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工们常得的一种病——一种叫作“流动症”的搔痒感觉——1964年春天似乎正通过大桥的长钢缆在桥上传播蔓延，使修桥工们变得躁动不安。许多人又开始思考：“下一个工地在哪儿？”

突然间，大桥似乎已经完成。当然，桥还没建完——剩下的活儿还需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完——但所有重型钢构件现在已在空中连接完毕，最危险的工作已完成，挑战性正在消失；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人们的悲观态度和严冬已被一种任何东西不再会出错的准确感所代替：一个叫罗伯特的新工人从桥上掉了下去，结果被安全网接住了；一个沉重的电钻掉了下去，落向了一个叫乔·图瑞瓦斯的印第安人的头顶，但只蹭了一下他的脚指，他也只嘟嚷了一声，又继续往前走。

60个每件重达400吨的钢构件全部水平悬挂在缆索下，形成从史泰登岛上到布鲁克林海上的红色钢铁彩虹。这一壮观景象令那些沿岸观看的人兴奋不已，但对桥上的铁器工人来讲，这标志着枯燥工作的开始。因为，施工的下一个阶段，一个业内称之为“二次铺架”的阶段开始了，这主要包括再次穿越大桥整个弧跨，把对角撑梁、护栅、边饰等小型钢件吊装插入到大桥主体结构中，然后拧紧螺栓。整座大桥桥跨都装入最后的钢体，全部固定拧紧后，混凝土搅拌机开进铺设路面；接着电工进场，安装电灯；然后，油漆工进场，为深红色的大桥梁上涂一层银白色防锈漆。

最后，在铁器工离开大桥到别处去寻找挑战的几个月后，桥上一切施工完毕，大桥开通，乐队走过，剪彩活动举行，妙龄少女乘花车微笑驶过，政客们发表演讲，所有人鼓掌喝彩——工程师接受人们对他们的致意。

而修建大桥的铁器工对这些却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他还会去酒吧聊天吹牛；不管怎样，他都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如果让他穿着大衣，戴上领带，一动不动地站在桥上大谈他的感想，那倒会使他感到很不自在。

事实上，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不会再多地想起这座大桥。但是，也许是四五年后，他会一下子染上一种相反的“流动症”，这很可能发生在他开车驶往另一个工地或去度假时。突然间，他会一下子想起，100英里外有一个他在那里干过活儿的城镇和大桥。他会驶离原定路线，去那里短暂地看一眼：也许那里就是圣伊格纳斯，在那里他可以凝视麦基诺大桥；也许那里是旧金山，在那里他可以观赏金门大桥；也许（在几年后的将来）会重返布鲁克林，隔海观看韦拉扎诺海峡大桥。

今天他也许不想这样做，许多流动修桥工也可能不想这样做，但等不到1968年或1969年他就很可能已这样做了。他可能已开着他的宽敞汽车，从长岛方向驶来，或从曼哈顿方向驶来。他会和所有其他车辆一起迅速驶上弯带大道；但是，在车辆走近湾脊地区时，他会放慢车速，屏住呼吸。他看到了挡风玻璃中出现的韦拉扎诺大桥，桥上车流密集，交通繁忙，但钢缆上除了几只小鸟外已没有任何人影了。

接着，他会开车切入左车道，慢慢离开环岛公园路，开上路边的隔离带，车后卷起一阵尘土。跟在后面的汽车里的司机会对他大喊：“嘿，你这个蠢材，开车时看着点儿道儿！”一位女人用肘碰了碰她丈夫说：“你往外瞧，亲爱的，那辆车里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喝醉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对的。当他一下子想起昔日桥上的一切时，他会在一小段时间里有一种眩晕头痛的感觉，他会记起一直铭刻在心的大桥上的各种场景和声音，他的耳边会再次响起机器的隆隆声和“硬鼻子”墨菲的叫骂声；他会记起钢缆绕制，吊装大桥构件以及凯利：“轻起……起……起……”的指挥声；他会再次看到杰拉德·麦基从桥上掉下去的地方，那个缆索管套落下的地方，以及那个1000磅的钢件掉下去的地方；他会想到，在海底躺着大量生锈的铆钉和工具。

这位流动修桥工会坐在车里，静静地注视一会儿，然后脚踩油门，开车回到路上，消失在车流中。没人知道坐在这辆车里的人曾经一天把1000道铆钉钉入到这座大桥上，或参加过400吨重的钢件吊装，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斯塔姆、奥尔森、扬涅利、杰克勒斯或是“硬鼻子”墨菲本人。

