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想起写这么一个东西，可能是有人给我寄了新版，我就拿起又看了一遍《棋王》。此文未发表。

我喜欢阿城，受到他不少影响。最初读他是在高中，因为父亲下棋，我也下棋，在书店看到一本叫《棋王》的小说，就马上买了，心里以为是跟《神鞭》差不多的东西，至少也是《霍元甲》《大刀王五》之类的。主人公也姓王，却不是王五类的人，叫做王一生，不是英雄，是痴汉，是一个很窝囊的人。父亲看了，认为王一生不懂棋，作者也不懂棋，这点影响了父亲对这篇小说的印象，他下了三十年的棋，也下过乡，在乡下也经常下棋，按理说应该感同身受，流着泪看完，可是可能正因为这个，他对这篇小说失去了信任。因为我的棋下得远不如父亲好，也没做过知青，所以那个经验似的东西没有成为指南针，我读了之后第一个感觉是非常愉快，心灵感到愉快。我后来总结这种愉快，可能是因为小说里面的那种侠气，这侠气也许是来自《史记》的，拎出人来，置于一个或几个环境，单单写他，写到这个人降到土里或者升到空中，总之盯住他写就对了。但是这个侠气又不同于《史记》，司马迁的观念还是比较纯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用儒家这个词，但是在我心里司马迁是个才华很大的正派人。这个侠气也不同于唐传奇或者明清笔记小说。唐传奇总体还是缥缈的，以奇为主，聂隐娘潜入仆射肠中听伺，空空儿从空虚之入冥。明清笔记小说里面当然有大量的营养，我想阿城也用了一些，不过明清笔记更多是道听途说式的闲谈，也许我这么说不太礼貌，统御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我觉得并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光彩还是在记叙和材料上。《棋王》当然也不同于金庸的武侠，那这个小说的侠气从哪里来呢？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期，阿城经过了“文化革命”，心里还存有斗志，这个斗志是非常可贵的东西，尤其当斗志化为一种提纯后的表达的时候。《棋王》属于一个特殊时期，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写作者，这个写作者有效地把这个特殊时期变成了自己的场域，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但又奇妙地在叙述上抵御了这个特殊时期所强加给人的语汇的影响，与此同时，又没有浸淫在某个“物件”上，而是赋予了小说以某个“物件”为代表的形而上的东西。这个东西在王一生身上可能是痴迷一种无用之道，在阿城身上可能就是某种斗志，无用之道是他的战斗之法。（若把《棋王》和《黄金时代》放在一起谈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应该有人做过吧。）这个小说一出，确实是非常闪亮的，单是语言就非常厉害，我觉得像阿城和汪曾祺，都从中国的传统虚构资源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不能说这就是他们语言精良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个人的气质造就了语言的魅力，一个人学习什么，在学习的对象上拿来什么，还是由这个人决定的。这两人都是悟性很高的人，这点很重要，不光是吸收，还要观察别人说话，还要有自己的语气，阿城硬一点，汪曾祺软一点，这是性格决定的，两人都很自傲，这点上倒比较相像，据说他们也都很会做菜。

《棋王》之后我几乎把阿城的所有东西都看了，《树王》和《孩子王》我都很喜欢，相较而言，我喜欢《孩子王》多一些。环保这件事情在当时非常超前，就像阿城自己说，其他人家里都没有电视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抵制电视了。不过现在看，《树王》的主题还是白了一些，而且这篇小说也确实是从主题出发的，而不是从人出发的，这其实不容易写得暧昧，不过《树王》写在《棋王》之前，可看做是练笔，一圈车手的试车，时速也很是不慢的。《孩子王》是很动人的作品，是阿城作品情绪最饱满的东西，我想是善良所致，太善良的作品总不容易写好的，《孩子王》却写得相当好，王福这个人物也很了不起：“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代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又有力气啦。”可见真善良并不是简单的东西，纯而又纯的东西本身就是复杂的，王福的作文说明了这个，《孩子王》这篇小说也说明了这个。

