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在一家名为“达兹摇摆”的店前方发现桑德拉。她站在人行道上，环视她在国王十字区的小领地，踩着高跟鞋的双腿为了维持平衡显得有些疲软。她环抱双臂，指间夹着一支烟，像是睡美人的双眼，兼具勾引与嫌恶的神色。简单来说，她看起来跟其他地方的妓女没两样。

“早。”哈利说。桑德拉盯着他瞧，完全没认出他。“还记得我吗？”

她扬起嘴角，似乎打算借此取代微笑。“当然，爱人。我们走吧。”

“我是霍利，那个警察。”

桑德拉凝视着他。“真的是你。每到这个时候，隐形眼镜总是会失效。肯定是废气的关系。”

“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哈利客气地问。

她耸了耸肩。“反正附近没什么人，今晚到此结束也好。”

特迪·蒙卡比突然出现在脱衣舞俱乐部的大门旁，咬着一根火柴，对哈利轻轻点了一下头。

“你父母还好吗？”桑德拉在咖啡送来时问。他们坐在哈利常吃早餐的那家名为“波本与牛肉”的店里，服务生还记得哈利日常会点的东西：班尼迪克特鸡蛋、马铃薯煎饼与馥芮白。桑德拉端起她的黑咖啡。

“什么意思？”

“你妹妹……”

“噢，对，对。”他把杯子举至唇边，借此回过神来。

“嗯，对，我想他们会没事的。多谢关心。”

“我们活在一个可怕的世界里。”

阳光仍未洒在达令赫斯特的屋顶上，但天空已变成蓝色，可以看见些许移动的云朵分散各处，像孩子房间里的壁纸。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世界原本就是个可怕的地方。

“我找几个女孩谈过，”桑德拉说，“照片上的家伙姓怀特，是个卖安非他命和致幻剂的毒贩。有些女孩会从他那儿买货，不过她们没接过他的生意。”

“说不定他不用花钱就能满足需求。”哈利说。

桑德拉哼了一声。“有性需求是一回事，买春又是另一回事。对很多人来说，买春才是真的来劲。我们能为你做很多家里享受不到的事，相信我。”

哈利抬起头来。桑德拉直盯着他，有那么一刻，她的双眼炯炯有神。

他相信她。

“你询问过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期吗？”

“其中一个女孩说，她在你妹妹被发现的前一晚，跟他买过致幻剂。”

哈利放下杯子，咖啡洒了出来。他朝桌子对面倾身，急忙轻声问：“我可以跟她谈谈吗？她可靠吗？”

桑德拉的红色宽唇露出笑容，嘴中因缺牙而有个黑色的洞。“就像我说的，她买了致幻剂，这东西在澳大利亚可是违禁品。她可不可靠？她是个嗑致幻剂的人……”她耸耸肩，“我只是转述她告诉我的事而已。这么说吧，如果你想搞清楚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你绝对不会想去问她。”

就算风扇比平常安静，上午的会议气氛仍十分让人烦躁。

“抱歉，霍利，我们得放弃埃文斯。他没有动机，而且那女人也说，谋杀案发生时，他人在宁宾镇。”沃特金斯说。

哈利提高音量。“听着，安吉丽娜·哈钦森嗑致幻剂，天知道她还嗑了什么东西。她怀孕了，说不定是埃文斯·怀特的孩子。天哪，他甚至卖毒品给她！老天在上！她会按他的吩咐做任何事情。我们跟房东谈过，那女人有痛恨英厄的理由，认为那个挪威女孩打算抢走她那只会下金蛋的鹅。”

“我们最好仔细调查那个姓哈钦森的女人，”莱比冷静地说，“至少她有明确的动机。说不定事实正好相反，是她需要埃文斯做不在场证明才对。”

“埃文斯肯定在撒谎。英厄被发现的前一天，有人在悉尼见过他。”哈利起身，在会议室有限的空间内踱了两步。

“那是个吃了致幻剂的妓女说的，我们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办法做证。”沃特金斯指出这点，转向苏永，“航空公司怎么说？”

