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人行道上没什么人，否则我肯定会跟什么人撞个满怀。我用跑垒的速度一口气冲到街角，左转上了第二大道。这时我冷静了一点，急促的喘气把让人濒临崩溃的恐惧带走了。我放慢脚步，但行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就算在纽约，如果你在街上跑，照样会有人瞪着你看。他们也不会怎样，但只要有人看我，我就会觉得紧张。

我快步走过一排房子，伸手招了一辆向南开的出租车。我说了我家的地址，司机转了几个弯，转向北驶去，但这时我又改变主意了。我住的地方在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之间，居高临下，天气晴朗的时候——最近常常有这种天气——还可以看到世贸中心和新泽西的部分区域（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我那地方有点超然出世，远离尘嚣，是个完美的避风港，而我今天的遭遇起伏跌宕，于是顺口就把自己家的地址说了出来。

这也是雷·基希曼和其他警察首先会搜查的地方，他们只要看看电话簿就可以轻松找到我家。

我强迫自己坐下，下意识地拍拍左胸口袋，想找我几年前就已经戒掉的香烟。如果住在东六十七街的公寓里，我完全可以坐在绿皮沙发里，把烟斗里的烟渣敲进那个玻璃烟灰缸。但事已至此……

放松，伯纳德，快想！

有几件事得好好琢磨一下。比如，到底是谁愿意花一千美元，设计这样一个杀人陷阱，等着我往下跳？那个身材长得像梨子的人为什么又选中我来演这个白痴？但其实我还没心思想那么深远的事情。我碰上了一个机会——一个警察被吓得魂不附体，另外一个被我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撞得晕头转向。就是这个机会让我能先发制人，但那其实也只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很可能我还没感觉到就消失了。

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先安顿下来再说。我把紧追不舍的两只猎犬甩掉了，现在更应该深藏不露，免得他们又嗅到我的气味——顺便说一下，我满脑子都是猎狐狸的术语，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我不再胡思乱想，试着集中精神。我的公寓是不可能回去了，一个小时之内，那里便会挤满警察。我要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一个有四面墙、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而且相互连接得很牢靠的地方。那应该是一个和我没有牵连的地方，没有人会上那里去找我。最好是在纽约，因为我一旦离开家，就只有厕身于这个都市中才能安下心来。

朋友的公寓。

出租车继续向北驶去。我在心里逐个列出我的朋友和熟人，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让我打扰的——我究竟能够打扰谁？这不重要。你知道了吧，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再跟狐朋狗友厮混。出狱之后——我希望尽可能地待在牢外，时间越长越好——我再没有联络过那些闯空门、街头抢劫、行骗或小偷小摸的人。如果你被关在牢里，交朋友当然没有什么可挑的；出狱之后，我的朋友虽然不一定都很诚实，但也没有重罪犯。和我来往的人最多是从雇主那里顺手牵羊、虚报点收入、从焚化炉里拿两张停车券。有几个夸张一点，不涉入玩火自焚的险境是不肯罢手的。但他们都不是罪犯，而且对他们来说，我也不是。

如果你们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朋友，应该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吧。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也没有人和我特别亲密。我会跟人下棋，也有几个玩扑克的牌友，还和几个年轻人一块儿打球和拳击。我有几个会陪我吃晚饭、看戏、听音乐会的女性朋友，也有几个不时跟我同床共枕的亲密伴侣。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已经很久没有一个我可以称之为“朋友”的男人了，而我跟女性交往也很随性，没有固定的伴侣。我想，现代人之间的疏离，再加上窃贼的独来独往，使我变得更加孤独。

我以前没有真正懊悔过，只是偶尔会有大家经历过的那种凄凉夜晚：你不想一个人待着，又没有一个可以在凌晨三点打电话给他的知音。简单说吧，我在这地球上找不到一个收留我的人。就算有，也不见得安全，如果我有个很亲近的朋友或女朋友的话，只要我一进门，警察在两小时之内就会循线而至。

问题是……

“要不要转弯？”

