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城里有许多东西不为人知。在这座城市里，野猫睡在停着的汽车下面，两只石犰狳“爬上”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帝国大厦顶上爬行。蚂蚁也许是被风或鸟儿带到这儿的，不过没有人敢肯定。在纽约，几乎没人知道这些蚂蚁的存在，就像人们不知道有位乞丐每天乘出租车到鲍厄里大街乞讨，也不知道有位衣冠楚楚的男人每天从第六大道的垃圾桶里捡垃圾，更不知道有位号称具有“超凡洞察力、超凡听觉和超凡感觉”的巫师常常出没于西城七十几街那一带。

纽约城里到处是各种奇闻轶事和千奇百怪的信息。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眼40次；大多数在扬基体育场边吃爆米花边看棒球赛的人，在运动员投球的刹那间，都停止了口中的咀嚼；还有那些在梅西百货乘坐扶梯时嚼着口香糖的人，在下电梯前那一刻也会停止咀嚼，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后一步上；工人们清理布朗克斯动物园时，硬币、废纸、圆珠笔和小女孩用的钱包随处可见。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

公园大道上的一位看门人的脑袋里至今还残留着“一战”时的三颗子弹。几个年轻的吉卜赛女孩，由于受了电视和识字的影响，离家出走了，她们不想长大之后再做算命师，步她们母亲的后尘。每个月都有几百磅的头发运到第五大道545号的路易·费德商店。在那里，德国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金色发套，法国和意大利女人的头发被加工成深棕色发套。据费德先生说，美国女人的头发不能做假发套——由于频繁冲洗和烫发，她们的发质已经很差了。

纽约城里消息最灵通的要数开电梯的人。像看门人一样，他们极少讲话，但却一直在聆听。萨迪餐厅[1]的看门人总是认真聆听那些看完首场演出从此经过的观众对该剧的评论。他听得非常认真，于是，在大幕落下十分钟之后，他就能准确地告诉你，哪些剧会火爆，哪些剧会失败。

每天晚上，百老汇都会驶来一辆又大又黑的1948款劳斯莱斯。一位身材瘦小的女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一个上面写着“受神谴的人不能进天堂”的牌子，从里面跳出。她走到街角处，向来百老汇的那些无数的“罪人”大喊大叫，有时一直喊到凌晨3点。然后，再由司机开着那辆劳斯莱斯，把她送回韦斯特切斯特。

此时，除了一些失眠的夜游者、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及白天黑夜都立在商店橱窗里的一群表情世故的人体模特外，第五大道上已空无一人。这些人体模特的脸上都呈现着冰冷、完美的微笑——这些微笑都是由陶制嘴唇、玻璃眼珠和颜料脱落前一直红彤彤的脸颊构成的。像站岗的士兵一样，她们守卫在第五大道的两侧。这些橱窗模特注视着宁静的街道，头部微偏，手臂伸出；纤细修长的橡胶手指似乎在索取根本不存在的香烟。凌晨4点，一些商店的橱窗就变成了由这些婀娜多姿、身形修长的女神构成的仙境。所有这些女神仿佛在刹那间被定格一般：有的仿佛匆匆赶去参加聚会，有的似纵身跃入游泳池，有的则身着巨大的蓝色睡袍漫步于天际。

令人有这种想象既是神思所至，也是因着人体模特制造师的精湛技艺。人体模特制造师的信条是，天底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女人，即使是塑料或石膏制成的。因此，派克与派克的模特看上去青春靓丽，天真无邪；罗德与泰勒百货的模特则显得婀娜多姿，玲珑剔透；萨克斯的模特端庄优雅，不乏成熟女性的魅力；而波道夫的模特则一概显出一副超越年龄的典雅高贵。第五大道上的橱窗模特都是以世界上最迷人的女性为模型制造出来的。例如，苏齐·帕克就是百斯特公司人体模特的原型，而从萨克斯公司的人体模型身上则可以看出碧姬·芭铎的身影。由于模特制作师的精湛技艺和执着追求，这些模特各个线条分明、栩栩如生。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纽约人为这些人造美女所倾倒，做出各种离奇古怪的事情。例如，那些橱窗布置者经常会和人体模特对话，并赋予她们昵称；此外，橱窗里的裸体模特因吸引男人而招致妇人憎恨，以致在纽约城里被禁止展出；更有甚者，一些人体模特会遭到变态者的攻击。曾有人发现，怀特普莱恩斯一家商店的一个苗条的人体模特被遗弃在地下室，身上的衣服被扒光，脸上化的妆被弄得乱七八糟，身体上明显有强奸未遂的迹象。于是，一天夜里警察设了埋伏，抓住了那个袭击者——这家商店的搬运工，一位身材矮小的羞涩男子。

