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作者面临很多重写的可能，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对作品不满意，不得已而为之。我也不例外，常常推翻自己的旧作，总有一股另起炉灶的蛮性。但我没有想过，一本书完成了，我要重写的居然是致谢部分。

各位眼前看到的这篇后记，其实是一篇致谢文，请往下读，它甚至比书本身承载了更多感情，以至于无法独立分割，成为边界之上诱惑的一部分。

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我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前所未有的充盈、裂变，在等待重新出发的时刻。

边界的诱惑，作为一种对所有人的邀请，邀请读这本书的人进入一个血与蜜之地，和我共同呼吸巴尔干半岛腹地的空气，共享对一个多元乌托邦实验遗迹之所的切思索和感受。这本书是我把前南斯拉大作为凝视对象，以非虚构写作为通道，对实质上是诸多观念难题进行的一系列思考。我关心的，始终不是历史，不是文学，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立场、风景、言语，我关心的，始终是一种呼唤——我这一代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真正地打开视野，成为一个开阔的人？

如今，我对于做一个只是浮于表面的世界主义者已经有了警惕。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平的。当我这一代人已经拥有了比前辈更为便利的条件去接触世界，去往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时，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必须真正体现它的本真意义时，我感受到的是，如果不想成为一个感受浮光掠影的旅行者，如果阅读和行走真的必须对自我的生成和裂变发生实质作用的话，我很想成为一个如汉德克先生所言的“本质主义者”。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外部进入者和主体经历者的角色之间，一定站立着一个边界上的人，他/她痛人所痛，喜人所喜，能够从内部习得并理解一种在本地生存空间产生的本能反应，并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明白自己随时会离开。也许这是一个太高的书写要求，我刚刚启程，还在路上。然而总该记得，头顶有一片星空。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虽然写作者总对自己说，书写完成时，书将获得自由，作者也应该自由。作者不应该就书之外的东西说个没完，但是考虑到这本书的问世之艰，容许我一一表达对其诞生助一臂之力的各位朋友师长的真挚谢意，这也许是疗愈自我在这期间经历种种曲折而动荡难平的心意的最好办法。

大疫三年，我和所有人一样，困守一方动弹不得，唯有把精力用在写这本书上时，才感觉好一点。2021年4月，我完成了它，此后就是校正、补充、修订，按部就班地等待，等待它的诞生。我没有想到我要等那么久。

在等待审读的漫漫路上，我经历了数次情绪的起伏，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又回到上海，这本书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船，看不到靠岸的归期。有做编辑的朋友甚至安慰我:“你就当这本书不存在，干点别的什么去吧！”

我明白，执着于自己无法把控的事物是愚蠢的，等不来靠岸的小船，人也要在陆地上继续生活。但是人需要对自己坦诚，我知道自己会为了这艘小船的靠岸，努力到最后一刻。所谓“佛系地躺平”，我无法假装自己能够这样生活。虽然成事在天，但人首先要谋事。我所钟爱的印度哲学家、行动瑜伽士斯瓦米·辨喜，我总是一次次从他的书里得到力量。当主流的印度哲学呈现一种对待生命的静默消极态度时，行动瑜伽士提醒我，《薄伽梵歌》推崇的根本态度，并不是无为，而是行动和不执。人应积极地努力，不坐以待毙，同时接受最坏的结果。时间如果在行动中度过，那么行动本身就是结果，时间本身就是感情。

当你行动起来时，其实并不孤单，你总是会遇见同行者。我要感谢的，就是这条路上的这些人。

感谢我在前南地区相识的所有朋友：塞尔维亚的出版人、作家、官员、书店老板、理发师、导游、退休工人、神父、民俗学者、房东爷爷，克罗地亚的书商、小贩、女店员、大学生、小学老师，波黑的酒保、咖啡馆老板、博物馆管理员、大学生、退伍老兵，斯洛文尼亚的房东太太、政治学教授、水手、潜水教练，黑山的司机、记者和公务员，北马其顿的诗人和一对编辑父子，以及一个阿尔巴尼亚族的流浪艺人。是和你们的无尽的谈话的日日夜夜，才让这本书有了声音。愿我们的友谊长存。如果机缘成熟，希望有一天你们会看到这本书。另外，为了保护这些朋友，书中出现的前南地区和我对话的人物，半数为化名。

感谢朋友吴琦，如果没有你当年“怂恿”我给《单读》MOOK写随笔的话，我迈出前往南斯拉夫的脚步也许就没有那么坚定和迅速。感谢是编辑也是朋友的罗丹妮，是你超乎常人的专业和热情，让这本书顺利面世。想起来，我最初对你是又敬又怕。想想看，当年那篇《萨拉热窝无消息》刊发之前，你发了我一个“编辑版本”——987个批注!你用了一个春节的时间编校这篇文章，而我带着叹为观止的心情，用了和春节等长的时间，才完成了对批注的修订。是你的审慎和严谨，为这本书打下坚固的基石。还要感谢“单读”的另外两位编辑：

