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少校为我讲述的一个故事，我尽量凭我所能回忆的记叙如下：

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三年间的冬天，我担任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特伦布尔要塞的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日子也许不及在“前线”那么昂扬活跃；不过单就当地而言，这样的日子也可算得很有生气了。人们的脑子并没有因为缺少外界的刺激而变得迟钝。单说一件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空气里一窝蜂地涌来了来路不明的谣言——说什么叛军的间谍出没在各处，一心策划着要炸毁我们北方的要塞啊，要焚烧我们的旅馆啊，要把带传染病毒的衣服大批地往我们几个城镇运送啊，以及诸如此类的阴谋。你还记得吧。

所有这些谣传都促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了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再说，设立在我们这儿的是个新兵招募站，那无异在说，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打瞌睡、做白日梦、闲逛混日子。唉，我们也算得防范够严密了，可每天招募来的新兵还是有百分之五十从我们手里漏掉了——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新兵入伍，可以领到好大一笔津贴，他们能拿出三四百元买通哨兵，放他们逃跑；他们留下的津贴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仍然算得上发了一笔财呢。可不，就像我方才所说的，我们的日子并不沉闷。

且说有一天，营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正在写些东西，进来了一个十四五岁光景，脸色苍白、衣衫破烂的孩子，他干净利落地鞠了一躬，说道：

“我想这儿招收新兵吧？”

“是啊。”

“求你啦，能把我收下吗，长官？”

“哎哟，不行！你年纪太轻，孩子，个儿又太小了。”

失望的神色显示在他的脸上，随即转变为满脸的灰心丧气。慢慢地他转过身去，仿佛要走了，却又犹豫一下，转过脸来望着我说道，那说话的声气一下子把我打动了：

“我无家可归，又举目无亲，巴不得你能把我收下了，该多好啊！”

不用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尽可能用温和的语气跟他说明了。然后我要他在火炉边坐下，暖和暖和身子，还添上一句话：

“我马上给你弄一些吃的来。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所流露的感激之情胜过了千言万语。他在火炉边坐下了，我继续写我的东西。

有一两回我悄悄地看他一眼。我发现他那身衣服和脚下的鞋子，虽说又破又脏，可那款式、料子，却都是上乘的。这很耐人寻思。此外，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他的嗓音轻柔而又悦耳；双眼深沉，带着忧郁的神色。他的举止谈吐自有一种优雅的风度。这可怜的小伙子分明陷入了困境啦。我对他的关怀之情油然而生。

谁想我越来越专心致志在自己的工作中，竟把那个孩子压根儿给忘了。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大工夫；后来我偶然抬头望了一下，这才看到那孩子背向着我，不过他的脸稍许转向我这边，让我看到了他脸蛋儿的一侧——有一行泪水正无声地顺着面颊往下淌。

“老天保佑！”我心中想道，“那个可怜虫正在挨饿，我却把他忘了。”为了纠正我这漠不关心，我对他说道：“跟我来吧，我的孩子；你就和我一起吃饭吧。今天就我一个人。”

他又带着感激的神情望了我一眼，脸上流露出快乐的光芒。来到了餐桌前他站在那儿，把手搁在椅背上，直到我就座了，他才坐下。我拿起了刀叉——只是拿在手里，却没有使用；原来那孩子低下了头，默念着食前感恩祷告。一下子，有关老家的纯洁的童年回忆，纷至沓来，涌上我心头；我不由得一声叹息，想到了我漂泊尘世，不觉疏远了宗教；它对受伤的心灵撒下香末，安抚、呵护、扶持，都已无从说起了。

在我们进餐的时候，我注意到小威克鲁——他的全名是罗勃特·威克鲁——懂得餐巾纸该怎么用；呃，一句话，看得出他是个有教养的孩子——至于怎么个有教养，就不必一一细表了。他胸怀更是纯真坦然，赢得了我的好感。

我们主要谈的是有关他的事，我没费多大的劲就问明白了他的身世。听得他说起原来他出生、长大在路易斯安那州，我更是一下子对他产生了热呼呼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呆过一阵子，密西西比河流域沿海地区我都熟悉，都喜欢；离开那儿也不算长久，对那儿的感情因而还没给时间冲淡。就连从他嘴里吐出的那些地名让我听来都很受用，正因为爱听，我有意把话题引向某些方面，好把那许多地名套出来：红巴顿、布拉葛明、杜那桑维尔、六十英里海岬、波纳—加雷、货运码头、卡罗里顿、轮船码头、新奥尔良、柯比土拉街、大广场、好孩子街、圣查理旅馆、蒂伏里圆广场、贝壳路、庞查特兰湖；让我特别舒心的是再一次听到提起“R·E·李将军号”，“奈歇号”，“隐晦号”，“魁特门将军号”，“D·F·坎纳号”以及其他过去熟悉的一些汽船名。这几乎就像旧地重游，这一个个名称把它们所代表的场所、事物活现在我的心头。以下是小威克鲁的一个简历。

内战爆发时，他和患病的姑妈以及他的父亲居住在红巴顿附近的一大片富庶的种植园中，他们家拥有这片种植园已有五十年了。父亲是个联邦主义者，为此受尽各式各样的迫害。不过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终于有一夜，一批蒙面的歹徒把他们的大宅子烧成了平地。这一家人不得不仓皇逃命，敌人却紧追不舍，从一处追杀到另一处。他们尝尽了贫穷、饥饿、灾祸的痛苦，抱病的姑妈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脱，饥寒交迫和苦难要了她的命。她倒毙在旷野里，简直像一个流浪汉。大雨泼在她身上，雷声在她头上怒吼。不多久，父亲又被一支武装的队伍抓住了。任凭儿子苦求哀告，受难者却当着他的面给吊死了。

说到这里，那小伙子的眼里闪射出凶狠的光芒，像是在自言自语道：“即使他们不招收我，也没关系——我自会有办法——我自会有办法。”

宣布了父亲已被吊死之后，他们当即告诫儿子：要是二十四小时之内，还没离开这个地区，休想有他的便宜。当天晚上他爬行似地悄悄来到河岸边，在一个种植园的码头附近躲藏起来。不多久，“邓肯·F·坎纳号”停靠在码头边了。他于是泅水过去，藏身于拖在船尾的一只小艇上。黎明之前，船行驶到了货运码头，他趁机溜上了岸。他从那岬角徒步了三英里，来到了新奥尔良的好孩子街他一个叔父的家里。他的苦难算是暂告一段落。

可是他叔父同样是一个联邦主义者；过了不久，他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他于是带着小威克鲁乘上一艘帆船，逃离了那地区，没有多少天就来到了纽约。他们俩投宿在阿斯托旅馆。有那么一阵子，小威克鲁的日子过得很舒心，在百老汇来回闲逛，领略新奇的北国风光；谁知后来却发生了变化——并非有了什么好事。他的叔父起初还是高高兴兴的，如今却变得垂头丧气、心事重重了；更糟的是，他板着脸，什么都不称心意；唠叨着他的钱只有出去，却没有进账——“剩下的钱养活一个人已够呛了，何况还得养活两个人。”

