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目科长和我不一样，他非常沉着。绑匪说让负责人回电话，我认为得赶紧回过去，询问绑匪的要求。而科长只说了一句话：“没事，不用担心。”他看上去气定神闲，正冷静地向各负责人下达命令。

讨论结束后，队员们迅速解散了。

“春日部，这没准是个许久没碰上的大案子。”夏之目科长看着我，眯起眼睛，似乎在盼望这类案件发生。他的语气或许不够严肃，但也绝非轻松，就像棒球教练向大家喊“放松去打”，也不是希望大家真的掉以轻心。

“得赶紧给绑匪打电话吧？”

“春日部，你真是认真。”他看着我说。

“这不是因为我认真。”

“越认真的人越容易倒霉。用假账单诈骗不就是这样吗？看到陌生账单，认真的人会主动询问情况以求解除误会，结果却让不法分子知道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是不认真的人，就会当作没看见，反而少吃亏。”

“越认真的人越容易吃亏，我不否认这一点。”

“我会和绑匪联系的，别着急。从现阶段来看，绑匪不会破罐子破摔。和他们打交道，就像谈恋爱。一要懂进退，二要能忍耐，没有三和四，五强行突破。”

“科长，在恋爱中强行突破，不太好吧？”一旁的年轻队员大岛说。

我笑起来。夏之目科长仿佛有所设防似的，顿了一下才发出笑声。他并不怎么发自内心地笑，所以常常像这样慢半拍。

“大岛，没准是为了纪念你加入SIT，才发生这起案件吧。”

“难不成要怪我吗？”

夏之目科长又笑了笑，向前走去。

我和大岛被安排与科长坐一辆车出发，便急忙追上去。大岛低声对我说：“科长怎么那么淡定啊？”

“科长其实也没那么淡定。”在仙台，绑架案相当罕见。

“可他和平时一样开朗，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装的。”

“就像棒球教练轻松地对大家喊‘放松去打’。”

“这个比方好。”原来大家想得都一样。

“我想问的是……呃，或许不该问……”

我已经大致猜出大岛想问什么。

“科长以前和现在是不是很不一样？春日部前辈，你和科长认识很多年了吧？”

“现在的科长，只是在模仿从前的他自己。”

“啊，”大岛稍稍提高了音量，接着肩膀一沉，沮丧地说，“也是。”

七年前，我就站在科长面前，清楚地目睹了“从前的科长”成为“现在的科长”的瞬间。当时，科长正情绪高涨地讲他喜爱的读卖巨人棒球队，还说二十岁的女儿嫌他太在意棒球的输赢。他嘴上叹着气，脸上却露出愉快的神情。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脸色逐渐苍白，看来是有什么坏消息。我突然有种预感：难道他家人出事了？比如交通事故？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同时遇难了。

开车的是他女儿，他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女儿刚拿到驾照，因此开车时非常小心，那天也不例外。造成事故的是一个闯红灯的老婆婆。世事往往毫无道理可讲，母女俩当场死亡，老婆婆头部受到撞击，但性命无恙。

“唉，真是太让人难受了。”从葬礼回来的路上，部长对我说，“这起事故是一场惨剧，却说不出到底谁是坏人。”

我同意部长的话。当然，就算谁是坏人显而易见，也一样令人难受。我们都陷入沉默，无心交谈，只想叹息。

“听说那个老婆婆被占卜师骗了。”

“你是说肇事司机？”那人说是老婆婆，年龄还未满七十，身子骨很硬朗。

“女占卜师觊觎她的财产，盯上了她。不管做什么都打着咨询的幌子收钱，用水晶球或占星术给她算命。”

“都是老生常谈了。”

“也可以说是传统技艺。”

“可她不遵守交通规则，总不能怪占卜吧？”

“不能说毫无关系。听说占卜师对她说过星星的排列啊生日啊如何如何的，还打开地图告诉她走这个方向好、走这条路好，只要交够钱，就能一辈子避免交通事故。老婆婆的钱都被骗光了，整天担心得睡不好觉，才造成那次事故。”

“难道不是那个占卜师的错吗？”当然，我这么说也不是想去逮捕她。

“感性地说是这样，但因果关系不成立。”

准确来说，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如果没有那个占卜师，老婆婆就不会身心俱疲，也不会发生事故。这些事彼此关联，但法律上却无法做出判决。

“我想起大学时上的法律课了。”

