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989 年，范仲淹出生在原籍苏州的基层官宦之家，其父范墉，时任于武宁军（今徐州）节度使的掌书记。仲淹两岁时范墉去世，生母谢氏因不是正室，被迫带着范仲淹改嫁至山东同属基层官宦的朱家，范仲淹也因此改名为朱说。

在继父朱文翰的复勤训导下，范仲淹刻苦求学。二十七岁时，即真宗年间的 1015 年，进士及第，之后历任地方官职务。1026 年，因母亲去世，仲淹便守母丧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

恰好此时曾任枢密副使的晏殊被罢官为南京留守，这位曾写下“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的执政大臣，其实比仲淹还小一岁。只是他自幼聪慧，十四岁便以神童入试，并被赐于同进士出身。其入仕早仲淹十余年，三十多岁即至执政大臣位。

应天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在五代宋初学院凋敝，人才寥落的荒原上，如一星火，重燃社会教育华光。少年时曾在应天书院求学的范仲淹，此次在晏殊兴学的期望与支持下，执掌应天府学。于教学相长间，仲淹已慨然有益于天下之志，他在《南京书院提名记》中写下了类似之后《岳阳楼记》的文字：“若夫廊朝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1028 年底，范仲淹丁忧期满，仍是在晏殊的推荐下，范仲淹经学士院试，被任命为秘阁较理，这个职务类似朝廷藏书处的官员，看似普通，但这职务在宋代称作“馆职”，往往是未来朝廷要员的储备干部之地。此时壮年的范仲淹正式步入京朝官的序列，而其风云跌宕的事业，也就此而起。

范仲淹和他的许多朋友，如晏殊，欧阳修，孙复等人，其求学成长的年代，大致都处于十一世纪的初期，澶渊之盟后。此时的宋朝已告别了战乱的年代，社会稳定，经济初显繁荣，而更重要的是，朝政风气从隋文帝的“每事皆自决断，宰相以下，唯承顺而已”的皇权专制进步为宋真宗的“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的君臣共理，这也显现出，自宋太宗开始的文治政策经一代人的过程，一洗五代的颓敝士风，到此时已经开花结果。而这样的果实，就是士大夫们于国家社会事务中，有更强的责任感，于执政政策上，有更远大的理想抱负。而范仲淹和他的同志们在十余年后的庆历新政，也是由此氛围而激发。

宋仁宗天圣三年， 1025 年，时任兴化县知县的范仲淹向当时还是少年未亲政的仁宗皇帝上了一本万言书，开篇就写明他所谈的事是朝廷“当行之事而未之行”，他提出数点主张，我们取其中两点讲述如下：

1. 文武之道是相济而行的，但自从澶渊之盟后，天下休战二十多年了，政府不重视军备训练，造成人不知战，国不虑危。今天从首都到边疆，几乎无险可守，而当下边境防御并无得力战将，一旦北边的外敌不守盟约，便可“戎马一纵，信宿千里，再扣澶渊，岂必寻好！”这句警句实际是近百年后的靖康之耻的预言。而数十年前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后晋与辽国不合， 947 年，耶律德光率军从北方长驱直入，攻入开封城，并掳走了皇室公卿与钱财，“尽室而去，为中原千古之耻”。

我们今天从华北平原往河南方向走，一马平川，一到冬季飞雪，确实可见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辽远。而在这样的风景中，便可深切感觉到当时范仲淹的担忧。以契丹的行军速度，不到十天，就可以从北京到达黄河以北的澶渊，直指开封城了。

定都东京本是无奈之举，即便雄才大略如宋太祖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当时，他曾经到洛阳考察，面对表里山河的地形，他曾希望定都于洛阳，而非选择四战之地，无所依托的开封城。我们今日乘高铁自开封往洛阳，就需连续穿越多条长隧道，可见洛阳一带地势之险，才能理解当时太祖的考虑。

但节度使李怀忠提醒太祖，东京水路方便，可以让足够的江淮粮食顺利转运，以便供养大量在京军民，而如果迁都到洛阳，那么这些物资该如何运输呢？ 太祖无奈放弃了定都洛阳的想法。

