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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阿城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 作者:双雪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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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想起写这么一个东西,可能是有人给我寄了新版,我就拿起又看了一遍《棋王》。此文未发表。 我喜欢阿城,受到他不少影响。最初读他是在高中,因为父亲下棋,我也下棋,在书店看到一本叫《棋王》的小说,就马上买了,心里以为是跟《神鞭》差不多的东西,至少也是《霍元甲》《大刀王五》之类的。主人公也姓王,却不是王五类的人,叫做王一生,不是英雄,是痴汉,是一个很窝囊的人。父亲看了,认为王一生不懂棋,作者也不懂棋,这点影响了父亲对这篇小说的印象,他下了三十年的棋,也下过乡,在乡下也经常下棋,按理说应该感同身受,流着泪看完,可是可能正因为这个,他对这篇小说失去了信任。因为我的棋下得远不如父亲好,也没做过知青,所以那个经验似的东西没有成为指南针,我读了之后第一个感觉是非常愉快,心灵感到愉快。我后来总结这种愉快,可能是因为小说里面的那种侠气,这侠气也许是来自《史记》的,拎出人来,置于一个或几个环境,单单写他,写到这个人降到土里或者升到空中,总之盯住他写就对了。但是这个侠气又不同于《史记》,司马迁的观念还是比较纯正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用儒家这个词,但是在我心里司马迁是个才华很大的正派人。这个侠气也不同于唐传奇或者明清笔记小说。唐传奇总体还是缥缈的,以奇为主,聂隐娘潜入仆射肠中听伺,空空儿从空虚之入冥。明清笔记小说里面当然有大量的营养,我想阿城也用了一些,不过明清笔记更多是道听途说式的闲谈,也许我这么说不太礼貌,统御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我觉得并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光彩还是在记叙和材料上。《棋王》当然也不同于金庸的武侠,那这个小说的侠气从哪里来呢?这就比较有意思了,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期,阿城经过了“文化革命”,心里还存有斗志,这个斗志是非常可贵的东西,尤其当斗志化为一种提纯后的表达的时候。《棋王》属于一个特殊时期,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写作者,这个写作者有效地把这个特殊时期变成了自己的场域,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但又奇妙地在叙述上抵御了这个特殊时期所强加给人的语汇的影响,与此同时,又没有浸淫在某个“物件”上,而是赋予了小说以某个“物件”为代表的形而上的东西。这个东西在王一生身上可能是痴迷一种无用之道,在阿城身上可能就是某种斗志,无用之道是他的战斗之法。(若把《棋王》和《黄金时代》放在一起谈应该是很有意思的,应该有人做过吧。)这个小说一出,确实是非常闪亮的,单是语言就非常厉害,我觉得像阿城和汪曾祺,都从中国的传统虚构资源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不能说这就是他们语言精良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个人的气质造就了语言的魅力,一个人学习什么,在学习的对象上拿来什么,还是由这个人决定的。这两人都是悟性很高的人,这点很重要,不光是吸收,还要观察别人说话,还要有自己的语气,阿城硬一点,汪曾祺软一点,这是性格决定的,两人都很自傲,这点上倒比较相像,据说他们也都很会做菜。 《棋王》之后我几乎把阿城的所有东西都看了,《树王》和《孩子王》我都很喜欢,相较而言,我喜欢《孩子王》多一些。环保这件事情在当时非常超前,就像阿城自己说,其他人家里都没有电视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抵制电视了。不过现在看,《树王》的主题还是白了一些,而且这篇小说也确实是从主题出发的,而不是从人出发的,这其实不容易写得暧昧,不过《树王》写在《棋王》之前,可看做是练笔,一圈车手的试车,时速也很是不慢的。《孩子王》是很动人的作品,是阿城作品情绪最饱满的东西,我想是善良所致,太善良的作品总不容易写好的,《孩子王》却写得相当好,王福这个人物也很了不起:“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代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又有力气啦。”可见真善良并不是简单的东西,纯而又纯的东西本身就是复杂的,王福的作文说明了这个,《孩子王》这篇小说也说明了这个。 之后又看了《遍地风流》和《威尼斯日记》,都是在台湾买的,飞机上就着急看起来。第一感觉是阿城瘦了,我是说文体上。《遍地风流》是个干瘦的人,身高一米八,体重六十五公斤这种瘦法。不是瘦得病恹恹,是瘦得很结实,瞪你一眼,你也有点害怕,不过第一眼看上去,不是那么协调,总觉得有点节食的效应,本不该这么瘦的。后来才知道《遍地风流》写在“三王”之前,那就比较合理,是从瘦到了丰腴,同时心里也有点难过,“三王”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阿城最后的虚构作品。《威尼斯日记》好看,不是一般的人能写出来的,随便说说,随便想想就跨越了古今。《威尼斯日记》里有一些孩子气的东西,有一些可爱的东西,那个可爱是因为艺术造成的,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的自然流露,这人有品位,对美丽之物把玩有道,不过在伟大的艺术面前,还是个孩子。