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怒之下，我气呼呼地说：“我也留下不走。”而当埃米丽亚走出客厅之后，我就意识到，实际上我已无法再待在这儿了：唯一该走的人恰恰是我。我已断绝了跟赖因戈尔德的关系，断绝了跟巴蒂斯塔的关系，如今也完全有可能已断绝了跟埃米丽亚的关系。总之，我已经是个多余的人，我应该走开。然而，我却对埃米丽亚嚷嚷说我也留下不走，说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好，说这是气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自己仍然是愿意留下的。在其他情况下，落到这般境地简直是令人可笑的。然而，考虑到当时我绝望的精神状态，那种处境却是令人焦虑的：这就好像一个登山运动员，当他攀缘到险峰时，却意识到自己无法逗留在那儿而进退维谷。我突然深感焦虑不安，在客厅里来回踱起步来，寻思着自己该怎么办。我深知，那天晚上我是不能再若无其事地跟埃米丽亚和巴蒂斯塔共进晚餐了。我当时想去卡普里镇吃饭，然后到很晚再回家，可是，那天我头顶烈日，在别墅通往镇子的小路上已来回跑了四趟，我感到累了，不想再跑了，我看了看钟：已经六点了。离吃晚饭至少还差两个小时。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回我的卧室去，并把门锁上。

我上好了护窗板，摸着黑躺卧在床上。我真累了，刚一躺下，我就觉得困了，四肢本能地舒展开来。当时我庆幸自己的躯体比头脑更理智，居然毫不费力地悄悄地解决了“怎么办”这一令我苦恼的问题；不久，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我睡了很久，没有做梦；后来我醒来了，从四周一片漆黑来判断，我明白天已经很晚了。我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口那儿，打开了窗户，一看的确已是夜晚。我打开灯，看了看表，已经九点。我睡了近三个小时。我知道晚餐是八点钟开，最晚八点半。我的脑海里重又浮现出“怎么办”这个问题。但这一回因为精神恢复了，所以立刻找到了一个大胆而又便捷的答案：“我就待在别墅里，我没有理由躲起来，我这就去就餐，管它怎么着呢!”我甚至觉得自己精神抖擞地准备跟巴蒂斯塔进行一场舌战，正像我威胁埃米丽亚时所说，我要设法闹得巴蒂斯塔把我们俩都撵走。我迅速地拢了拢头发，就从房间里出去了。

可是客厅里空无一人，尽管放在角落里老地方的那张饭桌上已摆好了餐具。我注意到那是为一个人准备的。似乎是为了证实我的疑虑似的，女用人很快探进头来告诉我说巴蒂斯塔和埃米丽亚已去卡普里镇吃晚饭去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赶到“观景台餐馆”去找他们。如果不的话，我也可以在家里吃，晚饭半个小时之前就已准备好了。

我心里明白，埃米丽亚和巴蒂斯塔也给自己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明白，对他们来说，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一走了事，躲得远远的就行了。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感到嫉妒，也不感到恼怒和失意。但我却不无伤感地想到，他们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而我倒是应该感谢他们使一次令人不快的冲突得以避免。我也很明白，他们采用这种回避和退让的战术，实际上是暗示着要我走；而且要是往后他们仍然采取这种做法的话，他们就真的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了。不过，这是将来的事了，现在还难说。我吩咐女用人，我在家里吃晚饭，上菜就是了，于是我在饭桌旁坐了下来。

我吃得很少，一点胃口都没有，满满一盘火腿我只尝了一片，埃米丽亚让女用人为我们三个人买来的那条大鱼，我也只吃了一小块。晚饭几分钟就吃完了。我对女用人说，她只管去睡，我不再需要她了。我走了出去，到了阳台上。

阳台的一角有几把折叠躺椅，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把，坐在栏杆旁，面对着看不见的黑漆漆的大海。

