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

“演员。”我同意这种说法，“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但就在那个时候，我醒过来了，他正从出租车的前座回过头来，问詹姆斯·加纳[詹姆斯·加纳（James Garner，1928—2014），美国电影明星。]要到哪里去。‘上哪儿啊，老兄？’我想我就是这个时候醒过来的。幸好没错过这几个字。”

“单凭这个就能认出他来？”

“肯定是他，绝对是同一个人。那部电影是十五年前拍的。他当然没有当时那么年轻了，但谁不是这样？一样的脸、一样的声音、一样的体形。他多了几磅肉，但谁又不这样？哦，没错，就是他。如果你见过他，也认得出来。他一出现你就会知道。我一定在电影和电视节目里见过他几百次，不是出租车司机、银行柜员，就是街头混混。”

“他叫什么名字？”

“谁知道？我本来就不太注意这种小事，而且片尾也没有播演职员。我坐在那儿等，当然加纳不会再叫同一辆出租车，我连想都不敢想。我猜为了在电视上播放方便，他们剪掉了很多画面。而且有的电影本来在片尾就没有演职员名单。”

“那倒不见得。但是如果他只说了一句‘上哪儿啊，老兄？’，演职员名单中到底会不会有他呢？”

“哦，他还有别的对白，总共五六句吧。你知道的，就是谈谈交通和天气，一般的纽约出租车司机都会聊的那些话题，至少是好莱坞的人觉得典型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会说的话。出租车司机真的会跟你说：‘上哪儿啊，老兄’吗？”

“不会吧。没有什么人叫我老兄。有意思，难怪你觉得他很面熟，却不知道在哪里见过。”

“我是在银幕上见到他的。很多次了。难怪连声音听起来都很耳熟。”我的眉头皱了起来，“原来我是这样见过他的，露丝。但他又是怎么认识我的呢？我又不是演员，除非你硬要说人生是一个舞台。这个演员到底是怎么认识我——伯尼·罗登巴尔这个小偷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

“罗德尼？”

“呃？”

“罗德尼是个演员啊。”

“那又怎样？”

“演员不都相互认识吗？”

“是吗？我倒不知道。有的相互之间很熟吧。你们做贼的都相互认识吗？”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做贼的都独来独往。戏剧工作者不同，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在舞台上或摄影机前表演。演员得和别人合作，也许罗德尼跟他演过戏。”

“是有这个可能。”

“罗德尼认识我，我和他玩过扑克牌。”

“但他不知道你是个贼啊。”

“我想他不知道，但也说不定。”

“除非他最近读过纽约的报纸。你是觉得罗德尼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你是个贼，然后跟这个演员说了？而另一个演员呢，决定要你为这起谋杀案背黑锅，所以就在你从谋杀现场到罗德尼公寓的这段时间里善后。”

“哦。”

“就是这样吧。”

“我知道这种说法要别人相信，是有点难，但你别忘了，他们都是演员。”

“其中两个是，不过只有一个全程参与。”

“弗兰克斯福德和剧场很有渊源。也许他和设计陷害我们的那个演员有些纠纷。制作人和这个演员一言不合——”

“演员就决定杀死弗兰克斯福德，再找个贼来顶罪。”

“我一直在吹气球，而你却老是在气球上扎针。”

“我只是觉得，应该根据我们知道的事情来推理，伯尼。这跟那个人是怎么找上你的没有关系，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你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中间人》。讲的是接管公司的事，但不像你想的那样是同性恋、三人同居的色情电影。由詹姆斯·加纳和尚恩·威尔森主演，此外还有两三个我叫得出名字的人，但都不是我们的那位朋友。这部电影是一九六二年拍的，在《纽约时报》上写影评的人不知道是谁，但不管是谁都会认为这是一部剧情在意料之中，但是演员的表现如鬼似魅的电影。这个形容词你可能不常听到吧。”

“你可能也不想常常听到吧。”

“是啊。”我说。

她拿起电话，我跟她说她可能需要一本电话簿。“我也想到了这个主意，”我说，“打电话给录像带出租公司，问他们有没有这部电影，但他们这时候都没有开门，是不是？”

