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米里哀先生

1815年，在迪涅任主教的还是查理·弗朗索瓦·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年事已高，约有七十五岁了，从1806年起，就到迪涅城担任了这一职务。

这个细节，虽然同本书的正题毫无关系，不过，事事务求准确，在此提一提他到这个教区就任之初，关于他有些什么风言风语，也许并非白费笔墨。一个人的传闻无论真假，在他的生活中，尤其在他的命运中，往往和他的所作所为居同等地位。米里哀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城法院的推事，即法袍贵族。据说他父亲打算让他继承这个职位，在他十八九岁，还不满二十岁时就早早为他完婚，这也是当时法袍贵族家庭相当普遍的习俗。查理·米里哀虽已完婚，据说仍引起不少非议。他身材虽然不高，但相貌出众，风度翩翩，谈吐俊雅风趣；他的整个青春，都虚掷在交际场和情场中了。后来爆发革命[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事态急遽变化，法袍贵族家庭遭到摧残、驱逐和追捕，都四处逃散了。革命刚一爆发，查理·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因长期患有肺病，死在异国他乡，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此后，米里哀先生的命运又如何呢？法国旧社会崩溃了，他的家庭也破败了。1793年[1793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在远方的流亡者看来，也许倍加恐怖和可怕。凡此种种，是否使他万念俱灰，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呢？一个人在社会动乱中，罹难重重，家道衰败，还可能处变不惊，而在无忧无虑的温馨生活中，突然遭到神秘而可怕的打击，往往就会心灰意冷、一蹶不振吧？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从意大利回国，就已经当上了教士。

1804年，米里哀先生当上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甫。他人已老迈，整天深居简出。

在皇帝即将登基加冕[拿破仑于1804年12月2日称帝加冕，1805年称拿破仑一世。]的时候，也不知道为本堂的一件什么小事，他到了巴黎，为他的教徒陈情，在此见到了一些显要的人物，其中就有斐茨红衣主教。有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正巧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甫在前厅候见，二人不期而遇。拿破仑发觉这位老者正颇为好奇地看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这老者是谁，这么瞧着我？”

“陛下，”米里哀先生答道，“您瞧一个老者，而我却瞧一位伟人。我们彼此都能开眼。”

当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问了这个本堂神甫的姓名。事过不久，米里哀先生便得知自己被任命为迪涅主教，不免深感意外。

此外，关于米里哀先生早年生活的传闻，有哪些是属实的呢？谁也不知道。革命之前，很少有人认识米里哀这家人。

小城市里嘴杂的人多，动脑筋的人少，初来乍到的人就得容忍，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他虽然贵为主教，也正因为他是主教，就得忍而再忍。其实，把他名字扯进去的那些议论，也许仅仅是议论而已，无非是谣传、流言、闲话，甚至连闲话都算不上，按照南方人生动的说法，就是“胡诌八扯”。

不管怎样，在他到迪涅担任教职并居住九年之后，当初小城和小百姓议论的话题，所有那些闲言碎语，全被深深地遗忘了。谁也不敢再提起，甚至都不敢回忆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带了一个老姑娘，名叫巴蒂丝汀，那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妹。

他们只有一个用人，称作马格洛太太，与巴蒂丝汀小姐同龄。她之前是“本堂神甫先生的女佣”，现在则有两个头衔：小姐的贴身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蒂丝汀小姐身材又高又瘦，肌肤苍白，性情温和，整个人理想地体现了“可敬”一词的含义，因为依照世俗之见，一个女人必须做了母亲才能受人尊敬。她天生就不貌美，一生尽做善事，临老整个躯体呈现出一种洁白和清亮，年龄越大越具有我们所说的慈善之美。年轻时瘦削的身躯，到了中老年就变得透明：这种通透空灵，使人联想到天使。与其说这是位贞女，不如说这是颗灵魂。她整个人似乎是由影子构成的，仅仅略有一点肉体来显示性别，略有一点物质来容含光亮；大眼睛始终低垂，这便是一颗灵魂留在人间的缘故。

马格洛太太是个矮小的老太婆，又白又胖，身体臃肿，整天忙忙碌碌，总是气喘吁吁，这首先是由于操劳，其次是由于患了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时，被安排住进主教府，而按帝国法令的规定，接待他的规格仅次于驻军司令。市长和议长先来拜贺，他随后也去拜见了将军和省长。

主教安顿下来之后，全城就等他布道了。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主教府同医院毗邻。

主教府大厦非常气派，是上世纪初用石头建筑而成的。建筑师亨利·彼惹大人是巴黎神学院博士，曾任西摩尔修道院院长，于1712年担任迪涅主教。这是一座贵族气象十足的府邸，处处彰显华贵：主教寝室、大小客厅、正室偏房，样样齐备；正院非常宽敞，有圆拱回廊，是古典的佛罗伦萨风格，庭园则有参天大树。楼下朝庭园一侧有一条长廊，装饰得富丽堂皇，亨利·彼惹主教大人曾于1714年7月29日在这条长廊宴请过下列几位大人：

安白朗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格拉斯主教——嘉布遣会修士安东尼·德·梅格里尼；

法兰西圣约翰会骑士——勒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院长菲力普·德·旺多姆；

旺斯主教——弗朗索瓦·德·贝尔东·德·格里翁男爵；

格朗代夫主教——恺撒·德·萨勃朗·德·福卡吉埃大人;

斯奈主教——奥拉托利会修士——御前普通讲道师——约翰·索阿南大人。

这七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挂在这条长廊大厅里，而“1714年7月29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被用金字刻在厅内一张白色大理石案上。

医院只有一层楼，既狭窄又低矮，庭园也小得可怜。

主教到任三天之后，便去察访医院。事后，他派人去请医院院长赏光到主教府来。

“院长先生，”主教问他，“现在您有多少住院的病人？”

“二十六个，主教大人。”

“这正和我数的一样。”主教说道。

“那些病床，”院长接着说，“一张挨一张，太拥挤了。”

“这正是我注意到的。”

“病房都是小房间，空气不易流通。”

“这正是我的感觉。”

“还有，即使出一点儿太阳，庭园也太小，容纳不下要康复的病人。”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

“还会有传染病，今年就流行过伤寒，两年前流行过粟粒热，有时患者数以百计，我们简直没办法。”

“这正是我考虑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主教大人？”院长说道，“只能这么将就。”

这场谈话，就是在楼下的长廊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吟片刻，突然转身，对院长说：“先生，只拿这个厅来说，

您看能放多少床位呢？”

“主教大人的餐厅？”院长不禁愕然，高声说道。

主教环视大厅，仿佛在目测计算。

“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仿佛自言自语，接着提高声音说道，“喏，院长先生，我要告诉您，这里显然出了差错。你们二十六个人，只有五六间小屋；而我们这里只有三个人，却占了六十个人的地方。肯定出了差错。您住了我的房子，而我占了您的。把我的房子还给我吧，这里才是您的住所。”

次日，那二十六名可怜的患者都被接到了主教府，主教则搬去医院住了。

米里哀先生没有一点财产，他的家庭早在革命中破产了。他妹妹领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住在主教府里，也刚够她本人的用度。米里哀先生作为主教，每年领取一万五千法郎的国家俸禄。他搬进医院里居住的当天，就最终确定了这笔钱如何使用。他亲笔写的一张单子上写有具体开销分配，现抄录如下：

本府开销标准单

小修院教育费----一千五百利弗尔[利弗尔，法国计算收入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法郎。]

传教会津贴----一百利弗尔

迪迪耶山遣使会修士津贴----一百利弗尔

驻巴黎的外国传教会津贴----二百利弗尔

圣灵会津贴----一百五十利弗尔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一百利弗尔

慈幼会津贴----三百利弗尔

阿尔勒城慈幼会津贴----五十利弗尔

改善监狱费用----四百利弗尔

改善囚犯待遇和救济费用----五百利弗尔

解救负债入狱的家长费用----一千利弗尔

本教区穷苦教师补助津贴----两千利弗尔

为上阿尔卑斯省义仓捐款----一百利弗尔

为迪涅、马诺斯克和西特等地贫穷女孩

免费教育妇女会捐款----一千五百利弗尔

穷人救济款----六千利弗尔

本人用费----一千利弗尔

总计----一万五千利弗尔

米里哀先生在迪涅担任教职期间，几乎没有改变这种开支的分配办法。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称之为“本府开销标准单”。

巴蒂丝汀小姐奉命唯谨，接受了这样的开销方案。在这位圣女的心目中，米里哀先生既是她的兄长，又是她的主教；依据人性是她的朋友，依据教会又是她的上司。巴蒂丝汀小姐爱他，对他敬佩得简直五体投地。他说话时，她就俯首恭听；他做事时，她就追随左右。唯独女佣马格洛太太有点怨言。我们也看得明白，主教先生仅为自己留下一千法郎，加上巴蒂丝汀小姐的年金，每年只有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一个老翁，就靠这一千五百法郎度日。

不过，主教先生还能设法招待到迪涅来的乡村神甫，这当然多亏了马格洛太太处处节俭，巴蒂丝汀小姐精打细算。

他们到迪涅约有三个月光景的时候，有一天，主教说道：“这样下去，我也难以维持了!”

“我说也是!”马格洛太太高声说，“大人连省里每年应当给的城区车马费和巡视费也不要。从前的主教，都是照例要拿的。”

“对呀!”主教说道，“您讲得有理，马格洛太太。”

于是，他提出申请。

事过不久，省议会审查了他的申请书，投票通过每年给他提供三千法郎，款项为：“主教先生公共马车费、驿车费和教区巡视津贴费。”

这件事引起了当地士绅的非议。其中有一个帝国元老院的元老，为了发泄冲天的怒气，还给宗教大臣比戈·德·佩雷姆内先生写了封密函；此人从前就是五百人院[五百人院是根据1795年宪法由两级选举产生的议会。]的议员，曾投票拥护雾月18日政变[1799年11月(法历“雾月”)9日，拿破仑以解除雅各宾派过激主义威胁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借口，发动兵变，控制了督政府，接管了革命政府的一切事务，这次政变称为“雾月政变”。]，住在迪涅城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元老府第里。下面是这封密函原文的节录：

事情办成了，最高兴的还是马格洛太太。

“喏，”她对巴蒂丝汀小姐说，“主教大人先前只考虑别人，但最后总得顾顾自己。慈善捐款一项项都有了着落，这三千法郎可是我们的了。好啦!”

当天晚上，主教又开了一张单子，交给他妹妹，列出以下几项：

车马费与巡视津贴费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补贴----一千五百利弗尔

为艾克斯慈幼会捐款----二百五十利弗尔

为德拉吉尼昂慈幼会捐款----二百五十利弗尔

弃儿救济款----五百利弗尔

孤儿救济款----五百利弗尔

总计----三千利弗尔

这就是米里哀先生的支出预算表。

主教还有额外收入，诸如婚礼布告费、宽恕费、简行洗礼费、布道费、教堂及小礼拜堂祝圣费、主持婚礼费等等，但他总是取之于富人，给予穷人，讨得急也给得快。

时过不久，捐款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穷的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院门，有的来施舍，有的讨施舍。不到一年工夫，主教既成为所有善施者的司库，又成为所有苦难者的账房先生。大笔大笔的钱经过他的手，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增添一点所需之外的东西。

事情远不止这样。由于下层的穷困总是多于上层的博爱，可以说钱在到手之前就已被给出去了，恰似一滴水滴在干旱的土地上，他收到钱也等于没有收到，从来留不住。于是，他又节衣缩食，打起自己的主意。

主教颁布告，发公函，照习惯总在顶头写上自己的教名。当地穷人仿佛出于感恩戴德的本能，在这位主教诸多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来说最有含义的一个，只叫他卞福汝[卞福汝为法文“受欢迎”一词的近似音译。]大人。必要时，我们也要这样称呼他。况且，他喜欢这个称呼。

“我喜爱这个名字，”他说道，“卞福汝冲淡了大人的尊号。”

我们不敢说这里描绘的形象多么逼真，只能说近似而已。

三　好主教摊上苦教区

主教先生的车马费化为救济款，但他并未因此减少视察。迪涅教区是个累人的地方，平地少，山岭多，如刚才所说，几乎没有道路。总共三十二个堂区，四十一个司铎区，二百八十五个小区。将这些地方都巡视一遍确非易事。然而，主教先生却办到了。去近处他就步行，平川路就坐乡村马车，进山区就干脆乘驴去。两个老妇人一般陪他同往，如果路途太颠簸，他就独自前往。

一天，他骑驴到达旧主教城色内兹。当时他囊空如洗，不能雇用别的坐骑。城市长官在主教府邸门前迎候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从驴背上下来。几位富绅在他周围嘿嘿讪笑。

“长官先生，各位富绅先生，”主教说道，“我明白你们为什么反感，你们认为一个贫穷的主教居然妄自尊大，乘着耶稣基督用过的坐骑。我要明确地告诉诸位，我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并非爱慕虚荣。”