当街上车流稀少、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纽约城一些街区的猫开始活动了。它们敏捷地在大楼阴影里穿行；守夜人、警察、垃圾清运工和其他夜间游荡者都能看到它们——但它们很快会从你的眼前消失。大多数的猫都集中在渔市、格林威治村、东城或西城的某些街区，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垃圾桶。可以说，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流浪的野猫。在第五十四街这样繁忙的街区，彻夜工作的垃圾清运工仅在一天清晨就在齐格菲尔德剧院附近发现了20多只野猫。夜间，成群结队的野猫在河边码头附近游荡，寻找老鼠。地铁巡道工曾发现地下也住着猫，尽管有些猫偶尔被带电的铁轨电死，但它们似乎从未被火车撞上过。大约有25只猫生活在大中央车站的下面，它们由地铁工人喂养，从来不曾漫步于日光之下。

纽约街道上那些自由自在地到处游荡、从没有人给它们洗澡的野猫，与公寓里的家猫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大多数野猫都饱受跳蚤的叮咬，有许多还死于食物中毒、风寒和营养不良。它们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而家猫可活10到12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在纽约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ASPCA）要杀死10万只无人认领的野猫。

“哥谭”市[2]的那些野猫很少能再过上安逸的生活，它们往往毙命于出生的街区。曾有一位贵妇收养过一只被ASPCA救起的被跳蚤咬得遍体鳞伤的野猫。这只猫现在住在东城一座豪华的公寓里，夏天到来时，它就随这位女士到长岛的别墅消夏。当听说一些啮齿动物在联合国文件柜里肆虐时，美国爱猫协会曾把两只无家可归的猫运到联合国总部。协会主席罗伯特·洛萨·肯代尔说：“这两只猫会对付那些鼠辈的。”这两只猫似乎在联合国过得很开心，其中一只常常躺在一本汉语字典上睡觉。

在纽约的每个街区，野猫们都由一只最大最强壮的母猫支配。除了这个头儿之外，野猫群里没什么组织可言。这些无家可归的野猫可以分为三类：纯种野猫、波希米亚式野猫及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野猫。

野猫以偶尔未盖上盖儿的垃圾桶或老鼠为生，一般不愿与人交往。即便是对那些给它们提供食物的人，它们也不愿理睬。这些桀骜不驯的野猫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们毛发凌乱，表情漠然，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中充满野性。

然而，波希米亚式野猫却不那么野性十足，它们遇到人一般不会逃走。常有些喜欢猫的多愁善感的人（大多数是女人）每日在街上给它们喂食，用“乖孩子”、“小天使”、“小可爱”这类字眼称呼它们。每当有人把他们的慈善对象叫作街头野猫时，他们往往会勃然大怒。大多数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流浪猫都能非常准时地来到喂食地点，以至于一位猫爱好者甚至提出了猫能辨别时间的理论。他以一只灰色母猫为例，这只母猫一周五次，每天下午5点10分准时出现在百老汇与第十七街交会处的一座写字楼里，等待电梯工给它喂食。但是，这只猫却从不在周六和周日出现，它似乎知道这两天人们不上班。

在食品店或餐馆兼职的猫，往往是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它吃得很好，能够赶走老鼠，但一般只把商店当作旅馆，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到大街上游逛。尽管工作时间自由，它仍然享有它最接近的同类（那些“全职”、完全家养或店养的猫）的大部分优厚待遇——包括到窗台上睡觉的特权。布利克街一家熟食店里的一只改过自新的波希米亚式野猫常常藏在门后，并能把所有试图寻找施舍的其他流浪猫赶跑。

在纽约，由于大型超市纷纷而至，小食品店越来越少，食品店里的“全职”猫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有了更好的防鼠措施、改进的食品包装以及更好的卫生条件，像A&P[3]这样的连锁店已很少再养猫防鼠了。

