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表象

暴动包含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又什么都有。有一点点施放的电、猛然喷出的火焰、飘游的一种力、刮过的一阵风。这阵风遇到思考的头脑、幻想的神智、痛苦的灵魂、燃烧的激情、呼号的苦难，一并席卷而去。

去哪里？

漫无目的。穿越政府，穿越法律，穿越他人的奢华和狂傲。

激怒的信念、挫伤的热忱、激起的义愤、压抑的好斗本能、狂热的青年勇气、侠义的盲目性、好奇心、见异思迁的倾向、期待意外事件的心理，以及爱看新戏报，爱听剧院布景工哨子声的情趣；还有种种无名的恼恨积怨、种种失意、认为命运舛错的虚荣、种种苦恼、想入非非、危机四伏的野心、在崩摧中寻觅出路者；在最底层，还有泥炭，这种能燃烧的污泥，凡此种种，都是暴动的成分。

最伟大的和最渺小的，在一切之外游荡并等待时机的人，居无定所的人，无业游民，街头流浪汉，夜晚睡在人家稀少的地段、只以寒云冷雾为屋顶的人，每天乞讨面包而不肯劳动的人，贫苦无告和身无长物的人，赤臂赤足者，这些都属于暴动。

任何人在心中蠢蠢欲动，要起而反抗国家、生活或命运的某件事，都贴近暴动，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激动得开始发抖，感到自身被旋风卷起来。

暴动是社会大气的一种龙卷风，它是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突然形成的，旋转着升腾奔驰，隆隆作响，无论碰到庞大的还是细弱的自然物、坚强的人还是意志薄弱的人、大树干还是小草茎，都要卷起来，一扫而光，摧毁，连根拔起，一齐带走。

它卷走的人，它碰到的人，无不遭殃!它会让他们相互撞击而粉身碎骨。

不知它把什么特殊的威力传给它抓住的人，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充满力量去造时势。它把什么都变成投掷物，把砾石变成炮弹，把脚夫变成将军。

如果相信阴谋政治家的某些断言，从政权角度来说，发生一点儿暴动倒是好事。其推论是：暴动只要推翻不了政府，就能巩固政权。暴动能考验军队，凝聚资产阶级，拉动警察的肌肉，检视社会构架的坚固程度。这是一种体操锻炼，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就像人体经过按摩一样，会更加健康。

每件事都有一种自诩“通情达理”的理论：费兰特反对阿尔赛斯特[莫里哀剧作《愤世者》中的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爱憎分明，费兰特遇事则极力调和。]；在真理和谬误之间进行调解；解释，训诫，打折扣还显示点高姿态，因为混杂了谴责和谅解，就自以为十分高明，往往是不折不扣的迂腐之见。标榜自己不偏不倚的任何政治学派，都是从这里派生的。在冷水和热水之间，还有温水党派，这种学派貌似精深，实则浅薄，只剖析后果，不追究起因，站在半科学的高度，一味斥责广场上的骚乱；据这种学派称：“暴动给1830年的事件添乱，削减了几分这一伟大事件的纯洁性。七月革命是民众的一阵好风，刮过之后，天空骤然晴朗。然而，暴动又使天空阴云密布，这场一致拥护的革命本来十分出色，结果在争吵中大为减色了。七月革命同任何急促的进步一样，筋骨多处受了内伤，一经暴动触碰就疼痛难忍了。人们可以说：‘噢!这处断裂了。’七月革命之后，人们只感到解放了；暴动之后，人们则感到灾难。

“每逢暴动，店铺就关门，资金就减少，证券交易就萧条，生意就中止，企业就停顿，结果纷纷破产，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受到威胁，国家信贷动摇了，工业生产紊乱，资本紧缩，工资降低，各地人心惶惶，殃及每一座城市。这样，全国就危机四伏。有人计算过，暴动第一天，法国损耗两千万，第二天四千万，第三天六千万。持续三天的暴动，就损失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仅从财政后果来看，就等于一场大灾难，即洪水泛滥，或者吃一次大败仗，一支拥有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歼灭。

“当然，从历史角度而言，暴动自有它的美：论场面宏伟和悲壮，石垒战并不逊于丛林战，一种有森林的灵魂，另一种有城市的心灵；一种有约翰·朱安，另一种有贞德。暴动将巴黎性格最突出的特质——慷慨、忠勇、乐观和豪放，映得通红，显得十分壮观，照见表明勇敢是智慧的一部分的大学生、毫不动摇的国民卫队、店铺商贩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藐视死亡的行人。学校和宪兵团相冲突。双方的战士之间，归根结底只有年龄的差异；他们是同一种类，全是坚韧不拔的人，二十岁为理想而牺牲，四十岁则为家庭而死。在内战中，军队总是愁眉不展，以谨慎克制对付英勇果敢。暴动既显示了民众的大无畏精神，也训练了中产阶级的勇气。

“这固然不错。可是，这一切就值得流血吗？岂止流血，前途也暗淡了，进步受到损害，最善良的人惴惴不安，正直的自由派失望了，外国专制主义看到革命自我伤害便幸灾乐祸，而1830年的战败者又神气起来，说什么：‘我们早就有言在先!’还有，巴黎也许扩大了，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有，干脆把话说透，自由变得疯狂，维护秩序的力量则变得野蛮凶残，往往大肆屠杀，虽然战胜了自由，却也染上了不光彩的血污。总而言之，暴动总是祸国殃民。”

