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2 月，上海博物馆举办董其昌大展。在冬日侵肌的寒风里，相较于的董其昌温润默然，展厅内同时代的八大山人的倔强冷傲，还有恣意张扬的北宋“苏黄”更显热力。虽然有《祭侄文稿》或一些东晋二王的摹本存世，但唐代书法大师们留下的多是当下安静地矗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碑文。当某人站立于颜世家庙碑，玄秘塔碑等年少时临摹的真迹前时，见到石上刻痕历历在目，从笔墨边缘上倾斜下去，形成一个往内的三角形，而此时这些文字的刻痕就在你眼前二十公分处，犹如少时书法老师正襟危坐，注视着自己用微微颤抖的小手在临摹大字。

少学柳公权，壮年法黄庭坚，老爱张猛龙，或许便是另一人生的三境界。而生于庆历新政期间，师从苏轼的黄庭坚，便是成长于宋代实行优待文人政策百年后的优秀文官之一。宋代的文治重建，包括优待士人，兴建学校，整顿科举等举措，让国家彻底摆脱了自春秋以降以贵族阶层为主导的体系，于是中国历史开始走入平民化，文治的相对合理的社会。

五代后汉禁军统帅石弘肇曾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如毛锥子（指毛笔），哪里有用呢！”而他属下文官王章在反驳他这个说法时，也只是实用主义般地说，“如果没有文人，那么税赋就无人从征收了。”在这个时期，对待文人只是考虑到他对行政运作中的作用而已。如一台机器上的某个配件。所以后唐皇帝敢于嘲笑他的宰相只是”粥饭僧“，因此在这样的气氛下，文官们只能恪守成规，唯唯诺诺，明哲保身。

后晋驻跸北部边境要津定州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在任时曾立一纪功碑。千年后，这个硕大石碑在已经崩塌，石块杂乱地堆砌在今日正定县的隆兴寺内，让人容易想起隋朝开国者杨坚说的，“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当日，在指责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石敬瑭时，安重荣不无鄙睨地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他这句话道出了五代时的政权实质。混乱的年代里，武力成为掌握实权的唯一方式。武功的重要，使得文治显得苍白无力，空泛缥缈。也就只有在朝廷起草诏书时，或是向地方征税等事务时，文人才能显示出其卑微的作用。元编《宋史》指责这个不堪的年代是”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才会催生了像冯道这样身居高位，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个皇帝的人，且年老时还对自己经历过的亡国丧君毫不在意，自号为“长乐老”，著《长乐老自叙》，历叙平生所得官爵，引以为荣。

赵匡胤肇建宋朝时，并无如之前的汉朝，晋朝或后来的明朝一样封建宗室以拱卫皇权，相反的，他对宗室采取的措施是富养其身，而限制其权，宗室甚至无法参与科举选士。他或许意识到，分封的做法再经几代人后往往成为中央政权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宋代的统一战争是到了宋太宗时代才结束，同时也在逐步结束地方割据的局面，因此，分封也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宋太祖敏锐地意识到，皇权的巩固，单靠武力的支持是不实在的，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周世宗最信任的武将之一。所以，皇室必须要拔擢文人的地位以抗衡武人。如同武则天夺权后，出身非李唐皇室所属的“关陇集团”的她，着重使用来自于民间的士人，以期抵制当时的世家大族以消除李唐的影响力。

后周两任君主郭威和柴荣本是雄主，也在即位后尽力采取虚心纳谏、崇尚节俭、改革弊政，减赋兴教等等德政措施。但天不假年，两人都在大有为时英年早逝。从唐末到五代，在混乱不堪的现实中，在武夫强势当政的高压下，士人风骨常是猥琐不堪。当唐末黄巢军队兵临长安城下时，应试科举的士子还流连于青楼，写出了“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的诗句，几乎是不知廉耻地意淫写作。而即使如太祖的重要谋臣赵普，虽然行政能力极强，但是，也无高远的理想，与五代时的俗吏实际区别不大。

所以当一个时代的文脉断绝了的时候，扭偏匡正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重建文治的努力，还需数十年，待新一代人的养成后方显成就。