终于有一天早晨，他不知去向了——没有来吃早餐。这孩子去问了管理部门，才知道叔父在上一夜结清了账单已离开了——去了波士顿，职员这样认为，但没有把握。

这孩子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还是跟踪着找他的叔父去。他来到了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那点儿可怜巴巴的钱不够他买一张去波士顿的船票，可是还够他买一张去到新伦敦。于是他上了船去那个港口，决定一切听天由命，让老天安排他度过这一段旅程。

这会儿，他在新伦敦的街头晃荡了三天三夜啦，靠人家的施舍，吃上几口什么好下肚的，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打个盹。可是挨到后来，他再也不抱什么指望了；勇气消沉了，希望破灭了。如果能收下他当上了兵，谁也不能像他那样感激涕零呀；如果他当兵不行，能不能让他充当个小鼓手呢？啊，他准会拼命地干，让人满意——他是懂得感恩图报的呀！

这就是小威克鲁的身世了，全都是他向我叙述的——只有一些细枝末节给省略了。我说道：

“我的孩子，现在你是和朋友们在一起了——你再也不用犯愁了。”真该瞧瞧他那双光彩焕发的眼睛！我把约翰·瑞本召唤来——他来自哈特福，现在还住在哈特福，也许你认识他吧——我说道：

“瑞本，领着这个孩子，安排他在军乐队的生活区食宿吧。我有心收留他充当一名小鼓手；我交托你照看他，别让他受委屈。”

作了这一番安排，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间的交往自然就此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举目无亲的小家伙仍然压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我随时随地留意着，一心只想看到他神采焕发、兴高采烈。可是哪儿有这样的好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却依然故我，没有一些改变。他跟谁都不打交道，老是心神恍惚，总是一脸心事，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早晨，瑞本前来，请求我同意和他单独谈一次话。他说道：

“但愿我没有冒犯你，司令官，可眼前的真情实况是，军乐队的弟兄们人人都很气愤，看来非得有人出面说话不可了。”

“呃，出了什么事啦？”

“是威克鲁那个孩子，长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恨透了，你想象不到那厌恶的程度。”

“好吧，说下去，说下去吧。他干下了些什么呀？”

“老是在祷告，长官。”

“老是在祷告！”

“是呀，长官；有了这孩子的祷告，军乐队的弟兄们这辈子别想再过上安宁的日子了。清早一睁开眼，他就在那里祷告了；中午呢，还是在忙着祷告——晚上呢，哎哟，就像被魔鬼缠住了，一股劲地把他们折磨得好苦！想睡觉？老天保佑，他们就是睡不成觉——他掌握着发言权（就像俗话所说的）；他那祈祷的磨坊一旦开动了，就再也没法让它停下来了。首先从乐队长开始，为他祷告；接下来是对准了军号手的头儿，为他祷告；于是轮到了低音鼓手，把他也卷了进去；如此等等，整个乐队一个不漏地都给轮到了，都为他们一个个热闹了一番，他那么全心全意的关注，会让你认为他自知留在这人世的日子已为时不多了，而且认定在天堂里他不会欢乐，除非带着一个铜管乐队一同升天，所以他要为自己挑选队员，好依靠他们吹奏配得上天堂里那场面的国歌。

“唉，长官，你把靴子往他那儿扔去根本没用。黑沉沉的屋子，再说，他不跟你明枪交战，而是跪倒在大鼓后面，这么着，哪怕大伙儿一起把靴子像暴雨般扔过去，跟他全不相干，照样有腔有调地念着他那祷告，就像人家正冲着他在一阵阵喝彩。

“他们吆喝道：‘噢，闭嘴吧！’‘让咱们清静一会儿吧！’‘枪毙这小子！’‘噢，快去室外散步吧’以及这一类的其他的话。可是那管什么用呢？根本碍不着他，他全不放在心上。”停了一会儿又说道：

“说起来又算得是一个好心的小傻瓜。一早就起身，把满地的靴子都搬运回去，一只只地拣出来，配对，再双双地放回各个主人的床前。这许多靴子对准他扔过去，次数太多了，他能把整个管乐队的靴子一一地认出来——即使闭上眼睛，也能一双双地挑出来。”

又停顿了一会儿，我忍住了不去打断他。

“可是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他祷告完了之后——要是他居然有个完了的时候——他吊起嗓子唱起歌来了。好吧，你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多甜美；哪怕一只铁铸的狗，你知道，被他的声音迷住了，也会从大门台阶上走下来舔他的手。可要是你信得过我这句话，长官，可是他的语音跟他的歌喉却没法比了！听了这孩子的歌声，银笛的音调也让人感到刺耳。噢，他那歌声就像潺潺的流泉，那么柔和、那么甜美，低吟似地在黑暗中流过，让你只觉得听到了天国的仙音。”

“那么怎么又说是‘让人心里发毛呢’？”

“啊，正是这句话，长官，且听他唱些什么吧。

你只消听他一次唱，瞧你不当即支撑不住，不由得泪珠迸流！他唱些什么无须你操心；那歌声总是直钻进你的心灵深处，让你的命根子都在震荡——每一回它都把你征服了！你且听听他的唱：

如此等等。这歌声啊，真让人只觉得自己是天下最黑心黑肺、最忘恩负义的两足畜生。每当他冲着他们唱起那些关于家乡、慈母、童年、旧时的回忆、如烟的往事、已离开了人世的朋友来，就把你这一辈子梦牵魂萦、却已永逝了的景象、人物一一都再现在你眼前——那歌声有多么美妙啊，你听着它只感到有多么圣洁啊，长官——可是，老天啊，老天，它让你肠断心碎！那军乐队——唉，他们大伙儿都哭啦——这些坏蛋一个个都呜里呜里地哭啦，而且谁也不想掩饰自己装得并没哭泣。你知道，正是那些首先把靴子朝着那孩子扔过去的一帮子家伙，一下子都从他们铺位上跳下来，在黑暗中冲过去紧紧地拥抱他！可不，就是抱住他——而且和他满脸亲吻，留给他一脸的唾沫；而且还亲热地叫他的小名，恳求他宽恕了他们。要是就在这个当儿，有一团队人胆敢损伤这幼崽头上的一根头发，他们也会跟这一团队拼命——哪怕是整整一个军团！”

又停顿了一会儿。

“把话都说了？”我问。

“是的，长官。”

“哎哟，想不到！要诉苦什么呢？他们想怎么办？”

“怎么办？老天保佑，长官，他们想请你要他别再唱了。”

“这从何说起？你不是说他唱得真是圣洁啊。”

