再温顺不过了（注意[原文是拉丁文缩写。]：据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一点应该向公爵请教，因为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里上楼到他家去看看他所说的那个被他们‘冻死’的婴儿的时候，我无意中朝他的婴儿的尸体冷笑了一下，因为当时我又开始对苏里科夫解释，说这都‘怪他自己’，这个可怜虫的嘴唇突然颤抖起来，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房门，悄悄地，也就是几乎像耳语般地对我说：‘您走吧，先生！’我走了，这使我很高兴，就在当时，甚至就在他赶我出去的那当儿，我就很高兴。但是事后我回忆起来，他的话却叫我难过了很久：我本来根本就不想可怜他，不料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不起他的恻隐心。甚至在受到这般侮辱的时候（因为我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初衷），甚至在这种时候，这个人都不会发怒！虽然当时他的嘴唇在颤抖，但是我可以起誓，这决不是由于愤怒。他抓住我一只胳臂，毫不生气地说出了‘您走吧，先生！’这句极其动人的话。他举止庄重，甚至很有气派，这跟他毫不般配（老实说，因此也就相当可笑），可是没有愤怒。兴许他不过是突然看不起我了。从那时候起，我有两三次在楼梯上碰见他，他忽然在我面前摘下帽子（先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但他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站住，而是不好意思地从我旁边跑了过去。如果他这是蔑视我，那他也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他是在‘温顺地蔑视’。他摘下帽子也许只是由于害怕女债主的儿子，因为他常欠我母亲的债，怎么也摆脱不掉债务。这是最可能的。我本想对他作一番解释，而且确切地知道，十分钟以后他就会向我赔罪；但是我最后决定，还是不理他为妙。

“在这时候，也就是在苏里科夫把婴儿‘冻死’的三月中旬前后，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病情大有好转，这样持续了大约两周。我开始出门，多半是在黄昏时分。我喜欢三月的黄昏，那时天气开始变冷，人们点燃煤气灯。我有时走得很远。有一次，在六铺街上，一位‘贵族’在黑暗中追上了我，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拿着一个纸包，穿着一件短小难看的外衣，——薄得不合时令。他走到路灯下面的时候，在我前面约有十步远，我发现有件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我急忙把它拾起——拾得正是时候，因为有一个穿长衫的人这时已跳了过来。但是，他看见东西落到我的手里，也不跟我争论，只是匆匆瞥了一眼我手中之物，就从旁边溜走了。那玩艺儿是一只很大的、旧式的、精制的山羊皮钱夹，塞得满满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眼就猜到里面装的是别的东西，决不是钱。那个丢东西的行人离开我已约有四十步，很快就在人群中消失了。我跑上前去朝他喊叫；但是由于我只能喊‘喂！’此外什么也喊不出来，所以他也没有转过身子。他突然朝左一拐，走进一幢公寓的大门。等我跑进黑黢黢的大门时，已经不见人影了。这幢公寓很大，是投机商修建的那种分单元出租的庞然大物之一；这种公寓有时有上百个单元。我跑进大门时，觉得在右边，在大院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行走，虽然我在黑暗里看不大清楚。我跑到那个角落，看见有一个通楼梯的门。楼梯很窄，非常脏，一盏灯也没有。但是可以听见高处有一个人还在顺着楼梯往上跑，于是我也跑上楼梯，心想等到有人给他开门时，我就可以追上他。就这么办。每一段楼梯都极短，但是段数却多极了，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五楼上有一个门打开后又关上了，我在二楼的楼梯上就听出来了。等到我跑了上去，在楼梯台上歇了一口气，再去找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末了，一个正在很小的厨房里生茶炊的婆娘给我开了门。她默默地听了我提出的问题，当然，什么也没听懂，又默默地给我打开旁边一个房间的门，那个房间也很小，而且低得要命，放着一些粗劣的必备家具，还有一张挂着床幔的又宽又大的床，‘捷连季伊奇’（婆娘这样喊了他一声）就躺在上面，我觉得他喝醉了。桌上铁烛台里的蜡烛头已快燃尽，还有一只几乎已倒空了的酒瓶。捷连季伊奇对我咕哝着什么，又向里屋的门挥了挥手，当时那个婆娘已经走了，我除了去开那扇门以外就毫无办法。我就如此行事，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前面那一间更窄更挤，我甚至不知该在哪儿转身；墙角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占了好大一块地方；其余的家具总共只有三把普通的椅子，上面堆满各种破衣烂衫，一只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放在一个漆布面旧沙发前面，因此桌子和床之间几乎就无法通行了。桌上摆着一个跟前面那个房间里一样的铁烛台，点着一支脂油蜡烛。一个小小的婴儿在床上尖声哭叫，从哭声判断，他也许刚生下三周。一个有病的、面色苍白的女人正在给他换尿布。这女人看上去年纪很轻，很随便地穿着内衣，也许是产后刚刚下床。但是婴儿仍不停地哭叫，等着吮吸干瘪的乳房。另一个娃娃睡在沙发上，那是个三岁的小姑娘，看来盖着一件燕尾服。桌旁站着一位先生，他穿着一件很破的常礼服（他已经脱下大衣，大衣放在床上），正在打开一个蓝纸包，里面包着大约两俄磅白面包和两条小腊肠。此外，桌上还放着一壶茶和几块黑面包。床底下露出一只没关好的皮箱和两个包着破布的包袱。