然而，在码头上，人们对猫的需求却依然如故。有一个码头工人对猫有过敏症，他就下毒药毒死了那里的猫。结果不到一天的时间，那里的老鼠就泛滥成灾了。工作时，工人们看到成群的老鼠在箱子上爬。在九十五号码头，老鼠开始偷吃码头工人的午餐，甚至开始攻击人。结果，他们不得不紧急地从附近街区调来野猫。现在，鼠患终于得到了控制。

一位码头工人说：“猫在这里根本无法睡觉，一旦它们睡着了，老鼠就会把它们吃掉。我们这儿已有老鼠咬死猫的先例了，但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大多数码头野猫都是非常凶猛的。”

清晨5点，在曼哈顿随处可见疲倦的鼓手和赶着回家的酒保。公园大道已变成鸽子的天下，它们在大街中央信步漫游。这是曼哈顿最美的时光。大多数夜间出没的人已不见了踪影——而白天活动的人群还未出现。卡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全神贯注地开着车，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宁静，不愿打破空旷的洛克菲勒中心广场的寂静，不愿惊扰富尔顿渔市那个一动不动的守夜人的美梦，也不愿吵醒开着收音机在小丑路易商店旁酣睡的加油站伙计。

清晨5点，百老汇的常客们要么回了家，要么去了那些24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在那里炫目的灯光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胡须和穿着。第五十一街上，一辆新闻采访车正停在路边，上面坐着一位无事可做的摄影记者。他几个夜晚都守候在这里，透过挡风玻璃观看街景，用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敏锐的夜生活观察者。

他说：“凌晨1点，百老汇到处是达官贵人和从阿斯特酒店出来的身穿白色晚礼服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驾着他们父亲的小汽车去参加舞会；你还会看到走在回家路上的清洁女工，她们通常戴着小方巾；到凌晨2点，有些喝酒的人已不能自持了，这时常常是酒吧打斗发生的时间；到了凌晨3点，夜总会里最后的表演结束，大多数游客和出差的采购员都回到旅馆；凌晨4点，酒吧关门，醉鬼们摇摇晃晃地出来，还有那些专门利用醉汉神志不清时骗取他们钱财的皮条客和妓女；清晨5点，街上一片寂静。此时的纽约城是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清晨6点，早班工人开始络绎不绝地从地铁中涌出。百老汇已开始车水马龙了。玛莉·伍迪夫人迅速起床，快步冲进她的办公室，给几十个睡意正浓的纽约市民打电话，用一种很少会有人感谢的银铃般的声音说道：“早晨好！该起床了。”20年来，作为西部联盟电话公司的叫早服务员，伍迪夫人已把几百万人从睡梦中叫醒。

早晨7点，一位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穿套头毛衣的满面红光的老人，匆匆地从公园大道走来。他看上去很巴黎，正要去拜访他那些富有的女主顾。他必须行动迅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每位顾客在早饭前的短暂全身按摩。身穿制服的门童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或者叫他“俾斯”，或者“麦基”，他就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按摩师俾斯·麦基。

麦基先生行动敏捷，身姿挺拔。他手里总是提着黑色的皮箱，里面装满干他这行所需要的擦剂、浴液和毛巾。他矫捷地上了电梯；半小时之后，他已下了楼，奔向另一位女主顾——歌剧明星，电影明星，或许是位女警官。

俾斯·麦基曾是一位轻量级拳击手，20年代在巴黎开始他的按摩师生涯。在一场欧洲巡回赛中输掉比赛后，他心灰意冷，永远退出了拳坛。经朋友介绍，他上了一家专门培训按摩师的学校。六个月后，他便有了他的第一个主顾——克莱尔·露丝，当时主演电影《佛里-贝尔格》的女明星。她很喜欢他，给他介绍了许多顾客——波尔·怀特、玛莉·皮克福德，还有一位唱瓦格纳歌剧的粗壮女高音歌唱家。麦基的生意曾非常好，只是由于“二战”爆发，他才离开了巴黎。

到曼哈顿后，以前欧洲的老顾客来纽约时仍然光顾他这里。尽管他现在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但身体依然健壮。俾斯每天要给七位顾客按摩。他那粗大手指和宽厚手臂接触女性的皮肤时，会让人有一种奇迹般的舒适感。他非常谨慎，这正是那些有身份的纽约女士喜欢他的原因。他到她们每个人的公寓为她们按摩。他拥有她们卧室的专用钥匙，常常是她们在清晨见到的第一个人，她们躺在床上等候他的到来。他从来不透露顾客的姓名，她们大多数是中年人，而且都十分富有。

