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善始

紧接着七月革命的1831和1832这两年，是历史上最特殊也最惊人的一个时期。这两年好似两座高山，耸立在前前后后那数年之间，显示革命的高峻，悬崖峭壁赫然可见。各种体制、狂热信仰和理论风云变幻，作为文明基础的社会民众、利害相关并相互依存的牢固群体、法兰西古老结构的旧貌，在这期间随时忽现忽隐。这类显现和隐没，都被称为抗拒和运动。不过，时而也能看见真理闪光，看见人类灵魂的这颗太阳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阶段相当短，过去已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再回顾反思，就能抓住主要脉络了。

我们试论之。

王朝复辟时期是个过渡阶段，难于下定义，其间有疲惫、怨艾、物议、沉睡、喧扰，这仅仅表明一个伟大民族赶完一段路程。这类阶段非常独特，往往让那些想从中渔利的政客上当。开头，整个民族只有一种要求：休憩；大家只有一种渴望：安定；大家只有一种野心：当小百姓，换句话说，就是过安稳日子。大事件、大机遇、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些见得多了，已经烦透了。人们宁愿舍弃恺撒，而要普吕西亚斯[普吕西亚斯，俾提尼亚国王，公元前1183年，他要把兵败来投奔他的汉尼拔引渡给罗马人，汉尼拔被逼自杀。]，宁愿舍弃拿破仑，而要伊夫托国王[伊夫托国王，法国童话中的滑稽人物。]。“那个小国王多好啊!”从天亮就赶路，艰难跋涉了一整天，一直走到天黑：头一程跟随米拉波[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长。他放纵奢侈，早年多次被监禁。]，第二程跟随罗伯斯庇尔，第三程跟随波拿巴；人人疲惫不堪，都想要一张床。

献身精神已疲软，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餍足壮志已酬，富贵荣华已到手，那么还寻求、索求、恳求、乞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这东西得到了，拥有了安定、宁静和闲适，也就心满意足了。然而，与此同时，有些事实又冒出头，也开始敲门，要求得到公认。这些事实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出来，是活生生的存在，有权在社会上定位，而且在社会上安顿下来了；但这些事实通常是中士和先行官的角色，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于是，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疲惫的人们要求休息，同时，既成的事实也被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之对于事实，正如休息之对于人民，可以说是一码事。

这是英国在护国公[护国公，英国17世纪共和国时期执政者克伦威尔的称号。]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要求，这也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朝的要求。

这种保证是时代的需要，非同意不可。这种保证，表面上由王公们“赐予”，而其实，乃是事物的力量所给予的。这一条富有教益的深刻真理，斯图亚特王室在1660年浑然不觉，而波旁王室在1814年甚至一无所见。

拿破仑垮台时，返回法国的那个命定的家族，不幸天真到极点，竟认为是他们家族赐予的，而且可以收回所赐予的东西；还认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路易十八宪章中让出的政治权利，不过是那神圣权利的一根枝杈，由波旁家族折下来，恩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心血来潮，就夺回去。按说，波旁王室在赠予时既感不快，就应当意识到这并不是它的赠予。

到了19世纪，波旁王室便一副怄气相了，每逢全民族兴高采烈，它就怒形于色。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粗俗的字眼，即通俗而实在的字眼——它总呱嗒着脸。人民早就看出来了。

它自以为强大，只因帝国像舞台上一个布景，从它面前给搬走了，殊不知它本身也是那样给搬来的。它没有看到，它也握在搬开拿破仑的那只手掌里。

它是过去的东西，也就自认为有根基，其实不然；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须绝没有深入波旁家族里，而是长在民族当中。这些看不见而又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构成一国人民的历史。这些根须四处伸延，唯独伸延不到王座下面。

对法兰西而言，波旁家族只是它历史上的血腥突出的结疤，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构成和它政治的必要基础了。人们可以抛开波旁家族，而且抛开了二十二年，持续的问题已经解决，波旁家族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热月九日还想象路易十七当政，在马伦戈大捷那天还想象路易十八在统治，怎么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王公们还从来没有如此无视事实，无视事实所包含并颁布的那部分神圣权威。所谓国王权利的这种下界的妄念，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利。

天大的谬误，导致这个家族又伸手取回1814年“赐予”的保证，取回他们所谓的让步。实在可悲!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让步，正是我们赢得的成果；他们所谓的我们的侵占，也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全国有根基，也就是说自认为力量强大，根深蒂固，觉得时机一到，就突然打定主意，孤注一掷了。一天早晨，它挺立在法兰西面前，提高嗓门，否认集体的名分和个人的名分，否认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本原。

这就是七月敕令的臭名昭著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情合理。然而应当指出，它并不是绝对敌视一切形式的进步。但是，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却袖手旁观。

王朝复辟时期，全国习惯了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缺乏的；全国也习惯了在和平中求强盛，这也是帝国所缺乏的。　　　　自由而强盛的法兰西，成为鼓舞欧洲各国人民的景象。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统治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时期，就轮到才智发言了。大风止息，火炬重又燃起；只见宁静的顶峰上，闪烁着思想的纯洁之光。那美妙的景象，又有益又迷人。这十五年间可以看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等，这些对思想家已十分陈旧、而对政治家却极为新鲜的伟大原则，在和平环境并在公开场合发挥作用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830年。波旁家族不过是文明的一个工具，在上天的手中折断了。

波旁家族下台时气度恢宏，但不是他们，而是人民表现出来的。他们离开宝座时神态严肃，但已丧失威望了。他们步入黑夜，并不是那种隆重的引退，而能给历史留下巨大的伤怀，既不像查理一世那样保持幽灵般平静，也不像拿破仑那样发出雄鹰般长啸。他们离开了，仅此而已。他们放下王冠，也没有保住光环。他们神气十足，却毫无威仪。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违背了遭逢厄运时所应有的庄严。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命人将一张圆桌改成方桌，看来，他特别关心别坏了礼仪，而不在乎要倾覆的君主制。这种萎缩退化，足令热爱他们本人的那些效忠者伤心，也足令赞赏他们家族的严肃者伤心。人民，却是值得钦佩的。忽然一天早晨，国民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但国民感到无比强大，并没有动怒。他们自卫，而且有节制，让事物各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的轨道，将波旁家族置于流放的路上，可惜呀!到此就止步了。他们把老王路易十世从遮蔽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拉出来，却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触到王族成员的躯体，小心翼翼，心中只有悲凄。当年，在街垒巷战那日[1588年5月12日，巴黎下层市民起义，筑街垒巷战。纪尧姆·德·维尔是政治活动家，在事件后发表演说。1589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登上王位。]之后，纪尧姆·德·维尔说：“那些惯于博取大人物欢心的人，那些像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的鸟儿，从厄运跳到旺运的人，要显示胆量，反对处于逆境中的君王，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在我看来，君王的命运，尤其遭难的君王的命运，始终应当受到敬重。”忆起这番话并在全世界面前付诸实践的，似乎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了并陶醉在胜利中的法兰西。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正如刚才讲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本身。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伊始，全世界敌友就分明了。有些人欢欣鼓舞，前来投奔，另一些人则转过身去，这要由各自的天性而定。在这一拂晓的时刻，欧洲的君主们又惊诧又伤了自尊心，好似猫头鹰闭上眼睛，等再睁开便射出凶光了。惊惧可以理解，气恼也情有可原。这场奇异的革命只引起轻微的震动，连视为敌人并使其流血的那份光荣，都没有给予战败的王朝。专制政府总希望自由力量自我谤毁，认为七月革命不该来势那么猛，进行得又那么温和。况且，也没有发生任何企图破坏这场革命的事件。最不满的人、最恼火的人、最害怕的人，最后也都欢迎这场革命。我们不管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个合作者在人力之上效力，一种神秘的敬意不能不油然而生。

