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公爵在结婚以前，既没有在醒着的时候死去，也没有像他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预言的那样“在睡梦中”死去。他可能的确睡得不好，做了些噩梦；但是白天和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看上去倒也和善，甚至很满意，不过有时心事重重，但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人们都忙着筹备婚礼：婚期定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拜访他之后的一周左右。由于事情来得如此仓促，就连公爵最要好的朋友（假定他真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也会对自己为“拯救”不幸的狂人所作的努力感到失望。有人散布说，对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访问，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要担一部分干系。但是，倘若他们二人由于心地无比善良，可能想把可怜的疯子从深渊中救出来，那么他们当然也就只得勉强这样试试；无论是他们的处境或者哪怕是他们的心情，都不允许他们做出更为重大的努力，这是自不待言的。我们曾提到过，就连公爵周围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他。不过薇拉·列别杰娃还只限于暗自流泪，她多半待在自己家里，不像以前那样常去看望公爵了。科利亚这时正在办理父亲的丧事；老人在第一次中风后的七八天再次中风，终于溘然长逝。公爵对这一家遭到的不幸深表同情，头几天每天都要在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身边待几个钟头；他参加了葬礼，还去了教堂。有许多人注意到，教堂里的群众在公爵进门和出去时都不由得窃窃私语了一阵；在大街上和花园里也往往如此：每逢他步行或乘车路过，总有人嘁嘁嚓嚓，指指点点，不但提到他的名字，还常常可以听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名字。人们在葬礼上找过她，可是她没参加葬礼。大尉夫人也没有参加葬礼，是列别杰夫及时拦住了她。安魂祈祷给公爵留下了强烈而痛苦的印象；他在教堂里回答列别杰夫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曾小声地告诉对方，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东正教的安魂祈祷，他只记得儿时在一个乡村教堂里也参加过一次安魂祈祷。

“是啊，先生，躺在棺材里的好像并不是最近还曾被我们推为主席的那个人，您记得吗，先生？”列别杰夫小声对公爵说道，“您找谁呀，先生？”

“没什么，我觉得……”

“不是找罗戈任吧？”

“难道他在这里？”

“是在教堂里，先生。”

“怪不得我像是看见了他的眼睛，”公爵不好意思地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来这里干吗？是被邀请来的吗？”

“根本没想到过他，先生。他完全是个陌生人，先生。这里什么人都有，先生，一大群人哩，先生。您干吗这么吃惊？我如今常常遇见他，一周来我在这里，在帕夫洛夫斯克，已遇到他四五次啦。”

“我还没见过他一次……从那时起。”公爵喃喃道。

由于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一次没告诉他，“从那时起”她见到过罗戈任，所以公爵现在断定，罗戈任由于什么缘故如今特地不露面。这一整天他都心事重重；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这一整天和整个晚上却特别高兴。

科利亚在父亲去世以前就跟公爵言归于好了，他劝公爵请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当傧相（因为此事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他保证凯勒一定会干得很体面，也许还“有用处”，至于布尔多夫斯基，那就不用说了，他为人一贯文静持重。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列别杰夫向公爵指出，既然已决定结婚，何必非得在帕夫洛夫斯克举行婚礼，何况又正赶上游客云集的避暑季节，干吗要这么张扬呢？在彼得堡举行，甚至在家里举行，岂不更好？公爵心里很清楚，所有这些担心是什么意思；但他简单明了地答道，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非要这么办。

凯勒获悉自己当上了傧相，第二天就来找公爵。他进去以前先在门口站住，一见到公爵就举起右手，伸出食指，像发誓一般喊道：

“我不喝酒了！”