他在巡视时，往往对人宽容和气，谈心的时候多，说教的时候少。他不把任何美德置于高不可攀的境界，讲道理和举范例也从不舍近求远。面对某乡的居民，他往往要以邻乡为榜样。到了对穷人悭吝刻薄的乡镇，他就说：“瞧瞧布里昂松的居民吧。他们让穷人、寡妇和孤儿有权比别人早三天到他们的牧场割草。这些人的房子如果倒塌了，他们就给重盖，分文不取。因此，那地方受到上帝的保佑，整整一百年间，没有发生过一起凶杀案。”

到了争利抢收的村庄，他就说：“瞧瞧昂布兰那儿的人吧。在收割的季节，万一有哪个家庭，儿子去当兵，女儿进城做工，父亲又病倒不能下地，本堂神甫在布道时就把这事提出来；于是，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全体村民，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会到那个可怜人家的田里帮忙收割，将麦秸运回，麦子装进仓里。”

到了因金钱和遗产而分裂的家庭，他就说：“瞧瞧德沃吕山区的人吧。那里十分荒凉，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夜莺的叫声。可是，当家中父亲去世，男儿便外出谋生，把财产留给姐妹，为让她们能嫁出去。”

到了打官司成风、农民因而倾家荡产的村镇，他就说：“瞧瞧盖拉谷的那些善良农民吧。那里住着三千人，上帝啊，真像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没有法官，也没有执达吏。乡长处理一切事务。他分派捐税，每人缴纳多少，全凭良心秉公办事，还义务为人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而不取酬劳，判案也不收费用。大家都信服他，因为他是生活在淳朴人之中的一个公正人。”

到了没有请教师的村庄，他又举了盖拉谷人的例子：“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一个小地方，只有十几户人家，供养一位教师自然困难，于是，全谷就公聘几位教师，让他们走村串庄，在这村教一周，到那庄又教十天。我在集市上碰见过那些教师。他们帽带上插着鹅毛管笔，很容易认出来。教语文的只插一支，又教语文又教算术的插两支，教语文算术又教拉丁文的就插三支。他们都很有学问。是啊，没有知识多么丢脸啊!照盖拉谷人那样去做吧。”

他的谈话总是这样，又严肃又慈祥；如果缺少实例，他就打比喻，直言不讳，话并不多，但是非常形象，这正是耶稣基督式的雄辩，自信不疑而又能服人。

四　言行一致

主教说话又和气又轻松，总能让在他身边生活的两个老妇人理解。

马格洛太太爱叫他“大人”。有一天，他从座椅上起来，走向书橱，要找一本书。那本书放在上面一格，主教个子偏矮，伸手够不到。

“马格洛太太，”他说道，“给我搬张椅子来。本大人不够高大，够不到这个格板。”

德·洛伯爵夫人是他的一个远亲，总好在他面前夸耀她那三个儿子的所谓“前程”。她有好几位长辈亲戚，都年事已高，行将就木，继承人自然是她的几个儿子。小儿子将从一个姑奶奶那里得到整整十万利弗尔的一笔年金；二儿子将继承她叔父的公爵头衔；大儿子则必然承袭先祖的爵位和领地。做母亲的这种天真的炫耀情有可原，主教通常只是默默听着，不置一词。然而有一回，当德·洛夫人又开始历数那些继承权和“前程”时，主教显得格外心不在焉。德·洛夫人有点不耐烦，戛然住口，问道：“上帝呀!表哥，您究竟在想什么呀？”

“我嘛，”主教回答，“我在想一句奇特的话，大概是出自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之口：‘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什么也继承不到的人身上吧。’”

还有一次，他收到当地一位贵绅的讣告，看见满满一张纸上不仅列了死者的所有爵位荣衔，还列上了他所有亲戚的所有封建贵族的尊号，不禁高声喊道：“死者的腰板真够硬朗的!准备了这样一副沉重的头衔担子让他挑走，他也能轻松完成。人的智慧确实了不得，讲虚荣连坟墓也不放过!”

他一有这种机会，就委婉地讽谏一句，但是弦外之音，几乎总还有一层深意。一次过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大教堂里讲道。他以慈善为题，颇具口才，劝告富人救济穷人，以便上天堂，免得下地狱；他把地狱描绘得极其阴森可怕，而把天堂描绘成令人渴望的美妙境界。听众里有个杰博朗先生，是个歇了业的富商，还时而放点高利贷。从前他制造粗布、哔叽、粗呢和帽呢，赚了五十万，但一生中从没有向穷苦人施舍过。听了那次讲道之后，大家注意到每逢星期天，他就拿一个铜子，施舍给在大教堂门口的六个乞婆。一个铜子要由六个人分享。有一天，主教撞见他正在行善事，便微微一笑，对妹妹说：“杰博朗先生又在那儿花一个铜子买天堂了。”

只要是行善，哪怕碰钉子他也不退缩，并且总能想出引人深思的话来。有一回，他到城里一座府邸的客厅为穷人募捐，正巧德·尚特西埃侯爵在座。此人已年迈，富有而又吝啬，竟能设法在当极端保王党人的同时又是极端伏尔泰[伏尔泰(1694—1778)，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派。世上确实有这种杂糅。主教走上前，拍了拍他的手臂，说道：“侯爵先生，您应当给我点什么。”侯爵转过身去，冷淡地回答：“主教大人，我有我的穷人呢。”主教立刻又说：“那就把他们给我吧。”

还有一天，他在大教堂这样布道：“我最亲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法国有一百三十二万间农舍都只开三个通口；有一百八十一万七千间农舍都只开两个通口，就是一门一窗；还有三十四万六千座木棚只开一个通口，也就是一扇门。这种状况，完全是由所谓的门窗税造成的。把穷人、老太婆、小孩子安排住进那些房舍里看看，他们准要得热症或其他疾病!唉!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让人出钱买空气。我不想指责法律，但我要颂扬上帝。在伊塞尔省、瓦尔省、上阿尔卑斯和下阿尔卑斯两省，农民连小推车都没有，粪肥要用人背着送到地里。他们没有蜡烛，只好点含树脂的树枝或蘸了树脂的绳子。多菲内地区整个山区全是这样。他们要一次做出够吃半年的面包，用干牛粪烤好；到了冬天，这种面包要用斧子劈开，放进水里浸泡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吃。我的兄弟们，发发善心吧!瞧一瞧，你们周围的人生活得多苦啊!”

他生在普罗旺斯地区，不难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他到下朗格多克地区就说：“Eh bé! Moussu， sès sagé”到下阿尔卑斯省就说：“Ontéanaras passa？”到上多菲内地区就说：“Puerte un bouen moutou embe un bouen froumage grase.”他讲方言，得到当地人的喜欢，并以此接近各种人。他进草房，到山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他善于用大众的语言说明大道理。他会讲各种语言，因而能深入所有心灵。

而且，他对上流社会和平民百姓总是一视同仁。

他绝不轻率地谴责任何行为，而总要先考虑整个环境的因素。他常说：“让我们瞧瞧，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错误。”

他常常笑呵呵地称自己为“回头的浪子”，绝不义正词严地唱高调，也不像疾恶如仇的正人君子那样横眉立目，而是朗声宣传一种教义，概括起来大致如下：“人有肉体，这对人来说，既是负担又是诱惑。人拖着肉体，又屈从于肉体。

“人必须监视、约束、抑制肉体，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屈从。即使是这种屈从，也还是可能有过错；不过，这种过失是情有可原的。这是一种堕落，但是落下来时是双膝着地的，结果可能成为祈祷的姿势。

“成为圣贤，那是极少有的情况；做个正义者，倒是为人的准则。你们尽可徘徊、怯懦，尽可犯错误，但是要做正义者。

“尽量少犯错误，这也是为人的准绳。不出一点差错，那是天使的梦想。生在尘世，就难免有错。过错就是一种地心引力。”

有时，他见众人气急败坏，就微笑着说道：“嘿!嘿!看来，人人都在犯这种大过错。现在事情一败露，伪君子就慌了手脚，都急忙为自己开脱，都急忙打掩护。”

他对承受人类社会重压的妇女和穷人总是非常宽容的。他常说：“若是女人、孩子、仆役、弱者、穷人和愚昧的人有过失，那就是丈夫、父亲、主人、强者、富人和学者的过错。”

他还说道：“对于没有知识的人，你们就要多教给他们一些事情；社会不提供免费教育是有罪的，应当为它制造出的黑暗负责。倘若人的灵魂充满了黑暗，必然要产生罪恶。有罪的人并不是那个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由此可见，他判断事物有他自己特异的方式，我猜想他是从《福音书》中得来的。

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人谈话，听说有一件案子正在调查中，不久就要审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出于对一个女人和他们所生的孩子的爱，实在走投无路，便铸了伪币。在那个年代，造假币仍然要被处以死刑。那女人拿着他造的第一枚假币去花时被抓住了。抓是抓了起来，但检察官只有她本人的罪证。只有她的供词能告发他的情夫，断送他的性命，但她矢口否认，怎么逼供也不肯招认。于是，检察官便想了个办法，巧妙地拼凑了一些信件的片段，制造出那情夫负心的假象，让那不幸的女人相信她有个情敌，那男人欺骗了她。她在极度妒恨之下，便揭发了她的情夫，全部招认，全部证实了。那男人没救了，不久要在艾克斯城和他的同谋受审。讲完这件事，大家交口称赞那位司法官的机敏。他利用人的嫉妒心理，让人因恼恨而讲出事实，借助报复的心理而显出司法的威力。主教一声不吭地听着，等大家说完了，他问道：“在哪儿审判那男人和女人呢？”

“在重罪法庭。”

主教又问：“那么，在哪儿审判检察官先生呢？”

迪涅发生了一桩惨案。一个男人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那个不幸的人算不上是个读书人，但又不是一点知识都没有，他曾在集市上卖艺，代写书信。这件案子引起了全城人的关注。行刑的前一天，驻监狱的忏悔师病倒了。必须找个神甫帮助死囚度过他最后的时刻。有人去请本堂神甫，据说他拒绝了，声称：“这不关我的事。我何苦接这个苦差事，何苦管那个跑江湖的；我本人也正在害病；况且，那不是我的职务内容。”

他这种答复传到主教耳中，主教说道：“本堂神甫先生讲得对。那不是他的职务内容，而是我的。”

于是，主教立刻赶往监狱，下到“跑江湖的”那间牢房，叫他的名字，拉住他的手，同他说话，在他身边待了整整一天一夜。他废寝忘食，祈祷上帝拯救犯人的灵魂，也祈求犯人拯救他自己的灵魂。主教告诉犯人，最完美的真理也是最简单的真理。他就像个父亲、兄长、朋友，仅仅在祝福时才是主教。他一边安慰囚犯，劝他放心，一边教他明白这一切。那人本要在绝望中受刑而死，死亡对他来说就是万丈深渊。他站在死亡线上，吓得魂不附体，恐惧地倒退。他不是根本不在乎生死的冥顽之徒。死刑判决带来的剧烈震撼，似乎把他周围某处的间隔震破，这种间隔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阻隔我们看不到事物的神秘性。他从这幽冥之隔的缺口不断窥探世外，所见唯有一片黑暗。主教却让他看到一线光明。

次日他们来提这个不幸的人时，主教还在牢房里。他也跟随犯人走到刑场。他披着紫色祭披，颈上悬挂着主教十字架，同五花大绑的刑犯并肩站在大众面前。

主教和刑犯一同上囚车，一同登上断头台。那个临刑的人，昨天还那么萎靡颓丧，现在却容光焕发。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得救了，可以寄希望于上帝。主教拥抱了他，就在屠刀要落下的当儿，还对他说道：“被同类所杀的人，上帝能使他复活；被兄弟们赶走的人，能找到天父。祈祷吧，相信吧，到生命中去!天父就在那里。”他走下断头台时，眼里有种异样的神色，足令众人肃立两侧。他脸色苍白，神态宁静，不知为什么，那么令人敬佩。回到他戏称为“他的宫殿”的简陋居所后，他对妹妹说：“我刚才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典。”

最崇高的事物，也往往是最不为人所理解的事物。城里有人议论起主教的这一举动，说这是“故作姿态”。当然，这仅仅是沙龙里的一种论调。民众则又感动又钦佩，他们可不会把圣洁的行为理解为居心叵测。

至于主教，他目睹了断头台行刑，受到一次震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断头台竖立在那里，确实有一种威慑之力。只要还没有亲眼目睹过断头台，就可能对死刑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置可否，也绝不表示是赞成还是反对；然而，一旦看到了，那种震动就会十分剧烈，就必须做出抉择：是赞成还是反对。有人赞赏，如德·迈斯特尔[瑟夫·德·迈斯特尔(1753—1821)，法国神学家。在《圣彼得堡晚会》一书中，他谈到刽子手的神圣职责。]；有人憎恶，如贝卡里亚[恺撒·德·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刑法学家，著有《论法令与刑罚》。]。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并被命名为“制裁”；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保持中立。看见它的人都会不寒而栗，发出神秘莫解的战栗。断头台是幻象。断头台不是一个空架子，断头台不是一架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头、铁件和绳索构成的无生命的机械。它仿佛是一种生命体，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阴森可怕的进取意识；这架子就好像能看见，这机器就好像能听见，这机械就好像能理解，这木头、铁件和绳索就好像有愿望。断头台一出现，就将人的灵魂投入噩梦中，就显得狰狞可怖，并参与了它的所作所为。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谋，它吞噬东西，它吃人肉，喝人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一种魔怪，是一个幽灵，似乎以制造死亡而获得生存，过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生活。

