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不要再摸一下？”小叶问我。她已经换好手术服，栗色卷发梳成髻，等会儿再塞进帽子里。染发烫发的时候还不知道生病，染完她回到家中，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没有注意到很多事。

我摸了一下。右手从衣服下摆伸进去，握住她左边乳房，我刚洗了手，乳头被凉意激得站起来，像以前真正的抚摸之后。我们都有点尴尬，毕竟好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开始是因为不想，后来她体检，又去做了复查，最后切片报告出来，我巧妙地躲进整个确诊流程。

“另外一边呢？”小叶看我把手收了回去。

“那边就不用了吧……”她点点头，知道我下面想说什么，另一边以后毕竟还在，不用急在这一时。就我们在病房里，她坐床上，我坐床边，沉默像癌细胞一般扩散开来。窗外有株老槐树，十一月底，徒留灰色枝干，在灰色雾霾里显出轮廓，我想到以前跟小叶说过，房子边上不要种槐树，因为槐树里有一个鬼。

医生来看了一眼，神态轻松，手持肯德基法风烧饼。医生一直神态轻松，毕竟我们只是一期患者及其家属，“没问题，割掉就是了，真的没问题”，好像是割一茬韭菜，但小叶的胸长不出第二茬。大学时我们首次突破棉毛衫这一层，我先握住左边，再移到右边，小叶不到十九岁，一切都没有真正定型，在我手中有一种犹豫不决的形状。后来我和它们很熟，右边那只稍大一点，但左边的乳晕边有颗红痣，开始几年我经常含住那颗痣，后来几年频率降了下来，最近几年，小叶总穿着内衣睡觉，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毕竟更多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讨论过。

我陪小叶下楼，看她进了手术室。场景配不上应有的心情，她自己走进去，双手插袋，看起来很健康，我一直以为她很健康。手术前不能化妆，我给她带了一瓶面霜，她细细涂上一层，我在边上看她，这么近的距离，我发现她的皮肤有点变化，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慨，时间意味着变化，在所有领域，无一例外。

我本来打算一直在手术室外等着，丈夫好像应该这么做。但两个小时后我就下楼抽烟，只要在结束前回去就行，我想，没有人会知道。协和医院门口有一种丧气的繁华，号贩子们行为鬼祟，大概以前也在中关村卖盗版光盘，神色阴鸷的男人在狭隘人行道上铺开塑料布，卖“中药抗癌无副作用一周起效”，身体残缺的人缓慢爬行，向每个人伸出污脏的手。在这种背景下，我莫名觉得饿了，走到马路对面的云南米线店，点了最贵的一套过桥米线。

林夏给我打电话：“手术结束没有？”

“还没有，得到下午。”

“她情绪怎么样？”

“还可以，她一直都还可以。”

米线滚烫，我先吃鱼片和鹌鹑蛋。林夏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什么时候去东京？”

我略加迟疑，还是回答了：“后天早上的飞机。”

“你知道吧，我有日本的五年签证。”

“你不能去，等我回来再说。”

“不等了，我们东京说。”她挂了电话。

小叶生病的事情我们没有往外说，解释一切是个麻烦，也会让这件事显得不可回转。我和小叶都相信这件事，坏消息没有被说出口，就没有真正发生，就像过去几年，我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婚姻生活有了问题，我们连对方都没有说过，因为谈论意味着确认。

没有人知道她今天手术，除了林夏，她不认识小叶，她是我的……情人。米线汤渐渐凉下来，肉片的腥味变得明确，我想另外寻找一个词语定义我们的关系，但没有找到，我寻找不到词语否认这件事，林夏是我的情人。我的妻子正在做左乳房切除手术，而唯一一个对她表达关切的人，是我的情人。

飞机上我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边看机载电视里的《老友记》，一边又浏览了一遍赫赛汀的资料。