七月革命是人权击垮事实的胜利。这真是光辉灿烂的事物。

人权击垮事实。正因为如此，1830年革命放射光芒，也正因为如此，革命显示了宽容。获胜的人权，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就是永葆美好和纯洁。既成事实，如果极少包含或者根本不包含人权，那么即使表面上最为需要，即使最为当代人所接受，随着时间的延伸，也必定要变成畸形的、丑恶的，甚至怪诞的。要想一下子就验证，既成事实能达到何等丑恶的程度，只需隔着几世纪，看一看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也译为马其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佛罗伦萨。代表作为《君主论》。]就够了。马基雅弗利绝不是凶神恶煞，不是魔鬼，也不是无耻下流的作家，他仅仅是个事实而已。不仅仅是意大利的事实，还是欧洲的事实，16世纪的事实。他似乎十分可憎，以19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的确如此。

人权和事实的这种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让纯洁思想和人类实际相融合，以和平方式让人权和事实相互渗透，这就是贤哲的工作。

二　不善终

然而，贤哲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1830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者就来拆毁沉船。

在本世纪，机灵者自封为政治家；结果用来用去，政治家一词就多少染上点行话的色彩。的确不应忘记，哪里只讲机灵，哪里必行小器。机灵者，庸人之所谓也。

同样，政治家，有时也是民贼之所谓。

照机灵者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的动脉管，必须赶紧接上。人权，如要求过高，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因此，人权一经确认，就应当巩固国家。自由一有保障，就应当为政权着想。

事情到这里，贤哲还没有同机灵者分家，但是开始有了警觉。政权，就算这样吧。然而先得明确，政权是什么呢？其次要明确，政权从何而来？

机灵者似乎没有听见低声的异议，还继续他们的勾当。

这些政客善于给自己的图谋戴上必要性的面具，他们声称一场革命之后，如果是在君主制国度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找到一支王族。据他们说，这样，人民革命之后生活就能安定，也就是说，有时间包扎伤口和修缮房舍。王朝保存了脚手架，庇护了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

然而，找到一支王族并非总是易事。

必要时，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抑或任何一个有钱财的人，都可以当国王。头一种情况如波拿巴，后一种情况如伊图尔维德[伊图尔维德，墨西哥将军，1821年称帝，1823年被赶下台，次年被枪毙。]。

不过，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成为王族，必须是年代悠久的世族才行，而几个世纪的皱纹不是一日之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观点上看问题，当然不管其对错与否，那么一切革命之后，从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他可以是而且最好是革命派，不管是亲身参加还是插手革命，不管是给革命抹黑还是增光，也不管使用的是大斧还是利剑。

一个王族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它应当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对革命不即不离，不采取行动，仅接受思想。它应由过去构成，有历史渊源，也就由未来构成，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只要找到一个人，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就行了，而后来的革命则非要寻求一个家族不可，如勃兰斯维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这类王族类似印度的无花果树，那种树枝条垂到地面就能扎根，长出幼树。每一支都能变成一支王族。唯一的条件就是俯向人民。

这就是机灵者的理论。

伟大的艺术也正在于此：给胜利多少配上一点灾难的声响，以便让获利的人世心有余悸，每走一步都散布点畏惧情绪，拉长过渡时期的弧度，直到进步稳慢下来，淡化曙光的色彩，揭露并削减热情的激烈度，削掉棱角和尖爪，往胜利中絮棉花，给人权穿上暖和舒服的衣裳，给高大的人民套上法兰绒装，赶紧扶持他们睡下，规定精力过旺的人节食，给大汉安排初愈病人的饮食，将事件纳入权宜之计的轨道，请那些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喝些甜酒加药茶，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战果扩大，给革命安上遮光罩。

这种理论，1688年在英国实施过，1830年又采用了。

1830年那场革命，到半山腰停止。半拉子进步，近似于人权。然而，逻辑可不管什么差不多，就像太阳无视蜡烛。

是谁让历次革命停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就是要得到其满足的利益。昨天挨饿，今天吃饱，明天餍足。

1814年拿破仑之后的现象，到1830年查理十世下台之后又重演了。

其实，不该把资产阶级当成一个阶级。所谓资产阶级，无非是民众之间得到满足的那部分人。所谓资产者，就是现在有时间闲坐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然而，急于要坐下，人类的步伐就可能停下。这往往是资产阶级的过错。

不能因为大家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可以促成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也不是用以划分出一个社会阶层来的。

再说，即使对待利己主义，也应当公正；人民中间称为资产阶级的那部分，经历了1830年的震荡之后，所渴望的状态，既不是掺杂冷漠和懒惰，并包含一点惭愧的那种委顿，也不是进入梦乡暂忘现实的那种休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字眼有双重意思，既奇特又颇为矛盾：部队行进，也就是运动；停歇下来，也就是休息。

立定，就是休整队伍，就是武装警惕着的休息，就是布置岗哨而又处于戒备状态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1830年和1848年的间隙。

我们这里所说的战斗，也可以叫作进步。

因此，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政治活动家，都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喊这个口令——“立定”。一个“应时而生”的人，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既代表革命，又代表稳定，换言之，就是能明显地协调过去和未来，从而巩固现在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现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百二十一人将路易-菲力浦抬上王位。拉法耶特主持了加冕典礼，称他是“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取代了兰斯大教堂。[法国国王大多在兰斯城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

半王位替代全王位，这就是“1830年的业绩”。

等机灵者大功一告成，他们这种解决方式的大弊病也就显露出来。这一切，是在排除绝对人权的情况下完成的。绝对人权高喊一声：“我抗议!”接着，事情真可怕，人权又回到黑暗中。

三　路易-菲力浦

革命有威猛的胳臂和幸运的手。革命打得狠，选得好，即使不彻底，即使串种而不纯了，像1830年革命那样降到次等革命的地位，革命也几乎无一例外，总有上天的保佑，能保持足够的清醒，而不至于成为不速之客。革命一时黯然失色，但绝不会退位。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分吹嘘。革命同样会出错，而且出过严重错误。

