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的第二天，七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到指南针酒吧露露面。那家破旧的酒馆，坐落在行人熙熙攘攘的罗什舒瓦尔大街路旁。我去那里是要见一个叫梅代里克的人，外号“梅代眨眼”，嘱托我见面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在我坐牢的最后几个月也成了我的朋友。我走进酒吧，还以为只有我一个顾客，站在柜台后面的老板指给我看，酒吧里端坐着三名饮客，而老板正在跟这伙人交谈。其中有个满头白发的汉子，身体又高又胖，却长着一只鼠眼，他正是梅代里克。我有意强调他那只小眼睛，是因为他是独眼，由此得来他的绰号“梅代眨眼”。尽管老板主要冲他说话，他却保持善意的沉默，让另外两个人费神回答。哑角看样子很是无足轻重。话最多的是一个矮个头儿的人，肩上压一颗假凶相的大脑袋，戴一顶扎眼的绿色帽子。另一个人身体虚弱，穿一身黑色服装，一副体弱多病的执达员的样子。

“听我说，梅代里克，”老板说道，“我告诉你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战争爆发之前，我以名誉担保，每星期不落，我一定去欧洲剧院或者博比诺剧院的音乐会。那些歌手，一个个我全了解，熟悉的程度不亚于我的侍者干的活儿。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安德烈·克拉沃，我就回答同意，他的歌很温柔，不过，嗓音问题……”

“万分抱歉，”假凶相截口说道，“让我来反驳你。首先，你不客观。”

“就是嘛，”老板冷笑道，“我涉世太浅，名叫杜朗多。”

“想得美，能允许讲两句吗？”

“跟你说，我叫杜朗多。”

我走近柜台时，指南针酒吧里的人正进行这样的谈话。梅代里克和善地微笑着。向他自我介绍之前，我还想听初次见到的这个人说几句话，然而，这种交谈尽可以持续很久，也很难期望他启齿。我要了一杯果汁。老板只顾着唠叨，动作机械地给我倒饮料，眼睛几乎没有离开他那几个对话者。这时，进来一个褐色肌肤的苗条姑娘，穿一条颜色不正的红裙，一双黑眼睛闪着黄铜色光芒，上了高马发膏[“一战”前名牌]的黑发卷贴在额头上。这姑娘二十来岁，五官秀气，红褐色肌肤的脸蛋儿很美。她腰姿灵活，走起路来，臀部微微摆动，有下等妓女的劲头儿。她径直走向柜台，在要饮料之前，抬起眼睛，向老板投去不安的询问目光。老板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好像在明显拒绝的情况下，不愿意看到她如此固执。他们交谈了几句，声音很低，我没有听清。那红褐色肌肤的姑娘，好几次偷眼望向梅代里克那边，她那有黄铜色闪光的黑眼睛里，点燃了恼怒的火光。

“我呢，”假凶相说道，“我是按照这样的心理分析，如果一位剧院经理，每晚演出付给一名歌手一万法郎[这里是法国旧币，一法郎折合新币一百法郎]，我就要说当心了，经理先生，他没那么大名头。经理就明白了。”

“对不起，”老板反驳道，“我冒昧地向你指出一个细节。我呢，跟你讲嗓音和演唱的情感，而你呢，回答我金钱。我认为你没有权利……”

“我讲的是心理分析，如果你吹毛求疵……”

他们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讲车轱辘话。梅代里克始终一言不发，他那只小鼠目的视线，时而盯到我身上。那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好奇心，或者自行了解环境的习惯。那位红裙颜色不正的姑娘，离我三步远，正喝果汁，哼着小曲。看样子她满腔愤恨，随时都可能发作。梅代里克终于开口了。

“当然了，我的孩子们，当然了。”他用一种宽厚的声调说道。

这句话终止了这场争论，可是关于“梅代眨眼”自身，我没能了解到什么。不管怎样，他的缄默比他的话语更能说明问题。此人必定是个谨慎的人。我离开柜台，走向那三人。

“梅代里克先生吧？”我问道，“我给您捎来个口信。”