“问题正是在这里。唱得太圣洁了。世俗的凡人可受不了啊。这歌声叫人坐立不安，它让你神魂颠倒，让你心乱如麻，感到心境沉重，只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是个恶人，除了万劫不复去地狱受苦、其他什么地方都不配去。它让你永生永世忏悔个没完，只觉得什么都不是滋味，这辈子人生别指望能得到一丁点儿安慰了。再就是那个痛哭流涕，你瞧，每天早晨他们都羞于互相看一下彼此的那张哭脸。”

“噢，这倒是个出格的案子，控诉也别开生面。那么说，他们当真要禁止他唱歌吗？”

“是呀，长官，就是这个主意。他们不想提出过分的要求；如果连带着祷告也能禁掉，或者至少不再是那样没完没了，那么他们真要谢天谢地了。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那歌声。只消能把那歌喉堵住了，他们觉得那祷告还可以受得了，虽说它的折磨人也是够呛的。”

我对中士说，这一事件我会予以考虑。当晚，我悄悄地来到军乐队的营房倾听动静。中士所陈述的一切并没言过其实。我听得在黑暗中有人在祷告在祈求；又听得那些给闹得心烦意乱的人们的咒骂声；又听得那无数的靴子像雨点般在空中掠过的飕飕声，和随之而来的撞击在大鼓上的咚咚声。这情景使我感动，但也使我好笑。过了一阵，经过了那非同寻常的寂静后，传来了歌声。老天啊，多么地凄楚，一下子就把你迷住了！世上竟有这么甜美、这么优雅、这么温柔、这么圣洁、这么感人的歌声。我无意在那儿再逗留下去——我已感受到了一阵不能自持的感情，那可是跟一位要塞司令官很不相称啊。

第二天我发布命令：不准祷告和唱歌。随后的三四天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新兵入伍、骗取了津贴随即开小差的事故，闹得人怒火直冒，安不下心，我再也想不到我那小鼓手了。可是有一天早晨，瑞本中士来了，说道：

“那个新来的小家伙的行为万分的稀奇古怪，长官。”

“怎么个稀奇古怪？”

“呃，长官，他整天都在写啊写啊。”

“书写？他写些什么呢——写信？”

“我不知道，长官；可是一下了岗，就老是在城堡各处，伸长着鼻子，东张西望——老天，照我看，城堡上没有哪一处角落、哪一个洞穴他不曾去过——而且老是过不了一会儿，又拿出铅笔和纸来，在上面涂抹些什么东西。”

这引起了我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我很想对此说几句嘲谑的话，可是太不合时宜了；在当时，无论什么事，只要形迹稍有些可疑之处，你就不能嘲笑人家疑神疑鬼。在我们北方，当时到处都在发生事故，警告我们随时随地都得保持警惕。我忽然想起了这么一个值得揣摩的事实：这孩子来自南方——最南端的路易斯安那州；目前正在南北交战，想到了这一点，怎么能叫人放心得下呢。

虽是这么说，我指示瑞本该怎么处理时，心里却不免感到一阵隐痛。如同做父亲的在算计自己的孩子，好让他蒙耻受辱。我吩咐瑞本要不动声色，伺机而行；想方设法，一有机会把这孩子所写的字条给我弄几张来，可不能让他发觉。我还叮嘱他一举一动千万不能让孩子觉察到他被人监视了。我还嘱咐要容许这孩子仍然享有他原先的自由活动；如果他进入市镇，可得有人保持着一段距离，在后面跟踪着。

在以后的两天，瑞本几次来向我汇报。并无结果。那孩子还是在书写，可是每当瑞本走近来时，他就毫不在意地随手把他的纸片塞进了口袋。他曾两次进入市镇去到一个废弃了的旧马房，逗留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对这类事情我们可不能看作鸡毛蒜皮的小事——看来这是不祥的凶兆啊。

我不得不暗自承认，我内心感到了不安。我回到了私人宿舍，把副司令请了来——一位有头脑和判断力的军官（是杰姆士·华生·韦伯将军的儿子）。他感到惊讶、惶惑。我们把这回事谈了好一阵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采取手段进行秘密搜查。我决定亲自执行这任务。

清晨两点钟，就有人把我叫醒了；不多一会儿，我已来到了军乐队的宿舍内，在周围阵阵的鼾声中，我匍伏着，肚子贴着地板，一路爬行到了我那正自好睡的流浪儿的铺位前，探取了他的衣服和背包，又悄悄地爬行出去，谁都没有惊醒。

我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韦伯仍留在房内等候着，一心想知道结果怎么样。我们当即动手搜索孩子的衣服，结果大失所望。在他的口袋里只是找到了白纸和铅笔，此外，除了一把大折刀，和孩子们当作宝贝收藏着的那些乱七八糟、无用的物件，此外再没别的什么了。我们转而把希望转托在背包上。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对我们的斥责！——一本小《圣经》，扉页上写着：“陌生人，念在他母亲份上，善待我的这个孩子吧！”

我对着韦伯瞧——他低下了眼帘；他对着我瞧，我低下了眼帘。两个人谁也不开口。我郑重地把书放回原处。韦伯随即站起来走了出去，没留下一句话。过了一会儿，我振作起精神，好对付这件让人倒胃口的任务——像原先那样贴着肚子爬过去，把盗偷来的东西放回原处。听来很奇怪，我既着手处理这事件，这么干也就名正言顺了。

我由衷地高兴，这事儿算是过去了，查实了。

第二天将近中午，瑞本照常来汇报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快把这些废话都收起来吧。这可是把一个可怜的小家伙当作一个妖魔来吓唬人啦。他并没害人之心，无非随身带了一本赞美诗集罢了。”

中士显得一脸惶惑，说道：

“呃，长官，你吩咐过我，这你也知道，我已弄到了他的几张字条呢。”

“它说明了什么呢？你怎么弄到的？”

“我从钥匙孔中窥见正在书写，我估计着他快写完了，故意轻轻地干咳了一声；于是我看到他当即把纸片揉成一团，扔进了炉火中，还东张西望，看有什么人进来没有。他这才舒舒服服地坐定了，装得若无其事。于是我进入房内，愉快地消磨时间，打发他干一件小差使。他一点也没感到为难，当即往外走了。

这是刚烧旺的一炉煤火；那纸团儿抛过了头，落在煤堆的后面，瞧不见了。我还是设法把它捡了出来——这儿就是；你瞧，一点儿也没给烧焦。”

我往纸片儿瞟了一眼，看到了一两句。随即打发中士去韦伯那儿请他过来。这是纸片上的全文：

写到这里就中断了——正好这时候瑞本干咳了一下，那孩子搁下了笔。我对于那个孩子所有的好感、对他的器重，对他那举目无亲的困境的关怀，一下子都枯萎了。这卑鄙无耻的冷血行径被揭露了，令人好痛心啊！