那些近乎明智的人士这样讲，而中产阶级，那些近乎民众的人，也乐得吃这颗定心丸。

至于我们，我们要摒弃“暴动”一词：这个词意思太宽泛，使用得也太随便。我们要区分一场民众运动和另一场民众运动。且不说一次暴动的耗费是否超过一场战役。首先要问一问：为什么要打仗？这里就提出了战争的问题。战争这种祸患，难道就比暴动这种灾难轻吗？7月14日革命，即使耗费一亿两千万，那又怎么样呢？让菲力浦五世[菲力浦五世(1683—1746)，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700—1746)，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由路易十世扶持继承西班牙王位，从而引发同英国、奥地利、荷兰等国的战争。]在西班牙登基，法国耗资二十亿。即使代价一样，我们也宁愿用在7月14日上，况且，我们也排除这些数字：数字貌似论据，其实只是空话。既然是一次暴动，那么我们就剖析暴动本身。上述这套空论式的异议，也只谈及后果，而我们却要追究起因。

我们阐明如下。

二　问题的实质

有暴动，还有起义，这是两种愤怒：一种不当，另一种正当。唯一建立在公正上的民主政体，有时也会发生一小撮人篡权的情况，于是全体起而攻之，要讨回权利，必要时还拿起武器。凡是属于集体主权的问题，全体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乱；要看土伊勒里宫容纳的是国王还是国民公会，才能决定对它的进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大众的大炮，在8月10日[1792年8月10日，巴黎公社领导的人民武装进攻国王路易十六所在的土伊勒里宫，瑞士雇佣军保卫王宫，向群众开枪。]是错的，在葡月14日[应是共和四年葡月13日，即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土伊勒里宫进攻，拿破仑指挥革命部队粉碎了保王党人的图谋。]则是对的。表象类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卫错误的东西，波拿巴则保卫正确的东西。全体在拥有自由和主权的情况下决定的一切，不能由街头暴乱来改变。纯属文明的事物也是如此；民众的本能，昨天清醒，明天又可能混乱。同样的愤怒，反对特雷[特雷，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任期为1769年至1774年。]就是正当的，反对杜尔哥[杜尔哥，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任期为1774年至1776年。雨果的观点很明确：特雷维护特权，杜尔哥力求改革。]就是荒谬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捣毁船坞，聚众闹事，不公正地对待进步的人民，学生杀害拉缪[拉缪(1515—1572)，人文学者，在圣巴泰勒米惨案，即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间被杀害。]，有人用石头将卢梭赶出瑞士[1765年，卢梭遭石块袭击，但不是把他赶出瑞士，只是把他赶出斜谷。卢梭从斜谷迁往圣彼得岛。]，这些行为就是暴乱。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福基翁[福基翁(约前402—前318)，雅典将军、政治家，因主张和平政策而被处死。]，罗马反对西庇阿[西庇阿，有大西庇阿(前235—前183)和西庇阿(前185—前129)，二人均任过罗马执政官。]，巴黎反对巴士底狱，这些都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大逆不道的反抗。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正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世界。将一个世界赠送给人类文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光明，因此任何抗拒都是犯罪。有时，人民就曲解对自我的忠诚。群众背叛人民。例如，私盐贩子不惜流血长期抗争，为正当利益长期反抗。可是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得救的日子，即人民胜利的时刻，他们却投靠王室，转变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岂非咄咄怪事!愚昧无知的可悲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领上还套着一段绳索，就戴上白徽章。“打倒盐税局”的口号却生出“国王万岁”的口号。圣巴泰勒米节惨案的杀手、九月惨案的凶手、阿维尼翁惨案的刽子手；杀害科利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勒夫人的凶手、杀害勃吕讷的凶手[列举六条，后三条重申前三条，作者分别在这三个惨案中，各举出一个著名的受害者。]；米克莱[米克莱，西班牙匪帮，1808年由拿破仑改编成法军米克莱，用以对付西班牙游击队。]、绿徽章[绿徽章，保王党集团，戴绿徽章，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之后和第二次波旁王朝复辟初期，在南方肆虐，实行白色恐怖。]、辫子兵[辫子兵，原为留发辫的榴弹兵和轻骑兵，1794年热月政变后，发辫成为年轻的保王党的时髦。]、热愚帮[热愚帮，热月政变后，在法国南方猖獗活动的反革命团体。]、袖章骑士[袖章骑士，1814年，昂古莱姆公爵进入波尔多城，扈从贵族左臂戴绿袖章。雨果给予他们这一讽刺性称呼。]，这些全是暴乱。旺岱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乱。

人权行动的声响可以辨识，并不一定总是发自骚乱群众的颤抖；有疯狂的愤怒，有破裂的铜钟；不见得警钟都能发出青铜之音。狂热和无知的骚动，绝非进步的震荡。“起来”，这没错，但是要为了成长壮大。指给我看看你要走的方向。只有向前才算起义。任何别种“起来”都不好。凡是猛然倒退就是暴乱；倒退，就是反对人类的一种暴行。起义就是真理的震怒。起义掀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花。这些路石只给暴乱留下烂泥。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埃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由此可见，正如拉法耶特所讲的，在一定条件下，如果说起义可能是最神圣的义务，那么暴动就可能是滔天大罪。

热量的程度也有差异——起义往往是火山，暴动往往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出现在政权内部。波利尼亚克是暴乱者；卡米尔·穆兰是治理者。

有时，起义即起死回生。

一切问题由全民公决，这完全是现代方式；在此之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践踏、人民受苦难的事实，每个时期都附有可行的抗议。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没有起义，却有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利斯(约60—约120)，拉丁诗人，著有《讽刺诗集》，抨击罗马的腐化风俗。]“愤怒”[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尤维纳利斯的一句诗：“缺少天赋，愤怒也能作诗。”]接替了格拉库斯兄弟[格拉库斯兄弟，罗马著名法官，主张土地改革，于公元前133年和前121年先后被大地主势力杀害。]。

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有发往赛伊尼的流放者[据不可靠的传说，尤维纳利斯被放逐到埃及的赛伊尼，即现称的阿斯旺地区。]，也有写《编年史》的人物[指塔西陀。参照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中引录的1807年的文章——“尼禄徒然如日中天，塔西陀已经在帝国出生了。”塔西陀(约55—120)，拉丁历史学家。]。