即使是多年后范仲淹执政时的庆历四年五月，他与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上书建言，再次提到，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的问题发生，应该尽快选将练兵等武备事务。更有重要者，要赶紧加筑京城的外墙，以防战事。可见当时武备的荒废。而于此前，范仲淹也数陈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但终难实现。

2. 人才的选拔应该按照其才能，不应如当下部分官员并不依靠科举考试入士，而是靠荫恩，然后依据年资升迁。这样的“岁取百数，无所不有”的情况，会造成“簪绂盈门，冠盖塞路”，并不是正确的选贤与能的方式。如果不澄清这样的选拔方式，“不思改做，因循其弊”会造成“官乱于上，风坏于下”的局面。

两年后，即范仲淹丁忧在应天府时，他再次上书执政大臣，谈到类似的问题。他再次提说当下情况是 “今朝廷久无忧，天下久太平”的表面平静下，兵久不用，中外奢侈，百姓愈见穷困。这样的危局下，执政大臣 “倘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做”，便会“使天下百姓为血为肉数百年”。而要改变这样潜在的危机，重点还是在于重视官吏的选拔，特别是基层县令的选拔。范仲淹指出，当下的县令，十有七八不是所谓“清识之士”，在这样的地方官员的治理下，地方管理实际上处于混乱状态，造成“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做，民害不去，鳏寡不恤”等等诸多问题。而朝廷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但不做更张的原因只是因为“考虑到待人应以礼，因此辞退这些官员会摇动士人之心“的不作为。他请执政大臣必须要以果断之心去除县令中的“昏迈常常之流”，才能是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盘固基本而思之”

这些见解都反应出了他后来的改革思路。但是，这份上书如石沉大海般没有回音。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朝廷的形势，才会知道为什么这些看似很美好的改革建言会如古井水般，波澜不起。

公元 1028 年，垂帘的章献皇太后刘氏已届 60 岁高龄但仍眷守权位，不愿身退，此时已 19 岁的仁宗亲政无期。此前曾有人上书奉承刘氏应依照武则天的做法立刘氏的宗庙，终因大臣的反对而不敢逾矩。此时的年号为天圣，有隐含着圣者二人的意思，其后又选择明道为年号，便带日月同治的内涵。

曾有谏官刘随奏请将日常军国事务专禀仁宗，随后便被刘氏寻机贬为济州知府。但仁宗春秋已盛，加之武则天夺唐为周的殷鉴不远，因此对于刘氏贪图权利而欲享皇帝之礼遇的反对声浪始终潜于朝中，特别是中层青壮派官员中暗潮涌动。

当年冬季，刘太后要求仁宗率百官公开为其庆寿。此前，她为了防止官员反对此类有损皇帝权威的朝礼，便特意派遣宦官提醒范仲淹等耿直之士说，“以后但凡有重要的旨意，你们不要强拗反对，如此这般，再过了三五年，你们才容易登宰相位”。可当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哪有可能为这般利诱所动，他坚持认为这样做有悖朝廷制度。所以他上书极力反对皇太后在公开场合接受皇帝的祝寿朝拜。因为皇帝为万乘之重，不可行北面之礼，这样的做法会开启弱人主强母后的态势，而风起于青萍之末，一旦这样的态势蔓延，那么是否会发生如武则天夺李唐政权之事犹未可知。范仲淹认为，为让孝亲与君体得到兼顾，可以由皇帝率领皇族在内部以家人礼节对太后上寿，而由皇帝和皇太后于大殿同时接受百官的朝拜。仲淹的建议本是两全其美的让步，但权势熏天的刘太后怎能容得他人置喙其事。

当时大多数大臣都为顾及官位而对刘氏的违制缄默不语，其中就包括改任职翰林学士的晏殊。当他知道范仲淹上书反对后，担心太后会迁怒于举荐范氏的自己，于是责备范仲淹道：“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忧国之举吗？众人都说你非忠非直，我认为你这样的做法只是好奇邀名而已”。晏殊的责备就类似在十余年后范仲淹主政时，他说其时的政府风气便是谁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便被他人指责是好求名声而已。面对之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晏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范仲淹并无让步，他严词回答道，“如果您当时举荐我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少言少过之徒，那么滔滔天下都是，何必举荐我呢？如果我这样做是好奇为名，那么历史上蔺相如完璧归赵，诸葛亮邀刘备在敝庐中纵论天下事，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这些非常之举又是如何呢？”这样的话让圆滑世故的晏殊无语吞声，顾景惭形。