“总之，乱得可怕。我觉得，我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个人，无论是先生还是太太，都是体面人，但是由于贫穷而潦倒了，从此混乱状态终于战胜了任何想改变这种状态的尝试，甚至使人痛苦地感到需要在这种与日俱增的混乱之中寻找一种辛酸的、仿佛是报仇雪恨的快感。

“我进去时，那位先生也刚刚在我之前进去，正在打开他那些食品包，同时很快也很激动地和妻子说着什么。妻子还没有换好尿布，但是已经啜泣起来；她听到的想必照例是坏消息。这位先生看上去有二十八岁，他的面孔黝黑消瘦，长着黑色连鬓胡子，下巴剃得精光，我觉得这倒很体面，甚至讨人喜欢。他的脸色阴沉，眼神是忧郁的，但也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很容易动怒的傲气。我进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

“有些人能从自己器量狭小、易于动怒的性格中获得强烈的快感，尤其在怒火燃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向来得很快）；在这一刹那，他们甚至觉得受侮辱要比不受侮辱还叫人开心。这些动了肝火的人，当然喽，只要他们为人聪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怒火已经超出了应有限度的十倍，那么事后他们总是会痛悔不已的。这位先生惊奇地瞧了我片刻，妻子流露出害怕的神气，居然有人会到他们家里来，这仿佛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但是，他突然冲着我大发雷霆。我还没来得及说上两句话，他想必就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因为我竟敢那么放肆地闯入他的角落，而且看见了使他自己感到那么丢脸的整个不像样子的情景，尤其是他还看到我的衣着很体面。他能得到一个机会在别人身上发泄一下因自己的潦倒而郁积在胸的怒火，当然十分高兴。一时间我甚至觉得他要跑过来跟我打架；他的面色白得就像犯了女人常犯的歇斯底里，这使他的妻子大惊失色。

“‘您怎么敢擅自进来？滚出去！’他喊着，浑身发抖，甚至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是他突然看见自己的皮夹子握在我的手中。

“‘可能是您遗失的，’我尽可能安详而冷淡地说。（不过也应该这样。）

“他十分吃惊地站在我面前，一时仿佛一点也摸不着头脑；接着他急忙抓住自己上衣一侧的口袋，吓得张大了嘴，用手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额。

“‘主啊！您在哪里拾到的？怎么拾到的？’

“我用三言两语向他作了解释，而且尽可能说得更加冷淡些。我谈到我怎样拾起皮夹，怎样边跑边喊叫他，最后又根据猜想，几乎是摸索着跟随他走上了楼梯。

“‘噢，主啊！’他对妻子喊道，‘我们所有的证件都在这里，我仅有的用具都在这里，一切都在这里……啊，先生，您可知道，您为我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不然我就完啦！’

