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星期，我丈夫不仅仅坚持他的决定，他还用一种非常明确、不留余地的语气重申了他的决定。

开始，他每天都会回家里，总是在同一个时刻，在下午四点钟左右。他会和两个孩子待一会儿，和詹尼聊天，陪伊拉丽亚玩耍，他们仨有时会带着奥托出去。奥托是我们家的狼狗，性格特别温顺。他们一起去公园里遛狗，让狗去追抛出去的网球和棍子。

我假装在厨房里忙碌，但其实很焦急地等待着马里奥过来找我，告诉我他有什么意图，他有没有想清楚，有没有理出头绪。他迟早都会过来，但他很不情愿，而且在我面前，他看起来越来越不自在。我在无法入睡的夜里，睁着眼睛想出了一个应对的方法：我要用通情达理的语气、温柔的态度，还会夹杂着愉快的话语，营造出家庭生活的舒适场景。马里奥摇了摇头，说我太善良了。我很感动，我会拥抱他，试图去吻他。但他抽身而出，强调说他回来只是为了和我谈谈，想让我明白，我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了十五年。他给我讲了他童年一些残酷的回忆，青春期经历的糟糕体验，刚进入成年阶段的不安折腾。他只是想说自己的坏话，无论我说什么，想让他停止这种自我诋毁，都无法说服他。他用尽一切手段就是想让我觉得，他就是他说的那种人：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男人，无法产生真正的感情，很平庸，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

我很认真地听他说话，心平气和，没有问他任何问题，也没有给他下最后通牒。我只是想尽量说服他，他可以信任我。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种表象之下，我内心一股股涌起的痛苦和怒火让我很害怕。一天夜里，我想起来在我的童年时期那不勒斯一个黑暗、可怕的形象，那是个曾经高大健壮、精力旺盛的女人，她和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就在马志尼广场后面。她去买菜时，总是会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穿过拥挤的巷子。她拎着各种蔬菜、水果、面包，三个孩子会拽着她的裙子，或扯着装满东西的包，她会用愉快、简洁的话管教几个孩子。如果她看见我在楼道里玩儿，会停下来把大包小包放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摸出一些糖果来，分给我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还有她的三个孩子。她看起来虽然辛苦，但很愉快，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气味，是新布料的味道。她丈夫是个来自阿布鲁佐的男人，一头红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是个商业代理，经常开着车子来往于那不勒斯和阿奎拉之间。关于她丈夫，我只记得他特别爱出汗，脸很红，就像得了什么皮肤病。有时候，他会和几个孩子在阳台上玩儿，会用羔皮纸做一些彩色的旗子。他妻子愉快地大喊：快来吃饭吧。他们才会停下来，回屋里去。后来他们的关系出了问题，经常大喊大叫，半夜把我从梦中吵醒，好像有人在锯房子上的石头，像胡同里有锯齿。那是持续时间很长的号叫和哭声，会传到广场那里，一直传到棕榈树长长的、拱形的枝叶间，那些叶子也因为害怕而瑟瑟发抖。那个男人爱上了佩斯卡拉的一个女人，离开了家，没有人再见过他。我们的女邻居每天夜里都在痛哭，我躺在床上，听见她哭得很大声，那是一种痛哭的呻吟，会穿过墙壁，让我很害怕。我母亲在和几个帮工聊起这女人的遭遇，她们一边裁剪布料、缝衣服，一边闲聊。她们说呀说，剪呀剪，缝呀缝。我在她们干活的桌子底下，拿着那些别针、粉笔玩。我嘴里重复着听到的话，那些充满忧伤、让人感到威胁的话：如果连你的男人都留不住的话，那你就失去了一切。那是女人讲述的故事：感情结束了，女人还爱着男人，但她已经彻底失去了那个男人的爱，这种情况下，她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个女人失去一切，甚至是名字（也许她叫艾米莉亚），所有人都叫她“弃妇”。我们小孩子在提起她时，也开始这样叫她，那个弃妇在哭，弃妇在叫喊，弃妇在受罪。那个爱出汗，长着红头发和一双邪恶的绿眼睛的男人离开了，她要活不下去了。她手里拿着一块潮湿的手帕，告诉所有人丈夫不要她了，把她从记忆里、从心里彻底抹去了。她用手攥着手帕，诅咒她丈夫。他像吃饱的动物一样，向沃美罗山方向逃走了。那种昭然的痛苦，很快让我很反感，我当时只有八岁，我为她感到羞耻。她不再管几个孩子，身上再也没有好闻的味道。她身体变得干巴巴的，从楼上下来时，动作很僵硬。她也失去浑圆的乳房、腰身和大腿，宽阔的脸庞上那明媚愉快的微笑也没有了。她瘦成了皮包骨头，眼睛深陷在紫黑色的眼眶里，手指像潮湿的蜘蛛网。有一次我母亲感叹说：可怜的弃妇，她已经瘦得像条腌鳀鱼了。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看着她从大门里出去，不再拎买菜的袋子，她步子踉踉跄跄，目光空洞。我想看到她变成一条蓝灰色的鱼，会有什么新特征，我想看到她腿上和手臂上闪烁的盐粒。

