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丹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他在雷欧穆尔街一家商店当会计，每月挣三千法郎，而且为了养家糊口，业余时间他还当假警察。干这一行，要有明察秋毫的天赋，要能冷静而巧妙地当机立断。真警察无须选择跟什么人打交道，这由警官、警察局或线人决定，从而免得他浪费时间，也免得他冒险和操心。此外，真警察还有权出错。他可以将一位老板娘当作一家妓院的老鸨，可以把一个清白男子打个乌眼青，并不惧怕出了错会有什么后果。尤其是，他用不着费心显得自然。受到粗暴对待的人如何看待他，这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他感兴趣的不外乎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

而马尔丹呢，他这个假警察，嗅觉必须灵敏。他不能将一个冒险家当作从前的服装业巨头，不能将一个穷人当作富人，一个硬汉子当作软骨头，否则就要遭受法律法规的严厉惩罚。为了估计人家的财产状况，大多数时间他都只靠不明确的情报。每次去敲一个顾客的门，他第一眼就必须看准一个人、一种性格，从而选定一种行动准则。他必须具备理想警察的所有品质，不仅如此，他在外表上、衣着上、形貌上、言语上，还应当符合公众最通常的想象。马尔丹装扮出一副模样，从各方面看都合乎警官的传统形象，就是这样，他也免不了根据他打交道的对象而自我调整。他双肩厚实，脸庞有点胖，以通常的方式戴上卷边黑呢帽；穿上军绿色雨衣、高帮黑皮靴，怀表的银链公然拉在黑背心前，而唇上则蓄留着浓浓一抹黑胡子。

马尔丹也有一点不利的地方：他内心十分诚实善良，这表露在他严肃而认真的态度上。善良之辈的这种品性，从他脸上每个毛孔极为明显地渗透出来，往往吓住他的那些受害者，使他们不敢提出同他进行肮脏的交易。面对一脸正气的警官，他们会认为他不可能接受贿赂。而马尔丹这方面，又讨厌走第一步，而且碍于廉耻心，有时连愤慨的话都不讲一句，他就走开了。碰到这种情况，为了解决问题，他就设法将事主关进壁橱里，然后把金钱和首饰洗劫一空。甚至有一次，他在小教堂街区的一栋楼里作案，一失手出了大事，顾客死在了他手里。他深受良心的折磨。幸好几天之后，那是一九四四年四月份，一次空袭炸毁出了命案的那栋楼，楼内居民全部遇难，他才重又心安理得，认为他代行了天意。感情上有这么多顾虑，可以想见，他干上假警察这一行当，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实际上，一九四一年整整一年，他比较了精神价值和食物价值两种行情。当时，他老老实实地坚持，以最坚实的、颠扑不破的精神价值喂养三个孩子；可是面对孩子发青的小脸，不断轻咳的可怜的窄胸脯，他最终还是预感到，给他们吃一定量的肉，就能让他们更加完整地吸取他那些坚强有力的教导。对他来说，大难题是引导妻子赞成他的看法。然而，即使他成功地说服了妻子，全家生活也富裕起来，妻子却还是总唠叨，不断地规劝他，有时还指责他麻木不仁和怯懦。

“看貂皮大衣这样的价钱，现在可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候。”她强调说。

至于几个孩子，自然谁也猜想不到父亲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的职业。几个亲爱的小天使完全单纯无知，吃着三百法郎一公斤的排骨，二百法郎半公斤的黄油面包片，应当说他们的脸蛋圆起来，变得红润了。每逢因这第二职业而有所顾虑时，只要端详一下几个孩子健康喜悦的面孔、强壮的小身体，马尔丹就可以释怀了，心想道德不可能让他的孩子挨饿，患肺结核。这些考虑胜过妻子的规劝，有助于他克服疑虑和气馁，让他以新的热情重又开始干起来。他挑选的挨宰对象，主要是那些黑市商人、秘密囤积居奇的投机者、处境困难的犹太人、某些类别的中间人和傀儡。巴黎行政机构和国家行政机构里，利用职务和影响进行交易的事并不鲜见，这也给马尔丹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他这种生涯的得意之举，就是向一个假警察帮勒索了五万法郎。不过，他初入这个行业时举步维艰，缺乏经验，险些付出惨重的代价。他看到有营业执照的商人以非法价格出售商品，自然而然就想去敲诈，有好几次险些让真正的警官逮个正着，殊不知那些商人定期向警官缴纳好处费。后来，他屡次看到，同任何非法交易一样，黑市和旨在取缔黑市的执法机构勾结在一起。不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起初挫伤了他的正直和荣誉感，须知尽管表里不一的环境极不光彩，他的荣誉感却始终保全。仔细想想，他的心倒敞开接受宽容，认为真正的警官渎职而贪图金钱，也是情有可原的。