“这时我抓住门上的把手，本想不作回答就走。可是我自己喘不过气来了，我的兴奋蓦地激起一阵极其剧烈的咳嗽，我几乎支持不住了。我看见那位先生急得团团转，想给我找一把空椅子，末了他从一把椅子上抓起破衣烂衫扔到地板上，急忙把椅子递给我，小心翼翼地扶我坐下。但是我仍咳嗽不已，咳了三分钟还没有止住。当我恢复过来的时候，他已坐在我身边的另一把椅子上，上面的破衣烂衫大概也被他扔到地板上去了，他正聚精会神地在打量我。

“‘您看来是……有病吧？’他用医生开始给病人看病时常用的那种口吻说。‘我本人是……医务人员（他没说是医生），’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不知为什么便指着那个房间叫我看，似乎对他目前的处境提出抗议似的，‘我看，您……’

“‘我有痨病，’我尽可能地说得简短些，说完便站了起来。

“他也立刻跳了起来。

“‘您也许说得太严重了……服了药以后……’

“他已六神无主，仿佛还没有清醒过来；那只皮夹捏在他的左手里。

“‘哦，您放心吧，’我又打断他的话，抓住了门把手，‘上周博特金给我看过病（我又把博特金扯了进去），我的命运已定。对不起……’

“我又想去开门，然后离开我的这位不好意思的、满怀感激的、羞愧得无地自容的医生，但是，该死的咳嗽偏偏再次袭来。我的这位医生这时坚持让我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他给妻子递了个眼色，她没有离开原地，对我说了几句表示感谢和欢迎的话。她说话时显得很窘，因而在她白中泛黄的瘦脸上浮现出红晕。我留下了，但是我的神态每秒钟都向他们表明，我很害怕使他们感到拘束（应该如此）。我看得出来，我的这位医生的悔恨之心终于使他感到十分痛苦。

“‘假如我……’他开始说，但他常常中断他的话，常常改变话题，‘我很感谢您，我很对不起您……我……您瞧……’他又指了指他的那个房间，‘目前我处于这种境地……’

“‘噢，’我说，‘不必看了；情况大家都知道；您大概是丢掉了职位，到这儿来申诉，想再找一个职位吧？’

“‘您……怎么知道的？’他惊讶地问。

“‘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不禁用嘲笑的口吻答道，‘许多人满怀希望从外省来到这里，他们跑来跑去，也是这样生活的。’

“他突然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嘴唇直哆嗦；他开始诉苦，开始叙述。老实说，他把我吸引住了；我在他那里几乎坐了一个小时。他对我讲了自己的全部经历，不过这经历很平常。他曾是省里的医生，担任公职，可是有人在背地里捣鬼，把他的妻子也扯进去了。他的尊严受到冒犯，不禁动了肝火；省里的官员在人事上的变动对他的对头有利。有人陷害他，控告他，结果他就失去了职位，用最后几个钱到彼得堡来申诉。到了彼得堡以后，大家都知道，他们申诉很久无人受理；后来受理了，却又被驳回；后来向他许下诺言，但又严辞回绝；然后让他提出书面申诉，却又拒不接受他写的东西，叫他另递呈文，——总之，他已跑了四个多月，把家产都吃尽当光了；连妻子的最后几件破衣服都送进了当铺；这时又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而且……据他说，‘今天对我递的呈文下达了最后的驳复，而我几乎已经没有面包，一无所有了，妻子又生了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的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婴儿又尖声啼哭起来。我掏出我的记事簿开始记载。当我记完站起来的时候，他站在我面前，怯生生地、好奇地瞧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哦，还有其余的一切：如供职单位，贵省省长的姓名，年月日等。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的伯伯叫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是四级文官，现在当司长……’

“‘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巴赫穆托夫！’我这位医生喊道，几乎哆嗦起来，‘这一切几乎全得取决于他呀！’

“的确，在我的这位医生的经历及其因偶然得到我的帮助而出现的结局中，一切竟像事先特意安排好的那样得到顺利解决，简直就跟小说里描写的没什么区别。我对这对可怜的夫妇说，请他们切勿对我抱任何希望，我只是一个穷学生（我故意夸大自己的卑微；其实我早已毕业，不再是中学生了），他们也不必知道我的姓名；不过我要立刻前往瓦西里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确实知道他的伯伯，即那个四级文官，是个没有子女的单身汉，非常崇拜自己的侄子，对他宠爱备至，认为他是家族的一根独苗，所以我说：‘我的同学也许会为你们，当然也是为我，在他伯伯身上下点功夫……’

