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开车经过穿越沼泽地、或是一排排皱折起伏的田野，走在冗长迂回的路上，偌大的天空一片灰蒙蒙的，沿途景色毫无变化，这时我常想起以前在卡堤基应该要写的一篇小论文。我们待在海尔森的最后一年夏天，监护人不时提起这篇论文，并且帮助每位学生选择一个足够投入两年光阴的题目。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我们从监护人的态度当中发现了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篇论文有多重要，同学之间也从未议论这件事情。记得当初我进办公室告诉艾蜜莉小姐，我所选择的题目是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时候，先前其实没有考虑太多，我看得出来艾蜜莉小姐也发现了这点。她只是带着狐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当我们到了卡堤基，论文却出现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最初几天，某些人甚至更久，大家似乎还是牢牢记得论文写作的事情，那是海尔森给我们的最后一项功课，就像监护人的告别赠礼一样。尽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但是，那一阵子它却是我们在新环境的心灵寄托。

每当我想起这篇论文，常会重新回顾论文的部份内容细节：我想过可以采取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或是撰写不同的作家、作品。有时当我在服务站喝咖啡，看着落地窗外公路时，那篇论文便会毫无原因地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我喜欢坐在那里，一一回想论文的内容。最近，甚至兴起一个念头，等我卸下了看护工作后，时间充裕了，要回头去修改修改论文。不过这事到了后来，也没有当真，我只不过回想过去的事情，拿来消磨时间罢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态度，就像对过去在海尔森十分擅长的圆场棒球一样，或者像是回想很久以前和别人发生争辩的时候，到了现在才想到当初应该说的几句聪明话。但是一切都还停留在白日梦的层次，也没当真。但是，如我所说，这和我们最初来到卡堤基的情况并不一样。

那年夏天离开海尔森的学生当中，最后共有八人来到卡堤基。其他人则去威尔斯山上的白楼或多塞郡的白杨农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和海尔森没有太大关联。刚刚抵达卡堤基的时候，还以为这里和海尔森差不多，只不过是提供年长学生就读的学校，我想我们这群人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看待这个地方。当然，我们没有想过卡堤基之后的生活又是如何，也没想过卡堤基的经营者是谁，或是这里的生活如何能与广大的外界衔接。那段时间没有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

卡堤基其实是一座几年前就已经关闭的农场，当时所遗留下来的几座农舍建筑，包括一栋老旧的农舍，附近还有谷仓、库房、马厩等，全改装成我们的住所。此外还有其他建筑，多半位于农场边缘，这些建筑倒塌得差不多了，用途不大，只是我们约略觉得有责任照顾这些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凯弗斯先生的缘故。凯弗斯先生是个脾气很坏的老头子，每个礼拜出现两、三次，开着泥泞的货车，巡视整个地方。他不喜欢和我们多说话，他巡视的时候，若是一边叹气，一边厌恶地摇摇头，那就代表我们维护环境的工作不够周到。但是，我们从不知道他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刚到的时候，凯弗斯先生给了我们一张工作清单，卡堤基本来的学生，汉娜称他们为“老资格的学生”，早已安排了一份轮值表，我们可都凭着良心、按表做事。其实可以做的事并不多，不外就是记录漏水的檐槽，以及每次淹水过后得要抹地之类的杂务。

位居卡堤基的中心地带的老农舍，里面装有多个壁炉，外围谷仓堆着那些劈好的木柴可以拿来壁炉燃烧，否则我们就得勉强靠着箱型大暖气机过日子了。暖气机的最大问题出在它的操作得全靠瓦斯罐，除非天气真的非常寒冷，否则一般来说凯弗斯先生给我们带的瓦斯罐数量并不多。我们常要他多留一些给我们，他却只是沉着一张脸，对我们摇摇头，生怕我们随意挥霍，或怕我们造成瓦斯爆炸。所以我还记得夏天以外的几个月份，大多时候屋里都是冷飕飕的。随身都得穿着两件、甚至三件的毛线衣，下半身穿的牛仔裤冷得硬邦邦的。有时候，我们整天穿着威灵顿长统靴，弄得房里到处留下泥巴和湿气的痕迹。凯弗斯先生若是发现了，又会摇摇头，一旦我们问他，房间地板这么冰冷，我们不穿靴子能怎么办，他却什么也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