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说，婚后头两年，我与妻子的关系很和美。我是想说，那两年之中，我们深厚和融洽的感情带有某种朦胧的色彩。说得直白一点，在那种处境中的人，头脑比较简单，对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断，对所爱的人只是一味地爱，顾不上加以品评。总而言之，当时埃米丽亚在我眼里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我在她眼里也是这样。或许是我看到了她的缺点，她也同样看到了我的缺点，但由于爱情产生的某种神秘的嬗变力量，双方的缺点在对方的眼里不仅是可以宽容的，甚至是可爱的，缺点也成了优点了，尽管那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优点。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互都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一如既往地爱着埃米丽亚，对她没有任何成见，可是她却发现了，或者说是自以为发现了我的某些缺点，因而就开始对我有了成见，不再爱我了。

人越是不计较幸福，就越是感到幸福。说来也怪，那两年，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腻烦了。自然，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幸福。我觉得我做的跟大家没有什么两样：爱自己的妻子，并被妻子所爱；我觉得这种爱是普通而又正常的事，就是说，一点也没什么稀罕的；犹如人们呼吸的空气，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在缺少空气时才觉得空气之珍贵。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说我是幸福的，我甚至会觉得诧异；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我并不幸福，因为尽管我爱我妻子，而且我妻子也爱我，我却无法保证将来的日子会怎样。确实，当时我们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生计。我在一家不起眼的报社里写影评，另外还干一些记者的工作；我们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与房东合住一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我们常常买不起，有时候连起码的生活用品也买不起。这样的生活怎么谈得上幸福呢？不过，对此我倒是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而且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在那段日子里我恰恰是一个真正彻底幸福的人。

结婚两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因为我结识了一位电影制片人，他的名字叫巴蒂斯塔。我为他写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开始时我只把它视为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我在文学上曾有过很大的抱负，可我不曾料到后来编写电影剧本竟成了我的职业。与此同时，我与埃米丽亚的关系却越来越糟。我的故事就从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以及我与我妻子关系开始恶化讲起，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它们之间又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点以后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想起来，我仍隐约地记得一件事，在当时看来，这事并不起眼，可后来却变得至关重要。一天，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埃米丽亚、巴蒂斯塔和我在一家餐厅吃了晚饭，巴蒂斯塔提议到他家去玩玩，我们接受了他的邀请。随后我们三个人都来到了巴蒂斯塔的小汽车跟前，那是一辆红色的豪华小轿车，体积不大，只能坐两个人。巴蒂斯塔已坐在驾驶座上，他打开了车窗，从汽车的那一边探出头来说：“很抱歉，只有一个位子。莫尔泰尼，您得自己想办法……除非您愿意在这儿等我，我再开回来接您。”埃米丽亚站在我身边，穿着一件敞领无袖的黑色丝绸晚礼服，这是她唯一的晚礼服，手臂上搭着皮质斗篷：虽说已是十月份，但天气还挺暖和的。我望着她，她很美，但不知为什么，我发觉平时安详而又娴静的她，那天晚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不安和烦躁。我高兴地说道：“埃米丽亚，你就先跟巴蒂斯塔走吧……我叫辆出租车在后边跟着你们。”埃米丽亚看着我，然后，迟疑而又慢吞吞地回答道：“让巴蒂斯塔先走一步，我们俩一起乘出租车去不更好吗？”这时，巴蒂斯塔把头伸出车窗外，开玩笑似的大声说道：“好哇，您是想让我自个儿走。”埃米丽亚说：“不是这个意思，可是……”突然，我发现她那平时总那么平静而又和谐的漂亮面容，现在却阴沉了下来，而且因为犹豫和尴尬显得有些扭曲。我急忙说道：“巴蒂斯塔说得对，你去吧，你跟他先去，我叫辆出租车。”这回埃米丽亚让步了，或者说是服从了，她上了汽车。不过，现在我在写这个故事时才想起当时那种异样的感觉，当她坐在巴蒂斯塔旁边时，车门还开着，她望着我，尴尬的目光中夹杂着恳求和厌恶。不过，当时我并没在意。我果断地关上了车门，像是关上保险箱门似的。汽车开走了，我吹着口哨，高兴地朝附近的出租车招呼站走去。

制片人的家离餐厅不远。正常情况下，我乘出租车差不多可以与巴蒂斯塔同时到达，或者最多稍晚一点到。然而，半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撞上了，两辆车都遭受了损伤，出租车的挡泥板撞弯了，小汽车的一侧撞坏了。两位司机当即下了车，他们相互指责，争吵谩骂起来，一群人随即围了上来，一名警察过来后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整个过程中，我都相当耐心地等在车里，甚至还挺开心，因为我吃饱喝足了，而且巴蒂斯塔在用餐后还提出请我参加一部电影剧本的编写工作。不过，由于争吵和冲突持续了十分钟，或许是一刻钟左右，我到制片人的家时已经晚了。当我走进客厅时，我看到埃米丽亚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巴蒂斯塔站在角落里的一个旋转酒柜跟前。巴蒂斯塔快活地招呼我；埃米丽亚却以埋怨甚至恼怒的口吻责问我这么久都上哪儿去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发生车祸了，我发现自己是以一种回避的、像是有什么事情想瞒过去似的口吻说的。其实，当我对自己所说的事情并不看得很重时，往往就采用这种口气。但埃米丽亚却不放过，始终以那种特别的声调追问我：“一起车祸……什么车祸？”于是，感到惊异的我，也许甚至有几分惶恐不安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车祸的经过。不过，这回我似乎又过分渲染夸张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总之，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就在于起初太有所保留，而后来又太精确了。不过，埃米丽亚不再刨根问底了，巴蒂斯塔却满面春风而又和蔼可亲地在桌上摆放了三个酒杯，请我喝酒。我坐了下来。我与巴蒂斯塔边聊边开玩笑，我们在他家待了两三个小时。整个晚上，巴蒂斯塔都那么兴高采烈，侃侃而谈，我几乎没有发现埃米丽亚闷闷不乐。再说，她历来都是那么缄默不语，羞羞答答的，因为她生性胆怯，所以，我对她的缄默并没有感到惊异。不过，平时她至少以微笑的目光参与大家的谈话，然而，那天晚上她却连一丝笑容都没有，这倒颇让我感到诧异。后来，巴蒂斯塔又跟我一本正经地谈论我与他合作的影片，他给我讲了故事梗概，还向我介绍了导演以及与我搭档的编剧的情况，最后他叫我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签署合同。埃米丽亚趁无人说话的当儿，站起身来，说累了，想回家了。我们与巴蒂斯塔告了别，走出他家，下到底层，来到街上，然后又一言不发地走到出租车招呼站。我们上了车，车子立即就开了。巴蒂斯塔的提议使我喜出望外，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对埃米丽亚说道：“这部电影剧本来得真是时候，否则，我不知该怎么过日子……我本来都想去借一笔钱了。”埃米丽亚直截了当地问道：“当电影编剧能得多少酬金？”我说了酬金总数，并补充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生计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今年冬天不成问题。”说着，我去拉埃米丽亚的手。她由着我握住她的手，到家之前，她始终没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