这段话我读过多遍，每个令人费解的词都搜过维基百科，但组合在一起还是令人费解。总之这是小叶需要的药物，一年四十万，不纳入医保，我们拿得出第一年的四十万，但万一还需要一年就得借钱。我们都不想借钱，日本的赫赛汀要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我来了东京。我也可以去香港或者印度，但我想来东京。我还可以找人代购，有点麻烦，但并非不能实现，可我想出来几天。林夏是我的情人，妻子刚做完手术我却想出来几天，我试图一一否认的事情，都一一变得不可辩驳。

我住涩谷东急酒店，林夏坐在大堂沙发上等我，她坐另外一个航班，因为我们需要从不同航站楼出发。林夏穿姜黄色风衣，深灰丝袜，平跟绑带黑皮鞋，头发乱蓬蓬梳上去，像不知道哪部电影里的汤唯。她化了淡妆，口红很艳，衬得脸色更差。我们有一个月没有见过，骤然见到，我只觉她比小叶更像病人。林夏只拿了一个黑色手袋，好像她是从通州赶到东二环，我们在日坛公园里那家小王府约会，坐在露台上，开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后来天色暗了，露台下有人跳广场舞，在喇叭式音响的掩盖下，她坐到我边上来，我们并不敢公开有什么举动，但她喜欢坐在我边上。

我们断断续续也有好多年。最早我们都还在做记者，汶川地震时大家都去绵阳，住同一家宾馆，记者们都住在那里，因为就那家还能上网。晚上十点之后，陆续有交完稿的记者在走廊里招呼饭局，凑够四个人就去楼下吃肥肠锅，我和林夏总是赶上最后一拨。在震区待了十几天，每个人都面目可憎，林夏晒得漆黑，简直看不出五官，又总穿橘红色T恤，大概是过来的时候皮肤尚白，她垂死挣扎，在楼下杂货店里买了一支三块钱的口红，颜色非常可怕，印在本就不怎么干净的茶杯沿上。

经历了地震初期见到尸体、残破和分离，我们都觉劫后余生，胃口极好，人人吃三碗饭，吃完肥肠锅再去找小龙虾，宵夜摊绵绵排开，有小龙虾、香辣蟹、串串香、冷淡杯和烧烤。这个城市以惊人的冷静在恢复原状，起码它试图让我们看起来是这样。有两天说唐家山堰塞湖有险情，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们都去山上的撤离点采访，很多人带上扑克牌和麻将，没带的就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第二天再去，灼灼烈日下斗地主的人增加两倍，因为居委会给每家发了一副扑克。

我们回到市区，各自进房间写稿，到了半夜，我听到林夏在走廊里扯着嗓子喊：“有没有人打牌啊！”

于是大家打拖拉机，我和林夏一边，开始很顺，后来一直打不过10，眼睁睁看着对手打到鬼，最后一盘输得惨烈，我们只拿了五分。只是消遣，但我们都介意起来，半个月的挫败和愤怒，突然投射到一场牌局中，林夏扔掉牌，点了一支烟，说：“他妈的，什么屁牌。”女记者都这样，出差时故意显得粗鲁，以防别人觉得她娇气。

我也扔了手里的最后一个梅花8，说：“要抽出去抽，这是我房间，别抽得跟烧纸钱似的。”

没人接话，这段时间大家都闻够了纸钱。林夏摁掉那支娇子，说了声“对不起”。我注意到她声音很轻，和平时不一样。我意外发现，我留意到了她平时是什么样。

我们第二天都睡过头，在门口遇到才意识到大家都走了，我和林夏只好一起去擂鼓镇，三百块包了一辆长安。车和路都极破，一路地震式颠簸，巨石时不时截断小路，看起来不会有终点，气压越走越低，我们都清晰闻到对方的汗味。林夏那天换了一件崭新的蓝白条纹T恤，我看到鸿星尔克的logo，肥肠锅边上有一家鸿星尔克，记者们都去那里买换洗衣服。蓝白色很适合林夏，我装作第一次注意到，除开肤色，她算得上好看，哪怕现在汗水让头发和皮肤都显油腻，她还是好看。

我中间接了小叶的电话，她是另外一家报社的文化版编辑，平日都上白班，这段时间也被调来编地震特刊，凌晨四点才能下班回家，醒过来先给我打电话。我们说了几句话，她照例让我注意安全，我则竭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常，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林夏听到我和小叶之间的亲密。