此风波后不久，范仲淹便上书请章献刘太后归政予仁宗。他在奏疏中劝皇太后说，“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在此之前，还未有人敢于提出这个请仁宗亲政的要求。对于许多明哲保身的大臣来讲，范仲淹的上书不啻为石破天惊，勇气令人瞠目结舌。但或许是为免遭公论指责无纳谏之胸怀，或是因此时北宋的执政者已习惯了锋芒逼人的谏言，对于范仲淹的言论，刘太后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未加责难。

于是在这样抱负难施的失意惆怅下，范仲淹愤而要求迁官，1030 年夏，仲淹改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通判（类似副市长职）。但不久后，1033 年三月，章献刘皇太后去世，仁宗亲政。次月，曾负拥立之功的范仲淹即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

宋代谏官由于当时清明的言论风气，朝廷是允许其风闻言事的，就是可以根据传闻，而不根据事实提出意见。在刘太后在遗诏中，竟然不顾宋仁宗已经 23 岁的现实，还要求他尊另一位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希望可以让杨氏继续垂帘听政。这当然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其中也包括刚入职的范仲淹。他激愤地说，“这样的重复立太后，便是让天下怀疑陛下不能一日无太后的帮助了”。对于范仲淹多次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利益，年少的宋仁宗对范仲淹便怀惺惺相惜之情。而此时刚逾不惑之年的范仲淹身居谏院，其官阶也大致只在执政大臣之下。因此当日在应天府学时写下的“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天人其学”的他，此刻应是满怀期盼，意图大展经纶。

可是，天总是要在降大任于斯人时，苦其心志，使其命运多舛。在范仲淹重回任朝官不久，郭皇后事件发生了。

章献皇太后刘氏去世后次月，即 1033 年 4 月，宋仁宗决定铲除当日支持章献的大臣们。宋仁宗便同宰相吕夷简商量，计划把时任参知政事的夏竦贬到襄州做地方官，但是当仁宗告诉郭皇后他正和吕夷简商议罢免夏竦时，郭皇后反问仁宗，难道吕夷简就不是章献皇太后的同党吗？他不过是更为机巧，善于随机应变罢了。听闻后仁宗大悟，于是执政大臣吕夷简，陈尧佐和晏殊同日被罢。

吕夷简直到到同年 10 月才因为张士逊被罢相，重回中枢。他后来通过收买内侍闫文应才知道郭后对仁宗罢免他一事推波助澜，便对郭后心生怨怼。

郭皇后生于名将之门，其祖上是宋初重要军事将领，深受太祖信任的郭崇。由于郭后是刘氏为仁宗选的，也因此宋仁宗把对刘氏的怨恨转嫁到了郭皇后的身上。加之她天性娇惯强势，便难得性情宽仁的仁宗的宠爱。

此时才 25 岁的仁宗，只能寻他处安慰，于是流连于绮纨艳冶之色，以至于上朝时常是倦色羸形。大臣们直言相劝其节制房帷之事，而仁宗常以佛系的态度回应。

同年 12 月，宋仁宗让新宠的的美人尚氏，杨氏的父亲进官受赏，郭后听闻后大为嫉妒。某日她与尚氏争执，欲挥手要打她，仁宗见状匆忙起身阻挡，不料郭后打到了仁宗颈部，力道较大于是留有抓痕。早对郭后无甚好感的仁宗便和刚复任宰相的吕夷简商量，决定借此机会废黜郭皇后。

当废后的消息传出，范仲淹立即劝告吕夷简此举断不可行，并建议尽快平息此议，不要外传，以免影响政局。毕竟在当时帝制社会中，皇后母仪天下，是皇帝的道德旗帜之一。且在历史上，也多次发生由于废后而产生的政治动荡，最严重的便是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范仲淹认为，之前废后的朝代，从来就未尝以此而得福过，因此强烈反对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废黜郭皇后。