我会见赖因戈尔德回到别墅之后，曾打算平静地思索我对埃米丽亚说过的每一句话。当时，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埃米丽亚究竟为什么不再爱我；然而，我万万没想到我把事情向她挑明之后，自己居然仍旧装作一无所知。相反，对于过去我所担心的蹊跷之处，我却认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凑合过去，尽管是毫无道理的，以致我最后竟然感叹道：“不就这点事吗……而你竟为了这样一件芝麻大的小事就不再爱我啦？”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事情是挑明了，或者至少是以我们俩可以接受的那种方式挑明了，但那都是我过去就已经知道了的。糟糕的是：我本以为埃米丽亚鄙视我的原因也许可以通过审视我们过去的关系去寻求；可是，她却不想承认它，实际上，她是想继续毫无道理地鄙视我，并排除我为自己辩护和解释的可能，因而也就排除了她自己重新尊重和爱我的可能。

总而言之，我明白了埃米丽亚那种鄙视我的感情，早在我能用自己的行为做出真正的或意向性的辩解之前就产生了。鄙视产生于我们俩长期以来性格的碰撞，这已无须再通过什么重要的、令人信服的试验，就像人们无须用试金石去碰击贵重的金属从而检验其纯度的做法一样。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我大胆提出她不爱我的原因是产生于她误解了我对巴蒂斯塔的态度时，她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只是缄默不语。我突然痛苦地想道，实际上，埃米丽亚从一开始就以为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而并没有责备我是用主观猜测来断定她的感情。换句话说，在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上，有一种对价值的衡量，一种对我性格的看法，这跟我的行动是毫不相干的。而我的行动似乎又证实了她的那种衡量和看法；不过，即使没有证实，她也完全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来衡量我。

其实，如果需要的话，证据就在她那怪异神秘的举动之中。本来她一开始就可以通过跟我真诚坦率地交心而消除残酷地窒息了我们之间爱的那些误会。但她没有那么做，因为正像刚才我说过的那样，实际上她是不想消除误会，而愿意继续鄙视我。

我一直仰卧在躺椅上。我的这些思绪令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烦躁不安，我木然地站起身来，走过去俯身靠在栏杆上，双手搭在上面。我凝望着那么宁静的夜色，也许，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海上刮来的一阵微风吹拂在我那滚烫的脸上时，我突然想到自己不该感到这样轻松，我意识到，只要这种鄙视还持续着，被鄙视的人是不能也不该去寻求平静的。就像受到最后审判的罪人，虽然他可以说：“高山啊，把我覆盖起来吧；大海啊，把我淹没了吧。”然而，即使他躲到最隐蔽的地方，鄙视都一直跟随着他，因为鄙视已渗入他的心灵，无论他到何处都将带着这种受人鄙视的心情。

于是，我又那样躺在了躺椅上，用颤抖着的手点燃了一支烟。不过，不管我是不是被人鄙视，我都深信自己并不是可鄙的人，我有聪明才智和文化素养，这一点甚至连埃米丽亚都承认，这乃是我的骄傲和应该受到别人尊重的资本。我必须得思索，无论我思索的对象是什么；不管我面对什么神秘莫测的事情，我都应该大胆地运用我的聪明才智。如果我放弃运用聪明才智，那我真的要为我假设的可鄙而感到沮丧了，尽管那是未曾证实过的假设。