过了一会儿，我为自己的掩饰越发不安，好像这已经意味着背叛和出轨。我对林夏说：“刚才是我老婆给我打电话。”

她点点头：“听出来了，家里人很担心是吧？”

“嗯，你家里人没有每天给你打？”

“我每天晚上给爸妈打。”

这意味着她没有结婚，大概也没有稳定的男友。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我希望她结了婚，且和我一般婚姻幸福，这样我才能显得正常和正当：一个人在幸福的婚姻生活中，还是会对另一个人生出想法。我拿不准林夏的想法，但我确定她并没有把我看得和别人一样，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事情，知道很多事情的开始，都源于一点点不一样。

擂鼓镇里搭连绵不断的帐篷，另一边有几架直升机，往返于唐家山和擂鼓镇之间，山上一直说堰塞湖可能溃坝。有人在空地上发盒饭，我们凭记者证一人领了一盒，站在路边吃。菜是莴笋烧肉，混了一点泡酸菜，有一种不合理的香，吃完我们又去领一盒，这场地震好像打开了每个人的每种欲望。

相熟的一个军队宣传干部也站在边上，也正在吃第二个盒饭，来擂鼓镇的记者不多，大概大家都去了江油，那边有个镇长最近出了名，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他突然问：“你们要不要上山？”

我吃完最后一块莴笋：“上什么山？”

他指指直升机：“唐家山啊，等会儿要送水文局的人上去，装水文自动测报设施，机上还能坐两三个人，你们要不要去？”

为了工作我们当然应该去，但我和林夏都看了看对方。

又过了十秒，他继续说：“……不过今晚回不来，你们看这天气。”

乌云死死压下来，狂风卷起砂石，林夏本来扎一个马尾，现在头发被吹散开来，遮住她略显刚硬的脸。谁都可以清晰看到，马上会有一场暴雨，上山的每个人今晚都回不来。

我订了一个标准间，两张一米二单人床，我们进房间后发现没有沙发，就一人占住一张床。我拉开窗帘，窗外是涩谷的十字路口，几百人像军队一样排列整齐，在红灯结束后列队过马路。

我和林夏没有开过房，总是我去她家。她住在通州一个不大好的小区，每天从郎家园坐930路回来，下车后要穿过一条狭小巷道，沿途有兰州拉面和成都小吃，并没有下雨，地上却总有泥泞，走五百米才有一家京客隆，小区只有两栋楼，楼下三个巨大垃圾桶，谈不上任何绿化。她自己在阳台上放了几盆花，每次去花都不一样，她说，死了就换一批，这边离八里桥市场近，一盆茉莉只卖二十。

我问过林夏，为什么要把房子买在这里。她说：“刚来北京就在这里租的房子，后来房东要卖，我正好够首付，就买了。”

还是不懂她为什么买这套房子。客厅采光不好，卫生间极小，露台几乎比客卧还大，除了上床，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露台上，聊天、喝水和抽烟，看京通快速上的车流。过半个小时，我也打车上了京通快速，一次三个小时，一周后再来一次。我没有跟小叶说这三个小时去了哪里，三个小时并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时间。

后来我知道，虽然一直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但林夏不喜欢变动，她艰难地适应了一切，并不想改变，哪怕这一切很糟。很糟的房子，很糟的感情生活。我们没有一直维持关系，中间有几次，她和前男友和好，我们就断了，她和前男友分手，我们又恢复，目前正处于她和前男友的分手期。事情就是这样慢慢拖到了第七年，拖成一片我们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泥沼。

林夏去洗手间卸了妆，黄着一张脸出来。每次我们断开又续上，中间照例隔大半年，再重见时我都知道她又变了一点，像镜头渐渐虚下去，五官有混沌边界，整个画面一点点变暗，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到了三十五岁。

我和二十八岁的林夏一起去唐家山，货运直升机上没有座位，我们都坐地上，一人靠住一纸箱双汇火腿肠。机噪声让人无法交谈，我们大概都松了一口气。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好一阵才降落，反复掠过北川县城，废墟中升腾白烟，那是有人偷偷回去给家人烧纸钱。