“宁宾镇警方在谋杀案发生三天前，在主街上见过埃文斯。而在谋杀案发生前后，安捷航空或澳大利亚航空的乘客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

“这说明不了什么，”莱比大喊，“如果你是个毒贩，你肯定也不会用自己的名字旅行，不是吗？总之他还可以搭火车，要是有时间的话，甚至开车也行。”

哈利有些动怒。“我重复一次。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谋杀案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受害者都认识凶手。但我们却把焦点放在连环杀手身上。我们都知道，逮到他的可能性就跟中乐透一样小。难道我们不该调查可能性更大的人吗？毕竟，有许多旁证全指向我们手上这个嫌疑人。重点在于，我们应该加紧盯人，趁还有线索时就行动。把他找来，当面指控，逼问他直到他露出马脚。现在我们只是被牵着鼻子走，就这么陷……陷入……陷入……”他努力搜索着“泥沼”一词的发音，但仍徒劳无功。

“嗯，”沃特金斯自言自语，“要是有人从我们手里跑掉，而我们什么也没做，的确也不算什么好事。”

此时门开了，安德鲁走入屋内。“早安，各位，抱歉来晚了。不过总得有人维持街道上的安全才行。怎么了，头儿？你眉头皱得就像贾米森峡谷似的。”

沃特金斯叹气。

“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调整调查方向。先把连环杀手的推论抛到一边，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埃文斯·怀特或安吉丽娜·哈钦森身上。霍利似乎认为她的不在场证明不够有说服力。”

安德鲁大笑起来，从口袋中掏出一个苹果。“我还真想看看一个四十五公斤的孕妇要怎么把一个健康的北欧女人给勒死，之后还要强暴她。”

“只是个猜想而已。”沃特金斯嘀咕着说。

“就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先把埃文斯抛到脑后了。”安德鲁用袖子擦着苹果。

“噢？怎么说？”

“我刚跟线人谈过。谋杀案当天，我的线人正在宁宾镇买大麻，听人提起埃文斯那里有些质量绝佳的好货。”

“然后呢？”

“没人告诉他埃文斯从不在家里做生意，所以当他跑去埃文斯家时，他被一个手臂夹着步枪，乱骂一通的疯子给赶走了。我给他看了照片。埃文斯在谋杀案当天，的确就待在宁宾镇。抱歉啦。”

会议室陷入沉默，仅有风扇声，还有安德鲁大口咬下苹果的声音。

“再从头开始吧。”沃特金斯说。

哈利与比吉塔约了五点在歌剧院附近喝咖啡，赶在她上班之前。他们抵达时，咖啡店已经打烊了。门上的字条说，他们得处理一场芭蕾舞演出的事情。

“这家店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比吉塔说。他们靠在栏杆上，看着港口对面的科里比利半岛。“我想听接下来的故事。”

“我那同事叫作龙尼·斯蒂安森。在挪威，龙尼是个凶狠的名字，但他不是那种人。龙尼是个亲切、善良的小伙子，热爱警察这份差事，至少大多时候都很喜欢。葬礼举行时，我人还在医院。结束后，上司从警局过来探望我。他转达了局长的慰问，或许我早该在那时就察觉出事情不太对劲了。当时我人是清醒的，情绪跌到谷底。护士发现了我偷偷弄进来的酒，把我邻床的人转到别的病房去了，搞得我有两天没酒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上司说，‘别再这么想了。你还有工作要做。’他以为我想自杀。他错了。我是在想怎么弄到酒。

“我那上司不是拐弯抹角的人。‘斯蒂安森已经死了。现在你什么忙也帮不上，’他说，‘你能帮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还有我们。你看了报纸吗？’我回答我什么也没看，我爸一直在念书给我听，我请他别告诉我这场意外的任何消息。上司说这样很好，事情简单多了。‘你明白吗，开车的人不是你，’他说，‘或换个说法，坐在驾驶座那个奥斯陆警察总署的人没喝醉。’他问我懂不懂他的意思，说开车的是斯蒂安森。而在我们两个之中，他才是那个验血显示为完全清醒的人。