话题还是回到1830年吧，1830年虽然偏离，但还是幸运的。那场革命突然中止，随后建立起所谓的秩序，在那机构中，国王超过王位，胜任有余。路易-菲力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他父子二人，一个备受指责，一个备受尊敬，当然，历史会向他父亲提供减轻罪责的情节，而他则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路易菲力浦关注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事业；他了解一分钟的价值，有时却认不清一年的价值；他为人审慎、安详、平和、宽容，是好好先生，也是好好王爷，跟妻子同房，王府中专有仆人引导有产者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长房炫耀淫靡生活之后，这样展示正经的私生活就变得有益了；他会欧洲各种语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并会讲维护各种利益的话；他是“中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而且超越这个阶级，至少比这个阶级伟大；他珍视自己的血统，但又极为明智，特别倚重自身价值，即使在血统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十分特别，自称奥尔良系，而非波旁系，他还仅仅是尊贵的殿下的时候，就俨然以正统大王爷自居，一旦成为国王陛下，他反而像个厚道的市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啰里啰唆，在亲随密友中间说话却简洁明了；他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既节俭，又为豪兴或职责而轻易挥霍；他有文学修养，但对文学没有多大兴趣；他有贵族气派，却没有骑士精神；他朴实、沉静，又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他的言谈特别吸引人：他是个憬悟的政治家，内心冷漠，遵从眼前利益，事必躬亲，既不报恩也不结怨，用平庸琐事无情地消磨高才俊杰；他善于利用议会的多数，批驳在王座下面神秘而一致的隐隐怨声；他感情外露，外露有时则失慎，但是失慎中又蕴含绝妙的灵巧：他点子多，脸变得快，脸谱也多，常借欧洲恫吓法国，又借法国恫吓欧洲；毫无疑问，他爱国，但他更爱家；他视治理重于威权，视威权重于尊严，这种倾向有糟糕的一面：凡事务求成功，有时就不择手段，也不绝对摈斥卑劣行径；但也有顶用的一面：避免政治激烈冲突、国家分裂和社会灾难；他还特别细致、准确、警惕、专注、精明，而且不知疲倦，有时自相矛盾，自己违令负约；他在安科纳[1832年，法国派一支远征部队，到意大利的安科纳抗击奥地利。]大胆地反对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对抗英国，还炮轰安特卫普[1832年，法军赶走拒绝将安特卫普交还比利时的荷兰军。]，赔偿普里查德[普里查德(1796—1883)，英国传教士，在法国支持新教反对法国，1844年被法国当局逮捕。同年，在英国政府抗议下，法国政府赔偿普里查德25000法郎。]，充满信念高唱马赛曲；他从不沮丧，从不疲倦，喜欢美好和理想、大胆的豪迈，喜欢乌托邦、幻想，也爱愤怒、虚荣和恐惧，具有坚韧不拔的全部个人素质，在瓦尔密当将军，在热马普又当士兵，八次险遭毒手，脸上笑容常驻，勇敢赛似榴弹兵，胆量比得上思想家，仅仅因为担心欧洲可能发生动荡，绝不会在政治上大冒风险，并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但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常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影响，以便让人服从一个聪明人，而不是服从国王；善于观察，却不善于预测；不大注意才智，却有知人之明，也就是说见到人才下结论；感觉敏锐、洞彻，明智务实，能言善辩，记忆力惊人，不断汲取这种记忆，他唯独这一点像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了解事实、详情、日期、人名、地名，却无视趋势、热情、民众的各种才能、内心的憧憬、灵魂隐藏不露的悸动，总之，无视可以称作意识潜流的一切；为表层所接受，但与底层的法兰西不甚融洽，能巧妙机变，但管理有余而统治不足；委任自己当内阁总理，擅长利用现实的小东西阻挡思想的潮流，往文明、秩序和组织方面的真正创新才能中，掺杂莫名其妙的讲求程序和吹毛求疵的精神；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兼代理人，某点像查理大帝，某点又像公证人，总之，形象高大而特殊，为王不顾法兰西的不安而能确立政权，不顾欧洲的嫉妒而能求强盛，因此，路易-菲力浦将划入末世纪杰出人物之列，而且，他若是稍微喜爱点菜名，若是对实用和伟大一视同仁，那就可能跻身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列。

路易-菲力浦年轻时很英俊，老来仍然风度翩翩，虽不能说总得到全国人的称许，但总能受到大多数人的赞赏。他就是讨人喜欢，有这种天赋——魅力。威仪，他倒是缺乏，身为国王而不戴王冠，人已老迈却无白发。他保持旧朝的举止，却有新朝的习惯，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杂种，正合乎1830年，代表过渡政权；他保留了法语的古代发音和书法，拿来为现代思想服务；他喜爱波兰和匈牙利，但是他写成“波利人”，说成“匈牙兰人”。他像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警卫队军装，又像拿破仑那样，佩戴一条荣誉团勋章绶带。

他很少去礼拜堂，根本不去打猎，也从不光顾歌剧院，绝不受神职人员、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深孚众望。他根本没有扈从，出门腋下就夹把雨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把雨伞就是他的光环。他懂点泥瓦匠活儿，也懂点园艺，还懂点医道，曾给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马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总带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总带着匕首那样。保王派常常讥讽这个可笑的国王，而他却是头一个以放血的方式治病的人。

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问罪，要扣除一部分。指控王国，指控政府，指控国王，这三笔账各有一个总数。民主权利被剥夺，发展进步退居第二位，上街抗议遭粗暴弹压，起义被武装镇压下去，暴乱也以武力平息，特朗斯诺南街事件[1834年4月14日，巴黎居民在特朗斯诺南街起义，遭政府军屠杀。]，军事委员会问题，真正的国家为合法国家所吞没，政府同三十万特权人物均摊盈亏，这些算在王国的账上；拒绝比利时，强行征服阿尔及利亚，跟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手段野蛮的程度大于文明的程度，对阿布德-埃勒-卡迪尔失信[阿布德-埃勒-卡迪尔(1808—1883)，阿拉伯酋长，曾抗击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1848年被迫投降，押往法国囚禁，1852年退隐到大马士革。]，收买德茨[1832年，西蒙·德茨为了10万法郎赏金，将贝里公爵夫人出卖给政府。]，赔偿普里查德，这些算在政府的账上；偏重于家庭式而不是国家式的政治，这要算在国王的账上。

可见这样一算细账，国王的责任就减轻了。

他的大错则是，代表法国时太谦虚了。

这个错误是怎么铸成的呢？

不妨谈一谈。

路易-菲力浦身为国王，还摆脱不了当父亲的形象。一个家族通过孵化而成为一个王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轻举妄动，因而过分畏怯，这就惹恼了既有7月14日的民权传统，又有奥斯特利茨军事传统的人民。

不过，若是抛开应当首先履行的公职不谈，路易-菲力浦对家庭一往情深，那家庭也受之无愧。他那家人很出色，德才兼备。他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将族名打进艺术家圈子里，正如查理·德·奥尔良将族名捧上诗坛一样。她将自己的灵魂雕成一尊大理石像，由她命名为贞德。路易-菲力浦的儿子，有两个赢得梅特涅这样一句颇具煽动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可多得的青年，也是两个不可多得的王子。”

这就是路易-菲力浦的真实情况，毫不减损也毫不夸大。充当具有平等意识的君王，这本身就载负复辟王朝和革命之间的矛盾，具有身为革命者令人不安，而身为统治者又变得令人心安的这种因素，因此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适逢其时；人和时势从来没有像这样一拍即合，彼此交融，浑然一体，路易-菲力浦，这是1830年造出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个条件，王座非他莫属，就是流亡。当年他被放逐，一贫如洗，四处流浪，要靠自己的劳动过活。法国这个拥有最富饶采邑的王公，在瑞士要卖掉老马好填饱肚子。在赖谢瑙，他给人上数学课，而他妹妹阿黛拉伊德则刺绣和缝纫。一位国王的这种经历，特别鼓舞资产阶级。他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最后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下令造的，路易十五还使用过。他是迪穆里埃的伙伴，是拉法耶特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博拍过他的肩膀，丹东叫过他“年轻人”!1793年时他二十四岁，叫德·沙特尔先生，曾坐在国民公会一个幽暗的小隔间里，目睹对那个让人十分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审判。革命盲目的远见，要在国王身上摧毁君主制，也将国王随同君主制一并摧毁，几乎没有注意处于思想狂暴碾压中的那个人，风暴席卷审判庭全场，公众愤怒质问，卡佩无言以对，这个国王的头无比惊愕，剧烈摇晃，眼看要被这阴风吹掉，而在这场灾难中，无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所有人都相对清白，这些情况，路易-菲力浦见到了，他观望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看到几个世纪被押到国民公会的案前受审，看到从路易十六身后，从这个替罪羊身后的黑暗中，挺立起骇人的被告：君主政体。因而，他灵魂中始终保存一种敬畏情绪，敬畏几乎跟天道一样不问是谁的那种人民的统一裁决。

革命在他心上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思议的，他的记忆仿佛是那伟大年代每分钟的活的标记。有一个见证人是无可怀疑的，有一天，他当着那人的面，仅凭记忆纠正了制宪议会以A字母开头的名单。

路易-菲力浦是明如白昼的国王。他统治的时期，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和言论自由。九月的法律[1836年9月颁布的刑事法规。]是宽松的。他虽然知道阳光对特权的侵蚀力，还是将王座放在阳光之下。他这种诚实态度，历史会有公论。

如同所有退出舞台的历史人物，路易-菲力浦今天也接受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仅仅是一审。

