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口气读完了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在下午茶之后立刻就开始了，一直坐到深夜两点。起初老头子皱着眉头。他期待的是一种仰之弥高的高雅的作品，也许他自己也理解不了，但一定要高雅；却突然那么平常，一切都那么熟悉，——完全就像平常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主人公是个大人物或有魅力的人物，那倒也罢了，或取材于历史，像罗斯拉夫列夫或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俄国作家扎戈斯金（1789—1852）的历史小说《罗斯拉夫列夫，或一八一二年的俄罗斯人》和《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一六一二年的俄罗斯人》中的人物。]；可是不，写的是个渺小、卑微，甚至有些傻气的小官吏，制服上的纽扣也掉了；而这一切都是用通俗的文体来写的，完完全全就像我们平时在说话……奇怪！老太太迷惑不解地望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甚至好像受了委屈似的有点儿气鼓鼓的，她的脸上明明写着：“真是，这样的东西也值得印出来读给人听，还得为它付钱呢。”娜达莎正全神贯注，贪婪地听着，她目不转睛，看着我的嘴唇怎样一句一句地读出来，她自己那美丽的小嘴也随着微微翕动。结果怎样呢？我还没有读到一半，我的听众一个个已经潸然泪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动情地哭泣，由衷地同情我的主人公，并且非常天真地想对那个遭遇不幸的人有所帮助，这是我从她的声声叹息中体会到的。老头子已经放弃了种种高雅的幻想：“一开头就看得出，离完美还差得远呢；马马虎虎，就是一篇小故事；不过能打动人，”他说，“能让人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并难以忘怀；能让人认识到，最卑微、最渺小的人也是人，该称之为我的兄弟！”娜达莎一边听一边哭，在桌子底下悄悄地紧握着我的手。我读完了。她站了起来，双颊绯红，满眼含泪；她蓦地抓起我的手吻了一下，奔出了屋子。她的父母惊讶得面面相觑。

“哼！瞧她这高兴劲儿，”老头子说道，对女儿的举动大吃一惊，“不过没关系，好，好，这是高尚的冲动！她是好心肠的姑娘……”他瞟着妻子喃喃地说，仿佛要为娜达莎辩解，同时不知什么缘故，仿佛也想为我辩解。

不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尽管她自己在听我朗读时也有些激动，有些伤感，但这时她的神气似乎想说：

“当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个英雄，但干吗要把椅子摔坏呢？”[这是果戈理《钦差大臣》第一幕第一场中市长对一个历史教员说的话。这个教员在课堂上讲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时候，从台上走下，抓起椅子用力摔在地上，把椅子摔坏了。意思是激动得太过分了。]等等。

娜达莎很快就回来了，又高兴又得意，走过我身边时还拧了我一下。老头子又想对我的小说“严肃地”评论一番，但他太高兴了，评论不下去了，于是动情地说道：

“嗯，瓦尼亚，孩子，好，好呀！你让我太高兴了！我会这么高兴，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并不高雅，并不伟大，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这儿有一本《莫斯科的解放》[这是一本风行一时的历史小说，作者是格卢哈列夫。]，就是在莫斯科写的，——孩子，读了它的第一页就看得出，书中的人物，可以说像雄鹰一样展翅高翔……但你知道吗，瓦尼亚，你的作品更淳朴、更平易近人。我恰恰就是喜欢它这么平易近人！它似乎更亲切；仿佛这一切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要不，高雅又能怎样呢？我也许根本就理解不了。文体我倒想改一改：我是在夸你，可不管怎么说，毕竟少了点儿崇高的意味……可惜现在来不及了，已经印出来了。是不是等到第二版再说？怎么样，孩子，大概还要出第二版吧？那时又可以拿到钱了……嗯！”

“难道您真的拿到了那么多钱吗，伊万·彼得罗维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问道。“我看着您，总是不大相信。哎呀，天哪，现在动动笔就有人给钱！”

“知道吗，瓦尼亚？”老头子越发深情地继续说道，“这虽然不是做官，也是一种职业。显要人物也会读到你的书。你刚才说，果戈理有年金，而且被送往国外[果戈理当时在意大利，尼古拉二世赏赐他三千卢布，从1845年起每年支付一千。]。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啊？或许还不到时候吧？还得写点儿什么才行？那就写吧，孩子，快写吧！别躺在成功的桂冠上睡大觉呀。还犹豫什么呢！”

他说话的神情那么信心十足，那么殷切，叫人不忍心打断他的话头，让他扫兴。

“或许也会给你一个鼻烟壶什么的……怎么呢？皇家的恩典是说不定的呀。这是为了表示鼓励。谁知道呢，可能也会奉召进宫吧，”他低声补充道，还郑重其事地眯起左眼，“不会吗？也许谈进宫还太早？”

“嗬，已经谈到进宫啦！”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仿佛在埋怨似的说道。

“再过一会儿，您就要让我当上将军了，”我由衷地笑着说。

老头子也笑了。他非常得意。

“大人，您不想进餐吗？”调皮的娜达莎在叫了，这时她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晚饭。