“‘但愿能允许我向那位大人解释一下！但愿我有幸能口头解释一下！’他目光炯炯地喊道，像得了寒热病似的直哆嗦。他就是这么说的：‘但愿我有幸’。我又重复了一遍，说这事兴许办不成，结果一切都是枉然，接着又补充道，假如明天上午我不来找他们，那么这事也就完了，他们不必再等。他们一再鞠躬送我出去，几乎都发狂了。我永远忘不掉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雇了马车，立刻去瓦西里岛。

“我上中学的时候，有好几年一直和这个巴赫穆托夫不和。在我们学校里，大家认为他是个贵族，至少我是这么称呼他的：他服饰华丽，乘自备马车上学，不过一点不摆架子，一向是个极好的同学，总是非常愉快，有时甚至还很俏皮，虽然他并不聪明，在班上却总考第一。而我却从来没有考过第一。除我一人以外，别的同学全喜欢他。那几年里，他有好几次想接近我，但我每次总是沉着脸生气地躲开他。如今我已有一年光景没见他了。他在上大学。八点多钟的时候我到了他家（那里很讲究礼节：要由仆人先去禀报我的姓名），他见到我时起初不无惊讶，甚至都没表示欢迎，但立刻就快活起来，瞧着我突然纵情大笑。

“‘您怎么会想到来找我，捷连季耶夫？’他以平素那种亲切随便的态度喊道，这种态度有时未免失礼，但是从来不会使人受辱，我很喜欢他这种态度，同时也为此而恨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惊慌地喊道，‘您病得这么厉害！’

“咳嗽又开始折磨我，我在椅子上颓然坐下，几乎喘不过气来。

“‘您放心吧，我得了痨病，’我说，‘我是有求于您而来的。’

“他诧异地坐下了。我立刻把医生的事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并且解释说：他对伯伯有极大影响，也许可以帮帮忙。

“‘我可以帮忙，一定帮忙，明天就向伯伯进攻。我甚至乐于帮忙。您把这一切讲得这么好……但是，捷连季耶夫，您究竟怎么会想到来求我呢？’

“‘因为这件事几乎完全取决于您的伯伯，此外，巴赫穆托夫，咱俩一向是对头，既然您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以我认为您不会拒绝一个对头。’我用讽刺的口吻补充道。

“‘就像拿破仑向英国求援[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之役失败和第二次逊位之后，打算逃往美国，然而由于驻罗什福尔港的一支英国分舰队的封锁，他被迫着手跟自己的敌人——英国人谈判，终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他喊着便哈哈大笑起来，‘我要帮忙，要帮忙！如有可能，我甚至可以马上就去！’他看见我认真严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又急忙补充道。