暂且别管这些吧。这儿是面对着我们的事件——需要全力以赴、紧急应对的重大事件。韦伯和我反复思考，把这事儿兜底翻了过来。韦伯说道：

“多可惜，他被打断了！有什么事要推迟一下——挨到什么时候呢？又是什么时候呀？说不定他本该会提到的——这个虔诚的小爬虫！”

“对啊，”我说道，“我们已错失了一圈牌。信中的‘我们’又是谁呢？那些阴谋者是在要塞内部呢，还是在外围？”

纸条上的“我们”叫人捉摸不透，很是烦心。不过也不值得老是绕着这个问题耗费心血，还有更实际的问题，需要我们考虑呢。首先，我们决定安排双人站岗，要格外戒备，严密监控。其次，我们考虑把威克鲁叫来，由他本人来交代这种种一切；不过这一着并非最高明，只能在另一个办法行不通之后备用。我们必须掌握更多的字条，我们朝这一方面作出了部署。可是我们有了一个主意。威克鲁从没有去过邮局——也许那个废弃了的马房就是他的邮局吧。我们把我那信得过的办事员——一个叫做史特恩的德国青年传唤来，他是天生做侦探的料子，把案情全都跟他说了，要他接手这份工作。

不出一个小时，我们得到汇报，威克鲁又在那儿写纸条了。不多久又来了汇报，说是他请假要进城去。我们有意把他拖住了一阵子，就在这当儿史特恩急忙赶到那儿去马房中躲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威克鲁悠闲地走进来了，只见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随即把一个什么东西塞进壁角的垃圾堆里，于是又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现场。史特恩赶紧把藏匿的东西拿到了手——一封信，又带回交给了我们。信纸上没有抬头，信末也没有署名；信的上半部分还是我们已经读到了的那些话，接下去这么写道：

“这个小流氓！”韦伯说道；“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个奸细！不过暂且别管他了，我们且把已经掌握了的细节凑在一起，看这案情眼前已到了什么地步。首先，在咱们的队伍中混进了一名奸细，已经被掌握了。其次，我们中间还有三个没被挖出的奸细。第三，这些奸细都是通过那十分简便的应募入伍的方式轻而易举地钻进了我们‘合众军’队伍——很显然，内中有两个大材小用了：上了兵船，给打发去前线了。第四，他们还有外围间谍的协作——人数不确定。第五，威克鲁还掌握重大机密，他不敢采用‘眼前的方式’来传递——而是‘另谋别的方式’。咱们要不要把威克鲁抓来叫他招认？还是我们守候着，抓住那个来马房取情报的家伙，逼迫他交代？还是我们暂且不动声色，好掌握更多的材料？”

我们俩决定采取最后一个办法。我们估计目前没有必要匆忙采取行动。很明显，阴谋者们打算等待到那两支轻步兵连队开拔之后，不再碍事了再说。

我们加强了史特恩见机行事的权力，要他用尽一切办法，务必侦查出威克鲁传递情报的“别的方式”。我们打算大胆地拼搏一下。因而提出使间谍们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为此我们命令史特恩立即赶往那马房，如果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把威克鲁的那封信放回原处，让间谍们自来偷取。

夜幕降落，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是一个阴冷，下着雨夹雪的黑夜，刮着尖利的寒风；可是那一夜，我从温暖的被窝中起来了好几次，亲自在四周巡视，看一切是否正常，各处岗哨是否警惕。只见哨兵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密切注视；很显然，那神秘的危险，在那窃窃私语中流传开了，加以开始双岗值班，无异为这传言加盖了背书。

有一次，曙光将临，我碰到了韦伯，顶着寒风，也在营地走动；原来他是每夜要出外巡视几次，注意周围是否一切正常。

第二天，发生了几件事，使情况显得吃紧了。威克鲁又写了一信，史特恩赶在他之前来到了马房，看着他把信件藏好，一等他转身离开，就把信纸拿到了手，于是轻步溜出马房，隔着一段距离，跟踪着那个小间谍；贴近他自己的脚后跟，又紧跟着一名便衣侦探。我们出于谨慎的考虑，认为出现某种场合时，有必要借助法律的手段。

威克鲁一路赶到了火车站，在周围徘徊等候，直到从纽约来的火车进了站。成群的旅客从车厢里拥出来时，他站在那儿辨认着一张张脸。不久出现了一老年绅士，戴着一副绿色护目镜，手拿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拐地来到威克鲁近旁时站定了，急切地左右顾盼。威克鲁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一封信塞进他手里，随即溜开去，消失在人群中间了。紧接着，史特恩已把信从老人手里抢来了，他快步走过侦探身旁时说道：“跟踪那个老绅士——别让他在你眼皮底下不见了。”史特恩挤出人群，直奔要塞。

我们坐在一起，关紧房门，告诫门外守卫的哨兵，不准任何人闯进来。

我们当即打开了那封在马房里缴获的信，内容如下：

韦伯打断道：“这孩子现在是否已置于连续不断的监控下？”

我回说是的，自从截获他上次那封信之后，他就一直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那么他把东西放进炮筒，或是从那里取出东西，怎么能不给抓住呢？”

“是呀，”我说，“我也想不通，怎么会有这等糟糕的事呀？”

“我也觉得太糟了，”韦伯说。“这无非表明了我们的哨兵队伍居然给奸细们混进来了。要不是有人在暗中包庇，怎么可能闹出这样的事呢？”

我把瑞本传来，命令他去炮台检查一番，看能发现什么。于是我们又往下念信：

“雷公和战神！”韦伯说道，“看这景况，咱们掉在水里火里啦！”

我说毫无疑问眼前的形势开始显得极端的严重。我又说道：

“显而易见，他们正在发动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搏。他们定在今晚开始发动——这也是明显的。这一行动的确切的性质——我是说它的态度——却隐藏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连串M、F里；不过他们的意图和目标，我的判断是，要偷袭和夺取要塞。如今我们必须采取迅速又果断的行动。我认为我们继续采用暗中监视威克鲁的手段已毫无作用了。我们必须弄明白，越快越好，‘166号’究竟在哪里，好在凌晨二点，我们好对那一伙匪帮突然袭击。不用问，要获得这个情报，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从那个小鬼的嘴里挖出来。不过在我采取重大的步骤之前，必须把事实上报国防部，申请全权处理。”

公文译成了电报密码；我审读了，同意了，电文随即发出。

我们随即结束了有关那封信的研究和讨论；接着打开了从瘸腿绅士手里抢来的那封信。谁知装在里面的只有两张完全空白的便条纸！这无异冲着我们热切追究的心情浇了一盆冷水；一时之间，只觉得我们的思绪也像那便条纸般一片空白，而且加倍地愚蠢。不过也只是一会儿工夫而已。自然，我们立即想到了“隐形墨水”。我们把纸条凑近火焰，注视着由于受热而显现的字迹。可是什么都没有显示出来，只除了几条隐约的、我们辨认不出什么名堂的笔道。