她哈哈大笑起来，跑到父亲身边，用温暖的双臂紧紧地搂着他说道：

“好心的、好心的爸爸！”

老人感动了。

“哟，哟，好了，好了！我只是随便说说嘛。当将军的事儿不谈了，我们吃饭去吧。你这个叫人心疼的丫头啊！”他又添了一句，拍拍娜达莎绯红的面颊，他一有机会就喜欢这样，“你明白，瓦尼亚，我是爱你才说的。嗯，虽然不是将军（离将军还远着呢！），可毕竟也是著名人物呀，文人嘛！”

“爸爸，如今叫作家了。”

“不叫文人？我不知道啊。就算是作家吧；我想说的是，写了一部小说，当然，是当不上宫廷高级侍从的，想也别想；不过总可以出人头地，当一个随员之类的官吧。也可能送你出国，到意大利去疗养或进修，是吧；还会拿钱资助你。当然，你自己也要光明磊落；必须靠工作，靠真正出色的工作去得到金钱和荣誉，不要拉关系走后门……”

“那时您不要骄傲起来啊，伊万·彼得罗维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笑着补了一句。

“快给他颁一枚勋章吧，爸爸，随员算什么呀！”

她又在我的手臂上拧了一下。

“这丫头老是拿我寻开心！”老人叫道，深情地望着娜达莎，姑娘满面潮红，一双小眼亮闪闪的，像两颗星星。“我呀，孩子们，真的扯得太远，成了一个阿尔纳斯卡罗夫[阿尔纳斯卡罗夫是俄国剧作家赫梅尔尼茨基（1789—1845）的喜剧《空中楼阁》中的人物，好幻想。]了；我从来就是这么个人……不过你知道吗，瓦尼亚，我瞅着你，觉得你是那么普通……”

“哎呀，我的天哪！他该怎样呢，爸爸？”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说起来，瓦尼亚，你的外貌那么……就是说，好像完全不是诗人那样的……你知道，他们诗人哪，据说脸色都那么挺苍白的，还留着那样的头发，而且眼里有那样一种神气……你知道，像歌德或别的诗人那样……我是在《阿巴顿那》[俄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史学家尼·阿·波列伏依（1796—1846）的一部浪漫主义小说。]里读到的……怎么？我又说错话了吗？瞧瞧，这个小淘气，这样格格地笑我！我的朋友们，我呀，不是学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嗯，外貌怎么样，这并不重要；我觉得你的外貌也挺好，而且我很喜欢……要知道，我刚才的话指的不是这方面……不过，你要正直，瓦尼亚，要正直，这是最要紧的；要正直地生活，不要自命不凡！你前程远大。要老老实实地干一番事业，这才是我想说的话，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呢！”

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我在他们那儿度过所有闲暇的时间，所有的夜晚。我给老爷子带去文学界和文学家们的新闻，不知怎么，他对这些新闻突然非常关注起来，甚至开始阅读Б.的评论，虽然他对Б.的文章不甚了了，却热情洋溢地赞扬他，并且对他的那些在《北方雄蜂》[这是作者对《北方蜜蜂》的戏称，该报发行于19世纪20—60年代。]上撰稿的论敌牢骚满腹。老太太密切地注意着我和娜达莎；不过她可管不住我们！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诺言，我终于听见，娜达莎低着头、微微张着嘴悄声细语：愿意。但两位老人还是知道了；他们琢磨呀，考虑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久久地摇着头。她又纳闷又发愁。她对我没有信心。

“成功了还好，伊万·彼得罗维奇，”她说，“万一失败了，或者有什么意外，那怎么办呢？您要是有个职业就好了！”

“我要对你说，瓦尼亚，”老爷子考虑了好久，终于拿定了主意，“我也看到了，注意到了，说实话，我甚至很高兴，你和娜达莎能……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明白，瓦尼亚：你俩还很年轻，我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得对。再等一等吧。虽然你有才华，甚至才华出众……不过不是天才，像当初人们纷纷议论的那样，你不过是有才华（今天我还读到《雄蜂》中对你的批评，他们对你的贬低也太过分了；不过这算什么报纸嘛！）。是呀！你知道，才华这东西并不是放在钱庄里的存款；你俩都是穷人。再等个一年半载吧，哪怕等一年也好：要是事情顺利，你能牢牢地站稳脚跟——娜达莎就是你的人；要是你办不到，那你自己斟酌斟酌吧！……你是老实人，想想吧！……”