“女人都不想让别的女人知道她们的秘密，”俾斯解释道，“我是了解女人的。”他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毫无疑问，他对女人的确很了解。

俾斯每天早晨从那些门童身旁经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群谦恭的、口齿伶俐的人行道外交家，常常因为能与那些曼哈顿最有权势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和最高傲的宠物狗交往而引以为荣。这些门童都很高大，体形像哥特人，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即使在大雾天，也能在一个街区之外发现最舍得给小费的客人。

东城有些酒店的门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他们的制服装饰得特别华丽，仿佛与铁托元帅的制服出自同一裁缝之手。酒店门童大多善于各种聊天：琐碎闲聊，高谈阔论，还有背后议论；他们善于记住人名，对行李箱包皮革的质地也相当有研究。（他们还常根据行李来判断客人的富有程度，而不是靠客人的衣着。）

今天，曼哈顿共有650名高级公寓门卫，325名酒店门童——仅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就有14名门童。此外，还有那些无具体数字但数量惊人的餐厅、剧院门童，夜总会门童，招徕顾客的门童，及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

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是些无组织的流浪人员，他们通常没有制服，但有租来的帽子。他们嗅觉灵敏，到那些车水马龙的地方为客人开车门，比如在歌剧演出、音乐会、拳击冠军赛赛场及会议大厅之外。青铜轨道俱乐部的门童克里斯托斯·阿谢米欧说，那些无固定服务地点的门童知道他什么时候休息，每逢周一和周二他休息，他们就会在离他上班的第七大道不远的第四十九街上抢生意。

那些招徕客人的门童身上穿着的制服有的是租来的，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是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站在有演出的爵士乐俱乐部门前，除了开门和招呼出租车司机之外，还会小声地从过往行人中招揽顾客，柔声但清晰地喊着：“快来看啊，不收门票。美女如云，新来的阿拉斯加女皇！”

尽管纽约城里没有一个门童不抱怨他们的收入太低、地位低下，可许多酒店门童承认，生意好的时候，他们光小费一项收入就能达到200美元。尤其是下雨时，许多人都想叫到出租车，那些为客人送上雨伞或叫出租车的门童，几乎都能拿到小费。

下雨时，曼哈顿的车流很慢，人们往往因交通拥堵而失约。酒店的前厅里，人们或是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看报，或是因无处可坐、无人说话又无事可做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这时很难叫到出租车。百货商店的生意比平时下降一成半到二成半。因为没有了观众，布朗克斯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看上去似乎比那些困在酒店休息厅里的人更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

一些纽约人因下雨而变得神情阴郁，而另一些人却喜欢下雨，喜欢在雨中漫步。他们说纽约的建筑在雨中看上去更清爽干净——仿佛笼罩在乳白色的光中，就像莫奈的油画。下雨时纽约的自杀事件比平时少。雨过天晴后，纽约人看上去又很开心了。而那些抑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抑郁，又会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被送到百乐威医院。

但是，对于雨具商、衣帽间女服务生、酒店侍者和英国总领事馆的雇员来说，下雨天却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英国总领事馆的人说，绵绵细雨能唤起家乡的感觉。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纽约人在雨天要比在晴天时多花12万美元的电费。成千上万条裤子在雨天失去了裤线，遇到这样的天气时，第四十五号街上的诺顿洗衣公司每天平均要多熨125条裤子。

雨水会弄脏那些叫不到出租车的时装模特眼上的睫毛膏，也会使时报广场[4]上的征兵军官、抗议者、擦鞋匠和强盗变得无所事事——在这种天气里，他们也都会失去工作热情。

每天早晨刚过7点30分，当大多数纽约人还睡眼蒙眬时，早已有几百人在第四十二街排起了长队，等待8点钟电影院开门。这里共有十几家电影院，几乎门挨门地排列在时报广场与第八大道中间。

那些早上8点钟去看电影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夜间看门人、翘班的人，或是那些无法入睡、无法回家或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有卡车司机、同性恋、警察以及通宵工作的清洁工和餐馆服务人员，其中也不乏那些等着能在8点钟花上40美分在凉爽、黑暗、烟雾弥漫的电影院中找个软椅睡上一大觉的酒鬼。