且不说帕特莫斯的那个巨大的流放者[指圣约翰。他在希腊的帕特莫斯岛上撰写了《启示录》。]，他也同样，以理想世界的名义，强烈抗议现实世界，将幻觉化为一种惊天动地的讽刺，将世界末日的烈焰反光投向罗马-尼尼微、罗马-巴比伦、罗马-塞多姆。[塞多姆，古城(巴勒斯坦境内)，位于死海南岸，公元前19世纪毁于灾难，《启示录》叙述其事，说是上帝的惩罚。]

约翰站在岩石上，犹如斯芬克斯蹲在基座上；世人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用的是希伯来文；然而，撰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准确些，他是罗马人。

尼禄之流的暴君统治一片黑暗，就应当用同样的色调描绘出来。单凭刻刀雕刻出来，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必须为之上色，将凝练犀利的散文倾入刻痕里。

独裁者有助于思想家的思索。受束缚的言论别具一种威力。君主强迫民众缄默的时候，作家就两倍三倍地加强自己的文笔。一种神秘的丰满，从这种缄默中产生出来，在思想中过滤，并凝固成为青铜体。历史上的高压政策，在历史学家身上压制出精确性。某一名作如花岗岩一般坚硬，无非是暴君重压的结果。

在暴政统治下，作家被迫缩小范围，从而也就增聚了力量。西塞罗的和谐复合句，在威勒斯案件上勉强够用[西塞罗(前106—前43)，拉丁政治家和演说家，他将拉丁语的雄辩推上高峰。在西西里人控告总督威勒斯敲诈勒索的案件中，他作为原告律师，指控十分有力，使威勒斯受到应得的惩罚。]，用在卡利古拉身上就会显得迟钝了。语句紧缩，就增加了打击力度。塔西陀收缩着手臂思考。一颗伟大心灵的正直，在正义和真理上高度凝结，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顺便说一句，要知道在历史上，塔西陀和恺撒并没有同世遇合。天意给塔西陀保留子提比略之类的皇帝。恺撒和塔西陀是相继出世的两位人杰，仿佛避免相遇，这是掌握岁月舞台上下场的主宰的神秘安排。恺撒是伟人，塔西陀也是伟人；上帝不让这两个伟人相互撞击。伸张正义的审判官若是抨击恺撒，就可能做得过火，有失公正。上帝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消灭奇里乞亚[奇里乞亚地区位于土耳其南部，濒临地中海。]海盗的行动，将文明带给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功绩，这一系列的光荣遮蔽了鲁比肯河事件[鲁比肯河是意大利和高卢的边界河流。鲁比肯河事件是指，公元前49年1月11日至12日夜间，恺撒未经元老院批准，就率军过河进入罗马这件事。]。这其中显示一种微妙的天公地道，不忍放手让铁面无私的历史学家去评说杰出的侵略者，让塔西陀饶过恺撒，向这位天才提供减轻罪过的情节。

当然，即使由天才的独裁者统治，专制主义依然是专制主义。在杰出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问题；不过，在寡廉鲜耻的专制者统治下，这种精神瘟疫就更加丑恶了。在这些朝代，他们毫不掩饰无耻的行径；而由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创制典型事例的人，鞭挞这种无可辩驳的卑鄙无耻，对人类则更有裨益。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维特利乌斯(15—69)，罗马皇帝，69年仅做一年皇帝就被民众杀死。]统治时期，比在苏拉[苏拉(前13—前78)，罗马将军、政治家，公元前88年任执政官，至前79年，权力达到顶峰时，突然让位退隐。]统治时期感觉还要糟。在克劳狄[克劳狄一世(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和多米蒂阿努斯[多米蒂阿努斯(51—96)，罗马皇帝(在位时间81—96)。]统治时期，卑鄙下流变成畸形，同暴君的丑恶相得益彰。奴隶的卑劣是专制者一手造成的，这些散发臭气的腐烂心灵，正是主子的写照；政权污浊，心胸狭窄，天良平庸，灵魂恶臭；卡拉卡拉[卡拉卡拉(188—217)，罗马皇帝(在位时间211—217)。]朝代如此，康茂德[康茂德(161—192)，罗马皇帝(在位时间180—192)。]朝代如此，埃拉加巴卢斯[埃拉加巴卢斯(204—222)，罗马皇帝(在位时间118—222)。]朝代也如此；然而在恺撒朝代，罗马元老院中只散发出鹰巢所特有的粪味。

于是，塔西陀和尤维纳利斯这类人出世了，尽管表面看来迟了些；到了昭然若揭的时刻，宣教者才出现。

不过，尤维纳利斯和塔西陀，跟圣经时代的以赛亚和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还是个人行为；而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错误，有时正确。

一般情况下，暴动的缘起是一种物质因素，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是马萨尼埃洛[马萨尼埃洛，1647年那不勒斯起义的首领。]，而起义则是斯巴达克思。起义接近头脑，而暴动靠近肠胃。肚子发火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错了。在饥饿问题上，暴动，例如比藏赛[比藏赛，位于法国中部的安德尔省；1847年，因粮食危机而在这里发生了流血事件。]那次，出发点正确，令人同情也符合正义，但仍旧还是暴动。为什么呢？因为实质有理，而形式错误。虽然有理，但是野蛮凶残；虽然强大，但是胡作非为，如同一头失明的大象横冲直撞，一路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让安分的百姓和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还不知道为什么。为民求食，目的很好，而滥杀无辜，方式极糟。

