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些文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不久前，我刚从美国回来，在那儿跟朋友聊天时，发现即便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对彼此仍有很多“错误的想象”。

比如，和我聊天的那位美国同行告诉我，他在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是每月一千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当多的普通美国人交不起这笔钱。接下来他开了一句玩笑：“其实在美国才是看病难、看病贵呢！”正因如此，美国医疗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成为奥巴马头上悬着的一柄利剑。

还有，在我们想象当中，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上小学总不会考试吧，不会择校吧？结果我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的孩子今年要上个好小学，为这件事参加了三四次考试，最后还是没考上，他甚至觉得孩子的尊严受到了严重损害。不过就是上个小学啊！万不得已还有一招，就是搬家。跟我聊完没几天，两口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一个所谓的“学区房”，希望能就近进入好的小学。

为什么要拿这两件事当开场白呢？无论医疗还是教育，都是每个国家最为重大的事情，而且几乎在每个国家，真正让人满意的都少之又少。偶尔有些非常棒的决策，立即会成为这个国家巨大的骄傲。比如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重点是呈现这座城市在工业革命和流行音乐方面的荣耀，其中却拿出很大一块时间反映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那是他们视之为与工业革命和流行音乐同等骄傲的成就。

今天这么多医疗界的朋友云集在这里，谈论“医疗的社会价值”这个主题，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前行和遇到的困惑去鼓与呼，是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有尊严地向前发展，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期待。

生命需要4S店

首先来定位一下医生、医院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吧。

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辆跑车。从初生时的踉跄磨合，到中青年时各项性能都达到最佳，再到年老时的逐渐衰减，最终停下来，报废。这么一辆跑车，要想开的年头长，性能维持好，必须有它的4S店。

普通的汽车4S店包括四个S打头的英文单词：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而我说的生命的4S店是什么呢？就是医院。我也给它想了四个S打头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是季节（Season），春夏秋冬，对应着中国人常说的“生老病死”。泰戈尔有一句诗，叫“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也在用季节形容人的生命历程。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哪个环节跟医生没有关系呢？一个社会的文明和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关联就越紧密。反之，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缺少医生帮助的生老病死，显得格外艰难。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位同行在中国大西北拍的照片，拍的是那里的母亲的分娩过程。你会发现，贫困地区相当大比例的母亲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自己的家里生下孩子。也有很多老人到了风烛残年、要告别人世的时候，离开医院回到家里，不是为了得到安宁，而是交不起住院的费用。小病扛着，中病吃点药，大病重新扛着—这是很多贫困地区医疗条件的基本现状。

我原来也想过，首选的第一个单词应该是强壮（Strong），但是不现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最强壮的阶段非常美好，但也非常短暂。生命的4S店最终要面对的，还是人类的季节挑战，也就是生老病死。

第二个单词是服务（Service）。这项职能，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更值得国家医改决策者们深入思考。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卖药挣钱的单位，而应该是一个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且是不局限于救治肉体的高层次的服务。

当我们的改革不够彻底的时候，医院的目标一度变成了以销售为主旨。不仅患者抱怨，医生也会困惑，医患关系矛盾重重。哪个医生愿意将自己多年学习的成果弃置一旁，转而靠卖药为生呢？如果医生的科研成果和高收入水平可以得到制度上的认可和保障，您认为他愿意做这件事吗？没人愿意，他是被逼的。

第三个单词应该是运动（Sports），以运动作为健康生活的标志。医生的职责，不是从病人前来就医的时候才开始，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糟糕至极了。能不能把我们的“治疗”时间提前，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能不能让人们精神抖擞、热爱运动，而不是病病恹恹情绪低落，最后看病不成反倒“暴动”？

针对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从法制建设和民众理性角度应该如何评价，我们稍后详谈，但有一点是要更加重视的，就是提升民众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防患于未然。否则医生哪怕三头六臂，也难以在最后的关口大显神通。

第四个单词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阳光（Sunshine）。听起来跟医生没什么关系，但又最有关系。每一位患者都处于生命中的黑暗时刻，他在医生这里寻求的不仅是诊断和治疗，还有内心的阳光。所以每一位医生，都不要忘记在你的处方里，加上“Sunshine”这味药。

我做了近十五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报道过好几位很“牛”的医生。比如我们的老军医华益慰，总是会把听诊器在自己手中焐热了，才放到患者的身体上。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让我看片子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冰冷的听诊器贴上来那一瞬间。请问，这是念到硕士博士才能掌握的高超技巧吗？不是。但这又恐怕是读多少书都难以到达的境界。