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一年以后情况是这样的。

是的，差不多正好过了一年！九月晴朗的一天，我在傍晚前来到我的两位老人的家里，我有病，心情极度紧张，我倒在椅子上，几乎昏迷过去。他们看着我简直吓坏了。那时我头晕目眩，愁肠百结，在进去之前，我十次走到门前，又十次回头，——并不是因为我事业无成，既没有荣誉也没有金钱；不是因为我还不是一位“随员”，也没有资格被送往意大利疗养；而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我仿佛过了十年，我的娜达莎也是度日如年。我俩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就这样，我记得，我坐在老头子面前，一言不发，心神不宁地折着我那本来就已经皱巴巴的帽檐；我坐在那里等着娜达莎出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衣衫破旧，胡乱地穿在身上；我双颊深陷，又黄又瘦，——不过我远不像一个诗人，在我的眼里也没有不可一世的神气，像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当初所期盼的那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以毫不掩饰、过于匆忙的怜惜的神气望着我，她心里在想：

“就是这个人差点儿成了娜达莎的未婚夫，上帝保佑吧！”

“您要喝点茶吗，伊万·彼得罗维奇？（放在桌上的茶炊沸腾着。）小伙子，您的日子过得怎样呀？您好像病得不轻呢，”她问，她那悲戚的声音仿佛至今犹在耳边。

我现在还仿佛看见：她虽然在对我说话，眼里却流露出别的烦恼，她的老伴正是由于那同样的烦恼而心情抑郁，坐在那里面对一杯已经凉了的茶，想着心事。我知道，与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诉讼此刻使他烦恼不堪，这个案子变得对他们不利了，而且他还遇到了新的糟心的事，竟使他郁郁成疾。这个倒霉的案子的起因是小公爵，五个月之前他却找了个机会来探望伊赫缅涅夫一家。老爷子爱他那亲爱的阿辽沙，就像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几乎天天都惦记他，满心欢喜地迎接他的到来。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提起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往事而哀哀痛哭。阿辽沙瞒着父亲来得越来越勤快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位正直、坦荡、单纯的老人愤怒地拒绝采取防范措施。出于高尚的骄傲，他连想也不愿想，如果公爵知道儿子又在伊赫缅涅夫家受到接待会怎么说，对他的所有那些荒诞无稽的怀疑心里只有蔑视。但老人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承受得住新的侮辱。小公爵几乎天天都来了。有他在，两位老人都很愉快。他往往整晚待在他们家，直到深更半夜才回去。当然，他父亲终于全都知道了。卑鄙无耻的流言蜚语传了开来。他给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写了一封可怕的信，使他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信里写的仍然是过去的老话题，他还禁止儿子再到伊赫缅涅夫家里去。这是我去看他们的两个星期之前的事。老爷子悲愤莫名。怎么！又把他的清白无辜的娜达莎扯进这种卑污的诽谤、恶劣的谣言！过去就曾凌辱过他的那个人又在玷污她的名声……而对这一切却无可奈何！最初他悲愤欲绝地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细节我都听说了，虽然最近我因为疾病缠身、心情沮丧，有三个星期的光景不曾在他们家里露面，一直睡在家里。但我还知道……不！我那时还只是有一种预感，我知道却不愿相信，除了这些纠纷，目前正在他们身边酝酿的不幸，将比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更让他们揪心。是的，我痛苦极了；我怕不幸而猜中，我不敢相信，竭力想避免那可怕的时刻。然而我是为她而来的。这天晚上我仿佛身不由己地想去见见他们！

“喂，瓦尼亚，”老头子仿佛突然清醒过来，问道，“你不是病了吧？怎么好久不来了？我很抱歉，早就想去看看你，可总是……”他又陷入了沉思。

“我不大舒服，”我回答道。

“嗯！不舒服！”他过了五分钟才重复了一遍，“就是嘛，不舒服！我当初就说过，叫你当心身体，你就是不听！哼！不，瓦尼亚，我的孩子，看来缪斯女神自古以来就待在阁楼上挨饿，而且还要在那里待下去。是呀！”

是的，老人家心里不痛快。要不是他自己心里有伤痛，他就不会跟我讲什么挨饿的女神。我望望他，他的脸色发黄，眼里流露着困惑的神情，他在想着一个他难以索解的问题。他好像很激动，一反常态地心情烦躁。老伴不安地瞧着他，摇摇头。在他偶尔转过头去的时候，她悄悄地朝他摆摆头，向我示意。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身体好吗？她在不在家？”我问忧心忡忡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

“在家，亲爱的，在家，”她回答道，我的问题好像使她感到为难，“她自己马上就出来看你了。可不是！三个星期没有见面啦！不知怎么，她变得有点儿那个，叫人闹不清，她是不是病了，上帝保佑她吧！”

她怯生生地瞅了瞅老伴。

“怎么啦？她没什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大高兴，生硬地说道，“她好好的。没啥，姑娘大了，不再是孩子了，就是这么回事。谁能闹得清姑娘家的那些烦恼和古怪脾气呢？”

“瞧你说的，古怪脾气！”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用埋怨的口气抢白道。

老头子不吭声了，用手指敲起桌子来。“天哪，难道他们之间有过什么争执？”我担心地想道。

“哎，你们的情况怎样？”他又说起来。“Б.还在写评论吗？”

“是的，还在写，”我回答。

“唉，瓦尼亚，瓦尼亚！”他挥挥手说道，“评论有什么用啊！”

这时门开了，娜达莎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