司机的这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中。他把车停在路边，扭过头来隔着一块树脂玻璃——免得乘客一看到车费数目，就想要杀他——斜睨着我。“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叉口。”他说，“你是要我停在这一头，还是另外一头？”我眨了眨眼，把大衣领子翻起来，头缩进去，像一只受惊的乌龟。“先生，”他很有耐心地问道，“要我再掉头吗？”

“当然可以。”

“这是说要掉头吗？”

“是的。”

他等车少一点，来了个经典的违章U形掉头，漂亮地在我的公寓前停下来。也许我该进去，收拾两件衣服，拿上点钱，但说不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不行。

司机的手已经在拨转计费器了。“等等，”我说，“现在回城里去。”

他的手僵在计费器的旁边，像一只傍在花丛边的蜂鸟。然后他倏地收回手，转过头来，一脸怒气：“开回城里？”

“没错。”

“你又不喜欢这个地方了？”

“它已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他的眼神变得警觉起来，这是纽约人碰上疯子时的典型反应。“我想也是。”

“物事全非。”我有点突兀地说，“完全变了个样子。”

“天哪。”他说，车在前进，开起来显然轻松了很多，“我跟你说，这跟本算不了什么。你真该看看我住的那片，在布朗克斯。不知道你对布朗克斯区熟不熟，说到那附近的社区没落……”

他真的谈起了社区没落，沿着曼哈顿的西缘开着，路上一直在不停地说。幸运的是，他说的话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根本不用听，完全可以把心思放在别处，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哼哼哈哈地应付两句就行了。

我在脑中继续搜寻我的朋友——被我杀得一败涂地的棋友，常常在牌桌上修理我的老千，运动迷，酒友，最近有一搭没一搭约会的几个女人。

罗德尼·哈特。

罗德尼·哈特！

这个名字像飞球进入右场一样跃入我的脑海。他是一个高个子，很瘦，眉骨很高，眉毛很浓，长鼻子，手上的牌只要超过两个对子，瞳孔就会发光。一年半以前，我在一个扑克牌局上认识了他，此后，除了在牌桌上之外，我只遇到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酒吧，我们聊了几句，喝了两杯啤酒。第二次是在外百老汇的剧院，当时他是剧里的第二主角，我跟一个我拼命追求的女朋友一起到后台看他。（这招没用。）

罗德尼·哈特。棒极了！

你或许会觉得奇怪，这个罗德尼·哈特有什么好呢？首先，他一个人住；更重要的是，他人不在纽约，而且两个月之内不会回来。好像是一星期前吧，我们在扑克牌桌上遇到。他说接下来我们可别想赚他的钱了，因为有个巡回剧团和他签了约，请他在《两盏是水路》中饰演一个角色。他们要从南到北、由东到西，踏遍美国的穷乡僻壤，散播百老汇的理念。下面的消息更要紧，他说他不会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不值得，”他说，“这地方我租了很久，也就九十美元一个月，便宜得要命。房东明明可以涨价的，他也不涨。他就是喜欢把房间租给演戏的人，你信不信？大概是喜欢戏剧工作者那股狂放的劲头吧。一个月才九十美元，我可不想为了这么点钱让哪个浑蛋坐我的马桶，睡我的床。”

哈！

他万万没料到，坐在他的马桶上、睡在他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伯纳德·罗登巴尔，而且我连九十美元都不会付。

可他住在哪儿呢？

我只知道他住在格林尼治村附近。我坐在出租车里拼命想，也只想出了这一点信息。但我言行举止异常，司机可能已经记住我了，明后天的报纸上说不定就会有我的照片，而这也将是司机在他惨淡的生命中第一次进行逻辑推理。

“就在这里停车。”我说。

“这里？”