但宋仁宗和同样不喜郭后的吕夷简已下定决心，并下令宫内不再接受台谏们关于此事的所有奏折，以至于御史中丞孔道辅要猛扣宫门的铁环，疾呼道，“皇后被废，为什么不听我们的建言？” 在这样无法对皇帝面折庭争的情况下，范仲淹等谏官便直接找到宰相吕夷简争论，仲淹直接愤怒地对吕夷简说道，“自古废后，都是昏君所为，今日皇上有尧舜的天资，难道你要劝皇上效仿昏君吗？”

可即使范仲淹等言官据理力争，仁宗仍不改变心意。并连夜发布诏书，分贬上书言事的范仲淹和孔道辅。并要求他们当日立即离开东京至地方赴任，不得延迟。

仁宗或许也心知自己理亏，只是想把他俩尽快赶出京城，以免有人继续纠缠废后之事而已。所以虽然范孔二人是被急急地贬谪出京，但孔道辅贬至泰州任知府，而范仲淹则是到今为浙江桐庐的山水圣地睦州，两人的新职所在，都非苦寒之地。相较于唐中期时，“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里的韩愈因为反对唐宪宗奉迎佛骨而被贬至南方瘴厉之地，仁宗对范孔两人的态度明显宽厚许多。而且，在一年多后，两人相继返京为侍从官，比如孔道辅回任龙图阁学士。曾有人献诗百篇给仁宗，期望可以担任龙图阁学士这个职位，但宋仁宗说，你这些诗虽然很多，但还不如孔道辅的一句话。于是，便任命在兖州任知府的道辅回京赴任。

同样的，在废后风波过后，宋仁宗也并未忘记范仲淹。在其离京一年多后，1035 年夏，范仲淹重新回到首都开封，任天章阁待制。但于此后不久，郭皇后忽然去世，朝中风传是宦官闫文应毒杀郭后。

虽然宋代宦寺对朝政的影响远不如唐代，但唐末宦官之祸在宋代士人心中也未尝不是巨大的阴影。加之闫文应凭借宋仁宗的信任而专恣在外，甚至曾娇旨付外，连执政大臣都不敢违抗，这样的情况怎能让范仲淹接受。

于是范仲淹决意弹劾闫文应，在上奏前，他绝食请命，并把家事托付给长子范纯祐，告诉他，“如果这次斗争我输了，那么我以做好死去的准备了”。而毕竟宋代不是唐末，仁宗最终还是听从了范仲淹并把闫文应逐出京城。

但圆滑的吕夷简却并不乐见回京后的范仲淹依然是这样咄咄逼人，他托人告诉仲淹，提醒他现在的职位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而非言官之职。但范仲淹反驳道，谈论思考政务本是侍从的职务，我总能不去这样做呢？

对范仲淹又爱又恨的吕夷简，虽然有胸襟爱惜人才，但另一方面又和仁宗一般，习惯于因循的朝政，不思进取。于是他决定让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想要借京城剧繁要务，使仲淹无暇他顾。虽然后世有人评论吕夷简有心让范仲淹在这样责任重大的位置上出错，待机再将其罢免远调地方，但从另一方面看，京城的地方首长，在宋代，也是步入执政大臣序列的重要一步。因此吕夷简于此举上，知人善任，不计前嫌，对范仲淹的提携也是很明显的。这态度与之后在西夏战争胶着状态时他对范仲淹的任用的态度是一致的。

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不按官场习气，依然言无回避，耿介正直。虽然宰相吕夷简对范仲淹的升迁有所助力，但是毕竟当时因循的朝政并非仲淹这样的忠亮谠直之士所能接受的。于是范仲淹屡犯其锋。比如他提交了所谓的百官图，按图例指出官员为升迁而奔走于吕夷简之门而不是按制度规定。范仲淹写出了《帝王好尚论》《推委臣下论》的奏章，引用经典之言，叙旧朝衰败之政来提醒劝仁宗应该更有作为，不应太依靠执政大臣而大权旁落，甚至把吕夷简暗喻为汉代的王莽和董卓，在败坏时下的朝廷。把所有朝政的问题的根源，都指向了吕夷简。