我说话的声调近乎机密，随即我退后一步，以表明口信同样机密。假凶相往后推推帽子，用一副怀疑的眼神打量我。那个一身黑的小矬子佯装无视我的存在。梅代里克十分痛快地站起身，先我一步走向店门。红褐色肌肤的姑娘在他经过时拉住他，凑近他耳朵低语了什么。他和气地微微一笑，闪开身子，朝身后甩了一句话：

“我什么也不知道，首先，我也不认识他。”

那姑娘似乎并不相信，撇着嘴目送他，眼神里充满了怨恨。梅代指给我进门的第一张餐桌旁一个座位，他自己则背对着玻璃窗坐下。

“刚才我对您说捎来口信，”我说道，“这话不十分确切。我是比利时人克利斯朵夫介绍来的。”

梅代点头表示认识克利斯朵夫，让我说下去。他那只冷峻而聪慧的小眼睛，在低垂的眼睑中，聚精会神地观察，一秒钟也不懈怠。我明白他不是随便给我找了个地方，而是找了个适合审视我的地方。我向他解释了我如何结识那个比利时人，他又为什么让我跟梅代联系。梅代里克听了，回答我说，他已经“金盆洗手”了，所能给我的最大帮助，就是给我出出好主意。

“战争一来，我就明白了：从前，我遭受过严重的打击，可是，在逃避战乱和被占领时期，我伤透了心，特别为我的国家难过。我在心里讲：‘梅代，你做了所有法国人该做的事，你想要享受生活，而你的国家，整个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不待言，过了五十岁，我就不再去干那种苦活儿了，我决定有尊严地活着。三年来，我再也没做任何事。黄金生意，在我看来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靠我的资产生活。我的积蓄不算很多，但是我生活简朴。”

梅代在耍弄我，他对我讲这套废话的时候，我看出他那只小独眼闪现狡狯的光芒。他又说道：

“我的报偿，就是在贝当元帅在广播里向我们讲话的时候，我扪心自道：‘梅代，你有权应声说：到。’”

“我并不后悔来见您，”我说道，“万一您听说有个圣器室管理员的职位……”

他听了我这句俏皮话，差一点儿笑了。

“玩笑归玩笑，听我说，正经的苦活儿，牲口都累的那种苦活儿，也可以给人满足感。”

“还不算怎么干也不落好的手工业。”

我说着就要起身。他抬手轻轻按我的肩膀，把我稳在座位上。

“你爱冲动，有点儿生硬，这样我很喜欢。正如我对你说过的，我什么也不是了，但还有些好朋友，一些我敬重而不赞同的人。有时候，我还对他们说教说教，给他们讲讲荣誉及与其相关的一切。要知道，他们明白，他们巴不得把事情做好。只不过是这样，他们有负担。一位爱唠叨的老妈妈，或者几个要管教的孩子，要不然，就是迷恋上爱奢华的女人，她们一心只想穿水獭皮大衣，戴钻石首饰，坐高脚凳泡酒吧。男人就是这样，不得不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我还想呢，你在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究竟干了什么？”

“钱柜的一件案子。结果判了我八个月。”

“在钱柜案件之前，你在制造什么呢？”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板起了面孔。梅代等了片刻，口气温和地问我：

“你爸爸一直坐牢吗？”

同他可能预期的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一起黑市交易大案被捕之前，我父亲在圣乔治街经营一家餐馆——地下酒吧，傍晚六点之后，光顾的人特别多。我不记得在那里见过梅代，不过，对于来来往往的顾客，除了个别的，我从来就不大注意。

“他的刑期还有两年。”我回答。

“你说了我也不会相信，他就什么也没有给你留下？”

“全部查抄，冻结的银行账户、放在大贝蒂那里的现金。我呢，当时身上只有点儿零钱。”