接着他走到公爵面前，紧握公爵的双手摇晃了一下，声称他在听到此事之初当然持反对态度，而且在打台球的时候宣布过；他之所以反对，并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每天都像朋友那样急不可耐地盼望公爵能娶一位像公爵夫人德·罗昂[德·罗昂（1600—1679），法国的女政客。]那样的女人；但是，现在他明白了，公爵的想法比他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所想的至少要高尚十二倍！因为他需要的不是显赫，不是财富，甚至也不是名声，而只是——真理！贵人的同情心是无人不晓的，而公爵是这么有学问，因此一般说来，他不可能不是一位贵人！“可是那帮小人和混蛋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城里，在家中，在集会上、别墅里、音乐会上、小酒铺里、台球桌旁，大家议论和争吵的全是就要发生的那件事。我听说，在所谓的‘初夜’，他们甚至要到窗下来起哄！公爵，假如您需要一名可靠的保镖，那么在您第二天早晨从合欢床上起身之前，我不惜像一个高尚的人那样射出半打子弹来换取这个差事。”他担心从教堂里出来时要喝喜酒的人太多，又建议在院子里准备一条消防水管；但是列别杰夫反对，他说：“要是动用消防水管，房子都会被捣得粉碎。”

“这个列别杰夫正在跟您捣鬼，公爵，真的！您哪里想得到，他们想把您交给官厅监护起来，剥夺您的自由和财产，也就是剥夺使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于四足动物的两件东西！我听说了，确实听说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公爵回忆起他自己仿佛也听到过这一类的话，但是不消说，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就是现在他也只是一笑置之，转眼就忘了。列别杰夫倒的确张罗过一阵；此人总是灵机一动便计上心来，由于他过分热心，所以他那些打算就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结果节外生枝，反倒背离了他的初衷。他毕生一事无成，其故即在于此。后来，几乎就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当他到公爵那里去赔罪的时候（他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习惯，就是总要去向他阴谋反对过的人赔罪，尤其是在阴谋未能得逞的时候），他对公爵说，他生来就是塔列兰[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官，他的名字已成为诡计多端、恬不知耻的外交家的代名词。]，但不知怎么却始终只不过是列别杰夫。接着他向公爵坦白了他玩弄的那一整套把戏，使公爵都听得入迷了。据他说，他起初设法找达官贵人当后台，以便必要时有所依靠，于是就去找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犹豫不决，他对那个“年轻人”倒是一片好心，但是却说：“我虽然很想拯救他，但在这件事上却不宜采取行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既不想听他的话，也不想见他；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Щ公爵只是连连摇手。但是他列别杰夫并不灰心，便向一个精明的法律学家请教，那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的好朋友，而且几乎是他的恩人。法律学家断言，此事完全可以办到，不过必须具备有权威的证据以证明当事人神经失常并完全疯了，同时还得有达官贵人做后台，这是主要的。列别杰夫并未泄气，有一次甚至带了一位医生去见公爵。那医生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头儿，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也是来避暑的，他去公爵那儿的唯一目的，可以说是查明情况，认识一下公爵，非正式地、然而可以说是友好地对公爵的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公爵还记得那位医生的这次拜访。他记得，列别杰夫头一天就缠住他说他身体不好，当公爵断然拒绝就医的时候，列别杰夫突然偕同医生光临，诡称他俩刚从捷连季耶夫先生那里前来，后者病势沉重，医生要跟公爵谈谈病人的情况。公爵夸奖了列别杰夫几句，非常殷勤地接待了医生。他们立刻谈起伊波利特的病情。医生请公爵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当时病人自杀的情景，公爵的叙述和对此事的解释使他都听得入迷了。他们又谈起彼得堡的气候、公爵本人的病情、瑞士、什奈德尔。公爵叙述了什奈德尔疗法和其他一些故事，医生听得入神，竟坐了两个钟头。他一支支地吸着公爵的上等雪茄，列别杰夫也贡献了一瓶非常可口的甜酒，酒是薇拉送来的。那位医生已是有家小的了，却在薇拉面前大献殷勤，使她非常气愤。他们友好地分手了。医生从公爵家出来时告诉列别杰夫，要是把这种人统统监护起来，那又去找谁来做监护人呢？听到列别杰夫悲观地把即将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之后，医生阴阳怪气地摇了摇头，末了指出，姑且不论“男婚女嫁，谁也难管”，就说“那位迷人精吧，至少据我所知，除了貌若天仙之外（仅此一端就足以使一个富家翁神魂颠倒），她还拥有一大笔从托茨基和罗戈任那里得来的财产，此外还有珍珠和钻石、披肩和家具，因此即将作出的选择非但并不表明亲爱的公爵已愚蠢到了可说是非同小可、引人注目的程度，反倒可以证明他八面玲珑和老谋深算，从而使人得出截然相反的、完全对公爵有利的结论……”这种看法使列别杰夫大吃一惊，他只得就此罢休；现在他对公爵补充道，“如今除了忠心耿耿和不惜流血之外，您再也不会看到我有什么二心；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最近几天，伊波利特也使公爵常常分心；他常常派人来请公爵。他们住在不远的一所小房子里；孩子们，即伊波利特的弟妹们，很喜欢别墅区，这起码是因为可以到花园里去躲开病人。可怜的大尉夫人对他仍言听计从，完全成了他的牺牲品。公爵每天都得替他们排难解纷，病人仍把他称为自己的“保姆”，同时由于他老是充当和事佬，又不能不鄙视他。病人对科利亚非常不满，因为科利亚起初守着垂死的父亲，以后又陪伴守寡的母亲，几乎不去看他了。末了，他还把公爵即将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结婚的事当作笑柄，结果得罪了公爵，公爵大动肝火，不再去看他了。过了两天，大尉夫人一大早就摇摇晃晃地去找公爵，含着眼泪哀求公爵去她家一趟，不然那家伙会把她吞了。她补充说，伊波利特想公开一个重大的秘密。公爵去了。伊波利特想跟公爵和好，他哭了起来，不消说，哭罢却更加愤世嫉俗，但又不敢流露怨气。他的病情恶化了，从一切方面可以看出，现在他已奄奄一息。他除了激动（也许是假装的）得可说是喘不过气来地热切请求“提防罗戈任”以外，并没有透露任何秘密。他说“此人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公爵，他跟您我不同；一旦他想干什么，他是决不手软的……”如此等等。公爵开始仔细盘问，想打听到一些事实；但是除了伊波利特个人的感觉和印象之外，没有任何事实。末了伊波利特由于把公爵吓得心惊胆战而感到特别满意。起初公爵不想回答他提出的一些特别的问题，他给公爵出主意说：“哪怕跑到国外也没什么；俄国神甫到处都有，在国外也可以结婚。”公爵只是笑而不答。但是，伊波利特最后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我只替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担心；罗戈任知道您有多么爱她；您从他手里夺走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他就会杀死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一报还一报；虽然她现在并不是您的，可您还是会感到难过，不是吗？”他达到了目的：公爵离开他的时候，几乎有点神思恍惚。

