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们，”费立兹·亚当斯站在十二张折叠椅前说道，“我不是要发表长篇大论。在你们之前为他的性命受到审判的是约瑟夫·科瓦柴克，他是在上星期六，七月五日，下午流浪到你们优美的小村庄来，到这里不到一小时，遗留下来的却是你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悲剧——芬妮·亚当斯婶婶被谋害的尸体，一位好邻居、辛居隅的捐助人，来自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并且是世界知名的人士。

“摊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约瑟夫·科瓦柴克是否是有意识地，恶意设想地，以及在执行犯罪的过程中，拿起属于死者的火钳，用它狠狠地敲击她的头部以致她于死？

“民众认为是约瑟夫·科瓦柴克如此这般谋害了芬妮·亚当斯而且他的罪行是可加以证明的……”

当亚当斯继续勾勒出“民众的”证明的架构时，约翰尼注视着他陪审团同伴们的脸孔。他们以无畏的强度聆听着，每三个字点一下头。即使是凯文·华特斯那茫然的五官也稍稍印上了智慧。

约瑟夫·科瓦柴克努力地跟上费立兹·亚当斯的英文才不致成为一个全然的旁观者。他浓密的眉毛显得很痛苦，淤血的嘴唇费力地向后翻在可怜的牙齿上。等到亚当斯坐下来而安迪·韦斯特站起来时，一抹快乐的表情才轻轻掠过科瓦柴克的脸庞。

年老的韦斯特法官开口：“当一个人面对审判，法律上说他不需要去证明他并没有犯罪，而是民众要证明他有。换句话说，如众所周知，一个人应被视为是清白无辜的，除非等到毫无任何合理的怀疑地被证明有罪。证明的重责大任是在民众，而证明并不是一种信念，例如信仰全能的上帝或是关于政治的意见。证明是一种事实……我们并不试图要使我们成为百合般的纯洁天使，各位先生女士们，在地球上走动的天使几乎没有。在此案中的被告，他受制于身处异乡而且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有难以了解的困难，然而他却尝试以双手的汗水来换取正当的生活。事实上是他失败了，所以他贫穷——比你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还要穷——但这并不能用来指控他，他的外国国籍或他与你们的外观的差异，都不能用来指控他……约瑟夫·科瓦柴克并不否认他从芬妮·亚当斯婶婶处偷了钱。在贫穷的情况下他受到了诱惑，他现在也知道向诱惑低头使他犯了罪。但纵使你无法打心底原谅他的偷窃行为，他偷了钱的事实也不能证明他杀害了芬妮·亚当斯。”

“那就是本案的关键，辛恩隅的街坊邻居们。除非民众能把谋杀的责任归咎于他，否则你们必须判处约瑟夫·科瓦柴克无罪。”

但所有的人都保持缄默，闭口不言。

接着事情开始了。

费立兹·亚当斯把科瓦柴克被捕时的笔录列入记录中，内容是讲到星期六下雨他到达亚当斯的屋子，芬妮·亚当斯提议供他食物，如果他愿意协助劈柴薪的话，以及所有他告诉过法官和约翰尼的故事，包括他承认盗窃。那笔录是由伊莉莎白·希诺于星期六晚间在教堂的地下室所记录的，并且由科瓦柴克那只僵硬的欧洲人手签了名。

安迪·韦斯特并没有争论。

辛恩法官指示亚当斯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亚当斯说道：“卡西曼医生。”

“卡西曼医生上证人席。”本尼·哈克喊道。

观众席上一个白发老人起身向前，他有红通通的脸庞，眼睛则像半生半熟的鸡蛋。法警哈克拿给他一本《圣经》，老人把一只颤抖的手放在上面并举起另一只手，用吉他弦般的颤声发誓会说实话而不会欺瞒上帝。

他在证人席坐下。

“你的全名及职务？”费立兹·亚当斯说道。

“乔治·里森·卡西曼，内科医师。”

“你居住执业之地，卡西曼医生？”

“喀巴利郡康福镇。”

“你是喀巴利的验尸医学检验员，负责康福和辛恩隅以及其他邻近乡镇，医生？”

“是的。”

“在七月五日星期六——上星期六下午，你是否检验过芬妮·亚当斯太太的尸体，九十一岁，辛恩隅人，卡西曼医生？”

“是的。”

“告诉我们所有的经过。”

卡西曼医生摸摸他的脖子：“星期六下午大约三点二十分时接到辛恩隅治安官本尼·哈克的电话，要我马上到这个村里的亚当斯住宅去。我告诉哈克我那时走不开，从一点钟起，我的办公室挤满了患者而且还持续增加，我问是否有人生病了？他没有说，只是说尽我可能早一点来。我一直到五点以后才到。当我到达亚当斯的屋子时，治安官哈克带我到厨房后面的一间房间去，在那里我看到芬妮·亚当斯的尸体躺在地板上，头上覆盖着毛巾。我移开毛巾。我认识芬妮·亚当斯已经一辈子了，那真是震惊。”卡西曼医生神经质地敲着他的头，“我立刻看出她已经死了——”

“当你第一次检查她的尸体的时候，卡西曼医生，你认为她死了多久？”

“大约三个小时。”

“那么你的检验是什么时间做的？”

“介于五点和五点半之间。”

“继续。”

“我立刻看出那是一个杀人的案子。多次猛力敲击头顶，头盖骨严重扭曲——好几个地方都裂了，像掉落的南瓜，而且脑浆都溢出来了。除了某些严重车祸的情形之外，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头部伤害。”

“这些可怕的伤口，就你看来，可不可能是自行施加的？”

“绝不可能。”

“亚当斯太太被攻击后是否一息尚存？”

“立即死亡。”

“然后你做了什么，医生？”

“打电话给喀巴利的验尸官，然后在尸体旁边等待直到验尸官邦威尔抵达。我们同意不需要验尸了，因为死因一目了然。我签发了死亡证明书，然后我就回喀巴利去，留下验尸官邦威尔在那里。”

“当你第一次检查尸体时，医生，你有没有在尸体附近看到任何疑似凶器的东西？”

“有。一柄沉重的火钳，它上面溅满了血迹及脑部组织，而且已经有一点变形了。”

“这就是你看到的火钳吗？”费立兹·亚当斯把它举起来，整个房间一片死寂。

“是的。”

“你说是的吗，卡西曼医生？”

“是的。”

“对于这个火钳是使芬妮·亚当斯致死的工具你有没有任何怀疑？”

“没有。”

“你有没有其他的理由来证明，卡西曼医生，除了火钳上的血迹之外？”

“头盖骨的裂痕，脑部伤口的形状和深度，都正好是由这类工具所制造出来的。”

“证物一，法官……该你讯问证人，韦斯特法官。”

安迪·韦斯特跳珊地走向前，两三个女人气愤地窃窃低语，辛恩法官不得不用他从芬妮·亚当斯婶婶的针线盒中偷来的裁缝球轻敲桌面。

“你宣誓过，卡西曼医生，”喀巴利最资深的律师说道，“当你检验死者时她已经死了大约三个小时，你也宣誓说你检验的时间是‘介于五点到五点半’。你可以更准确地说一下时间吗？”

“我检验的时间？”

“是的。”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到那里，我说过，五点刚过，验完尸体时间大约五点半。”

“她死了三个小时是从‘五点刚过’开始算，还是从‘大约五点半’开始算三小时？”

“我无法回答那一点，”卡西曼医生生气地说，“要指出确切的死亡时间是非常困难的。有许多考虑因素——尸体的温度，僵硬的程度，颜色变化，室温，尸体是否会被移动过——不知道会有多少问题产生、你不能计算到分钟。大多数情况下能知道是几点钟就算幸运了。”

“那么依你看来，如果其他证据显示出死亡时间是，例如，你见到尸体的当天下午两点十三分，那就符合你对死亡时间的猜测？”

“是的！”

“卡西曼医生，从你的检验结果你是否推想过死者和凶手在行凶过程中的相对位置？”

那双红通通的眼睛眨了眨：“你说什么？”

“你认为，”韦斯特法官说道，“殴打那几记时，亚当斯太太是面对凶手，或侧对凶手，或是背向凶手呢？”

“呃！面对他，正前方。”

“那是事实吗？敲击都是在正面的吗？”

“没错。”

“她面对着杀她的凶手。他不可能是从后面扑向她吗？”

费立兹·亚当斯气愤地跳起来。那个问题，他吼着，并不属于证人的能力范围，这是不当的交互讯问。面对诸如此类的指责，安迪·韦斯特以令人讶异的活力吼回去。辛恩法官让他们吼了一阵子，然后他冷静地驳回异议并指示证人回答。

“从后面扑向她？”卡西曼医生耸耸肩，“可能，可能不会。如果是这样，她一定是听到了并及时转过身来以至于正面遭到殴击。”

费立兹·亚当斯恶狠狠地对安迪·韦斯特冷笑，而安迪·韦斯特则有一丝遗憾。他准备坐下时，约翰尼离开他的折叠椅并说道：“法官，我可不可以对辩护律师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辛恩先生。”辛恩法官愉快地说。

约翰尼走过去和安迪·韦斯特低声说话。陪审团员们也低声说话，都很气愤。蕾贝卡·赫默斯用可听见的声音批评说是“捣乱的外地人”。

老人点点头，约翰尼走回他的坐位。

“卡西曼医生，”韦斯特法官开口，“死者的身高多少，你知道吗？”

“五英尺五英寸，对老女人来说还算高——”

“你会说芬妮·亚当斯头上的伤口，距地面五英尺五英寸，会是由一个身高只有五英尺七英寸的人所造成的吗？”

“抗议！”费立兹·亚当斯怒吼，他们再度争执，再一次辛恩法官裁定证人要回答。

“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意见，”卡西曼医生说道，“因为不知道她被攻击时她的确切位置。如果她的头向前倾，状况会完全不同。”

“然而，假设死者站立着，而且头部在正常的位置，难道——”

“抗议！”

最后，法官删除了这个问题。他拿捏他的判决，约翰尼想着，多多少少是衡量着陪审团员脸上的表情。佩格迅速地书写，看起来颇敬畏。

安迪·韦斯特挥挥手坐回坐位去，费立兹·亚当斯又跳起来。

“把这一点弄清楚，卡西曼医生。你认为一个五英尺七英寸高的人可以造成那样的伤口吗？”

“抗议！”安迪·韦斯特怒道。

“驳回。”约翰尼觉得辛恩法官这个判决几乎或根本无关于仔细考虑或他想要污蔑记录的整体计划。他只是想要听到答案。

“可以，如果她的头是在某一个位置。不可以，如果不在那个位置。”卡西曼医生深仇大恨般地注视着老安迪，“就是不能确定。没有人能够。”

康福的内科医生退席了。

费立兹·亚当斯传唤的下一个证人是法警本人。会议主席极度认真地站了起来，绕过“审判席”，拿起《圣经》，执行宣誓。然后他又回会议主席的位置。

“是你发现芬妮·亚当斯的尸体吗，哈克治安官？”

“是的。”

“告诉我们七月五日下午发生的事——你怎么会凑巧发现尸体以及后来发生什么事。”

本尼·哈克叙述他的故事。星期六下午三点他离开家走到亚当斯寓所去见芬妮·亚当斯洽谈她珍贵绘画的保险计划，几分钟后他抵达，发现厨房的门是开着的且雨打进去，以及他是怎么发现芬妮婶婶的尸体躺在厨房隔壁的“绘画室”里。他指认证物，就是他在尸体旁边发现的火钳。

他打电话给辛恩法官，哈克说，他才挂断电话就又响起来，那是彼露·普玛，她偷听了他和辛恩法官的对话（普玛小姐在陪审席中怒目而视），告诉他有一个流浪汉大约在一点四十一五分时曾到她家后门，彼露·普玛拒绝给他食物，然后她看到他无精打采地走在辛恩路，转进芬妮·亚当斯婶婶的住处并绕到厨房门。哈克随后打电话给在康福的卡西曼医生，这时候辛恩法官和辛恩先生跑进来……

“当你一看到尸体，在辛恩法官和辛恩先生还没有到达之前，”费立兹·亚当斯问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条金链子的项链表？”