历史以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由声调说话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未到来；时候未到，还不能对这位国王宣布最后判决；严厉而出色的历史学家路易-菲力浦是由所谓二百二十一和一千八百三十这两个半拉子选出来的，也就是由半拉子议会和半拉子革命选出来的；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处的高度来看，我们今天评价他，必须根据绝对民主的原则有所保留，正如读者在上文所见的那样；从绝对的高度看，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除此而外，任何权利都是僭越；不过，有了这些保留之后，我们今天所能讲的，总括起来说，不管从哪方面观察，不管从他本人还是从人类善良的角度看，拿旧历史的老话来说，路易-菲力浦都将是历代最好的一个君王。

有什么可指责他的呢？无非是王位。去掉国王这一名号，路易-菲力浦就只是个人，而他这个人是好的，有时好得令人赞叹。就是在最严重的忧虑困扰中，同大陆的整个外交使团斗争了一天之后，晚上回到房间，疲惫不堪，又十分困倦，他做什么呢？他往往拿起一份卷宗，连夜复查一桩刑事案件，认为同欧洲抗衡固然重要，但是从刽子手那里夺回一条人命更重要。他常常固执己见，同司法大臣争辩，同检察长争夺断头台前每寸地盘，而且叫他们“这些法律的长舌头”。有时桌案上堆满了卷宗，他总一一审阅，如果丢弃那些被判决的可怜人，他会深感不安。有一天，他对上面刚提到的那个见证人说：“昨天夜晚，我赢得了七颗头。”在他统治的头几年，死刑几乎废除了，而重新建起的断头台，是针对国王的一种暴力。河滩法场随同王族长房消失了，资产阶级的河滩法场又建起来，称为圣雅克城关法场；“务实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资产阶级阵营中，代表狭隘派的卡西米尔·佩里埃[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银行家，政治家，1831年任内阁总理。]对代表自由派的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胜利。路易-菲力浦亲手注释过贝卡里亚[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经济学家，刑法学家。]的著作。在破获菲埃斯齐[菲埃斯齐(1790—1836)，科西嘉阴谋分子，1835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遂。]的爆炸装置之后，路易-菲力浦高声叹道：“这回没伤到我还真遗憾，否则，我就可以赦免那个人了。”还有一次，关于我们时代一个最侠义的人，一个被判决的政治犯[巴贝斯(1809—1870)，法国政治家，激进共和党人，1839年被判处死刑，赦免后又屡次被捕并囚禁，后来流亡国外。]，路易-菲力浦针对内阁的阻力写道：“同意赦免，只待我去争取了。”路易-菲力浦跟路易九世一样温和，跟亨利四世一样善良。在历史中，善良是稀有的珍珠，因而在我们看来，善良的人几乎总要排在伟大的人前面。

路易-菲力浦受到的评价，有的很严厉，有的也许很生硬，而一个认识这位国王，如今已成为游魂的人[作者自谓，其时雨果流亡国外，自比游魂和已亡人。]，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显而易见，这一证词无论怎样，首先是无私的；已亡人写的墓志铭自应坦率；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便有权称颂，不必害怕有人指着流亡中的两座坟墓说：“这个吹捧了那个。”

四　基础下的裂缝

路易-菲力浦统治初期，笼罩阵阵险恶的乌云，而本书叙述的故事即将钻进那样一片乌云的时候，就不能含混，必须表明对这位国王的看法。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直接争取，而是革命的一种转折的结果，显然同革命的真正目的大相径庭，但是在这中间，他身为奥尔良公爵，的确没有任何主动的行为。他生为王公，也自认为是选定的国王。他绝没有给自己加上这一称号，绝不是攫取，是别人授予他的，他就接受了，而且确信，当然错误地确信，授予符合权利，接受也符合义务。因此，他柄国出于诚意，我们也由衷地说，路易-菲力浦善意柄国，民主派抨击也出于善意，社会斗争所产生的种种惊骇，既不能怪罪国王，也不能怪罪民主派。原则的冲突犹如物质的冲突。海洋保卫水，狂风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国，民主保卫人民；君主制这个相对的东西，要抵御共和制这个绝对的东西；社会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不过，今天社会所受的痛苦，日后将转化为社会安定；不管怎样，在这里绝不应谴责那些相斗的人：两派中显然有一派错了；人权并不像罗得岛的巨人[公元前282年，希腊罗得岛上竖起一尊巨大的太阳神像，脚踏港湾两岸，后毁于大地震。]那样横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一方，一只脚踏在君主制一方；其实，人权不能分割，必须整个儿站在一边；不过，那些错了的人，错了也不失真诚；盲人看不见不是罪过，正如旺岱人那种行为不算土匪一样。因此，这种剧烈的冲突，只能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管这些风暴多么猛烈，人卷入其中并无责任。

结束这一论述吧。

1830年的政府立即碰到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刚诞生，今天就要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才刚刚安装，尚不牢固，就已经感到四处蠢蠢欲动了。

阻力第二天出现了，也许昨天就已生成。

敌意逐月增长，暗斗化为明争。前面说过，七月革命，外国各君王不接受，法国内部又有不同的理解。

上帝的意志是鲜明的，但通过事件向人宣示，就是神秘语言写成的天书。人们当场解释，未免草率、失真，充满错误、纰漏和反义。极少人能懂得神的语言。最聪明的人、最冷静的人、最深邃的人，能慢慢地辨读；可是，等他们诠释出来，事情早成定局，广场上已经有二十几种解释了。每种解释产生一个党，每种反义产生一个派别；而且，每个党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正确的阐述，每个派别也都认为自己拥有真理。

政权本身，也往往是一个派别。

在革命洪流中，有人逆水游泳，那是旧党派。

旧党自恃奉天承运，把住继承权不放，认为革命既然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那么人们就有权反抗革命。大谬不然。须知在革命中，反抗者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只要正常完成，本身就包含了合法性；革命，有时会被假革命者玷污，尽管玷污，也要坚持到底，尽管沾了鲜血，也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应时而生的。一场革命就是由伪归真。有革命，因为革命乃必有。

正统的旧党从错误的论证出发，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革命。谬误是绝好的炮弹，能灵巧地打击革命的要害，打击它的铠甲的薄弱处，打击它不合逻辑的地方；正统派恰恰抓住王位问题攻击这场革命。他们冲革命吼道：“革命，要这国王干什么？”派别是瞎子，却能瞄准。

共和派也同样发出这种吼声，但是从他们口里喊出来就合逻辑了。在正统派那边表现为盲目，在民主派这边就表现为明见了。它1830年令民众破产。民主派义愤填膺，要责问它这一点。

七月政权，被过去和未来两面夹击，只好自己苦苦经营；它仅仅体现这一短暂时刻，后有几百年的君主制，前有千秋万代的人权。

此外，1830年既然不复革命，而变成君主制，那么在对外方面，就不得不同欧洲步伐一致。局面尤为复杂的是，还要保持和平。逆方向寻求和睦，往往比进行一场战争还要靡费。这种暗斗总要忍气吞声，又总愤愤不平，由此产生出来全副武装的和平，无异于饮鸩止渴，连文明都怀疑起自身了。七月王朝套进欧洲各国内阁的车辕里，只能徒然地蹦跳，而梅特涅很想用皮带将它捆住。七月王朝，在法国受进步的推动，在欧洲又推动君主国那些缓慢的爬行动物：一方面被拖着，一方面又拖着后面的。

这期间，国内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苦难、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货币、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在社会上层出不穷，险象环生。

除了名副其实的政党，还显出一种动向：哲学的沸腾，同民主的沸腾相呼应。精英同民众一样，都感到惶惑不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同样强烈。