她做了个鬼脸，问我播那部电影的是哪个频道。

“九频道。”

“是WPIX吗？”

“是WOR。”

“对。”她合上电话簿，拨了个电话号码，“你说要租那部电影回来，看看那里面的人，这话不是认真的吧？”

“也不能说全是在开玩笑。”

“电视台应该有人有演员名单，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专人处理电话。”

“哦。”

“还有没有咖啡，伯尼？”

“我去倒一点给你。”

她打了好几个电话。WOR显然已经习惯于电影迷这种神经兮兮的言谈，因为他们的观众群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人，他们也只好耐着性子勉强应付。大家打电话来问的，多半是那些比较知名的演员。像我们那位只有几句台词的出租车司机，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

虽然如此，露丝还是在电话线上等了半天，因为这人说他有个同事知道《中间人》里的出租车司机是谁演的。他那个同事一肚子典故，不巧他出去买三明治了。所以露丝哼哼哈哈的，懒洋洋地跟对方聊天，消磨时间，直到他的同事回来接过电话。他模糊地记得出租车里进行的几句对话，但对那场戏其实没有什么印象。然后，露丝开始向他描述那个梨形身材男子的长相，这让我有点紧张，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电影里，露丝都没见过他。但是露丝非常精确地复述了我的观察，他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她向他道谢，挂上了电话。

“他说他知道我说的是谁，”她说，“但他不记得他的名字。”

“真好。”

“不过他查出来那部片子是派拉蒙发行的。”

“那又怎样？”

洛杉矶查号台给了她派拉蒙影片公司的电话号码。那里比这里早了三小时，所以他们还在上班，不过有很多人吃午饭还没有回来。露丝试了很多分机，最后，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人接她的电话。对方告诉她说，十年以上的电影演员名单已经归入罕用档案，建议她试试影视艺术与科学学院。露丝打电话到查号台，查出了影视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电话。学院的人告诉她他们保有这样的资料，也很欢迎她开车过去亲自查阅。但是谁也不会开车三千英里赶到那里，这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不管怎么说，对方就是不肯松口，直到露丝对他说她是大卫·梅里克[大卫·梅里克（David Merrick，1911—2000），百老汇著名制作人。]的秘书，对方才有所让步。我想这名字还真有点名堂。

“他去查了。”她用手遮住话筒说。

“我还以为你是不撒谎的。”

“我只是偶尔没说实话而已。”

“这跟公然撒谎又有什么不同呢？”

“有点细微的差别。”她好像还想再补充一点，但美洲大陆的另一端已经有人开始说话了。露丝一直在说是、是、嗯、嗯，同时在电话簿上飞快地记着。然后她转达了梅里克的谢意，挂上电话。

她问我说：“哪个司机？”

“啊？”

“在完整的演员名单上有两个出租车司机的名字，一个是司机A，一个是司机B。”她看着自己做的记录，“司机A是保罗·科希格，司机B叫韦斯利·布里尔。你说我们要找的是哪一个？”

“韦斯利·布里尔。”

“你听说过这个名字？”

“没有。但是他是影片中后出现的出租车司机，所以他应该是第二个，而不是第一个，对吧？”

“除非你看到他的时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场了。”

我抢过电话簿，曼哈顿区没有人姓科希格，更别提叫保罗·科希格的了。姓布里尔的人倒很多，却没有叫韦斯利的。

“说不定是艺名。”她说。

“这样的小演员还要什么艺名！”

“没有人只想当小演员，特别是演艺事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有别的演员和他的名字一样，所以他只好换个名字。”

“也许他根本没有登记电话，也许他住在皇后区，也许——”

“我们在浪费时间。”她又拿起电话，“SAG那边会有这两个人的地址。”她打电话到查号台问电影演员公会的电话，这倒省下了我问她什么是SAG[SAG是电影演员公会（Screen Actors Guild）的首字母缩写。]的时间。接下来，她又拨了十个电话号码，问对方如何和我们的两个演员朋友联络。这次她没有假冒成大卫·梅里克的秘书，看来也没这个必要。她等了几分钟，用笔在空中画了几个圈，我连忙把电话簿递给她，她在封面上又写了好几个字。