“我乐意帮一把。其实，你在那边原先有关系，靠自己能解决。”

“我能办到。”

我冷淡地说道，甚至有点儿超过了我要表露的态度。梅代变得严肃起来。我这副样子，一定是又冰冷又封闭，已经产生了两种效果，令人厌烦和满意几乎旗鼓相当。他那审视的小眼睛摈除了讥讽的神色。我能从中看出新萌生的兴趣。

“大贝蒂，你也许要谴责她吧？”

“绝无此意。”

“首饰和毛皮大衣就不说了，你爸爸还给她留下了大笔的钱。”

梅代徒然地追问，还嘲笑他所谓的我的顾忌。我简短地向他解释，无论顾忌还是愧疚，对我都同样陌生，但我还是有点为难，要让他明白，我是按照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按照道理，更从不是按照原则调整自己的行为。他显然不悦了，以恶劣的情绪叹道：

“真是少不更事啊。对待拿走您遗产的婊子那么温文尔雅，可是与之相对的，却要去抄人家铅笔商的钱柜。就算你做得对吧。那么现在呢，你打算干什么？”

我自己还毫无明确的打算，向他解释可费了难。我希望能找到一种营生，以防止某种冷漠的倾向——对别人和自身的冷漠，在这种冷漠的深处，我清楚地感到一种流浪汉的志向。为避免放任自流，我必须持续维系一种紧张状态，而我不相信存在某种合法的职业，能向我提供这样的机遇。那时候，我身无分文，要动手偷窃之前，还想过加入恐怖主义者[应指抵抗分子，在德国占领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行列，然而，我并不关心祖国的理念，也不关心社会主义的思想。进入那群狂热分子中间，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只能抱着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他们必然会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不乏凌辱性地冷落我。而且，我有过多种场合的经验，例如在家里，我很不像话，缺乏族群意识。无论恨还是爱，都引发不了我的冲动，我甚至感受不到一个协调世界的激情，我完全缺乏社会的沟通渠道，不消说，注定要在污秽的边缘扮演毫无好奇心的旁观者，顶多因生活的坎坷和紧急情况而屏住呼吸。我就这样，尽量用梅代能理解的方式表达，注重实用的一面，我必须从自身之外寻找冒险的斜坡。尽管我解释的话很简短，又没什么意愿说服人，梅代还是很好地理解了。

“我明白了。先生要扮演硬汉的角色。我愿如实相告，这不关我的事，在我的关系中也没有相关的人。你不妨去见见古斯塔夫，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听说过。据说他管这种事。”

接着他又描述了那个叫古斯塔夫的人，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到小教堂大街某家咖啡馆，就可能找到他。梅代眨眼说到此处，微微一点头就算告别，然后回到酒馆里头去了。我到柜台付了果汁钱。那个红褐色肌肤的姑娘刚才付了费，在我之前走了。她在大街的人行道上等着我，操着马赛口音突然问我，是否认识梅代很久了，是否跟他一起做生意。

“要提防他，他坑了不止一个人。”

我们谈过话，就走进一家电影院，厅里正放映一部旧影片，有大量裸体镜头的轻歌剧。我开始很有礼貌地触摸她的膝部。她不予理会，趁着幕布上的演员大吼大叫的机会，她不顾邻座的抗议，向我讲述一个相当模糊的事件，说是梅代扮演了一个依我看尚难坐实的角色。一个同这个姑娘关系密切的小伙子，在跟梅代争吵一场之后数日，人就失踪了；她并不另外掌握怀疑的根据，就指责梅代将他交给了警察局。她周而复始，一再重述这件事，一名女引座员应一位观众的要求，过来请她不要说话。散场出来，她约我当天晚上见面，但是没有赴约。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我前往小教堂大街，八点钟走进那家咖啡馆，应该能见到古斯塔夫。按照梅代向我描述的相貌特征，我很容易认出了他。他一副白领工人的模样儿，爱注意事情的细枝末节，不大讨人喜欢。