降落后我们也没有交谈，轮流采访水文专家、武警领导以及普通战士，采访中开始下雨，我们就排队领雨衣，披上继续采访。

四川省水文局专家林一彬说：“现在蓄水已超过1.6亿立方米，之前每天都在增加一千万立方米，如果来水继续增加，危险程度就会加剧。”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为解决大型物资难以运达的难题，目前指挥部正在试验便于携带的软体油袋和小型油罐，“一方面在天气恶化时可以让官兵人力背负上去，另一方面也可以低空空投给施工人员。”

武警水电部队政委方跃进介绍，为解决供给问题，大型直升机米-26昨日已用吊装大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了大量食品，“米-26今天（二十九日）一共吊了一个集装箱的食物和三个大型油罐，现在上面的油料可以维持两天，食品也没有问题”。

我把这些一字一句写到笔记本上，她记下的应该也差不多，我们大概都希望采访能一直持续下去，熬过这个必然带来混乱的夜晚。唐家山上没有一棵树，我们各自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和编辑打电话，试图逃避命运和欲望的召唤。但雨终于大到我们只能躲进帐篷，军队给记者专门留了一个帐篷，今天只有我们两个记者，政委咬着火腿肠说：“将就一下，特殊时期，大家不分男女，都是同志。”

同志们没有在那个晚上做爱，这很难操作，防潮睡袋里只能装下一个人，如果离开睡袋，外面很冷，何况震动声和其他音效难以控制。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周密思考过一遍，最后选择了通宵聊天，黑暗和雨声盖住了这件事的伦理与道德，只余下毫无意义的话语，以及从中生出的、毫无道理的快乐。第二天走出帐篷，天已经放晴，有直升机正在低空空投小型油罐，但我忘记了去查实工作人员的名字，那篇稿子我后来并没有写出来。

回到绵阳，林夏半夜两点偷偷溜进我房间，又在下午两点溜回自己房间，九点前后走廊吵了一阵，后来整个宾馆静下来，林夏进来时随手挂上了“请勿打扰”。

我们郑重其事互相保证，就这么一次。然后轮流去洗澡。

林夏的身体完全符合我的想象，进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为此已经想象多时。做了一次后，她起身拉开窗帘，月光照进来，于是我们又做了一次。她问：“我们说的就一次，是指就这个晚上吧？不是……不是真的就一次吧？”

我说：“嗯，包夜都不算次数。”

其实也就三次。我有点累，这十几天工作强度很大，但第三次我故意拖得很长，猥琐、伤感以及精液味一起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我略略抬身，看着眼前这个姑娘，我问她：“喂，你今年几岁？”

“二十八啊。”

“看着不像。”

“都说我显小。”

时间过于迅猛地划过七年，林夏现在还是显小，但实打实看得出上了三十。她往脸上拍爽肤水，问我：“你要不要上来睡一会儿？”

我摇摇头。我很困，但上来睡一会儿意味着先要做一次爱。

她躺下去，把被子盖住头：“那你晚饭再叫我。”断续偷情多年，两个人渐渐也像夫妻，性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如果没有性，会比夫妻更显尴尬，所以总要有一个人率先睡着。

生活并不是一步走到今天，但当中的逻辑的确让人费解。包夜过后，我们甚至没有加对方的MSN，穿好衣服，两个人交换了名片，那张名片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撕掉，冲进马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住了林夏的手机号码。

地震第二年，我离开报社，去了一家门户网站做小中层，收入是涨了一点，但并没有多到让我振奋。我去网站只是因为大家都去了，每个人都在焦急地挪动位置，停留原地似乎意味着失败，我才三十一岁，不知道怎么成功，却也没有准备好失败，在任何领域的失败。