在医术精湛之外，能带给患者内心的润泽和安宁，给人希望，才是一名医生的伟大之处。而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医疗行业的种种社会价值，都与这四个S有关。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加“德”，一个“师德”，一个“医德”。所以医疗界第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文明传承的价值。千百年来，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又是如何从三十到四十、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目标直奔八十……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八十岁。因此，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始终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探讨问题。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北医三院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这两年陆续发生了一些患者暴力伤医事件，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比例是在幸灾乐祸，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2011年9月，又有医生被患者杀死，我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我们都是凶手”。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认识的一位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主任给我发短信，那条短信让我看了心酸，谈到当前医生的处境，几乎要流泪。

作为社会一员，如果你不能选择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也就成了帮凶吗？接下来让人更加忧虑的局面是，如果全社会都形成了对医院、医生的一种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以至于让医生—这个掌管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强烈的恐惧和不被理解，因此想要逃避甚至破罐破摔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我们自己。

有一些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伤医或打骂医生现象的医院，比例高达63%。有87%的大陆医生在某调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过去，一流医学院的招生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一样高，也就是说，大量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随着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放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下滑。简单的数字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相当多的一流人才，不愿再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将来，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来为我们保障健康吗？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确。我相信如果无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无需面对“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定会对每一名患者都负起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就是给人治病时，当他面对“成功”和“失败”各占50%的局面，愿意冒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变成100%。但是以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即使能冒险，医生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谁呢？

医生在替“医改”背黑锅

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不希望看到的“乱象”，应该归咎于道德滑坡或人性堕落。在历史的演进中，人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环境。如果环境激活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每个人都形成自我约束，展现出更多的道德感，集合在一起就是正能量。反之，就会乱象丛生。我们不要去谴责“恶”，要去反思催生“恶”的土壤，堵住激活“恶”的制度漏洞。

如果每一间诊室都需要安装监视器以防患者行凶，如果医生要为行业惯例带来的后果买单—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于移植的器官都来自于死刑犯人—如果这种行为注定要承受某种伦理上的谴责，这种谴责又自然而然地转嫁到医生身上，医生背负得了吗？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水都不敢喝，厕所都没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医院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一家医院，能赚一万多块钱，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

第二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实现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被磨的石头才亮

当然，暴力伤医事件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这些年跟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生打交道，才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在台湾花莲，与慈济志工医生交流时，也听到过类似的委屈。“我们每天都在尽力帮助别人，救治患者，难道不是行善积德吗？难道不应该诸事顺遂、多多地享有福报吗？为什么还不得不面对那么多障碍、误解、磨难？”

多年以前，我也向台湾的证严上人请教过同样的问题。她创办了台湾慈济功德会，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将志业由慈善、医疗、教育，扩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社区志工、环保等领域。一路走来，她也经历过无数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艰难。她的回答是这样的：“被磨的石头才亮。”

证严上人还说过一句话：“慈悲如月。”对我颇有启悟。我们都觉得“爱”很温暖，愿意用阳光来比喻，但是真正像太阳一样炽烈的爱，恐怕又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倒是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却能照亮每一个夜行人的道路，消解他们的恐惧和忧愁。既然从事医生这个行当，何不让自己拥有月光一样的隐忍，月光一样的慈悲？

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请不要误解。我当然不是说，一切委屈和伤害都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媒体人必须呼吁法律严惩那些犯罪的人，用某种“高压”的方式呼吁人们对医者保有尊敬，相关的制度改革也要跟上，进一步确保医生的权益。可是从医生自己的角度来说，你不得不用那些委屈和痛苦，将自己心中的石头磨亮。

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

接下来，我重点想谈的是医生的三重价值：常识普及价值、社会抚慰价值、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讲得不多，尤其是后两点，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在跟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种越发深刻的感受。

常识普及价值，对应着4S中的“运动（Sports）”，象征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就我个人体验来说吧，从2007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作为卫生部，应该说是“前卫生部”—但我相信过些年还会恢复“卫生部”这个名字，因为现在的部门名字跟世界没法接轨—聘任的唯一的“健康宣传员”，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接受“健康宣传员”聘书之前，我跟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向会议室走，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陈部长，中国古人一直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医治尚未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核心部门之一，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家有病了才想到卫生部，到你这儿来治病，治不好就唯你是问。治病是分内职责，但比治病更重要的职能和使命，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病能迅速被治愈而不转成慢病—它将为社会节约多么巨大的资源，也相当于提前卸去很多根本承受不起的负担。”