而且，除了烟雾弥漫这一共同之处外，时报广场上的电影院，或是因为有与众不同之处，或是因为无与众不同之处，都变得有了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胜利剧院只放恐怖片，而时报广场剧院只上映牛仔片。在莱瑞克剧院首演的电影票价高达40美分，而在塞尔维剧院看第二轮上映的电影只须花30美分。自由和帝国两家影院都放老片，而阿波罗影院只上映外国片。20年来，外国片在阿波罗影院一直很赚钱。这家影院的老板威廉·白兰特一直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说：“为此，有天我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休息厅中的人们都用手势交谈；他们之所以来阿波罗影院看电影，是因为可以看外国电影里的字幕。阿波罗影院里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聋哑电影观众。”

纽约是一座拥有8485名电话接线员、1364名西联汇款公司的投递员和112名报社送稿生[5]的城市。扬基体育场平均一场棒球赛中，观众要用掉超过十加仑的液体肥皂——这是非官方统计的主要球赛卫生情况中的最高值。这座体育场在引座员（360位）、清扫工（72名）和卫生间（34个）数量方面，也雄居承担过此项比赛的场馆之首。

纽约城里有500名巫师，从半恍惚到全恍惚到深度恍惚型，无所不有。这些巫师大多住在纽约西城七十、八十和九十几街。每到周日，这里的一些街区鼓号齐鸣，招魂祭鬼，好像人间万事在这里都可以化解。

第五大道女士内衣店开在麦迪逊大道上，而麦迪逊宠物店却位于列克星敦大道；公园大道花店在麦迪逊大道上，而列克星敦干洗店却开在第三大道上。纽约城里有120家典当行。在这座城市里，申主教的弟弟开了一家诊所，与另一位医生合用一间办公室，那位医生正好姓毕晓普。[6]

在列克星敦大道褐石房尽头，即第八十二街拐角处，还有一位名叫费里·德里克阿拉斯科夫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把蚂蟥当药出售给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击手，把樟脑草卖给猎狮者，把成千上万种奇特的药液卖给世界各地的人们。

位于西城的一间阴暗工厂里，每月都有一条长长的绿色纸板线，像无头无尾的爬行动物一样，在印刷机上缓缓前进，直到被切成成千上万张令人讨厌的小纸片，每张纸片设计得正好装入警察的口袋。这些小纸片被用来贴在违章停车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让司机们不得不破费15美元。位于西城第十九街的梅恩标签公司每年要为纽约警察印制50万张金额为15美元的罚款单。这家公司的职员有时也会看到他们的杰作出现在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纽约是一座拥有200个核桃贩子、30万只鸽子、600尊雕像和纪念碑的城市。看到那些雕像时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位骑马将军雕像中的坐骑两只前蹄都腾空离地，意味着他战死疆场；假如坐骑一只前蹄离地，那意味着他死于战争中所受的伤；如果坐骑四蹄着地，那么这位将军很可能是寿终正寝。

在纽约，从黎明到黄昏，再到黎明，日复一日，你都能听到车轮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混凝土路面时发出的隆隆声。这座大桥好像从来就没有完全静止过。它总是随着车流颤动，随着风声摇动。它那巨大的缆索天热时膨胀，天冷时收缩；桥跨夏日往往要比冬日时离哈德孙河近十英尺。它是一座优雅、美丽、几乎永不宁静的建筑，就像一位令无数男子拜倒裙下的风骚女子一样，目睹了世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浪漫情侣们曾在此流连踯躅；厌世轻生者曾纵身从桥上跃入河中；一位胖女孩儿每天都在3500英尺长的桥跨上慢跑减肥；10万名司机每天从这里驶过大桥，有出事撞上大桥的，有耍滑少交过桥费的，有时桥上也会出现交通拥堵。

在匆匆过桥的纽约人及游客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工人乘电梯在桥上612英尺高的两个桥塔驶上驶下；很少有人知道流浪醉汉偶尔会心血来潮地爬上塔顶，在那里睡着；早晨，这些醉汉已被冻僵，不得不由急救人员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座大桥的旧址曾是印第安人经常出没、发生过多次战争的地方。殖民时期，就是在这里，海盗被绞死在河边，以警告那些胆大妄为者。大桥正好建在华盛顿指挥的军队遭到英军重创、溃败而逃的地方；英军攻占新泽西州利堡时，发现了华盛顿军队撤退时丢下的煮着水的水壶、大炮以及路上随处丢弃的衣物。