每日坐班的工作很枯燥，但在家看久了美剧也一样会觉得枯燥。我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填写爱好的时候，我也会写：“足球，音乐，电影。”我写这三样不过因为这永远不会出错。外部世界剧烈变动，我却发现自己的内心停滞下来，如果一路要命地顺遂，我大概能在十年后当上公司高层，年薪百万，分一些期权，偶尔能上别家门户的财经版。我也憧憬那一天，起码我和小叶能换一套房子。现在的房子在四惠，小区在一号线头上，坐地铁要经过一条错综复杂的小路，如果懒得走，可以坐十块钱的黑车或者五块钱的蹦蹦。我们都想住在朝阳公园边上，晚上去蓝色港湾散步，坐在湖边喝杯啤酒——那种我们想象中更为正宗的北京中产生活，早餐吃711的包子而非老家肉饼，不需要坐黑车和蹦蹦，出地铁可以沿着一条有树的路，步行回家。

公司每天在国贸有班车开往中关村，我总准时赶上，四环永远堵车，我能在车上舒舒服服睡一觉。往返班车渐渐成为我最喜欢的地方，它把我困在当下，耽误上班，延迟回家，手机电池耗尽接不到电话，二十封邮件没有及时回复，一切都不能归咎于我。那辆车缓慢而准确地带领我，往未来去，那个时候，我对未来并无其他想象。

我只管十个人，却忽然变得重要，总有企业公关请我参加活动，签到之后，能领一个纸袋，里面有现金信封、礼品和材料，有一些人领完纸袋就走，我稍有节操，总是坐到最后。生活有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太容易适应，毕竟实打实多了一些钱，我拿这些钱买了更好的西服、领带和皮鞋，我甚至用上了男士香水和面霜，开始健身，人生是这样顺理成章往前流动，直到有一天，递给我纸袋的人是林夏。

她白了起码三层，化没有眼影的淡妆，穿黑色小礼服裙，细跟鞋，头发似卷非卷，拨在一边肩膀上。当然比在绵阳时美，但我不认识她，我也希望她不认识我，我从来没有这么不想从一个人手里接过装着红包的纸袋。然而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得走完这套流程——签到，写上身份证号码（为防冒领），交换名片——这个场景让我比和她做爱时更觉赤裸，我们此时都失去了遮蔽。我想到在唐家山的帐篷里，两个人聊的话题，是彼此最喜欢的导演。林夏喜欢小津安二郎，我没看过，沉默中想寻找一个更拗口的名字，但只能想到李安。李安很好，李安永远是一个得体的答案，就像聊到俄罗斯文学，我们只需要说，我喜欢普希金。

我们又一次交换了名片，这次我没撕掉。过了几天，我给林夏打电话，没有借助名片，我背出了她的号码。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我和小叶的婚姻那时还没有问题，大部分时间我坐班车转地铁，七点半总能到家，下地铁就给小叶打电话，她开始炒绿叶菜。晚餐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小叶的剁椒鱼头在朋友中是有名的，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吃一份三斤鱼头，可以任性地只吃好的部位，两块腮边肉小叶都夹给我，我则为她从汤中翻出鱼泡。

我为什么要给林夏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毫无理由的冲动。就像肝部长了肿瘤，我却一狠心，把好端端的胃切了三分之一。在应该对生活下手的时候，我们总是懦弱地选择最好下手的那部分。

电话那边林夏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来和我吃饭，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和前男友又分了手。

我们在荷花市场那条美食街来回走了两次，最后选中一家江浙饭馆，露台有一块没有被灯光覆盖，又能看到一角水面，残荷留梗，样子俗艳的舫船慢慢开过，船头亮着红灯笼。秋天快到尽头，长时间坐在户外会冷，但我们宁愿裹紧外套。

一人吃了几个醉血蛤，我终于开口说话：“你怎么也离开报社了？”

“大家不是都走了……你不也是。”

“但我还是在做新闻，只是换了个平台。”

“你是男人啊……都是这样的，男记者去网站当领导，女记者去企业做公关。”林夏满不在乎地喝了小半杯啤酒，我知道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喜欢做记者，地震时一天写三个版，我已经回到北京，她又待了一周，写了两篇特稿。和林夏上床后，有大半年时间，我每天看她工作的报纸，二〇〇八年年底，她有篇报道得了一个网站评选的小奖，我反复点进那个页面，看一眼她的照片又关掉。她穿牛仔裤和蓝白色条纹T恤，手里拿一份盒饭，那是在擂鼓镇我用手机给她拍的，拍得不好，完全糊掉，但看得见背景是我们坐去唐家山的那架直升机。