“我是梅代介绍来的。”

“我不认识梅代。”他说道，字字咬得很清，好像想让我领会全部含义。

“随您怎么说吧。”

“不是我不诚恳。我不认识您说的那个梅代。这是事实。这事儿过去了。您准备好了明天早晨动身，旅行八天至十天吗？”

“我准备好了。”我回答。

我们待了片刻没讲话。古斯塔夫问我：

“您不向我提问题？”

“不。”

“明天早晨九点到东站，在开往特鲁瓦的售票窗口会合。手提行李，尽量轻装。”

我站起身。谈话持续不到五分钟，我没有消费就走了。

天快要黑了，我来到毕加勒广场咖啡馆，没有等来那个红裙颜色不正的姑娘，却瞧见中学的一个老同学朝我走来，他是要开车陪他父亲去看戏。他又激动又热忱，跟我谈起我们一起念书的情景，以及他现在的营生。那位父亲也同样热情，在我们追忆青少年时光的时候，他以温柔的感叹在一旁助兴。我听他们讲，没有什么兴趣，也并不厌烦，尽量保持礼貌，显得注意倾听。我也不是一直做得那么好，趁着谈话放慢下来的时机，我就告诉他们，我因偷盗坐了八个月牢。我讲这一经历，丝毫也不引以为豪，也无意恶作剧般给他们添堵。这种不求张扬的态度，比坦然自若还令他们惶恐。老人开始唉声叹气，眼泪和涎水滴到外套的领子上。“咱们走吧，爸爸。”我的同学说道，声调庄严而忧伤。他挽上父亲的胳臂走了，临走时往我眼前撂下两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我也不嫌弃，拾起来装进兜里。

我参加古斯塔夫和另外两个与我同龄的年轻人的远征行动，正如预计那样，持续一周多一点儿。并不那么危险，不像我们回来之后，同伙有人装腔作势地向人描述的那样。在奥特那地方，就是选中孤零零的农户，杀光居民，抢劫钱财。行动相当容易。农民通常没有武装，我们几乎总是突然袭击，屡屡得手。古斯塔夫安排行动的各个环节，无不恰到好处：等天色蒙蒙亮了，选择犬吠不再让人警觉的时刻开始袭击。此外，曙光有利于监视各个出口，因为，关键的关键是，绝不能放走一个人。古斯塔夫喜欢活儿做得漂亮，细致入微，容不得半点差错，不愧是一个罪案的工头。他杀人也十分细心，既不兴奋，也不残忍；反之，我们那两个同谋——弗雷德和皮埃罗，屠戮时很容易狂热起来，毫无必要地折磨人。至于我，我始终冷静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不过，总得克服一种相当强烈的憎恶：只要看到流血，垂死挣扎，以及因极度恐惧而扭曲变形的面孔，我相信自己必会产生这种心理反应。反之，死亡的念头，同我作为人的生存意识并不抵触。要知道，我不到二十岁就流离失所，带着饥肠辘辘的空腹和十足的无聊，整天转悠，光顾各处公共座椅，或者混入忙忙碌碌的人群中，感到自己在同类之间，被所有人视而不见。必须是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在其明镜似的咄咄逼人的映象中，看清人类友爱的虚妄。的确，在这方面，我从童年起，就体会到这是一种可爱的虚无，确切点儿说，肯定是极为表相的交换。总而言之，死亡的意念，无论关乎我还是别人的生命，都不会在我心中唤起任何宗教方面的恐惧。回忆我的罪行，对我之所以是很不愉快的事，只因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又浮现出十分憎恶的形象，但是让我心烦意乱的程度，不可能超过提起我随便哪个同伙的罪行。没过多久，古斯塔夫就开始赞赏我作案时的冷静、聪明，也许更赞赏我对人和事的这种彬彬有礼的冷漠态度，而据他亲口明确讲的，这种冷漠足以在我们的帮伙中，营造一种和气约束的气氛。同样，还是依照古斯塔夫的见解，我杀人直接而快捷的方式，对行家来说，似乎也是一种享受。他很快就向我表明了信赖，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一些棘手的任务也特意交给我去完成。然而，他始终没有向我透露我们为之干活的老板姓名。我们的行动，差不多每次都满载而归，而我们的安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严重威胁。那次行动，我们到达的第三天，古斯塔夫通知警察逮捕了几个青年人，他们是戴高乐分子，躲藏在我们行动地区附近的树林里，很可能会连累我们。