华盛顿大桥车道要比旁边的那个红色小灯塔高出100多英尺。1913年，随着大桥的建成，这座灯塔也就成为历史了。大桥位于新泽西州一端的引桥，距由警犬把守的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7]居住的高墙有两英里长；新泽西州一端的收费站离卡车司机无证贩运并掉下大象的地方只有20英尺——一位卡车司机试图用拖车把四头大象贩运过桥，如果不是一头大象掉了出来，他就成功了。大桥上层桥跨距港口管理局警卫爬上去阻止一位自杀者的地方有220英尺；这名警卫对那位企图自杀者说：“听着，你这个狗杂种，如果你不跳下去，我就开枪打死你。”结果，那个人乖乖地爬了下来。

大桥警卫24小时保持警惕。他们也没办法，因为随时都会有交通事故、汽车抛锚或自杀事件。自1913年以来，已有100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还有超过这个数字两倍多企图自杀的人被及时阻止。那些打算以跳桥方式自杀的人行动迅速，无法预测。他们把汽车、夹克及眼镜等物品留在路边，有时还留下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诸如“我愿为这一切承担后果”，或“我不想活了”的话。

一天晚上，一位离家在外的孤独采购员喝了几杯酒后，到第六十四街附近的一家百老汇旅馆住宿。半夜醒来时，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在他的窗前，浮动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女神像。

当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他被人“绑架”了——可能正被用船运过自由岛，运往公海上的某个地方。但是，他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看到的实际是纽约市里的第二座自由女神像——那个耸立在西城第六十四街43号自由太平洋仓库顶上的那尊几乎不为人们注意的无名雕像。

这个非常逼真的仿制品，是应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仓库老板威廉·H.费兰托的要求，于1902年建成的。与自由女神岛上巴托尔第设计的那尊高151英尺的雕像相比，这座女神像离座基只有55英尺。这座小自由女神像上也有一把点燃的火炬、旋转内梯和头部孔洞；通过石像头部的一个孔可以看到百老汇。但到了1912年，由于年久失修，楼梯已不牢固，火炬也被大风刮掉了，从此再也不允许学生在塔内跑上跑下了。费兰托先生于1931年去世，有关这座雕像的许多信息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过往的游客常常会向仓库工作人员及周围的住户打听雕像的情况。一位在女神像对面的凯内停车场工作的人讲：“人们经常到这儿来，说：‘嘿，你瞧，那上面是什么？’有一天，一个得克萨斯人开车过来，抬头往上看，说：‘我原以为自由女神像是在某处的水里。’但确实有些人对这座女神像感兴趣，拍了好多照片。我认为能在它下面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有游客来时，我总是提醒他们，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自由女神像’。”

但是，附近的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这座女神像的存在。那些在它下面工作的吉卜赛算命者就没有注意到，那些经常光顾它下面的斯德恩夫人酒吧的常客也没有注意，那些在街对面的彼克福德餐馆里喝汤的食客更加不会。戴维·柴克曼，纽约城里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从这座神像旁经过几百回，却从不在意。“这座城里有谁会老往上瞧呢？”他反问道。

几十年来，这位女神一直手握燃尽的火炬，俯视着周围那些壁球爱好者、做外卖菜的厨师以及仓库看门人，俯视着挣不了几个小费的侍者、警官，以及午夜后从消防通道溜出来、穿着高跟鞋在这座也许拥有太多自由的城市里游荡的异装癖。

纽约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住在格林威治村。然而最早住在那里的是黑人。黑人现在大多数都住在哈莱姆，而那里以前曾是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聚居的地方。富人已从城西搬到了城东。波多黎各人随处可见。只有华人没有搬家，他们一直住在道尔大街转角处的唐人街。

对某些人来讲，纽约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要么是拉·瓜迪亚机场空姐甜美的微笑，要么是第五十街鞋店售货员的耐心服务；而对另一些人来讲，纽约所代表的，不是桑树街教堂后院里刺鼻的大蒜味儿，就是少年黑帮争夺地盘的一块肥肉，或是地产大亨泽肯多夫垂涎已久的一大片房地产。