“说是都这么说，但是……但是好像有点可惜？你以前做得那么好，你应该去杂志，真正做深度报道。”

林夏低头又喝了一会儿酒，才说：“本来我是要去的，有几家杂志找过我，但是……但是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我都要三十了……他们都说，我换地方也写不了几年……”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完全熟悉这种语调。他们都说，女记者这么做下去总不是办法，男记者一直做记者总不是办法。他们都说，应该转型，应该顺应时代。

时代意味着变动，意味着你有能力变动。

风真的冷起来，林夏又点了热黄酒。话语渐渐增多，我和林夏都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种人，那种看起来一路顺流而上、事实上失却真正勇气的人。我们本来只是在极尽无聊中想再偷一次情，但谁能猜到呢，性不过是最让人信服的理由，我们最后成了朋友。

林夏睡过去后，我出门见人。赫赛汀是处方药，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人，允诺能帮我买到药，收五万日元，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但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办法。

我们就约在涩谷车站的忠犬八公像。出酒店我找了一会儿，那只狗比我想象中要小，蹲在人群中，不远是抽烟处，挤不进去的人在门口匆匆抽两口。对面有一个不知所起的绿皮火车厢，敞开车门，我约的那个人——网名叫“林老板”——就坐在车里刷手机，边上坐着几个老太太，她们看起来也没有等人，就是打扮妥当，化着浓妆，坐在那里。

林老板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染了黄发，戴三个耳钉，却和日本人一样见面就鞠躬，客客气气叫我“方先生”。他已经拿到了处方（我并没有关心用什么办法），带我去池袋一家药房拿药，“涩谷也有，但池袋那边是中国人开的”，他说。

池袋给人一种无秩序的安全感，尚未走出地铁口，已经有人大声使用手机，地面明明没有垃圾，却让人觉得脏。我们经过一家极小的中华物产店，门口有一盒盒凉菜，路过时我迅速看了一眼，似乎有鸭脖子和猪耳朵。

药房里沉默地坐着不少人，林老板说，“都是中国过来的，和你情况差不多”。有人边上垒着几个纸箱，看起来要赶去机场。电饭煲、马桶盖，大概箱子里还有药妆，林老板又说，“很多人这样，来都来了，顺便买点回去。”

我也开始思考应该买点什么，说得没错，来都来了。也许可以给小叶买几套雪肌精？我只记得这个牌子。大学刚毕业，我们在南四环租了一个小房子，小叶那时候是见习记者，要跑突发，出入各类跳楼、车祸以及火灾场所。有一次有人说要跳北京饭店，她和摄影记者站在长安街上等了两个小时，“中间我想办法去买了一把伞。”小叶说，但那个人后来坐电梯下来了。她晒得很黑，做爱时坚持要关灯，说白回来再给我细看，“等转正了我就去买两瓶雪肌精”，我都快射了，小叶还在想这件事。

我忘记她后来有没有用雪肌精，也许她用了更好的牌子。转正后小叶做了文化编辑，一直做到现在，很少去户外，她又变得太白。小叶是我们身边唯一一个十年没有换工作的人，挣得不多，圈内也没什么人知道她，奇怪的是，她从来不给人失败感。每天早上她洗澡吹头发，精神抖擞挤一号线上班，晚上又精神抖擞挤一号线回家给我做饭，晚上她读书、看美剧、敷面膜、写博客。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博客地址，小叶说，我们不需要事事告诉对方，我同意，所以我没有告诉她有林夏这回事。这两年我们不大以夫妻的方式相处，隔着距离，我对小叶有一种莫名的敬重，因为她对生活从无怨气，而我们，我们都是有的，有时候看起来是积极上进，其实不过是怨气。

林老板替我取了号，前面有二十个人，我们出门去抽烟，马路对面有中年女人拉住人叨叨传教，从“神爱世人”到“赦免你的罪”，我听到她拉住一个男人许久，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但那个男人几乎秃了顶。