因此，这次的印象是极为可怕且深刻的。到了行刑的第二天，甚至数日之后，主教还一直精神不振。在行刑时那种几乎是强制的宁静神态，早已消失了，现在，社会司法的鬼魂在困扰着他。往常他做事回来，一向心安理得，春风满面，这回他却总像在自责。有时他自言自语，低声咕哝着一些瘆人的话。下面的一段话，就是一天夜晚他妹妹听见并记下来的：“真没想到会如此惨不忍睹。专心致力于上天的法则，而不再理睬人间的法律，这是错误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只属于上帝，人有什么权力染指这件陌生的事物？”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印象倒也逐渐淡薄，也许消失了。然而大家注意到，从那以后，主教一直避开那个刑场。

米里哀先生总是随叫随到，去看望病人和临终的人。他非常确定那是他最主要的职责和最主要的任务。他不用请，就会主动去孤儿寡母的家里。他也会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在失去爱妻的男子身边，或者失去孩子的母亲身边。他知道何时该开口，也知道何时该缄口。令人敬佩的安慰者啊!他无意用忘却抹去痛苦，反借希望使痛苦伟大而崇高。他常说：“您要注意看待死者的方式。不要去想尸骨要腐烂。要凝神观看，您会发现在九重天上，有您逝去的亲人的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有益无害。他用驯顺的人去极力劝导悲恸欲绝的人，并用仰望一颗星的悲痛去极力扭转俯视一个墓穴的悲痛。

五　主教袍件件穿得太久

米里哀先生无论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贯穿着同样的思想。能有机会靠近观察他的人，就会看到迪涅主教甘于清苦，过着又俭朴又感人的日子。

如同所有老人和大多数思想家那样，他睡得很少。虽然睡眠时间短，但很深沉。清晨，他要静修一小时，然后到大教堂或者在自己的经堂里诵弥撒经。早餐只有一块黑麦面包，蘸着自家产的牛奶食用。吃罢便开始工作。

主教是个大忙人。他每天要接见主教区秘书——通常由议事司铎担任，还要几乎每天接见他的几位副主教。他还要掌握宗教团体的活动，颁发特权证书，检查整个宗教图书馆，清理祈祷书、教理问答手册、日课经书等等，还要起草训谕，批示讲道手稿，还要调解各地本堂神甫和行政长官的关系，还要处理教会方面的函件、行政方面的公函，可谓日理万机，既对政府负责，又对教会负责。

处理完繁杂的公务，做完日课，余下的时间，他首先用来看望贫苦人、病人和心怀苦痛的人；如果再有时间，他就干活儿。有时在园子里挖土，有时看书或写东西。这两种活儿，被他统称为“耕耘”。他常说：“精神就是一块园地。”

中午用正餐，正餐的食物跟早餐一样。

将近下午两点钟，如果天气好，他就到田野或城里散步，路上经常走进陋舍。只见他拄着长手杖独自行走，目光低垂，陷入冥思苦想，身上穿着暖和的紫色棉袍，脚下穿着紫袜和粗大的鞋子，而头上则戴着平顶三角帽，从角上坠下来三束菠菜籽形的金黄色流苏。

他所到之处，就像节庆一样，仿佛一路散播着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站在门口迎候主教，如同迎候太阳。他祝福大家，大家也为他祝福。无论谁有所需求，人们都会指向他的住所。

他时走时停，跟小男孩或小姑娘说说话，冲孩子的母亲笑笑。他有钱的时候，就去看望穷人；没钱的时候，便去拜访富人。

他的教袍因穿得太久而破旧了，又不愿意让人看出来，进城就只好穿那件紫棉袍。可是到了夏季，未免就捂得有些难受了。

晚上八点半钟，他同妹妹共进晚餐，马格洛太太站在身后伺候。晚餐真是简单极了。不过，主教若是留一位本堂神甫吃饭，马格洛太太就趁机为主教大人做点鲜美的湖鱼或山里的野味。任何本堂神甫，都是做一顿丰盛饭菜的借口，主教也听之任之。没有客人的时候，他的晚餐通常只有水煮蔬菜和素油浓汤。因此，城中盛传这样的话：“主教不款待本堂神甫的时候，就款待苦修会修士。”

用过晚餐，他就同巴蒂丝汀小姐和马格洛太太闲谈半小时，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写东西，有时写在单页纸上，有时写在对开本书的空白边上。他是文人，又颇有学识，身后留下五六种堪称奇文的手稿。其中有一种是在论述《创世记》中的一节：“初始，上帝之灵漂浮在水面上”[见《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他使用三种译文加以对照。阿拉伯文译本上说“上帝的风吹拂着”；弗拉维乌斯·约瑟夫[弗拉维乌斯·约瑟夫(37—95)，犹太历史学家。]写道“上界的风骤降大地”；最后，翁克洛斯[翁克洛斯，古代著名犹太法学家。]的迦勒底文注释性翻译则为“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吹拂在水面上”。在另一篇论述中，他研究了雨果[查理-路易·雨果(1667—1739)，曾任古城普托勒马伊斯的主教，但并不是本书作者的曾祖叔父。]的神学著作——那位雨果为普托勒马伊斯的主教，是本书作者的曾祖叔父——他确认在上个世纪，以巴赖库尔为笔名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应当出于这位主教的手笔。

有时在阅读中，不管手上捧着什么书，他会突然陷入沉思，待到从沉思中醒来，便立刻在页边上写下几行字。那几行字往往同书的内容毫无关系。例如，下面我们看到的几行批注，就是他写在一部四开本书的边页上的，书名为《日耳曼勋爵同克林顿、柯思华利斯两将军以及同驻美洲海军将领的通讯录》，由凡尔赛普万索书馆和巴黎奥古斯丁河滨路皮索书馆印行。

批注这样写道：

快到九点钟时，两位妇人告退，上楼回房间休息；主教独自留在楼下，直到拂晓。

在此，有必要准确描述一下迪涅主教的住宅。

六　主教托谁看管住宅

上文说过，主教住的是一幢两层小楼：楼下楼上各三间，顶层还有一间阁楼。楼后有一座三四十亩的园子。两位妇人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那间屋子当作餐室，另一间是他的卧室，第三间是他的经堂。出经堂要穿过卧室，出卧室要穿过餐室。经堂里面隔出小半间凹室，放了一张床，用来接待留宿的人。主教先生时常用这张客床接待来迪涅办事，或者为本教区的需要奔走求告的乡村神甫。

原医院的药房建在园子里，是正楼的附属小屋，现改为厨房和贮藏室。

此外，园子里还有一个牛棚，当初是医院的厨房，现在主教在里面喂养了两头奶牛。不管挤出多少奶，每天早晨他总是照例给住院的病人送去一半。“这是我纳的什一税[什一税，公元6世纪，教会利用《圣经》中有农牧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说法，开始鼓吹征收“什一税”。]”。他时常这样讲。

他的房间相当宽大，严冬日子很难取暖，而迪涅的木柴又特别贵，于是他想了个办法，雇人在牛棚里用木板隔出了一小间，称之为“冬斋”，最寒冷的夜晚他就在那里度过。

冬斋和餐室一样，除了一张白木方桌和四把草垫椅子，再没有别的家具。餐室里还有一个涂了粉红胶画颜料的旧碗橱。主教将同样一个碗橱罩上白布帷和假花边，作为祭台，点缀他的经堂。

迪涅城来忏悔的有钱女人和信女，常常凑钱要给主教大人的经堂购置一个美观的新祭坛；然而每回他接了钱，就又分给穷人了。

“最好看的祭坛，”他常说，“那是不幸者因得到安慰而感谢上帝的一颗心灵。”

他的经堂里有两把草垫祈祷跪椅，卧室里有一张同样是草垫座的扶手椅。万一他同时接待七八位客人，如省长、将军、驻军参谋，或者小修院的几名学生，那就不得不去牛棚搬来冬斋的椅子，去经堂搬来跪椅，去卧室搬来扶手椅——这样凑起来，就有了十一个可以接待客人的座位。每当有人来访，总要搬空一间屋子。

有时来了十二个人。碰到这种情况，主教为了掩饰难堪的场面，如果在冬天，他就站在壁炉边，如果在夏天，他就提议到园子里走走。

不错，在那小间凹室里还有一张椅子，但是椅面垫子的麦秸脱落了一半，仅有三条腿，要靠墙才能坐人。巴蒂丝汀小姐卧室里倒有一张很大的木摇椅，早先漆成金黄色，包了花锦缎椅套，但是楼梯太窄，当初是从窗口吊上楼去的，算不上是备用的家具。

巴蒂丝汀小姐有个奢望，那就是能买一套细长桃花心木家具，并配有长沙发、荷兰黄丝绒椅套。但是，这少说也要花五百法郎。她为此省吃俭用，五年工夫才积蓄了四十二法郎十生丁，最后只好放弃了这种打算。况且，谁又能达到自己的理想呢？

要想象主教的卧室再容易不过了。一扇落地窗朝向园子，对面是床，一张铁架病床，挂着绿色哔叽天盖。床铺暗角的布帘里边，还有能显露贵绅老派头习惯的梳洗用具。卧室有两扇门，一扇挨着壁炉，通向经堂；另一扇靠近书橱，连着餐室。那架镶玻璃的书橱很大，摆满了书籍。壁炉通常不生火，木板炉台漆成大理石花纹：炉里一对铁柴架上装饰的两个花纹瓶，凹槽纹上从前镶有银箔，属于主教等级的奢侈品。炉台上方一般挂镜子的地方，有一块破旧的黑丝绒，上面钉着发暗的烫金木框，里边装了一尊镀银剥落的耶稣受难铜像。在那扇门窗旁边摆了一张大桌案，上面有一个墨水瓶，案上堆满了凌乱的纸张和大部头书籍。书案前有一张草垫椅子。床铺前的祈祷跪椅，是从经堂搬来的。

床铺两侧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镶有椭圆形木框的肖像。肖像旁边中性底色的画布上，写着金黄色小字题文，标明一幅肖像是圣克罗德主教德·查理奥神甫，另一幅肖像是夏特尔教区锡托修会大田修院院长、曾任阿格德代理主教的图尔托神甫。迪涅主教继住院患者之后搬进这间屋里，发现了这两幅画像，便保留在原处了。他们是教士，也许是施主；鉴于这两点，他尊敬他们。关于这两个人物，他仅仅知道在1785年4月27日，他们同一天得到国王封赏，一个任主教职务，另一个也任有俸圣职。马格洛太太曾摘下画像掸灰尘，主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画像的背面，发现了四角用胶纸粘着的一小方年久发黄的纸，上有淡淡的墨迹，写明这两位人物的出身。

窗上挂的粗毛呢帘早已破烂不堪，为了节省买新窗帘的花费，马格洛太太不得不在正中补了一大条。补缀恰成一个十字图案，主教常常叫人看，并且说道：“这有多好啊!”

楼上楼下的所有房间，无一例外刷了白灰，这是兵营和医院的规矩。

然而下文会叙述到，近年来，马格洛太太在巴蒂丝汀小姐房间里，看到白灰下面的壁纸上有装饰画。这所房子在改为医院之前，曾是有产者聚会的场所，因而会有这种装饰。每间屋都是红砖铺地，每周刷洗一次，每张床前都铺了草席。总之，多亏两位妇人精心照管，这所房子从上到下都极为整洁。这是主教允许的唯一的奢侈。他常说：“这不用从穷人那里拿一点东西。”

不过，还要承认，在他从前拥有的东西中，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大号银汤勺。每天，马格洛太太都要喜滋滋地瞧瞧白色粗桌布上闪闪发亮的银器。在这里既然要如实描述，我们就应当补充一句，主教不止一次这样说：“要我放弃用银器吃饭的习惯，恐怕难以做到。”

除了银餐具，还有两只粗大的银烛台，这是他一个姑婆留下的遗产。烛台上插了两支蜡烛，通常摆在主教的壁炉台上。如果晚餐有客人，马格洛太太就点着蜡烛，将两只烛台放到餐桌上。

在主教卧室的床头有一个小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太太都会把六套银餐具和大汤勺摆进去。应当指出的是，橱门的钥匙从不拿下来。

园子的景致，被前面所说的相当丑陋的建筑破坏了几分。园中有四条林荫小道，从一口排污水渗井交叉向四面伸展，沿着白围墙还有一条环形路径。这几条小道两侧栽了黄杨，将园子隔成四个方块。其中三块，由马格洛太太种了菜；第四块由主教种了花。园中还零散地种着几株果树。

有一回，马格洛太太带着几分狡黠，很是嘴甜地对他说：“主教大人，无论什么您都要派上用场，而这一块方地却不利用。不如种上生菜，总比花儿好。”

“马格洛太太，”主教答道，“这您就错了。美，同适用一样有用。”他沉吟一下，又补充道，“也许更有用处。”