关于罗戈任的这番警告，是在婚礼的前一天提出的。当天晚上，公爵在婚前最后一次见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但是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并不能使他安心，近来反倒使他越来越不安了。早先，也就是在几天以前，她每次见到他都千方百计地让他开心，极怕看到他那副忧愁的模样：她甚至还试着唱歌给他听；通常总是对他讲述她记得起来的一切可笑的故事。公爵几乎总是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有时她讲得出神，往往流露出杰出的才智和崇高的感情，确实会使他笑逐颜开，而她倒也常常讲得出神。她看到公爵的笑容，看到自己给他留下的印象，便喜出望外并得意非凡。然而她现在的忧愁和沮丧，却几乎一小时比一小时更为强烈。他对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已有明确的看法，不然的话，他现在看到她这一切就难免会觉得莫名其妙和令人费解了。但是，他真诚地相信她还能恢复过来。他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她，这话一点不假；在他对她的爱情里，的确包含着一种像是对一个可怜的病孩子的眷恋，而这个孩子又是叫人难于割舍，甚至就不可能把他扔下不管的。他没有对任何人解释过自己对她的感情，哪怕在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时他也不爱谈起此事。每当他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谈“感情”问题，仿佛双方已经有言在先。谁都可以加入他们那种家常的、愉快的、生气勃勃的谈话。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后曾说，这段时期她只要瞧着他们就感到开心和满足。