而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与普及，其实是每个医生，以及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任务。仍然以我自己为例，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血压有点儿高，不断头晕，去医院检查，果真血压到了一个临界点。医生说你得吃药了，我问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了，回答是的。我说这样，先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自己做一些调整，两个月以后如果不行，我再吃药。

我首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晚上快走一个小时，后来逐渐发展成跑步。结果不仅血压很快控制住了，降回正常区间内，其他指标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血脂从临界高点向中点回落，脂肪肝由中度转为轻度，最近一次体检甚至没查出来。

当很多“亚健康”状态开始向器质性病变挺进的时候，通过及时有效的行为干预，情况是可以发生逆转的。而在这个可逆的过程中，如何去传播相关的常识就至关重要了。比如“管住嘴，迈开腿”，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大力传播这六个字，说易行难。

为什么管住嘴？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多疾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现在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大多是由营养过剩造成的。不妨问问自己，有多久没饿过了？我经常跟身边人说，如果吃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感到饿了，说明上一顿饭量合适，不饿，就是前一餐吃多了。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么多营养，我们的“胃觉”比“味觉”传感要慢，因此当你的嘴感到“饱”的时候，胃已经过载了。

另一方面，迈开腿，说的是运动。人们享受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体现的是社会的综合体系。举一个例子，从国家会议中心向北几百米，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知道有无数人来这儿长跑，但是我去得少，因为太远，时间成本太高。我都是就近去找跑步的地方，但是条件肯定比这儿差远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好几年了，多年前，我们曾想象举办过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事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但是多年后我们的比赛成绩依然原地踏步，同时身边的体育运动设施依然很少，鸟巢和水立方大多数时间是空着的。青少年的体育课作为很重要的一“育”，除了应试功能，越来越被边缘化。

我们该如何评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如何衡量它的价值？这一切难道不跟各位紧密相关吗？如果医疗界人士不能投身于对大众运动的积极干预，恐怕就只能坐在你的诊室里，眼睁睁看着每天的挂号数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一上午三十个号，变成现在四十个、五十个，未来可能会涨到六十、七十，直到你不堪重负。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怨声载道：“凭什么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请问你有时间跟他多说两句话吗？

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储蓄健康”，它比储蓄金钱更重要。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财富，却突如其来因病返贫；也有太多的人“宁买棺材不买药”，忽略平日的健康常识。

作为医疗工作者，如果不能参与到社会行为当中进行干预，不能向人们传递更多常识的话，就只能默认这种现状，并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样，作为主管部门，卫生部如何动员国家力量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治未病”、普及常识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上？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请问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比例排世界第几？高血压患者人数多到什么样的地步？肥胖人群会不会直追美国？

现在，写一篇洋洋万言艰涩深奥的学术论文，可以让医疗从业人员评个更高的职称；写十篇通俗易懂、普及常识的千字文，却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

面向大众的科普，有时比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更难。我永远感谢和尊敬那些在各行各业致力于科普的人。科普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能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少之又少。

因此相应的人才评价体系应该做出改变，允许我们的医生离开诊室三个小时，做一些便于传播的科普工作，或许会减少未来每天三十分钟的门诊量。

吓死人的“你怎么才来啊！”

接下来重点要谈的是医疗体系的心理抚慰价值，也就是4S中的“阳光（Sunshine）”。

长期以来我们的医疗理念都是重视生理，轻视心理，而且是医患双方向的。什么叫双方向？比如有很多患者，他想要治疗的疾病只是一个病症的表象，导致这个表象的或许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医生也并不重视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治标，却没有治本，相当于无用功。

其实，在几乎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国度里面，医疗体系原本就应该在人的生老病死过程中，起到相当强大的精神抚慰作用，但这一点很少被我们谈到，甚至完全忽略。也有不少医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仅仅是凭着下意识和内心的温度，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去系统地梳理它。

面对生老病死带来的未知和恐惧，人们总会有某种宗教情结油然而生。且不说已经确诊的患者，即使是健康的人，在做每年一度的例行体检时，医生哪怕一句不经意的提问，类似“平时感觉哪儿不舒服吗”，都会紧张得要命，直到结果出来没问题，这一身汗才算落下去。至于真有病的患者，医生说三句话就能直接把小病吓成中病，中病变成大病，大病直接弄死。第一句“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第三句“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尤其是第一句，多坚强的人，一听这话立马吓软了。

