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鄙视  作者: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说,婚后头两年,我与妻子的关系很和美。我是想说,那两年之中,我们深厚和融洽的感情带有某种朦胧的色彩。说得直白一点,在那种处境中的人,头脑比较简单,对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断,对所爱的人只是一味地爱,顾不上加以品评。总而言之,当时埃米丽亚在我眼里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我在她眼里也是这样。或许是我看到了她的缺点,她也同样看到了我的缺点,但由于爱情产生的某种神秘的嬗变力量,双方的缺点在对方的眼里不仅是可以宽容的,甚至是可爱的,缺点也成了优点了,尽管那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优点。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互都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一如既往地爱着埃米丽亚,对她没有任何成见,可是她却发现了,或者说是自以为发现了我的某些缺点,因而就开始对我有了成见,不再爱我了。

人越是不计较幸福,就越是感到幸福。说来也怪,那两年,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腻烦了。自然,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幸福。我觉得我做的跟大家没有什么两样:爱自己的妻子,并被妻子所爱;我觉得这种爱是普通而又正常的事,就是说,一点也没什么稀罕的;犹如人们呼吸的空气,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在缺少空气时才觉得空气之珍贵。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说我是幸福的,我甚至会觉得诧异;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我并不幸福,因为尽管我爱我妻子,而且我妻子也爱我,我却无法保证将来的日子会怎样。确实,当时我们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计。我在一家不起眼的报社里写影评,另外还干一些记者的工作;我们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与房东合住一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常常买不起,有时候连起码的生活用品也买不起。这样的生活怎么谈得上幸福呢?不过,对此我倒是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在那段日子里我恰恰是一个真正彻底幸福的人。

结婚两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因为我结识了一位电影制片人,他的名字叫巴蒂斯塔。我为他写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开始时我只把它视为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我在文学上曾有过很大的抱负,可我不曾料到后来编写电影剧本竟成了我的职业。与此同时,我与埃米丽亚的关系却越来越糟。我的故事就从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以及我与我妻子关系开始恶化讲起,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它们之间又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点以后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想起来,我仍隐约地记得一件事,在当时看来,这事并不起眼,可后来却变得至关重要。一天,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埃米丽亚、巴蒂斯塔和我在一家餐厅吃了晚饭,巴蒂斯塔提议到他家去玩玩,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随后我们三个人都来到了巴蒂斯塔的小汽车跟前,那是一辆红色的豪华小轿车,体积不大,只能坐两个人。巴蒂斯塔已坐在驾驶座上,他打开了车窗,从汽车的那一边探出头来说:“很抱歉,只有一个位子。莫尔泰尼,您得自己想办法……除非您愿意在这儿等我,我再开回来接您。”埃米丽亚站在我身边,穿着一件敞领无袖的黑色丝绸晚礼服,这是她唯一的晚礼服,手臂上搭着皮质斗篷:虽说已是十月份,但天气还挺暖和的。我望着她,她很美,但不知为什么,我发觉平时安详而又娴静的她,那天晚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不安和烦躁。我高兴地说道:“埃米丽亚,你就先跟巴蒂斯塔走吧……我叫辆出租车在后边跟着你们。”埃米丽亚看着我,然后,迟疑而又慢吞吞地回答道:“让巴蒂斯塔先走一步,我们俩一起乘出租车去不更好吗?”这时,巴蒂斯塔把头伸出车窗外,开玩笑似的大声说道:“好哇,您是想让我自个儿走。”埃米丽亚说:“不是这个意思,可是……”突然,我发现她那平时总那么平静而又和谐的漂亮面容,现在却阴沉了下来,而且因为犹豫和尴尬显得有些扭曲。我急忙说道:“巴蒂斯塔说得对,你去吧,你跟他先去,我叫辆出租车。”这回埃米丽亚让步了,或者说是服从了,她上了汽车。不过,现在我在写这个故事时才想起当时那种异样的感觉,当她坐在巴蒂斯塔旁边时,车门还开着,她望着我,尴尬的目光中夹杂着恳求和厌恶。不过,当时我并没在意。我果断地关上了车门,像是关上保险箱门似的。汽车开走了,我吹着口哨,高兴地朝附近的出租车招呼站走去。

制片人的家离餐厅不远。正常情况下,我乘出租车差不多可以与巴蒂斯塔同时到达,或者最多稍晚一点到。然而,半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撞上了,两辆车都遭受了损伤,出租车的挡泥板撞弯了,小汽车的一侧撞坏了。两位司机当即下了车,他们相互指责,争吵谩骂起来,一群人随即围了上来,一名警察过来后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整个过程中,我都相当耐心地等在车里,甚至还挺开心,因为我吃饱喝足了,而且巴蒂斯塔在用餐后还提出请我参加一部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不过,由于争吵和冲突持续了十分钟,或许是一刻钟左右,我到制片人的家时已经晚了。当我走进客厅时,我看到埃米丽亚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巴蒂斯塔站在角落里的一个旋转酒柜跟前。巴蒂斯塔快活地招呼我;埃米丽亚却以埋怨甚至恼怒的口吻责问我这么久都上哪儿去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发生车祸了,我发现自己是以一种回避的、像是有什么事情想瞒过去似的口吻说的。其实,当我对自己所说的事情并不看得很重时,往往就采用这种口气。但埃米丽亚却不放过,始终以那种特别的声调追问我:“一起车祸……什么车祸?”于是,感到惊异的我,也许甚至有几分惶恐不安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车祸的经过。不过,这回我似乎又过分渲染夸张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总之,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就在于起初太有所保留,而后来又太精确了。不过,埃米丽亚不再刨根问底了,巴蒂斯塔却满面春风而又和蔼可亲地在桌上摆放了三个酒杯,请我喝酒。我坐了下来。我与巴蒂斯塔边聊边开玩笑,我们在他家待了两三个小时。整个晚上,巴蒂斯塔都那么兴高采烈,侃侃而谈,我几乎没有发现埃米丽亚闷闷不乐。再说,她历来都是那么缄默不语,羞羞答答的,因为她生性胆怯,所以,我对她的缄默并没有感到惊异。不过,平时她至少以微笑的目光参与大家的谈话,然而,那天晚上她却连一丝笑容都没有,这倒颇让我感到诧异。后来,巴蒂斯塔又跟我一本正经地谈论我与他合作的影片,他给我讲了故事梗概,还向我介绍了导演以及与我搭档的编剧的情况,最后他叫我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签署合同。埃米丽亚趁无人说话的当儿,站起身来,说累了,想回家了。我们与巴蒂斯塔告了别,走出他家,下到底层,来到街上,然后又一言不发地走到出租车招呼站。我们上了车,车子立即就开了。巴蒂斯塔的提议使我喜出望外,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对埃米丽亚说道:“这部电影剧本来得真是时候,否则,我不知该怎么过日子……我本来都想去借一笔钱了。”埃米丽亚直截了当地问道:“当电影编剧能得多少酬金?”我说了酬金总数,并补充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今年冬天不成问题。”说着,我去拉埃米丽亚的手。她由着我握住她的手,到家之前,她始终没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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