“有的。”

“那个表的情况如何？”

“正面的浮雕已经破碎了，表壳也弹开了。在我看来，有一记敲击落空后直落下来，打到她胸前的表上而使其破裂。”

“是这只表吗？”亚当斯把它交给哈克。

“是的。”

“证物二，法官……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表面上的时间是多少？”

“就是现在显示的时间：两点十三分。”

“这不仅是破了，它同时也停了吗？”

“停了，是的，它停了。”

治安官讲到费立兹·亚当斯的到来及他所说不久前在路上与一个流浪汉擦身而过的事，以及他，哈克，是如何指派亚当斯、辛恩法官和约翰尼·辛恩去追那流浪汉，以及几分钟后，他是如何带着群众尾随在后，在那流浪汉从毕柏湖后面的沼泽地跑出来时把他抓住。

“那就是你们抓到的人吗？”亚当斯问道，指着约瑟夫·科瓦柴克。科瓦柴克的嘴张得大大的。

“是的。”

“他是否平静地投降，哈克治安官？”

“他挑起打斗，我们被搞得手忙脚乱。”

哈克然后说到把科瓦柴克带回村子里，整理教堂地下室的储煤室作为监狱，搜查囚犯时，在他的衣服下找到藏起来的钱……

“治安官，我给你看一些不同面额的美元纸币，总计是一百二十四元。这就是你和胡伯特·赫默斯搜查被告时由他身上取出的钱吗？”

本尼·哈克拿了纸钞，翻动拨弄，把它凑近鼻尖。

“就是这些钱。”

“你怎么知道？”

“第一点，我把它们放进一个信封并注明——”

“这个信封，上面写着：七月五日下午由犯人身上取出的钱，是你的笔迹吗？”

“没错。总共有十三张纸钞——四张二十元、三张十元、两张五元以及四张一元。”

“你是否有其他的理由确信这十三张纸钞就是你从被告身上取出的十三张纸钞？”

“当然有，它们有很浓厚的肉桂气味，这上面你还可以闻得到。”

“法官，我把这信封及里面的东西列为证物三，而且我认为我们都该闻一闻这些钞票。”那些纸钞就被传到辩护律师的桌上，再传到陪审席。每一个人都闻过了。肉桂的气味很微弱，但却毫无疑问。

“那么哈克治安官，”费立兹·亚当斯说道，“你声明发现芬妮婶婶的尸体后，你就打电话给辛恩法官。在发现尸体和打电话之间你有没有做任何事？”

“我从厨房门跑出去很快地看一看四周，想着我或许可以遇到别人。当时我不知道她死了多久。我还没有注意到停了的表。”

“你说你‘很快地看一看四周’，治安官，你是指站在厨房门口看，还是你真的到了别的地方？”

“我穿越后院，看了谷仓里面，谷仓后面，小屋里——”

“你进了小屋，治安官？”

“笔直通过。”

“你在小屋里有没有看见或发现任何东西？”

“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看到柴薪或类似的东西？”

“小屋是空的。”本尼·哈克回答。

“在谷仓后面你有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出最近曾劈过柴？”

“一点木屑也没有。”

“不管是在小屋或是房子的任何部分，也不管是你发现尸体之后第一次快速搜索或其后的任何时间内，你有没有发现刚劈过柴薪的迹象？”

“没有，先生。”

“该你了，韦斯特法官。”

安迪·韦斯特说（这一次，约翰尼注意到，他那干瘦的鼻尖上因下定决心而泛白）：“哈克治安官，上星期六，七月五日下午，你有没有检查过被告的衣服？”

“我和胡伯特·赫默斯。那是当希诺先生带了一些干的旧衣服下来时，我们把他的湿衣服脱掉。”

“你有没有在被告的衣服上发现任何血迹？”

“呃，没有，虽然那也是我要寻找的。可是它们已经湿透了而且沾满了沼泽地的泥土和泥浆，他的衣服或手上若有血迹也已被洗掉了。”

“不要说那些完全没有证据的论点，治安官，”安迪·韦斯特打断他，“身为一个执法人员，你难道没有想到有一种化学检验布料的方式，即便是潮湿、泥泞不堪的布料，也可以检验出血迹的存在——或不存在？”

“抗议！”

“驳回。”辛恩法官温和地说。

“根本没想到，”本尼·哈克悻悻然地说着，“而且我们也没有那种设备——”

“欧达汉有一个现代化的科学检验室，供邻近的喀巴利警方使用做这种检验，有没有呀，哈克治安官？”

“这不是适当的交互——”费立兹·亚当斯马上接口，然后他摇摇头又闭上了嘴。

“治安官，你从被告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呢？”

“伊莉莎白·希诺把它们洗干净了——”

“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证明血迹存在或不存在。哈克治安官，你是否尝试将凶器上的指纹取下来？”

本尼·哈克的下鄂颤动：“指纹……啊，没有，韦斯特法官。我对指纹一无所知。再说，那柄火钳是一团糟——”

“你没有把火钳送到正规的警察或其他实验室去做指纹检查？”

“没有……”

“星期六之后你有没有拿过火钳，治安官？”

“唔，我有，是的。还有胡伯特·赫默斯、亚当斯先生、欧维利·潘曼……我猜想星期六之后每一个人都碰过火钳。”

哈克的大耳朵已经变成鲜红色的了。

费立兹·亚当斯的目光向辛恩法官求救，但法官只是像个法官一样坐着。

“还有一件事，治安官。为了记录周全，星期六下午两点十三分你在哪里？”

约翰尼松了一口气。他会要求安迪·韦斯特问出每一个证人在谋杀当时人在何处，他还以为这老人忘记了。

哈克吓了一跳：“我？星期六早上我开车到喀巴利去找黎曼·辛其莱，谈论关于芬妮·亚当斯婶婶做的保险计划。我拿到黎曼的估算之后就离开喀巴利回来——”

“你什么时候离开辛其莱的保险公司？”

“大约两点。雨刚要开始下。回到家时是差二十分三点。把车停好……我记得我还很气我家吉米，他把他的三轮车放在车库的正中央使我还得弄出来，那只是一辆车的车库，因此弄得我一身湿淋淋——”

“别管那个，治安官。那么你花了四十分钟由喀巴利开到辛恩隅，从喀巴利是大约两点钟出发的。这么说，两点十三分的时候你是在喀巴利到这个村子之间的路上？”

“呃，当然，我想……二十八英里路用了四十分钟，一整天时速在四十英里多一点……我想两点十三分时我是在离喀巴利九英里处。也就是距辛恩隅十九英里。”

“我问到这里为止。”

下一个由亚当斯传唤的证人是山缪尔·希诺。

这矮小的牧师慢慢地从第一列陪审员的最后一个坐位站起来——约翰尼就在他的正后方，可以看到他单薄的肩膀收缩着与他清瘦的脖子缩在一起。他走向温莎椅，本尼·哈克带着《圣经》等在那里。触摸到它的柔软封面似乎让他感到安心。他以清晰的声音宣誓。

在桌边的年老的安迪·韦斯特把手遮在眼睛上，仿佛要挡住陪审员准备在谋杀案中宣誓的这个可怕画面。乌塞·佩格不可置信地看着。

“希诺先生，”等牧师说出他的名字和职业之后，亚当斯问道，“你曾经在七月四日早上——谋杀案的前一天——到过芬妮·亚当斯的家中，那时候你曾和她谈过话吗？”

“是的。”

“可否请你告诉陪审团那时候芬妮·亚当斯婶婶说了什么，以及你对她说了什么。”

希诺先生看起来很苦恼。他的手握紧了又松开。他对着他脚底下的地毯说话，说亚当斯太太把他带到她厨房里谈话，说她给了他二十五元好为他太太买一套新的夏装——“等一下，希诺先生。芬妮婶婶是从什么地方拿钱给你的？”

“从厨房柜子上的一个香料罐里。”希诺先生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样的罐子？上面有没有任何记号？”

“有的。有肉桂字样，是用古老的英文烫金字体书写的。”

“是这个罐子吗，希诺先生？”亚当斯把它举起。

“是的。”约翰尼得集中意志才听得到回答。

“证物四，法官，列入证据。”

约瑟夫·科瓦柴克的双手平放在桌上，盯着罐子，他灰色的皮肤有一种泥泞坟墓的色泽。陪审团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希诺先生，你知道在芬妮婶婶给了你二十五元之后这罐子里还剩下多少钱吗？”

“知道……”

“多少？”亚当斯必须重复问题，“多少，希诺先生？”

“一百二十四元。”

一股声音，极轻微的，在房间中荡漾开来，让约翰尼脖子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她给了你二十五元之后这罐子里还剩下一百二十四元？”

“因为她告诉我罐子里有一百四十九元纸钞，还有一些硬币。”

“所以一百四十九减二十五，简单的减法，就剩下一百二十四，对吗，希诺先生？你是这么知道的？”

“是的……”

“她给了你钱之后把肉桂罐子怎么办了？”

“她把它放回柜子的架上。”

“在厨房里？”

“是的。”

“这是发生在星期五的事，谋杀的前一天。”

“是的。”

“谢谢你，希诺先生。该你讯问了。”

安迪·韦斯特挥挥手。

“接下来我要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费立兹·亚当斯红着脸说道：“呃……路易斯·辛恩法官。”

但当法官离开审判席为他正在主持的审判做证人宣誓时，约翰尼滑下他的椅子溜出去了。

他进了芬妮婶婶的厨房，在柜子上的电话簿里找了一个电话号码，就请接线生转接。那是喀巴利的号码。

一个女孩的声音应答：“黎曼·辛其莱办公室。”

“请找辛其莱先生。告诉他我是约翰尼·辛恩，辛恩法官的表亲。大约十天前我曾在喀巴利一个扶轮社的午餐聚会上见过他。”

喀巴利首席保险经纪人的刺耳声音几乎是立即传进约翰尼的耳朵里：“哈罗，辛恩！和法官在一起还愉快吗？”

那么辛其莱还没有听说。

“真正的度假，辛其莱先生，”约翰尼真诚地说道，“钓鱼，四处闲荡……，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打电话。听起来会很愚蠢，可是我在这里和本尼·哈克有一些争执——你认得本尼，不是吗？”

“当然认识，”保险经纪人笑着说，“道地乡下警察。不会伤人的。幻想他自己是保险人。”

“是的。呃，本尼告诉我他星期六去找你谈一些保险事宜，说他从你的办公室回辛恩隅，二十八英里路开了四十分钟。我说他那辆老爷车办不到，但他发誓他星期六两点离开你的办公室。是真的吗，不是他在骗我？”

“我认为他赢了你，辛恩。至少他确实是两点左右离开这里的。我记得雨下了两分钟他才离开我的办公室。那是两点不会错的。”

“好吧，我只好向他道歉了！多谢了，辛其莱先生……”

回到他的折叠椅正好赶上辛恩法官说完他们在星期六的活动，他自己也被叫到证人台上去。约翰尼的故事补充了辛恩法官的细节部分，包括在雨中遇到约瑟夫·科瓦柴克，距村子约一英里。

“你是说，辛恩先生，”费立兹·亚当斯问道，“你两点三十五分在路上遇到被告。你对这个时间有多肯定？”

“相当肯定。辛恩法官在两点半时看过表，我估计大约经过五分钟，我们就碰到科瓦柴克过马路朝喀巴利的方向去。”

“你和辛恩法官什么时候回到法官的家？”

“刚好三点左右。”

“换句话说，你和辛恩法官花了二十五分钟从你碰到科瓦柴克的地方回到法官的家？”

“是的。”

“你们是不是继续走？”

“你的意思是没有停留？”

“是的。”

“我们停了三次，”约翰尼说道，“第一次，我们停下来目送越过我们的科瓦柴克。第二次，本尼·哈克的车超过我们，他没有看到我们还溅了我们一身水。第三次，我们在圣山山顶接近赫希·李蒙的小屋旁停了一会儿。”

“这三次暂停，辛恩先生，你认为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大概一分钟。”

“你告诉我们从你们第一次看到科瓦柴克到回到法官的家总共是二十五分，这会比从第一次看到科瓦柴克之后在回家路上顺路经过亚当斯家时还要久？”