我们现在在第七大道，距离谢里丹广场两条街。“请在这里停车！”我说。

“你是老板。”他用最客气的态度和语气说了这句极具侮辱性的话。我掏出皮夹，付了车钱，还要加上与他那句侮辱相符的小费——这是故意的，我还在为付给雷和罗伦那一千美元心疼。如果有这笔钱在手上，我的机动性就会强得多。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这辈子最赔钱的买卖。付了车费，我数了数身上所有的钱，只剩下七十美元跟一些零头。罗德尼不太可能在他的房间里放很多钱吧。

而且，他的公寓到底在哪里呢？

我在电话亭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一边翻电话簿，一边庆幸罗德尼是个演员。除了演员之外，好像其他行业的人都不喜欢登记电话号码，但演员是另外一种动物，他们夸张的时候还会把电话号码写在厕所的墙上呢，而我真的在公厕的墙上看到过几个人的电话号码。罗德尼真的登记了电话号码。罗德尼这个名字很普通，幸好哈特这个姓氏很罕见。谢天谢地，在这里，西村曲曲折折的深处——贝休恩街。那条街很僻静，离闹市区也比较远，观光客再怎样也不会溜达到那里去。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

电话簿上只有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但是，既然查了电话簿，就应该有后续动作，我投了一毛钱，开始拨号。这是闯空门前必要的安全措施。电话响了七声，我想应该够了，不过还是任它继续响着。相中了目标，我会强迫自己让电话响到十二声。可是这部电话还没响到七声，就有人把它接起来了，一瞬间，我差点没吐了出来。

“七四一九。”是一个温柔的女声。我吞了口唾沫，冷静下来。演员登记了电话号码，当然也会请人代接电话，这女孩就是服务员，她说的四个数字是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我清了清嗓子，问她罗德尼什么时候回来。声音柔顺悦耳的女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跟我说起码在三个半月后，罗德尼此刻在圣路易斯，如果我有需要，她可以把旅馆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说不必了，抑制住了自己想要留一条可笑信息的幼稚冲动，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花了点工夫，终于找到了贝休恩街，向西走不远就看到了罗德尼的公寓。这里距离华盛顿街约有半条街，左右的房舍一半是褐砂石公寓，一半是仓库。我要潜入的公寓就是褐砂石建成的，要不是门口有生锈的门牌，还真会跟左邻右舍搞混。我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确定没人注意我才溜进前廊。墙上是一排排的电铃，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大明星住在这里，可是海伦·海丝[海伦·海丝（Helen Hayes，1900—1993),美国二十世纪最爱喜爱的演员之一，代表作有《维多利亚女王》等。]跟伦特[伦特（Alfred Lunt，1892—1977），美国舞台剧导演及演员。]的姓氏都不在其中。罗德尼·哈特的名字倒是端端正正地印在5R的上面。这幢建筑有五层，每层两户，5R看起来应该是最高一层的后面那户。深居简出，这算是最安全的了。

老习惯就是改不过来，我按了好一会儿门铃，以防里面有人会把我轰走。幸好没人。我突然有一种随意去按其他门铃的冲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只要大门锁得好好的，里面的人会用对讲机跟你聊几句；如果他真的跑到楼下来看看你是谁，你只需要露出歉意的微笑，跟他说你忘了拿钥匙。工作中就是有这种迷人的挑战。但是罗德尼住在顶楼，换句话说，我必须经过其他楼层，而注意到我的人也可能会注意到我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我是要躲藏在这里，就算不是一辈子不出去，也会挨上好一阵……

好像不值得冒这个险——虽说风险不大，但也不值得。更何况，我只需要十五秒就能把门打开。这道锁根本不管用，风大一点，说不定都能把它吹开。

我爬了四层楼梯来到顶楼，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心跳恢复正常，然后站在5R的门前，侧耳倾听。隔着走廊是五楼的另外一户公寓，从门缝里看不到灯光。我敲敲罗德尼的门，等了一会儿，再敲，接着便拿出了我的工具。