“他们也一样，”马尔丹想道，“他们要养活孩子，而只拿政府给他们的薪金，就无力保证孩子健康成长。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善良的丈夫，善良的一家之主，也是善良的公务员，他们都巴不得继续老老实实地恪尽职守，不料爆发战争，接着是战败，被入侵，国土被占领。火车头多了，车皮多了，汽车多了，然而吃的少了。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就只好出卖自己。他们想要稍微多挣一点儿，而其实他们始终是正派人。我不会相信一个人的品质竟受一场情绪危机的摆布，那样就太可怕了。事实上，品德也同上帝本身一样。战争可以摧毁教堂，同样也可以摧毁力行品德所必需的生活条件。然而，上帝照样永生，照样莅临教堂的废墟之间。同样，我只要反视自身，就立刻发现有清新的美德在，真的，这是最主要的。不必非得是大学问家才能明白，原则要比作品重要得多。假如源头保持纯净，溪流混浊只是暂时的。”

他这种思考绝少虚伪的成分，而他内心深处所抱的希望又十分高尚，因此他怀着毫无杂念的喜悦，看着解放时刻的来临。巴黎解放那天，马尔丹抱住妻子，流着喜悦的眼泪高声说道：

“解放啦，朱丝蒂娜，解放啦！终于到头了，咱们的苦难；到头了，我迫于艰难时世所过的那种虚假生活。这片遮蔽美德光辉的浓雾，终于消散了。运载黄油、生猪、家禽和红葡萄酒的列车，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巴黎开来。咱们等了多久，从前过的那种多么简朴、多么可敬的小日子，现在重又开始了。”

朱丝蒂娜并不回应丈夫的拥抱，她噘着嘴，低下脑袋，摆弄着她那沉甸甸的金手镯。

“你还记得吧，战前咱们的幸福生活，”马尔丹说道，“你还记得吧，咱们在灯下度过的夜晚。你给我补短裤的后裆，我给邻家的食品杂货店算账，好增加点儿收入。咱们的日子挺穷，但是孩子能吃饱饭，衣服暖和，也有鞋穿。当时你多得意，用那么点儿钱就能对付过日子，而我也很得意，从来没有歇口气的工夫。这就是咱们要找回来的幸福，朱丝蒂娜。”

马尔丹没有听妻子的反驳，决意放弃假警察的行当。差不多有两个月，他生活在良心的安宁和寻回自豪的喜悦中。他从未感到助理会计的职业如此美好。九月底，他领了三千五百法郎的工资，心想这笔钱代表他当月的全部收入，一股骄傲的情绪便形之于色。然而，他也不会把自己的警察天赋撂生疏了，要用在正当的目的上。他在闲暇的时候，主要出于爱国热情而不是业余爱好，用心调查一些可疑的人在占领时期的言行，向当局告发坏良心的爱国者，而且满意地看到七十一个人被他送进监牢。

“这有多好啊，为警察局干事儿。”他对妻子说道。

可是，他妻子却没有好气儿，抱怨说黄油涨价了，肉、葡萄酒和别的食品也涨价了。发工资那天，丈夫把三千五百法郎交给她，她揣进兜里，同时说道：

“这钱够我十月份抽烟的。对了，你得给我两万法郎。必须买……”