“如果你问的是我们最后一段路从亚当斯家到辛恩家走了多久，我想不会超过两分钟。”

“那么在路上有一分钟的延误，加上通过亚当斯家后要两分钟，你是说，辛恩先生，从遇到科瓦柴克到亚当斯家的实际步行时间是二十五减三，也就是二十二分钟？”

“差不多，”约翰尼赞同，“要有马表才能精确。”

“你和辛恩法官走得快吗？”

“是的。”

“你看到被告时他走得快吗？”

“快。”

“跟你们一样快，还是比较快，还是没有那么快？”

“我真的说不出来，”约翰尼耸耸肩，“快。”

“说他大约维持与你和法官相同的步伐是否为合理的推论？”

“抗议！”安迪·韦斯特大叫。

“抗议成立。”辛恩法官说道。

“你是否同意，辛恩先生，”费立兹·亚当斯说道，“如果你和法官从路上碰面处走到亚当斯家，花了二十二分钟，那么科瓦柴克也需要差不多时间，从亚当斯家走到碰面处——”

“抗议！”

“因此科瓦柴克一定是在两点十三分离开亚当斯的家，换句话说，差不多正好是谋杀的时间？”

“抗——议！法官，我要求将这整段证词，包括问题和回答，全部予以删除！”

“喔，我想我们会留下它，韦斯特法官。”辛恩法官轻声说道。

乌塞·佩格抓抓他的耳朵。然后他又去做潦草的记录。

费立兹·亚当斯提出科瓦柴克在雨中见到这两个人时的“可疑动作”——“是的，先生，他开始奔跑——”后来，安迪·韦斯特进行交互讯问时指出当时约翰尼和法官背着枪，暗示说任何一个陌生人在冷清的道路上碰到两个有武装的人都会开始奔跑……不过大体来说这是老套的交叉讯问，而韦斯特也并没有修饰这一点。

之后约翰尼回到他在陪审团中的位置而佩格的笔记里记下了更多的惊奇之事……起诉人站上了证人席而法官接掌了起诉人的角色！

费立兹·亚当斯叙述他在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抵达亚当斯的家，一则关于流浪汉的叙述使他回想到他几分钟前才在雨中看到他走在往喀巴利的路上，本尼·哈克如何指派他和两位辛恩先生去追那流浪汉，以及随后所发生的事，包括被告把他的——亚当斯的车子推进沼泽里的湿地以拖延追逐的“恶意行为”——一一个小插曲，但由于亚当斯苦涩的音调，听来还是让人心痛的。

交互讯问时安迪·韦斯特问道：“亚当斯先生，你声明你星期六下午去拜访芬妮·亚当斯是接到她要你去见她的紧急要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关情况？”

“这个问题和案子有什么关联性？”起诉人又暂时转变成法官的角色了。

“任何被害人在被害前所做或所说的事，法官，特别是用到紧急字眼的，”安迪·韦斯特说道，“都可能为犯罪理出头绪。如果，举例来说，亚当斯太太与她的邻居有某方面的麻烦而希望和她的律师侄孙讨论，当然这样的事实就会是相关而且可能是很重要的。”

“回答问题，亚当斯先生。”

“我无法回答，”费立兹·亚当斯说道，“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她没有说，而当我到她家时她已经死了。”

他叙述他是在星期六差五分一点的时候把位于喀巴利华盛顿街专业大楼的办公室锁上，他的秘书休假，然后出去吃午餐并见一些人。大约两点半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下有一张字条。字条是埃米莉·巴瑞写的——彼得·巴瑞太太，陪审员第九号——说她带着孩子在艾福特·卡普兰的牙医诊所，要他打电话到那里找她，芬妮婶婶有一个口信给他。他立刻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埃米莉·巴瑞，发现她还在卡普兰医生的办公室。

“巴瑞太太告诉我，我婶婶整个早上都在找我，但我的电话一直在占线——那是真的，整个星期六早上我都在用电话，这是关于一桩房地产的诉讼案件，所以芬妮婶婶请她路过我的办公室带个口信给我。她大约一点到我办公室，就在我出去吃午餐后几分钟，发现我不在就塞了一张字条在门下面。巴瑞太太说口信是要我立刻到辛恩隅去见芬妮婶婶。”

亚当斯立即由喀巴利出发，他说。那个时间不可能会晚于两点三十五分。雨下得很大，而且他花了一些时间，因为雨刷故障，他必须要停下来修理。等他终于到了他婶婶的家里，他发现本尼·哈克还有其他人都在那里，围在他婶婶被谋害的尸体旁边。

“你完全不知道，亚当斯先生，你的婶婶想什么吗？”

“不知道。她不常打电话给我，除非是与她的合约有关的事，我认为这次也是如此。直到你刚才提起来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这会和她的被害有什么关系。我还是认为这是关于一个合约或其他业务方面的事。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相信是其他事。”

埃米莉·巴瑞——费立兹·亚当斯和辛恩法官都已经回到各自的岗位——补充了亚当斯的证词。这位商店老板娘为了她担任陪审员和证人的双重角色盛装出席，丝质印花洋装，草帽，白色及肘的手套，但是她那哥德式的严肃五官、僵硬平板的卷发、如琴弦张力般的怀孕体，使她看起来像是百货公司橱窗中的展示模特儿。

她的话很尖锐，眼光不曾离开过约瑟夫·科瓦柴克。约翰尼想着，如果在她手上放条绳索并在科瓦柴克坐的地方放一个断头台，就有一个女刽子手了。

“芬妮婶婶要我带口信给费立兹·亚当斯，因为她知道他的办公室与卡普兰医生的在同一栋大楼。不是我不感激艾福特·卡普兰的友善，毕竟他是喀巴利经营电影业的默力·卡普兰的兄弟，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但每个人都说他是这附近最好的牙医。当然，如果不是为了我的孩子……十二点一过就把那些孩子塞进车里——迪迪、皮皮、苏其，还有威立——为什么彼得不能偶尔让我轻松一下我不知道，但算了，他必须要留在家里焊接新的送货卡车，那辆车要三千元而且总是需要修理，害我得载四个小流氓开二十八英里路来回！”

“巴瑞太太，”费立兹·亚当斯说道，“可否请你——”

“我在作证，不是吗？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话要说，大家就应该让她说！”

“证人，”辛恩法官开口，“请你——”

“我会说的，”埃米莉·巴瑞冷冷地说，“如果你们不要一直打断的话。好吧，我到喀巴利的专业大楼时大约一点钟，那里有电梯但我还必须爬四层楼——我是指到你的办公室，亚当斯先生，他们坚持要比赛爬楼梯——如果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的话我就不必爬——”你发现我的门上锁了，“亚当斯绝望地说，”并因此留一张字条给我——“

“对，并且把它从你的门下塞进去。然后我们下楼到卡普兰医生的办公室，约诊是一点钟，我们迟到了，他的护士对此一直嘀咕，我就和她聊了几句！反正，他们的牙齿都要治疗，那我不意外，这些日子里那几个家伙拼命吃垃圾食物，当然，开这么一个店是很难让他们的胃有休息的时间，他们总是跑进来要东西吃，然后我们一直到三点多才离开——”

“我的电话。”亚当斯叹口气说道。

“我没有说吗？你在两点半左右打电话到牙医诊所给我，说你刚在门下发现我的字条，我就告诉你芬妮婶婶的口信。总之当我们三点多离开时，我们走到大楼后面新盖的停车场，他们收费每小时三十五分，如果这还不该震怒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该震怒的了。在街上你已经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停车了，而他们竟还对你有如此可怕的要求——”

“你让孩子坐进你车里，”亚当斯催促，“那你是几点开车回辛恩隅的，巴瑞太太？”

“老天，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如果你还要开锁，还要把那一堆家伙塞进后座，而且十岁的打他六岁的妹妹，加上小娃娃哭闹着要爬到你的膝头上——”

“你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巴瑞太太？”

“这我怎么能够回答？而且，”埃米莉·巴瑞突然问道，“我为什么要回答？在这里受审判的是谁？我在哪里？几点？这有什么区别”一定是四点多，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不过我认为这全都是浪费时间。当我回到家时整个村子已经因为那个可怕的流浪汉打死芬妮婶婶而乱哄哄了——“

“抗议！”

“怎样，他干的，不是吗？在我看来这里是把众所周知的事弄复杂了。当然，我想他是应该接受审判的，但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是他罪有应得，他应该被吊死，就像以往人们所做的一样。我祖母曾告诉我，她祖父小时候就曾经亲眼看过——”

最后一些话没有被列入记录中。但安迪·韦斯特谨慎地并没有交互讯问。辛恩法官用芬妮婶婶的裁缝球轻轻拍着并宣布休庭到隔天早上十点钟。

事后法官说明，这似乎是惟一有效的方法来结束埃米莉·巴瑞的证词。

约瑟夫·科瓦柴克离开亚当斯的家时不怎么像是被绑着。他紧紧地勾着哈克治安官的手臂，快步跟着哈克走并回过头往后看。他那苍白的嘴唇蠕动，仿佛他必须反复地对自己说话，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本尼·哈克说那一定是波兰话。

那个晚上，等到米丽·潘曼撤走晚餐的盘子，清洗完毕跑回家后，法官和他的四个客人带着白兰地和雪茄坐在书房里，谈笑说着审判的第一天。辛恩法官整理出违规和失误的清单，用了好几张黄色单线纸，律师怀着小男孩恶作剧的愉快心情仔细地研读。乌塞·佩格说他在波士顿和纽约担任记者的时候参与过许多谋杀审判，但这一件必定是最伟大的，无与伦比。

“你们各位将会被供奉在代表你们那高贵但无幽默感的行业年鉴中，”喀巴利的编辑挥着他手上的白兰地杯子说道，“作为一股法律新潮流的先驱者，也就是说，音乐喜剧的谋杀审判，这保证会使收录这案件的单调法律书籍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这确实是很有趣，”法官说道，“只除了两件事，乌塞。”

“什么？”

“芬妮婶婶和约瑟夫·科瓦柴克。”

等他们再度恢复谈话，那一股嘲弄的口气消失无踪了。

“我要你继续质问每一个坐上证人席的人，费立兹，”辛恩法官说道，“关于他们在星期六的活动。这是约翰尼的主意，而这主意很好。或许我们能有所发现。”

“但为什么呢，法官？”费立兹·亚当斯说道，“你真的怀疑是你们辛恩隅的人杀害了芬妮婶婶吗？在所有间接证据都对科瓦柴克不利的时候？”

“我不是怀疑任何人。我们要做的是，在我们进行这个可笑的审判过程中，抓住机会查询每一个看得到的人。这正是警方或州检察官在进行起诉前会做的查核工作。”

“我相信这是绝对重要的，”老安迪说道，“因为我不相信是科瓦柴克干的。而如果他没有，那就一定是这荒郊野外的人干的。”

“你怎么说不是科瓦柴克干的，韦斯特法官？”亚当斯抱怨，“你怎么能那么说？”

“因为，”老者说道，“我正好相信他所说的。”

“可是证据——”

“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辛恩法官说道，“约翰尼，你都没有开口。你怎么说？”

“事情发展得很奇怪，”约翰尼皱着眉说，“如果继续——”

“你是什么意思，奇怪？”佩格问道。

“唔，今天有七个人作证，四个辛恩隅的人以及三个外人。在这七个当中，有六个不可能杀害芬妮·亚当斯。先说那三个外人。康福的卡西曼医生——”

“你不怀疑年老的卡西曼医生，”佩格哼了一声，“为什么，他对辛恩隅说可是一个大大的威胁！”

“但不是怀疑，”约翰尼说道，“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有一些因素必须要加以删除。他们不是嫌疑犯，他们只是因素。”

“根据卡西曼医生的证词，星期六从一点到五点他在办公室里看病人。我们今天结束了之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护士，假装是病人，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曾开车到卡西曼的办公室去但没有进去，‘以为’办公室开着。他的护士气嘟嘟地说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办公室没有关，她和卡西曼医生都在——事实上，卡西曼的车就停在门前，问我没有看到吗？——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话，不过我已经得到我所要的。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当芬妮·亚当斯被杀时，卡西曼医生人在康福。所以删掉他。