“他拿出一些旧报纸，我用模糊的双眼努力看了一下，上头写着驾驶员瞬间丧命，乘客座椅上的同事身受重伤。我说：‘但开车的实际是我。’‘我不这么觉得。你被发现时，人在后座，’上司说，‘别忘了重度脑震荡的事。你应该不记得驾驶过程中的任何事情才对。’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记者只对驾驶员的验血结果感兴趣，只要他没问题，根本没人在意我的情况。这件事对警方的影响已经够糟的了。”

比吉塔眉间深深皱起，看起来十分震惊。

“你们怎么能告诉斯蒂安森的父母说车是他开的？这些人肯定冷血得要命。究竟……”

“就跟我说的一样，警方非常重视忠诚度。在某些情况下，警方的确会先考虑家属的感受。但那一回，斯蒂安森的家人已经先听到了比较容易消化的事发原因。在我上司的版本里，斯蒂安森决定冒着风险追捕一名贩毒与谋杀案的嫌疑人，在追捕过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毕竟，另一辆车里的男孩是个新手，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是换成另一名驾驶员，他的反应或许会快得多，不至于把车开到了我们面前，更别说我们当时还开着警笛。”

“而且时速还高达一百一十公里。”

“地点则是限速五十公里的区域。当然，这事不能向那男孩究责。关键在于要让这案子看起来是什么模样。为什么非得告诉他的家人，自己的儿子其实是坐在乘客座上的呢？要是他们得知自己儿子是那种宁可让喝醉的同事开车，也不敢出声抗议的人，他们会感觉比较好吗？上司就这么跟我争执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头痛得要命，感觉就快炸开了。最后，护士进来时，我正靠在床边吐个不停。第二天，斯蒂安森的父母和他妹妹来了。他们带了花，希望我可以尽早康复。他父亲十分自责，因为他从来没有严格要求儿子开车不要超速。我哭得不能自已。每一秒都像是场缓慢的死刑。他们在我身边坐了一个多小时。”

“天哪，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

“什么也没说。全是他们在讲话，不停说着龙尼的事。他计划做的事，想成为怎样的人，打算怎么实现。还有他在美国念书的女友。他还提起过我，说我是个好警察、好朋友，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后来呢？”

“我在医院待了两个月。上司不时会来看我。有一次，他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再这么想了。’这回他说对了。我的确一心想死。或许这里头有一丝为别人着想的成分，想让真相就此埋藏起来吧。说谎不是最糟的部分，最糟糕的是我得把秘密藏在心里。这听起来很怪，连我自己也思考了无数回，所以还是解释一下好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查尔斯·范·多伦的年轻大学讲师。他因为参加一档益智游戏节目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一周又一周地击败所有挑战者。问题有时难到让人难以置信，而那家伙显然什么都知道，让每个人目瞪口呆。他收到许多求婚信，还有自己的粉丝俱乐部，当然啦，他在大学的课也堂堂爆满。最后，他宣布，制作单位提前把所有问题都给了他。

“当他被问到为何要揭露骗局时，他告诉他们，他有个叔叔曾向妻子，也就是范·多伦的婶婶，承认过去有过对她不忠的事。这件事在家族内引起不小的骚动，后来范·多伦问叔叔为什么会告诉妻子。毕竟，这件事发生在许多年前，他后来也没再与那名女子有瓜葛。他叔叔回答，不忠不是最糟的部分。最糟的，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而他却没受到任何惩罚。查尔斯·范·多伦的状况就像这样。