之后又看了《遍地风流》和《威尼斯日记》，都是在台湾买的，飞机上就着急看起来。第一感觉是阿城瘦了，我是说文体上。《遍地风流》是个干瘦的人，身高一米八，体重六十五公斤这种瘦法。不是瘦得病恹恹，是瘦得很结实，瞪你一眼，你也有点害怕，不过第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协调，总觉得有点节食的效应，本不该这么瘦的。后来才知道《遍地风流》写在“三王”之前，那就比较合理，是从瘦到了丰腴，同时心里也有点难过，“三王”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阿城最后的虚构作品。《威尼斯日记》好看，不是一般的人能写出来的，随便说说，随便想想就跨越了古今。《威尼斯日记》里有一些孩子气的东西，有一些可爱的东西，那个可爱是因为艺术造成的，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的自然流露，这人有品位，对美丽之物把玩有道，不过在伟大的艺术面前，还是个孩子。但是要说《威尼斯日记》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不怎么同意，这是一本小书，很有趣的小书，我相信阿城写得也不怎么累，信手拈来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又看了《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都是在单位上班时看的盗版电子书，因为买不到。这是茶余饭后的精彩发言，不知当时为什么不让出版，想想也对，饭局上的很多话是不能说出去的。再之后的书我就没再看了，不过因为是很多年阿城的读者，有他的消息都会注意的，一些零星的发言也读了，2016年他到人民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座无虚席，我当时没在学校，就没听到，后来整理出来的发言稿读了。我觉得阿城有今天的声望是应该的，一是以阿城之才，无论什么时候出手写作，都不会被埋没，一个人才高，即使坐在家里发呆，也会被人注意；二是知识界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多，著作等身的人很多，阿城有东西，记忆力好，见解独到，表述精彩，很多朋友还有遥远的文艺青年就一拥而上将其捧起，把自己很多对独立知识分子的想象都附着在一个人身上，这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阿城一个人身上，相比于其他得此待遇的人，阿城也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个。因为到了今天，一个人想营造假象是很容易的，这种假象是建立在表达之上的，表达不是非常求真的东西，表达就是表达，只要表达得好，一切都不是问题，悲哀地说，这也是文学的力量。

我个人觉得阿城主要才华是在小说上，也许是我自己写小说的缘故，如果让一个治艺术史的人来看，也许会觉得他的才华在治史上，这个我没问过。不过就我看到的局部，即使他在讲美术史，也是在讲故事，而且通常这部分最精彩，一旦涉及对历史的发言，我总觉得有过于武断之处，也许是修辞方式的原因，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有毛时代的语言出来，也就是他自己过去比较抵制的语言方式。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一个三十年前完成了超越的人（通过虚构），当进入历史深处的时候使用的是怎么样的思维方式。他研究世俗社会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不过如果把世俗社会和权力机制完全划开，把民间完全从皇权里独立出来，是不是也有一厢情愿的部分？我不知道，民间的架构和政体的架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对应性，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妄议。我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走的这条路径，从本土，到西方，最后又到了过去，我们的老祖宗那里，藏污纳垢的民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能排除我将来可能也会爱《金瓶梅》胜过一切。不过这确实是蛮有意思的，尤其在阿城身上，能看到时代的划痕，他曾经有力地对抗这个痕迹，在历史语调的帮助下成为一个难得的超然者，又不知从哪里不断地听到那个时代的回声。他不是靠着一种超拔的思辨进入历史，而是带着相互矛盾的丰富又驳杂的知识体系进入了历史，而最终放弃了虚构，至少是放弃公开展示他的虚构，在我看来，有特殊之处，也有普遍之处。

我现在还是阿城的读者，他的作品我还会重读，这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确实是超越了时间，一个作家本人怎么超越时间是另一回事，作品超越时间是目前可以证明的。阿城在我们这代人的目光底下，可能是一种知识人，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就是另一种知识人，钻石一样的，这是不同的标准。从概率上来讲，写小说需要一定的智力，但是智力过高的人也许会逐渐放弃小说，前不久我还听人说过，写小说不需要什么大才，好像另一种叫做大才的东西只被其在内的少数人掌握，阿城自己也说过“小说在中国的文字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个认识似乎也隐隐在他身上发酵。中国也应该是世界上小说家改行几率最高的国度吧，这个问题就不抻开讲了，是另一个话题。但是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同感，我们的知识界文学界确实是在衰落的，阿城多年前信笔写就的东西，现在看还是很好的，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个时期的作家有多少独到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真心实意的武断的认识少极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是自己的，不是直接在书上网上看的，就是稍微变了一下，武断的表达和属于自己的武断的认识是两码事，后者不是能轻易得之的。职员式的人和表演式的人占据了两个房间，走廊里自由溜达的人不多，真正爱知识的人就更少了。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做一个阿城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无论以后会怎么样，目前来说，阿城还是唯一的，这是幸福的事情，也是多少让人有点羞愧的事情。

---201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