她列举了必须购买的物品、要付的款项，又切题地评论一番。照她的估计，要生存下去，所需的钱越来越多，可观的收入看来是指望不上了，那么可以预见，总有那一天，全家必然挨饿，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一通对凄惨前景的描述，不免一时扰乱了马尔丹的心情；不过那天，他正要让人逮捕同楼层的邻居，而他无愧的良心更激发了他的乐观主义。三周之后，要钱的事儿又多次提出来，问题变得很明显：家里的积蓄快用光了。马尔丹尽管极不情愿，也不得不考虑妻子的抱怨及其日益迫切的呼吁。他妻子说，必须顺应时代，否则就别活在世上。总而言之，马尔丹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和痛苦考虑，决定重操旧业，去当假警察，不过有一点保留：这次堕落并不连累他的良心。次日晚上，他勒索了一名不法商人：那商人向黑市大量供应打火机火石。这次行动捞来两万五千法郎，可是他怎么想没有连累良心，也无济于事，回到家里心里发慌，类似愧疚之感。随后一连几天，他都神情黯然，少言寡语。朱丝蒂娜见他这种沮丧的精神状态，担心他彻底放弃这一行当，感到有必要给他揽活儿，便告诉他一笔极好的生意。事关一个老妇人，她曾向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告发了十来个人，导致一个不肯去德国做工的二十岁青年被枪毙。当局已下了逮捕令，她就躲藏到蓝街一个配有家具的房间里；而她藏身地点的秘密，又通过可靠女友说悄悄话的渠道，一直传到朱丝蒂娜的耳畔。马尔丹战胜自己的厌恶情绪，天黑时分去找那老太婆，违心地敲诈了她。带着战利品要离开时，他忽然灵机一动，不容对方叫一声就把女客户干掉了。他以一种伸张正义和爱国主义的举动，补偿了他不端的行为，便感到极大的心安理得，以致四天之后，他勒索完钱又杀了一个年轻的民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伪政权所成立的准军事组织]。从此往后，他一个也不放过他的客户。他同样处死黑市的投机商人，认为他们严重损害了国民经济。把人处决了，他还能扩大战果，将罪犯余下的财富一并纳入罚单。家里又恢复了欢乐和安宁。马尔丹尽量平衡谋生的需要和问心无愧的要求，情绪也就特别喜人了。至于朱丝蒂娜，她现在瞻念起前景信心十足。

“我看到咱们的桌子上有面包，”她颇为粗俗地说道，“当然了，黑市拖多久算多久，世上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不过我还是相信，这情况怎么也还得一小段时间。”

“不管怎么，”马尔丹指出，“反正不是我的过错。昨天还……”

“那还用说，我亲爱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黑市嘛，近期还看不到头。此外，法国人无休止地相互蔑视，不择手段彼此陷害，只要还有人胆战心惊……”

“这倒是，”马尔丹叹道，“要想清洗掉民族的败类，还需要时日，需要坚持不懈。”

马尔丹坚持不懈地杀人，每除掉一个，他就感到增加了一分自尊。他经历了一些令人陶醉的日子，譬如那个星期六下午，他干掉一个黑市商人、一个支持伪政权的人，以及在占领时期，一个委身给德国军人的坏女人。他并不总是关注客户是否同警察有过节儿，往往要在那些似乎上面有关系，或者侥幸逃脱惩罚的罪人之间挑选。在他的心中，伸张正义逐渐压过所有其他的考虑。他在街上游荡，有时似乎从便便大腹就认出一个黑市投机商，从眼神的邪光就认出一名通敌的法奸，于是感到自己紧握的大天使的利剑在震颤。

没有污点的人同样难逃这种欲望。有一天，他揣在外套兜里的手握着伸张正义的刀，去敲一个女混混的家门：她的丑事众所周知，曾向德国人提供有关蒙马特圣心教堂的艺术机密。她亲自来给他开门。那是个金发（或棕发）的年轻女子，有一张适中的嘴、一个适中的鼻子和一对呈现某种颜色的眼睛。马尔丹一见钟情，这种爱缠住他，勒紧他，伤害他，直透他的心灵和肉体。他坠入了情网。不过，我们也不要性急。马尔丹干假警察这行，学到许多有关人心秘密的东西，也养成了碰到意外情况能迅速为我所用的习惯。他拉起年轻的女混混的手，轻轻地握住。

“我叫马尔丹，”他说道，“是名电影演员。我多次看见您走在蒙马特的街道上，我爱上您了。”

“先生，”那个名叫达莉拉的年轻女子高声说道，“您的神经完全失常啦！”

那女人一边喊叫，一边怀疑地打量不速之客异常的身影。

“我急不可待，要向您表白我的爱，”马尔丹说道，“不顾这身对我不大有利的打扮来见您。作为电影演员，目前我正扮演一名警察的角色，这样您就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化装了。”

“挺有意思，那，这部片子叫什么？”

“这部片子嘛，叫，叫《假警察》。是在占领时期开机的，现在快拍完了。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演出，因为，我应当告诉您，我曾是被清洗分子，禁演两年。”