这个方块地被分作三四个花坛，主教在上面花的工夫，几乎等于他看书的时间。他乐意在那儿待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随处在土里戳洞，撒进去花籽儿。他并不像园艺工那样仇视昆虫，在植物学方面也绝不自命不凡。他不懂分科和固体病理学说，也绝不想在图尔纳福尔[约瑟夫-彼通·德·图尔纳福尔(1656—1708)，法国植物学家。]和自然方法之间评优劣，既不站在胞果一边反对子叶，也不站在朱西厄[贝尔纳·德·朱西厄(1699—1777)，法国植物学家。]一边反对利内[查理·德·利内(1707—1778)，瑞典著名植物学家。]。他不研究植物，只喜爱花卉。他非常敬重学者，更敬重没有知识的人。他对双方从不失礼，因而夏季每到傍晚，他总提着上了绿漆的白铁喷壶去浇花。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上了锁的。前面说过，餐室的门正对着大教堂广场，从前安了锁和铁闩，好似牢门。主教让人将门锁拆掉，白天黑夜只用一个插关扣门。随便什么过路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推门而入。起初两个妇人对这扇从不上锁的门总是担惊受怕，而迪涅主教却对她们说：“你们的房门可以安上插销嘛。”到头来，她们也信服了，至少装作信服而放心的样子。唯独马格洛太太有时仍提心吊胆。至于主教这样做的心理，从他写在《圣经》边页上的三行字中，可以找到答案，至少是找到线索：“只有这点细微的差异：医生的门永远不应关闭，教士的门永远应当敞开。”

在另一本名叫《医学的哲学》的书边页上，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不是也和他一样都是医生吗？我也有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的病人，即他们所称的病人；其次，我有我的病人，即我所称的不幸者。”

在另外一处他还写道：“不要问求宿者的姓名。求宿者要报姓名往往特别为难。”

有一天，一位令人尊敬的本堂神甫来访，记不清究竟是库卢勃鲁还是蓬皮埃里的本堂神甫。他大概是应马格洛太太的请求，以试探的口气问主教大人，房门日夜敞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主教是否就那么肯定这不是种极大的不谨慎呢？而且住在极少防范的房舍里，主教是否就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呢？主教郑重而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房舍如无天主守护，人再怎么看守也徒然。[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圣诗》。]”接着，他就岔开话题了。

他常常爱说：“龙骑兵队长有龙骑兵队长的胆量，同样，教士有教士的胆量。”他又补充一句，“不过，我们的胆量应当是平静。”

七　克拉瓦特

这里有一件我们不能忽略的事，通过这件事，就能看出迪涅主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加斯帕尔·贝斯匪帮曾在奥利乌勒山口一带为非作歹。这个匪帮被击垮之后，一个名叫克拉瓦特的二头目逃进山中。他率领一伙匪徒，即加斯帕尔·贝斯的残部，在尼斯伯爵领地隐匿了一段时间，继而流窜到庇埃蒙地区，忽而又在法国境内巴斯洛内特一带出现。有人先后在若西耶和土伊勒见到他。他躲在鹰轭山洞里，从那里出来，取道大小玉贝山谷，窜向村落和乡镇，甚至逼近昂布兰，一天夜晚闯进大教堂，将圣器室抢劫一空。他的强盗行径扰得居民无法安生。当局派宪警追捕也没用，他屡次逃脱，有时还恃强对抗。他是个胆大包天的匪首。就在人人闻风丧胆的时候，主教赶来了，要巡视这个地区。乡长到沙斯特拉见他，劝他原路返回。克拉瓦特占据了山区，其势力直达阿尔什乃至更远。即使有卫队护送，路上也很危险。三四名宪警不过是去白白送死。

“那我就不用人护送了。”主教说道。

“您有这种想法，主教大人？”乡长高声说道。

“我的这种想法很坚决，绝不带卫兵，而且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动身。”

“动身？”

“动身。”

“独自一人？”

“独自一人。”

“主教大人，您可不能这样做。”

“山里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子，”主教说道，“就那么一丁点儿大，我有三年没去看望了。那里住着我的好朋友，都是些和气厚道的牧民。当地放牧的羊群中，每三十只里就有一只是他们的。他们能打五颜六色的羊毛绳，非常好看，还用六孔小笛子吹各种山歌。他们需要不时听人谈谈慈悲的上帝。如果主教也害怕，他们会怎么说呢？我若是不去，他们会怎么说呢？”

“可是，主教大人，有强盗啊!万一您碰见强盗呢？”

“对呀，”主教说道，“我还想呢。您的话有道理。我可能碰见他们。他们也需要听人谈谈慈悲的上帝。”

“主教大人!那是匪帮啊!那是狼群啊!”

“乡长先生，也许耶稣恰好想让我去做狼群中的牧人。谁能了解天主的意图呢？”

“主教大人，他们会把您的东西抢光的。”

“我一无所有。”

“他们会杀害您的。”

“杀害一个嘴里不停叨叨咕咕的过路的老教士？算啦!他们图什么呢？”

“噢，上帝啊!万一您碰见他们呢？”

“那我就要他们施舍点钱给穷人。”

“大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去了吧!您会有生命危险的。”

“乡长先生，”主教说道，“您仅仅担心这一点吗？我活在这世上，不是为了守护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守护灵魂。”

乡长只好听便。主教动身了，只带着一个自愿当向导的小孩。他这样一意孤行，在当地引起纷纷议论，也让人为他提心吊胆。

主教不愿带他妹妹，也不愿带马格洛太太同行。他骑着骡子穿山越岭，没有碰见一个人，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他那些“好朋友”——牧民们家中。他在那里逗留了半个月——讲道，行圣事，传授知识，开导思想。要离去的日子临近了，他决定要以主教的身份做一场感恩弥撒，并同本堂神甫商量。可是怎么办呢？主教没有祭礼的服饰啊。能供他使用的只有乡村寒酸的圣器室，只能从里边找出几件镶着假饰带的破旧花缎祭服。

“没关系!”主教说道，“神甫先生，不妨宣告礼拜天做感恩弥撒。到时候就会有办法。”

于是又到邻村的教堂去寻找。那些穷苦的教区把最华丽的服饰集中起来，也不够让大教堂的唱诗班穿戴得像样些。

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有两个骑马的陌生人，给主教先生送来一口大箱子，放到本堂神甫的住宅门口，当即又离开了。打开箱子一看，只见里面装有一件金线呢祭披、一顶镶有钻石的主教法冠、一个大主教用的十字架、一根精美的法杖、一件件法衣教袍，这些全是一个月前从昂布兰圣母教堂的圣器室抢走的。箱子里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克拉瓦特送给卞福汝主教。”

“我说过会有办法的嘛!”主教说道。接着，他又含笑补充一句：“本来满足于穿教士白色法衣的人，上帝却派人送来大主教的祭披。”

“主教大人，”本堂神甫微笑着摇了摇头，咕哝道，“上帝，或者魔鬼。”

主教定睛看着本堂神甫，以权威的口气又说道：“是上帝!”

在返回沙斯特拉的路上，不少人出于好奇来看他。他回到沙斯特拉的本堂神甫住宅，同等待他的巴蒂丝汀和马格洛太太重聚；他对他妹妹说：“怎么样，我的想法不错吧？一个穷苦的教士，空着双手去看望穷苦的山民，却满载而归了。我只带着信仰上帝的一片诚心出发，结果带回来一座大教堂的宝物。”

晚上临睡前，他还说道：“永远也不要害怕盗贼和凶手。那是身外的危险，是小危险。还是害怕我们自身吧。偏见就是盗贼，恶习就是凶手。巨大的危险存在于我们自身。威胁我们的脑袋或者钱袋的危险，何足挂齿!一心考虑威胁我们灵魂的危险吧!”

接着，他又转身对他妹妹说：“妹妹，教士绝不可提防他人。他人所为，是得到上帝允许的。我们认为危险临头的时候，只应当祈祷上帝。祈祷上帝，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要让我们的兄弟避免因我们而失足。”

不过，他一生极少遇到重大事件，这里也仅仅叙述我们所了解到的。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他总是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情。他一年中的每个月，就像他一天中的每个时辰。

至于昂布兰大教堂的“宝物”的下落，提出这个问题会令我们为难。那些东西的确很好看，很诱人，值得抢去救济不幸者。况且，已经抢走了。

冒险的行为已经完成一半，接下来只要改变抢劫的方向，只要再朝穷人走一小段路就行了，对此我们绝不能断定如何了结。不过，有人在主教的故纸堆中发现了一张字条，意思相当模糊，也许同这事有关，上面这样写道：“关键在于明确这东西应当归还大教堂，还是应当归还医院。”

八　酒后哲学

上文提过的那位元老院元老，为人精明强干，行事总是勇往直前，毫不顾忌经常会遇到的阻碍，即人们所说的良心、信誓、公道、天职。他直趋目的，在他升迁和牟利的路途上，一次也没有犹豫过。他当过检察官，官运亨通，为人也渐趋温和，绝不是心狠手辣的人。他在生活中兢兢业业，总能抓住有利的方面、有利的时机以及意外的财运，然后，他对自己的儿子、女婿、亲戚，甚至对他的朋友，也能尽量帮些小忙。其余的事，在他看来无不有些愚蠢。他颇有才智，又粗通文墨，自称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希腊哲学家，主张享乐主义。]的信徒，也许不过是比戈-勒布朗[比戈-勒布朗(1753—1835)，法国庸俗作家。]的门下。他好拿无限和永恒的事物以及“主教老头的空论”打趣。有几回，他以和蔼而不容置疑的口气取笑米里哀时，米里哀先生就在场洗耳恭听。

记不清在哪次半官方的聚会上，某某伯爵(即那位元老)和米里哀先生都应邀在省长府参加宴会。到了上甜点的时候，那位元老已有几分醉意，但仍不失庄重的仪态。他提高声音说道：“喂，主教先生，咱们聊聊吧。一名元老和一名主教面面相觑，就难免要挤眉弄眼。咱俩都是占卜官。我要对您讲句心里话：我有自己的一套哲学。”

“您说得对，”主教答道，“摆弄哲学，就要躺在床上。您是睡在金屋雕床上的，元老先生。”元老听到这话，精神抖擞，又说道：“那咱们就当当老顽童吧。”

“就是当老魔鬼也成啊!”主教答道。

“告诉您说吧，”元老又说道，“德·阿尔让侯爵、皮朗、霍布斯和内戎[德·阿尔让侯爵(1704—1771)、雅克-安德烈·内戎(1738—1810)，法国两名二流作家，在这里与大哲学家霍布斯和皮朗并列，以表明这位元老的品位。]先生，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我的书房里，我喜爱的这些哲学家的书的切口都是烫金的。”

“如同您本人一样，伯爵先生。”主教打断他说。

元老继续说：“我恨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和伏尔泰等人均为“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他是个空想理论家，徒托空言，鼓吹革命，骨子里信仰上帝，比伏尔泰还要笃诚。伏尔泰嘲笑过尼达姆[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曾讽刺尼达姆(1713—1781)力图调和自然繁殖理论和对造物主的信仰。]，其实好没道理，因为尼达姆举鳗鱼为例，证明上帝是无用的。一匙面团加上一滴醋，就可以取代‘要有光’[在《创世记》第一章第三节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这句话成为一切伟大发现的格言，从黑夜到白昼，从无到有。]。假设那一滴要大得多，那一匙也大得多，就构成世界了。人，就是鳗鱼。因此，要永恒之父干什么呢？主教先生，关于耶和华的假说令我厌烦，那只能造出头脑贫乏的浅薄之辈。打倒令我头疼的万物之主!叫我心安的虚无万岁!虚无才叫我安心!要我把心里话全倒出来，而且，也理应向我的牧师坦白相告，老实说，我还是能明辨是非的。您的那位耶稣，到处宣扬忍让和牺牲，却迷惑不了我。那无非是吝啬鬼对穷鬼的劝告。忍让!为什么？牺牲!为了什么？我没见过一只狼肯为另一只狼的幸福献身。我们生活在自然界，讲讲自然界的话吧。我们处于顶峰，就应有高明的哲学。如果鼠目寸光，何必站那么高呢？还是寻欢作乐吧。生活，就是一切。若说在别的地方，在天上，在彼岸，在某处，人还有另一种前景，这种鬼话我一句也不相信。哼!教我牺牲，教我忍让，那么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当心，还要为善恶、正邪、吉凶等问题大伤脑筋。为了什么？只为将来我对自己的行为有个交代。什么时候？等我死后。多美的梦啊!等我死后，我会有个好结果。让幽灵的手抓一把灰给我看看。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撩起过爱西丝女神[爱西丝，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的女神，是理想妻子和母亲的典型。]的衬裙，实话实说吧：这世上无善无恶，唯有生物。我们要求真，要刨根问底，追本穷源，鬼都明白!要嗅到真理，入地搜寻，把真理抓住。这样，它才能给您美妙的乐趣。这样，您就会仰天大笑，不信鬼神了。主教先生，在根本问题上我绝不含糊，人的永生之说，不过是骗小孩子的鬼话。嗬!多么迷人的许诺!您愿意信就信吧，亚当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人有灵魂，能变成天使，从肩胛骨长出蓝色翅膀。帮我想一想，是不是泰尔图林[泰尔图林(155—222)，基督教卫道士。]讲的，幸运的人将从一个星球邀游到另一个星球？就算是这样吧。那也无非是变成星际间的蝗虫。还有什么，能见到上帝。得了，得了，得了!什么天堂，全是无稽之谈。上帝，是荒谬绝伦的鬼话。当然，这种话，我绝不会拿去刊登在《箴言报》上!但不妨在私下里讲讲。为了上天堂而去牺牲人世，无异于丢开猎物去追捕影子。上永生之说的圈套!还不至于那么愚蠢。我是虚无。我就叫元老院元老，虚无伯爵先生。我生前存在吗？不存在。我死后还会存在吗？不会。我是什么呢？不过是某种机体聚合的一点尘埃。在这尘世上，我能做什么呢？倒是可以选择受罪或者享乐。受罪，能把我引到何处呢？引到虚无。白受了一辈子罪。享乐又能把我引到何处呢？也是虚无。但我毕竟享乐了一生。我已经选定了。要么吃，要么被吃。我还是选择吃，当牙齿总比当草料好。这就是我的明智之处。剩下来的事儿，就顺其自然了，掘墓人守在那里，即使为我们这些人准备了先贤祠，最后，还是都要掉进那个大洞里。完结。荡然无存。彻底清算。这便是化为乌有的地点。死了，就一了百了，请相信我这话。说什么那里有人要同我谈谈，我一想就忍俊不禁。妈妈的胡编乱造。编出妖魔鬼怪来吓唬小孩，还编出耶和华来吓唬大人。算了，我们的明天是黑夜。在坟墓后边，只有虚无，对谁也不例外。纵然您曾经是萨丹纳帕路斯[萨丹纳帕路斯(约公元前8世纪)，传说中的亚述的昏君。]，曾经是万森·德·保罗[万森·德·保罗(1581—1660)，法国天主教教士。]，最后也都要归于寂灭，这才是真实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活着。在您能掌握自我的时候，要充分利用。老实跟您说吧，主教先生，我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我也有自己的同道，绝不会听信那种无稽之谈。至于下等人，那些赤脚汉、穷光蛋、可怜虫，当然需要点什么。那就给他们享用传说、虚幻、灵魂、永生、天堂和星宿。给他们大吃大嚼吧，让他们涂在干面包上吧。一无所有的人总算还有个慈悲的上帝。这是最起码的了。关于这一点，我绝不提出非难，但为我本人，我还是保留奈荣先生。仁慈的上帝适于平民百姓。”