“这件事经我们的努力果然进行得意外得顺利，真是再顺利不过了。过了一个半月，我们这位医生在另一个省里又谋得了一个职位，领到了驿马费，甚至还得到了津贴。我怀疑常到他家里去的巴赫穆托夫（我却因此故意不登他家的门，医生来看我时，我对他几乎也很冷淡），——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可能说服医生接受了他给的借款。这六周内，我见过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见面是在给医生饯行的时候。巴赫穆托夫在自己家里设筵为医生饯行，还备了香槟酒，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家去看孩子。那是五月初的一个晴朗的黄昏，巨球似的太阳正向海湾坠落。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在尼古拉耶夫桥上走着，两人都有点醉意。巴赫穆托夫说这事解决得如此圆满，使他喜出望外，不知为什么他向我道谢，还说他在做了这件好事以后目前十分愉快；他还肯定地说，这完全是我的功劳；可现在有许多人在倡导和鼓吹，说什么个别行善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说法不对。我也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凡是攻击个别“行善”的人，’我开始说，‘就等于攻击人的天性，蔑视个人的尊严。但是，举办“公益事业”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但并非互不相容的问题。个人行善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这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要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实际需要。莫斯科住着一位老人，一位“将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说的是莫斯科监狱医院的主任医师哈兹（1780—1853）。在尼古拉一世治下，哈兹为改善监禁囚犯和押解流刑犯的严酷条件做了许多工作，他关怀犯人，免费诊治病人，还往往倾囊相助，从而受到广大居民的欢迎。]，也就是四等文官。他取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他一生都在巡视监狱和探望罪犯中度过；每一批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都预先知道，到了雀山就会有一位“老将军”去看望他们。他非常认真而虔诚地做自己的工作；他到达以后，便从一排排流刑犯面前走过，流刑犯们把他团团围住，他在每个人的面前都要停留片刻，问他缺什么东西，几乎从来不教训任何人，对谁都叫“亲爱的”。他送给他们金钱和各种日用品，——包脚布啦，粗麻布啦，等等。他有时带来一些劝善的小册子，分送给每个识字的人，深信他们会在路上阅读，识字的人还会念给不识字的人听。他很少打听他们犯了什么罪，除非罪犯主动谈起，他才去听。他对罪犯一视同仁。他跟他们说起话来简直情同手足，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却把他看成了父亲。倘若他看到一个怀抱婴儿的女流刑犯，他会走过去爱抚那个婴儿，打着榧子逗他发笑。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做，直到去世；后来全西伯利亚、全俄国都知道他了，也就是说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了。有一个去过西伯利亚的人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有些怙恶不悛的罪犯怀念那位将军，可是将军在看望他们时，施舍给每个人的钱却很少能超过二十戈比的。诚然，罪犯们怀念他时情绪并不怎么热烈，心情也并不十分沉重。在这些“不幸者”中间，有一个人（据说真有这种人）只不过为了取乐就杀死了十二个人，刺死了六个孩子。有朝一日，这个人会忽然无缘无故地叹口气（也许这是二十年来头一次）说：“现在那位老将军怎么样啦？还活着吗？”说这话时，说不定他甚至还会冷笑一声，——也不过就是如此。可您怎能知道，他二十年一直没忘的这位“老将军”，永远在他的心田里播下了一粒什么样的种子？您怎能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对被了解的人的命运有多大的意义？……要知道，这是一辈子的事，还会萌发出我们看不见的无数分枝。一个最优秀的象棋选手，也就是他们当中最高明的，也只能预先看出几步棋。一名法国棋手能预先看出十步棋，报上就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在这件事上究竟要走多少步棋，我们看不出的又有多少？您在播种的时候，您在播下您的“恩惠”、您的任何形式的善行的时候，您就把您的一部分个性交了出去，接受了另一个个性的一部分；你们互相了解了。如再稍加留意，您便会得到补偿，因为您将获得知识，将有出乎意料的发现。最后，您一定会把您的事业看作一种学问；它会吸引您的整个生命，可以充实整个生命。另一方面，您的一切思想，您播下的一切也许已被您遗忘的种子，都会变成具体的东西并滋长起来，从您手中得到这些种子的人，又会把它们转送给别人。您怎么知道，在将来决定人类的命运时您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知识和毕生从事这种工作终于使您高尚得足以播下巨大的种子，留给世人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说了许多。

“‘想不到您虽然这么说，可是却不让您活下去了！’巴赫穆托夫仿佛在激烈地责备什么人似的喊道。

“当时我们正站在桥上凭栏眺望涅瓦河。

“‘您可知道我想起了什么？’我说，一面把俯在桥栏上的身子弯得更低了。

“‘莫非您想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是吃惊地喊道。他也许从我的脸色猜到了我的想法。

“‘不，目前还只是这么一种想法：我现在只能再活两三个月，也许四个月；但是，譬如说，在只剩两个月的时候，要是我很想做一件好事，而做这件好事却需要劳碌、奔波和张罗，就像我们这位医生的事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剩下的时间不够，我就只得放弃这件事，另找一件比较简单的、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去做（假定我一心想做好事的话）。您应该同意，这是个有趣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为我深感不安；他一直送我到家，而且非常圆滑，一次也没有试图安慰我，几乎始终默不作声。他向我告别时，热烈地握住我的手，请求我允许他常来看我。我回答他说，假如他想以‘慰问者’的身份来看我（因为即使他一言不发，他毕竟还是以慰问者的身份前来的，我向他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他每来一次都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的问题。他耸了耸肩，但同意了我的说法；我们相当客气地分手了，我甚至都没有料到这一点。

