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她右手拿着裁纸刀，害怕地向后退去。

“你疯了吗？”我忽然粗暴地转过身，大声说。

“你听不见我说话，”伊拉丽亚大喊着说，“我在叫你，你听不见。你太让人害怕了，眼睛斜着，我要告诉爸爸。”

我看着膝盖上深深的刀伤，还有一道血迹。我从她手上夺过裁纸刀，丢到储藏室敞开的门边。

“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我对她说，“你不会玩。现在你在这里乖乖待着，不要动。我们关在了里面，成了囚犯，你爸爸永远都不会回来救我们了。你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应该更用力。”她眼里闪烁着泪花，反驳说。

我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做了一次深呼吸。

“你不要哭，你要是敢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觉得我已经试过了各种方法，现在只能看清形势，接受现实。

我假装自己还能掌控全局，于是发号施令：

“我们家里有两个病号：詹尼和奥托。你现在不要哭，去看看你哥哥怎么样了，我去看看奥托。”

“我应该和你在一起，用裁纸刀扎你，这是你跟我说的。”

“我错了，詹尼是一个人，他需要有人摸摸他的额头，给额头上放降温的钱币，我不能做所有事。”

我把她推到了客厅里，她在反抗：

“如果你分心了，那谁扎你啊？”

我看了看腿上长长的伤口，那里涌出一道血。

“你要时不时叫我一声，拜托了，这就可以使我不分神。”

她想了一下，然后说：

“但你要快点，詹尼让我很无聊，他不会玩游戏。”

伊拉丽亚最后一句话让我很心痛，她公然说出玩游戏的话，这让我明白，她已经不想玩了，她真正为我感到担忧。如果我要承担起对生病的孩子和狗的责任，那么她的感觉是，现在她要面对的病号是三个。可怜的孩子，她感觉很孤单，心里默默地等着爸爸，但她爸爸一直都没有回来，她的游戏已经要玩不下去了。我感觉到了她的不安，这增加了我的焦虑。一切都那么易变，没有固定点。我走向詹尼房间的每一步，走向奥托的每一步，都会担心自己会晕倒，会让她看到我崩溃的样子。我应该保持清醒的意识、清楚的记忆，这两个总是在一起，是健康的两大支柱。

我把女儿推进房间，看了一眼儿子，他还在睡觉。我从房间里出来，用钥匙锁上了门，动作干脆自然。虽然伊拉丽亚在抗议，在叫我，用手拍打着门，但我任凭她折腾，我走向了奥托躺着的房间。我不知道狗怎么了，伊拉丽亚很爱它，我不想让她看到可怕的场景。是的，我要保护她，这种担心对我有好处。保护我的孩子，我需要冷静规划。这逐渐变成了一种迫切的需求、最主要的担忧。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兆头。

狗待的那个房间，马里奥的凳子下面，现在散发着死亡的糟糕气味。我小心走进房间，奥托躺着一动不动。我蹲到它旁边，然后坐到地板上。

我首先看到的是蚂蚁，它们也占据了那个房间，在狼狗身后黏糊糊的地面上探索。但奥托已经毫不关心，它好像一下子变得灰暗，像个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黯淡岛屿。它的脸好像已经遭到了腐蚀，从嘴里流出绿色的口水，地砖的颜色让人感觉它的口水已经渗透进去，它眼睛闭着。

“对不起。”我对它说。

我用一只手掌摸了一下它脖子上的毛，它抖了一下，张开嘴发出了威胁的叫声。我希望它能够原谅我无意中做过的事，还有现在没法做到的事。我把它拉到我跟前，把它的头放在我的腿上，它散发着病态的热度，渗透到我的血液里。它动了动耳朵、尾巴，我以为那是它舒服一些的表现，我感觉它的呼吸不再那么急促。亮晶晶的口水像一层釉面一样，覆盖在它黑色的嘴边，现在也好像冻结了，就好像它已不需要分泌那些痛苦的体液。

活着的肉身和死亡作斗争，这是一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有时候它好像要赢了，有时候好像要输。我们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奥托的呼吸有时会忽然急促起来，就好像它好着的时候，特别着急想玩耍，在户外奔跑，需要得到爱抚和理解；有时，它的呼吸会忽然变得轻盈，几乎感觉不到。它的身体也在经历一阵阵的抽搐和战栗，最后纹丝不动。我感觉到它身上残存的力量在一点点消失，它在不断回顾过去的情景：在公园浇水机明亮的水珠下奔跑；在小灌木丛里好奇地刨来刨去；在家里一直跟着我，等着我给它喂食。它在接近真正的死亡，它那痛苦地流着血的伤口，出乎意料地，忽然让我为自己最近几个月的痛苦，为那些夸张、非现实的日子感到羞愧。我感觉房间逐渐恢复了正常，空间又重新聚合在一起，地板看起来很坚固，炎热的天气像透明胶水，笼罩着周遭的一切。

我怎么能听之任之，让我的感觉、活着的意义解体？我抚摸了奥托两只耳朵之间的地方，它睁开眼睛，用黯淡的眼神盯着我。我看到了它老朋友一样的目光，它没有谴责我，而像在为它的状况道歉。最后，身体的强烈痛苦，让它的眼珠子忽然黯淡下去，它龇着牙对我叫了几声，但一点儿也不凶。过了一会儿，它就在我的怀里断了气。我哭了起来，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大哭，和那几个月、那几天的哭泣不可同日而语。

当我的眼泪流干了，胸中最后的啜泣也平息了。我发现马里奥又变回了那个好男人，也许，他一直都是个好男人，只是我已经不再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