主教鼓起掌，朗声说道：“高论，高论!这种唯物主义，确实是美妙绝伦的东西!不是谁想要就能得到的。嘿!一旦得到，就能大彻大悟了，既不像迦东[迦东(前95—前46)，罗马政治家，信奉禁欲主义，先后反对庞培和恺撒，失败后自杀。]那样傻乎乎地任人放逐，也不像圣艾蒂安[圣艾蒂安，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士。]那样让人用石块击毙，更不像贞德[即圣女贞德(1412—1431)，法国天主教圣人。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最后被捕并被处决，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那样让人活活烧死。凡是获得唯物主义这个法宝的人，就可以优哉游哉，就觉得一身轻松，可以卸去所有责任，以为能放心大胆地吞噬一切，地位、俸禄、爵衔、正当或非正当得来的权力、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丧尽天良，把这些美味的东西吞下去，等消化完了，就钻进坟墓里寿终正寝。多么舒服啊!我不是指您而言，元老先生。然而，我也不能不向您祝贺。你们这些大老爷，正如您所说的，你们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这套哲学又巧妙又高明，专门适用于富人，适于各种口味，为生活增添无穷的乐趣。这套哲学深深扎根于地下，是由非凡的探求者发掘出来的。信仰仁慈的上帝是老百姓的哲学，正如栗子炖鹅肉是穷人的蘑菇煨火鸡，而您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你们真不愧是仁慈的王公贵族。”

九　妹子叙述的兄长

要想说明迪涅主教先生的家庭状况，也说明两位圣女的言行、思想、乃至女人易受惊吓的本性，为什么能服从主教的习惯和意愿，甚至先意承志，无须他开口吩咐，我们最好将手头掌握的一封信抄录于此。这封信是巴蒂丝汀小姐写给她幼年时的朋友布瓦舍夫隆子爵夫人的。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这两位妇人善于曲意顺从主教的行事方式，理解男人胜过男人自己，表现出女性这种特殊的才能。迪涅主教的仪态始终温文尔雅，纯朴厚道，有时却做出果敢、伟大而崇高的事情，又毫不显出有意为之。两位妇人为他提心吊胆，但还是由他去做。有几次，马格洛太太曾在事前试图劝阻，不过在事情进行过程中或事后从不妄置一词。一旦开始行动，她们从不打扰他，连表示一点儿异议的声色都没有。在某种时候，无须他明讲，也许由于纯朴到了极点，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她们却隐约感到他在尽主教的职责，于是她们在家中就化为两个影子，不由自主地侍候他，如果退避就是服从的话，她们就会悄然引退。她们天生有一颗灵敏细腻的心，能体会出有些关怀反而会妨碍他。我不是说她们理解他的思想，而是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即使认为他有危险，也不再看护他了。她们把他托付给上帝了。

况且，正如上文所看到的，巴蒂丝汀说，她的兄长殒命之时就是她的末日。马格洛太太没有这样讲，但她心中自有主张。

十　主教面对鲜为人知的贤哲

在上面抄录的那封信件所载的日期之后不久，他又做出一件惊人之举；而在全城人看来，比起他上次深入强盗出没的山区之行，这件事更为冒失。

离迪涅城不远的乡下，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吧，那人从前当过国民公会[国民公会，1792年9月12日组建，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代表。他的名字叫G。

在迪涅这个小天地里，一提起国民公会那位G代表，大家都不禁谈虎色变。一个国民公会代表，好家伙，您想象得出吗？那是在以“你”和“公民”相称呼的年代里存在过的。那人简直就是个怪物。虽说他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但也相去不远了。他近乎是个弑君者，曾是个无比残暴的人。正统的王室复国之后，为什么没有把这人送上重罪法庭呢？不砍他的头可以，宽宏大量嘛，但是也要让他好好尝尝终生放逐的滋味。总之，以儆效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况且，他是个无神论者，跟所有那些人一样——无非是鹅群讥笑雄鹰的妄语。

不过，能说G是雄鹰吗？如果考虑他离群索居的生活中所包含的警觉惕厉，那么可以这样说。他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因而没有列入放逐法令所规定的名单，得以留在法国。

他的居所离城仅有三刻钟的路程，远离所有人家，远离所有道路，不知深居在哪个荒山沟里。据说他那里有一片地，有一个山洞，还有一个巢穴。没有邻居，甚至没有过路的人。自从他在那条山沟落脚之后，通往那里的小路就被荒草覆没了。大家提起那地方，就像谈起刽子手的家。

然而，主教却对此念念不忘，他时常眺望天边，眺望一簇树木——那位老代表居住的山沟的标志，喃喃说道：“那里有一颗孤独的灵魂。”

他在内心深处又补充了一句：“我应当去看望他。”

不过，老实说，这个念头乍一出现时，还算自然，略微思索一下，又似不妥，进而觉得奇怪和讨厌了。须知在内心深处，他还是赞同一般人的印象。他虽然还不明确，但是也对那个国民公会代表产生了一种近似仇恨的感情，用“厌恶”这两个字来表达就更准确了。

可是，羔羊长了疥癣，牧人就该却步吗？不应该。况且，那又是怎样的一只羔羊啊!

这位仁慈的主教不知所措。有时，他朝那个方向走去，随即却又返身回来。

终于有一天，在巢穴侍候那位G代表的牧羊少年进城来请大夫，说那老魔头要死了，人已瘫痪，挺不过这个夜晚了。这个消息在城里传开，有人说：“谢天谢地!”

主教立即拿起拐杖，套上外衣——一来教袍太旧，二来要起晚风，他就这样走了。

他到达那个被人唾弃的地方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他看出巢穴近在咫尺，不免有点心慌。他跨过一条沟，越过一道篱笆，打开栅门，走进破烂的庭园，大着胆子朝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那洞穴就在荒地尽头的荆丛后面。

那个小木屋低矮简陋，但是整洁，正面墙上钉着葡萄架。

门前摆着一张农村扶手椅式的旧轮椅，一位白发老人坐在上面冲着夕阳微笑。

站在老人身边的男孩就是那个牧童，他正递给老人一罐奶。

就在主教观察的工夫，那老人提高嗓门儿说道：“谢谢，我不再需要什么了。”

说着，他那张笑脸从太阳移到孩子身上。

主教走上前去。坐着的老人听见脚步声，便转过头来，脸上现出久住空谷忽闻足声所能有的全部惊讶。

“自从我住到这里，”他说道，“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登门拜访。您是谁，先生？”

“我叫卞福汝·米里哀。”主教答道。

“卞福汝·米里哀!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当地人所称的卞福汝大人，难道就是您吗？”

“正是我。”

老人微微一笑.又说道：“这么说，您就是我的主教啦？”

“算是吧。”

“请进，先生。”

国民公会代表朝主教伸过手去，但是主教没有同他握手，只说道：“我很高兴发现别人骗了我，显而易见，您没有病。”

“先生，”老人答道，“我会好的。”

他沉吟一下，又说道：“再过三个钟头，我就死了。”

然后他又接着说：“我懂点医道，知道临终时刻是什么情形。昨天，我只是脚凉；今天，已经冷到膝盖了；现在，我感到寒气在往腰上走，一旦到达心脏，我就死了。太阳很美，对不对？我叫人把我推到户外，最后看一眼周围的景物。您尽管同我讲话，不会耗费我的精神。您赶来探望一个要死的人，做得不错。临终时刻，是得有人守在身边。人人都有点儿怪癖，我就是想熬到黎明。然而我知道，我挺不过三个钟头了。到那时天就黑了。其实，有什么关系!了结一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做这件事不必等到早晨。好啦，我就死在星光下吧。”

老人扭头对牧童说：“你去睡吧。昨晚守了一夜，你也累了。”

孩子便进木屋去了。

老人目送他进去，仿佛在自言自语：“在他睡觉的时候，我就死了。这两种睡眠可以和睦相处。”

这番话本来能够打动主教，可是他并未感动。在这种对待死的态度中，他感觉不出有上帝的存在。说穿了，高尚心灵里的小小矛盾也应当被指出，在一般场合中，他情愿嘲笑这个“本大人”，然而这次，人家没有称他为主教大人，他却又颇感不快，几乎要以“公民”这个称呼回敬人家。大凡医生和教士，都好以粗鲁而随便的态度对待别人，他没有这种习惯，却突然产生了这种愿望。然而，这条汉子，这个国民公会代表，这位民众的代表，归根结底曾是个人杰，主教感到应严肃对待，这在他有生以来也许是第一次。

那位国民公会代表却以谦和热诚的目光打量着他；从那神态可以看出，人行将化为尘埃时的谦卑。

主教平素总是抑制好奇心，认为好奇心近乎冒犯别人，但是此刻，他却禁不住审视这位国民公会代表，而这种专注又不是从友善出发的，如果对方是另一个人，他很可能就要受到良心的责备。不过，在他看来，一个国民公会代表可以不受法律保护，甚至不受慈悲法律的保护。

G则神态自若，这位八旬老叟身材魁伟，躯干几乎保持挺直，说话声如洪钟，足令生理学家叹为观止。大革命时期就有一批这类与该时代相称的人。从这位老人身上我们能看出他是个经过了千锤百炼的人。生命眼看就要结束，他还保有健康时的全部状态。他那炯炯的目光、铿锵的声调、双肩有力的动作，无不令死神张皇失措，足令伊斯兰教的接引天使阿兹拉爱尔望而却步，以为找错了门。G看似要死了，但这是由于他的意愿。他直到临终还能自主，只是双腿动不了，黑暗从这个部位抓住他。双脚死了，变冷了，而脑袋还活着，保持着全部生命力、全部智慧。在这严重的时刻，G好像东方故事中的国王：上半截是肉身，下半截是石头。

旁边有块石头，主教坐了下来。对话突然开场了。

“祝贺您啊，”他以谴责的口气说，“您总算没有投票赞成处死国王。”

国民公会代表似乎没有注意到“总算”这个词所暗含的尖刻意味。他完全收敛笑容，答道：“不要太过奖了，先生，我曾投票结束暴君的统治。”

这是以庄严的口吻回敬严厉的口吻。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主教问道。

“我是说，人类也有个暴君，就是蒙昧。我投票结束了这个暴君的统治。这个暴君产生的王权是伪权威，而科学才是真权威。人只应当由科学来统治。”

“也由良心统治。”主教补充道。

“这是一码事。良心，就是我们天生就有的良知的总和。”

这种论调十分新奇，卞福汝主教听了颇感诧异。

国民公会代表继续说道：“至于处决路易十六的提案，我投票反对。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处死一个人，然而我觉得我有权利铲除罪恶。我投票赞成结束暴君的统治，这就意味结束了女人卖淫，男人为奴，也结束了儿童的黑夜。我投票赞成共和制，就是为这一切投了票。我赞成博爱、和谐、曙光!我协助破除成见和谬论。谬论和成见崩溃了，光明就会出现。我们那些人推翻了旧世界。旧世界好似苦难的罐子，从人类头顶翻落下来，就变成了一把欢乐的壶。”

“混杂的欢乐。”主教说道。

“不妨说是扰乱的欢乐，自从1814年所谓复旧变故之后，欢乐就消失了。唉!我承认，大业没有完成。我们在实际中摧毁了旧制度，可是在思想领域却未能彻底把它铲除。除掉恶习并不够，还必须移风易俗。风车不存在了，而风还在刮呢。”

“你们只管摧毁。摧毁可能有好处，不过，带着愤怒的摧毁行为，我可不能苟同。”

“有正义就有愤怒，主教先生，而正义的愤怒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关系，不管怎么说，自从基督出世以来，法国革命是人类最有力的一步。固然不彻底，但是非常卓越。这场革命引出了所有未知的社会革命。它减轻了人们的精神负担，起了安抚、镇定和开导的作用，使文明的洪流荡涤大地。法国革命好得很，它是人类的加冕礼。”

主教不禁咕哝道：“是吗？93年[1793年，法国革命进入高潮，处死国王的一年。]!”