但是，尽管纽约市的导游手册和商会都大肆吹捧这个城市，但她却绝不是什么旅游者的好去处。对于多数纽约人来讲，这里工作辛苦，交通拥挤，人满为患。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无名小人物，像公共汽车司机、女清洁工以及偷偷给广告牌涂上猥亵淫秽内容却从不会被抓住的涂鸦者。许多纽约人似乎只有一个名字：女理发师、门童、擦鞋匠等等。一些纽约人一辈子都被人叫错名字，就像住在中央大街警察局对面的“面包吉米”。“面包吉米”的真名叫吉米·曼库索。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坐在街对面的警察常对他喊：“喂，小孩儿，到街角那儿给我们买点儿咖啡和面包。”吉米总是很听话，为他们跑腿效力。久而久之，“面包吉米”或更简单的“嗨！面包”就成了他的称呼。现在吉米已是一位白发老人，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儿。但珍妮从未有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叫她“面包珍妮”。

纽约是吉姆·托培的城市，从1928年起他就为时报广场周围的广告牌播放新闻头条，多少年来从没由于自己失误烧过一个灯泡；它也是乔治·班南的城市，这位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正式计时员，曾在7000场拳击赛中举起像不死教父般的比赛计时钟，200万次摇响手中的铃铛；它也是麦克尔·麦克巴顿的城市，这位坐在时报广场附近的地铁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一种近乎于无奈和绝望的声音，冲麦克风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这句话。他一天要重复这句话500遍，有时他也想即兴发挥一下，但却从未这样做过。他一直认为，在车门的咣当声和人群的嘈杂拥挤声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声音。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妙语，又一列火车已从大中央车站驶来。麦克巴顿先生必须再次重复那句说过多少次的话：“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当夜色降临纽约城，所有顾客都离开梅西百货后，十条黑色的德伯曼猎犬开始在走廊过道四处巡查，寻找可能潜伏在柜台后或隐避在衣架中的藏匿者。它们要把这座20层的大商城全部查看一遍。这些猎犬受过专门训练，能爬楼梯，跳窗框，跨栏杆，而且还会在见到诸如暖气漏水、蒸汽管道破损、烟雾甚至小偷这些不寻常的事和人时狂吠不已。如果小偷胆敢逃跑，这些猎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赶上他，在他的两脚之间来回乱蹿，把他绊倒在地。它们的叫声曾让梅西百货的保安发现了许多小隐患，但从未发现过小偷——自从1952年引入警犬之后，还没有人敢在关门后藏在商城内。

纽约城也是一座这样的城市：一只曾经穴居峭壁上的巨大秃鹰现在飞到了摩天大楼上，偶尔也会俯冲到中央公园、华尔街或哈德孙河上捕食一只鸽子。观鸟者曾看到过一些鹰隼在城市上空悠然盘旋，他们看到过鹰隼占据在大厦顶上，甚至在时报广场周围也曾见过它们。

大约有20只秃鹰在这座城市里巡游，有的鹰翅膀展开后有35英尺长。它们曾呼呼地飞过圣雷杰斯旅馆的屋顶，曾攻击过烟囱上干活儿的维修工。1947年8月，两只秃鹰曾扑倒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之家休息坪上的两位女居民。维修人员在河边教堂曾见过一群秃鹰在钟楼上美餐鸽子。这群秃鹰只在那儿停了一小会儿，就向河边飞去，残留在地上的净是鸽子头。秃鹰飞回时总是悄然无声，不为人们所注意，就像这座不夜城里的那些猫、蚂蚁、头颅中留有三颗子弹的看门人、为贵妇服务的高级按摩师以及许多不寻常的奇闻怪事一样，永远被人们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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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迪餐厅（Sardi’s），坐落在百老汇旁的一家餐厅，1927年开张，特色是其墙壁上百余幅话剧界知名人士的漫画。自开业以来，其就因客人多是在百老汇看戏的观众而有浓厚的话剧评论氛围。—编者注，下同

[2] 哥谭（Gotham），纽约别称，源出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见闻札记》（Salmagundi）。后又因出现于DC漫画出版的一系列漫画作品，尤其作为《蝙蝠侠》（Batman）中蝙蝠侠布鲁斯·韦恩的居住地而知名。

[3] A&P，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美国大型连锁企业，成立于1859年，旗下多个品牌共有400余间连锁分店。于2010年破产。

[4] 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

[5] 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

[6] 申主教（Bishop Sheen，1895—1979），美国天主教主教，主教（bishop）一词也可作一般人名，故有此处的巧合。

[7] 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1902—1957），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匪徒，却一直未被起诉成功，后被射杀于一次黑帮火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