“然而，就在这个晚上和这天夜里，播下了我的‘最后信念’的第一粒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贪婪地分析它的一切细微差别和它的一切形式（我通宵没睡），我研究得越深入，领会得越多，就越害怕。最后我竟怕得要命，以后几天也一直害怕。有时在想起我这种经常感到的恐怖时，我很快又因一种新的恐怖而浑身发抖。根据这种恐怖，我可以断定我的‘最后信念’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可是我没有足够的决心来实现。过了三周，一切都已结束，决心也有了，但它来自一桩非常奇怪的事情。

“在我这篇解释里，我记下所有的天数和日期。当然，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许仅仅是在此刻），我希望那些日后评价我的行为的人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我的‘最后信念’是从一连串多么合理的推论中产生出来的。我方才写道，我缺乏实现我的‘最后信念’的最后决心，但是这种决心看来根本不是来自合理的推论，而是来自一种奇怪的冲动，来自一种可能和事态的发展风马牛不相及的奇怪情况。大约十天以前，罗戈任为了一件私事前来找我，这件事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早先从未见过罗戈任，不过他的事我倒听到过很多。我向他提供了他想知道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走了。由于他只是前来作调查，所以我们的来往也可就此结束。但是，他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一整天我都摆脱不掉一些奇怪的想法，因此我决定翌日亲自去他府上回访。罗戈任显然不喜欢我，甚至‘委婉地’暗示，我们不必继续来往。但是我毕竟度过了很有趣的一小时，他大概也是如此。我们俩截然不同，我和他（尤其是我）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我是一个死期将至的人，而他却过着非常充实、非常实际的生活，只看重眼前，毫不关心‘最后’的结论、天数或其他任何东西，除去那件……那件……那件使他发狂的事；请罗戈任先生恕我写下这句粗话，因为我不过是一个不会表达自己思想的蹩脚文人。尽管他不大客气，但我觉得他是个聪明人，能够明白许多事情，虽然他对与己无关的事不大感兴趣。我没有向他暗示我的‘最后信念’，但是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在听我说话时已经猜到了。他一直沉默着，很不爱说话。我临走时对他暗示，尽管我们俩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极端相接[这是出自梅尔西爱的《巴黎景象》一书的一句流传很广的成语。]（我用俄语对他解释了这句话），所以看上去他距我的‘最后信念’也许并不很远。对此他扮了一个十分阴沉、很不愉快的鬼脸作为对我的回答，然后站起来，亲自替我找到制帽，做出一副似乎是我自己想走的模样，其实是他把我从那幢阴森森的屋子里赶出去的，他还装出恭恭敬敬地送我的神气。他的房子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它犹如一座公墓；不过他似乎倒很喜欢它，然而这也容易理解：他所过的那种极其充实的实际生活本身就够丰富的了，不需要再做什么点缀。

“对罗戈任的这次回访使我疲惫不堪。此外，我一早就感到不适；到了晚上，我十分虚弱，只好躺在床上，有时觉得浑身发烧，甚至不时地说胡话。科利亚陪我到十一点。但是，我还记得他所说的以及我们谈论的一切。不过在我时而闭目养神的当儿，我总是看到仿佛得到了几百万金钱的伊万·福米奇。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为此绞尽了脑汁，他怕别人偷钱怕得直哆嗦，末了似乎才决定把钱埋在地下。我劝他别把这一大堆金子白白地埋进地下，不如拿它给那个‘冻死’的婴儿铸一口金子的小棺材，再把那个婴儿挖出来盛入金棺。我本来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可苏里科夫却仿佛感激涕零似的接受了我的建议，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我就像啐了一口唾沫似的离开了他。我完全清醒过来以后，科利亚告诉我说，我根本没有睡，而是一直在和他谈论苏里科夫。我不时感到无比苦闷和惊慌，因此科利亚忐忑不安地走了。当我在他走后亲自起床去锁门的时候，我突然回忆起我前不久在罗戈任那里，在他家一间最阴暗的大厅的门楣上方看到的一幅画。他是顺便把那幅画指给我看的；我在那幅画前大约站了三分钟。那幅画在艺术上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它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不安。