国民公会代表从椅子上直起身来，神态庄严，近乎悲壮，他用垂死之人的全部气力大声说道：“啊!您说出来啦!93年!我就等着这个词呢。一千五百年间，乌云密布，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消散了，而您却还在指责雷霆。”

主教嘴上未必肯承认，心里却感到有什么部位被击中了。然而，他却不动声色，答道：“法官以正义的名义讲话，教士则以慈悲的名义讲话，慈悲不过是更高一层的正义。雷霆劈下来，总不该弄错地方。”

他逼视着国民公会代表，又补充了一句：“路易十七呢？”

国民公会代表伸手抓住主教的胳膊：“路易十七!说说看吧。您为谁流泪？为那个无辜的孩子吗？那好吧，我同您一起流泪。为那个年幼的王子吗？那我就要考虑了。路易十五的孙子是个无辜的孩子，他在神庙的钟楼上遇难，唯一的罪过就是生为路易十五的孙子；而卡尔图什[卡尔图什(1693—1721)，人民武装起义领袖，1721年被捕，后被处死。]的兄弟，也是个无辜的孩子，他被吊在河滩广场的绞架下，直至气绝，唯一的罪过就是生为卡尔图什的孙子。在我看来，两人都同样死得很惨。”

“先生，”主教说道，“我不喜欢你将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

“卡尔图什吗？路易十五吗？您是在为哪个鸣不平呢？”

二人一时默然。主教几乎后悔来到这里，不过，他也有异样的感觉，隐隐为之心动。

国民公会代表又说道：“啊!神甫先生，您不爱听真话，嫌太生硬了。基督却喜爱。他拿着一条笞鞭，清除神庙的灰尘。他那鞭子电光四射，正是真理无情的代言者。他朗声说‘让小孩子们……[原文为拉丁文。是耶稣对不许孩子听道的门徒讲的，全句话为：“让小孩子们到我这儿来。”]’时，并没有区别对待那些孩子。他毫不犹豫，同时提起巴拉巴斯的长子和希律[巴拉巴斯，煽动者，犹太人要求释放他而处死耶稣。希律大帝(前73—前14)，犹太国王。]的长子。先生，童真就是它本身的王冠，童真无须殿下的头衔。无论贵为王孙公子，还是贱为花子乞儿，童真都同样是崇高的。”

“的确如此。”主教轻声说道。

“我坚持这一点，”国民公会代表G继续说道，“您向我提起路易十七。我们得沟通一下。我们是否应该不管上层还是底层，为所有无辜者，为所有死难者，为所有孩子痛哭呢？我会这样的。因此，我对您说过，必须追溯到93年以前去，我们应当先为路易十七以前的人痛哭。只要您和我同哭老百姓的孩子，那我也和您同哭王室的孩子。”

“我为他们所有人痛哭。”主教说道。

“一视同仁!”G高声说道，“天平如果倾斜的话，那也应当偏向老百姓一边。老百姓受苦的时间更久。”

二人又沉默了。这回还是国民公会代表先开口。他用一个臂肘支起身子，用拇指和蜷曲的食指掐着脸蛋，正像人们在盘问和判断事物时无意做出的动作；他那质问主教的目光，充满临终时刻的全部精神。他的话几乎是爆发出来的：“是的，先生，老百姓受苦的时间更久。喏，再说，这一切都谈不上，您干吗来盘问我，与我谈路易十七呢？我并不认识您。自从到了这地方，我就独自一人生活在这围墙里，双脚从不跨出去，除了服侍我的这个孩子，我不见任何人。不错，您的大名有时也隐约传到我耳边，应当说名声并不太坏，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精明人诡计多端，总能蒙骗老实厚道的老百姓。对了，刚才我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响，也许您把车子停在那边岔道的树丛后面了。跟您说，我并不认识您。您对我说您是主教，但是我也根本不能通过这一点了解您的人格。总之，我要再问您一遍：您是什么人？您是一位主教，也就是说，一位教门中的王爷，披金戴银，饰以徽章，吃着年金，享受教士俸禄的那伙人里的一个——迪涅主教的职位，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收入、一万法郎的补贴，总共两万五千法郎——餐桌上有美味佳肴，身边有仆役侍候，天天大吃大喝，礼拜五吃黑水鸡，出门趾高气扬，乘坐华丽的马车，随从前呼后拥，住的府邸非常气派，而且，坐在高头大马的车上，还打着赤脚走路的耶稣基督的旗号!您是高级神职人员，因而，年金、府邸、骏马、侍从、宴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同那些人一样也拥有这些，同那些人一样也享受这些，这很好，然而，这虽暴露无遗，又不够明显，还不能让我看清您内在的主要价值，而您前来也许是要让我明智些。我是在对谁讲话？您是谁？”

主教垂下头，答道：“我是一条虫。[原文为拉丁文。]”

“好一条乘坐华车的虫!”国民公会代表咕哝道。

现在轮到国民公会代表趾高气扬，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温和地接着说道：“就算是这样吧，先生。不过，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说我的华车停在不远的树木后边，说我大吃大喝，礼拜五还吃黑水鸡，说我拿两万五千法郎年金，还有府邸、仆役，可是这一切怎么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宏大量不是一种天职，而93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举手拂了拂额头，仿佛要拨开一片乌云。

“在回答您之前，我先请求您原谅，”他说道，“刚才我失礼了，先生。您到我家来，就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对我的思想观点提出异议，我也只应限于反驳您的论点。您的富贵和享乐生活，固然向我提供了驳斥您的论据，但还是要讲点气度，我不宜利用。我向您保证不再提了。”

“谢谢您。”主教说道。

G又说道：“还是回到您要求我做出的解释上吧。谈到哪儿啦？您刚才对我说了什么？93年是伤天害理的？”

“对，是伤天害理的，”主教说道，“马拉[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领袖，人称“人民之友”。]对着断头台鼓掌，您是怎么看的呢？”

“博须埃[贝尼涅·博须埃(1627—1704)，大主教，法国教会的实际领袖。]在龙骑兵杀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您又是怎么看呢？”

这句答话毫不留情，像利剑一样直刺目标。主教不禁浑身一抖，竟想不出一句话来反击，可他讨厌这样点博须埃的名字。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的偶像，有时会因为别人不尊重这种逻辑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国民公会代表喘息急促了，这是临终时倒气，说话断断续续，但是他的眼神表明他的神志还完全清醒。他接着说道：“再随便扯几句吧，我乐于奉陪。那场革命，总的来说，得到了人类广泛的赞同，只可惜93年却落人口实!您认为93年伤天害理，那么整个君主制度呢，先生？卡里埃[若望-巴普蒂斯特·卡里埃(1756—1794)，国民公会代表，在南特曾下令溺死贵族。]是个强盗，然而您又怎么称呼蒙特维尔[蒙特维尔侯爵(1636—1716)，曾残害新教徒。]呢？富吉埃-丹维尔[富吉埃-丹维尔(1746—1795)，巴黎革命法庭公诉人。]是个无赖，那么您又怎么看待拉莫瓦尼翁-巴维尔[拉莫瓦尼翁-巴维尔(1648—1724)，曾残害新教徒。]呢？马雅尔[马雅尔(1763—1794)，九月大屠杀事件的参加者。]固然残忍，可是请问索勒-塔瓦纳[索勒-塔瓦纳(1509—1573)，元帅，屠杀新教徒的策划者。]呢？杜谢纳神甫[《杜谢纳神甫》，是极端分子埃伯尔出版的报纸。]固然凶残，那么您又怎么形容勒泰利埃神甫[勒泰利埃神甫(1648—1719)，耶稣教士，路易十四的忏悔师。]呢？砍头匠儒尔当[砍头匠儒尔当，马蒂厄·儒夫(1749—1794)的绰号，因策划一场屠杀而闻名。]是个恶魔，然而还是赶不上卢乌瓦侯爵[卢乌瓦侯爵，路易十四的大臣，曾命令焚烧莱茵伯爵领地。]。先生，先生，我可怜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我也可怜那个信奉新教的可怜女人：那是1685年，路易十四当国王的时候，先生，那女人上身被扒光，绑在木桩上，乳房胀满了奶水，心里充满了恐惧，她孩子放在附近，饿得脸色惨白，望着奶头连哭喊的气力都没有了；刽子手却对喂乳的母亲吼道：‘放弃邪教!’让她选择，不是舍掉孩子就是舍掉信念。让一位母亲遭受坦塔罗斯[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因触怒天神宙斯，被罚站在水中，头上有果树；他口渴想喝水，水就下降，肚子饿想吃果子，树枝就升高。]那种刑罚，您又怎么说呢？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兰西革命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愤怒会得到将来的宽恕。它的结果，便是更好的世界。从它最猛烈的打击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简短截说，不讲了，理由太充分了。况且，我这就要咽气了。”

国民公会代表不再去看主教，平静地用这样两句话表达完他的想法：“是啊，进步的野蛮行为叫作革命。这种行为一旦结束，人们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粗暴对待，但却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并不知道这一阵，他一个一个接连占领了主教内心的堡垒。仅剩下一处，这是卞福汝主教最后的防卫。突然，主教从那掩体后面抛出一句话，几乎重新显露出了开始交锋时的那种激烈口吻：“进步应当信仰上帝，不能由不信教的人来扬善。无神论者是人类糟糕的带路人。”

年迈的国民公会代表没有答话。他浑身颤抖了一下，仰头望天，眼里缓缓漾出一滴泪，眼泪涨满眼眶之后，便顺着青灰色的面颊流了下来。他出神地望着幽邃的苍穹，低声讷讷，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你哟!理想哟!唯独你存在!”

主教受到难以言传的震动。

沉吟片刻，老人抬手指着天空说道：“无限是存在的，就在那里。如果无限没有我了，那么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就不是无限了，换句话说，它就不存在了。然而，它存在，因此，它有一个我。无限的这个我，就是上帝。”

垂死的人朗声讲这几句话时，仿佛看见什么人，浑身微微战栗，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话一讲完便合上眼，气力耗尽了。显然在顷刻之间，消耗了他生命仅余的几个小时。刚刚讲的几句话，把他同死亡拉近了。最后的时刻到了。

主教明白，时间紧迫，原本他是以神甫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他从极度冷淡逐渐转为极度激动，他注视着这闭上的双眼，抓住这只冰凉而皱巴巴的手，俯身对着临终的人说：“这是上帝的时刻，如果我们白白相会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睁开眼睛，脸上呈现出笼罩着阴影的庄严的神态。

“主教先生，”他缓缓地说，这种缓慢的口气也许是由于气力不支，也许更是由于心灵的尊严，“我一生都在思考、钻研和观察。六十岁时，祖国召唤我，命令我参与国事，我服从了。当时，有积弊我就消除积弊，有暴政我就摧毁暴政，有人权和法规我就公布和宣传。国土被侵占，我就保卫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就挺身而出。我从前不富有，现在仍然贫困。那时我是国家的当政者之一，国库的地窖里装满了钱币，墙壁受不了金银币的压力，有坍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柱子撑住。我在枯树街吃二十二苏一顿的饭。我救助了受压迫的人，劝慰了受痛苦的人。我撕破了祭坛上的布毯，确有其事，但那是为了包扎祖国的伤口。我始终支持人类走向光明，有时也抵制了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自己的对头，你们这类人。在佛兰德勒的彼特格姆，恰好是在墨洛维王朝[墨洛维王朝，法兰克人建立的王朝，约始于460年，终于751年。]建造夏宫的地方，有一座乌尔班修会寺院，即博利耶的圣克莱尔修道院，1793年，多亏了我，它才幸免于难。我不遗余力地尽了职责，也尽可能做好事。结果，我却遭到驱逐、追捕、通缉、迫害，还遭受诬蔑、嘲笑、侮辱、诅咒，不得不背井离乡。我白发苍苍，多年来一直感到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而鄙视我，那些无知的可怜群众以为我青面獠牙。我离群索居，远离仇恨，也不怨恨任何人。现在我八十六岁，快死了。您还来向我要求什么呢？”

“要您的祝福。”主教说道。

说着，主教“扑通”跪下去。

等他抬起头来一看，国民公会代表脸色庄严，已经咽气了。

主教回到家后，便陷入无名的思绪里。他祈祷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好奇的人里有几个胆大的，力图引他谈谈那个G代表，但他一言不发，仅仅指了指天。从那以后，他对儿童和受苦的人更加和气热情了。