正是因为这段记忆，我在马里奥面前，一直表现得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但过了一段时间，面对他那些夸大其词的故事，童年、青少年饱受的痛苦和折磨，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了。在大约十天的时间里，我发现他来照顾孩子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内心的怨恨越积越多，我后来怀疑他在说谎。我处心积虑，向他展示了一个深情女人的宽容和美德，来应对他任何幽暗的时刻、他的精神危机；我想，他也处心积虑，想让我讨厌他，迫使我说出这句话：“你走吧，你太恶心了，我受不了你了。”

我的怀疑很快变成了确信，他想帮助我接受我们要分开的现实。他希望我告诉他：“你说得对，我们该结束了。”即使是那种时候，我的反应也很得体、克制。我依然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就像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一样。我内心不安的唯一表现，就是经常会手忙脚乱，我内心越是不安，越是拿不稳手上的东西。

有两个星期，我从来都没有问他一些问题，就是我一下子想到、几乎要脱口而出的问题。只有在无法忍受他的谎言时，我才决定逼问他，把他逼到墙角。我做了一锅肉丸拌面酱，那是他特别喜欢的。我把土豆削皮、切好了放在烤箱里，做迷迭香烤土豆。但我没有一点做饭的心思，没有任何乐趣。我开罐头时割了手，红酒瓶子从手中滑落，红酒和玻璃溅得到处都是，也溅到了白色的墙壁上。我去拿抹布，动作过于激烈，装糖的瓶子掉在了地上，糖洒下的一刹那很漫长，我听见糖粒像雨一样落在厨房的大理石地板上，落在洒在地上的红酒上。我感觉非常疲惫，就抛下了眼前的烂摊子去睡觉了，试图忘记一切，忘记两个孩子，那时才上午十一点钟。我醒来时，作为被遗弃的妻子的处境，逐渐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我决定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我木然地起身，把厨房收拾好，去学校里接了孩子，然后等着他出于对孩子的爱出现。

他是晚上来的，我觉得他心情很不错，和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他钻到了詹尼和伊拉丽亚的房间里，一直待到他们睡着。他从房里出来，正想抽身而去，我强迫他和我一起吃晚饭。我把我做好的肉丸酱放在他眼前，还有迷迭香烤土豆，我在热腾腾的面条上浇了厚厚一层深红色的肉丸酱。我希望他在那盘面里看到：如果离开了，他就再也见不到、吃不到，或者说摸不到、闻不到那些东西了，再也不会有人给他做这盘面。但我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他还没有开始吃，我就问：

“你爱上别的女人了吗？”

他露出一个微笑，毫不尴尬地否认了，表现得很坦然，好像我提出这样不合时宜的问题让他很惊异。但我不相信他的回答，我很了解他，他在说谎时通常就是这种表现。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都会让他不安。我又重申了我的问题：

“你是不是真有了别的女人？她是谁，我认识吗？”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第一次抬高了声音，我说我有权知道。我对他说：

“你不能让我还抱有希望，而你已经做了决定。”

这时他很烦躁地低下了头，用手向我示意，让我声音小一点。现在他显然有些担心，可能是担心两个孩子会醒来。我积累在内心的怨恨都在翻滚，有很多话都要脱口而出，我已经不再考虑有些话该不该说。

“我不想压低声音，”我一字一句地说，“他们应该知道你都对我做了什么。”

他盯着眼前的盘子，看着我的脸说：

“是的，我有别的女人了。”

这时他异常用力地用叉子叉起很多面条塞到嘴里，似乎要让自己不要再说了，不要冒更多风险。最主要的事情他已经说了，他已经决定说了。我只感觉胸口一阵剧痛，已经感觉不到其他东西。我意识到，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我无法做出反应。

他开始用通常的方式，咀嚼嘴里的面条，但突然间，他嘴里发出“咔嚓”一声，他停下咀嚼，呻吟了一声，叉子落在了盘子上。他把嘴里的东西吐在了手心里：面条、面酱还有血，那真的是血，红色的血。

我木然地看着他沾了血的嘴，就像在看投影机放出的影像。他眼睛瞪得很大，他用餐巾擦了擦手，把手指放在嘴里，从里面取出了一块玻璃。

我愣愣地看着他，他气急败坏地把那块玻璃放在我眼皮底下，带着一种出乎我预料的仇恨说：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就是你对付我的方法？”

他猛地站了起来，推开椅子，把椅子抬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就好像让它彻底固定在地板上。他说我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根本就不理解他，说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可能，因为他的耐心，也许是怯懦，让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现在他受够了，他叫喊着说，我让他感到害怕，在面条里放玻璃，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简直是疯了。他甩门离开了，根本就没有考虑两个孩子在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