1915年，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刻着三行字：“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三行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特鲁多医生年轻的时候，曾患过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患者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他来到一个宁静的湖畔，等待着独自告别世界，可是没想到，大自然仿佛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力量，他的结核病慢慢痊愈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致力于对结核杆菌的研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结核杆菌提炼出来的医生。就在那个湖畔，他建立起一所村舍疗养院，为结核病患者提供综合性休养治疗。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有时候，依靠传统技术和药物无法治疗的疾病，反而可以在大自然的抚慰中完成自愈。

医学的困境永远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抗生素的发明成为无数患者的福音，是特鲁多医生们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几乎药到病除，所向披靡。可是，用不了太久，变异的细菌就会带着极强的耐药性卷土重来。

八十年代，美国药监局在五年间批准了十六种抗生素上市，但是到了新世纪的头五年，只批准了两种新的抗生素。细菌变得非常聪明，复合抗生素都难以将它击败。面对外来的威胁，人类始终有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力感。

此外，有一个蛮沉重的数字要跟大家报告：全世界每四十秒会有一个人自杀，每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八十万，超过因战争和灾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么多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这让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无力感。

那么，在种种“无力”面前，医学的“力量”又体现在哪里呢？抚慰。

除了医术本身，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医生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患者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这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这儿来寻找希望。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走上绝路。

后灾难时期，前老龄时代

最后我要说，除了生老病死这些亘古不变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系统也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第一，复合式灾难。我们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单一灾难，却没有经历过日本福岛地震带来的“复合式灾难”。假如地震、海啸、核泄漏同时爆发，如何有条不紊地应对？

第二，老龄化进程。2013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人数量已突破2亿。虽然从人口比例来说，大约占总人口数的1/7，依然够不上真正的“老龄化社会”（日本六十五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4）。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2亿”这个绝对数字，比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还要多。而且，这个数字从“1亿”增长到“2亿”的过程非常漫长，但从“2亿”增长到“3亿”会明显提速。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全国还有8000万残障人士，除了自然灾害、遗传、疾病导致残障，年龄增长也会使越来越多的健全人进入残障群体。而全国的敬老院、福利院不过300多万张床位，不足实际需求的2%。面对迅速扩张的老龄和残障人群，我们的医疗资源够吗？康复资源够吗？

第三，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同样是医疗系统必须面对的挑战。哪里有新鲜空气、洁净的水？谁能保障食品安全？华北地区的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的隐患、地下水的重金属渗透、病毒的变异……

我非常希望推广“健康寿命”这个概念。如果社会平均寿命已达八十岁，而人们普遍从六十五岁开始就频繁去医院看病，这十五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生活质量则是非常低的。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帮助人们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性病能够及时治愈而不转为慢性病……这是全世界进入老年化社会时，面临的共同挑战。各级政府的意识转变，医生投入的“软实力”，是应对挑战的重中之重。

其实我的心情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站在这里，与这么多医疗界人士进行“非专业”的沟通，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期待从“非专业”的角度，和大家交流我的很多看法。我们原本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医疗，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更好的氛围，让医疗事业更好地承担起重要的角色。支持和援助医疗发展，难道不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吗？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经历过一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返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的。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七十年代，我爸才三十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去天津。我妈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

我爸在离开天津当天才去医院，结果，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当然不干。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稍等，我请领导来跟你谈。医生转身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车站广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看见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那儿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他车票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在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在想，母亲为什么在我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我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当初的那位医生，从具体救治来看，并没有得到最圆满的结果。但他又是最成功的，因为他的行为跨越了时间，不仅影响了我的父亲，还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他让我对人世间的爱和温暖有信心，让我尊敬这个行业，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挑战，总能记起天津那个仿佛有月光的夜晚。

这就是医者的慈悲与功德，大医医心。

--2013～2015年 中国医学论坛、台湾花莲慈济年会等--

自己的读后感

一条民国时的旧闻还应该当一条新闻再说。

很长的一段时间，梁启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终于住进协和医院。在当时，长久以来中医当道，西医进中国不久，屡遭质疑与白眼。而梁启超敢住进协和，也体现着先生的开放与包容。

然而结果谈不上美好，依照当时的条件，认定梁启超先生的右肾有问题，于是院长亲自手术，为先生割掉了右肾。可病并没有好，似乎割错了肾……

这还了得！包括徐志摩在内的很多人，立即报上刊文，因协和的“误诊错割”而声讨西医，自然是应和者众。

让人没想到的是，最有权利愤怒并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说明。后来，这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纸上。事主是这态度，质疑之声渐退。梁先生还声明，今后我还来协和看病。不仅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直到几年后去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熟悉他的人说，梁启超先生考虑到西医进中国，是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信任包容，西医在中国就不好发展，而这，不是好事。

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儿，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而我们又该如何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