只要有人一提到“G老贼”，他就心事重重，神态异常。谁也不能断言，那人的灵魂从他的灵魂前经过，那人伟大的良心在他良心上所引起的反应，对他的精神趋向完善毫无作用。

这次“乡下拜访”，对当地小集团来说，当然是一次饶舌的机会：“那种人垂死的病榻，难道是一位主教该去的地方吗？显而易见，别指望他能改邪归正。所有革命党人都是异端。因此，何必去那里呢？去那里看什么呢？主教一定是非常好奇，要看看魔鬼如何摄走那人的灵魂。”

有一天，一位阔寡妇，就是那种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的人，对主教讲了这样一句俏皮话：“主教大人，有人想知道，大人什么时候能戴上红帽子[红帽子，法国革命党人的一种标志。]。”

“哦!哦!真是一种粗俗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蔑视帽子上红色的人，还崇敬法冠上的红色。”

十一　保留态度

若是从上文得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个“爱国的神甫”，那就很可能错了。他同那个国民公会代表的会面，甚至可以说是结合，给他留下了一种诧异，使他变得更加和善。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许应当简短地指出，在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过要抱有一种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态度。

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几个主教同时被皇帝封为男爵。众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为此，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也让米里哀先生参加了。联席会议于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首次会议由斐许红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内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过，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专题讨论会。他是山区的一位主教，过惯了简陋贫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达官贵人中间，似乎带去了改变会议气氛的见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问他为何来去匆匆，他回答说：“我妨碍了他们。我带给了他们外面的空气。我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扇敞开的门。”

另外一次，他说道：“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他的确讨人嫌，说话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如此漂亮的座钟!如此华丽的地毯!如此漂亮的号服!这些东西一定很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在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顺便说一句，仇视豪华的物品并不见得明智。这种仇视隐含着对艺术的敌意。

不过，对神职人员而言，除了显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就不应该讲究排场，那种习惯会暴露行善济贫未免徒有虚名。身为教士而养尊处优，就是倒行逆施。教士应当靠近穷人。要劳作就必然沾些尘土，而一个人日夜接触种种苦难、种种不幸、种种贫困，自身怎么可能毫无圣洁的清寒之色呢？能够想象一个人站在火堆旁边而不感到热吗？能够想象一个工人终日在冶炉旁干活，却一根头发也没有被烧焦过，一个指甲也没有被熏黑过，脸上没有流下过一滴汗，没有沾上过一点炉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怀的首要证据，就是清苦的生活。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这样考虑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相信，在某些敏感点上，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时代思潮”。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他也讳莫如深。不过，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法国天主教中主张独立的称法国教派，主张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教派。]。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太过隐讳，就不能不补充一句，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从1813年开始，凡是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经过本地区时，他也拒不迎驾。在“百日政变”[拿破仑于1814年4月6日被迫逊位，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3月初他在南方戛纳登陆，重返巴黎，至6月下旬再次逊位，史称“百日政变”。]期间，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

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曾任省督。他时常给他们写信。有一段时间，他给前一个兄弟写信时语气颇为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的时候，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任一方指挥官，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卒追击皇帝，却好像是在有意放行。而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

可见，卞福汝主教也有表示政见的时候，也有心酸的时候，脸上也有阴云。一时情绪的阴影，还会掠过他这片只容纳永恒事物的温和而伟大的脑海。当然，这样的一个人还是没有政治见解为好。请不要误会我们的意思，我们绝不想把所谓的“政治见解”，混同于对进步的强烈渴望，混同于爱国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信念，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信念应该是任何慷慨心灵的底蕴。仅仅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在此就不深入讨论了。一言以蔽之，卞福汝主教如果不是保王派，在静穆的瞻仰中，他的目光如果一刻也没有走神儿，那就更加出色了。须知这种静穆的瞻仰能超越人间的风云变幻，清晰地望见真理、正义和慈善这三道纯洁之光的闪耀。

上帝创造出卞福汝主教来，绝不是为了什么政治作用，尽管如此，卞福汝主教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所提出的抗议，他面对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采取的高傲的反对态度，他甘冒风险而大义凛然的抵抗，对于这些我们既理解又赞赏。不过，抗拒一个逐渐失势的人，毕竟不如抗拒一个扶摇直上的人那么大快人心。我们只喜欢有危险的斗争，不管怎么说，只有最初投入战斗的人，才有权清理最后的战场。在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谁没有百折不挠地控告，那么当政权日暮途穷的时候，他就应当缄口。只有揭发称王的胜者，才有权审判为囚的败者。至于我们，只能看着老天睁眼，降祸惩罚了。1812年有人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到了1813年，一向噤若寒蝉的立法院，在国难当头之际，胆量陡增，居然大放厥词，那种行径只能令人气愤，而为之鼓掌就大错特错了。在1814年，那些元帅纷纷卖主求荣，参议院从一个泥塘跨进另一个泥塘，起初奉王子为神明，这时又大肆侮辱，还有那种狂热崇拜的人，随后又改弦更张，唾弃自己的偶像。凡此种种不堪入目，我们理应扭过头去。及至1815年，已有大灾大难降临的征兆，法兰西因感到祸患逼近而不寒而栗，张开臂膀等待拿破仑的滑铁卢[见本书第二部第一卷。]也隐约可见了，当此之际，军队和人民痛苦地欢呼气数已尽的独裁者，就丝毫也不可笑了。姑且不论这个独裁者如何，但是当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在深渊的边缘紧紧搂在一起，这其中的悲壮意味，像迪涅主教那样的心灵，也许不应当视而不见。

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他一贯仗义、率直、公道，既精明又谦和，总不失身份；他乐善好施，又善气迎人，而善气迎人也是一种行善。他是一名教士，一位智者，也是一个人。我们刚刚责备了他的政治见解，还准备相当严厉地评论这一点，不过我们也应当指出，他还是很宽容和平易近人的，而且比起我们这些在此议论的人来，也许更为宽容和平易近人。且说市政厅有个门房，当初还是皇帝安置在那里的，他原是旧朝羽林军的下级军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年，73000人的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在奥斯特利茨村(位于今捷克境内)取得了对86000人俄奥联军的决定性胜利。]中荣获勋章，他像鹰一样是个坚定的波拿巴分子。这个可怜的家伙常常信口胡言乱语，而根据当时的法律，那便是“叛逆言论”。自从皇帝的侧面像在荣誉团勋章上消失之后，他就不再穿“制服”了，如他所说，免得佩戴他的军功章。他虔诚地亲手将皇帝侧影像从拿破仑授予他的十字章上取下来，这样就留下一个洞，而他不愿意用别的饰物代替。他常说：“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不在我胸前挂上那三只癞蛤蟆!”他也明目张胆地嘲笑路易十八，说他是：“扎着英国绑腿的老风湿!快拖着他的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十分得意，能把他最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在同一句话里骂出来。骂得痛快是痛快，可也丢了差事。他和妻子儿女流落街头，衣食无着。主教让人把他找来，口气温和地责备了他几句，便任命他为教堂侍卫。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区里，是个名副其实的牧师，是大家的朋友。

这九年中，卞福汝主教一贯行为圣洁，态度和蔼，结果使迪涅全城都洋溢着互敬互让的家庭式温和气氛。就连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为老百姓所接受，仿佛默宥了。老百姓真是又善良又软弱的羊群，他们崇拜他们的皇帝，也热爱他们的主教。

十二　卞福汝主教的孤寂

将军身边总簇拥着一群年轻军官，同样，主教周围几乎也总有一帮小教士，即如可爱的圣方济各·迪·阿西西[圣方济各·迪·阿西西(1182—1226)，又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或圣法兰西斯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所说的“黄口小儿教士”。哪一行都有追求者，围着功成名就的人，世间哪种势力不拥有徒众，世间哪种荣华不拥有幕宾。追求前程的人，总要蜂拥缠着现时的赫赫显名。任何宗主国都有其参谋部。任何稍有影响的主教，身边都会围着一群小修士，他们在主教府巡逻，维持秩序，小心伺候，以博得主教大人的一笑。讨得主教的欢心，就是进身台阶，有望当上副助祭。人总应当不断进取，而教会也是绝不会亏待神职人员的。

世上有人戴高冠，教堂同样也有巍峨的法冠。得宠于朝廷的主教也同样富有，坐吃年息，他们老于世故，出入于上流社会，不但懂得祈祷，也懂得祈求，不大讲究手段，促使全教会的人都来登门拜谒，充当教会和社交界之间的纽带，身为教士却更像神甫，身为主教却更像教会大员。能接近他们的人都深感荣幸。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周围的人普施尽泽，把富足教区的肥缺、有丰厚俸禄的教职、主教代理的头衔、随军教士的职务和大教堂里的差事，都赏给那些趋奉的人和亲信，赏给那些善于讨得欢心的年轻人，以便将来还要将他们提拔为主教。他们本人升迁，就能带动卫星升天，真是整整一个太阳星系在运行。他们的光芒照得随从都红得发紫。他们一人发迹，随从都能得到油水。老板管辖的教区越大，宠信分掌的地盘也就越大。况且，还有罗马在。一名主教有机会晋升为大主教，一名大主教有机会晋升为红衣主教，然后就可能进而当上教皇选举团的秘书，就可能跻身于教会最高法庭，佩戴表明身份的绣黑十字架的白呢披带，当上陪审官，再进而成为教皇侍从，再进而成为教廷官员，只需跨一步，就能从大主教升为红衣主教，而从红衣主教到教皇，只要把红衣主教的选票集中烧毁的工夫就够了[指红衣主教联席会选举教皇的投票。]。凡是戴着圆帽的教士，都可以幻想戴上教皇的三重冠。如今，神甫是唯一能照例成为国王的人，而那又是何等尊贵的国王!那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因此，一所神学院，是何等有效地培植野心的苗圃!多少见人就脸红的唱诗班的孩子，多少年轻的神甫，头上都顶着佩莱特[佩莱特，拉封丹寓言《卖牛奶的女人和牛奶罐》中的人物。她幻想卖了牛奶买一百个鸡蛋，孵出鸡养大，卖了钱买猪，卖了猪再买牛，牛生牛犊，正想得高兴时，不小心牛奶罐却摔到了地上。]的奶罐!野心又多么容易化为使命，谁知道呢？也许他的确诚心诚意，错而不觉还自迷其中!

卞福汝主教又朴实又穷困，与众不同，不属于头戴大法冠的主教之列。这种情况一目了然：他身边根本没有一个年轻教士。大家都知道，他在巴黎“吃不开”。没有一个年轻人想把自己的前程寄托在这个孤独的老人身上。没有任何有野心的幼苗会如此愚蠢，会在他的荫庇下生长。他的那些议事司铎和副主教，全是和善的老头儿，跟他一样有些土气，和他一样困守在这个教区里，无路通往红衣主教的职位；他们很像他们的主教，唯有一点不同：他们是完善的人，而他是完美的人。刚出神学院校门的青年，被分到卞福汝主教手下任职，都明显感到自己不可能成长壮大，纷纷走门路尽快离开，投向艾克斯或欧什的大主教。因为，我们再重复一次，人人都想要发迹高升。陪伴一个过着清心寡欲生活的圣徒，是相当危险的，他很可能把无可救药的穷困症传染给你，害得你腿关节僵硬，难以往前行进，总之，你不得不更加克制自己。有鉴于此，大家都逃避这种癞疥似的德行。这就是为什么卞福汝主教的周围冷冷清清。我们生活在阴暗的社会里，想要飞黄腾达，就得接受自上贯彻下来的慢性腐蚀教育。

顺便提一句，飞黄腾达是一件相当丑恶的东西。它貌似才能，实为欺世盗名的冒牌货。在大众的眼里，成功和出人头地几乎是一码事。成功，这个才能的假象，有一个上当者：历史。唯独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利斯(约60—约130)，拉丁文诗人。]和塔西佗[塔西佗(约55—约120)，拉丁文历史学家。]对此有微词。在当今时代，有一种几乎是正宗的哲学，到成功的门下甘为仆役，穿上成功的号服，卑躬屈膝地为成功效命。飞黄腾达吧，这就是学说。青云直上就意味本事才干。你中了彩票，就被视为一个精明的人。谁得势谁就受人尊敬。生来命好，什么都不成问题。交上好运，其余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只要万事亨通，就能身价百倍。除了影响要延续上百年的五六个例外的伟人，当今推崇的仅仅是短视。镀金即真金。谁撞上大运没关系，只要飞黄腾达就是好家伙。俗物犹如一个老那喀索斯[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自我欣赏，恋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憔悴而死，变为水仙花。]，自我欣赏而又为俗物鼓掌。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方面，只要达到目的，就立刻赢得众人喝彩，被夸为旷世奇才，被誉为摩西、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被称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代表作有《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包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带火者普罗米修斯》，可惜后两部佚失。]、但丁[但丁(1265—1321)， 13世纪末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雕塑《大卫》、油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为其代表作。]或者拿破仑。一个公证人摇身一变而成议员；一个假高乃依[高乃依，法国17世纪古典悲剧作家。]写了一部假的《提里达特》；一名太监居然掌握整个后宫；一个从军的小市民偶尔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大胜仗；一名药剂师发明了纸板鞋底，当成皮底鞋卖给桑布尔-默兹军队，挣了四十万利弗尔年金；一个货郎娶了高利贷，这一公一母生下七八百万；一名传教士因为摇唇鼓舌而当上主教；一个大户人家的总管退职时成为巨富，便被擢用为财政大臣。上述种种，世人都称作天才，如同说穆斯克东[穆斯克东，大仲马小说《三剑客》中波尔托斯的仆人，相貌粗俗。]的嘴脸非常俊美，克洛狄乌斯[克洛狄乌斯(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帝国皇帝。]的仪表十分庄严。他们把烂泥塘中鸭子的爪印，同苍穹上的星辰混为一谈。