在闽南，许多古厝上的门楣石屏上，常会刻上“江夏衍派”“鲁国传芳”“延陵传芳”等字样，如笔者的家庙或祖先的墓碑，亦有“衍泽”二字，代表所在家族的支派名称。这点的来由可能是因晋朝到唐代间的战乱，造成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而这些来自于北方的先民们，把自己家族的名号刻在最重要的位置，以扬家声。如同韩愈虽然是河南人，但是韩氏的郡望在河北昌黎，所以他便被称为韩昌黎。所以当我们春夜渐暖，举昌黎红酒微醺而慨叹时运不济时，莫忘高歌韩昌黎的“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这样对“郡望”“家号”的崇拜，根源可能因为在于自汉末王权衰微的大分裂时代开始，中国便是一个贵族主导的社会。地方门阀大族在那个平民教育不兴，印刷术未广泛普及的年代（所以我们今天在敦煌博物馆可见大量的唐代的手抄长卷佛经），世家大族有机会掌握着这个平民无法得到文化知识的资源，而因此得到其显赫的社会与政治地位。他们内部通婚，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和垄断了地方的政治权利。所以即使王朝更迭，在世家大族的眼里，也只是暂时为统治王权而已。

隋唐开始，科举考试让平民能有机会进入官僚体系。科举制度的建立，尝试打破了之前魏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制度下的阶层固化。但是，唐高祖，唐太宗与其开国的功臣们，大体也都来自于原旧朝的门阀大族，但是李氏与其相关的这些西北皇族并非中原大族一脉，因此仍遭轻视，被视为爆发户，类似当年英国贵族嘲笑美国人是“new money”一般。所以虽然初唐的君主很重视和这些大族共享权利，甚至会以编撰《氏族志》这样的行为来为世家大族排名定位，但不料编撰的后果竟是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四姓”之一的崔氏为首位。直至唐末，想与“四姓”联姻的人仍多于想与李唐王室联姻之人。

而这些大家族的子弟们，享有依靠亲长而门荫入士的特权。虽然从武则天当政开始，大兴科举，但终唐一代，经科举入士的人数并不多，近三百年间，平均一年只取进士约 30 名，而当时的官员总数大概是两万余人，所以其他得位大多数的官僚则是依靠门荫入流。

唐代的考卷是通榜，并无宋代大概从真宗开始的糊名制度。唐代士子在参加进士考试前，时兴“行卷”，即把自己的诗篇呈给名人，以希求这位名人推荐自己。比如唐诗三百首内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一诗，就是朱庆宇呈送担任水部郎中的张籍。而弱冠之年的白居易也因上呈给名士顾况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名动京师。也就因有这样的应考要求，使得唐代诗人辈出。

但在唐朝，身居高位者却可以通过门荫制来为近亲谋求官职，所以相较于要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寒门学子而言，荫选则更为容易，且更易取得升迁的机会。毕竟，世家大族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婚姻网络可供利用。且唐代读书人即使高中进士，也只是有了候补官员的资格，之后还需通过吏部考试并获得任命才能正式上任。

在宋代，如王安石于仁宗年间殿试时，同榜的王珪本有机会夺状元，结果由于他是在职官员而被取消资格。而在太宗时期，985 年，当年考试有执政大臣的子弟四人及第，太宗便取消了他们的资格。所以宋代的取士制度相较于唐代进士及第前，还要四处奔竞，寻找大臣做为自己的支持等等障碍，其公平性皎然可辩。。

所以没有强有力的变革，是不可能消除门阀大族的特权的。虽然在安史之乱后，由于掌控地方实权的节度使的兴起，开始冲击壁垒森严世家门第的权利，但即使到唐后期，平民入流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比如韩愈在 792 年进士及第后，由于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等了三年还未能被授予官职。他只能不停地写信给宰相请求给予推荐。而门第出身，以门荫入士的宰相李德裕，在年少时曾被批评不愿意与其他士子同试科举。而其政治对手，平民出身，由进士入流的牛僧孺，曾在一宴会上，对李德裕开玩笑道，“纨绔子弟怎么来这里呢？”。从此，两人恩断义绝，并衍生成唐末注明的“牛李”党争，而这个党争，常被认为是世家大族和平民士人的争端。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到了晚唐，大比例的官职依然被门阀出身的士人所占时，在865 年前后的应试不举的胡曾，会发出这样的牢骚：“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支”。