于是把军医召来，要他把纸条拿去，用尽他所知道的方法一一试验，直到试验有了结果，字迹显现，就立即向我报告信的内容。这道难关，真是活活地在折磨我们。迟迟没法解决，叫人好心烦意乱啊——我们原是一心盼望从那封信上获取有关这阴谋的最重要的机密。

这时候瑞本中士回来了，从他口袋里掏出一根约一英尺来长的双股绳，打着三个绳结；他提着绳子让大家瞧。

“我是从前方江边的炮筒里找到的，”他说。“我把所有的大炮上炮口塞全都拿下了，都仔细检查了，结果在炮筒里找到的，就这么一段绳子。”

这段绳子那么就是威克鲁的“暗号”了，可见得他并没有把“主子”的命令送错地方。我命令立即把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在那座炮台附近值班的哨兵全都隔离禁闭，非经我的许可，不准与外界有任何交往。

这时国防部长回电来了。电文如下：

这一下，我们处于可以放手干的地位了。我派人悄悄地逮捕了那个瘸腿的老先生，又悄悄地把他带到了要塞；我把他看管起来，不准旁人和他，或他和旁人交谈。起初他大吵大嚷了一阵，可是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接着得到报告：有人看到威克鲁把什么东西塞给了两个新兵；待他刚一转身，那两个人就被抓去禁闭了。每个人身边都给搜出一张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么几个字样：

遵照上面的指示，我用密码给部里发了个电报，报告情况的进展，还把上面那个纸片也描述了。

现在我们似乎处于很巩固的地位了，尽可以无须顾忌，丢开假面具来对付威克鲁了。我派人去把他叫来。我同时派人去取回那张用隐形墨水写的信纸，军医又附上一张字条，说是他做了几种试验，都无效；不过此外他还有几种方法，如果需要他继续出力，他还可以试一下。

一会儿威克鲁就进来了。他显得有些疲乏，也有些焦虑，不过却是镇定从容；即使他担心出了什么事，可在他的脸色上、举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由他在那儿站了一两分钟，这才说道，语气很轻快：

“孩子，你干吗老是一次次往那个旧马房去呀？”

他回答时不慌不忙，十分单纯：

“呃，我说不上来，长官；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能说我喜欢清静吧，去那儿很乐意。”

“去那儿解闷，是吗？”

“是呀，长官，”他回答道，仍然像方才那样：天真无邪。

“你去那儿光是为了解闷？”

“是呀，长官，”他说道，抬起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透露出稚气的惶惑。

“你能说得准吗？”

“是呀，长官，没错。”

停顿了一会，我说道：

“威克鲁，你怎么老爱写个不停呀？”

“我？我并没写个不停呀，长官。”

“你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长官。噢，要是你指的是涂抹，那我确是随意涂抹了几次，好玩罢了。”

“您乱涂是干什么呢？”

“不干什么，长官——把它们丢掉罢了。”

“从没寄给谁吗？”

“从没有，长官。”

我突然把那封写给“上校”的信直伸到他面前，他稍稍吃了一惊，马上又镇静下来。他的脸上隐隐泛起了一阵红云。

“那么你怎么会把这张涂抹的东西往外寄呢？”

“我决——决没有安什么坏心眼儿，长官！”

“决没安坏心眼儿！你把要塞的军备和军事情况都泄露了，还没安坏心眼儿吗？”

他低下了头，不吭声。

“得啦，说真话吧，别再撒谎啦。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到这会儿，他显示出内心的痛苦了；可是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道，语调是那么的恳切：

“我愿意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长官——全部的真相。这封信根本没打算要写给谁。我只是写着玩罢了。现在我明白了，我做错了，我干了蠢事；可这只是我犯下的唯一的一次错误；长官，我以人格担保。”

“啊，听了这话我很高兴。写这样的信太危险了。我希望你能肯定你就只写过这么一封信吧？”

“是啊，长官，完全可以肯定。”

他那闭着眼睛说瞎话的能耐，真把人呆住了。他吐出那句谎话时，那一脸诚恳的神情谁也比不上。我忍耐片刻，直到把怒气按下去之后，这才说道：

“威克鲁，你好好回想一下，我打算调查两三件小事，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

“我一定尽我的力，长官。”

“那么我首先要问的是——那个‘主人’是谁？”

他情不自禁、惊慌地向我们脸上瞟了一眼，不过仅此而已。他随即又镇定下来，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长官。”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能肯定你并不知道吗？”

他竭力想把他的眼睛对抗我的目光，可是那压力实在太大了，他的下巴逐渐向胸部沉下去，说不出一句话；他站在那儿神经质地摸弄着一颗纽扣，那种模样不由得叫人产生了怜悯，虽说他的行为太可恶了。我随即打破了这沉默，又提出一个问题：

“‘神圣同盟’又是些什么人？”

看得出，他的身子在摇晃，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摆出了一个手势，在我看来这无异是一个绝望的人儿在乞求他人的怜悯。可是他一言不发。他继续站在那儿，垂着头，盯着地面。我们则坐在那儿，盯着他看，等待他开口说话；只见大颗粒的泪珠顺着他的双颊滚滚地流下来。可是他始终不开一声口。过了一会儿我说道：

“你非回答我不可，孩子，你定要跟我说实话。‘神圣同盟’是哪些人？”

他不出声地哭泣了。我当即说道，语气有些严厉：

“回答我的问题！”

他极力要控制自己的喉音，然后求饶似地望着我，勉强地一边哭泣一边说道：

“噢，可怜可怜我吧，长官！我回答不了这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呀。”

“什么！”

“可不，长官，我这是说的实话呀，直到这会儿，我还从没听说过什么‘神圣同盟’。凭我的荣誉起誓，长官，实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老天爷！瞧瞧你这第二封信吧——就在这儿，你瞧见了这几个字吗：‘神圣同盟’？现在你又有什么话好说？”

他抬起头瞪着眼直瞧我的脸，一副受了委屈的神情，仿佛他遭到了天大的冤枉，于是激动地说道：

“这可是恶毒的玩笑呀，长官；他们怎么能这样坑害我呀？我总是尽心尽力只想好好做人，而且从来也没伤害过什么人呀！有人假冒了我的笔迹；这纸条上没有一行是我写的；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封信！”

“噢，你这坏得没法说的扯谎者！瞧，这个，你又有什么好说的？”我从口袋里掏出那用隐形墨水写成的信纸直送到他眼皮底下。

他的脸变成了死白——就像一张死人的脸。他顿时站不稳了，有些儿摇晃，伸手去扶着墙，才把身子撑住。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那声音轻微得简直听不清：

“这信——你读过了吗？”

在我还没来得及从嘴里吐出诱哄他的“看了”，我们的脸儿准是已把真情实况泄露出来了——从孩子的那双眼睛里，我看得很清楚，他的勇气又恢复了。我等待着他，看他有什么话要说，可是他一声不吭。最后我说了：