节晓宇、刘会，你们全程参与了这部书稿的全流程的工作，感谢你们始终如一的付出。

感谢巴尔干问题专家马细谱老师，感谢您一字一句地读完书稿，毫无保留地给出细致的专家审读意见。我至今记得上您家拜访时，看见那满满一书柜的“巴尔干宝藏”，是怎样让我垂涎三尺！而您满面红光地和我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南斯拉夫的进修岁月，更是让我有种生不逢时之感。谈及手头正在修订的关于土耳其问题的新书稿，八十多岁的年龄丝毫不能减弱您的工作热情，“姑娘，活着总是要干点事才行啊！”

感谢我的朋友彭裕超，我们相识于《克服欧洲》，未曾想到有一天会一起“克服巴尔干”！是你前前后后不知疲倦地为这本书的审读奔走，其间甚至代替我“挨骂”，才有了它的诞生。事实上，这本书成了我们友谊的锚点一从这出发，我成了你的“同事”，一同讨论那个“南斯拉夫”，开启巴尔干半岛文化译介的工作，就某个学术观念问题的写作和表达进行碰撞。你曾笑说，我是一个做起事来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人，而你是那个踩刹车的人，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交流中，我意识到，对待这份事业，你内心的火焰始终在燃烧。事实上，当我时不常涌起对这个领域无底洞般工作的恐惧时，你成了那个踩油门的人。感谢你的油门和刹车。

感谢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馆长弗拉基米尔·皮什塔罗先生，您的推荐信对这本书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但更让我珍惜的是和您的友谊。您的工作马不停蹄，可您同时还是塞尔维亚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美丽的佩塔尔大街上喝啤酒，我问您，您如何达到繁忙公务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平衡？您爽朗地大笑，这样回答我，“你最好忘记你自己！只需要记得你的职责所在!我的职责就是为书服务，献出我全部的生命热情”。

感谢作家赵松，你是待我如兄长般严厉的朋友。你给予我稳定的精神力量，在我因为这本书最后关头的难题而几欲崩溃时，你给我讲了著名的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夫妇当年的作品《包裹德国柏林国会大厦》的故事。这件非同寻常的作品，光是准备就耗费了整整二十四年，商讨期间德国联邦议院总统都换了六个。艺术家经过了数不胜数的申请和审批，说服了近两百位德国议员来支持他们的创作计划，最终才有了这件吸引全球五百万观众到场参观的作品的问世。你告诉我，为这本书经历的一切，种种的关卡和难题，都是书的一部分，因为困难本身就是整体的一部分，没有单纯的成功，也没有孤立的失败。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哭，而是要大声地唱歌。

感谢塞尔维亚茨尔年斯基文化中心主任南纳德·沙泼尼亚先生，为这本书提供了许多谈话素材，但更重要的是，您并没有读过我的任何文章，却对我百分之百地信任，相信我一定能写出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模样，当我再度陷入自我怀疑时，总是您第一个站出来，对我说，写下去。

感谢我的另一个编辑肖海鸥老师，您的专业性自不待言。我想感谢您却是因为别的缘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没少对您发脾气，您却温柔地接住我的负面投射，思路清晰地继续为这本书工作。

感谢朋友吕晓宇，感谢你提供扎实而专业的学术修改意见，更感激你总是用“激将法”来鼓励我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我接受挑战。

这本书里有部分内容，除了刊发于《单读》MOOK之外，还见于《读书》和《花城》。感谢《读书》杂志的编辑和朋友卫纯，《花城》的栏目主持人何平老师。坦白说，在你们做出选择之前，我对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并无多少信心，毕竟，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人与事，对本土读者来说，确是遥远的存在。是你们对我的信任，逐渐让我建立了继续书写的勇气。

感谢李陀老师，虽然隔着太平洋，您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我前南主题写作的鼓励。事实上，您认为我写得远远不够。对我来说，这份鞭策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每当我想退缩时，它警醒我临绝地而不衰。

感谢我的朋友、塞语老师洪羽清。在这个领域，能找到无障碍讨论的同性朋友并不容易。我们共享一种女性视角，我们心领神会。

感谢丽贝卡·韦斯特女士和您那本伟大的《黑羊与灰鹰》。对这本大部头力透纸背的阅读，让我逐渐领悟什么是我需要抵达的“旅行写作”——旅行的目的，是抵达自我关于世界真相的思索入口，旅行只是开始，思索一以贯之。

感谢彼得·汉德克先生，您在文本层面和现实层面的诗性和勇气，对真相和正义的探求，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所散发的热量，让我不再害怕孤独。

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曾说，历史学家因为研究斯拉夫民族问题感到绝望。“即使是仅仅书写南斯拉夫人或南部斯拉夫民族这一小部分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也像在穿越迷宫一样。[哈罗德·坦珀利，《塞尔维亚史》，华文出版社，2020年1月，引言第1页。]”我想说，坦珀利先生，我正在感受。

我好像和行走世界的旅行写作无缘，因为是我在“自绝道路”——我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继续在巴尔干寂寞的群山和清峻的森林中行走，而不再选择其他的道路。行动瑜伽士斯瓦米·辨喜又说，“行走在你自己的道路上死去，也优于尝试他人的路”。

---柏琳

---2023年12月27日 修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