880 年冬日，黄巢叛军攻入长安。摧枯拉朽的兵燹之灾，带给这座城市 “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百万人家无一户，被落田园但有蒿”的末日景象后，持续数十年的战争所带来的肉体消灭，门第贵胄消亡殆尽。而宋朝统一国家之后带来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加之印刷术的兴起，使得更多的平民更容易有机会学习。汉代的学说有所谓各个“家法”，就是因为某个家族，占据了藏书的优势。而这样的独占优势，在宋代已经不可能。

因此这才为宋代重塑社会结构，让平民大量进入政权带来可能。宋代学者郑樵在其著作《通志》中总结说：“隋唐时，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府的选举，必依照簿状，而家族之间的婚姻，必然依照谱系。但自五代以来，取士不再问家世，婚姻也不再问阀阅”。

赵宋在公元 10 世纪末采取的文治举措，使得中国历史结束了贵族时代的“中世”而走入平民时代的“近世”。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我们今日的社会根基，如文化气质，教育方式，政治结构等的很大部分，都源于北宋精英们的开拓性做法。如果没有靖康年间的东京陷落，如果没有明清时期的对文人的压制，沿着北宋的脉络发展，中国历史或许早不一样。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将门，长于行伍之间，行为间不免仍带军阀习气。某日大臣雷德骧知道他在宫内玩射鸟，便说有急事需觐见他，但当太祖发现德骧要汇报的只是平常事时，便气愤不已。当雷德骧答道：“我认为这件事比弹雀鸟重要多了”后，太祖不改军阀脾气，一下子打断了他的两颗牙齿。但德骧从容把断齿收起，于是太祖仍怒气不休，说，“你拿着牙齿难道是要去哪里控诉我吗？” 德骧从容答道，“这个我做不到，但是史官可以做到。”太祖此时才幡然醒悟过来，笑着勉励他的作为。

有次有个官员有功，理当升迁，但是太祖不喜欢这个人，于是拒绝了赵普的要求，但赵普固执己见，太祖气愤地说道，“我就是不给他升官，你想怎么样？”赵普从容劝道，“信赏必罚是制度，哪里可以按照您的个人喜好而破坏这个规则呢？” 太祖听到后还是气得走开了。可过了一夜后，他幡然醒悟，同意了赵普的建议。他或许那时才开始明白，制度的遵循，程序的建立，远远高于个人所好。

于是太祖到类似国立大学的国子监，宣示要求武将们读书，应该懂得治乱之道。他也曾告诉他的儿子，读书是为了治乱之道，而不是要去学做无用的文。只是此时太祖更强调的是知识的实用方面。在赵昌言和王嗣宗在殿试后互争状元时，太祖如游戏般的要求他们对打决一胜负，还在旁大笑，可见太祖当时心里其实还是如五代时的将领一样鄙夷文人。

但事情的发展初期总是比较粗糙的。太祖开始懂得自我约束与检讨。比如，他曾感叹道，“我每次参加宴饮，开心地喝醉了，但是经夜宿醉不退，到了第二天就极为后悔。”相信喜好微醺又想自制的人都体会过，酒后往往是无限的空虚，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惆怅。

宋太祖曾要赵普读书。但也可从此事看出，幕僚出身的赵普和五代时期的很多底层士人一样，对于经典，可能都是初略涉足而已。人才总非一蹴而就的。五代时，战乱中民不聊生，更遑论建立系统的学院体系，北宋立国十五年后的 975 年，官办的国子监，即国家最高学府，也才只有学生 70 人而已。而地方上，更无官办的学校。而与此同时，文脉不绝的原因是在于私学的兴盛，因此宋初的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宋州（即商丘）的应天府书院等都是当时已负盛名的，且得政府支持。而直到仁宗年间，即 1030 年之后，州县的公学才陆续建立。