凡是拿起武器的抗议行动，即使完全正当，即使像8月10日那样，像7月14日那样，起初都难免有些混乱。在正当权利显示出来之前，总是波涛汹涌，泥沙泛起。起义的初期是暴动，正如江河的源头是激流。暴动通常要流入革命这片海洋。然而有时，起义由绝对纯洁的理想白雪构成，俯临精神天际、正义、明智、理性和人权，从高山出发，水如明镜映现蓝天，从岩石倾泻到岩石，流经之地越远越壮阔，汇集百川，形成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不料忽又注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如同莱茵河流入沼泽。

这一切已成过去，未来当是另一番景象。全民公决的高妙之处，就是能从原则上消除暴动，又把投票权给了起义，从而解除了起义的武装。这样，战争就化解了，既没有街垒战，也没有边境战争了，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而且，起义在什么方面与暴动不同，地道的资产者不大了解这种细微差异。在他们看来，全是叛乱，不折不扣地犯上作乱，是豢养的狗起而反抗，要咬主人，因此必须惩罚，锁起来关进窝里，任其狂吠和号叫，直到有一天，狗的脑袋突然大起来，在昏暗中隐约变成了狮子头。

于是，资产者高呼：“人民万岁!”

明确了这一点，那么，对历史而言，1832年6月运动，究竟是一场暴动呢，还是一场起义呢？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可怕事件的场面来看，我们很可能说这是暴动，但仅仅为了指明表面现象，而我们始终区分暴动形式和起义实质。

1832年这场运动爆发得迅疾，止息得凄惨，显得极其伟大，就连认为这无非是一场暴动的人，也不能不用尊敬的口气谈论。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1830年的余波，说什么激发起来的想象力，一日工夫不可能平静下来。一场革命不可能陡直切断，总要拖一段波动，直至平复状态，譬如，高山逐渐趋缓而接平原。有阿尔卑斯山脉，则必有汝拉山脉；有比利牛斯山脉，则必有阿斯图里亚斯山。

近代史上这场激动人心的危机，巴黎人称为“暴动时期”留在记忆里，在本世纪历次暴风雨的时日中，这肯定是最有特色的一段。

最后再讲几句，就进入故事情节了。

我们要讲述的事情，属于这种富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现实，但因时间和空间有限，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我们却要着重介绍，这恰恰是生活，是人的悸动和震颤。我们似乎讲过，小事情，可以说是大事件的枝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这类小事，在所谓暴动时期数不胜数。司法进行了调查，但是出于另种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全部披露，也许没有查到底。有些特殊情况公布了，已为人所知，但是还有些事情根本无人知晓，还有些事实，经历者不是遗忘，就是故去了，我们要揭示出来。这些壮丽场面中的角色，大多数已经离世了；而且事后第二天，他们就沉默了；不过，我们要讲述的情况，可以说都是我们亲眼所见。有些名字变了变，因为历史旨在讲述，而非告发，但我们描绘的是真事。囿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能指明1832年6月5日和6日的一个侧面、一段插曲，当然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掀起黝黯的幕布，力图让读者瞥见这场可怕的社会风波的真相。

三　一次葬礼：再生之机

1832年春季，霍乱肆虐了三个月，人们的思想变得冰冷，躁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一片说不出来的死气沉沉，尽管如此，巴黎早就孕育着一场大动荡。我们说过，这座大都市好似一门大炮，既已上好炮弹，只需落下一点儿火星，炮弹就会发射出去。1832年6月份，这颗火星，就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是个有名望有作为的人物。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相继表现出两个时期所需要的英勇：战场上的英勇和讲坛上的英勇。他当年在战场上骁勇无敌，后来在讲坛上也才辩无双，让人感到他的谈锋是把利剑。他同前任伏瓦[伏瓦(1775—1825)，帝国将军，1819年成为自由派议员；他的葬礼成为民众反对查理十世的抗议示威。]一样，先是高举令旗，后又高举自由的旗帜，因为能抓住未来的契机而受人民爱戴，又因为效忠过皇帝而受民众爱戴。他同杰拉尔和德鲁埃两位伯爵一样，是拿破仑“心中”[原文为意大利文。杰拉尔和德鲁埃·戴尔龙是由路易-菲力浦任命为元帅的。]的元帅。1815年的条约，就仿佛冒犯了他本人，气得他火冒三丈。他同威灵顿不共戴天，这种切齿的仇恨深得民心；而且，十七年来，他几乎不关心发生什么事件，始终威严地保持滑铁卢战役的那副忧伤神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弥留之际，他还紧紧抱着百日军官们赠给他的那把剑。拿破仑临终的话是：“军队。”拉马克临终的话则是：“祖国。”

他的死原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是人民怕他死，认为那是一大损失，而政府也怕他死，认为那是一次危机。他的去世令人悲痛。如同一切悲伤的事，这次悲痛就可能转化为反抗。而且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

确定6月5日安葬拉马克，在头天夜里和这天早晨，灵车要经过的圣安托万城郊区就呈现一副凶相。这里纵横交错的街巷人声沸腾。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武器过来。有些细木工把刨床的铁夹取下，“好用来砸门”。其中一人弄了一个鞋匠的铁钩，砸掉钩子，磨尖铁柄，做成了一把匕首。另一个人“攻击”心切，一连三天穿着衣服睡觉。一个同行问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匠：“你去哪儿？”

“真的!我还没有武器呢。”

“那怎么办？”

“我去工地拿我的卡钳。”

“干什么用呢？”

“不知道。”龙比埃答道。

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员看见工人经过，就招呼一声：“喂，过来一下!”