但是要说《威尼斯日记》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不怎么同意,这是一本小书,很有趣的小书,我相信阿城写得也不怎么累,信手拈来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又看了《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都是在单位上班时看的盗版电子书,因为买不到。这是茶余饭后的精彩发言,不知当时为什么不让出版,想想也对,饭局上的很多话是不能说出去的。再之后的书我就没再看了,不过因为是很多年阿城的读者,有他的消息都会注意的,一些零星的发言也读了,2016年他到人民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座无虚席,我当时没在学校,就没听到,后来整理出来的发言稿读了。我觉得阿城有今天的声望是应该的,一是以阿城之才,无论什么时候出手写作,都不会被埋没,一个人才高,即使坐在家里发呆,也会被人注意;二是知识界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多,著作等身的人很多,阿城有东西,记忆力好,见解独到,表述精彩,很多朋友还有遥远的文艺青年就一拥而上将其捧起,把自己很多对独立知识分子的想象都附着在一个人身上,这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阿城一个人身上,相比于其他得此待遇的人,阿城也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个。因为到了今天,一个人想营造假象是很容易的,这种假象是建立在表达之上的,表达不是非常求真的东西,表达就是表达,只要表达得好,一切都不是问题,悲哀地说,这也是文学的力量。 我个人觉得阿城主要才华是在小说上,也许是我自己写小说的缘故,如果让一个治艺术史的人来看,也许会觉得他的才华在治史上,这个我没问过。不过就我看到的局部,即使他在讲美术史,也是在讲故事,而且通常这部分最精彩,一旦涉及对历史的发言,我总觉得有过于武断之处,也许是修辞方式的原因,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有毛时代的语言出来,也就是他自己过去比较抵制的语言方式。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一个三十年前完成了超越的人(通过虚构),当进入历史深处的时候使用的是怎么样的思维方式。他研究世俗社会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不过如果把世俗社会和权力机制完全划开,把民间完全从皇权里独立出来,是不是也有一厢情愿的部分?我不知道,民间的架构和政体的架构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对应性,我不是历史学家,不敢妄议。我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走的这条路径,从本土,到西方,最后又到了过去,我们的老祖宗那里,藏污纳垢的民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能排除我将来可能也会爱《金瓶梅》胜过一切。不过这确实是蛮有意思的,尤其在阿城身上,能看到时代的划痕,他曾经有力地对抗这个痕迹,在历史语调的帮助下成为一个难得的超然者,又不知从哪里不断地听到那个时代的回声。他不是靠着一种超拔的思辨进入历史,而是带着相互矛盾的丰富又驳杂的知识体系进入了历史,而最终放弃了虚构,至少是放弃公开展示他的虚构,在我看来,有特殊之处,也有普遍之处。 我现在还是阿城的读者,他的作品我还会重读,这不是因为念旧,是因为确实是超越了时间,一个作家本人怎么超越时间是另一回事,作品超越时间是目前可以证明的。阿城在我们这代人的目光底下,可能是一种知识人,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就是另一种知识人,钻石一样的,这是不同的标准。从概率上来讲,写小说需要一定的智力,但是智力过高的人也许会逐渐放弃小说,前不久我还听人说过,写小说不需要什么大才,好像另一种叫做大才的东西只被其在内的少数人掌握,阿城自己也说过“小说在中国的文字传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个认识似乎也隐隐在他身上发酵。中国也应该是世界上小说家改行几率最高的国度吧,这个问题就不抻开讲了,是另一个话题。但是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同感,我们的知识界文学界确实是在衰落的,阿城多年前信笔写就的东西,现在看还是很好的,这只是一个例子,那个时期的作家有多少独到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真心实意的武断的认识少极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是自己的,不是直接在书上网上看的,就是稍微变了一下,武断的表达和属于自己的武断的认识是两码事,后者不是能轻易得之的。职员式的人和表演式的人占据了两个房间,走廊里自由溜达的人不多,真正爱知识的人就更少了。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做一个阿城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无论以后会怎么样,目前来说,阿城还是唯一的,这是幸福的事情,也是多少让人有点羞愧的事情。 ---2019年4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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