一些思想家在思考，而人民大众这片土壤，经过革命洪流的冲击，在下面还莫名其妙地狂震乱颤。思考者有的单干，有的聚为门户，几乎结社，冷静而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而地表下面的人却不为所动，静静地挖掘坑道，推进到一座火山的深层，不大在乎隐隐欲发的震动和依稀可辨的烈焰。

在这动荡的时期，这种相对平静，也不失为壮观的景象。

下层人将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只是一心解决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取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把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高到宗教那样神圣的地位。文明的形成，上帝的意志少，人为的成分多，各种利益根据一条活跃的法则，相互聚拢，凝结并混杂，从而形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须知这条法则，早由政治上的地质学家——那些经济学家精心研究过了。

这些人组成团体，取了各种名称，但可以总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力图凿穿这岩石，让人类幸福的泉水喷射出来。

他们的工程包容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上，他们又增添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从理论上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这也不足为怪。我们的能力只限于指出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者向自己提出的全部问题，抛开主观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含劳动问题。

第二个问题包含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问题涉及福利的分配。

合理使用劳力，国家才有权力。

合理分配福利，个人才有幸福。

所谓合理分配，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首要的平等，是公平合理。

外有国家权力，内有个人幸福，两者结合便出现社会繁荣。

社会繁荣就意味个人幸福，公民自由，国家强大。

这两个问题，英国解决了头一个，创造了财富，令人赞叹，然而分配不当。这种解决办法只完成一个方面，就必然导致两个极端：极富和极穷。少数人享受应有尽有，其他人，即人民受穷，一无所有。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正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建立在个人穷困上，国家强大扎根于个人痛苦中，这种形势既虚假又危险。强大，但是结构很糟，全是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旨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大谬不然。那种分配扼杀生产。均等平分便清除竞争。从而也消除劳动。这是屠夫式先分后宰的分配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解决方式是行不通的。扼杀财富不等于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要解决得好，必须一同解决；解决方式要合二而一。两个问题如果只解决头一个，你就会成为威尼斯，你就会成为英格兰。你会像威尼斯那样徒具人为的强盛，或者像英格兰那样徒具物质的强盛；你将是为富不仁。你要像威尼斯死亡那样死于非命，或者像英格兰垮台那样毁于破产。大众会袖手旁观，任由你毙命和垮掉，因为，只图私利的东西，不能代表人类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要垮掉要毙命，大众一概不予理睬。

自不待言，这里用威尼斯、英格兰等字眼，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结构；不是指民族，而是指附在民族上面的政治集团寡头。那些民族，始终赢得我们的敬意和好感。人民的威尼斯必将复活，贵族的英格兰必将垮台，然而，作为民族的英格兰，则是永生的。申明了这一点，我们继续往下谈。

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穷；制止强者不公正地剥削弱者，刹住半路上的人对到达者邪恶的嫉妒，以手足之情精确地调准劳动工资，根据儿童的成长情况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成年人具有科学基础，使用手臂的同时发展智力，要成为强大的人民，同时又是幸福人的家庭，财产所有制要民主化，不是废除，而是普及，让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总之，要善于生产财富，也要善于分配财富；那样一来，你们就兼有物质上的伟大和精神上的伟大，就不愧称为法兰西。

这就是在走入迷途的宗派之外，宗派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讲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在实际中探索，在思想上规划的。

令人赞叹的努力!神圣的尝试!

然而，路易-菲力浦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例如，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作为政治家有时也格外需要重视哲学家，有些事情看似明显而又模糊混乱，要制定新政策，既顺着旧社会，又不太违反革命思想，要应付必须用拉法耶特来保护波利尼亚克[波利尼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1829年任查理十世的内阁总理。他在1830年7月25日签发的法令，导致了七月革命，革命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836年被赦。]的局面，对暴乱中透出的进步要有预感，既考虑议会又考虑街头，平衡他周围力量的竞争，还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一种说不清的顺应，隐隐接受一种最高的权力，同时又绝不背离自己的血统，保持家庭观念，真诚地尊敬民众，表明自己的诚实和善良。这一切萦绕于心，路易-菲力浦未免苦恼，他再怎么坚强，再怎么勇气十足，也深感做国王之难，简直不胜其负。

他感到脚下要分崩离析，但又绝不会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更加法兰西了。

天边布满大块大块乌云，奇异的阴影越逼越近，渐渐遮住人、物和思想，那是各种愤怒和各种派系的阴影。一切被匆忙遏制的东西，又都蠢蠢欲动，开始活跃了。这种诡辩和真理混杂的空气令人窒息，这诚实人的良心有时不得不喘息一下。社会惶惶不安，人心浮动，好似暴风雨前的树叶。电压极强，有时不知什么人一个闪光，突然显现一下，继而又一片昏黑。隆隆的闷雷声不时传来，可以判断出乌云中饱蓄了雷电。

七月革命刚过去二十个月，1832年伊始，形势便一触即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劳动者没有面包，最后一个孔代亲王命赴黄泉[孔代是波旁家族的支系，1830年，最后一个孔代亲王被吊死在郊野。]，布鲁塞尔驱逐了拿骚家族[拿骚家族，12世纪前，在拿骚附近建立领地的家族，其孙曾为德意志王、荷兰国王等，为显赫家族。]，就像巴黎赶走了波旁家族一样；比利时要奉一位法兰西王公为君主，最终还是交给了一位英格兰王公；俄罗斯对尼古拉的统治恨之入骨；我们身后还站着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费迪南德[费迪南德七世(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1833年在位。]和葡萄牙的米盖尔；意大利发生地震，梅特涅将手伸向博洛尼亚，法兰西在安科纳粗暴对待奥地利，北方传来将波兰钉入棺木的特别瘆人的钉子声，整个欧洲怒目窥视法兰西，靠不住的盟友英格兰随时准备推波助澜，趁火打劫；贵族院拿贝卡里亚作挡箭牌，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百合花图案从御辇上被刮掉了，十字架也在圣母院被强行取走：拉法耶特收缩了，拉斐特破产了，邦雅曼·贡斯当[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政治家、作家。]饿死了，卡西米尔·佩里埃[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法国银行家、政治家，1831年任内阁总理，镇压了巴黎和里昂人民起义，帮助比利时驱逐拿骚，出兵安科纳阻击奥地利远征军。]累死了：王国的思想都市和劳动都市双双害病，一个害了政治病，一个害了社会病；巴黎发生内战，里昂发生奴役战；两座城市都像熔炉，冒出同样的火光；百姓额头上显现火山爆发前的紫光；南部狂热，西部混乱，德·贝里公爵夫人去了旺岱地区，阴谋、谋反、起义、霍乱，这一切又给汹汹的思潮增添了纷纷的事变。[1832年德·贝里公爵夫人在旺岱鼓动起事反对路易-菲力浦未遂。]

五　历史经历而又无视的事实

将近4月底，整个局势恶化了。发酵转为沸腾。从1830年起，零星发生过局部小暴动，迅速弹压，但压而复起，这是暗流大汇合的信号，酝酿社会大乱。一场可能爆发的革命，虽然轮廓还不清晰，但已隐约可见了。法兰西注视巴黎，巴黎注视圣安托万区。

圣安托万区底火很旺，就要沸腾起来了。

夏龙街上那些酒馆的气氛，可以说又严肃又激荡，尽管连用这两个词形容酒馆显得有些怪。

在那些酒馆里，谈论政府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公开讨论“究竟是大干一场还是老实待着的问题”。在店铺后间，有人组织工人宣誓：“一听见警报的喊声，立刻上街投入战斗，不管有多少敌人。”宣誓完了，坐在酒店角落的一个男人“嗓门洪亮”，说道：“你理解啦!你宣誓啦!”有时还上二楼，到一个房门紧关的房间，那里有近似秘密组织的场景，让新加入的人盟誓：“要像对待家长那样效力。”这是套话。