“是布里尔。”她说，“你说得对。”

“难道他也向你描述了布里尔的体形？”

“他在纽约有个经纪人。他们只给了我这两个演员的经纪人的电话。科希格的经纪人是西岸的威廉·莫里斯，布里尔的经纪人叫彼得·艾伦·马丁。”

“马丁就在纽约？”

“哦不，电话开头的数字是五，他应该在俄勒冈。”

“也许演员更喜欢和同海岸的经纪人合作。”

“这样是比较合理。”她同意我的说法，然后拨了电话号码，听了好一会儿，接着朝话筒哼了一声，挂上了电话。“他今天不会回来了。”她说，“我也有个答录机，可我真恨这些东西。”

“大家都讨厌。”

“如果我的经纪人用的是答录机，不是亲自接电话，我一定会换一个经纪人。”

“我倒不知道你有经纪人。”

她的脸一红。“我是说如果我有的话。如果我们有火腿，就可以做火腿蛋吃，不过那也要先有蛋才行——”

“我们还有些鸡蛋，在冰箱里。”

“伯尼——”

“我知道。”我开始看电话簿，没有叫韦斯利·布里尔的，只有人姓布里尔，名字是缩写的W。前两个电话有人接，对方告诉我他们那儿没有叫韦斯利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都没人接，但地址在哈莱姆区，我的梨子朋友不太可能住在那里。在电话簿上用名字缩写的通常是女性，为的是避免骚扰电话。

“我们可以查查未登记电话。”露丝建议道，“查号台那里有资料。”

“做演员还不登记电话？这怎么可能？不过，就算我们确定他没有登记电话，这信息对我们也没有用。”

“我想是这样。”

“那就不用伤脑筋了。”

“是的。”

“我们知道他是谁，”我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明天我们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问他的住址。现在最好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开头，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如果警察一小时之后破门而入抓住我，这跟他们两小时之前破门而入，情势已经有点不同了。我不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明白吗？除了向他们提起那个梨子体形的男人之外，我有了新的线索，不只能描述出他的体形，还说得出他的名字。”

“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会把我关进牢里，不理会我在说什么。”我说，“可是不会有人冲进来，没什么好担心的，露丝。”

她到街角的小吃店买了一些三明治和啤酒，还在卖酒的商店停留了一会儿，买了一瓶先生牌威士忌。她出门的时候，我请她顺便带瓶酒回来。她买到了所有我请她买的东西，但我没有喝酒。我开了一瓶啤酒当晚餐时的饮料，没碰威士忌。

吃完饭之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她倒了点威士忌在她的咖啡杯里，我没有。她要我拿行窃工具给她看，我就拿了出来。她一件件地问它们的名字和作用。

“行窃工具。”她说，“持有行窃工具是非法的，对不对？”

“会因此坐牢。”

“你开这套公寓的门的时候，用了哪几样？”我拿给她看，向她解释开锁的过程。

“实在不简单。”她说着轻轻地抖了一下，很迷人，“开锁是谁教你的？”

“自学的。”

“真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先读了几本开锁的书，然后又参加了在俄亥俄州的函授学校。你知道吗，我觉得只有小偷才会上那种课。我在牢里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上过开锁的函授大学，每个月学校都会寄一把锁给他，还附上完整的开锁说明。他就蹲在牢房里，每天都要练上好几小时。”

“监狱方面也不管吗？”

“他们认为他在学习一技之长，狱方最鼓励的就是这种事。其实，他在接受盗贼的升级教育，起初他也许是个抢加油站的，以后他会改做点别的。”

“偷东西好像比较好赚钱。”

“通常是这样，但差别最大的是需不需要使用暴力。干这行不用向别人开枪，偷东西总是比较安全、比较合理，特别是没有人在家的时候。”

“上完这个课程之后，他就变成专家了？”

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他上完了这个课程，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变成专家。不管是函授还是面授，学习总是要靠自己。”

“你是说手吗？”

“一双手和一颗心。”说这种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脸红，“是真的。我十二岁的时候，无师自通，就会开浴室的锁。只要把锁头中间的钮按下去，门就只能从里面开，从外面是打不开的。不管你是坐在马桶上还是躺在浴缸里，外面的人都别想进去。你当然也可以先把按钮按下去，然后就会把自己反锁在门外。