但是他对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的这种看法，却使他得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其他许多疑虑。如今跟他在三个月以前所了解的那个女人相比，她已判若两人。譬如说，如今他已不再琢磨，何以她当初哭哭啼啼地、又是咒骂又是责备地逃避和他结婚，如今却又非要赶快结婚不可？“可见她已不像当初那么担心，一旦和我结婚，会使我遭到不幸。”公爵想道。在他看来，她不可能这么快就自然而然地恢复了自信。然而这种自信又不可能仅仅出于对阿格拉娅的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会有比这更深刻一些的感情。莫不是出于对自己将跟罗戈任共命运这件事的恐惧？总之，所有这些原因再加上其他原因，可能都起了作用。然而对他来说，最明显的正是他早就怀疑的那一点，也就是这颗不幸而痛苦的心已经受不住了。从某一点来看，这一切虽然打消了他的种种疑虑，但是在整个这段时期既没有使他得到安宁，也没有使他得到休息。他有时仿佛竭力什么也不去想；看上去他似乎的确也把婚姻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手续；他就没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心上。至于那些反对意见，那些谈话，例如跟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谈话，他根本就答不上来，并感到自己一点也不在行，因此也就避免任何诸如此类的谈话。

不过他发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却非常清楚并且懂得阿格拉娅对他说来意味着什么。她只是不说而已。但是起初当她有时发现他打算去叶潘钦家的时候，他看到了她的“脸色”。叶潘钦一家走后，她仿佛也容光焕发了。不论他多么没有眼力又不够机灵，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却使他不安起来：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可能已决定制造什么事端，以迫使阿格拉娅离开帕夫洛夫斯克。整个别墅区对婚礼甚嚣尘上的议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为了激怒她的情敌而煽动起来的。由于很难遇到叶潘钦家的人，于是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有一次竟让公爵登上自己的四轮马车，吩咐车夫让马车载着公爵从叶潘钦家别墅的窗前驶过。公爵完全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招；他照例是在事情已无法挽救、马车已从窗前驶过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他什么也没说，但事后一连病了两天；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就不敢再重演故技了。在婚前的最后几天，她开始深感忧愁；但她每次都能战胜自己的忧愁，又渐渐快乐起来，然而比较文静，不像前不久那样吵吵嚷嚷、乐不可支了。公爵只得加倍留神。他感到有趣的是，她从来不跟他谈罗戈任的事。只有一次，在他们结婚前四五天，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突然派人来请公爵马上就去，因为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得了重病。他发现她似乎完全疯了：她喊叫，发抖，吵吵嚷嚷地说罗戈任就藏在她家的花园里，她刚才还看见他，他夜里准会杀死她……宰了她！一整天她都安静不下来。但是当天晚上，公爵到伊波利特家去待了一会儿，刚办完自己的一些琐事从城里回来的大尉夫人告诉他，今天罗戈任到她在彼得堡的寓所去了一趟，还打听了帕夫洛夫斯克的情况。公爵问，罗戈任究竟是什么时候上她那里去的，大尉夫人回答时说的时间，几乎就是当天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说她在自己花园里见到罗戈任的那个时间。原来那只不过是她的幻觉罢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亲自去找大尉夫人详细查问了一番，这才完全放心了。