“我想，人一旦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就会觉得自己得接受惩罚才行。我也如此渴望着，不管是受罚、鞭打、折磨，还是羞辱都行，只要让我觉得赎清了罪就好。但没人来惩罚我。他们甚至没解雇我；因为在官方说法中，我人是清醒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由于我在执行任务时身受重伤，我还在报纸上获得局长的赞扬。所以，我只好自己惩罚自己。我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决定好好活下去，从此戒酒。”

“后来呢？”

“我恢复了，又开始继续工作。每天工作的时间比所有人都长。我还训练自己长途步行，读一些法律的书，不再与一些坏朋友碰面。附带一提，就连好的朋友也不再见了，因为我可能还是会跟他们一起喝酒。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就像一场大扫除似的。我舍弃了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打电话给过去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们说：‘嘿，我们以后不能碰面了。很高兴认识你。’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我猜，说不定有几个人还高兴得很。有些人坚称我是在封闭自己。他们或许是对的吧。最近这三年，我跟妹妹相处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

“那你生活里的那些女人呢？”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而且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早就过去了。在意外发生后，这方面就没有人值得我多花时间了。我变成了一匹孤狼，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谁知道呢，说不定只是因为我喝醉时比较迷人吧。”

“他们为什么会派你来？”

“肯定是某个领导觉得我能派上用场。或许这只是一场严厉的考验，看我在压力之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要是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没让自己变成窝囊废，回去以后，我说不定能开发一些潜力，学到点什么。”

“你认为这件事很重要？”

哈利耸肩。“其实也没重要到哪里去。”

一艘挂着俄罗斯国旗、满是铁锈的丑陋船只自悉尼港驶出。他们看见白帆升起，但它们看起来就像静止了一样。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能做的不多。英厄的棺木已经运回去了。葬礼负责人今天从奥斯陆打电话给我，说大使馆已经在安排行程了。他们用了‘遗体’这个词。一个备受疼爱的孩子会有许多称呼，但奇怪的是，死者的称呼也有那么多种。”

“你什么时候离开？”

“只要一确认英厄接触过的人都不是凶手就会走。我明天会和麦科马克谈谈，要是没有明确的案情进展，可能会在周末前离开吧。毕竟这可能会成为一件旷日悬案，而且我们也得到了大使馆的同意，他们会向我们通报案件的最新进展。”

她点点头。一群游客站在他们身旁，周遭夹杂着摄影机的对焦声、日语、海鸥的叫声，还有船只经过时的震动声响。

“你知道设计歌剧院的人后来放弃了这一切吗？”比吉塔突然转移话题。由于外界对悉尼歌剧院的建造成本大幅超支的批评声达至顶峰，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放弃了整个项目，以辞职表示抗议。“想象一下放弃你已经着手的事，尤其是那些你认为很好的事情。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点。”

他们决定不让比吉塔搭公交车，而是由哈利送她去奥尔伯里酒吧。他们没怎么交谈，就这么沿牛津街朝帕丁顿方向默默走着。远处传来雷声，让哈利吃惊地望向澄净的蓝天。街角站着一个头发灰白、举止高雅的人，他一身无可挑剔的西装，脖子上挂着标语：“秘密警察剥夺了我的工作、我的家，毁了我的生活。我不存在于官方文件中，这个机构没有地址与电话，也没被列入国家财政预算里。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免遭指控。帮我找出这些骗子，指控他们的不端行为。请在此签名或捐赠。”他高举着签名册。

他们经过一家唱片行。哈利心血来潮，走进店内。柜台后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哈利问他有没有歌手尼克·凯夫的唱片。

“当然有，他可是澳大利亚人。”那人说，将眼镜往下移。他的额头上有个老鹰图样的刺青。

“我要找的是男女合唱曲。歌词是关于一朵野玫瑰……”哈利话没说完便被打断。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首。《野玫瑰长于何处》，收录在《谋杀民谣》这张专辑里。烂歌、烂专辑。你还是从他的好专辑里挑一张吧。”