“第二个外人，”约翰尼说道，“我自己——”

“你？”费立兹·亚当斯惊呼。

“为什么不？特别是因为我有绝佳的不在场证明，”约翰尼微笑道，“高等法院的路易斯·辛恩法官。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我正和这位尊贵的法官涉着泥水走在毕柏湖和圣山之间。我们距离毕柏湖不会超过五分之三英里，也就是说，当那柄火钳敲下来的时候，我们距离辛恩隅大约有两英里半。”

“感谢上帝有埃米莉·巴瑞，”亚当斯说道，“虽然像是用嘴拉肚子似的！”

“是啊，埃米莉·巴瑞证实了你所说的在星期六两点半时你在办公室的门下发现她的字条，用你的电话打给她，而后启程到辛恩隅来。所以你不可能在短短的十七分钟之前，会在二十八英里路遥的这个地方。”

“接着，”约翰尼说道，“今天作证的居民——”

“本尼·哈克，星期六的两点钟，哈克说，他正离开黎曼·辛其莱在喀巴利的办公室。两点十三分的时候，依他计算，他距离辛恩隅一定还有大约九英里。我打电话到辛其莱办公室，他证实了——哈克离开他的办公室，辛其莱说，就差不多是星期六的两点钟，所以哈克也不可能谋害芬妮·亚当斯。”

“辛恩法官。辛恩法官是我的不在场证明，我则是他的。当然，我们也可能共谋敲了芬妮·亚当斯的头然后假造出不在场证明，但纵使是那个荒唐的理论也可以证明是无稽的。科瓦柴克本人在我们往辛恩隅的路上超过我们，那时我们还离这里有一英里远。

“埃米莉·巴瑞，你证实了她的行踪是在卡普兰医生位于喀巴利的办公室中，亚当斯，你在两点半时打电话到那里给她，我也向卡普兰的办公室查问过了。”

“山缪尔·希诺……他今天的证词局限于肉桂罐子和钱，所以就技术上来说他不该予以删除。”约翰尼微笑，“不过，我并不怎么怀疑希诺先生。”

“换句话说，”法官说道，“在辛恩隅的总人口三十五人中——那还包括在太平洋某处服役的麦伊·潘曼——有七个借由今天的作证及你的查询，已经被删除了，约翰尼、本尼·哈克、我本人以及埃米莉和她的四个孩子。”

“只剩下，”约翰尼喃喃说道，“二十八个人了。”他伸个腰，打呵欠。“我们救赎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他说道，“谁要玩扑克牌？”

星期二早上的第一个证人是彼得·巴端。

这个肥胖的店主人，宣誓之后坐进证人椅，努力不使他那笑眯眯的脸失去控制。巴瑞出乎意料地紧张，约翰尼这样觉得。似乎面对着他的顾客当众接受讯问非常不自在，他不停地清喉咙及擦拭他的脸。

彼得·巴瑞说道，星期六当他太太和孩子们坐上轿车去牙医办公室之后，他在店里忙着。到大约差一刻两点时店里空了，他就和凯文·华特斯走到隔壁的车库去看他的新货车是怎么一回事。

“凯文早上帮我送货回来，等他要再次发动时车就不动了，”彼得·巴瑞说，“他相当紧张，凯文认为我会怪他。事实上，我是很生气，他不但对车子动了手脚，他把车停进车库时还挡住了拖车出入，所以如果有人打电话说有车祸还是什么的，我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拖车弄出来，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打电话找康福的法兰克·爱默森车库。”

“巴瑞先生——”

“反正，凯文就待在一旁看东看西，我们在车库里不过十分钟——”

“你是说，”费立兹·亚当斯打断他，“你一点四十五分进入车库，巴瑞先生，和凯文一起。你有没有看到被告走在辛恩路上？”

“没有，”巴瑞遗憾地说，“我们在车库里，而我们都背向马路。要不然我一定会看到他。总之，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听到店门上的铃响——”

“在你纱门上的铃，门一开或关就会响，是吗？”

“是的。”

“你是在差五分两点的时候听到第一次铃响？”

“没错。所以我们就回到店里——”

“凯文·华特斯也在一起吗？”

“唔，是的。”巴瑞瞄了第十一号陪审员——怪罪般的，约翰尼这么想。那个镇上的杂工也是这么认为，他在巴瑞的目光下局促不安活像个被戳的小虫，“凯文不是有意的，但如果你把他一个人留在机器旁边，他就开始乱摸乱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事实却非如此。不知道他这样造成过多少损失。所以可能的话我绝不会把他一个人留在车库里。”

“我们了解。继续，巴瑞先生。”

“呃，等我们回到店里我就一直忙，铃一直响——”

“从差五分两点起，”费立兹·亚当斯说道，“到两点半，有多少顾客进入店里，巴瑞先生？铃响过几次？”

巴瑞思考着，他脸上的线条神奇地变动着：“六个。”

“六个顾客？”

“六次响铃。三次进来，三次出去。总共三次进出。”

“呃，我懂了。第一个是谁，差五分两点进来的那一个？”

“赫希·李蒙。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认为老家伙李蒙正受雇于司格特，协助杜克莱。但他说他刚辞掉了，然后他要买一些豆子和面粉等等，他要回到山上的小屋去。”巴瑞摇摇他的大头，“你永远搞不懂赫希。”

玛茜达·司格特，坐在第一排第四个位置，无意识地点头，约翰尼还听到她的叹息。

“那第二个顾客呢？”

“彼露·普玛，差不多是赫希进来两分钟之后。”

在陪审团席的十号坐位上，彼露·普玛笑得花枝乱颤，她用手推一推九号坐位的埃米莉·巴瑞，后者以憔悴的面容和傲慢的双肩回应她。

“两分钟？你是说普玛小姐是一点五十七分到达的？差三分两点？”

“一定是的。还没有开始下雨。我记得开始下雨前她已经在店里待了几分钟。”

“赫希·李蒙和普玛小姐在你店里停留了多久？”

“不知道。胡伯特·赫默斯进来要新型耙子的报价时他们还在，之后又停留了一阵子。”

“你记得赫默斯先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吗？”

“在彼露之后几分钟。我说大约是两点四分，两点五分。雨下得很大。他必须要从他的车里跑过来，虽然他的车子就停在店门口。”

“然后怎么了？”

“我叫赫希·李蒙等一下，彼露在冷冻食品柜翻弄着，胡伯特和我则翻阅一些目录——”

“那凯文·华特斯也还在吗？”

“是的，我们五个。”

“多久？巴瑞先生，”亚当斯随口问着——而辛恩法官、韦斯特、佩格及约翰尼都倾身向前，“你们五个一起在店里有多久？”

“一直到两点十九分。胡伯特是第一个离开的，他就是那个时候走的。”

“你怎么能这么准确地回想出时间，巴瑞先生？”

“因为胡伯特要走前拿出他的表来和我店里的时钟对时。我的时钟指着两点十九分，彼露·普玛说她的表才两点十八分，可是我当时跟她说我的时钟十年来从未乱过一分钟——市面上最好的。她的不准，她也知道。”（彼露·普玛的嘴唇瘪了，鼻尖猛地向下沉。）

“然后胡伯特跑向他的车子并开走了，我招呼普玛小姐，而后她也离开了，一定是几分钟之后，最后再招呼李蒙老人。事实是，”彼得·巴瑞说道，“我不很确定赫希有钱，当然他买的东西我从没有算钱……唔，他在司格特处得给付现金。我要说我感到很惊讶，看到那……”彼得·巴瑞停下来，很快地瞥了辛恩法官一眼，“我是说，”巴瑞咳了一声说着，“赫希在普玛小姐之后几分钟离去，之后我和凯文就回到车库里去了。”

费立兹·亚当斯把证人交给安迪·韦斯特。

“巴瑞先生，”老法官说道，“你说星期六介于两点前几分到两点十九分时，你和你所提到的几个人都在店里面。你是否留意到，或你的客人中有人说起曾注意到，在那段时间中有人走过辛恩路？不管是朝向亚当斯的家，或由那里出来？”

“没有，先生。”

“你根本没有见到被告？”

“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从我的店里看不到亚当斯的房子，除非是站在车道上，或是爬上面对辛恩路的橱窗货架顶端。”

“谢谢你，没别的问题了。”

费立兹·亚当斯召集安迪·韦斯特在辛恩法官的桌前开会。他们低声讨论传唤凯文·华特斯的可行性。最后他们否决了。那段时间可以由其他证人佐证，而且想要从笑脸华特斯身上得到任何有条理的东西，如同法官所说的，就像要使埃米莉·巴瑞少说话一样难如登天。

“在记录上我们有了他的半套证词。”韦斯特法官低声说道。

所以亚当斯就传唤他的下一个证人，彼露·普玛。

彼露·普玛是律师的梦魔，或者以中午休息时佩格的用语来说，是难缠的吉卜赛女人。她穿上了她最艺术的裙子及上衣组合。裙子是毛料的，用毛料装饰了骇人的橘色、粉红色及绿色；上衣是手绘的，落肩棉质。整个早上其他女人都很不以为然地看着她，她还戴上她最大型的悬吊耳环，并且把紫色的丝质围巾绑在头上，完成了这全套的恐怖装束。

她说着说着就偏离了费立兹·亚当斯的问题。如同亚当斯事后说的，这需要一匹快马才能把她捉回来。

“我当然记得星期六的事，亚当斯先生。每一个令人血液凝固的细节！一点四十五分时有人敲我的后门，我开门发现有一个脏兮兮、丑恶的人站在那里，他有一身深色的外国人皮肤以及可以把我烧出洞来的眼睛，一个杀人犯，如果我曾见过的话——就是那边的那个怪物！”

“普玛小姐——”费立兹·亚当斯开口。

“抗议！”安迪·韦斯特同时怒吼。

“抗议成立！”辛恩法官说道，“普玛小姐，请你说明所发生的事。不要评语，谢谢。”（但他没有下令把答复删除。）

“怎样，是他干的！”彼露·普玛急切地说，“我不管，事实就是事实而那就是事实。从一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很多事，至少我能够，不仅仅是一张人类的脸……是的，法官……我是说法官……是的，先生……呃，他用超级厚脸皮向我要一些东西吃，你可以打赌我立刻告诉他我对乞丐的观感后就赶他走了！我独自在家时绝不会拿东西给路上看起来像是杀人犯的人吃……但他很像，法官……真的，法官。”

“总而言之，我尾随他到我家大门边，看着他走上辛恩路，过交叉路口后沿对角线走到马槽，越过教堂到了芬妮婶婶家。他在她大门处略为迟疑，然后他看看四周——偷偷摸摸的——”

“抗议！”韦斯特法官第五次怒吼。

“——仿佛他要确定没有人在看他，然后他溜过拐角到了芬妮婶婶的厨房门——”

“你认为那是什么时候，普玛小姐？”亚当斯绝望地问道。

“差十分两点。然后我回到我的屋子去锁上门窗——”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亚当斯不由自主地问道。

“房子里有我所有的珍贵古董，而村子里有一个杀人犯在闲逛，你总不会认为我会让我的房子门窗大开吧！”

“拜托。”安迪·韦斯特软弱地说。

“再说我总是要去一趟商店，我需要一些东西准备晚餐。”

“你走过去的，当然啰，普玛小姐。”

“走过去？当然我走过去的！不要那么可笑了，亚当斯先生。我又不是跛子。不过如果我知道会下雨的话，我会开车过去，只不过我没办法，因为我的车正在喀巴利的利思·伍励车厂大翻修，彼得·巴瑞先生本人可以告诉你——他看到伍励的拖车把它带走了。”她对着彼得·巴瑞吸吸鼻子——毫无疑问是报复，约翰尼想着，因为巴瑞嘲笑她的手表不准确。

“我预定下星期要开车前往鳄鱼角，去拜访一些朋友，著名的艺术家——”

“是的，普玛小姐。你进入巴瑞的店时是几点钟？”