在楼下餐厅，大家阅读“颠覆性”小册子。“他们抨击政府”，当时一份密报上这样说。

在那里常能听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头儿的名字。我们这些人，只能提前两小时知道行动的日期。”一名工人说：“我们有三百人，每人就算出十苏钱，也能凑一百五十法郎，用来制造子弹火药。”另一名工人说：“我不要求半年，两个月也不要，两周之内，我们就能跟政府分庭抗礼了。有两万五千人，就可以跟政府较量较量了。”还有一名工人说：“我觉都不睡了，要连夜赶制子弹。”有时，一些“衣着漂亮的绅士打扮”的人走来，“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指挥”的样子，同“最重要的人物”握握手，随即又走掉，逗留从来不超过十分钟。大家低声交谈，说出来的话意味深长：“密谋万事俱备，这回盼到头了。”引用当时一个在场的人原话说：“那里所有人议论纷纷，全都这么讲。”群情激昂到了极点，甚至有一天，一名工人冲满店的顾客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伙回答：“士兵那里有啊!”这话颇为滑稽，无意中模仿了波拿巴告意大利军团书。还有一份报告补充说明：“他们更秘密的事情，就不在那里传递了。”旁人听了他们说的话，还不大明白话里隐藏着什么。

那些聚会往往是定期的。有些聚会从不超过八个到十个人，而且总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集会随便参加，大厅里人太多，不得不站着；来的人有些是出于满腔激情和狂热，有些是上班路过。革命时期，酒馆里有些爱国妇女，她们拥抱新来参加集会的人。

还有一些生动的事例。一个人进了一家酒馆，喝完酒说了一句：“酒家，欠多少账，革命会付的。”

在夏龙街对面一家酒馆，大家还推选革命委员，鸭舌帽就当投票箱。

有些工人去科特街一位剑术师家聚会，那位剑术师收徒传艺，厅里陈列各式各样武器：木剑、棍棒、花剑。有一天，他们脱下套子试花剑，后来有个工人提起：“我们是二十五人，但他们把我看成笨蛋，指望不上。”那个笨蛋，就是后来的喀尼赛。

随便酝酿的事情，不知怎的渐渐传得神乎其神。一个打扫门口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他们早就拼命赶制枪弹。”大街上能看见告各省革命卫队书。有一份呼吁书上的签名是：“酒商，布尔托。”

有一天，在勒努瓦市场一家酒店门前，一个留络腮胡子的汉子登上街角石，操着意大利口音，宣读一份似乎由秘密权力发布的奇特文告。一群群人围住他，给他鼓掌。有人搜集记录了最激动人心的片段：“我们的学说受阻，我们的公告被撕毁，我们张贴公告的人受监视，被投进监狱……”

“棉布市场的混乱现象，将好多中间派推到我们这边。”

“……创造人民的未来，还要在我们这默默无闻的行列中进行。”

“态度要明确：行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相信有什么无为状态或停滞状态。拥护还是反对人民，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别的问题了。”

“……等到有一天，我们不再合乎你们的要求，那就把我们击垮，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帮助我们向前进。”

这些话，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讲的。

还有一些事例更为大胆，唯其太胆大，反而引起民众的戒心。832年4月4日，一个行人登上圣玛格丽特街的街角石，嚷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然而，民众从巴贝夫的字眼中嗅出吉斯凯[吉斯凯，1831年至1836年任警察局长。]的气味。

那人讲了一大通，其中有这么一段：“打倒私有制!左派反对这一点，又卑鄙又口是心非。他们要表现自己正确的时候，就宣扬革命。他们怕被打倒的时候，就自称是民主派；不想战斗的时候，又摇身一变为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带羽毛的动物。你们要当心共和派，劳动者公民。”

“闭嘴，密探公民!”一名工人喝道。这一声喝断了那人的演讲。

还发生了一些颇为神秘的情况。傍黑的时候，在运河附近，一名工人同“一个穿戴讲究的人”相遇。

那人问：“你去哪儿，公民？”

“先生，”工人回答，“我没有这份荣幸认识您。”

“……可我认识你，”那人又说，“不要怕，我是委员会委员。有人怀疑你靠不住。你也知道，你要是走漏消息，别人就会盯住你。”说罢，他同工人握了握手，分开时说了一句，“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

警察不仅在酒馆，而且在街上偷听，搜集一些奇特的对话。“你快点儿让人吸收进去吧。”一名纺织工对木器工说。

“为什么？”

“要开火啦!”两个衣衫褴褛的行人，讲了这样几句明显富有雅克团[雅克团，1358年法国农民大起义。]意味的精彩对话：“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这里使用“雅克团意味”的字眼，谁若是认为含有贬义，那就错了。雅克，当时是穷人。而饿肚子的人是有权利行动的。

还有一回，有两个人走过，只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们有一个巧妙的进攻计划。”

宝座城关圆盘道的一个土坑里，蹲着四个人密谋，有人只听见这么一句：“要想方设法，再也不让他在巴黎散步了。”

“他。谁呀？”这费解的话杀气腾腾。

城郊街区常说的“主要头头”会避开这类聚会。据说，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角附近一家酒馆相聚，商讨问题。一个叫欧格的人，是蒙德图尔街缝纫互助社社长，他似乎是主要联络员，来往于那些头头和圣安托万区之间。然而，那些头头却总是非常隐蔽，后来一个被告在元老院受审时，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能驳倒这句回答的口气特别傲慢的话：“你们的首领是谁？”

“首领，一个我也不认识，一个我也认不出来。”

这些还不过是听似明白、实则模糊的片言只语，也有些空泛之论、道听途说。此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一名木工在勒伊街建房工地周围钉木栅栏时，拾到被撕毁信件的一个残片，只见上面写有这样几行字：

还有附言：

在相隔几步远的地方，那木工又拾到一张纸片，看了更为惊奇，便给同伴们看；那也是撕毁的纸片，上面的文字更是意味深长，这种奇特的材料有历史价值，不妨原样复制出来：

拾到这张秘密表格的人，后来才弄清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为五人队长，C为百人队长，D为十人队长，E为侦察队；u og a1 fe这些字母则表示日期，为1832年4月15日。每个大写字母的下面，都登记了姓名及其特殊的说明。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八支、子弹八十三发。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一支、子弹四十发。D.罗莱。花剑一把、手枪一支、火药一斤。E.泰西埃。战刀一把、子弹盒一个。准时。特雷尔。步枪八支，勇敢，等等。

那个木工在同一工地还拾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十分清楚地列出这样奇妙的单子：

保存这张单子的那个老实的市民，本来知道其中的含义。这似乎是人权社第四区各分部的总单，标明分部头儿的姓名和住址。所有这些湮没了的事实，如今完全成为历史了，不妨公布出来。要说明一点，人权社成立的日期，似乎在发现这张单子之后。也许这只是一份草稿。

当然，在那些道听途说之后，在发现那些字迹之后，有些行迹也开始显露出来了。

在波班库尔街一家旧货店里，从五斗柜的抽屉里搜出七张灰色纸，都同样叠成四折，下面压着同样灰纸裁成的二十六张四方块儿，并卷成子弹壳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调查报告还指出，抽屉散发着刺鼻的火药味。

一名瓦工下工回家，将一个小包遗失在奥斯特利茨桥旁边的长椅上，小包让人捡到送交警卫所，打开一看，里面有拉奥杰尔署名的两份印刷的对话录，一首《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歌曲，还有一个装满子弹的白铁盒。

一名工人让一起喝酒的伙伴摸摸他身上有多热，那伙伴就摸到他外套里别着一把手枪。

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城关之间那条大道，有一段最为僻静无人，一群孩子就在那路边沟里嬉戏，在一堆刨花和垃圾下面发现一个口袋，只见里面装着一个子弹模子、一个做子弹壳的木芯棒、一只还剩有猎枪火药末的木碗，以及一口小生铁锅，锅里明显有化铅水的痕迹。

