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 进退不是非取即舍 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白说  作者:白岩松

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不好”。

当时代的发展让人们产生超越物质的需求,才是爱的开始。

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对王振耀(编者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兄长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很多年,因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向前发展,我们进行过多次合作、对谈。有时候,一项事业的前进需要大时代的机缘巧合;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人。同样是美国总统,有的就不好,有的就不错—中国的很多位置也是如此,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能会往前推进十几年,没遇到合适的人就可能原地踏步。这些话表达的是我对王振耀兄长的尊敬。

接下来转入正题,说说我对公益、慈善以及爱的思考。

今天沟通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仿佛很遥远,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慈善、爱和公益的时候,很少提及,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基础—人性。

第二个层面是道德。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仅仅是道德问题吗?把这个问号留给大家。

第三个层面,是慈善和公益在中国的发展,实质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

首先,我们说一个仿佛无关其实最有关的问题:好人才会做慈善吗?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在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轻人全部看成新人类,因为在这一点上讲,你们依然是老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

当我们关注公益、成为志愿者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公益、讲慈善,会被大家认为是“好人”。但或许在其他情况下,人性中的“坏”也会释放出来。当每个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会明白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或坏到哪儿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

此外还有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因此,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发出来。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会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础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问题吗?

“小悦悦”事件、宝马车碾童事件,还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让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塌糊涂,对吗?

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会受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是不关注这些点的。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妹妹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对她勃然大怒,说:“姐姐你这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为了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很讲礼节,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扛不住—在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相信“爱情的力量不可战胜”的阶段。那么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今年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批评政府、批评党、批评社会不够进步,是不是也该批评一下自己?每一个公民都没问题,都是党和政府的问题,谁说的?党和政府什么时候让你闯红灯?什么时候让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开车并乱加塞?”

而且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能理性看待问题,甚至夸大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某种观点。这很糟糕。

慈善,来自内心对爱的需求

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层面,谈谈慈善、爱与公益的实质。

慈善、爱与公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别人的帮助,是吗?我想告诉各位,人性是自私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党教育干部、老百姓都要大公无私,结果一度使这个国家濒临崩溃。到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么?核心价值或者出发点是什么?回头一看是邓小平终于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个道理,然后开始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安徽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动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这个前提。

接下来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础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为自己工作更有动力,而为自己做就是为企业做。所以,不再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背后曾有过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条顺应人性、顺应时代的路径。

那么,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爱又何以立足呢?这与“自私”不是相悖的吗?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台湾采访慈济,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要求义工或志愿者帮助了别人之后,不仅不用别人道谢,反倒要向别人致谢。因为“不是我帮了你,而是你帮了我”。这是什么逻辑呢?有一句话叫“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一种需求。

人生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个年龄,或者当你爱到极致,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更关注的是“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不是虚伪,不是迎合,而是内心深处对爱的需求。

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自然也会产生一种超越物质的需求。这个时候,才是爱的开始。慈善公益的发展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一味地宣传“大公无私”,鼓励“见义勇为”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扭曲的价值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别人、爱社会呢?反过来,只有当帮助别人成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时,公益、慈善、爱才真正具备了推动的基础,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动不是“搞运动”

我们从来不缺“公益行动”—中国人搞运动习惯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们更需要的是爱的感受和需求。骨子里没有爱,行动也只不过是空壳化、荒漠化的行动。

我们应当让更多参与者心中升起帮助他人的需求。刚开始或许略显形式主义,甚至有些空壳化,但是没关系。只要目标清晰,可以逐渐向壳里注入实实在在的内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业目前在中国进展缓慢,请不要急着骂。批评是应该的,改正也是应该的。但是稍有纰漏就要遭遇谩骂,中国的慈善之路就长不了。当你陷于一个不敢出任何差错的境地,还能发挥多少优势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容错能力。

作为媒体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容错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问题而不指出来,但是请记住,尽管我提出批评,却依然以建设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就会立即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水准吗?不会。

第一,很多事业的发展可参照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慈善也不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拉开大幕的,发展到第十四个年头,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逐渐形成,“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第一个要借鉴的就是“敢于试错”,同时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们说“自主创新”,重点不在“创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创新,不自主就不创新。科学家都听处长的,中国不会有自己的乔布斯。中国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当然有条件出乔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么多聪明脑袋,被一个智商没那么高的人管着,能创新吗?