“彼得·巴瑞告诉过你了。就是一点五十七分——”

亚当斯终于把她的证词拉回到巴瑞店里的主题上，只不过他已经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她的故事详详细细地证实了巴瑞说的，只除了胡伯特·赫默斯离开店的时间——“那是两点十八分，我的表是这么说的！”

彼露·普玛其余的证词则是关于她偷听到本尼·哈克在三点十五分打给辛恩法官的电话——“我不是像他所说的窃听。那是一个清白的错误，但当我听到芬妮婶婶被谋害，又想起在那里的肮脏流浪汉……”——以及随后她打电话给本尼·哈克，并忙碌地把此事广播给每一个她所能想到的人。她由后门对着欧维利·潘曼吼叫，欧维利正与他的儿子艾迪和年轻的乔·哈克在谷仓里；她又冲到隔壁的哈克家对着莎琳娜·哈克的耳朵吼叫；其余的都是用电话了……

安迪·韦斯特，慈悲为怀，没意思要交互讯问。

胡伯特·赫默斯的证词是挖掘出来的。他回答得好像每一个字都是珍贵的宝石，需要仔细地衡量。

很快就看得出来他对费立兹·亚当斯所提的问题感到怀疑，亚当斯也很明智地改变战术，把这合法的无礼行为留给韦斯特的交互讯问。

他和他的双胞胎儿子，赫默斯说道，整个早上都在犁地及耙地，以准备种植玉米。午餐后不久耙子就坏了，所以他开车到村里找彼得·巴瑞询问关于订购一只新耙子的事宜。

他回来后，他和双胞胎在谷仓里工作，大雨阻碍了种植。他们都在谷仓里直到蕾贝卡·赫默斯出来叫着说彼露·普玛来电话说芬妮·亚当斯婶婶刚被谋杀了。赫默斯第一个跑出去，跳上车子开回村里去；汤米、戴夫、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妹妹跟在后面，坐另一辆车，农场卡车。三个赫默斯家的男性随后加人围捕的群众里……

安迪·韦斯特说道：“关于你造访彼得·巴瑞的商店，赫默斯先生，你进去的时候有谁在那里？”

“彼得、凯文、赫希·李蒙、彼露·普玛。”

“你什么时候离开商店？”

“彼得说的，两点十九分。”

“从你进去到出来的时间中，赫默斯先生，店里有没有任何人离开？走出来几分钟，大约估计？”

“没有。”胡伯特·赫默斯在证人椅上转了一个直角，质问辛恩法官，“法官，我要问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证人，赫默斯先生——”法官开口。

“我是以陪审员的身份问。陪审员有权力问问题，不是吗？”

“好吧，胡伯特。”法官用友善但快速的语气说着。

“我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被质问在谋杀时人在何处？是谁在这里接受审判，就像埃米莉·巴瑞问的一样——是这个外来的流浪汉，还是辛恩隅居民？”

说得真快，约翰尼想着并对自己微笑。到目前为止都算满好的。他很好奇法官要怎么说，但他衷心感激必须回答的人是法官。

约翰尼认为法官已即席想出了一大套解释，他的耳朵已略为发红了。

“胡伯特，你对审判的了解有多少？”

赫默斯一直看着他：“不多。”

“认为我对审判都了若指掌吗？”

“相信你是的，法官。”

“审判的目的是什么，胡伯特？”

“证明一个人有罪。”

“在法庭上如何证明一个人有罪？”

“借由证据和证词。”

“是否所有证据都是相同的，胡伯特？”——赫默斯皱眉。他一皱眉，就开始磨牙——“不，”法官自己回答了，“证据有两种，直接的和间接的。在这个案子中有什么证据是最直接能证明约瑟夫·科瓦柴克确实用那柄火钳敲击芬妮·亚当斯的头部直到她倒地死亡？”

赫默斯仔细思考。最后他说道：“我想是有人看到他做。”

辛恩法官眼里有了光芒：“正是如此。你有没有看到他做，胡伯特？”

“没有，我在彼得的店里……”

“负责这次审判的执法人员怎么会知道在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你在彼得的店里，胡伯特，因此你没有看到被告杀人……除非他们问了你？”

喔！约翰尼对自己说。

胡伯特·赫默斯的牙齿磨得更猛烈了。

“他们怎么能查出是谁看到了，如果有人目击的话，”法官以慑人的雄辩术继续，“除非他们问过每个人在什么地方？”

赫默斯的背垂下去了：“没有想到要那样解释，法官。可是，”他很快地加上，“那不是惟一能证明一个人有罪的方法——”

“当然不是，胡伯特，”辛恩法官纵容地说，“审判是一件复杂的事。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这件案子很可能会纯由间接证据来决定——多数的谋杀案都是如此。不过我相信你愿意首先站起来，胡伯特，说辛恩隅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把这件事做好。因此现在如果韦斯特法官结束了他的交互讯问，我们就继续进行审判，好吗？”

韦斯特法官结束了——韦斯特法官，事实上，正被一阵咳嗽所苦，那使得他那苍老的躯体更显脆弱。

“没有其他问题了。”他咕哝着，无助地挥挥手。

虽然还很早，辛恩法官还是宣布休庭用午餐。

所有成员都就绪后法庭再度召开下午庭，不过是在不一样的气氛下——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武力，陪审员以危险已远离前方路好走的心态走进房里，随后立即疑惑地彼此对望。陪审团和法警都太安静了，他们永不松懈的嘴紧紧地闭着。

被告小心地坐下，像只动物般地警戒着。他立刻感觉到紧绷的气氛。他的嘴角有一小块蛋渍，证明伊莉莎白·希诺给他供过午餐。

蕾贝卡·赫默斯的厚臀挤进证人椅的杠条之间，形成长圆条，像香肠。她不停地吸着她的牙齿，并且持续地把下鄂左右移动。她的凝视困扰着辛恩法官，使他不停地看向别的地方。

那就对了，约翰尼想着。他们讨论过法官的含混其辞，他们也点出瑕疵何在。他为法官感到相当难过。

蕾贝卡的证词确认了她丈夫所说的。胡伯特和男孩们整个星期六早上都在田里工作，她和艾比则在菜园里除草。

当耙子损坏后胡伯特到彼得·巴瑞的店去，双胞胎过来在田间种植直到下雨。他们都跑回房子去，然后男孩们修好了一个分离器。等胡伯特回来后他和双胞胎到谷仓里去。然后大约三点二十分或二十五分彼露打电话来说了可怕的消息，胡伯特上了车，她和艾比及男孩们则上了货车……

“换句话说，赫默斯太太，”亚当斯说道，“星期六下午两点十三分时你、你的女儿以及汤米和戴夫都在你的家中，彼此都看得到？”

“是的。”蕾贝卡·赫默斯责难地答道。

安迪·韦斯特放弃交互讯问，赫默斯太太就退席了。

“我再次传唤，”亚当斯说道，“神圣的山缪尔·希诺。”

牧师今天很不体面，他的动作迟缓而且他那充血的眼睛显示出精神上几乎没有休息。他坐下时身体的僵硬好像是跪了太久的人。

亚当斯立即切入正题：“希诺先生，星期六下午两点十三分时你到底在哪里？”

“我在牧师公馆里。”

“独自一人吗？”

“希诺太太跟我在一起。”

“在同一个房间里吗，希诺先生？”

“是的。我在准备星期日要用的讲稿。我一吃完午餐就开始了，那是中午时分，一直到救火笛声停止时我都还在弄。希诺太太和我都没有离开过彼此的视线。”

亚当斯很尴尬：“当然，希诺先生。呃……你不会正巧看到有人经过北角——例如从牧师公馆某一扇俯瞰辛恩路的窗户——介于一点四十五分到两点一刻之间？”

“我们在我的书房里，亚当斯先生。我的书房是在牧师公馆的背面，面对公墓。”

“韦斯特法官？”

“没有问题。”

“你可以退下了，希诺先生。”辛恩法官说道。

可是希诺先生坐在那里。他看着约瑟夫·科瓦柴克，约瑟夫·科瓦柴克也凝视着他，带着毫无保留的信赖。

“希诺先生？”法官再次说道。

牧师开口：“对不起。我晓得这可能不合程序，辛恩法官，但我是否能借此机会向法庭提出一个请求？”

“怎么说？”

“当我带给约瑟夫我太太今天为他准备的午餐盘时，他要求我替他做点事，我非常想做，但我明白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要取得许可。”

安迪·韦斯特看了犯人一眼。但那人的双眼只盯在山缪尔·希诺身上。

“被告想要什么，希诺先生？”

“他的信仰不允许他接受非他教堂的神职人员所给予的精神慰藉。他想见一位神父。我请求准许召唤喀巴利圣盛天教堂的吉拉德神父。”

辛恩法官沉默不语。

“他十分需要，法官，”希诺先生急切地说，“我们必须明白他正承受着巨大的焦虑，不只是因为他的困境，同时也因为他被拘留在一个新教教堂里。当然——”

“希诺先生。”法官倾身向前，“这原本是个不需要提出的请求。可是你知道特别的……我们目前情况的限制。把一个外人带到这里，即使是一个神职人员，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无法克服的复杂问题。我万分的抱歉。过几天，可以，但不是现在，希诺先生，你认为你能让被告了解吗？”

“我很怀疑。”

山缪尔·希诺鼓起勇气走回他的坐位，在那里他交叠双手并闭上眼睛。

“伊莉莎白·希诺。”费立兹·亚当斯说道。

接下来法庭的速记员把她的速记簿换成了证人椅，而那年老的辩方律师宣称他拥有良好的速记技能，就暂时接下了她的工作。

她停留的时间很短。牧师那肥胖的妻子用细软不安的声音作证，时时搜寻她丈夫的眼睛——它们在她一上了证人席就睁开了。她应答时毫无犹疑。

是的，星期六她洗完午餐的碗盘后就立即到书房与她丈夫在一起。不，她没有帮他弄讲稿，希诺先生总是自行准备讲稿不需要协助。她本来计划与埃米莉·巴瑞和巴瑞家的孩子一起到喀巴利去买点东西——“喔，你没有车吗，希诺太太？”

她脸红了：“呃，我们不是真正需要车，亚当斯先生。这是一个小教区，希诺先生拜访教区民众时都用走的……”

不过她改变主意不去喀巴利了。约翰尼想到有些严格的教会纪律必须加以执行。学年在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结束了，而在独立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她忙着清洗教室、清点学校财产、把教科书和学习用品收起来、把学生的记录归档等等。在星期四，假期前一天，她完成了所有琐事，并锁上学校过暑假。不过她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这项工作让她打消星期六与埃米莉去喀巴利的念头。她星期六下午都在她丈夫旁边准备要提交给学校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对刚结束的学年做个总结，出勤记录、财务报表、秋季班可能入学的名册，诸如此类的。是的，他们静静地工作，都没有离开房间，一直到警报声使他们冲出门外才得知芬妮·亚当斯婶婶骇人的死讯。

安迪·韦斯特只有一个问题：“希诺太太，当你星期五由亚当斯太太的聚会返家后，或是七月四日在草地上的活动结束之后，你丈夫是否拿任何钱给你？”

“有的，”伊莉沙白·希诺低声回答，“二十五元，两张十元和一张五元，让我去买一件衣服。所以我才会想要在星期六和埃米莉·巴瑞一起去喀巴利。希诺先生没有说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钱的，但我知道。那些钞票闻起来有肉桂的味道。”

欧维利·潘曼举起他的大手，说了誓词，弯下腰坐进证人椅中。

星期六下午一点半，他作证说，他和他的儿子艾迪以及前来帮忙的乔·哈克，开始在谷仓的屋顶上工作，那屋顶需要重新铺盖石板。一点四十分时他们看到了那个流浪汉——欧维利·播曼转头向着科瓦柴克——在彼露·普玛的后门；他们曾对他品头论足。他们看到彼露把流浪汉赶走，流浪汉走了，而彼露尾随他到路上，凝视他的背影几分钟之后才再回到屋里去。