可是毕竟吕夷简是当政二十余年的宰相，早圆融于官场中。表面上看，天下无事，政通人和，加之宋仁宗长于深宫之中，早已习惯了太平日子，对于刺耳的谏言，断难接受。就如同当日范仲淹反对废后而他急急将其驱逐出京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吕夷简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故意离间君臣关系，并提出了宋代皇帝最忌讳的“朋党”的罪名，以此造成范在 1036 年 5 月再次被罢官，改任江西饶州知府。

范仲淹的这次罢官却招惹了朝中数位青壮官员的群起愤慨。任集贤校理的余靖上书认为，“如果范仲淹是由于为政的缺失，那么按法律处罚是很正常的，可此次仲淹只是指责大臣，指讦时政，即使这些话语褒贬过当，那么至多也就是皇帝您听或不听而已，怎么可以就被指责为馋邪，就被贬职？这样的因言获罪，在皇帝您亲政后，发生了三次了，如果习以为常，不珍惜言事官，那么便是会钳制天下之口了”。余靖这时差点没写出仁宗就如周厉王使人道路以目这样的话了。而他很快的就因此举而被贬到江西筠州监酒税。

同样被贬为地方酒税官的还有时任馆阁校勘的尹洙，他自认为余靖和范仲淹私交尚浅都肯仗义执言，更遑论他和范氏如师友一般的关系了。于是他主动大气地提出他就是范仲淹的同党，也应该一起依朋党罪名被贬。

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欧阳修。当时他也任职馆阁。当他知道高若讷支持贬谪范仲淹后，致书高若讷。可高先生这位四十岁的右司谏，大宋王朝将来的枢密使，读到这封私人信件后竟可怜兮兮的像小孩子一样向仁宗告状，且还是投诉欧阳修这位比他小十岁的年轻官员，于是这封私人书信便流传至今，引为笑谈，而高若讷也因此在宋史中留名，我们来看看古文大家欧阳修当日是如何优雅地羞辱高若讷的，“既不能为仲淹辩护，竟然敢入朝厕身士大夫，正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于是如同人长得太帅有时是一种愉悦的负担，才气逼人的欧阳修因为这段文字很快地被贬为夷陵令。

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官员，时任西京（今洛阳）留守的蔡襄写下了《四贤一不肖》诗，人人传颂的这首诗正应了洛阳纸贵的话。甚至有契丹使者闻悉后购得诗作的刊本返国，张贴于幽州馆里细细品赏，回味不已。其中，蔡襄嘲笑不肖的高若讷宋仁宗打小报告的窘态说： “人谓高君如挞市，出见缙绅无面皮。高君携书奏天子，游言容色仍怡怡。”

所以再狂妄，也不要惹诗人，特别是叫欧阳修和蔡襄的那两位。

而蔡襄诗中的“四贤”之三位，余靖，欧阳修，尹洙当日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朝中的青年才俊，前途无量，但他们敢于挺身而出，不愿与因循的官僚沆瀣一气，为自己所认为对的事情而仗义执言，而不计可能带来的仕途的挫折，他们代表了新一代的士人的为理念真理奋不顾身的执拗精神。而在十年后，他们将会于范仲淹一起，在庆历新政的舞台中，重焕华光。

对于范仲淹这三次的罢官，年轻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另一种态度。第一次因反对刘太后而请辞离开京城，同僚们说此行极光。再次因废后事件被罢后又笑谈，此行愈光。直到此次因不满吕夷简执政而发生的景祐党争（此时年号是景祐）第三次被贬谪时，仁宗公开诏戒朋党，朝中人人避嫌，因此在范仲淹离京时，只有他的妻舅李纮和故相王旦之侄王质前来送行，但他们仍激论天下事，并再次开玩笑地说此行尤光，仲淹于是笑道，“我已经是前后三光了，此后各位再来送我，只求送我一顿大餐就好了”。

时年 28 岁，任光律禄寺薄的苏舜钦后来回忆道，“当仲淹受到谴责时，不管认不认识他的人，都叹息怒骂”。这也正如王质说的，“范仲淹负天下重望，如果我因此而成为他的党人，这不啻是我的荣幸。而如果有人愿意把我和范仲淹谈论的内容交付朝廷，那也未必不是天下的幸事”。此时范仲淹是声名煊赫，负天下之众望。他的刚毅倔强，进退皆忧的精神，正在潜移默化，集腋成裘般的影响着士大夫的心。