这不是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吗？一个要去谈生意的人被驶过的汽车溅起的泥点弄脏了衣服，他急忙换了一身赶过去，但因为迟到，对方生气了，结果生意没谈成。请问，能否追究那名车主的责任？

答案是不能，因为因果关系不成立。汽车溅起泥点不是生意没谈成的直接原因。也许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就算衣服没脏或那个人没迟到，生意也不一定能谈成。

和学生时代相同，现在的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两件事之间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但至少也是有关系。如果汽车没有溅起泥点，生意谈成的可能性不是会更大吗？我不认为应该用“你必须负责”来谴责车主，但希望车主至少能说一声“对不起”。

“占卜师怎么想？她肯定通过新闻了解到了吧？”

“周刊杂志的记者问过她了。”

“她怎么说？”

部长撇撇嘴，看透世事般叹了口气。“直说吧，她一脸厌烦，还问和她有什么关系。”

“夏之目科长知道吗？”

“怎么可能知道，谁会去和他说这些啊。”

“也是。”

夏之目科长的内心就是从那时起变得一片空白。为了继续活下去，他抛弃了一切感觉和情绪。心灵的画布被那场惨剧弄得不成样子，于是他把画布表面铲得干干净净，硬是只留下了全白的底色。从那以后，对于夏之目科长而言，所有的情绪都像是在白色的画布上以水作画。每时每刻他都在假装：假装快乐，假装悲伤，假装活着，假装从前的自己还在。

大厦的灯光、路灯、车尾灯、车前灯……各式各样的光映照着黑暗中的街道。置身于缓慢曲折前行的车流中，交错的光影映入我的眼帘，发散着，摇曳着。

可能是因为已经过了晚上九点，连接南北市区的县道没有堵车，车与车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行驶。

坐在驾驶座上的大岛似乎想鸣警笛，但上面的命令是除非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否则尽量不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目前得到的情报还很有限。绑匪的目的自不必说，他的精神状态、和人质的关系、持有的武器种类都不清楚。如果因为是突发案件就一路鸣着警笛到达现场，可能会刺激到绑匪。而一个受到刺激的绑匪会做出什么事，是无法预料的。

“先行小组应该已经到了吧？”

“大岛，你不会是在紧张吧？”看到驾驶座上大岛紧绷的侧脸，我问道。

“有一点。不过有科长在，我就放心了。”大岛说，“毕竟是曾负责‘汪汪大作战’的夏之目科长。”

他说的“汪汪大作战”是五年前宫城县警察局SIT处理的一起绑架案。

“你小子在开玩笑吧。”默默望着车窗外的夏之目科长收回视线，苦笑了一下。

“我哪敢啊。”这话听上去也像玩笑，但科长没有生气，只是干笑了几声。

“那次是真棘手。案子本身是，结案后更是。”

“结案后？”

“来自爱狗人士的抗议蜂拥而至。是吧，春日部？”

我耸耸肩表示认同。

“真的吗？”大岛说，“不过，多亏您的主意，森警官才得救。我当时还没加入SIT，但在电视上看到了，还以为那个警察死定了呢。当时我就想，警方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好可怕。”

前夫回到母子俩的住处，劫持了二人数天，并在电视上直播。我们深切体会到实战的难度。无论进行多少次模拟演习，还是会出现意外，最大的失算之处便是老队员森警官中弹。

当时森警官不知道绑匪持枪，毫无防备地靠近了那栋房子，结果被突然击中，倒在门前，无法起身。

绑匪因猜疑和恐惧非常激动，根本不允许我们接近森警官施救。我们向他解释只是想救出队员，他却说：“你们是要假装救那个老家伙，然后闯进来吧？”绑匪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要求，还宣称“要是警察敢过来，我就杀了人质”。

时间一点点过去，森警官已经不动弹了。我们无法判断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唯一镇定自若的是负责指挥现场的夏之目科长。他拟定计划，想趁绑匪不注意时以隔壁的房子为掩护，从阴影处悄悄靠近森警官。我们最终决定执行这个计划，但有一个障碍，那就是邻居家养的狗，一条公的多伯曼犬。它以狗的直觉察觉到气氛不同寻常，比平时更卖力地发挥起看家狗的本领，一有人试图靠近就狂吠。

“它的主人在哪里？”

“好像不在家。”