我回到巴黎，口袋里揣着两万多法郎，在一周之后的下一次行动之前，我就不同古斯塔夫接触了。在这期间，我遇见了我父亲的情妇，在朋友圈里被称为大贝蒂。她同我父亲保持了七八年的关系，处处都尽量向我表露母爱般的关怀，后来就对我不闻不问了，倒也没有找我什么麻烦。总的来说，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甚至有好几回，也是偶然，我们还做了爱。贝蒂好意地向我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我一无所知，但是想必他还在狱中。

“对了，”她对我说，“我听说你也不顺当。”

“你怎么听说的？”

“是梅代告诉我的。你认识他吧？上星期六，他来我这儿喝波尔图酒。梅代人挺好的。是个正派人，也不愚蠢。”

“他对你说了什么？”

“随便聊聊。是他告诉我的，你出了狱。他一定还会来看我。”

我不相信梅代登门拜访一无所图，因此劝贝蒂提防他一些。她向我谈起，一年多以来，她对一个家庭出身极好的单身汉，产生了一种认真的深厚感情，那人毕业于著名大学，现在由于英美联军登陆而滞留在阿尔及利亚。我离开时，还向她重申要警惕梅代。贝蒂要是被一个坏蛋给弄进监狱去，对我而言倒没什么大关系，但是他进入贝蒂家用的手段令我反感，假借是我介绍的，还不顾我清楚表明的意愿，把我心平气和让给她享受的钱财，称为我的遗产。片刻之后，我就把这事置于脑后，不再想了。

在一个多月的期间，我陪同古斯塔夫和另外两三名并不固定的杀手，多次探查法兰西岛[法兰西的发祥地，现为法国政治经济中心，辖巴黎市及其周围的七个大区]。在最后一次行动中，农民打死了我们一个人，还让我的大腿中了一枪。古斯塔夫成功地把我带回巴黎，安排我住进一家诊所。我被当作爱国者对待，受到高度细心的治疗，很快就治愈了。我康复之后，古斯塔夫来看我。

“老板跟我聊起你。要知道，他对你印象很好。”

“我不认识他呀。”我反驳道。

“可能，可是他呢，他认识所有人，他也知道你干得如何。为了奖赏你，他委托我带给你一件礼物。一套维克多·雨果作品全集，俄罗斯草面精装本。”

“这是特意选的。”我又指出。

“特意选的，你心里明白！”古斯塔夫感叹，流露出几分忧伤。“我没这个福，他从来就没送过我这样一份礼物。我受的教育也不如你。有人说也白说，上了学的人，毕竟用不了几年，就有很大进步。不过，要知道，我要为你高兴。老板对我说了，等你伤好出院，他就不再放你跑农场了，要派你干更精细的活儿。”

我一出了诊所，古斯塔夫就交给了我这件新活儿。任何渴望登陆英国的人，只要交纳一定数目的费用，老板就负责安排其登上飞机。我将顾客带出巴黎，领到英国飞机计划降落的荒凉地点，然后给那人的脑袋一颗枪子儿。受害人绝难出人意料地逃脱，他随身携带的钱财和首饰，收拾在一起，就是行动的主要获利。