“我妹妹就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只是她把自己锁在了浴室里，一个劲地哭，因为她不会扭门把。这门从里面能打开，在外面却没办法。我妈妈打电话给消防队，他们把门锁拆开，把她救了出来。你在笑什么？”

“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通常会立志做消防队员，但你却决定做个贼。”

“我只是决定了要研究怎么开锁。我先是想用螺丝起子的头伸进锁孔里，但它的弹性不够。我换了一把又试，然后再用那种塑胶的年历片，就是推销员在街上分发、可以放在皮夹里、十二个月份看得清清楚楚、很好用的那种。我那时还不知道原理，就已经在想怎么用撬片来开锁了。”

“撬片？”

“是一种塑胶片做成的工具。如果你碰上那种不用钥匙就能锁上的锁——你知道，就是那种只要把门带上就能自己锁上的锁——就要用这种塑胶撬片。开这种锁要看锁壁跟门柱之间的距离，才能知道容不容易，但总是有办法可以打开。”

“真有意思。”她说，又开始轻轻地颤抖。我对她谈起我早年的开锁经历，以及打开锁的那一瞬间的战栗感，她似乎很愿意听我讲。我告诉她我第一次潜入隔壁邻居家的事。那是一个下午，那家没人在家，我拿了冰箱里的冷肉片，又从面包抽屉里拿了几片面包，做了份三明治。吃完之后，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归原位，这才不急不慢地出了门。

“最重要的是你打开了那道门。”

“打开门，溜进去。对。”

“然后你才开始偷东西。”

“看那份三明治算不算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偷东西。你既然已经可以进去了，那你很容易就会想到没拿钱就这么走，好像没什么道理。开锁很有意思，不过，部分的乐趣也是来自门后面的财物。”

“危险呢？”

“这的确也是刺激的来源之一。”

“伯尼，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滋味。”

“当小偷吗？”

“是啊。”她的脸突然紧绷起来，特别是在眼眶周围，上嘴唇甚至还微微冒汗。我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的腿微微抽动，像是扭紧的弦。

“告诉我是什么感觉。”

我的手在她的大腿上来回游移。“感觉真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打开别人家的门，溜进去是什么滋味？”

“很刺激。”

“那是一定的。”她的舌头轻轻地舐了舐下嘴唇，“害怕吗？”

“有一点。”

“那也是一定的。这种刺激……呃……会有一点像性吗？”

“那要看你在屋里找到什么人了。”我笑得很开心，“开玩笑的。我想这刺激里会有一点性的成分，不过应该是抽象的，是不是？”我放在她大腿上的手没闲着，一边说一边游来游去。“要试到锁钩的适当位置，”我继续着手上的动作，“这边敲敲，那边打打，轻轻地把门锁打开，慢慢地溜进去……”

“然后呢？”

“当然也有很粗鲁的人，直接用铁撬杆把门撬开，或是一脚把门踢开，这种人的作风是不是像那种单刀直入的性？”

她的嘴噘起来了。“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有一点。”

她的眼睛似乎转成蓝色了，眼神天真无邪。我的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上，托起她的脸庞，在她的鼻尖上轻轻一吻。“你会知道的。”我说。

“啊？”

“两小时之后，你会亲眼目睹。”

我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她就是那种很会用电话套话的人，也许明天一早她能从经纪人那里问出韦斯利·布里尔的地址，但是需要等那么久吗？那个经纪人会警告布里尔吗？再说，如果他在这件事里也插了一脚，又为什么要透露消息给他呢？

换个角度来说，彼得·艾伦·马丁的办公室就在第六大道和第十六街的交叉口，说不定在他下班之后溜进去还能够找到什么我意想不到的线索。至少，我能早几小时知道布里尔的地址，免得再费一番工夫，也不会引起什么疑心。如果运气够好的话——这事就和闯空门一样有吸引力——你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有时还会喜出望外。

“但是你就得出去了。”露丝说，“人家会看到你的。”

“我可以化装。”