那人把眼镜推回原处，消失在柜台后方。

哈利再度暗暗吃了一惊。

“那首歌有什么特别吗？”他们走到街上时，比吉塔问。

“显然没什么特别的。”哈利大笑。那个店员让他心情好了起来。“凯夫和那女人唱了一首关于谋杀案的歌。他们把这首歌唱得很美，就像爱的宣言。但的确是首烂歌。”他又再度大笑，“我开始喜欢这座城市了。”

他们继续往前。哈利朝街道前后看了一下。他们几乎是牛津街中唯一一对异性恋情侣。比吉塔握了握他的手。

“你应该看看去年忏悔节期间的同志大游行，”比吉塔说，“当时队伍经过了牛津街。他们说澳大利亚各地有超过五十万人前来参观或参与游行，疯狂得很。”

同志街。拉拉街。他现在才察觉，商店橱窗里的衣服全是乳胶和皮革材质。紧身上衣与丝质小号内裤，拉链与铆钉，既独特又时尚，不像国王十字区的脱衣舞俱乐部中那种随处可见、让人大冒冷汗的俗烂货色。

“小时候，我家附近住了一个男同志。”哈利回忆着说，“大概四十岁，自己一个人住，附近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冬天时，我们会朝他扔雪球，对他大喊‘捅屁眼的’，然后拔腿就跑，觉得要是被抓到，就会被他从后面来一下。但他从来没追过我们，只是把帽子拉低，盖住耳朵，就这么回家。有一天，他突然搬家了。他没对我做过任何事，我一直很纳闷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恨他。”

“人们会害怕他们不了解的事，然后会憎恨他们害怕的事。”

“你还真睿智。”哈利说。比吉塔揍了他肚子一拳。他倒在人行道上大声尖叫。她大笑出声，求他别再装了。他爬起身，在牛津街上追逐着她。

“我希望他搬到这里来了。”追逐告一段落后，哈利这么说。

哈利告别比吉塔后（他发现不管时间长短，他已经开始在每次与她分开时，都像永别般依依不舍，对此他感到有些不安），便去公交车站排队。站在他前面的是个背包上画着挪威国旗的男孩。在哈利还在思索要不要向对方打声招呼时，公交车已抵达。

哈利递出二十元纸钞，公交车司机抱怨起来。

“我猜你没有五角吧？”他讽刺地说。

“如果有早拿给你了，你这个白痴王八蛋。”他用挪威话反击，脸上却装出傻笑。公交车司机递零钱给他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决定沿英厄被杀当晚步行回家的路线走上一回。其实先前有人这么做过。莱比和苏永勘查过这条路线中的酒吧和餐厅，并出示了英厄的照片，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哈利原本要找安德鲁一起，但他拒绝参加，说这只是浪费他看电视的宝贵时间。

“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利。看电视可以带给人信心。当你看到电视里的人绝大部分都笨得要命时，会觉得自己很聪明。科学研究表示，人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比觉得自己更笨要更有用。”

哈利觉得这话有点道理，但不管怎样，安德鲁还是给了他一家位于布瑞吉路的酒吧名字，要哈利代他向老板打声招呼。“我不觉得他会提供什么情报，不过或许可以给你的可乐打个五折吧。”安德鲁开心地笑着说。

哈利在市政府站下车，在皮蒙特区慢慢地走着。他看着高耸的建筑物、城市人走路时特有的步态，心中对于英厄·霍尔特踏入人生终点站一事仍没有任何头绪。到了鱼市，他走进咖啡店，点了一个夹酸豆与熏鲑鱼的贝果。他可以从窗户看见一座跨越布莱克怀特湾和格利伯的桥梁。他们正在空旷的广场上建一座露天舞台，哈利从海报上得知，这是为了这个周末的澳大利亚国庆节所建的。哈利向服务生点了咖啡，开始埋头看《悉尼先驱晨报》。这是那种你可以拿来包一整个货柜的鱼的报纸，就算只看图片，也可以看上好一段时间。但这里还要一小时才会日落，哈利想看看天黑后的格利伯都会出现哪些妖魔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