他花几苏请人家喝酒，又问道：“你有活儿干吗？”

“没有。”

“那你就去菲勒皮埃尔家，在蒙特伊城关和夏龙城关之间。到那儿能找着活儿干。”

在菲勒皮埃尔家能找到子弹和武器。有些知名的头头在“赶驿站”，就是挨家奔走，召集他们的人员。在王位城关附近的巴泰勒米酒吧，在卡佩勒公馆、小帽子馆，喝酒的人相互攀谈，表情都非常严肃。只听他们说道：“你的手枪在哪儿呢？”

“掖在外衣里面。你的呢？”

“掖在衬衣里面。”

在横街，罗兰作坊前面，焚屋的院子里，还有在贝尼埃工具厂前面，一伙伙人在窃窃私议。可以注意到，一个叫马伏的人议论最激烈，他在一个车间干活儿从来不超过一周，准被老板打发走，“因为每天都得跟他争吵”。第二天，马伏在梅尼蒙当街被杀害了。马伏的助手卜雷托，也在斗争中丧命。

有人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回答：“起义。”

一群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即派到圣马尔索城关的革命委员，他们几乎公开对口令。

且说6月5日这天，时而下雨，时而出太阳，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列穿行巴黎，动用了正规的军队仪仗队，并为预防不测而增加了一点兵力。护送灵柩的有两个营官兵，军鼓都披着黑纱，官兵们枪口朝下背着枪；还有一万名挎着战刀的国民卫队队员，以及国民卫队的炮队。灵车由一队青年拉着行进，残废的军官手持月桂树枝，紧紧跟在后面。随后便是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乱纷纷，闹哄哄，一个个神态怪异，有人民之友社成员、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还有各国的流亡者，打着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等国旗帜，还打着横条三色旗，以及五花八门的旗号，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石匠和木匠这时候也罢了工，有些人头戴纸帽，一看便知是印刷工人，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几个人还挥舞着战刀，队伍时而混乱，时而成行，没有秩序，但是却万众一心。一伙伙人自行挑选出头头；一个公然别着两把手枪的男子，仿佛在检阅其他人，而队列在他面前都自动闪避。在大马路的横街，只见树上、阳台上、窗口、屋顶上，人头攒动，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眼里充满不安的神色。武装起来的群众走过，惊恐不安的群众观望。

政府也密切注视，而且手按着剑柄注视着。人们望得见路易十五广场那边，有四队骑兵，军号手在排头，个个挎着装满的弹盒，长短枪子弹上了膛，跨马立鞍，只待一声令下就进发；拉丁区和植物园那边，还有保安警察，布置在每条街上；酒市场那里有一队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团半数守在河滩广场，半数守在巴士底广场，第六龙骑兵团布置在切莱斯廷河滨路，卢浮宫院内也驻满炮队。其余部队在军营里待命，这还不算巴黎周围布防的各团队。政府心惊胆战，在市内掌握两万四千军队，城郊掌握三万军队，将这些兵力悬在气势汹汹的群众头上。

送葬队伍中流传各种消息。有人谈论正统派的阴谋诡计；有人谈论赖希施泰特公爵[赖希施泰特公爵(1811—1832)，拿破仑的儿子。拿破仑于1815年第二次退位时，他被议会宣布为拿破仑二世，1818年成为赖希施泰特公爵；他患了肺结核，于1832年7月22日去世，离拉马克将军葬礼仅有几周。]，正当群众指望他重振帝国大业的时刻，上帝却要夺去他的性命。一个没有暴露身份的人物宣布，到了预定时间，两个被争取过来的工头，要向人民打开一个兵工厂的大门。大多数参加者没有戴帽子的额头上，最突出的表情是略显疲惫的激动。群众激动万分，但又正义凛然；当然也能看到队列里混着几张十足歹徒味的嘴脸，他们口出秽言：“去抢啊!”有时搅动沼泽底，水中就升起云状的浑汤；这种现象，对“干练的”警察来说毫不陌生。

送葬队列从灵堂出发，以缓慢而激动的步伐，沿着大马路一直走到巴士底广场。天上不时落一阵雨，但是群众毫不在意。接连发生好几次意外事件：灵柩围着旺多姆纪念柱绕一周时，有人望见费茨-詹姆斯公爵[费茨-詹姆斯公爵，元老院元老，极端保王党人。]头戴帽子，站在阳台上，便向他投石块；一只高卢雄鸡[高卢雄鸡是七月王朝的徽章。]被人从一面民间旗帜上拔下来，扔到泥坑里；在圣马尔丹门，一名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团的一名军官高声说道：“我是共和派”；综合工艺学院学生冲破禁令[有六十余名综合工艺学院的学生冲破禁令，在巴士底附近加入送葬行列。]，突然出现，引起一阵阵高呼：“综合工艺学院万岁!共和国万岁!”这些都是送葬途中的插曲。看热闹的人群气势汹汹，拉成长长的队伍，从圣安托万城郊大街下坡，到巴士底广场同送葬队伍会合，一时群情激昂，开始沸腾起来了。

只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瞧见了吧，那个留红山羊胡子的人，就是他下令什么时候开枪。”后来在另一次暴动，即格尼赛事件[格尼赛是圣安托万城郊大街的锯木板工人，1841年暗杀奥尔良公爵和欧马尔公爵未遂。]中，那个红山羊胡子似乎又执行同样任务。

灵车过了巴士底广场，沿着运河走一段，过了小桥，到达奥斯特利茨桥头空场，便停下来了。此刻若是鸟瞰，这一群众场面真像一颗彗星，头在桥头空场，长长的尾巴沿着布尔东河滨路扩展，覆盖巴士底广场，再由大马路一直拖到圣马尔丹门。灵柩围了一圈人。乱哄哄的场面静下来。拉法耶特致悼词，向拉马克告别。这是感人而庄严的时刻，每个人都脱下帽子，每颗心都怦怦跳动。忽然，人群中出现一个黑衣骑马人，手中举着一面红旗，有人说是长矛挑着一顶红帽子。拉法耶特转过头去，艾克塞尔曼[艾克塞尔曼(1775—1852)，法国元帅，帝国骑兵英雄，1832年是巴黎市议会议员。]离开送葬队列。