不管怎样，这就是1964年春天鲍伯·安德森的感受。当然他也染上了“流动症”。他急于离开布鲁克林工地去葡萄牙，到那里的塔古斯河上去建一座新的大型悬索桥。

“噢，我们会在葡萄牙过得很快活的，”在韦拉扎诺大桥上干活的最后一天，他对别的铁器工讲，“那个国家漂亮极了，我们周末还可以到巴黎玩……你们也应该去那里，和我一起干！”

“我们会的。鲍伯，一个月后就去。”其中一人说道。

“是的，鲍伯，肯定我会去那儿的，”另一人说道，“对我而言，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6月19日，星期五，鲍伯·安德森与韦拉扎诺桥上干活的几十名修桥工道别，并把自己在葡萄牙的地址给了他们。那天夜里，许多人在布鲁克林塔莫奎酒吧为他送行。晚上10点，已聚集了约50名铁器工人。他们围坐在屋子里的四张大桌子周围，先喝威士忌，再喝啤酒，与鲍伯·安德森道别。埃斯·考恩来了，约翰·德林也来了（在惠特尼·米勒手下苦干了三个月后，德林又重新回到了监工的位子），还有其他几个在1955到1957年间曾和安德森一起在密歇根州的麦基诺大桥上干过活儿的流动修桥工。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不停地与安德森干杯，不断地拍着他的后背。当安德森允诺在他们到葡萄牙后为他们大摆酒席、一醉方休时，他们欢呼雀跃。他们饮酒回忆往昔，谈笑风生；他们回忆起那些让“硬鼻子”墨菲大怒的事情，也回忆起十年前在麦基诺大桥干活时的快乐时光。聚会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最后，在与安德森最后告别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摇摇晃晃地走出酒吧。

动身去里斯本前，鲍伯·安德森和妻子瑞塔及两个孩子一起把行李装上车，踏上了去密歇根州的圣伊格纳斯的短暂旅途。

鲍伯·安德森是在圣伊格纳斯遇到瑞塔的，他那时正在那里修建麦基诺大桥。瑞塔的双亲及许多朋友仍然住在那里，因此他们想去那儿。另一个原因是，鲍伯·安德森想去看一下1955到1957年间他曾在那上面干活儿的那座大桥。

几天之后，他独自一人站在圣伊格纳斯河岸上，注视着麦基诺大桥。在这里，他曾抓着一节断裂的钢梁，沿桥缆滑下1800英尺。他还记得自己又怎样爬上去，人们怎样说他是大桥上最幸运的修桥工。

在河边静静地行走时，他记起了许多其他的事。十分钟后，他慢慢地走回来，开着汽车驶往岳母家去见妻子。后来他们一起去尼古拉旅馆酒吧喝酒。那里九年前曾是流动工人的总部，在那儿的男卫生间里，他曾靠掷骰子赢过1000多美元。

但现在，他已42岁，所有这一切已成为历史。他非常爱瑞塔，他的第三任妻子。他已习惯与她和两个孩子过稳定的生活。他们全家都期待着葡萄牙的那个工程——他们从未想过去那里会发生悲剧。

到了葡萄牙，安德森一家一边住在里斯本的蒂沃利旅馆，一边在找房子。鲍伯·安德森第一次去塔古斯河大桥是在6月17日，当时工人们正在建造桥塔，大型吊车正在往桥塔上吊50吨重的钢构件。很显然安德森当时站在码头上，当50吨重的钢件离地四英尺时，吊臂突然弯折，吊缆猛力戳向他，将他打倒在地，击碎了他的左肩，打裂了他的颅骨，损伤了他的大脑。当时没人看到这场事故，大桥公司无法判断事故发生的原因。鲍伯·安德森日夜昏迷不醒，两个月后仍在昏迷，不能认出瑞塔，也不能说话。医生说，他的修桥工生涯完结了。

消息传到布鲁克林的韦拉扎诺大桥时，桥上的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有的因悲痛而变得沉默寡言，有的则大喊大叫，不停谩骂。约翰·德林和其他修桥工立刻冲下大桥，给远在葡萄牙的瑞塔打电话，告诉她他们要立刻飞过去帮她处理后事，但她说你们帮不上忙，她母亲会从圣伊格纳斯赶来，帮她照料孩子。

对那些流动修桥工而言，这件事是纽约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上激动人心的时光的悲剧性结尾。同伴们都为鲍伯·安德森而感到骄傲，在桥上干活时他是个勇敢的工人；而到了桥下，他又是个魅力无穷的男人。他们知道，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竣工通车仪式上，他的名字不会被提及，因为安德森，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都只是在修桥工这个小圈子里出名。但在那个由修桥工构成的小小世界里，他们都是巨人，是从不缺乏勇气和骄傲的英雄。他们永远遵守流动修桥工的生活法则，这个法则就是：

哪里有工程，就往哪里开；

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后又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另一座大桥……

他们把所有地方都连接起来，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是那样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