十三　他所信仰的

在宗教观念上，我们对迪涅主教先生无须探询。我们面对这样一颗心灵，只能产生油然而生的敬佩。正义者的良心凭其言语就应当为我们所相信。况且我们也认为，只要具备了某些品质，人就可能在不同的信仰中发展各种美德。

那么，他是如何看待这种教条或那种奥义呢？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只有接纳赤裸裸灵魂的坟墓才能一清二楚。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肯定，当信仰上碰到难题时，他从不采取口是心非的解决办法。钻石绝不可能腐烂。他是竭诚笃信的，他常说：“相信天父。[原文为拉丁文。]”而且，他行善所得的种种满足，既无愧于良心，又能让他喃喃地说：你和上帝同在。

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不妨说在他的信念之外，在他信念的界外，还存在极度的爱心。正因为如此，“因为深深爱过，”[原文为拉丁文。]他才被那些“持重的人”“严肃的人”和“理智的人”看作是脆弱的。在这个可悲的世界上，私心都打着博雅的旗号，最喜欢卖弄“持重”“严肃”“理智”这类字眼。极度的爱心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平静的善意，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他不仅爱及所有人，有时还爱及生物。他待人接物毫无鄙夷之态，对上帝的创造物一向宽容。任何人，甚至最善良的人，身上总是不自觉地存留一分对动物的狠毒，这也是许多教士所特有的，然而，迪涅主教却绝无这种心地。他固然没有达到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现在流行的印度教的古代形式。以吠陀经为主要经典；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的那种境界，但似乎深思过《传道书》上的这句话：“谁知道动物的灵魂归宿何处？”外形的丑陋、本性的扭曲，都不会引起他的惶惑和气愤。他只是非常感慨，往往油然而生怜悯之心。他那沉思默想的神态，仿佛要超越表相，进一步探究生命的前因后果。还有时，他仿佛请求上帝减轻罪罚。他常以语言学家研读一本古籍的眼光，心平气和地观察自然界还存在的大量混乱现象。在遐想中，他嘴里时常冒出怪诞的话。一天早晨，他在园子里散步，以为独自一个，没有瞧见跟在他身后的妹妹。他突然停下脚步，注视地上的什么东西：那是一只黑色大蜘蛛，毛乎乎的，样子很吓人。他妹妹听见他说：“可怜的昆虫!这不是它的过错。”

这种出自好心肠的近乎神圣的孩子话，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呢？就算幼稚吧，可是这种崇高的幼稚，正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帝国皇帝(161—180)，著名的“帝王哲学家”，有《沉思录》传世。]的所作所为。有一天，他因害怕踩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脚腕子。

这位正义者就是这样生活的。有几次，他就在园子里睡着了，那情景真是令人无限敬仰。

据说，在青年乃至壮年时期，卞福汝主教是个好冲动的人，也许还是个有点粗暴的人。他这种普施万物的仁慈，与其说是本性，不如说是一种伟大的信念在生活过程中，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点滴积淀而成的。须知滴水穿石，人心亦然。滴穿的洞不会消失，心中的积淀也磨灭不了。

我们好像已经说过，到了1815年，他有七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还不像是过了六十岁的人。他个头儿不太高，身体有点肥胖；为了减肥，他喜欢走远路，而且步履矫健，脊背只是略显弯曲。我们举出这种细节，并不想得出任何结论。格列高利十六世[格列高利十六世(1765—1846)， 1831年至1846年为罗马教皇。]到了八十岁高龄，身子还挺得直直的，笑容可掬，但他仍是一个坏主教。卞福汝主教有一副人们所说的“英俊的相貌”，但是他为人十分和蔼可亲，才让人忽视了他那英俊相貌。

他交谈时像孩子一样天真快活，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他的一种神采。人们在他身边毫无拘束之感，只觉得他周身都释放着快乐。他的肌肤红润，满口洁白的牙齿完好无损。他的笑容十分爽朗，显出一副坦荡而平易近人的神态。这种神态若出现在一个青年身上，人们见了就会说：“这是个好小子。”如果在一个老者身上，人们见了就会说：“这是个慈祥的老人。”我们还记得，当年他给拿破仑的印象就是这样。他在初次见面时给人的印象，的确像个慈祥的老人。然而，如果跟他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只要稍稍留意他那若有所思的神态，慈祥的老人就会逐渐变样，呈现出一种难以描绘的威严之态；他那宽宽的严肃的额头，本来就因白发苍苍而显得庄严，在沉思中就倍加庄严了。慈祥中显示出来的威严，并不妨碍慈祥继续发光；我们目睹一位含笑的天使缓缓张开翅膀，同时又不敛笑容，就会产生类似激动的心情。敬意，一种难以言传的敬意，逐渐侵入你的肌体，升到你的心田，你会感到面对一颗久经磨炼的、宽厚而坚强的灵魂，其思想无比宏大，因而只能是温柔的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祈祷、祭祀、施舍、安慰伤心的人、种植一块园地、广施友爱、节俭生活、热情接待、克己为人、保持信心、研究、工作，这些事充满了他生命的每一天。“充满”一词十分恰当，自不待言，主教的这一天非常充实，满满装着善良的念头、善良的言语和善良的行为。然而，到了夜晚，等两位妇人回房休息之后，如果由于天气寒冷或者下雨，他在睡前未能到园子里待上一两个小时，那么这一天还不算完整。仰望夜空的壮观景象，通过静思准备入睡，这对他来说，似乎成为一种仪式了。有时，夜已很深了，两位老妇人如果还未睡着，就能听见他走在小径上缓慢的脚步声。他在园子里，单独面对自己，聚精会神，心情平静，唯有崇拜之意，他对照内心的恬静和太空的静谧，在黑暗中感慨星斗可见的光辉和上帝不可见的光辉，心灵敞开，接受从“未知”降落下来的思想。在这种时刻，夜间开放的鲜花奉献芳香，他也献上自己的心：这颗心在夜空的繁星中，就像点亮的一盏灯，忘情地放射光芒，融入整个大自然的光辉中。也许他本人也说不清思想里发生了什么，仅仅感到有什么东西从他体内飞升，又有什么东西降到他身上。灵魂的奥妙深邃和宇宙的奥妙深邃，两者神秘地交流。

他想到上帝的伟大和存在，想到永恒的未来这种奇异的神秘，也想到永恒的过去这种更为奇异的神秘，还想到他眼前朝各个方向延展的所有无限，但他并不想理解，只是观察这种不可理解的现象。他并不研究上帝，只觉得上帝光辉耀眼。他考虑原子的奇妙遇合能赋予物质以形貌，确认并显示力量，在统一体中创造出个体，在空间创造出比例，在无限中创造出无穷数，并且通过光制造美。不断遇合又不断分解，这便是生和死。

他背靠衰朽的葡萄架，坐在一条木凳上，透过果木瘦削单薄的暗影，仰望着繁星。这一角园地，被木棚仓房占据，草木少得可怜，但是对他来说，这已经十分宝贵而满足了。

这位老人还希求什么呢？他生活中极少有闲暇时间，那一点闲暇时间，也是白天用来侍弄园子，夜晚用来静观冥想。园地虽然狭小，但是上有天空，不是足够用来崇拜上帝，轮番观赏他那最美妙的作品和最卓绝的作品吗？的确，这不已是应有尽有，此外还渴求什么呢？小小的园地足供散步，无际的天空足供遐想。脚下，可供培植和采摘；头上，可供探究和思索。地上的是几朵鲜花，天空中的是所有星辰。

十四　他所思考的

最后再说几句。

这种详细叙述的方式，尤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如果借一个时髦的字眼来说，很可能把迪涅的这位主教描绘成“泛神论者”[泛神论，是指把神和整个宇宙或自然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还会让人相信，对他无论是褒还是贬，他身上都能体现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个人哲学。这类个人哲学思想，往往在孤独者的头脑里萌发，扎根长大，并在那里取代宗教。我们要强调指出，凡是认识卞福汝主教的人，绝不会无端产生这种看法。指导这个人的是心灵。他的智慧是由心灵放射的光构成的。

他毫无系统性，却做了许多善事。探赜索隐，往往令人迷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费神去探求世界末日的情景。使徒可以勇往直前，而主教则必须谨慎从事。也许他有自知之明，不去过分探究应由大智大勇的人考虑的问题。奥秘的大门，能引起神圣的恐惧，那些幽暗的门大敞四开，然而却有一种声音，对你这生命的过客说：不要进去。闯进去就要大祸临头!而那些天才，可以说超越了教义，在抽象概念和纯思辨方面又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他们向上帝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大胆的祈祷挑起争论。他们的崇拜也带有质疑。这里却是直截了当的宗教，对于试图往上攀登的人来说，

则步步有惊险和责任。

人的遐思绝无止境，而且冒着危险，分析并深入探究自己想象的奇妙境界。由于类似反光的作用，几乎可以说，这种遐思也会令大自然炫目：我们周围的世界要反射，瞻仰者很可能也被瞻仰。不管怎样，世上确有一些人——难道是人吗？——他们在梦想的幽邃视野中，清楚望见绝对存在者的高峻，在触目惊心的幻象中望见无极山峰。卞福汝主教根本不是这类人，他不是天才。他还颇为惧怕那些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中间有几个大名鼎鼎，如斯威登堡[斯威登堡(1668—1772)，瑞典神智学家。]和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反被聪明所误，精神逐渐失常了。那种宏伟的梦想，当然有其精神上的功效，通过艰险的道路，就能接近理想的完美境界。然而，卞福汝主教却走了一条捷径：福音书。

卞福汝主教无意将自己的法衣弄出以利亚[以利亚，犹太先知。见《圣经·旧约》。]袍的纹褶，他不投射一线未来之光，也不想把事物的微光聚成火焰，去照亮黑暗世界的沧桑；他一点也没有先知的气味，一点也没有占星术[占星术，亦称星象学，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方术。]士的气味。这颗质朴的心唯有爱，仅此而已。

说他把祈祷推向一种超乎常情的渴望，这是有可能的；然而，只有超常的爱，才可能做出超常的祈祷。如果说离开经文的祈祷就是异端，那么，圣女泰蕾丝和圣哲罗姆全都成为异端了。

他经常关心痛苦呻吟和奄奄待毙的人。在他看来，整个寰宇就是无边的病痛；他感到无处不在发烧，无处不能按出痛苦的脉搏，但他并不想猜透这个谜，只是勉力包扎伤口。万物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他身上激发出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他全部心思都用来寻求同情和安慰的最好办法，既为他自己，也为了启发别人。对这位世间少有的善良神甫来说，一切生存物都是他力图安慰悲伤的永久的缘由。

多少人奋力挖掘黄金，而他则奋力挖掘怜悯。普天下的悲惨就是他的矿藏。随处可见的痛苦，无不是他行善的机会。“你们彼此相爱吧”，他说诚能如此，也就满足了，再也无所祈愿，这就是他的全部学说。那个前边提过姓名的以“哲学家”自诩的元老院元老，有一天对主教说：“瞧瞧这世上的情景吧：人人纷争，混战一场；谁最强大，谁就最聪明。你的那句‘你们彼此相爱吧’，简直是蠢话。”“嗯，”卞福汝主教并不同他争论，只答道，“如果这是蠢话，那么灵魂应当隐藏在里边，就像珍珠隐藏在牡蛎中那样。”他本人就隐藏在那句话里，生活在那里面，他感到完全心满意足，置而不顾那些既诱人又骇人的重大问题、那种空而论道的不着边际的远景、那种形而上学的危岩绝壁。总而言之，命运、善与恶、生灵之间的争战、人的意识、动物若有所思的昏昧、死后的转世、死亡产生的生存回顾、难以理解的移情——相继不断的爱移向今生今世的我、本质、实体、虚无和存在、灵魂、本性、自由、必然等等，所有那些深奥的焦点问题，都留给上帝的使徒和不信上帝的虚无论者；高深莫测的问题，由人类智慧的大天使们去探索；万丈深渊，由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前98—前55)，拉丁文诗人。]、摩奴[摩奴，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据说有十四世。古印度著名的《摩奴法典》，即假托其名。]、圣保罗和但丁观望，他们的目光如雷电，凝神注视，仿佛要让星辰跃现在无限中。

卞福汝主教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看到神秘问题的表象，并不想深究，也不推波助澜，以免扰乱自己的思想，只是在心灵里，对虚无缥缈的东西怀着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