在结婚的前一天，公爵离开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时候，她正无比兴奋：时装女工从彼得堡送来了第二天用的服装，有结婚礼服、帽子等等。公爵没想到她看见服装竟会这么兴奋；他把每件东西都夸奖了一番，他的夸奖使她越发开心了。但她说漏了嘴：她已听说城里群情激愤，听说确有一些浪荡公子打算起哄，不但要奏乐，几乎还专门编写了打油诗，而这一切又几乎得到其他各界人士的赞许。现在她就是要在他们面前把头抬得更高，用她时髦而又豪华的服装镇住所有的人，“只要他们有胆量，就让他们去喊，让他们去叫！”她一想到这里，两眼便炯炯发光。她还有一个隐秘的宿愿，但她没有说出口来：她但愿阿格拉娅或者起码是她派遣的什么人，也会混进人群和教堂里观望并看见她的气派，她已暗自作了准备。她在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跟公爵分手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这种想法；但是前半夜还没过去，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就派人来找公爵，请他“快去，她得了重病”。公爵发现他的未婚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正痛不欲生，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她很久也没有听见别人在锁上了的门外对她说的任何一句话，末了她终于打开门，只让公爵一个人进去，又把门锁上，在他面前跪下。（至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事后是这么说的，她好歹偷看到了一点。）

“我干的是什么呀！我干的是什么呀！我怎么能对你这样！”她痉挛地抱住他的两腿喊道。

公爵和她在一起坐了整整一个钟头；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据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他们在一小时后分手时又心平气和、高高兴兴的了。这天夜里，公爵又派人去打听了一次；但是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已经入睡。翌日凌晨她还没睡醒，公爵又先后派了两个人去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处，等到派第三个人前去的时候，她吩咐那人转告公爵：“现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身边有一大群从彼得堡来的时装女工和理发师，昨天的事早已烟消云散，她正忙着打扮，只有像她这样的美人才会在婚前这样忙于打扮自己，眼下，就在此刻，正在举行专门会议，研究应该戴哪一种钻石和怎么个戴法。”公爵完全放心了。

随后发生的一切与婚礼有关的事，均出自那些知情人之口，而且看来是可信的：

婚礼定于晚八时举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七时就准备好了。从六时起，就开始有一群群看热闹的人来到列别杰夫别墅周围，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家的附近闲人就更多了。从七时起，人们开始拥进教堂。薇拉·列别杰娃和科利亚很替公爵担心；可是他们在家里有许多事要办：他们在公爵的几个房间里张罗接待来宾和安排喜筵的事。不过在婚礼之后几乎并未安排任何聚会。除了必须出席婚礼的人们以外，由列别杰夫邀请了普季岑夫妇、加尼亚、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的医生，还有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当公爵好奇地向列别杰夫打听，他怎么会想到邀请“几乎是素不相识的”医生时，列别杰夫沾沾自喜地答道：“他脖子上挂着勋章，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先生，可以撑撑门面呀，先生。”把公爵都逗笑了。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穿着燕尾服，戴着手套，看上去很体面；只是凯勒还是有点掩饰不住他好斗的习气，使公爵和委托凯勒办事的那些人依然有点放心不下，他还充满敌意地盯着聚集在房子附近的那些看热闹的人。七时半，公爵终于乘轿式马车前往教堂。我们要顺便指出，他特别注意不可忽略任何传统的风俗习惯；一切都安排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光明正大、“无懈可击”。公爵进了教堂，在群众不停的窃窃私语和感叹声中，由不时向左右投以威严目光的凯勒带路，好容易才穿过人群，暂时躲在圣堂内。接着凯勒又动身去接新娘，他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家门口的台阶旁边发现了一群人，他们不但人数要比公爵那里的多一两倍，甚至放肆的程度兴许也高出两倍。他拾级而上的时候听到了使他不能忍受的喊叫声，他已经完全转过身去想对人群发表一篇合乎时宜的演说，幸而被布尔多夫斯基和从门廊里跑出来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拦住了；他们抓住他，使劲把他拉到屋里去了。凯勒又气又急。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站起身来，再次照了照镜子，据凯勒事后说，这时她“似笑非笑”地指出，她的“脸像死人般苍白”；她虔诚地向圣像鞠了一躬，就走出门去。雷鸣般的喊声迎接她的露面。诚然，在最初的一刹那可以听见笑声和掌声，也许还有哨声；但是过了一会儿，就传来了另一些声音：