“那幅画画的是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我觉得，画家们在画钉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卸下的基督的时候，通常总是把他的脸画得特别美；即使在基督忍受着最可怕的折磨的当儿，画家们也还竭力让他保持这种美。可是在罗戈任的那幅画里，根本无美可言；那是一个人的完整尸体，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尝尽了无穷的痛苦、创伤和酷刑，当他背着十字架和倒在十字架下的时候，又曾被卫兵和群众殴打，他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连受了六小时的折磨（根据我的计算，至少有六小时）。诚然，这是一个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人的脸，也就是说，脸上还保留着很多活力和体温。死者躯体的任何部分都还没有僵硬，因此脸上还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仿佛死者至今还能感受到痛苦（画家很高明地抓住了这一点）；不过画家对这张脸毫不留情，把它画得十分逼真。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受过这样的罪，他的尸体的确就应该是这副模样。我知道，基督教教会在最初几个世纪就确认，基督不是象征性地受苦，而是的确受了苦，所以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也就得完全服从自然的法则。在那幅画上，基督的脸因受到毒打而浮肿了，布满可怕的、浮肿的、带血污的青伤，眼睛睁着，眼珠歪斜；睁开的很大的眼白闪烁着一种死板呆滞的光泽。然而奇怪的是，你瞧着这个受难者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特别而有趣的问题：既然基督的全体门生，他未来的那些主要的使徒，以及跟他前来并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们，一切信仰他并崇拜他的人们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尸体（它肯定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在瞧着这具尸体的当儿又怎能相信这位受难者会复活呢？说到这里，你不免会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既然死亡是如此可怕，自然法则又如此强大有力，那么怎能制服它们呢？基督生前战胜过自然，使自然屈从于他，他喊了一声：‘女儿，起来罢！[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那姑娘就起来了；他喊一声：‘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走出来了[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可现在连他都不能战胜自然法则，别人又怎能制服它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你仿佛觉得自然就像一头铁石心肠、默不作声的巨兽。如果换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一个虽然确切得多但却很奇怪的说法，——它犹如一台最新式的巨型机器，毫无理性地抓住了一个伟大而尊贵的人，漠不关心地、麻木不仁地把他撕得粉碎，吞了下去，——仅仅这一个人的价值就抵得上整个自然界及其一切法则和整个地球，也许地球只是为了这个人的降临而创造出来的！那幅画所表现的，并且能使你无意中领会到的，似乎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这种神秘的、蛮横无礼的、毫无理性的、永恒的力量能主宰一切。那些围在死者身边的人，画中一个也没有画出来，在他们的一切希望乃至信仰一下子被打得粉碎的这天晚上，他们想必都感到无比苦闷和惊慌。他们散去时想必都惊恐万状，虽然每个人都怀着一个已经永远不能放弃的伟大思想。倘若这位导师能在被处死之前看到自己的形象，那么他会像现在这样登上十字架去就义吗？你看着这幅画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会产生这个问题。

“在科利亚走后的整整一个半小时内，这一切断断续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我当时的确处于谵妄状态，但有时这些幻觉却是有形的。莫非无形之物会在幻觉中成为有形之物？然而我有时仿佛觉得，我看见了这种以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形式出现的无穷的力量，看见了这个冷漠的、神秘的、默不作声的家伙。我记得，有一个人仿佛拿着蜡烛拉着我的手，让我去看一只巨大的、丑恶的蜘蛛，并开始让我相信，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冷漠的、万能的家伙，他还嘲笑了我的愤怒。在我的房间里，夜里总要在圣像前点一盏光线暗淡微弱的油灯，但是一切都还看得清，灯下甚至还能读书。我觉得当时已经过了午夜，我根本就没有睡，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我的房门突然开了，罗戈任走了进来。