他们一直工作到三点半，艾迪负责取下屋顶上的旧石板，乔从农场卡车上取出新的石板递上，而他，欧维利，则负责钉石。没错，下雨也一样做。屋顶上一半的腐朽石板已被取下，而且雨似乎会下个不停，他们必须加紧赶工，不然谷仓就会淹水了。

“我们抓了几件挂在谷仓里的雨衣就继续千活。有点淋湿，不过我们完成了。”潘曼才刚把最后一片石板钉上，彼露·普玛就跑到她的后门叫着芬妮婶婶被谋杀了。他们三个立刻跳进卡车里——“轿车在车库里，可是我不想花时间去倒车出来”——然后开到亚当斯的房子去加入围捕的群众中。不，两点十三分时米丽不在家。她到法官家去了，大约两点半回来。

米丽·潘曼那张诚实的脸孔在宣誓时线条极为僵硬。她坐下来紧紧地握着拳头，透过金丝框的眼镜恶狠狠地望着科瓦柴克。

她当然知道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时她在哪里。愚蠢的问题，因为她丈夫刚刚已经说过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如果他们要她自己说，她马上会照办。她去了辛恩法官家的厨房，那就是她在的地方。她在雨开始下之前到达那里，带着自己在家里先准备好的肉饼，把它放进炉子里用低温烤着，准备一些蔬菜作为法官的晚餐，然后她就回家了，想着下午还要过来几次看一看肉饼。只不过因为发生了那件事，饼烧焦了，所以法官和辛恩先生星期六晚上只好吃罐头了。是的，她离开法官的家大约是两点半。不，她不是独自一个人。她把黛博拉带到身边，以避免孩子淘气受到伤害。黛博拉比任何喀巴利郡六岁大的孩子都调皮，等到秋天孩子可以开始上学时她会异常高兴……

安迪·韦斯特问了米丽·潘曼一个问题使她疑惑不已：“潘曼太太，你最后一次听到你儿子麦伊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麦伊？呃，我说……就是星期一早上，昨天，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麦伊正在那里执行某种特殊的海军勤务。到底这——”

玛茜达·司格特显然为这个大场合仔细地打扮了一下，那套衣帽原本一定是相当昂贵，而且是大战期间流行的款式。她那漂亮的眼睛在作证过程中都曾往上看。她那历经风霜的脸庞是忧虑的。她不停地扭动她的双手好像她所想要隐藏的不只是个哀伤更是一个耻辱。

这又是另一个屈从于腐败命运的明证，约翰尼想着，因为她陪审团席的邻座是彼得·巴瑞。

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她说道，她在她丈夫及公公的卧室中——因为要照料两个残废的人，她发现把他们安置在同一个房间里方便多了。她对时间极为肯定，因为两点时她要拿药给易尔吃——白天他每隔四小时要吃一次药，而她总是注意要准时拿药给他。从那时候到彼露·普玛打电话来的三点二十五分左右，她都留在房间里……她、她丈夫、她公公以及她女儿茱蒂。易尔有些神经质，茱蒂念书给他听，那是本西部杂志，他喜欢听牛仔的故事，即使是老塞司·司格特似乎也喜欢听，虽然她很怀疑是否他真的能了解……她？她在清理房间。

“两个残废的人身边有一大堆清理工作要做，”玛茜达·司格特喃喃说道，“尤其是我公公。”

“当你从彼露·普玛那儿听到消息时，司格特太太，你立即到亚当斯的家去了吗？”

“唔，我不想去，我是说我不想丢下我先生，但易尔说茱蒂可以照顾他们——就像现在她在照顾——而我应该和杜克莱开车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杜克莱和我跳进吉普车里——他把轿车开进车库里避雨，吉普车整天都停在屋前全湿透了，而我们又没有别的卡车——反正，我们过去了。”

“当你和其他家人在屋子里时，杜克莱是否一直都在附近工作，司格特太太？”

“呃……不是一直。”

“喔，杜克莱曾有一阵子不在家？”费立兹·亚当斯问道。

“不在。”她扭动的手扭动得更快了。

“你儿子到哪里去了，司格特太太？”

“他……他代他父亲去某个地方。”

“我懂了。杜克莱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呃，他整个早上都在工作……他离开时大约是一点半。”

“开家里的车？”

“是的。”

“他什么时候回来？”

“大约三点差一刻。他跟他父亲说了些话，换了衣服，就出去继续工作。我听到关于芬妮婶婶的消息时才把他叫进来。”

“杜克莱必须去什么地方，司格特太太？”

玛茜达·司格特看起来很苦恼。约翰尼往前坐坐，这是一个突破吗？

然而罪恶有许多面貌。玛茜达·司格特叙述她儿子在星期六的活动根本不必弄得扭动双手及在大庭广众之下烦恼。那是一个熟悉的故事，约翰尼确信，对此地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只除了巴瑞。杜克莱只不过是去了康福，试图向康福银行的董事长亨利·沃辛顿借点钱。银行星期六是不营业的，杜克莱约了沃辛顿两点钟在他康福的家中见面。那孩子穿上他最好的衣服于一点半开车出发。他三点差一刻回到家，空手而回。就是这样。但这显然足以使玛茜达·司格特的举止像一个罪犯。

辛恩法官宣布休庭至星期三上午。

“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在吸引我，”那晚在法官的书房里约翰尼说道，“除非其中有谜题，就像那种拼图一样。你必须一直去找寻短少的片段。”

“你全部都会找到的，”费立兹·亚当斯舒适地预言，“而等你找到的时候，你就有了对面的图片——我们的波兰朋友。”

安迪·韦斯特吸了一口雪茄并瞪着亚当斯：“一整天我已经听够了你的话了，亚当斯，”他不满地说，“闭嘴让那孩子说。”

亚当斯微笑。

“你们两个都闭嘴，”辛恩法官插嘴说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进展如何，约翰尼？”

“唔，由统计上来说，我们有进步，”约翰尼说道，“今天有九个人作证。不过他们加起来还更多。”

“今天早上一开庭时我们还有二十八个辛恩隅居民要加以求证。”

“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彼得·巴瑞、彼露·普玛、胡伯特·赫默斯、赫希·李蒙及凯文·华特斯都在巴瑞的店里。那五个人被排除了。二十八减五还剩二十三。”

“蕾贝卡·赫默斯，两点十三分时她、她女儿和两个双胞胎都在赫默斯家里。我今天晚上分别问过了汤米和戴夫，甚至也试过了对我大送秋波的艾比。他们是彼此的不在场证明。又排除了四个。二十三减四剩下十九。”

“还有十九个人，那我们知道了希诺夫妇在牧师公馆的书房里，他们互为不在场证明。还剩下十七个。

“欧维利·潘曼的证词，他、他儿子艾迪以及年轻的乔·哈克在那个关键时刻，正在修理潘曼家的谷仓屋顶。艾迪和乔都确认——我也跟他们谈过了。又排除了三个，只剩下十四个了。”

“米丽·潘曼，她和小黛博拉在这间屋子中准备烹调肉饼——”

“等一下，”乌塞·佩格说道，“未经确认。”

“确认了。”约翰尼说道。

“听着！对这个天方夜谭我大部分都相信，但我绝不相信一个六岁小孩对时间的确认，她不会知道什么是七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十三分。”

约翰尼露齿一笑：“我很幸运。伊莉沙白·希诺告诉我她在准备给学校董事会的报告时，是在面对四隅路的一扇书房窗户边。从那个窗户，她说，可以清楚地看到交叉路口西隅及这间房子。她说她看到米丽和黛博拉到达，她也看到她们离开，就差不多在潘曼太太证词所说的时间。而且她说她确信如果米丽·潘曼在中途曾离开房子的话她一定会注意到的。所以米丽借由黛博拉小妞的协助而有了她的不在场证明。十四减二等于十二。”

“玛茜达·司格特，她、她丈夫易尔、她公公塞司·司格特、茱蒂——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时在司格特家的同一间房间里。经由茱蒂确认的，一位十分聪慧的年轻小姐。十二减四还剩八。”

辛恩法官敲着他的书桌，那声音让约翰尼停了下来去拿他的白兰地。

“继续。”他低吼着。

“杜克莱·司格特，一点半出发去见一个狠心的杨基银行家谈农庄贷款的事。我打电话给那位狠心的银行家，虽然他是铁石心肠，他倒是对杜克莱相当亲切。亨利·沃辛顿先生说星期六下午两点半时杜克莱·司格特就坐在沃辛顿的图书室里，面对着他，他告诉这孩子他父亲已经欠了康福银行很多钱，并要他到别的地方去兜售他的牧场前景。”

“剩下七人了。”

“而我们还没有结束。我把麦伊·潘曼也排除了。他母亲作证说昨天早上收到由日本寄来的航空信就足以掩护我们的英勇水兵潘曼，虽然理论上来说这也可能是由神秘之手所操纵的。”

“剩下，到目前为止，六个人。”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好吧，”费立兹·亚当抓终于说道，“明天早上应该能把这一团混乱理出头绪。”

没有人回答。

星期三是从“砰”的一声开始的。众人在早餐桌上听到枪声，声音使众人动作一致地冲向门边。

一辆脏兮兮的敞篷车停在十字路口。赫默斯双胞胎站在两侧，烟从汤米·赫默斯的枪口冒出来。一个苍白优雅的人穿着苍白优雅的服装戴着一顶珍珠灰的小礼帽坐在方向盘后面，嘴里劈里啪啦地念着。

当众人跑到路上时，本尼·哈克从他在南隅的家里闪电般冲出。众人加入了车边的武装部队。

“是什么惹了这些杀手？”陌生人叫道。他的声音大惊小怪地，加上了愤怒的假声，“这些武装的流氓跳到我的车子前面，厚脸皮地命令我回到我来的地方去！我拒绝了之后，他们就对空开枪，并用最不可想象的无礼态度警告我下一枪就会对准我了！”

“你要学着不要跟一把枪争辩，先生，”汤米·赫默斯说道，“这样你会活得久一点。我们不是要射他，法官。”

“我很高兴听到这样说。”辛恩法官说道。

“或许在他漂亮帽子上打个洞，”戴夫·赫默斯说道，“我赌那帽子一定不止十块钱。”

“将近三十五元。”乌塞·佩格喃喃说道。

“我告诉过你们不要打扰经过的人！”本尼·哈克斥责道，“怎么样，我没说吗？”

“你当然说了，本尼，”汤米·赫默斯慢吞吞地说着，“可是这家伙不是要经过，他要去苏妮婶婶的家。”

“这算什么？”优雅的人尖声叫道，“这不是公共的道路吗？我没有超速，我难道是违反了你们哪一条鸡毛蒜皮的规定了？可否请哪个人说明一下！”

“冷静一下，先生，”法官说道，“我可否问一下你是谁还有你为什么要去拜访芬妮·亚当斯？”

“随便你要问什么问题，我没有必要回答。我会回答才怪！”

“当然，你不需要回答，先生。但若你回答可以简化事情。”

“名字对你来说毫无意义，我确信，”那人很快地说着，“我是罗杰·卡萨文——”

“那个艺术评论家？”约翰尼说道。

“好呀！这里有个家伙至少还懂一些文化皮毛——”

“天呀，”费立兹·亚当斯说道，“我要为此负责，法官。卡萨文先生昨晚打电话来。我打算今早告诉你这件事。他要见芬妮婶婶。当然——”

“当然，”法官说道，“卡萨文先生，道歉朝向你而来了。开车开了整夜？”

“差不多！”

“那么或许你愿意加入我们早餐的行列。不，把车留在这里。孩子们——”辛恩法官的目光瞥向双胞胎，“会非常小心地照顾它，你可以放心。没事了，本尼……”

结果是罗杰·卡萨文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来要问芬妮·亚当斯他是否能过来看她。

“我相信你们可以称呼我是，”这位艺术评论家得到米丽·潘曼的火腿和鸡蛋的慰藉之后开口说道，“研究画家芬妮·亚当斯的全世界主要的权威人士。我发掘她的天分早在其他人之前，我可以自夸地说我对她的事业萌芽有某些贡献。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各位先生！现代最伟大的无师自通的画家之一。事实上，我是她的自传撰写人。一年多前我开始有这个构想，想描述她的一生及她在现代艺术中的最后评价，她很仁慈地同意并且合作。她对我的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对内容她有最后的决定意见。我昨晚打电话要告诉她第一部手稿已经完成。我是要得到她的许可让我带过来，如此我们可以讨论任何她想要更改的地方。然而，”卡萨文瞪着费立兹·亚当斯，“某个神秘兮兮的傻瓜拒绝叫她来听电话，还对我说了一些惹人厌的废话，使我变得异常关心。毕竟，我对我自己说，她是一个非常老的女士而且她独自生活，我警觉地决定立刻开车过来……却发现我最深的恐惧实现了！”