罗德尼在前门装了三道锁。先前有个外行人用凿子或起子挖过门框想开锁，但似乎无功而返。这三道锁分别是昂贵的麦迪可牌圆筒锁、西格尔警察锁——附带了一个可以从门里面扣起来的铁杆楔子——和一个没什么用的便宜玩意儿。我先解决第三道，然后再开西格尔警察锁。这种锁有很好的安全防护措施，可以防止歹徒破门而入，但我有工具在手，没过多久就把它给解决了。倒钩跳开，而里面可以反锁的铁棍并没有推出来。现在只剩那道麦迪可牌圆筒锁了。

广告说麦迪可牌圆筒锁百分之百防盗，这未免夸张，天底下没有开不了的锁。不过，这宣传也不算太过分。开这种锁时你得同时做两件事。如果你是一个解码高手，而有人给了你一组用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编成的密码，并且这种文字你不认识，那么想要破解的话，就得同时学会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和如何解码。开麦迪可牌圆筒锁就差不多是这个道理，我也只能这么解释给你听。

这种锁很滑，我试了好几次。其间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不禁全身一紧，但发现声音来自楼下，就轻松下来……至少轻松了一点。再试，不断地旋转试探。行了，锁传出了“芝麻开门”般的信息。我开门进去，把三道锁全部锁上，就像是看店的老妇人。

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四下查看，确定除了我这具皮囊之外，没有别的躯体。这件事倒不难。里面只有一个大房间，用书架隔成了卧室和客厅。厨房很小，让你根本不想进去；厕所更小，让你更不想进去，灯一打开，蟑螂就四处逃窜。我关掉灯，回到客厅去坐着。

这地方真像个家。家具很破旧，可能是二手货，但还算舒适。屋里颇有绿意，有棕榈植物、黄檗和一些我说不出名字的绿色盆栽。墙上挂的不是鲍嘉[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著名硬汉派影星，代表作有《卡萨布兰卡》、《马耳他之鹰》等。]和切·格瓦拉之类的通俗海报，而是从艺廊找回来的预告海报。我只认识米罗[米罗（Joan Miro，1893—198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雕塑家。]和夏加尔[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罗斯出生的油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画展的海报，其他对我来说就和那些绿色植物一样。不过总的来说，罗德尼算是相当有品位的演员。

地上铺的栗色地毯破破烂烂，现存的面积约有十二平方英尺，一边的绲边已经散了，另外一边则根本没有。地毯上的各色图案上全是抽出来的线头，总之很寒碜。我想，下一次我会把那块沾了血的布哈拉地毯带来，可能还好些。

我突然一震。

那块布哈拉地毯上并没有血迹。罗伦在上面发疯的那块地毯上没有血，而是我没见过的、卧室里的那块地毯上才有血。是的，有血迹。

是谁杀了卧室里的那个人呢？说到这里，卧室里的人到底是谁呢？真的是J.弗朗西斯·弗兰克斯福德吗？根据我得到的信息，他在八点半离开公寓之后，最早也要十二点才会回来。但是，如果有人就是要把我骗到现场，再把杀人凶手的标签往我身上贴，那么这信息就没多大意义。

一个人。死了。在卧室里。有人打烂了他的头，警察发现他的时候，体温犹存。

真是太巧了。

如果我小心一点，在动手之前先在公寓里转一圈，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只要稍稍四处打量一下，我就会发现死者，肯定会溜之大吉。基希曼和克莱默这对搭档赶到时，我早就回到我那钢铁和玻璃搭成的顶楼房间里，啜饮着威士忌，对着世贸中心微笑了。可如今，我却成为司法追捕令上的逃犯，莫名其妙地谋杀了一个连见都没见过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溜进了别人家，却又因为心不在焉、莽撞行事，最终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落荒而逃。就算曾经能够说服别人相信我从没杀过比蟑螂和蚊子更高级的生物，那么现在，这一丝机会也烟消云散了。

我在房间里踱步，然后打开柜子找酒，却一无所获。我又回到客厅，试试所有的椅子，看哪一把最舒服。结果证明我第一次坐的那把最好。我又坐回去，伸了个懒腰。

我开始回想那个让我卷入这场麻烦的臃肿男人。他的确有点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