他这样讲，是要让她无拘无束；爱情的冲击真大，他充当了被清洗分子这一新角色，甚至也不脸红。

“要注意，我才不在乎呢，”他口气潇洒地补充道，“我挣了许多钱，战后，我若是愿意，可以去美国拍电影。”

“那就让他们玩儿去吧，”达莉拉说道，“这样看来，他们也找您麻烦啦？我呀，您想想看，就在这个街区……”

我们的意图，不是在此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主要说的是他们连续三个晚上，到天价的饭店用餐，去电影院看《怪癖的迪德先生》，然后，马尔丹到达莉拉在朱诺林荫路住的那套房子，有浴室的两居室，二人开始了爱情生活。于是，一个个欢爱的不眠之夜，贯穿着多少淫荡的极乐。他们穿着黑市的浴衣，以闻所未闻的精妙方式交欢，唱机播放着让·萨布龙的乐曲，或者歌唱市郊、配家具套房和凶杀夜晚的歌曲。天亮马尔丹才回家，脑袋一片空白，眼神一副呆相，眼泡因疲惫而肿起来。

“我正在办一个特大案子，”他对妻子说道，“要花费时间，又难办又累人，不过值得出这份儿力。”

“放手吧，”朱丝蒂娜提议，“何必搞大家伙呢，我亲爱的？总归有危险。也不缺少小罪犯，他们不狡猾，每次也照样付给你五万法郎。”

她嘴上这样讲，心里却不会完全上当，已经在怀疑丈夫的行为不正常。果然有一天，她的怀疑完全得到证实：当时马尔丹掏钱包，不料从兜里掉出一张达莉拉的照片，上面还明目张胆地写着逢迎和充满激情的赠词。朱丝蒂娜骂他没心肝、坏父亲，骂他是白痴，是头大蠢猪。马尔丹不得不保证，晚上回家再也不超过十点钟，他说到做到，免得再引起吵闹。这些规定对马尔丹来说十分残忍，尤其他的情妇达莉拉指责他吝啬时间，几乎一直跟他赌气。马尔丹深感郁闷，开始考虑他妻子是否跟第五纵队[战时对敌对阵营暗中组织的支持者的总称]有点儿牵连，是否应当受到对叛徒的惩罚。果然有一天，全家人吃午饭时，他忽然想起一九四三年的一个夜晚，他妻子被空袭警报和炮声惊醒，说过一句英国人是混蛋。他耳畔还回响着这句话。事情当然很严重。然而，他放了一马，没有惩罚达莉拉的罪行，不免惶恐不安地想，他惩罚妻子的罪行是否适当，这事儿他在心里嘀咕了好几天。人一旦离开了正道，再回来就要跌跌撞撞，还背着自己不公正行为的重负。朱丝蒂娜遇到丈夫的目光时，往往发现里面闪着奇异的光亮。一天晚上吃过饭，孩子都睡下了，马尔丹突然问妻子：

“你还记得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一阵空袭警报声把我们惊醒，你起身说了一句：‘英国人是混蛋。’还记得吗？”

“有可能，”朱丝蒂娜承认，“我不知道说过多少回……”

“看来我的记忆没有错。朱丝蒂娜，完全坦率地回答我，你说了这话后悔吗？”

“当然后悔了。”朱丝蒂娜回答，说话颇有分寸。

“那就好，”马尔丹叹道，“你既然后悔了，那就不要再提了。”

轻易就痛悔，赶忙就赦罪，正义未免可笑，可见马尔丹已经陷入泥潭。他放过自己的妻子，也就放过其他犯罪分子，这既由于懒散，没有时间，即他的闲暇几乎全花在达莉拉身上，又有爱情致使他多愁善感的缘故。现在，他往往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杀掉。有时他也反省一下，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心中便想道：“啊！假如我有时间，看我怎么大杀一通。”正是在这种十分短暂的时刻，他决定辞掉助理会计的职务。他这样做，以为会更加自由，会有更多时间去伸张正义。结果恰恰相反。他摆脱了职业的束缚，就更加完全落入达莉拉的掌握之中。他的闲暇时间，非但没有用到伸张正义的事业上，反而全部献给了爱情；他头脑迟钝了，精神萎靡不振，也变得乏味了，终日沉迷于卿卿我我、甜甜蜜蜜和眉眼调情；他的意志也薄弱了，人变得顽皮，没正经，一天游游逛逛，又淘气，又没规矩，像个诗人。很快，他就不杀人了。他看到流血就难受，仅仅要他的客户交赎金。而且，他充当警官的技巧丝毫也没有丧失，操作起来甚至比从前更加得心应手。乍一见这名警察的身影，客户的脸就吓白了，还以为他是从侦探小说里走出来的，继而，再看他那堕落者的眼神里现在闪着贼光，也就镇定下来，向他提出肮脏的交易。