凌晨五点钟，几名警察突然冲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家里，碰见他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正在做的子弹壳；那人后来参加了梅里街垒国民卫队，在1834年4月起义中牺牲了。

工人快休息的时候，看见皮克普斯城关和夏朗东城关之间有两个人，到门前有暹罗游戏柱的一家酒馆附近，在两堵墙中间的巡逻小道上碰头。其中一个从罩衣里面掏出一支手枪，要交给另外一个人，在过手的当儿他发现，胸口的汗气将火药弄潮了，就试了试打火，又往药池里添了点火药。然后，那二人就分手了。

一个叫加莱的人，常夸口他家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粒火石；后来在四月事件中，他在博堡街丧命。

有一天，政府得到情报，城郊区刚刚分发了武器和二十万发子弹。过了一周又分发了三万发子弹。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未能破获此案，连一发子弹也没有搜出来。一封被截获的信上说：“日子不远了，八万爱国者四小时之内就全拿起武器。”

酝酿起事的活动全部公开，几乎可以说平静地进行。即将举事，却当着政府的面，从容不迫地酝酿一场风暴。这场危机虽然潜行待发，但已显露征兆，可以说无奇不有。市民坦然地问工人准备的情况。有人就这样问：“暴动怎么样啦？”那口气就像说：“尊夫人怎么样？”

莫罗街一个家具店老板问道：“喂，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另一家店铺老板说道：“很快就要进攻了。这情况我知道。一个月前，你们还是一万五千人，现在就有两万人。”他献出自己的步枪，一位邻居有支小手枪，本想卖个七法郎，也献出去了。

总之，革命情绪高涨，无论巴黎还是全法国，没有一处例外。大动脉处处跳动。正如人体炎症生成薄膜那样，秘密组织的网开始向全国各地伸延。从又公开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生出来的人权社，在它一份议事日程上注明这样的日期：“共和四十年雨月。”人权社不顾重罪法庭勒令解散的判决，仍继续活动，并给各分部起了意味深长的名称，诸如下文：

人权社又产生行动社，那是激进分子，脱离出来跑到前面去。还有一些社团极力从大型母社团中拉人。那些成员抱怨让人四下拉扯。例如，高卢社和市镇组织委员会。又如，争取新闻自由会、争取个人自由会、争取人民教育会、反对间接税会。还工人平等社，内部分成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等各派。还有巴士底军，是一种按军事编制的队伍，四人由下士率领，十人由中士率领，二十人由少尉率领，四十人由中尉率领；内部相识的从来不超过五个人。这是一种谨慎和大胆相结合的创造，似乎带有威尼斯才华的特色。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条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正统派有一个团体，名为忠心骑士团，在共和派这些组织之间活动，后来被揭穿而驱逐了。

巴黎社团在各大城市建立了分部。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会。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社团，名叫库古尔德会，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在巴黎城郊，马尔索区闹腾的程度，不亚于圣安托万区，而学校激动的程度，也不亚于城郊各区。圣雅三特街的一家咖啡馆、马图兰一圣雅克街的七球台酒店，是大学生们的联络地点。ABC朋友会跟昂热城的互助社，以及艾克斯城的库克尔德会结盟；前边我们见过，朋友会的人常在穆赞咖啡馆聚会；这些年轻人也时常去蒙德图尔街附近，在一家名叫科林斯的酒楼相聚。那类聚会秘密进行，另一些聚会却尽量公开；从后来一次审讯记录的片断，也可以判断出他们多么大胆：“那次会议在哪里举行的？”

“在和平街。”

“在谁家里？”

“在大街上。”

“几个分部参加？”

“只有一个分部。”

“哪一个？”

“手工分部。”

“谁是头儿？”

“我。”

“你太年轻了，一个人做不出向政府进攻的决定。你接受哪儿的指令？”

“中央委员会。”

军队和民众一样内部挖空了，贝尔福、吕内维尔和埃皮纳勒等地后来发生的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五十二团、五团、八团、三十八团和第二十轻骑团特别寄予希望。在勃艮第地区和南方城市中，都植了“自由树”，即给旗杆戴上一顶革命红帽。

形势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圣安托万区民众的情绪，比其他任何区都更激烈，也使这种形势更为敏感和紧张。这是病痛症结所在。

这个老区的居民稠密得像个蚂蚁窝，勤劳、勇敢而愤怒又像一窝蜂，在躁动中等待和盼望一次大动荡。一片扰攘嚣嚣，但是没有停止劳作。这种又活跃又沉郁的面貌，什么言语也无法描摹。这个区阁楼的屋顶下，隐藏多少辛酸和苦难，同时也掩盖多少火热而罕见的聪明才智。苦难和聪明才智达到极点，两极一旦相遇，情况就尤为危险。

圣安托万区骚动还有别的原因，与政治大动荡相关的商业危机、实业倒闭、罢工、失业等，都要在这里产生反响。革命时期，穷困同时为因果。穷困的打击往往返回自身。这些百姓，身上满是高傲的品德，潜伏的热力能达到最高点，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他们愤怒，深沉，仿佛装满了炸药，只待落下一点火星儿，就会突然爆炸。每逢星星之火让事变之风吹送，飘浮在天边，人们就不由得想到圣安托万区，这个充满苦难和思潮的火药库，想到是什么鬼使神差，将它置于巴黎的大门口。

圣安托万区那些酒馆，前面已经多次描述过，在历史上相当有名。在动荡的岁月，人们去那里不仅畅饮，更要畅谈。那里流动着预见的精神和未来的气息，既激荡人心，又提高人的胆识。圣安托万区的酒馆，好似阿文蒂诺山上的酒家——那些酒家建在女巫洞穴上面，与灵气暗暗相通，那里的餐桌几乎全是三条腿，人们饮用恩尼乌斯[恩尼乌斯(前239—前169)，拉丁文诗人。]所称的预言女巫酒。

圣安托万区是一座积蓄民众的水库，革命的震动造成裂缝，民众的主权便流出来。这种主权可能为害，也像任何主权那样会出错；然而，它即使偏离正道，仍不失其伟大，可以喻为独眼巨神安根斯[安根斯，出自维吉尔的长诗《伊尼德》，原意为“巨大的”，形容可怕的魔怪，即指独眼巨神波吕斐摩斯。]。

在1793年，从圣安托万区时而开出野蛮的军团，时而开出英雄的部队，这要视当时的思潮是好是坏，当日是狂热还是热忱而定。

关于用“野蛮”一词，这里说明一下。在破天荒的革命大混乱的日子里，这些人毛发倒竖，衣衫褴褛，扬起铁锤，高举长矛，一个个凶相毕露，呐喊着冲向魂飞魄散的老巴黎。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结束压迫，结束暴政，结束战争，他们要求男人有工作，儿童受教育，妇女有社会温暖，要求自由、平等、博爱，要求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要建成人间天堂，要进步；他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半裸着身子，手持棍棒，大吼大叫，要争取的就是这种神圣、美好而甜蜜的东西：进步。不错，他们是野蛮人，然而却是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怒气冲天宣布人权，不惜引起惊抖和恐怖，也要逼使人类登上天堂。他们貌似蛮人，实则是人类的救星。他们戴着黑夜的面具要求光明。

我们承认，这些人看样子又粗野又凶恶，然而是为了争取善而粗野凶恶的；比起这些人来，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总是笑容满面，浑身锦衣绣服，金饰彩绶，珠光宝气，脚穿丝织袜，头插白羽毛，戴着黄手套，皮鞋油光锃亮，手臂支在大理石壁炉旁的丝绒罩桌子上，温文尔雅地坚持维护和保存过去的东西：中世纪、神权、宗教狂热、愚昧、奴隶制、死刑、战争，他们慢声细语而又彬彬有礼地颂扬战刀、火刑柴堆和断头台。至于我们，在这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假如一定要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宁愿选择野蛮人。