这是公元 1036 年的夏天，时政的因循，奋起的无奈，已快到知天命之年的范仲淹，被贬于地方，似乎只能优游岁月，但他依然不屈。所以他诗中会说：“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而在这时，朝堂上才能平庸但性情宽厚的宋仁宗或许在情绪冷静后，会后悔如此对待这位当年鼎力支持他亲政的范仲淹。因此，他频繁地调动范仲淹的职位，且这些任所也都是富饶之地，可见当时仁宗的欲重用之又厌烦仲淹于耳边絮叨不休的复杂心态：

1036 年 5 月，知江西饶州。

1037 年 12 月，知润州（今镇江）

1938 年 11 月，知越州（今绍兴）

危机往往藏于这样的表面安定中。在范仲淹转任越州时，远在西北元昊称帝，建立西夏王朝。自真宗以来，赵宋朝廷对这个党项割据势力所一直采取绥靖劝降的政策宣告结束，战事一触即发。

仁宗康定元年， 1040 年正月，发生的三江口（今延安附近）战事惨败暴露出宋军的颓敝。当月，自四川赈灾后返京的韩琦，和仁宗详细谈论了西北局势，仁宗于是派他为陕西安抚使。但仁宗似乎还没有警惕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轻描淡写的告诉韩琦：“当下只是官军不习战事，因此数出无功，相信这次的小失败，可以做为之后的警训”。但仁宗毕竟还是感到压力的存在，因此他还是听从年轻的韩琦的建议，调任当时在越州的范仲淹为知永兴军。在此不久前，仁宗为广开言路，已经不再反对百官越职言事，但是朋党的帽子，依然是士大夫的担忧。因此韩琦在推荐范仲淹的奏折里，还是很含蓄的表示，这样的推荐并不是因为同为朋党的原因。

1040 年三月始，西夏战事最紧张的时刻，范仲淹赴任陕西都转运使，而后长期负责战线右翼的延州一线（即今日延安）。此后一直到庆历三年四月（1043 年），范仲淹与韩琦，文彦博等人勠力同心，从战略，战术，将士养成等处着手，成功阻遏了自康定年间开始西夏咄咄逼人的攻势，也由此逼迫西夏开始了与宋廷的和谈。

当边境战事稍歇，宋夏和议进行时，庆历三年三月，宰相吕夷简因年事已高而辞职，而因范仲淹与韩琦在西北战事中的卓越功勋，两人于四月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仁宗在西夏战事中看到了宋廷的危机，而他解决危机的心情是急迫的，与此同时，他召回了之前被他贬谪的欧阳修，还有蔡襄，王素，余靖等人任职谏官，时评“风采倾天下”。一时，朝中气氛一洗过去因循的晦暗，似如曙光乍现。于是此时如富弼所说的，“朝廷最近选拔人才，只听公论，不以谗毁，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一来，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

人生的许多高光时刻往往是悲欣交集的。当日接到枢密副使任命书的范仲淹或许也是如此。得君行道，是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但是，经历宦海沉浮后的范仲淹，此时却未显露出类似过往的刚烈姿态，而是出乎他人意外的谨慎。范仲淹与韩琦连续五次上表辞让就任，内容大体都是表示干戈未宁，民力渐屈，希望能继续留任西北，以便消殄凶寇，以安西鄙之类的托词。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按常例客套性的表示谦让，至多上表三次也就够了。

他在担心什么呢？或许范仲淹不会忘记，当年仁宗坚持废郭后时，他和孔道辅是如何被逼迫次日就立即离开都城，贬谪地方。而当仁宗在西夏战事紧张时，并未忘记大肆宠爱张贵妃。食色性也，这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人来讲无可厚非，但因为宠爱而大肆给张贵妃的亲人官位，即便朝廷官员反对也全然不听的作为，如何令人放心仁宗的决断毅力？虽然仁宗从未迫害朝中反对者们，但仁宗这样表面看似宅心仁厚，却无雄才大略与坚定意志的皇帝，如何在这样的危局中做出改变呢。这如同“革”卦里说的“革言三就，有孚”，就是改革的重点在双方的互相理解和信任。