她的脸色亮了起来。“也许我们可以化个装，不知道罗德尼有没有留下化妆品。我可以帮你化，我看先贴两撇小胡子吧。”

“我今天下午真的留了两撇胡子，但效果不怎么样。只要一化装，大家就知道你化妆了，反而会特别注意你，适得其反。你等一等。”

我走到衣橱边，找出那顶假发和便帽，拿进浴室，对着镜子调整出最好的模样，然后走出去给露丝看。她好像还挺欣赏的。我夸张地弯腰致意，假发和帽子落在了我的面前。她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夸张。

“没那么好笑吧。”我说。

“哦，天哪，这太滑稽了。如果用两个发夹，就不会这样了。头发万一掉在街上，脸可就丢大了。”

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但我没说什么。我没告诉她我昨天独自出去过——因为现在再提起这件，时机有点尴尬。

我们大约是九点左右出门的。我的那些工具和塑胶手套都放在口袋里，还多带了一卷我从医药柜里找到的胶带。我想应该不用打破玻璃，不过有卷胶带在手边会很方便，因为我没去过马丁的办公室，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状况。露丝在她的皮包里找到了两个发夹，把假发别在我的真头发上。我现在可以潇洒地鞠躬，不用担心假发会滑下来。当然，帽子是会掉下来的。她本来想用别针把帽子也一块儿别起来，但我想这样就够了。

出门后我向她借了罗德尼的备用钥匙，把三道锁全部锁好，然后把钥匙还给她。她把钥匙放回皮包之前，还看了它们一会儿。“你可以把所有的锁打开。”她说，“不用钥匙。”

“我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

“当然。”

去那幢房子的路上，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人。屋外的空气新鲜清爽，好像比昨天晚上温暖一点。我差点就把我的感受告诉了她，幸好我想起了她说过我不该出去的，于是又把话咽了回去。她说，在屋里关了两天，出来一定觉得很舒服，我说，对，真的很舒服。她说，全市的警察都在找我，我还走在街上，一定会觉得很紧张。说这种话未免神经质了一点，但我还是说，对啊，是有点紧张，不过还能够控制。她挽着我的手臂，我们朝东北方向前行。

有她在身边是安全一点。一男一女依偎着走在街头，就算有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是正在逃避拘捕的江洋大盗。现在的我比起昨天是安心了许多。我觉得开始时她有点紧张，但过了两条街之后，她好像放松了许多。她告诉我，她实在等不及我们俩一起进入经纪人办公室的那一瞬间。

“‘我们俩’是什么意思，宝贝？”

“除了你和我还会有谁？”

“不行。”我说，“办不到。我是个贼，你是我最信得过的同伴。你留在外面，替我把风。”

她噘了噘嘴。“好玩的事都被你占尽了。”

“长官当然该有点特权。”

“两个人一块儿动脑筋总比一个人强吧，伯尼，四只手也比两只手能干。如果我们两个都进到马丁的办公室的话，速度会快一点。”

我对她说人多手也杂。到了第十六街和第六大道的交会口时，她还在抗议。我看准了马丁办公室的位置，斜对角刚巧是家咖啡馆。“你在那边等吧，”我说，“坐在雅座里面，喝杯可能不是顶好的咖啡。”

“我不想喝咖啡。”

“也许再加个英国松饼会让你想喝杯咖啡。”

“我不饿。”

“那就吃个丹麦梅酥吧。他们那里的丹麦梅酥很有名。”

“真的？”

“我怎么知道。你可以在窗边举灯笼，一盏是陆路，两盏是水路[出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诗《保罗·列维尔骑马来》。列维尔安排的信号灯这一盏，说明英国军队从陆地来，亮两盏则是从海上来。]，露丝·海托华在海的另一边等你。怎么啦？”

“没什么。”

“《两盏是水路》。这是罗德尼演了一个角色的戏。不管怎样，我曾在海的另外一边，但不会很久。进来出去，动如脱兔，这是我的原则。”

“我明白了。”

“只有做贼的时候才这样，别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坚持了。”

“啊？哦。”

我觉得轻松了许多，甚至还有点茫然。我亲了她一下，以示同仇敌忾，然后把她带到咖啡馆，挺起胸膛准备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