“真是个美人儿！”有人在人群里喊道。

“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结婚能遮掩一切，傻瓜们！”

“不，你们可找不到这样的大美人！乌拉！”站在她身边的人们喊道。

“公爵夫人！我情愿出卖灵魂来换这么一位公爵夫人！”一个办事员喊道，“我不惜以生命来换一个春宵！……”[引自普希金中篇小说《埃及之夜》（1835）中关于埃及女皇克莉奥佩屈拉的那首长诗。]

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出来的时候，脸色的确白得像一块手帕；但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却像两块红炭朝着人群闪烁；人群受不了这种眼神；愤怒变成了狂热的欢呼。轿式马车的车门已经打开，凯勒已经伸手去搀新娘，她却突然喊了一声，径直从台阶上向人群扑去。陪她的人全都惊呆了，人群给她让出一条路来，这时在离台阶五六步的地方，罗戈任突然出现了。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人群里也看到了他的视线。她像发疯似的跑到他面前，抓住了他的双手。

“救救我！把我带走吧！随你去哪里都成，马上就去！”

罗戈任几乎把她抱了起来，几乎把她抱到了马车跟前。接着他转眼之间就从皮夹里取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递给了马车夫。

“去火车站，只要赶上了火车，再给你一百卢布！”

他说罢就跟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后面跳进马车，关上了车门。马车夫毫不迟疑地就抽打起马儿来了。事后凯勒委过于事情来得太出乎意外：“只要再等一秒钟，我就会清醒过来，我可不会让他跑掉！”他在叙述这桩奇闻的时候解释道。他和布尔多夫斯基跳上了偶然停在那里的另一辆轻便马车，便急忙前去追赶，但是半路上他又改变了主意：“反正来不及了！硬拉是拉不回来的！”

“而且公爵也不愿这么干！”布尔多夫斯基大为震惊地断言道。

罗戈任和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及时赶到了车站。罗戈任在跳下马车即将上火车时，还来得及把一个从身边走过的姑娘叫住，那姑娘披着一件虽已陈旧却还像样的黑色短斗篷，头上围着一块绸巾。

“我出五十卢布买您的斗篷，好吗？”他忽然把钱递给那个姑娘。在她惊魂未定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塞进她的手里，拽下了她的斗篷和围巾，披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肩上和头上了。她那套过于华丽的服装太刺目了，在火车上会引起注意。事后那姑娘才明白，人家干吗让她占这么大的便宜买下她那些一钱不值的破旧衣服。