不过，谢天谢地，还有别种选择的可能性。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不必从陡壁跳下去。既不要专制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需要的是缓坡的进步。

上帝提供了。缓缓的坡路，这就是上帝的全部政策。

六　安灼拉及其副手

临近这个时期，安灼拉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暗中开始清理队伍了。

全体成员在穆赞咖啡馆秘密聚会。

安灼拉发言，用了一些玄妙的，但有深意的隐喻。

他说道：“现在应当摸清局势如何，什么人靠得住。若是需要战士，就必须培养。拥有打击力量，有备无患。行人在路上碰见牛，总比碰不见牛挨牛顶的机会多。因此，我们给牛群点点数，总共有多少？这事不能留待明天去做。革命者任何时候都要争分夺秒；进步，绝不能拖时间。我们要应付意外情况，到时候免得措手不及。现在就必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缝制的活计是否结实。这件事，今天就必须摸底。库费拉克，你去瞧瞧综合工科学院的学生。现在是他们的假日。今天星期三，弗伊，对不对？你去瞧瞧冰库那儿的人，公白飞已经答应去皮克普斯。那里有好大一股可动员的力量。巴奥雷去查看吊刑台。普鲁维尔，那些泥瓦匠情绪有点冷了，你去格雷奈勒-圣奥诺雷街，把那里共济会支部的情况带回来。若李，你到杜普伊特朗医院去一趟，摸摸医学校的动态。博须埃到法院转转，同那些见习生聊聊。我呢，负责库古尔德。”

“全安排妥当。”库费拉克说道。

“不妥。”

“还有什么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公白飞问道。

“曼恩城关。”安灼拉答道。

安灼拉停了一下，仿佛凝思，然后又说道：“曼恩城关那里，大理石匠、油漆匠、雕刻场的粗坯工，是个热情很高的大家庭，但往往忽冷忽热。不知道他们近来怎么了，心思转到别的事情上，好像心灰意冷，在骨牌桌上消磨时间。赶紧去同他们谈谈，口气要坚决。他们常常在里什弗店聚会，从中午到一点在那儿能见到他们。必须给那堆火灰吹吹风。这件事，我本来打算让马吕斯去干，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就是魂不守舍，也不来了。我得有个人去曼恩城关，可眼下派不出了。”

“还有我呢？”格朗太尔说道，“有我在呀。”

“你呀？”

“我呀。”

“就你，去教导共和党人!就你，以原理的名义去温暖冷却的心!”

“有何不可？”

“你还能干点正事吗？”

“这点儿雄心，马马虎虎我还有吧。”格朗太尔答道。

“你一点信仰也没有。”

“我信仰你呀。”

“格朗太尔，你能帮我个忙吗？”

“干什么都行，给你擦皮鞋也干。”

“那好，别掺和我们的事，去喝你的苦艾酒吧。”

“你真没良心，安灼拉。”

“你这个人，适合派往曼恩城关!你能胜任!”

“我能到砂岩街，穿过圣米歇尔广场，从亲王街斜插过去，取道伏吉拉尔街，过了加尔默罗会修院，拐进阿萨街，到寻午街，把军事法庭抛在后面，大步走过老瓦窑街，踏上大道，沿着曼恩大道，再过城关，就走进里什弗店。这一趟路我能胜任。我的鞋也能胜任。”

“里什弗店那里的同志，你多少还熟悉吧？”

“不太熟。我们只是‘你我’相称罢了。”

“你打算跟他们谈什么呢？”

“这还用问，跟他们谈罗伯斯庇尔，谈丹东，谈主义原则。”

“就你？”

“就我呀。真的，对我也太不公道了。我一旦动手，那可不得了。我读过《普吕多姆》[法国作家、漫画家亨利·莫尼埃(1799—1877)塑造的庸俗小市民的典型。]。我了解《社会契约》，还能背出共和二年这部宪法。‘公民自由终止，便是另一个公民自由的起始。’怎么，你把我当成蛮人啦？我的抽屉里还有一张旧国家证券呢。人权、人民主权，活见鬼!我甚至带点儿埃贝尔派[埃贝尔派，法国1789年革命雅各宾派的左翼。]的色彩。我手里拿着表，讲上六个钟头，能说得天花乱坠。”

“正经点儿。”安灼拉说道。

“都把我说急了。”格朗太尔答道。

安灼拉斟酌了几秒钟，像做出决定那样打了个手势。

“格朗太尔，”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同意让你试一试。你到曼恩城关走一趟吧。”

格朗太尔就住在穆赞咖啡馆旁边，是带家具的出租房。他出去五分钟就回来了，回家换上了罗伯斯庇尔式坎肩。

“红色。”他走进来，眼睛盯着安灼拉说道。

接着，他一只有力的手掌一下将猩红坎肩的两个角按在胸上。他走上前，对着安灼拉的耳朵说：“放心吧。”

他毅然决然，帽子往头上一扣就走了。

过了一刻钟，穆赞咖啡馆后间人就走空了。ABC朋友会分头去执行任务。安灼拉将库古尔德留给自己，最后一个离开。

艾克斯的库古尔德会在巴黎的成员，常在伊西平原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聚会；巴黎那一边有不少那类废弃的采石场。

安灼拉前往那个聚会地点，边走边回顾整个形势。事态显然很严重。那些事件，潜伏期的社会病所呈现的症状，笨重地移动，稍有并发症就会受阻而紊乱。这就是纷纷崩溃和纷纷再生的现象。安灼拉展望未来，隐约看见黑幕脚下拱起一点微光。谁说得准呢？时机也许临近。人民要重获权利，多么美好的景象!革命要再度庄严地掌握法兰西，并向世界宣布？看明天的吧!安灼拉越想越高兴。炉火旺起来。就在这种时刻，他的几个朋友带着火药分赴巴黎各处，算来有公白飞透辟的哲学雄辩、弗伊世界主义的热忱、库费拉克的激情、巴奥雷的欢笑、若望·普鲁维尔的忧郁、若李的才能、博须埃的嘲讽，这一切，在他头脑里构成一种电火花，能在各处同时点燃大火。全体出动。大家努力，肯定会有成效。情况很好。他不免又想起格朗太尔，心中暗道：“对了，经过曼恩城关也不怎么绕脚，何不往里什弗店走一趟呢？去看看格朗太尔在干什么，事情办得如何。”

伏吉拉尔钟楼敲一点钟时，安灼拉到达里什弗烟店，推门进去，叉起双臂，让两个门扇反弹到他肩上，他扫视烟雾笼罩的挤满餐桌和人的大厅。

烟雾中响起一个人的声音，又突然被另一个人的声音打断。那是格朗太尔同他的对手交锋。格朗太尔和另一张面孔同桌，面对面坐着；圣安娜大理石面桌上有麸皮、面包渣儿和骨牌，格朗太尔敲着大理石桌面，安灼拉听到如下对话：

“双六。”

“四点。”

“猪!我全光了。”

“你死了。两点。”

“六点。”

“三点。”

“老幺。”

“该我出牌。”

“四点。”

“难办。”

“该你了。”

“我出了个大错。”

“你还不赖。”

“十五点。”

“再加七点。”

“这样我就二十二点了，”他若有所思，“二十二点!”

“这双六出乎你意料。一开头我若是就打这张牌，这一局就完全不同。”

“还是两点。”

“老幺。”

“老幺!那好，五点。”

“光了。”

“刚才是你出的牌，对吧？”

“对。”

“白点。”

“他运气真好!嘿!你还有一次机会!”他沉思半晌，“两点。”

“老幺。”

“五点不成，老幺也不成。你麻烦了。”

“赢了。”

“活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