房间里没开灯，摁响门铃也无人应答，看来是没在家。绑架案解决之后，我们才知道狗的主人是一位老爷爷，他当时睡得正香。

那条多伯曼犬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简直成了向绑匪高呼“警察来了”的报警器。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条狗的名字就叫“森萨”[日语中，“森萨”与“报警器”发音相似。]。总之，当时它俨然成了我们面前的挡路石。

没有人能靠近，就无法救出森警官。我们认真讨论过能否扔绳子把狗套起来，但这个方法并不可行。首先，不确定能顺利地操控绳子；其次，绳子本身可能引起狗的过激反应。有人提议干脆朝狗扔一大块肉，堵住它的嘴，或者在肉里混入安眠药。我们尝试了这个方法，可是那条狗聪明得很，碰也不碰扔过去的食物。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躺在地上的森警官正逐渐失去生命力，却无计可施。几名年轻队员高喊着“快去救人”，却被夏之目科长制止。

“不要急，会有办法的。森一定能得救。不要急。”科长的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蕴含着足以让众人镇定下来的力量。

科长知道失去至亲的可怕，而且应该说是知道突然失去至亲的可怕。既然他这么说了，大家理应服从。

“当时如果不是科长想出那个办法，森警官就完了。”我回忆道。

“不，后来想想，还有很多更好的办法。要不也不至于被动物保护者们投诉。”

“反正森警官得救了，这一点毋庸置疑。非要抗议对狗怎么怎么不好，实在是没道理。”驾驶座上的大岛发起牢骚。

“说明狗比森受欢迎。要问我支持哪一方，我也选择狗。”

我和大岛都笑了，夏之目科长依旧是慢了半拍才笑。在去处理绑架案的车上谈笑风生，传出去肯定会遭到舆论批评。

很快，先行小组通过对讲机联系了我们，说已经到达North Town，现在在据称是案发现场的佐藤家门前。

“看来是真的。”对讲机另一端的队员说。他的意思是，那通电话不是恶作剧，而是真的绑架案。“二楼窗口处有一个像是嫌疑人的男人，似乎正在等我们。他穿一身黑衣，躲在窗帘后面。灯关着，其他的看不清楚，但能看到他用枪胁迫着一名年轻男子。男子好像被绑住了。”

“大岛，还有几分钟到？”夏之目科长问道。

“十分钟左右。”

科长挺直后背，操作起驾驶座旁的对讲机。他将麦克风贴近嘴边，吩咐先行小组：“还有十分钟到达现场。和绑匪的首次接触由我来执行。”

“收到。待命时我们需要做什么？”

“调查一下附近有没有狗。”

那名队员或许也明白科长在拿以前的绑架案开玩笑，回答道：“我们会先组个汪汪合唱团。”

五年前的绑架案中，为了解决“要救森警官，怎么让狂吠的狗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夏之目科长想出的主意是“让狗叫”。的确，因为无法向狗说明我们这边的情况，也就没办法拜托狗“不要叫”。

“既然这样，就让它叫吧。还要让别的狗也叫。”

队员们给相熟的宠物店和爱狗人士打电话，搜集来很多狗，用卡车运到了现场。狗狗们自然被这意想不到的局面弄得惊慌失措、怒气冲冲，像喊口号般一齐狂吠不止。绑匪于是主动和我们联系，问发生了什么事。

科长向他解释道：“我们也不清楚。附近的野狗突然骚动起来。我们这就让它们平静下来，请等一下。”总之，科长试图让绑匪相信这完全是和警方无关的突发状况。

“绑匪应该会怀疑吧？”我问。

科长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点了点头。“那倒是。不过，对方也不能肯定。我们只要和他说等会儿让野狗安静下来就行了。”

后来，科长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和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那种绑匪不同，如果对方能够正常交流，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对方越想尽快结束。“如果对方感到厌倦，失去投降的力气，并为绑架持续过长时间而焦灼不安，往往就不会察觉到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收尾行动。”

就结果来看，森警官顺利得救。许多条狗齐声狂吠，掩盖住了那条多伯曼犬的叫声。趁科长和绑匪交谈，分散其注意力之际，队员们靠近倒在地上的森警官，用担架将他抬了出来。

那次绑架案的最后，人质趁疲惫至极的绑匪打盹时偷偷逃跑。队员们冲进去善后，但就像科长抱怨的那样，“不该把狗狗们置于危险之中”的抗议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