“好吧，这信里泄露了机密，你对此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慌不忙，镇静地回答道：

“不想说什么，除了这一点：这信完全没有作恶的用意，是清白无辜的，对谁也不会伤害的。”

这下子我被逼到了一个死角，他的自我表白我可没法反驳。我不知道该怎么审问下去。还好，我忽然有了个主意，救了我的急，我说道：

“你当真对于那个‘主子’和‘神圣同盟’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没有写过，你说是假造的信吗？”

“是的，长官——当真。”

我慢慢地抽出那根打着结子的双股麻绳，把它举了起来，一句话都不说。他瞪着它瞧，若无其事，接着又瞧着我，仿佛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不过我硬是把火气压了下去，用平常的语气说道：

“威克鲁，你瞧见了这个吗？”

“瞧见了，长官。”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条绳子吧。”

“好像？这明明是一条绳子呀。你认得它吗？”

“不认得，长官，”他回答，那声气再没有这么平静。

他那种冷静的神情，你简直想不到，真是到了家！我停顿了几秒钟，为了好给我准备要说的话加重分量；于是我站起身来，把我的手放在他肩头，说道，语气很严肃：

“这对你可没有好处啊，可怜的孩子，那是混不过去的。给‘主子’的这个暗号；这条打结的绳子，在江边前沿的一座大炮里找到的——”

“在大炮里找到！哎哟，不，不，不，不对！别说是在大炮里吧，该是在炮塞子的一条隙缝里！——应该是在隙缝里呀！”

他一下子双膝跪倒，双手紧握，仰起一张脸来，脸色灰白，吓得没命，那光景好不可怜。

“不，是在大炮里找到的。”

“哎哟，出了什么岔子啦！老天爷，我完蛋啦！”他顿时跳了起来，东窜西闯，一次次闪避伸过来想抓住他的那些手，拼命想逃出这场所。可逃跑，却是休想了。于是他又双膝跪下，扑倒在地，放声大哭，紧抱住我的腿；他就这么缠住我，苦苦哀求：

“噢，可怜可怜我吧！噢，你宽宏大量吧！别把我交出去吧；他们不会让我多活一分钟的呀！保护我，救救我吧！我决定一切都招供了！”

我们好不容易使他平静下来，缓和了他的惊慌，让他的情绪多少恢复了正常。我这才开始盘问他，他回答时低声下气，双眼下垂，不时用手背擦去他那滚滚而下的泪水。

“那么说，你是出于本性要做一个叛徒了？”

“是的，长官。”

“又充当了一名间谍？”

“是的，长官。”

“一直按照外面来的明确指示在行动吗？”

“是的，长官。”

“是心甘情愿吗？”

“是的，长官。”

“也许干得好不起劲吧？”

“是的，长官；想不认账没什么用。南方是我的家乡；我的心在南方，而且全都交给了南方的事业。”

“那么你向我诉说的你的遭难，你一家人遭受的迫害，全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编造出来的了？”

“他们——是他们教给我那么说的，长官。”

“那么你是存心要出卖、消灭那些可怜你、收留你的人们了。你可明白你有多卑鄙啊——你这个不识好歹、善恶不分的可怜虫！”

他不回答，只是哭泣。

“好吧，这个不多谈了。讲正经的吧。那个‘上校’是谁？他在哪儿？”

他哭得好苦，只是哀求别硬逼着他交代吧；说是一旦他招认了，他这条命就不保了。我就威胁他，要把他关进黑牢房，禁闭起来，如果他不肯吐露真情实况。同时又向他保证，只消他把藏在心中的机密毫无保留地全吐露了，就会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他紧闭着嘴，什么回答也没有，摆出一副倔强的姿态，叫你拿他没办法。最后我挟着他去受禁闭，他才只往黑牢房瞥了一眼，立即改变了主意。他号啕大哭了，苦苦哀求，声明他愿意把一切全都交代。

于是我又把他带回来。他说出了那“上校”的名字，仔细地把他形容了一番；说是在城里主要的旅馆里可以找到他，穿的是平民的服装。我还得再威胁他一番，他这才把“主子”的名字说出来，又形容了他的外貌等等，又说是可以在纽约庞德街15号找到他，对外界的姓名是R·F·盖罗德。

我发了一份电报给这大都会的警察局长，把盖罗德的姓名、特征告诉了他，要求逮捕这个人，把他扣压起来，等待我派人去提解。

“现在，说到外围，”我说道，“好像还有几个叛逆者，大概在新伦敦吧。你把他们的姓名、情况交代一下。”

他说出了三个男子、两个女子的姓名，交代了他们的情况，他们全都投宿在一家最著名的旅馆里。我悄悄派人去把他们、连同那个上校都抓起来，囚禁在要塞内。

“接下来，我要知道潜伏在要塞内部的你那三个同党。”

我看他想用一番谎话来搪塞我了，于是我掏出从那两个哨兵身上搜到的那两张神秘的字条，这一着对于他起了良好的效果。我说道，两个人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了，他必须交代那第三个。这可把他吓坏了，他大声嚷道：

“哎哟，请不要逼迫我呀——他会当场杀了我！”

我说这真是胡说八道；我会派个人在他身边保护他；再说，队伍集合时是不准带武器的。我下令把所有新兵都集合起来，于是那个可怜的、浑身颤抖的小坏蛋出来了，他顺着那一排队伍走过去，竭力装得若无其事似的。最后，他向其中的一个人开口说了一个字；他还没走开五步，那个人就被逮捕了。

威克鲁重又来到我们面前时，我立即吩咐把那三个人带进来。我吩咐其中一个站出来，说道：

“这会儿，威克鲁，听着，只许实事求是，不许与真情实况有半点差异。这个人是谁？你对他有什么了解？”

他已没有退缩的余地了，就不计一切后果，双眼直瞪着那个人的脸，毫不犹豫地一口气说下去。下面是他说的那番话：

“他的真实姓名是乔治·布利斯托，来自新奥尔良，两年前，在沿岸航行的定期邮船‘神庙号’上当二副。他是一个跳起来就要跟你拼命的家伙，为了杀人罪坐过两次牢——一次是他拿起一根绞盘棒打死了一个名叫哈德的水手，另一次是他打死了一名甲板水手，只因为后者拒绝抛水砣[把系着绳索的铅锤扔进水中，测量水深。]，其实这本不是甲板水手分内的事。他是个间谍，接受上校的派遣，来这儿进行特务活动。一八五八年，‘圣尼古拉号’在曼斐斯附近爆炸时，他是船上的三副；伙伴们把死者、伤者装在一条空木艇里往岸上运送，他却抢劫他们身上的财物，结果遭到私刑拷打，差点儿送了命。”

如此等等地说了一大套——他把那个人的生平、经历交代得够地道了。他的话完了之后，我问那个人：

“对于他这番话你有什么好说的？”

“别怪我当着你的面说这话，长官，从没听到有谁说过这么恶毒的弥天大谎！”

