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界有些现象神秘而不可思议。鲑鱼返乡、海燕回巢，都是最撼动人心的自然奇观。每年到了产卵季节，成千上万的鲑鱼群，从海洋洄溯，逆流而上，有时潜游数百里，最后返回到淡水河的原生地，产下鱼卵，然后死去。这是何等庄严的生命循环仪式。然而鲑鱼又是凭借什么感触导航它们识途返乡呢？据说是凭着嗅觉，这也不可思议。每年夏季，那些漂流天涯海角的海燕，成群结队，好像身上装了雷达似的，准确无误飞回北极老家，产卵孵蛋，饲养雏燕，严冬来时，又举家南飞，避寒去了。如此南北往返，千里迢迢，海燕也就完成了它们生命的轮回。是一种最原始几近神秘的本能，促使这些鱼、鸟以坚忍不拔、强大无比的毅力寻找它们的原乡，完成宇宙间生生不息的使命。这的确是自然界最动人的故事。但如果有些鲑鱼和海燕的家乡遭受到天灾人祸，巨大破坏，甚至毁灭呢？这些鱼、鸟恐怕也只得承受永远漂流的命运，客死他乡了。我想这类鲑鱼、海燕为数也不会少。

陈少聪这本自传体的作品《永远的外乡人》中提到鲑鱼和海燕的漂流，大概也是她的自喻。她这本书所写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与鲑鱼返乡、海燕回巢有相通之处。她写的是两代人的流离，上一代始终无法归返家乡，老死异国，时隔五十多年后由下一代，陈少聪和她的哥哥、弟弟终于回到浙江及山东的老家，替他们的父母完成夙愿。这也是一则感人的寻根记。

中国历史悠长，动乱频仍，在几次改朝换代的巨变中，总造就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流亡，西晋东迁，宋室南渡，我们从《世说新语》《东京梦华录》，还有当时为数甚众的诗词中，可以读到那些遗民对沦失的故国无穷无尽的哀思。二十世纪中叶，国共内战，又造成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大流离，这次出国出走的流亡潮，人数之众，区域之广，史无前例。有两百多万中国大陆各省的人民东渡到了台湾。这群流落到台湾的“外省人”中间，有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六十多万各级官兵，以及他们的眷属子女，这群孤臣孽子背后的故事，拼凑起来，是一部摧人心肝的悲怆史诗。陈少聪的父亲陈智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位，陈少聪写这本书是在替她的父亲以及她的母亲树碑立传。

我认识少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是二十世纪一九六四年，我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念书已快毕业，那时少聪也到了爱荷华大学。爱大坐落在一个小城，就叫爱荷华城（Iowa City）。全城以这所州立大学为中心，所以是一座大学城。刚到美国时，我在纽约的兄姊们知道我要去爱荷华相看愕然，怎么跑到美国乡下去念书去了？爱荷华是农业州，爱荷华城四周都是无边无垠的玉米田。可是在这片玉米田中却有一所文学重镇：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由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创办，是美国大学中最有历史的一家。安格尔自己是诗人，所以独尊创作。写小说可以写出艺术硕士学位来，当时美国仅此一家，这倒正合我意。“作家工作室”以及安格尔与聂华苓共同主持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日后竟变成了台湾文坛的麦加，海峡两岸知名作者几乎都去过了。与我同时的有叶维廉、王文兴、欧阳子，稍后有杨牧，还有聂华苓。聂华苓是“写作计划”的守护天使，她与安格尔携手把“写作计划”办得轰轰烈烈，爱荷华变成了世界文人汇聚的中心。八十年代中，聂华苓邀我回返爱荷华，在那儿我遇见从北大荒回来的丁玲，在美国玉米田中，骤然碰到白发萧萧的“莎菲女士”，不禁陡然兴起一阵时空错置的感觉。

我是在聂华苓家见到少聪的，那时在爱荷华只有聂华苓做得出正宗中国菜，到她家我们都兴高采烈。陈少聪人如其名，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好像样样都在行。她念过文学、神学，后来又转心理，变成了心理治疗师。她还会唱京戏，那时我们在一起时，鼓动她：少聪来一段！她就会露一手唱段《锁麟囊》里的四平调，唱得有声有色。当然，少聪也写得一手好文章。现在想想，在爱荷华最后那段日子过得还挺热闹。那时安格尔正在热恋聂华苓，赶在后面唤她：Hua-ling、Hua-ling。兴奋得像一个初恋的美国teenager（少年）。我们笑道：这下可见“东风压倒了西风”。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无论在爱情或事业上都是最美满的一对夫妻档。