也就在这段时间，仁宗或许真正感觉到西夏战事给予他的危机感，逼迫他希望可以趁吕夷简辞官的机会尽快重新梳理朝政，除弊安国。当欧阳修等刚烈不羁的谏官再次回到朝廷时，当朝堂再次响起他们直指时弊的声音时，如同在一个昏暗的舞厅内忽然打开了大灯，方才发现沉醉于优雅慢四舞乐中的对方不是自己想要的模样。

五月，欧阳修说，“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则须在力行，方能济务”。

六月 ，余靖说，“方今官多冗费，民无私蓄，一岁不登，逃亡满道”。

七月，欧阳修说，“国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纤毫所得，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选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

他们人未老，心不死，犹然当日愤青模样。

当仲淹抵朝就任后，七月，急迫求变的仁宗，终于说出了最暖心的一句话，原诏文是，“自今中书、枢密院除常程奏事外，如別有所陈，或朕非时特留对者，不限時刻”。也就是如远洋海轮的夜航指令上，船长必定会写的最后一句话：“call me anytime ifyou have any hesitate ”，意思如同蹩脚的情书中的那句特俗但往往最甜蜜的话：“我时刻在你身边”。

八月，在谏官蔡襄等人的提议下，仁宗接受了碌碌无为的参知政事王举正的辞呈，而由有宰辅之才的范仲淹代之。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职，相较于掌管军务的枢密副使而言，可以更多地涉及政务。可此时欧阳修记录下了范仲淹任职之后的实际表现，他说：“自范韩二人到京以来，只是逐日与两府大臣随例上殿，除却呈奏寻常公事外，並未听闻有所特别的建言，陛下也未曾特意御赐召对，从容访问”。

也就是因为范仲淹这样出乎仁宗意料之外的缄默，满心期待的仁宗，多次责怪范仲淹等人是太平官僚，要求尽快条陈时务。因此，范仲淹终于说出他的担忧：“事有先后，当下想要革弊于久安，恐非朝夕可能也” 。但是不管有多少的犹豫，许多事，现在不做，将来就会后悔。这就如后来田况回忆说，当时范仲淹和富弼是“锐于建谋作，不顾时之可否”。范仲淹此时 54 岁，而富弼更为青壮，才 39 岁。或许，此时到京后反而变得谨慎的范仲淹，对仁宗的期望与担心，或许就相信有点类似陈寅恪先生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也就是说，这人本是混日子的奶油小鲜肉，你却要他如基诺李维思露出六块腹肌在公交车上展英雄气魄一般。

但仁宗再无耐心等待仲淹等人的犹豫不决，他再赐手詔督促：“我以中外人望，不次擢用卿等人，仲淹、富弼应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 毋有所顾避。将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述”。

在这份诏书之后，是仁宗开天章阁，召对大臣并赐坐，给笔札使疏于仲淹等人之前，要求写下对时政的切实更张之举措。箭在弦上终不得不发了。

我们可以想像那日，当范仲淹等一行人缓步登上天章阁台阶的背影。虽然此处已无西北的浩瀚戈壁，但眼前那座玉宇琼阁，却如同即将崩塌的危楼。仲淹等人所背负的，不只是朝廷士人的众望，在其身后，更是宋兴七十余年来对文人的培育与宽松的环境所形成的智识分子的自觉与责任。此时宋代的士人已经一洗晚唐，五代读书人那种绮罗猥琐姿态，而是蓄势待发，准备好在危急时刻，奋起拯救，崭然于时代风气之巅。

当我们今日读到庆历前后大量朝臣针砭时政的奏折总有一番感动，不管这些话语是否最后可以实践，但是总比“万马齐喑究可哀”来得强些。而这样的自觉与宽松，也造就了下一代士人中敢于说出“道德隆骏者，与天子迭为宾主”的王安石，试问，在中国自春秋之后的帝制时期，有几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优待士人，放宽思想钳制，所带来饶富香泥的土壤，便可培育出士气高涨的繁华似锦。

范仲淹可能此时会想起当日在醴泉寺苦读的岁月里，某日读到曾子的那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或某个静夜昏灯下，苦读烦闷时，他也会想起诗经里说的“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来鞭策自己。Sometimes,One Chance.大有为之时，正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