我下令把他押回禁闭室，于是把其余二人依次叫上前来。都是同样的结果。那孩子给每个人都头头是道地交代了他们的来历，无论出言吐词，还是说到一件事，都没有一丝犹豫。可是我回头查问那两个家伙，得到的回话都是气愤地一口咬定，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他们什么也不承认。我吩咐把他们押回禁闭所，又把其余的囚犯一个个押来审讯。威克鲁把他们的一切都交代了——他们来自南方的哪一个城市，以及他们和那阴谋集团方方面面的联系。

但是他们全都否认了他所陈述的事实，而且谁也没有供认一句话。男人们怒火直冲，妇女哭哭啼啼。据他们自己的申诉，他们都是来自西部、清白无辜的好人，都热爱联邦，胜过爱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把这帮子人重又禁闭起来，心中好烦恼，于是又开始盘问威克鲁了。

“166号在哪儿？B.B.是谁？”

谁想他横下了心，划下一条界限：到此为止。无论跟他来软的，哄他，还是板起脸，威吓他，都不起作用。时间过得飞快——非得采取强硬的手段不可了。我吩咐把他的两个大拇指都紧紧拴住，再把他吊起来，只让他的脚尖着地。那一阵痛楚越来越剧烈了，他那忍不住的一声声惨号简直让我受不了。可是我坚决不放过他；他很快就尖叫起来：

“噢，求你啦，放我下来吧，我愿意交代！”

“不行——先交代了，再放你下来。”

这会儿，他一分一秒都在遭受着煎熬，因此他开口吐露了：

“老鹰旅馆，166号！”他所说的是江边的一家下等客栈，是一般卖力气糊口的、码头打工的，还有那些不顾脸面的常去的地方。

我这就把他放了下来，于是要他交代这次阴谋的目的是什么。

“要在今夜夺取要塞，”他顽强地说道，一面在呜咽。

“我可是把那些参与阴谋的头儿们一网打尽了？”

“没有。除了你已抓到的外，还有那些在166号开会的人呢。”

“‘记住XXXX’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回答。

“进入166号场所的口令是什么？”

没有回答。

“那些一连串的字母——‘FFFFF’和‘MMMM’是什么意思？快回答！否则又要叫你尝尝那滋味了。”

“我决不会回答！我宁可死。现在，你爱怎么办，请便吧。”

“把你方才说的话想想吧，威克鲁。不留余地吗？”

他的回答很坚定，语音中没有一丝动摇：

“不留余地。完全可以肯定——正像我热爱我那受践踏的南方，痛恨在北方阳光照耀下这儿的一切。我宁可死，也决不泄露那些机密。”

我又吩咐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吊起来。那可怜的小家伙痛到极点时，听着他那一声声嚎叫，真叫人心都碎了。可是我们没法掏出他一句话。不管问他什么话，他只有一个回答，号叫道：“我可以死，我宁愿死，可我决不交代。”

唉，我们只好作罢了。看这情景，摆明了他是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我们把他放了下来，关进牢房，严加看管。

接下来几个小时，我们忙于向国防部发去电报，同时准备好向166号发动袭击。这个漆黑、寒冷的夜晚是令人提心吊胆、坐立不安的一夜。风声已走漏在外了，整个卫戍部队保持警惕。岗位上增加到三名哨兵，谁也不能任意出入，一有走动，都会给喝住，哨兵的枪口对准了他脑袋。

韦伯和我，倒是不像原先那么忧心忡忡了，既然有那么多主犯已经给我们抓起来，那反动组织谅必已七零八落、残缺不全了。

我决定抓住最好的时机赶到166号，抓住B.B.，把他的嘴堵塞住，等待其余的人们来到，好逮捕他们。约摸在清晨一点一刻光景，我轻手轻脚走出要塞，身后紧随着六个高大精壮的正规兵，还把小家伙威克鲁反绑着，也带走了。我跟他说明，我们这会儿要去166号，如果发现这一回他又撒了谎，存心叫我们去碰壁，那他非得领我们直闯贼窝不可，否则定叫他自食其果。

我们不露声色，悄悄挨近客栈，侦察动静。有一支烛光从小酒吧间里透露出来，此外，整个房屋一片黑暗。我试探一下前门，一推门就开了。我们轻轻地走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我们随即把鞋子脱下，我领着大家来到酒吧间。德国店主坐在椅子中睡着了。我轻轻地把他弄醒，叫他把靴子脱了，走在我们面前，叮嘱他不许发出声响。他没一句嘀咕就服从了，可他分明是给吓坏了。我要他领路到166号去。我们爬了两层或三层楼梯，就像一长串猫儿似的，脚步轻柔，听不到一些声响。然后我们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过道，来到尽头的一个房门前。透过门上一方小玻璃窗，可以窥见房内有暗淡的烛光。店主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到我，跟我耳语道：那就是166号。

我试探一下房门——门在里边锁上了。我凑近一名个儿最高大的士兵，用耳语下了一道命令。于是我们俩宽厚的肩膀顶住了房门，我们俩猛烈地合力一撞，那门儿就挣脱铰链，给撞倒了。我隐约瞥见床上有一个人影，瞧见他急忙把头伸向蜡烛，烛火顿时熄灭了，我们处在一团漆黑中。我一个箭步跳上了床，扑向床上的人，用双膝把他钳住了。我胯下的囚犯拼命地挣扎，可他的喉头给我的左手掐住了，我的双膝不让他腾身跳起来，这就省力多了。接着我立即拔出我的左轮手枪，拉开扳机，把冷冰冰的枪口抵着他的脸颊，警告他不许乱动。

“行了，谁来划根火柴呀！”我说道，“我把他制服啦。”

有人照我的话做了。火柴的火苗烧旺了。我回头向我的俘虏一看，天哪，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我放开了她，跳下床来，心里好不惭愧。每个人都呆呆地望着身旁的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慌失措，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那年轻的女人放声哭了，把床单蒙住了自己的脸。店主谦恭地说道：

“是我的女儿，她做了不正当的事，nicht wahr？”[德语，“是不是？”]

“你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吗？”

“噢，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她今晚才从辛辛那提回家来，有些不舒服。”

“他妈的，那孩子又撒谎了。这不是我们要找的166号，这不是我们要抓的B.B.。来啊，威克鲁，你要给我们找到那个确实的166号，要不然——喂！那孩子呢，在哪儿呀？”

溜走了，毫无疑问！更糟的是，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我们落在多么尴尬的处境中！我恨自己太蠢了，怎么没有把他和一个士兵拴在一起呢。可是到了这会儿为这事懊恼又有什么用呢？在眼前这处境中，我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啊。说是那个姑娘也许就是B.B.，我没法相信；不过把自己的不信就此当作了定论，也会出事的。最后，我把我的士兵们留在隔着过道跟166号对面的一间空房里，嘱咐他们一见有谁走近那个姑娘的房间就抓起来——见一个抓一个；同时要他们把店主押在他们身边，严加看管，且待以后另有命令再说。于是我返身赶回要塞，看那边是否平安无事。