那面红旗掀起一阵风暴，旋即消失。从布尔东大马路到奥斯特利茨桥，人声鼎沸，犹如汹涌的浪涛。两声喊叫异常洪亮：“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法耶特去市政厅!”在群众的喝彩声中，一伙青年拉起拉马克的灵车，上了奥斯特利茨桥，另一伙青年将拉法耶特扶上一辆公共马车，牵着沿莫尔朗河滨路驶去。

在围住欢呼拉法耶特的人群中，有人发现一个德国人，就指给大家看；那人叫路德维格·斯尼德尔，参加过1776年战争，在华盛顿麾下在特伦顿打过仗，还在拉法耶特麾下在布兰迪万打过仗[特伦顿和布兰迪万都是美国地名。这里指这个德国人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一直活到一百岁。

这时，守在河左岸的保安警察马队动起来，堵住桥头通道，右岸的龙骑兵也开出切莱斯廷，沿着莫尔朗河滨路布列。人群牵着拉法耶特乘坐的马车，拐上河滨路时，忽然发现那些骑兵，就连声喊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默默地缓步前进，脸色阴沉地等待着，但是手枪还装在皮套里，马刀还插在鞘中，短枪托还由马鞍上的皮套托着。

距小桥有二百步远时，他们勒马停下。拉法耶特乘坐的马车迎头朝他们驶去。龙骑兵队列分开，让过马车又合拢来。这时，龙骑兵和群众遭遇了。妇女们都惊慌逃散。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两片乌云相交混的阴暗时刻。有人叙述说，听到武器库那边吹起了冲锋号，还有人叙述说，有个孩子用匕首刺了一名龙骑兵。事实上是有人突然开了三枪：第一枪打死了骑兵上尉绍莱，第二枪打死孔特卡普街上一个正关窗户的聋老太婆，第三枪擦破了一名军官的肩章。有个女人喊了一声：“动手太早啦!”形势陡变，只见莫尔朗河滨路对面，一队留在兵营的龙骑兵冲出来，挥动马刀，横扫巴松石街和布尔东大马路。

至此，风暴骤起，势态已成定局了。投掷的石块如雨点一般，枪声大作，许多人冲到河岸下面，跨过如今已填塞的一条小河，上了卢维埃岛[卢维埃岛，又称爱情岛，于1843年与右岸连成一片，即如今莫尔朗大街(原莫尔朗河滨路)、运河和亨利四世河滨路之间的地段。]的工地。这个现成的巨大堡垒，立即布满了战士，他们有的拔木桩，有的打手枪，霎时间一条街垒就起来了。被赶回的青年拖着灵车，又跑步过了奥斯特利茨桥，向保安警察冲去；骑警赶来，龙骑兵挥舞马刀。人群四处逃散，巴黎四面八方响起战争的喧嚣，人人高喊：“拿起武器!”众人奔突，跌跌撞撞，逃跑的逃跑，抵抗的抵抗。愤怒煽起暴动，如同火借风势。

四　沸腾的场面历历在目

世上的奇事，莫过于一场暴动的初发。四面八方一齐发难。早有预见吗？不错。早有准备吗？从哪儿爆发的？街道。从哪儿降临的？自天而降。在此处，起义具有密谋性质，在另一处又是自发的。随便一个人把握住群众的潮流，就可以随意引导。乍一开始，大家惊恐万状，又异常兴奋。先是喧闹鼓噪，店铺关门，摆摊的商贩纷纷撤离；继而零星几声枪响，有人逃跑，枪托砸大门咚咚山响，宅院里传出女用人的笑声和话语：“这回可有热闹看啦!”

不过一刻钟的工夫，在巴黎多少地点，几乎同时发生这种情况。

布列塔尼会圣十字街，二十来名留胡子蓄长发的青年，走进一家咖啡馆，不大会儿工夫又出来，打了一面横条三色旗，旗上系条黑纱，三个拿着武器的人领头：一个手持马刀，一个端着支步枪，第三个扛着长矛。

在诺南狄埃街，有一个中产阶级模样的人穿戴相当体面，腆着肚子，嗓音洪亮，已经秃了顶，留着黑胡子，髭须硬硬地翘起，他公然向过路人散发子弹。

在圣彼得-蒙马特街，一伙赤臂的汉子扯着一面黑旗行走，旗上写了几个白字：“共和或死亡。”在守斋者街、钟面街、骄山街、芒达街，都出现一伙伙人，挥动旗帜，只见上面写着带数字的“分部”。其中有一面旗帜，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条几乎窄得瞧不出来的白色。

在圣马尔丹大街，一个武器工厂遭抢劫，还有三家武器店被抢：一家在美堡街，第二家在米歇尔伯爵街，第三家在神庙街。群众上千只手，几分钟的工夫，就抢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双响的，还抢走了六十四把马刀、八十三支手枪。他们为了武装更多的人，就一人拿步枪，卸下刺刀给另一个人。

在河滩广场路对面，一些拿短枪的青年到妇女家中去射击，其中一人还有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门铃，进人家里上子弹。经历这种事的一名妇女叙述说：“原先我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还是我丈夫告诉我的。”

在圣母升天会老修女街，一帮人冲进一家古玩店，抄走了土耳其弯刀和武器。

一个泥瓦匠被枪打死，尸体就躺在珍珠街头。

既而，右岸、左岸、河滨路、大马路、拉丁区、菜市场街区，一群群人气喘吁吁，有工人、大学生、居民，他们念公告，高喊：“拿起武器!”他们打碎路灯，给拉车的马卸套，翻起铺路的石块，砸开人家的大门，拔下树木，搜索地窖，滚动着推出酒桶，堆起石块、碎石子、家具、木板，造起一道道街垒。