“恐怕事情比你所想的还要糟，卡萨文先生，”辛恩法官说道，“芬妮·亚当斯上星期六下午被谋杀了。”

大家花了一些时间才让罗杰·卡萨文恢复稳定。当他把对她的回忆加上悲伤的句点时，他真的掉了眼泪并且绞着他那美丽的双手。

“星期六下午，你说？多大的讽刺啊！确实的时间呢？……不，太过分了。在电视脚下再添一桩罪恶！我原本真的打算星期五晚上来此过周末的。但上星期三我受邀参加一场由芝加哥播送的圆桌电视节目——讨论现代艺术——所以星期五晚上我就飞到那里去了。我在那里，星期六下午一点到一点半，在差劲潮湿的芝加哥摄影棚里，与两个所谓的大学教授唇枪舌剑，要不是愚蠢地浪费了那段时间，我或许到了这里而能救了芬妮·亚当斯的命！”

卡萨文似乎勉强能了解村里的警戒情形。他不断茫然说着他没有在报纸上看到任何消息。

“那了不起的、天赋的才能，”他不停地复述着，“一个审判，你说？那么你们已经逮到那禽兽了。很好，很好！为什么报纸没有——”

并非受制于这一两天中他将不被允许离开辛恩隅的警告，卡萨文抬起下巴说道，现在就算有整团的流氓也无法把他赶出这个村子。有太多的事要做。他必须收录芬妮·亚当斯最近的画作，这是他自从去年八月以来第一次的拜访。

他一定要看她临死前画的那幅——最后的，那支天才洋溢的画笔所画的最后一幅画……最后，为了要摆脱他，辛恩法官要费立兹，亚当斯把卡萨文带到亚当斯的家里，让他悠游在橱柜中的作品之间。

“那会花你很长的时间吗，卡萨文先生？”

“喔，日日夜夜。我将会做大量的笔记——”

“好吧，”法官叹道，“只要你不会在上面践踏……”

星期三早上的第一个证人是莎琳娜·哈克，治安官的母亲。

“要不是我们还有数学问题，”法官说道，“我们大可把高龄的莎琳娜也删除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要对着老女人的耳朵吼，而且大半的时间中她的回答都没有意义。不过最后他们终于问出她在星期六的活动。本尼中午以前离开家去喀巴利。她大约十二点一刻时弄午餐给孙子吃——乔必须从潘曼家跑回来之后还得跑回去——午餐后她带辛希及吉米到车库后面的菜园里去为红萝卜、洋葱、葛芭及豌豆等松土和除草。两点钟下的雨迫使他们回到室内，他们也就一直待着，等到她儿子从喀巴利回来后还持续着，直到彼露·普玛跑过来告诉她芬妮婶婶被谋杀了。

“好得很！”莎琳娜·哈克苦涩地吼着，“好得很呀，自己的孩子不能先告诉他的母亲，我还得从邻居那儿才听得到！”

等到费立兹·亚当斯协助她步下证人席时，她还是怒目瞪着她那治安官儿子。

辛恩法官短暂休庭，好让哈克治安官带他母亲过马路到辛恩免费学校去，孩子们聚集在那儿，同时并把莎拉·伊萨白带回来。

莫顿·伊萨白看到他女儿进来时身体半从折叠椅上站起来。但欧维利·潘曼抓住了那老家伙手臂，胡伯特·赫默斯斜靠过来，两人都坚定地对他说了话，然后他退缩回来，含含糊糊地嘀咕着。

伊萨白女士以低微的声音说着，陪审团员则是看着墙上的画、看着天花板、看着摆在他们膝上的手。

没有人在看莫顿·伊萨白。

莎拉从星期六午餐时间起就和她女儿在伊萨白农庄中她的工作室里，她说，缝纫服装。她们之中没有人走出房子。工作室是在农庄的背面，那原本是农庄里的烟熏室。她母亲——这几乎难以听闻——她母亲把它改变了。一直到雨开始下了她和玛莉安才可以从窗口看见她父亲。他赶着老灰马司摩犁地。雨把他带进屋里，司摩也被赶进马房里了。他在谷仓的一角有个锻造场，她听到他的锤子一上一下落在铁砧上的叮当声直到彼露·普玛打电话来。消息传来时，她父亲赶忙把司摩和劳夫两匹马套上马车——因为他们没有汽车——然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村里。

安迪·韦斯特表示他没有问题，莎拉·伊萨白当下飞奔而去。

费立兹·亚当斯传唤莫顿·伊萨白上证人席。

这老农人相当平静地开口。当雨把他赶进谷仓里去时，他趁这个机会替两匹马重钉马蹄铁。没有，他没有离开谷仓……他转而发起牢骚，他一向用来作为马蹄铁的瑞典铁块……约翰尼搞不清究竟是瑞典马蹄铁买不到了，还是伊萨白买不起了……那张线条鲜明、凹凸不平且历经风霜的脸孔，以一种最奇妙的方式呈现了生机。肌肉和神经开始活动，由下而上地逐渐软化漂浮。

可是接着，一声大吼，莫顿·伊萨白爆发了。

“杂种！骗子！异教徒！”

他半蹲着，左手悬吊着，右手平举，下巴和鼻子指控般地向前伸着。

他对着约瑟夫·科瓦柴克说话。

科瓦柴克在他椅子中向后缩，好像是在飓风肆虐下被吹倒的人。安迪·韦斯特双手抓紧松木桌的边缘离开坐位。

“莫顿。”辛恩法官惊恐地说道。

“伊萨白先生——”亚当斯开口。

“莫顿！”本尼·哈克伸手过去。

但莫顿·伊萨白再次怒吼，他吼得使众人都屏住气息。因为那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发怒后的爆发，那是理智本身的爆炸。莫顿·伊萨白产生幻觉了。在那一瞬间他认为约瑟夫·科瓦柴克是十年前毁了他女儿莎拉的那个旅人。他诅咒那个破坏者，但赞美上帝把他交到他的手里。

“强盗——摧花贼——杂种的父亲——人渣！”

在众人眼光固定下来之前，那老农夫已经冲过松木桌，把茫然的囚犯从椅子上抓起来，强而有力的双手抓在他的喉咙上。

“我等了十年了——十年——十年……”

科瓦柴克的皮肤由灰转成灰紫色。他的眼睛突出。他发出闷哑的声音……

用了六个人才把莫顿·伊萨白由囚犯身上拉开。他们把他按在芬妮·亚当斯的桌子边，定住他的手臂，任由他的双脚乱踢。慢慢地他的挣扎减缓了，狂乱的眼神也消逝了。他们让他站起来并把他带到楼上的卧室里去。

辛恩法官审视着这一片狼藉。

“我们要休庭，我们要休庭，”他不停地说着，“请你们把这里清理干净！”

午餐是寂寞的。每个人都食不知味地咬着米丽·潘曼准备的三明治。

一直到费立兹·亚当斯站起来要返回亚当斯的家时，辛恩法官才开口：“最好处理一下，费立兹。一味地加速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你打算要休息了吗？”

亚当斯说：“我想呀，但是今早我带卡萨文去芬妮婶婶家的时候，他说了些话我觉得应该披露出来。”

“那个家伙？”法官蹙眉，“他能有什么贡献？”

“是关于画架上的那幅画。”

“哦？”安迪·韦斯特很感兴趣地抬起头说，“画架上的画怎么了？”

“不要管它，”法官说道，“好吧，费立兹，把卡萨文放上证人席就结束了。他说什么有关系吗，安迪？还是你说什么有关系吗？对了，你要说什么？你总要有一些答辩。”

“我们没有答辩，”老人咕浓着。“事实就是我们的答辩，只不过没有人相信罢了。我只能让科瓦柴克站在台上让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

“等你听到卡萨文的话之后，”亚当斯狡猾地说，“你就不那么确定科瓦柴克说的是实话了，韦斯特法官。”

“哦？”老安迪再次说道。

亚当斯走开了，一路吹着口哨。

乌塞·佩格好奇地望着约翰尼：“辛恩法官告诉过我一些关于你的传奇故事。你要怎么做，准备用你从袖子里变出来的兔子做一道兔肉大餐给我们吗？”

“我的袖子里没有兔子，”约翰尼说道，“没有任何东西。你听到今天早上的证词了。年老的莎琳娜·哈克和哈克家的孩子，三个伊萨白家的人——这六个人互为不在场证明，因此都予以排除了，而因为这是最后仅有的六个人……”

“零。”佩格若有所思地说着。

“没错，”约翰尼说道，“这村里每一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每一个人，只除了一个，而那就是打从一开始就与我们捉迷藏的人。”

“是呀，”安迪·韦斯特说着，甩下他的餐巾，“就是这么回事！”

辛恩法官揉着他的头。

“总是会有……”喀巴利编辑明快地说，“从火星上来的人。”

“喔，当然，”约翰尼说道，“如果科瓦柴克没有杀她，就是别人干的。而因为每一个人在案发当时的行踪都确认是在别处，那就是有不为人知的某人。只不过是，我问了又问每一个人，尤其是孩子们，但没有人看到过任何蛛丝马迹。星期六除了约瑟夫·科瓦柴克外就是没有其他的陌生人出现在辛恩隅。”约翰尼耸耸肩，“因此一定是科瓦柴克。一定是科瓦柴克——除了从火星来的人之外——因为没有别的人可能涉嫌。”

法官看一看他的手表：“安迪，”他说，“你为什么会相信科瓦柴克的故事？”

那老律师扭动了一下：“你，在所有人里面，路易斯！”他惊呼道，“你怎么能问我那种问题？事实上，难道你不相信？你知道你相信的。”

“这个嘛……”法官不安地说着。

“我曾经，”约翰尼低声说道，“让我自己做了一场白日梦。你知道——你开始想一些事情。特别是如果你有我这种脑袋的话……”

“什么事情？”法官问道。

“唔，我的噩梦中有大约三打的人，住在一个了无生气的叫做辛恩隅的社区，他们联合起来互相担任不在场证明，以使得外人的罪行是无懈可击的。事实！那就是我所想的。为什么？我想你说的一针见血，我也不相信科瓦柴克是有罪的。或者，更正确一点地说，我不要科瓦柴克是有罪的。我还很浪漫地想着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那就是我的问题，真的……一个三十五个人联合的阴谋，还不排除可爱的孩子呢！对，还有希诺牧师。这种邪恶的幻想都是出于情感。一切是为了要避免看得太真确。”

“让我们面对它，朋友们，”约翰尼说道，“我们谈的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我很抱歉，法官，但如果你把我骗进去的陪审团现在投票的话，我必须要对受苦难的约瑟夫投下有罪的票。”

“在你传唤证人之前，亚当斯先生，”辛恩法官说道，“第三号陪审员请起立！”

“那是你，莫顿，”胡伯特·赫默斯低声说道，“站起来。”

莫顿·伊萨白站起来。他是憔悴的，但他眼里那抹狂野已经消逝了，他看起来就像正常的他，一个松弛的老人。

“莫顿，你和我从小就认识了，我们一起去老乌林的果园里偷苹果，”法官温柔地说，“你有没有见过我对你说谎？”

莫顿·伊萨白凝视不语。

“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再对本案的被告动一根小指头，我发誓会对你发出逮捕令并亲自看到你被起诉。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那个老头缓缓地点点头。

“我刚才对莫顿·伊萨白所说的话，”法官对着陪审团说，“适用于每一个牵涉到这个案子的人，在或不在这个房间里都一样。”他突然猛烈地敲着芬妮·亚当斯的裁缝球，使得彼露·普玛跳了起来，“继续传唤你的证人，亚当斯！”