于是，我重又固执而清醒地思索起来。我的可鄙究竟表现在哪儿呢？赖因戈尔德无意中对我说过的话语此时又萦绕在我的脑际，他把我和埃米丽亚之间的关系，跟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关系相提并论：“奥德修斯是个开化的男人，而珀涅罗珀是个未开化的女人。”总之，赖因戈尔德用他对《奥德赛》的荒诞解释，无意中点破了我和埃米丽亚之间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就像阿喀琉斯所射之矛[忒勒福斯曾被阿喀琉斯的矛所伤，伤口一直久治不愈，后通过神谕得知，只有造成这伤害的才能治好这种创伤。忒勒福斯找到阿喀琉斯，可是阿喀琉斯不清楚该如何治伤。奥德修斯表示，神谕说“能治好这伤的”指的不是伤人的人，而是伤人的矛。果然，将阿喀琉斯矛尖上的碎片敷在忒勒福斯的伤口上，伤口便很快愈合了。阿喀琉斯的矛比喻那些既伤害人而又能救人的事物。]，先伤害人，然后又治愈人。现在，那解释本身却给予我某种安慰，我被他说成是“开化的人”，而不是“可鄙的人”。我发现如果我愿意接受的话，这种宽慰相当灵验。实质上，我是个处于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境遇之中的文明人，拒绝使用暴力的文明人，在对待至高无上的名誉问题时能通情达理的文明人。然而，一旦我把事情捅破，类似这样的解释——权且说它是一种传统的解释吧——就不再令我满意了。且不说我和埃米丽亚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跟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关系那么相似，这我很没有把握，另外，这种在历史范畴内无疑是有效的解释，在完全超越时空、超越良知和纯属个人内心情感的领域里，就不那么有效了。在此，支配一切的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历史只能在它本身的范畴内说服我和开导我，而我当时所处的境遇，不管它有多少“历史的”原因，使我确实都不想在那样的处境中工作和生活。

可是，埃米丽亚为什么不再爱我，为什么鄙视我呢？尤其是她为什么需要鄙视我呢？突然，我想起了埃米丽亚说过的那句话：“因为你不是个男人。”她那句女人家的陈词滥调却是以坦诚的口吻说出来的，这令我十分震惊；而且，我想，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的关键也许就在那句话中。那句以否定的语式说出的话里，隐含着埃米丽亚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像个男人：照她看来，那正是我所不具备的，而且，也是我做不到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那句话是如此平常，如此粗俗，使人觉得埃米丽亚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并不是产生于对人的价值的有意识的体验，而是从她所生活的世界的那种世俗眼光出发的。现今世界上，一个称得上是个男人的男人，就要像巴蒂斯塔那样有兽性的力量和平庸的成就。头天在饭桌上她望着巴蒂斯塔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近乎赞赏的目光就已向我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也证实了她由于绝望而终于屈从于他的欲望这个事实。总之，埃米丽亚鄙视我，她愿意鄙视我，尽管她真挚而又单纯，或者说，正因为她的真挚和单纯，她才完全落入了巴蒂斯塔布下的罗网。在那罗网中，贫穷的男人是无力挣脱富裕男人的摆布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无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埃米丽亚是不是真的怀疑我出于利益关系而想成全巴蒂斯塔的美意，这我没多大把握。然而，要是真是这样，她也许会这样想：“里卡尔多得靠着巴蒂斯塔，他是受巴蒂斯塔聘用的，他很想从巴蒂斯塔那里再得到其他的工作，巴蒂斯塔追求我，所以，里尔卡多就暗示我做巴蒂斯塔的情妇。”

我对自己居然没有早些想到这一点而深感诧异。奇怪的是，我如此清醒地辨别出赖因戈尔德和巴蒂斯塔对《奥德赛》的两种不同的解释乃是他们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却偏偏没有意识到，我在埃米丽亚心目中的形象竟然与我的真实形象如此不同，在这一点上，埃米丽亚实际上是仿效了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篡改荷马史诗的做法。区别只在于：赖因戈尔德和巴蒂斯塔只是想当然地解释了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这两个形象；而埃米丽亚则是以她所因袭的令人厌恶的世俗眼光去解释她自己和我这样两个活生生的人。于是，在真挚、单纯的品格和潜意识的、平庸的观念支配下，就萌生出了埃米丽亚这种认为我想把她推入巴蒂斯塔怀抱的想法，她并没有承认自己真是这样想的，但也没有予以澄清。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我寻思着，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埃米丽亚得在赖因戈尔德、巴蒂斯塔和我就《奥德赛》所做出的三种不同的解释中选择一个的话，她肯定能理解巴蒂斯塔出于经济效益考虑而要把《奥德赛》拍得富有戏剧性的主张；她也可能同意赖因戈尔德从心理学的角度改编原著的观点。然而，鉴于她的天性和坦诚，她肯定不能升华到我对原作理解的水平，或者说，不能升华到荷马和但丁的理解水平。她做不到，不仅因为她愚昧无知，也因为她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巴蒂斯塔和赖因戈尔德那种完全现实的世界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埃米丽亚是我梦寐以求的女人，同时又是一个站在可悲的层次上判断我并鄙视我的女人；珀涅罗珀在漫长的十年期间始终忠实于远在异乡的丈夫，而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女打字员却怀疑子虚乌有的所谓利害关系。而我为了拥有自己所爱的埃米丽亚，为了让她能正确地判断我，我本该带她走出她所生活的天地，把她带进一个跟她一样真挚、纯朴的世界里，那乃是一个金钱并不重要、语言保持着其完整意义的世界，一个我诚然可以向往，却又是不存在的世界，就像赖因戈尔德提请我注意的那样。