人们强迫有产阶级帮忙。他们闯进住户，要主妇把外出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用白垩粉在门扇上写“武器已交出”。有的人拿了刀枪，还在收条上“签了名”，并交代一句：“派人明天去市府领取。”街头单独执勤的岗哨、前往市府的国民卫队队员，全被解除了武装。军官的肩章也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一名国民卫队军官，被一群挥舞棍棒和花剑的人追得走投无路，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户人家，直到天黑才换了装溜走。

在圣雅克街区，一群群大学生从公寓出来，沿着圣雅散特街上坡去进步咖啡馆，或者沿马图林街下坡去七球台咖啡馆。有些青年在那里，站在门前的石桩上分发武器。有人赶到特朗斯诺南街的工地，抢走材料去建街垒。只有一处居民抵制，在圣阿乌瓦伊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拐角，他们动手拆除了街垒。只有一处起义者退却了，他们在神庙街同国民卫队的一个支队交火后，便丢下刚开始构筑的街垒，沿着制绳场街逃跑了。那个支队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盒步枪子弹和三百发手枪子弹。国民卫队将红旗撕成条条，挑在他们的刺刀尖儿上。

我们在这里从容逐个叙述的事件，当年却是在一片喧嚣沸腾声中，在城中各处同时爆发的，犹如一大阵滚雷声中无数道闪电。

不到一小时，仅在菜市场街区，就有二十七道街垒拔地而起。位于中心的那栋五十号楼房，正是雅纳[雅纳，起义工人，当时指挥圣马尔丹和圣梅里两条街拐角的街垒。]和一百零六名战友的堡垒，一侧有圣梅里街街垒，另一侧有摩布埃街街垒，从而控制三条街：阿尔西斯街、圣马尔丹街，以及正对面的欧伯里屠户街。两道折尺形的街垒，一道从骄山街折向大丐帮街，另一道从乔弗鲁瓦-朗日万街折向圣阿乌瓦伊街。这还不算巴黎其他二十个区，沼泽区、圣日内维埃芙山的无数街垒；梅尼蒙当街街垒上，有一扇卸下来的大门：在天主医院小桥附近那道街垒，是由卸了套并掀翻的苏格兰大车等构筑的，离警察总署才三百步。

在乡村乐师街街垒那里，有一个穿戴体面的男子在向工人发钱。在格雷内塔街街垒，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他将一卷东西，好像是一卷钱币，交给街垒头领模样的人，说道：“喏，拿去花吧，买葡萄酒什么的。”一个没有扎领带的金发青年，从一个街垒到另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一个青年手提马刀，头戴警察蓝帽，正在分派岗哨。街垒里侧的酒馆和门房，全改为警卫室。此外，暴动的举措，完全符合最高明的军事战术。他们选择的街道令人赞叹，又狭窄又不平整，曲里拐弯，斗折蛇行；尤其菜市场周围，街巷如网，比一片森林还要错综复杂。在圣阿乌瓦伊街区领导起义的，据说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蓬索街遇难，有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巴黎地图。

暴动的真正领导者，是弥漫空间的一种莫名的狂热情绪。这次起义突如其来，一只手筑起街垒，另一只手几乎占领了驻军的全部据点。起义群众就像燃烧的一条火药长蛇，迅速蔓延，不到三小时，在右岸就侵占了武器库、王宫广场区政府、整个沼泽区、波潘库尔兵工厂加利奥特厂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所有街道；在左岸侵占了老军营、圣佩拉吉、摩贝尔广场、双磨坊火药库和全部城关。到了傍晚五点钟，他们又控制了巴士底、内衣和床上用品商业区、白外衣商业区；他们的侦察员摸到了胜利广场，威胁到法兰西银行、小神甫兵营、驿站旅馆。巴黎三分之一的区域属于暴动。

每一处斗争规模都很大，解除军人武装，搜查住宅，火速夺取武器商店，总之，由投掷石块开始的战斗，必然用刀枪继续下去。

将近傍晚六点钟，鲑鱼巷变为战场。暴动占一端，军队占另一端。双方从一扇铁栅门向另一扇铁栅门射击。一个观察者、梦幻者，即本书的作者，曾靠近火山观看，恰巧落入那条小巷，受到两面火力的夹击，只有间隔店铺的那种鼓起的半圆柱可避子弹，他在那尴尬的境地待了半小时左右。

这期间，国民卫队队员听到集合鼓声，都急忙换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队从区公所出动，步兵团队也出了兵营。在船锚巷对面，一名军鼓手挨了一匕首，另一名军鼓手在圣拉扎尔谷仓街被干掉。在米歇尔伯爵街，接连倒下三名军官。好几名市府卫队士兵，走到伦巴第街被打伤，又赶紧退回去。

在巴塔夫死巷前，国民卫队的一个小分队发现一面红旗，旗上写着“共和革命第127号”的字样。这果真是一场革命吗？

这次起义将巴黎中心区变成内部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巨大堡垒。

那儿就是核心，那儿显然就是问题的症结。其余地方只不过是小冲突。这表明那里决定全局，而那里还没有开始战斗。

有几团军队士兵情绪不稳，这就给这场危机增添几分令人心惊胆战的晦暗。他们还记得1830年7月，民众多么热烈欢呼五十三团保持中立。两个久经大战考验的英勇无畏的人，德·洛博元帅和比若将军，一主一副，指挥各部军队，由几营兵力组成的巡逻大队，在国民卫队几个连的护卫下，由一名挎着绶带的警官开路，前往起义地带的街道侦察。起义者这方面，也在十字街头的拐角布置了前哨，还大胆地往街垒外面派遣巡逻队。两边营垒相互审视观望。政府方面，手中掌握军队，但还在犹豫。天快黑了，只听圣梅里教堂开始敲警钟了。当时的国防大臣苏尔元帅，曾经参加过奥斯特利茨战役，他阴沉着脸注视这局面。