一天下午，马尔丹在情妇家中，身穿石榴红色丝绸浴衣，守着一炉旺火烤大腿，而燃烧的木炭不算小费要两千法郎一吨。达莉拉则坐在长沙发边上，正用糖夹子拔小腿上的毛，这时她又挺起赤裸的身子，将糖夹子放到茶几上，用双手厌恶地捧起裸露的乳房，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开始抚弄、揉搓乳房，就好像在请求它们协助她思考；与此同时，她以温柔的，但含有批评的目光，打量着她情夫的脸。

“我的爱，”她说道，“你那副面孔，还要保持很久吗？”

“嗳，”马尔丹答道，“达莉拉，我的心肝，我的蜜罐，你想到哪儿去啦？我根本就不想板着面孔。”

“你没听明白我的话。我在问你，这副警官的面孔，是不是还要保持很久。你的形象，务必要变一变了。你那部片子早就拍完了。这简直成了你的服装。你好像乐于扮成一副警察的样子。”

马尔丹尽量为他的胡子、军绿雨衣和高靴辩解，说他一直珍视当初迷住她的这副外表。

“你变一变会特别英俊，”达莉拉叹道，“让我来给你打扮，肯定让你酷得难以置信。”

没有多久，马尔丹就顶不住达莉拉了，他由人刮掉胡子，穿上一件垂到脚腕的香蕉色大衣，戴一顶同色的运动帽，并且推到脑后，脚下穿一双亮色的鹿皮鞋，绿色衬衣上扎一条淡粉色领带。他回到家里一亮相，就使他三个孩子欢喜雀跃。他妻子却高兴不起来，问他是不是完全丧失了理性和尊严。

“我总归有权利跟所有人一样穿戴吧？”马尔丹天真地回答。

第二天，他同样天真地去拜访一个叫赫克托耳·杜朋的人。那是个黑市走私商，他花大价钱买通了关系，根据赚头和机会，倒卖黄油、发卡，或者印度栗子酱什么的，干一种没有暴利也没有意外的生意，仅能获取百分之六百的利润，每月勉勉强强挣上七八十万法郎。杜朋一见陌生的来客，远远就觉出是他圈里人，丝毫也不感到意外，心想准是来同他谈一桩买卖。

“马尔丹警官。”马尔丹说着，亮出他的假名片，而杜朋则憋回去愉快的微笑。

假警官说明他了解走私商的罪恶活动，甚至掌握有关他的组织机制的足够材料，可以确切地说出他在布列塔尼以每公斤五十法郎的价钱，买了若干吨黄油，又以四百五十法郎的高价卖给巴黎零售商。马尔丹还提供一些细节、列举一些姓名来支持他讲的这番话。

“警官先生，”杜朋答道，“您让我堕入五里雾中。从来，就是上辈子我也没有搞过黑市生意，顶多是作为顾客，条件允许时才买些物品。我问心无愧，我的看门人可以告诉您。另一方面，我也特别讨厌胡言乱语。肯定有人用假报告惊动了您的诚信，我愿意多出钱，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您认为需要多少……”

“这样不大正规，”马尔丹忸怩着说道，“不过，好吧，我想用五万法郎，我们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调查。”

杜朋好像被剥了皮似的嚷起来，赌咒发誓说他一文钱也没有，最后只好认可出四万法郎，去开保险柜取钱。马尔丹独自留在客厅，将几件象牙雕艺术品装进兜里，好给达莉拉一个惊喜，他的客户却在里屋给警察打电话。这位假警察刚接过数好的四万法郎，就被抓走了。到了警察分局，两位真正的警官态度十分激烈，指责他损害了他们职业的声誉，结果让他吐出好几颗牙齿。

这件案子的审理没有什么波折。马尔丹对他的辩护律师全盘托出了几个月间，他所投身的一项伸张正义的神圣工作。律师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当事人所完成的壮举，一件也不要告诉审判官。他这样做有没有道理可以讨论。不管怎样，马尔丹被判两年监禁并剥夺五年居留权。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会从这次不幸锒铛入狱中得到教训，他当假警察的天赋，今后还会派上更好的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