可不，一切平安无事，而且始终是平安无事。我一夜没睡，一直守候着，以防万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看到东方天色又亮了，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能够发出电讯向国防部报道了：飘扬在特伦布尔要塞上空的仍然是星条国旗。

一块大石头从我的胸中落下了。可我还是不能放松警惕，自然，更不能闲着双手享清福；局势太严重了。我把那些囚犯逐个叫来，严加审讯，一审就是一小时，只想逼取他们的招供，可是毫无结果。他们只是紧咬牙关，扯自己的头发，什么也没有吐露。

将近中午时分，有了我那个逃跑的孩子的消息。有人在早晨六时，大约在八英里以外，看到他正在路上拖着沉重的步子往西走。我当即派遣一位骑兵中尉和一名士兵去追踪他。他们在二十英里外望见他了。他翻过了一道篱笆，正疲乏地一步一拖穿过一片泥泞的田野，向着村子边缘的一座大宅子走去。两个军人骑着马，穿过一小段树林，迂回过去，从相反方向逼近那座宅子，然后跳下马背，快步溜进厨房。

那儿没有人。他们又溜进隔墙的一间房，那儿同样没有人。房里有扇门通向起居室，正开着，他们正想从房门闯进去，忽然听得一个低低的嗓音，有人在作祷告呢。他们当即很恭敬地站住了。中尉伸过头去，往里张了一眼，看见一个老人和一个老妇人正跪在起居室的一角。正在作祷告的是那位老先生，他刚好祷告完毕，威克鲁那孩子推开前门走进来了。那一对老夫妇同时向他扑过去，紧紧搂住他——他气都透不过来了——一边嚷道：

“咱们的孩子哟！咱们的心肝哟！感谢上帝吧。失踪了，又找到了！他死了，又复活啦！”

好吧，各位，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那个小鬼正是在那个家园出生，在那儿长大的；他活到这么大，还从没走出离他家五英里远的地方，直到两个星期前，他飘荡到我的地盘来，编造了他那个悲惨心酸的故事，我却不知道他在哄骗我。那可是像真理般无可怀疑：那个老先生是他的生父——一位有学问、已退休的老牧师；那位老太太是他的生母。

容我在这里插进几句话，对于那个孩子和他那一番表演略作说明。原来他是捧着那些一毛钱小说，以及刊载离奇故事的报刊放不下手，成了如饥似渴、入了迷的读者。神秘的故事，花里胡哨的英雄主义，也就最配他的胃口。此外他又在报上读到一些报道，关于叛军的间谍隐蔽地出入于我们的阵营啊，他们耸人听闻的企图啊，有两三回他们阴谋得逞，令人好不震惊啊。结果那一个题材在他的头脑里发烧了。

几年来一直和他在一起的同伴是一个想象活跃、健谈的北方小伙子，曾在几艘往返于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上游两三百英里各口岸的邮船上充当过两年助理事务员，因而谈起那一带地区的地名和情景，脱口而出，最熟悉不过了。在战前，我曾在那一带地区逗留过两三个月，对那儿所知有限，因此很容易被那孩子哄过去了；要是换了一个路易斯安那的当地人，也许还没等到他说了十五分钟话，就发觉他说漏了嘴啦。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一口咬定他宁愿死也不愿透露他那几个里通外敌的暗号的秘密？很简单，他根本没法作出解释！原来那些暗号并没有意义；它们是从发热的头脑中突然迸出来的，事先既没想到，事后也并没考虑过。这样，一旦突然逼迫他交代，他就没法开动脑筋，编造出一套解释了。譬如说吧，他就是没法交代那封用“隐形墨水”书写的信里是些什么内容，理由无非是根本没有什么秘密隐藏在那信里，那不过是白纸一张罢了。他并没有往炮筒里塞过什么东西，何况从来也没有这么个念头——要知道他那些信全都是写给他想象中的人物；他每次赶到马房去藏一封信，总是把上一天放在那儿的信拿走。所以说，他对那条打结的绳子并不知情——我拿给他看时，他才第一次看到呢。可是当我要他交代它的来历时，他马上发挥他那浪漫主义的气派，把这回事包揽了，还由此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编造了一位“盖罗德”先生；那时候已不存在什么庞德街15号了——三个月之前它就给拆除了。他还编造了那位“上校”；那些给抓起来、和他当面对质的倒霉人，让他空穴来风地胡乱为他们一个个拉扯出一套身世经历。“B.B.”也是他的发明；他甚至还发明了166号——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我们押着他赶去前，他根本不知道在“雄鹰旅社”确实有这么一间客房。

只要有必要，他随时准备“创造”某一个人，或是不管什么东西。我如果要他交代“外围的”间谍，他当即举出他在旅馆看见过的陌生人，形容一番，给他们加上了他偶尔听到的名字。在那人心惶惶的几天里，他是生活在他那个五光十色、神秘莫测、罗曼蒂克的世界里——对于他，我认为那可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且他是满心喜欢地拥抱住他那个世界啊。

可是他给我们带来的麻烦真够受的，我们因而遭受的耻笑，那是没法说了。你瞧，只因为听信了他，有十五个或是二十个人给我们抓起来，而且给禁闭在要塞里，在他们的门口，还放哨设防。在被拘捕的人中，有好多是士兵或是士兵之类，我是无须向他们道歉的；可其余的都是第一流的公民，来自全国各地，不论你怎么样赔礼道歉，也不足以消他们的气。他们就是冲着你怒火直冒、大发雷霆，闹个没完没了。

至于那两位女士呢——一位是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的夫人，另一位是西部的一位主教的姊妹——唉，她们对我发泄的藐视、挖苦，以及一阵阵向我身上挥洒的愤怒的泪珠，成了我将长期留在心头的纪念——我会记住的。

那位戴着护目镜、瘸腿的老绅士是来自费城的大学院长，他来这里是为了他侄子的葬礼。当然，以前他从来没见过威克鲁。唉，他不但错失了葬礼，还被我们认作叛军的间谍而遭到了关禁，而且还有威克鲁站出来，在我的营房里，当着他的面，冷酷地指认他来自加尔维敦最臭名昭著的流氓窝，是一个货币伪造者，黑人贩子，盗马贼，纵火犯；对于这一番血口喷人，看来这位倒霉的老绅士是此生难忘的吧。

还有国防部呢！噢，老天哪，我们就拉上帷幕，这一段且不谈了吧。

附记　我把故事的底稿请少校过目，他说：

“你对军队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导致你在笔下出现了几个小错误。不过即使有小欠缺，这些地方还是写得有声有色——不必计较了；军人们读了会微微一笑，其他方面的读者却不会发现有什么欠缺。你已把这一事件的主要情节确切地写下来了，你所表述的是符合于实际发生的。”

---方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