我并不讨厌这种行当，比起从前那样杀人越货，我也没有更多的顾忌，但是，我不忍心骗取别人对我的信任。当我扪心的时候，我的良心始终缄默。事情的经过，不折不扣属于感受的范畴，然而，一个诚实人的良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反应更有权威性。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见面就把我当成朋友和知己。在把他拉向死亡的郊区火车上，我与他共处一小时，心下便明白，我实难下手结果他的性命。我向他承认了真相，当然也相当巧妙地让他保证守口如瓶。如果我的哪个同谋问起来，他就回答他的生意忽然发生了变化，到最后时刻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这位老兄在这起意外事件中白丢了几千法郎，但是特别庆幸保全了一条命。他对我千恩万谢，并未考虑我职业杀手的身份。将近晚上六点，我们离开巴黎，八点钟就返回了。当天晚上，我在地铁的一条通道里碰见大贝蒂。

“真高兴见到你，”她对我说道，“明天我走了。”

我们身边不断过人，她推我到墙根儿，低声补充道：

“明天晚上，我动身去英国。梅代为我找到一个机会。”

“乘飞机吗？”

“对呀。”

我祝她一路顺风。她请我转达她对我父亲的友谊。得知梅代是我的老板，我并不感到意外。一涉及梅代，古斯塔夫就过分谨慎，这种态度早就让我揣测出来了。此外，我也不在意他留给贝蒂的命运，令我恼火的是，他假借我的名义骗取信任，这种手段实在不得体。

第二天，我独自又踏上同那名顾客一起走过的行程，傍晚六点钟到达所谓的飞机着陆场。古斯塔夫在上午就通知我，老板要亲自出马去做一单生意，当天就会有正常的结果。飞机着陆场是一大片草地，环绕的树林隔出了一片空场，空场上还立着一座焚毁农舍的几堵墙壁。我们正是在这座废农舍的地下室里对受害人下的手。一同勘察作案地点的过程中，古斯塔夫什么都没有瞒我，我们甚至还进行了一次演练。我坐在废墟中间，躲在一簇染料木后面，远远望见我的两位顾客走来，于是，我到地下室等着他们。梅代殷勤地拎着贝蒂的手提箱。我站在梅代那只盲目面对的区间，他进入地下室没有看到我，我毫不费力就下了他的手枪。他镇定自若，坐到我指定的一个橡木砧上。我出现在这昏暗的地下室，贝蒂深感不安，她叫起来，抱怨有什么事瞒着她。梅代命令她闭嘴，示意自己在静候我讲话。

“看起来，”我对他说，“你在处理我的遗产？”

“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属于你的还给你，但是我看出来，你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也许是这位女士不慎透露了。”

“我认为那笔钱，我没有经常看到，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不管怎样，这件事与你无关，你向我提起来的时候，我认为已经让你明白了这一点。”

梅代让我注意大贝蒂：她正悄悄地向门口挪动。我不顾她挣扎抗议，将她推到地下室里侧。梅代沉思了片刻，开口说话了。他那只小鼠眼在昏暗中闪闪发亮。

“正义终归是正义，”他朗声说道，“我认为一家之父遭难，应当受到保护，即使他儿子太小，还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父亲的辛劳，受益人首先应该是他的子女。如今，大家什么都不遵守了。结果，有人义愤填膺，那是有道理的。当你父亲进了监狱，这位女士应该把钱交给你，自己靠劳动为生，等你父亲刑满出狱。”

贝蒂矢口否认我父亲给她留下任何财产。梅代不难逼她改口，还指责她有了不少情人。争论激烈起来，我开始厌腻了。贝蒂实在不知趣，她还提醒我曾与我有过关系。他们相互指责，涉及我的话很难听。为了结束这种场面，我从兜里掏出梅代的手枪，扔到地下室中央，随即出去，带上了房门。我听见争吵的声音，追打和跺脚的响动。我坐到草地上，过了几分钟，又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响。贝蒂披头散发，从地下室楼梯口出现，我不免一阵失望。但是我也相信，换一种结局，同样令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