不过，我还得继续活下去，或者说，得继续在巴蒂斯塔和赖因戈尔德的天地里周旋和工作。那么我应当做些什么呢？我想，首先得摆脱令人痛苦的低人一等的感觉，是它导致我荒谬地怀疑自己原来就卑微，或者说，天生就卑微。这么说吧，是不应归因于行为表现，而应归因于天性的一种内在的卑微；因为实际上埃米丽亚对我的态度中似乎已流露出这种看法。如今我深信，任何人都不能平白无故地被人说成是卑微的。然而，为了摆脱我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我还得用这个道理去说服埃米丽亚。

我想起了在编写《奥德赛》的电影剧本中曾考虑过的奥德修斯的三重形象，从中我又悟出了人的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巴蒂斯塔的奥德修斯形象，赖因戈尔德的奥德修斯形象，最后是我的奥德修斯形象，我感到我的奥德修斯形象是唯一正确的，那实质上是荷马的奥德修斯形象。为什么巴蒂斯塔、赖因戈尔德和我，我们三个人在塑造奥德修斯的形象上观点如此不同呢？就是因为我们三人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理想迥然相异。巴蒂斯塔所要塑造的肤浅、平庸、浮夸而又毫无意义的形象，与巴蒂斯塔的生活和理想，或者确切地说，与他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赖因戈尔德所要塑造的那种比较现实，然而又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形象，这符合他当导演的精神和艺术境界。最后是我所要塑造的形象，那无疑是最崇高、最自然、最富有诗意、最真实的形象，它产生于我对一种既不被金钱腐蚀和吞噬，又没有降低到纯粹是出于生理上和物质上的需求的生活的向往，那种向往也许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却是诚挚的，我得使自己符合这种形象，尽管我没能在电影剧本里塑造出这种形象，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体现这种形象的可能性也很小。唯有用这种方法和这种理由才能说服埃米丽亚，才能重新赢得她的尊重和爱恋。怎么去做呢？依我看，如果有必要，除了更加倍地爱她，除了再一次向她表明我对她的爱之纯洁和无私之外，别无他法。

然而，我想，暂时我还是不要勉强去说服埃米丽亚，我滞留到第二天，然后乘下午的轮渡离去，不希求对她说什么，也不希求见到她。到罗马后再给她写封长信，对她解释许多我口头上一直无法说清楚的事情。

这时，从阳台底下的小路上传来了一阵平静的说话声，我立即辨别出那是埃米丽亚和巴蒂斯塔的声音。我急忙回到里面，把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我并不困，再说，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憋在那个屋子里生闷气，他们俩倒悠然自得、谈笑风生地在别墅四周兜风，简直太令人难受了。由于近来我常失眠，我从罗马带来了一种很灵验的安眠药。我加大剂量服了药之后，就怒气冲冲地和衣躺倒在床上了。我几乎立刻就入睡了，因为我不相信刚才我听到的是巴蒂斯塔和埃米丽亚的说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