这桩奇闻非常迅速地就被众人七嘴八舌地传到教堂里去了。当凯勒穿过人群朝公爵走去的时候，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跑上前去盘问他。一片喧哗，人们直摇头，甚至还有笑声；没有一个人离开教堂，大家都等着瞧新郎听到这消息后的反应。他面色苍白，听到消息后却很镇静，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我一直在担心，可我还是没料到竟会这样……”接着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道：“不过……从她的心情来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评论事后被凯勒称为“史无前例的哲学”。公爵走出教堂时显然神色自若，精神饱满。起码有许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事后也是这么说的。看来他很想回家，想尽快独自待在家中；但是人们却不让他这样。有些被邀请的客人跟着他走进室内，其中包括普季岑、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有那个也无意离去的医生。此外，整个房子简直就被闲人团团围住了。公爵刚走上凉台，就听见凯勒和列别杰夫正跟几个人在激烈争吵，那几个人的模样像是当官的，但从未见过，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到凉台上来。公爵走到争吵不休的人们面前，查明了是怎么回事，就客客气气地把列别杰夫和凯勒推开，彬彬有礼地跟站在门口梯级上的那个头发花白、身体健壮的领头的先生打招呼，请他赏光进去坐坐。那位先生腼腆起来，却还是走了进去；随后又进去了一两个。在这群人里居然有七八个人要进去，他们进去时还尽可能地表现得非常随便。但是再没有别人乐意进去了，而且人群里不久就有人开始责备那几个好出风头的家伙。公爵请来客坐下，谈话就开始了，还上了茶，——这一切都非常得体，非常文雅，使来客不禁为之愕然。当然，也有几次曾想使谈话变得生动一些，并把它们引到“正题”上去；提出了几个冒昧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居心不良”的意见。公爵回答大家的问题时态度是那么朴实亲切，同时又那么不卑不亢，而且深信自己的客人都很正派，这就使那些冒昧的问题自然消灭了。谈话渐渐变得严肃起来。一位先生抓住一句话不放，突然大动肝火地发誓说，不论出什么事他也不变卖田产，反而倒要等待，而且总会等到机会，因为“家业总比钱好”；“先生，这就是我的经济学，先生，您会明白的，先生。”由于他是对公爵说的，所以公爵热情地恭维了他一番，尽管列别杰夫咬着耳朵告诉他，这位先生一贫如洗，从来没置过什么田产。几乎过了一小时，茶喝完了。喝完了茶，客人们终于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医生和那位花白头发的先生热情地向公爵告辞；大家也都吵吵嚷嚷地热情告别了。他们表示了一些愿望和意见，诸如“不必发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诚然，也有人要喝香槟酒，但是年长的客人阻止了年轻的。大家散去后，凯勒俯身对列别杰夫说：“要是碰到咱们哥俩，准会大喊大叫，大打出手，弄得臭名远扬，结果招来警察；可他倒交了一帮新朋友，而且是这么一帮朋友；我可知道他们的底细！”列别杰夫醉醺醺地叹了口气说道：“他对大智大慧的有识之士讳莫如深，却对婴儿开诚布公，我早先就这么评论过他；可是现在我要补充一句：上帝保护了这个婴儿，他和他的全体圣徒，把婴儿从深渊中救了出来！”

十点半左右，终于只剩下公爵一人了，他觉得头痛；科利亚帮他脱下结婚礼服，换上便服，所以走得最迟，他们热烈地分手了。科利亚没有再提当天发生的事，然而答应翌日早些来。日后他证明，公爵在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时并没有预先告诉他任何事情，这就是说，公爵甚至对科利亚也隐瞒了自己的意图。不久，整个屋子里几乎一个人也不剩了：布尔多夫斯基去找伊波利特，凯勒和列别杰夫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薇拉·列别杰娃一个人还在屋里待了一会儿，把几间准备办喜事的房间匆匆收拾了一下，使其恢复原状。临走时她去瞧了瞧公爵。他坐在桌旁，把两肘支在桌上，两只手抱住脑袋。她轻轻地走上前去，碰了碰他的肩膀；公爵莫名其妙地瞧了她一眼，几乎回忆了一分钟光景；但当他回忆起来并明白了一切以后，他蓦地异常激动。不过末了无非是他非常急切地请求薇拉翌日凌晨七时敲敲他的房门，好让他赶上第一班火车。薇拉答应了；公爵开始热烈地请求她不要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她也答应了，末了当她已经把门完全打开，准备出去的时候，公爵又第三次叫住她，拉住她的双手吻了吻，接着又吻吻她的前额，用一种“异样”的神情对她说：“明天见！”起码薇拉事后是这样对别人说的。她走开时替他深为担心。第二天早晨她已稍稍振作了一点。七点刚过，她如约去敲公爵的房门，通知他火车在一刻钟以后就要开往彼得堡。她觉得他给她开门时精神很好，甚至面带笑容。他几乎通宵没脱衣服，不过倒睡了一觉。据他说，他当天就可以回来。由此可见，他认为当时只能把他进城的事告诉她一个人，而且也只需告诉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