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诺很客气，他用从地下室找到的一块塑料布把奥托裹好，放进后备箱。他把手机留给了我，就出发去城外埋葬奥托了。

我马上给儿科医生打电话，我很幸运，虽然是八月，我还是找到他了。我跟他仔细讲了孩子的症状，发现自己心跳如雷，我担心医生通过手机都能听到。我的心脏又开始在胸口跳动，它不再是空荡荡的。

我对医生说了很多话，强迫自己用词准确。我一边讲话，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感受到空间之间的联系。我用手抚摸着家里的物品，接触到每个小玩意、抽屉、电脑、书籍、笔记本、门把手，我在告诉自己：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儿科医生在默默听我说话，他让我放心，说詹尼的状况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他晚点儿会来看看。放下电话，我洗了个冷水澡，时间很长，冰冷的水柱像针一样扎着我，我感觉到了这几个月我时时刻刻经历的黑暗。我看到了放在洗手池边上的戒指，我把那个镶着蓝宝石的戒指戴上，同时毫不犹豫地把婚戒从落水孔丢了下去。我看着伊拉丽亚用裁纸刀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我给伤口消了毒，用一块纱布包了起来。我不慌不忙，把彩色衣服和白色衣服分开，启动了洗衣机。我想找回日常生活的安宁和平静。虽然我心里清楚，身体里有一种疯狂向上的挣扎，一种涌动，就好像看到了在洞穴的深处有一只有毒的虫子，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后退，手臂在挥动、脚在乱踢。我要重新学习——我想——迈出稳健的脚步，就像那些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去的人。

我致力于照顾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狗已经死了。我精心选择措辞，找到讲述的正确语调，但伊拉丽亚还是哭了很长时间。刚开始，詹尼语气里带着一丝威胁，有些恶狠狠地说要告诉马里奥，但他很快又抱怨起来：头很痛，恶心。

我还在安慰他们俩，这时卡拉诺回来了。我让他进门了，虽然他态度很好，特别乐于帮忙，但我对他冷冰冰的。两个孩子一直在房间里叫我，他们相信是卡拉诺把狗毒死的，所以不想让他出现在家里，也不愿意同他讲话。

我闻到他身上发出的泥土气息，也感到莫名厌恶。他用那种羞怯、亲切的语气和我说话，我只是用单音节回答他，那就像坏了的水龙头滴出来的零星水滴。

他想告诉我他把狼狗埋在哪儿了，但我对埋葬地点一点也不感兴趣，也不想听他讲怎么完成那项让人忧伤的任务、那地方叫什么。我不但无法专心听他说话，还时不时打断他，对詹尼和伊拉丽亚高喊：“住嘴！我马上来。”他很尴尬，只能长话短说。为了盖过两个孩子的叫喊声，还有他们的干扰，他提到了自己的母亲，还有照顾她的晚年时遇到的问题。他不停地在说他母亲的事儿，直到我对他说，那些母亲很长寿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获得解放。他听了有些难过，很不适地告辞了。

在那天后来的时间，他没再试着和我见面，他带过来的玫瑰在我书桌上的瓶子里凋谢。那个花瓶可怜巴巴，一直都空着，在很久之前，每年我过生日时，马里奥都会模仿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给我送一支蝴蝶兰。到了晚上，那朵玫瑰的花冠有些发黑，已经垂了下来，我把它丢进了垃圾筐里。

儿科医生是晚饭后来的，那是位年老的医生，很瘦，特别受两个孩子的喜爱。因为他来给孩子看病时，总是不断给他们鞠躬，称他们为“詹尼先生”、“伊丽小姐”。

“詹尼先生，”他说，“请马上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

他很仔细地给孩子做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詹尼生病是因为一种夏季病毒引起的肠胃紊乱，也不排除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鸡蛋，或者——在客厅里，他低声对我说——是因为遭受了强烈的痛苦。

他坐在写字台前，正打算写药方。我平静地跟他讲述了家里发生的事，就好像我们俩已经习惯交流此类的事：我和马里奥关系破裂，糟糕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还有奥托的死。他耐心地听我说完，很专注，最后摇了摇头，表示真是遗憾。他开了一些乳酸酵素，要我对两个孩子温柔点，还让我喝一些安神茶，好好休息。他答应说，过几天会再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