等卡萨文由本尼·哈克招呼宣誓之后，费立兹·亚当斯开始引导他说出他的背景以及他与芬妮·亚当斯及其作品的长久渊源。约翰尼愤慨地望着约瑟夫·科瓦柴克。那个人既使他迷惑又绞动他的心。他若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就是有事情严重地不对劲。愈来愈难对他冷嘲热讽，且约翰尼竭尽可能地希望维持他自己的中立……原本这个波兰难民深陷在恐惧之中，现在却仿佛深陷在平和之中。似乎莫顿·伊萨白狂暴的手掐在他的脖子上时已经执行了对他的惩罚，那是一股打从一开始他就深深恐惧的死亡的感觉……似乎他已经被吊起来了，而绳子断了，他必须要重新面对绞刑一次。没有人能够体会那种恐惧两次。那双多疙瘩的双手不自觉地——抑或自觉地——抚弄着肿起的喉咙。那道劲痕、那种疼痛，都是——抑或使其像是——一个保证。

科瓦柴克的胡子现在相当浓密了。在他的头上放一个光环，约翰尼想着，并让他穿上一件长袍，他看起来就会像是中古绘画中的耶稣基督。生来是为了要偿还人类的罪恶而受苦。然而人类就在这个房间里，一大堆无知的白痴把地狱之火加诸于神圣杀手的脖子上。未救赎的人类在污秽古旧的当铺中。这些人都是。

科瓦柴克闭上眼睛，他的嘴唇开始无声地翕动着。那个杂种假装在祷告。

约翰尼该踢他一脚。还有他自己。

他设法去留意卡萨文。

“现在卡萨文先生，”费立兹·亚当斯正在说，“我要给你看这画架上的画作，就是在芬妮·亚当斯的工作室她尸体旁边发现的那个画架上的一幅画作。你今天早上检视亚当斯的画布时，你有没有检视过这一张画布？”

“有的。”

“证物五，法官。”等到画作被加上注记之后，亚当斯继续说道，“卡萨文先生，这是不是天才芬妮·亚当斯的绘画？”

“非常像是，”罗杰·卡萨文微笑道，“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十分乐意仔细研究它的风格、技巧、色彩、画工——”

“没有这个必要，卡萨文先生，”辛恩法官急忙说道，“你的资格在此不是问题。继续，亚当斯先生。”

“卡萨文先生，可否请你告诉法官及陪审团这幅画完成了没有？”

“完成了。”那专家说道。

“你心里对它没有任何疑问？”

“我说过了，亚当斯先生，这幅画已经完成了。当然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疑问，如果有的话我就会说了。”

“我明白了。当然，”费立兹·亚当斯谦卑地说道，“不过，我们的知识和你的并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卡萨文先生——”

“请注意，”卡萨文打断他，“当我说‘这幅画完成了’的时候，指的是绘画这个字眼。我的意思是把颜料画在画布上的这个创作过程已经结束了，我并不是说没有其他工作需要做了。艺术上也有一些机械的层面，举例来说，等到画布干了之后，画家通常会加上一层薄薄的润饰漆，那不但可以防止灰尘及空气的变质作用破坏表面——尤其是使用次级的颜料时——同时也可以营造出阴影效果。润饰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画家想要做任何改变时他可以将改变画在润饰漆上。另一方面——”

“卡萨文先生。”

“另一方面，这层薄漆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大多数画家会先等三个月到十二个月之后，再涂上一层由树脂制成的永久漆。到此为止我们才可以说不但是绘画完成了，它的机械层面也完成了。”

“可是卡萨文先生——”

“我还可以，”罗杰·卡萨文说道，“就上述加以引申，那芬妮·亚当斯拥有强烈独特的工作习惯。举例来说，她不信任临时润饰漆的使用，她从来没用过。她说那会产生有点‘黄黄的效果’，艺术家之间有争议的论点。当然，她只用最好的颜料，就我们所知即是永久的色彩，可以完全承受空气的作用。她用树脂漆，可是绝不会早于她完成绘画的十个月到十二个月后。因此在这张画布上，你们不会看到有漆的痕迹——”

“卡萨文先生，”费立兹·亚当斯说道，“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你是根据什么理由肯定地断言这是一幅已完成的绘画？”

“我的理由？”卡萨文望着亚当斯就好像他说了一句脏话。他把交错的双手放在唇上并研究着芬妮·亚当斯的天花板，仿佛要从那里搜寻出基本必要的语言来传达他的意念，“芬妮·亚当斯的作品都具有现实主义的意象，经由真实的细节所达成的现实主义。她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秘密法宝就在那个地方……我称之为对生命及生命物体的原始尊重。”

“拜托，卡萨文先生——”

“以她独特的方式，芬妮·亚当斯是这么说的：”我画我看到的东西。‘现在，当然，从表面上看来，那是率直的叙述。每一个画家都是画他看到的东西。艺术经验的美学差异来自不同的画家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物品——一一个可能是基本的形状，另一个则是符号的排列。重点在于当芬妮·亚当斯说，’我画我看到的东西，‘她的涵义是字面上的！“卡萨文胜利般地看着费立兹·亚当斯，”这是她的绘画风格中很重要的魅力之一。她从来不——我重复一遍，从来不——由想象中作画，而且她从来不——我重复一遍，从来不——由回忆中作画。如果她画一棵树，那不是任何一棵老树，不是她记忆中少女时代，或甚至昨天，曾见过的树，那一棵树，就是她正在看的特定的那株树，她现在正在看的那棵特定的树，在那个精确的时段内，在当时，以它当时的模样。如果芬妮·亚当斯画了个天空，那是在那一瞬间的天空。如果她画了一个谷仓，你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她眼前的谷仓——“

“请原谅我打断，卡萨文先生，”费立兹·亚当斯叹道，“但我认为你今天早上告诉过我了……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这幅画已经完成了？”

“我亲爱的先生，”卡萨文带着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人不能用一个句子来回答那样的问题。你记得不久前我提到芬妮·亚当斯的工作习惯。它们还有一个怪异的地方。正如她从来不会让眼前的物品有丝毫的变异，她也从来不会改变她的工作习惯。我请你注意在这张画布左下角的F.A.，这是她固定在她的作品上签名的方式。我再次提醒法官和陪审团的注意，在芬妮·亚当斯所有的作品中，在她整个作画生涯中，她绝对不会签下那个F.A.，直到创作绘画的过程结束为止。绝对不会！不过，这是一个幼稚且过分简化的理由。当我们与一个艺术家交涉时，我们所交涉的是活生生的、令人悸动的个性，不是在显微镜下看没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你想要的话，还有美学上的理由，情感上的理由，来宣告这幅画是完全的、不能变更的、彻底的完成了。”

“我认为你所提供的这过分化的理由，卡萨文先生，”辛恩法官喃喃说道，“就已经足够了。”

费立兹·亚当斯抛给法官一个祈求的眼神：“现在，卡萨文先生，一份对被告行动的分析显示他一定是在差不多芬妮·亚当斯婶婶被谋害的时间离开这个房子。而且有一份笔录，目前已经是法庭的记录之一，是在被告被捕当晚所作的。我们想要证实被告笔录的真实性——”

安迪·韦斯特张开他的嘴巴，但看到辛恩法官的暗号后又闭上了。

“——因为如果可以显示他的笔录是撒谎的，将可以强烈地假设说他否认罪行也是一个谎话。”

老安迪挣扎着。

“在笔录中被告声称，卡萨文先生，在离开这间房子之前，他从厨房把门推开一条缝探视工作室。他说他看到芬妮婶婶在画架前，背向他，还在画这幅画。因那正差不多是她被谋害的时间，而且因为你说这幅画已经完成了，那么你说被告坚称这幅画还在画是否是个谎言？”

“我的天，我的天。”安迪·韦斯特含糊地说着。

“我亲爱的先生，”罗杰·卡萨文以优雅的语气说着，“我无法分辨谁看到了什么或什么时候，或谁在说谎或说实话。我只能告诉你在画架上的这幅画已经完成了。至于其他的，你必须自己去推理。”

“谢谢你，卡萨文先生。”费立兹·亚当斯抹一抹他冒汗的脸颊，“该你讯问了。”

韦斯特法官如此毅然地迈向证人席以致证人稍稍缩了一下。

“毫无疑问，你已经发现了，卡萨文先生，”老律师开口说道，“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审判。我们让我们自己毫无退路。让我们仔细地说，一项对时间及其他因素的研究显示被告一定是在亚当斯太太被谋杀的时间左右离开亚当斯宅的，正如亚当斯先生所说的——最多只差两三分钟。谋杀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在下午两点十三分。我问你，先生，被告难道不可能在，比方说，两点十分离开这间屋子，而两点十分时芬妮·亚当斯太太仍然在画这幅画？”

“你说什么？”

“我们这么说好了，难道不可能在两点十分到两点十三分这三分钟内芬妮·亚当斯完成了这幅画——最后一笔，签名缩写，或不管是什么？”

“唔，当然啰，”卡萨文以恼怒的语调说着，“有那么一瞬间——你可以说就是那一瞬间——一一幅画，任何一幅画，是确定而且终于完成了。至于那一个瞬间是被告看见之前，或他看见的当时，或他看见之后，先生，那不是我的专长。”

“你说得真对，”安迪·韦斯特喃喃说着，不过约翰尼听到了，“不，等一下，卡萨文先生。你声称芬妮·亚当斯只画她看到的东西，告诉我，她是不是画下她看到的所有东西？”

“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嗯！如果她正在画从她的窗口看出去的谷仓和玉米田。假如在她视线内的小屋里有一堆柴薪。她会不会把柴薪包括在她的绘画中？”

“喔，我懂你的意思了，”卡萨文疲倦地说，“不，她不会画下她看到的所有东西。那会很可笑的。”

“那么她可能会决定把柴薪画进去也可能会决定不把柴薪画进去？”

“正是如此。每一个画家都必须有选择性。显而易见地，利用最简单的构图法则。不过，她包含进去的东西至少是她画的风景的一部分。”

“可是真的柴薪有可能堆叠在小屋中，然而她没有把柴薪画进图画中？”

“那是真的。”

“就这样了，谢谢你！”

“卡萨文先生！”费立兹·亚当斯跳起来，“你说即使柴薪在小屋中，芬妮婶婶也可能选择不把它画进图里？”

“是的。”

“可是她没有把柴薪画进图里这个事实，并不表示它在那里这也是真的呀？”

卡萨文眨眨眼：“可否请你重复一遍？”

“呃，”亚当斯继续说道，“如果柴薪包括在图画中，那么——根据你对芬妮·亚当斯绘画习惯的了解等等，你可以确定柴薪是在小屋中。她只画她看到的东西，你说的。”

“没错。如果在我们眼前画中的小屋中有柴薪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真的小屋中一定有柴薪。”

“可是在画中的小屋并没有柴薪！”亚当斯胜利地说，“那是一个事实！一个绝对的、无可否认的事实！那这不就是说，因为画中没有柴薪，小屋里也没有柴薪？而如果小屋里没有柴薪，被告就是说谎啰？”

“什么，那是诡辩！”安迪·韦斯特大吼，“那根本不合理！我们是在绕圈圈！”

罗杰·卡萨文无助地看着辛恩法官：“我只能再说一次，各位，这幅画完成了。”

法官看着安迪·韦斯特，安迪·韦斯特看着法官，然后两人一齐望着陪审团。众人的脸像水洗过的墙壁一样白，没有丝毫理解的迹象。

“你们讯问证人结束了吗，各位先生？”辛恩法官问道。

“是的，法官，”费立兹·亚当斯说道，“而且对民众而言，我们结束了——”

“等一下。”

房间里每一个人都转过头。那是在第二列最后一个座位的陪审员，第十二号陪审员。他正很快地在一张信封背后草草地写字。

“怎么回事，辛恩先生？”法官倾身向前问道。

约翰尼折好了信封：“麻烦把这个交给法官，治安官。”

本尼·哈克小心翼翼地拿起折好的信封交给辛恩法官。

法官把它打开。

上面写着：

我找到了！宣布休庭，我想我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