一支烟可以很长，我和林老板居然聊了起来。

“做这个能挣到钱吗？”

“还可以吧，国内得癌症的人挺多的……这两年越来越多。”

“所以你没有别的工作？”

“没有，我还在读书。”

“哪个学校？”

“东大。”

我吃了一惊，但直接表达吃惊好像不礼貌，只好问他：“你学什么？”

“日本文学。”

“研究生？”

“博士。”

话题在这里断了，聊天的方向出现混乱，我不知道和一个代购癌症药且网名叫林老板的人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和一个日本文学博士说什么。日本文学，我只读过两本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以前刚和小叶恋爱，我也给她写信，因为并没有什么话想写，只能抄书，“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小叶只说，那本书不怎么吉利。

和林夏第二次上床后，她去洗澡，我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好像初来乍到，正在等主人给我倒水，茶几上摆着一本《挪威的森林》。后来我渐渐发现，林夏的文艺修养大概和我差不多，她的确看过小津安二郎，但也就看了那么两部，《东京物语》和《秋刀鱼之味》，不会更多。她跟我一样，认为自己应当对人生有点野心，却并未找到野心的指向，我们在一起，上床之余总是聊圈内动态，谁去了哪里拿到什么职务，谁辞职创业，现在已经拿到第几轮风投，我们不停给对方分享资讯，好像这样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焦虑，其实两个人的焦虑都加倍，我们还是每周见一面，有时候做爱非常慌张，因为大家都着急回邮件。

去年林夏又辞了职，现在在阿里巴巴刚收购的一家小公司做公关总监，我则加入了一个创业公司，名片上印着“联合创始人”，CEO是我在网站的领导。我们公司半年中换了四个项目，分别是上门做美容的APP、上门做饭的APP、上门修煤气灶热水器的APP以及白事一条龙APP，我们都盼着某一个项目会被马云看中。有一次报社的老同事吃饭，发现在场人数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的大老板变成了马云，剩下四分之一正在争取把大老板变成马云，比如我。

赫赛汀拿到了，整整齐齐一排白底绿字纸盒，装在一个巨大塑料袋里。我和林老板在地铁口再见，“还得去学校见导师。”他说，把我给的五万日元现金放进钱包里。我又去那家中华物产店看了看，买了一盒卤猪尾巴，附一包辣椒面，林夏应该醒了，我们可以啃着猪尾巴，把那些要说的话说完。

“你老婆知道我们的事吗？”林夏问我，挑了一截肥肉较少的猪尾巴，蘸上大量辣椒面。

这句话她问过好几次，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第六和第七年。

开始我很确定，“不知道”，后来我也变得疑惑。小叶非常聪明，我们一起做门萨智商测试，她有135，我是121，据说超过140就是天才，“那五分跨不过去的”，小叶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一进入普通人的大分类，这十几分没什么区别，真的，可能就是背单词速度要快一点，哦，也可能是看悬疑片比较早猜出凶手。”我没有见过哪个智商135的人，比小叶更坦然接受普通人这一身份，智商121而不甘于此的人我则认识很多。

不是说我羡慕小叶的人生，前面说了，我只是敬重她，再给我两百次机会，我还是会试试看能不能往上走，我知道成功的几率不高，但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人生有第二条路值得一走。我非常焦虑，但小叶，我也不觉得她有多快乐，她只是让平静成为惯性，她的平静渐渐吞掉她，开始她不想选择，后来她失去了选择。

这两年，我几次认真想过小叶知道些什么，一个看《第六感》半个小时就看出主角已经死去的人，是不是真的看不出丈夫有个情人？二〇一一年前后，小叶想过要孩子，问我的意见，“要了也好，反正最后都会要的，不过我们都没有北京户口，以后上学有点麻烦”，这就是我的意见。