因此虽然太祖开国时便重视知识，但在当时，士人主要还是被朝廷当做是“器”来用，主动权还是在掌握实权的君主中。虽然他曾说：做宰相须是读书人，但是他也曾说，要选择干练的儒臣治理地方，即使他们贪污等不法，但总比一个跋扈的武夫蹂躏地方要好多了。他也曾说过，任用文臣，要用其长处，护其短处，因为他们的眼孔小，给他们十万贯钱，他们便会满足。

读完这样鄙薄的言辞来再来对比后几代宋代文人的话便可感到世道沧桑巨变。比如太祖身后八十余年后，程颢对宋神宗说，“如果陛下能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光必来赴任，如不能用其言，即使招之也不会来朝任职的。”或是南宋陆九渊说的：“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的话。”

976 年 10 月某夜的万岁殿内，“烛影斧声”间太祖驾崩，年仅 50 岁。他骤然逝世的原因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而其弟赵匡义继承大统，即时年 37 岁的宋太宗。

虽然太祖生前并未立太子，虽然太宗在陈桥兵变时有拥立之功，虽然太宗当时的封号是晋王，中书令，在宰相之上，并任开封尹掌握京畿大权，但朝中仍都在怀疑太宗戕害其兄，流言四起。毕竟太宗的继位并非名正言顺，且过程扑朔迷离。

或许是为了使得自己得到更多的拥护，宋太宗相较于太祖在位时，更大规模地推动文治的改革进程，而最大的改变便是科举入士的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或许太宗是想通过扩大科举的入选范围，以期得到更多文人的支持。

比如，宋太祖执政 17 年间，共十五榜，进士，诸科和特奏名合计录取约 455 人，每榜平均约 30 人，与唐代类似。可到了太宗即位的第二年即 977 年，就取士 507 人，该科本来只计划录取 316 名，是太宗认为所谓“遗材尚多”便再安排特奏名额外录取了 191 人。而增加科举入士数量的政策一直延续下去，在 984 年，这个数字更是达到惊人的 1900 余人。

于是，崇文之风大起。宋太宗的时代里，每次殿试公布后，“公卿以下无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有登屋而下瞰者。”这样的追星场面，令仁宗年间的尹洙感叹到，：“即使某人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失地，逐疆寇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所得荣耀也不及状元及第啊”。

而我们从殿试的题目就可见当日的风气逐次改变：

公元 980 年：文武孰为先

公元 983 年：文武并兴

公元 1000 年：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这样的政策调整下，从政府到民间，士人的地位一改屈身为五代时武人附庸的地位，渐渐凌驾于武将之上。在太宗时期开始，过去执掌军务的枢密使也开始逐步由文人担任。甚至到了真宗时期，行伍出身的曹利用为枢密副使，与生性强悍的宰相寇准发生争执时，寇准可以不顾曹的脸面说，“君乃一武夫而已，岂懂国家大体？”这样的话于五代时的文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比如，仅仅六十余年前，939 年，后晋皇帝石敬瑭撤销枢密院，打算把其军事领导职能交付时任宰相的冯道等文人掌管，可冯道坚辞不就。原因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政权的根基在于武将，读书人多争权利后果便是引火烧身。

当平民有机会向上流动，个人对国家便有了担当；当知识代替的武夫的大棒，社会便开始趋向理性的秩序，而这样的秩序下的自由，便使学术与思想有了发展的空间。宋代的经济，文化鼎盛繁荣，莫不源自于宋初精英们的匡正易俗。这就如同在一家企业中，如果事事教条般地限制员工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那么最终所得便只是主管一个人在思考，而员工只能循规蹈矩，无所建树。

但是这些对于军事制度，职官制度和选人制度的改革，在多年后，却无法随而时代演进，以至于成为矫枉过正的制度桎梏。于是后继者对于这些“祖宗之法”的固守，于是便成为诸多问题产生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