“他进来后就关上门，默默地瞧了瞧我，轻轻地向屋角的一把几乎就放在油灯下面的椅子走去。我很惊奇，惴惴不安地瞧着他；罗戈任把臂肘支在小桌上，开始默默地打量我。这样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使我很难过，也很气忿。他到底为什么不想说话呢？他来得这么晚，这当然使我觉得奇怪，但是我记得，我对于这一点倒并不十分惊讶，天知道是什么缘故。甚至恰恰相反，虽然直到早上我也没有明确地说出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他是了解的。这种想法具有这么一种性质：为了这种想法，他完全可以跑来和我再谈一次，哪怕时间已经很晚。我认为他是为此而来的。早晨我们分手时双方都怀有几分敌意，我甚至记得，他曾用狠狠嘲笑的神气看了我两三次。直到现在我在他的眼神中也能看到这种嘲笑的神气，这也使我难过。我一开始就毫不怀疑这的确是罗戈任本人，而不是幽灵或幻影。我甚至都不曾有过这种想法。

“当时他继续坐在那里，还是用那种嘲笑的神气瞧着我。我恶狠狠地在床上翻了个身，也把臂肘支在枕头上，决定也故意默不作声，哪怕我们就一直这样坐下去。也不知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他首先开口。我想，这样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假如这不是罗戈任，而只是一个幽灵，那可怎么办呢？

“无论在我病中还是生病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幽灵；但我一向觉得，早在我的童年时代，甚至直到如今，也就是在不久以前，只要我看见一次幽灵，我就会当场丧命，尽管我不信任何幽灵。但是，当我想到那不是罗戈任，而只是幽灵的时候，我记得，我一点也不害怕。不但不害怕，我甚至还为此生起气来。还有一件怪事：对于这究竟是幽灵还是罗戈任本人这个问题，我本来应该感到有趣和不安，然而并非如此。我觉得，我当时想的是别的事。譬如说，使我更感兴趣得多的一点，是罗戈任方才还穿着睡衣和便鞋，为什么现在竟穿上了燕尾服和白背心，还系了一条白领带？还有一个念头也在心头闪过：既然这是一个幽灵，我又不怕他，那我为什么不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亲自加以证实呢？也许我不敢，我害怕。可是当我刚刚想到我害怕的时候，蓦地仿佛有一桶冰水浇遍我的全身；我感到脊梁上发冷，膝盖也直打哆嗦。就在这一瞬间，罗戈任仿佛猜到我害怕似的，挪开了支在桌上的那只手臂，直起身子，开始翕动嘴巴，似乎想笑；他凝视着我。我勃然大怒，恨不得朝他扑去；但是因为我曾发誓不首先开口说话，所以仍留在床上，况且我还没有确定，这究竟是不是罗戈任本人。

“我记不清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也记不清有时我是不是处于昏迷状态。不过罗戈任终于站了起来，像刚才走进来时一样慢悠悠地、仔细地打量我，但已不再嘲笑我了。他轻轻地几乎是踮着脚走到门前把门打开，出去后又把门掩上，就这么走了。我没有下床；也不记得我睁着眼睛躺在那里又想了多久。天知道我想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我怎么又昏睡过去。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听到有人敲门我才醒来。我曾和他们约定，假如到九点多我自己还不开门喊他们送茶，马特廖娜就该主动来敲我的门。我给她开门的时候，立刻产生一个想法：门锁得好好的，罗戈任怎么能进来呢？我打听了一下，更加相信真正的罗戈任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我家所有的门夜里全都上锁。

“我不厌其详地记述的这桩特殊事件，促使我完全‘下定决心’。因此，促使我作出最后决定的并不是逻辑，也不是合理的信念，而是憎恶。生命既然具有这种奇怪的、使我难过的形式，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了。这个幽灵侮辱了我。我不能屈从以蜘蛛的模样出现的黑暗势力。到了黄昏时分，当我终于感到自己已完全下定了决心时，我才感到轻松一些。这只是第一关；为了过第二关，我就前往帕夫洛夫斯克，不过对这一点我已讲得很充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