小叶没考虑北京户口，她开始算排卵期，期望我在那三四天内认真配合。我刚升了职，从管十个人升为管一百个人，老板要求我三十秒内必须接电话，我就把手机用塑料袋包好，拿进浴室。因为总赶不上班车，我也买了车，有时候在四惠地铁口顺道接上林夏，她的公司在朝外SOHO，我则再往中关村走，路上两个人互相关心工作进展，交流哪种褪黑素副作用小，叮嘱对方中午一定要吃饭。

就这样，小叶的排卵期我配合得不好，试了半年也没有怀上，后来她就说，“还是歇一歇吧”，就一直歇下去了，我们再没有讨论过生育问题。

“她是不是其实也有别的人？”这句话林夏也问过几次。她倒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我们这种混沌关系里唯一清晰的就是定位：我不会和小叶离婚，林夏不会和我结婚。我们偶尔会替对方分析情感生活，她分析我和小叶，我分析她和前男友，她劝我“小叶挺好的，现在哪里还有这种女孩子，你再不注意她就会被人追走”，我劝她“这个男人不会跟你结婚的，你真的应该跟他彻底断了，真不知道你这些年在搞什么鬼”。

这种劝告当然没有任何鬼用，林夏这次赶到东京来，是要在第一时间且当面跟我说，前男友又回来了。几年这样下来，我们的分手流程已经趋于固定，我说：“哦，那我们明天去吃顿饭。”

至于小叶有没有别的人，“有可能，不然她这几年怎么过的？”辣椒面有后劲，我用半瓶冰麒麟才勉强压下去。

“你就一点不在乎？”

“在乎？……没立场在乎。”

当然在乎。我偷看小叶手机，用她所有用过的网名搜寻她的博客地址。手机上什么都没有，我连存为中国移动的联系人都点进去看了，真的是10086。博客没有找到，有一个疑似，博主写一些书评影评，隐约有个叫“X”的男人，我就又回头去偷看小叶的手机，把所有X开头的名字号码抄下来，当然我还没有一一打过去，我没有疯到那个地步。我订阅了那个博客，但它渐渐不再更新，大概是挪到微信公众号上，这下我失去了所有线索，社交媒体每更新一次，我就会丢失一批朋友，万万没想到，这次丢的是自己妻子，疑似妻子。

到了今年，创业的百忙之中，我渐渐在内心确认小叶爱上了别人。有一天小叶让我早点回家，“我们得谈一谈。”电话里她说。小叶已经很久没有给我打过电话，现在还有谁需要打电话？但和微信比起来，电话让一切更加确凿无疑。

我以为她要跟我说离婚，磨蹭到十一点才开车往家走。四环上挤满运煤卡车，堵住出口，我熄了火，打开天窗抽烟，那天有深灰色雾霾，不开灯根本看不到前方有车。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盼望后头的车冲上来，终结这一切，但下任何一种决心都是难的，我又打开了双闪。

小叶一直没有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穿一套深蓝星星图案的睡衣，头发扎马尾，是我熟悉的小叶。她等我坐下来，关掉电视，握住我的手，又愣了一会儿才说：“你听我说……我得了癌症……乳腺癌，还没有最后确诊，但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不要担心，是第一期的，都说很好治。”

我也愣了一会儿，然后渐渐高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寻找到另外的词语，我高兴起来。我把小叶抱过来，说：“没关系，我们明天就去医院……哪家医院？”

那盒猪尾巴吃完了，林夏站起来洗手，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你回去要和小叶好好过。”

“好的。”我回答她，水声太响，我又提高了音量，“好的，你也是。”

小叶恢复得很好，半年后复查已经没有癌细胞。她重新开始化妆，长出茸茸短短的头发，看起来有一种意外的时髦。我的创业公司在又换了两个项目后宣布失败，现在我替另一家创业公司打工，拿过得去的薪水，和鬼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的期权。我们又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生孩子，但两个人对此都并没有真正的热情，大概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对任何事都没有真正热情的阶段。

过了八月，在一场暴雨之后，林夏从微信中冒了出来。我开车去了通州，快开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迷路了，这附近又拆又建，我停在一个巨大的工地坑前面。抽支烟再说吧，我想，前头是探照灯的灼灼白光，照出一条并不存在的前路。

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改变，癌没有改变什么，爱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