那时大家在一起，不会讲起家世，大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陈少聪这本“家族记忆”要等到她父母都过世后才写出来。少聪父亲是黄埔八期的军官，资格相当老，当时在国民党中应该属于嫡系的“天子门生”。她父亲念过大学，有英文底子，所以很早就被送到美国深造，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是政府刻意栽培的干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颇负盛名，有几位杰出国民党将领毕业于此，孙立人将军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少聪父亲本行是机械，在VMI专修运输后勤，一九三七年回国，刚好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于是投身抗战，八年浴血，任职于第六战区，辎汽兵团团长，兼任西南公路运输指挥官，那一战区滇缅公路上的战火风云，远征军远征缅甸搭救英军。那又是另外一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

全面抗战八年，国军的牺牲是惨重的，三百多万官兵战死沙场，连空军都死掉四五千，可见战况之剧烈。但国军抗日的精神是英勇的，前四年，孤军奋战，没有外援，面对的是一个军备远为优越的强敌，“八一三”一仗便伤亡数十万，精锐尽丧，可是国军靠着“血肉长城”终究还是把日本人挡住了。那时的国军都有一个共识：那是一场保卫国家的民族圣战。是这个共识支持了国军抗战八年。参加过这场圣战的国军，不免都会有一份荣耀感，少聪父亲陈智将军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上司白雨生司令称赞他“正直忠贞”。抗战时期，国军中有不少表现优秀的中级军官，他们大都“正直忠贞”，要不然抗战撑不了八年。以陈智将军出身黄埔，学历过人一等，战后在军中早该飞黄腾达，可是不旋踵，国共内战又爆发了，这次国军大败，失去大陆。六十多万东渡台湾的官兵，除了少数，日子也并不好过。少聪父亲的情况更是特殊。一九四八年东北战况吃紧，陈智将军被派到沈阳兵工厂当厂长，被共军俘虏，后来千方百计逃出来，偷渡到台湾，哪晓得在基隆一上岸便被特务人员抓了起来，关进了警备司令部的大牢，原来他在东北的同僚诬陷他，告他是间谍，若非老上司白雨生、冯庸二位将军搭救，可能送命。自此后少聪父亲虽然恢复军职，而且升迁少将，最后任职陆军运输学校校长，可是三年后，突然自动退役，黯然结束了一生军职。据说被俘的记录如影随形，一直跟着少聪父亲，早该晋升中将，也因被虏事件受到阻碍。我知道有些国军中曾任师长、军长的将官，因为被共军俘虏过，在台湾“永不录用”，潦倒以终。且不管个人事业的得失，像陈智将军那一辈在台湾的国军官兵，内心深处，恐怕都有一股说不出口的郁结、悲愤，大陆战败，打击太过沉重，国军内伤，难以复原，也无法痊愈。陈智将军退役后，在台湾一直郁郁寡欢。

九十年代，陈家子女在美国早已成家立业，把父母接到美国，预备让他们颐养天年。不幸母亲一到西雅图就病倒了。此后长达二十年，少聪父亲全副精力都在照看妻子。少聪与父亲父女情深，父亲的壮志未酬，一生委屈，晚年辛苦，她看在眼里，痛在心中。这也是她这本书写得最动人的地方。有一天少聪与父亲到西雅图外一个岛屿上，发现陈列了一艘从中国苏州运来的舢板木舟，年迈的父亲，用手抚摸船沿，喃喃自语，久久不舍离去，少聪惊觉原来老父对太平洋对面那片故土仍深怀眷恋之情，她感悟到父亲久居异国的失落寂寞。那时台湾已经开放探亲，白发苍苍的老兵们都拥回大陆各地的家乡去觅找家人去了。少聪曾向父亲提议，回乡探亲之旅，可是父亲迟疑、犹豫，推说照顾母亲不便远行。事实上近乡情怯，中国大陆对陈智将军来说恐怕也是一片伤心地。许多老兵探亲回台湾大病一场，还有因此送命的例子。当年西南公路的运输指挥官始终未能返回他曾卖命保卫的那片国土上。

直到二〇〇四年，等到父母都过世后，陈家下一代，陈少聪与哥哥、弟弟，终于回到了他们原生的故乡，像鲑鱼和海燕一般，横渡太平洋。首站回到浙江临海，寻寻觅觅找到他们童年住过的外婆家，五十多年后，老房子还在那里，弟弟便在这间老屋里出生的。他们进到屋中，庭中站着一个老年人，是他们幼年玩伴表弟小萝卜头。于是记忆之门便从这里打开，陈少聪的“往事追忆录”，从回忆她的母亲——她心中的美女——开始，点点滴滴，一直到书末结束，这群“永远的外乡人”最后回到了他们父亲陈智将军的老家山东，爬上泰山，到日观峰上看到冉冉上升的朝阳。陈少聪拾起地上一把泥土，带回西雅图，撒在她父亲的墓园上，心中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她代替他重返故乡，完成他自己始终未能达到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