这些老水兵只习惯正规布军作战，他们的方法和指导只有战术这一打仗的指南针，现在面对所谓众怒的这种万顷浪涛，就完全不知所措了。革命的风向无法掌握。

郊区的国民卫队匆忙赶来，一片混乱。第十二轻骑兵团一个营从圣德尼快马赶到，第十四团队也从弯道赶来；一门门大炮则从万森炮台拉下来。

土伊勒里宫却一片孤寂。路易-菲力浦处之泰然。

五　巴黎的古怪

我们说过，两年以来，巴黎不止一次见识过起义。在一场暴动期间，一般来说，除了起事的街区，巴黎外观总是平静得出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巴黎总能很快适应——无非是一次暴动——巴黎百业繁忙，哪有工夫为这点儿小事分神。唯独这类大都市，才能呈现这种景象。唯独这类巨大的城池，才能同时容下内战和莫名其妙的宁静。每次爆发起义，每当听见军鼓声、集合令和总动员令，店铺老板通常总说一声：“圣马尔丹街好像又闹起来了。”

或者说：“圣安托万城郊那边。”

他还往往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反正那一带吧。”

过了一阵，又清晰传来密集的枪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凄厉喧扰，店铺老板则说：“事情严重啦？咦，事情严重啦？”

再过一会儿，如果暴动的势头更大，渐渐迫近了，他就慌忙关闭店门，赶紧套上制服，也就是说，确保货物安全，拿生命去冒险。

在十字街头，在通道上，在死巷里，双方对射，争夺街垒，夺取又丢掉，再夺回来；鲜血流淌，房舍的门脸打得弹痕累累，有人在内室也被流弹打死，尸体堵塞街道。然而，离那儿只有几条街，咖啡馆里还传出打弹子的声响。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看热闹的人又说又笑；剧院还开门，照样演出闹剧。出租马车还揽客行驶；有人进城去赴宴，有时就去正在打仗的街区，1831年那次，有一处射击停止了一会儿，好让婚礼的队列过去。

1839年5月12日那次起义，一个有残疾的小老头在圣马尔丹街上推一辆小车，车上装着盛满饮料的玻璃瓶，用一块三色破旗布盖着，他从街垒走到军队，又从军队走到街垒，不偏不倚，时而向政府，时而向反政府供应一杯杯椰子汁。

简直怪极了，而这正是巴黎暴动的特色，在其他任何国度也见不到。这必须具备两种条件：巴黎的伟大及其欢快。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然而1832年6月5日这次，刚一动武，这座大都市就感到有什么比它更强大的东西，于是害怕了。只见各处门窗和窗板在大白天都关着，连最偏僻和最“无关”的街区也不例外。勇敢的人拿起武器，胆小鬼就躲起来。只顾去办事而漠不关心的行人不见了。许多街道都空荡荡的，就好像凌晨四点钟。大家传递着引起人心惶惶的情况，传播着凶多吉少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经占领了银行”“仅仅在圣梅里修院，就有六百人，以教堂为雉堞固守”“防线并不牢固”“阿尔芒·卡雷尔去见克娄泽尔元帅，元帅说：‘首先设法争取一团人马……’”“拉法耶特病了，但是他对他们说：‘我听你们的吩咐，只要有放一张椅子的地方，追随你们到哪儿都行’”“千万当心，夜晚有人抢劫巴黎偏僻角落的散居人家”(从这里能看出警察的想象力，那个安娜·拉德克利夫[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发表过许多描写犯罪的“黑色小说”。]同政府有一腿)、“欧伯里屠户街布置了大炮”“洛博和比若一同商榷，决定午夜，最迟拂晓，组织四路人马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发，第一路从巴士底出发，第二路从圣马尔丹门出发，第三路从河滩广场出发，第四路从菜市场出发；部队也许撤离巴黎市区，退到演兵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可以肯定，这次来势凶猛”“苏尔元帅还游移不决，大家对此深为忧虑”“为什么他不立刻进攻”“可以肯定他深谋远虑。那头老狮子，在昏暗中仿佛嗅到了一个怪物”。

到了晚上，剧院不开门了；巡逻队气势汹汹，在街上走动，盘查行人，逮捕形迹可疑者；刚到九点钟，就抓起来八百多人；警察署监狱爆满，裁判所附属监狱爆满，强力监狱爆满。尤其裁判所附属监狱，在那人称巴黎街道的长长地道里，全铺上了麦秸，躺着一堆堆囚犯，而里昂人拉格朗日[夏尔·拉格朗日(1804—1857)，在里昂领导进步社，积极参与组织了1834年的里昂起义，故人称“里昂人”。但雨果在此这样称呼他还为时尚早。]无所畏惧，正向囚犯们演讲。所有人一动弹，打地铺的麦秸哗哗响，就像下一阵暴雨。别处监狱更惨，囚犯相互偎依，就睡在院子里。到处人心惶惶，这种动荡的气氛，在巴黎是少见的。

居民在家里门窗紧闭，做妻子和母亲的都提心吊胆，听到的全是这种话：“噢!上帝啊!他还没回家!”远处难得传来车辆行驶的声响。居民站在门口，倾听外面的喧闹、呼喊、乱哄哄的嘈杂声，低沉而难以分辨，他们听见点什么就说：“那是马队。”或者：“那是弹药车在飞跑。”军号声、鼓声、枪声，而圣梅里教堂的警钟尤为凄厉。人们已有所料，等着打响第一炮。武装人员出现在街头，连声喊道：“全回家去!”旋即就不见了。居民都急忙插好门闩，嘴上直嘀咕：“这要闹到什么地步呀？”夜幕逐渐降临，暴动的火光映红巴黎的夜空，显得越来越凄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