第三,尝试一段时间后,一旦取得成绩就迅速确立模式。1988年党代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代会确立了市场经济,1997年最终确立了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走过十八年,经历了尝试、宽容、自主、法律确立,最后慢慢成型。

如果,我们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到现在刚刚走过几年,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慈善总会有问题,红十字会有问题,宋庆龄基金会有问题……

这些公益机构爆发的问题,起源于2008年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慈善意识都得到启蒙,启蒙之后开始向外捐资,更多人成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随着捐款人群的扩张,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踪和监督的作用。

发现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满意就要改造它。在种种争议中,中国公益慈善以一种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这是进步。人类历史上没有实现过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过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个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来十到二十年间的使命呢?

我个人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从2008年开始的二十年,是中国公益建章立制的发展阶段。建立多少公益机构、帮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结果。下一个二十年才是壮大的二十年。

那么,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么可以“不急”,什么应该“着急”。

建章立制要着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问题,二是涉及立法之后的执行问题,理念和立法应该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

我个人认为,公益机构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公益机构严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说了,得罪人。公益机构领导者平均年龄太大,已经过了能把一件事情干好的最佳年龄了。当然,太年轻也难以胜任。我们需要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最有冲动干劲,也最有经验。

针对公益机构的人才培训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刚给中国公立公益机构做了第一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03年,国新办启动“新闻发言人培训”,我从第二期开始做老师,从省级到市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唯独没做过慈善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今天这些机构暴露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缺少媒体沟通经验,缺少与公众对话的经验。北师大有一个“公益研究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科班,对慈善结构的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或轮训。

最后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变,在这里讲三点,也是与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爱和慈善永远是自愿的事情。没有理由劝捐或者骂人家不捐。劝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会摧毁这个基础。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开表达过这个意见,然后被别人骂,被骂也要表达。就算一个人有亿万身家,就算他一分钱没捐,你就有权骂他吗?有权对捐多捐少施压吗?你无权指摘别人的选择。

第二,始终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发点很合理,结果很满意,过程就可以很残暴。今年永光(编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发明了一个词,“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剧的出发点都曾经是好的。谁可以全面推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谁也推翻不了,因为他的动机中也许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无法否认过程是糟糕的。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一种逻辑:只要结果好,过程差一点儿无所谓。任何源自糟糕过程的“好结果”,也不该被认为是好结果。比如在座各位,你们不能说,因为你胜任了一份用虚假简历换来的工作,这个谎言便是合理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吃亏。有人说,我会适时收手—不,通过扭曲的行为获取利益,犹如毒瘾,很难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吗?很多人做好事是为了换取感激和褒奖,这是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性。但终究有一天,当帮助别人出自你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国,在一所养老院从下午待到晚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从这点上看,他们或许不如中国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是从另外一点看,他们又是幸福的。

养老院的一楼是各种活动场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过来,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饭、聊天。志愿者需要登记预约,每天的接纳人数和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出现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脚的情况—其实献爱心没有错,是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让那么多志愿者背负“作秀”之嫌。

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养老院度过的半天,让我觉得变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为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帮助别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东西,都曾在最混乱的时期生长。对爱的渴求,对信仰的渴求,对蓝色天空和新鲜空气的渴求,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觉醒:为自己花钱不那么幸福,为别人花钱才幸福;别人帮我不一定幸福,我帮别人才是幸福;感谢帮助你的人,更要感谢接受你帮助的人—正是他,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师公益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数量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刚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是必须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看样,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又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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