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雷太太——彭尼法瑟教士的管家——在他回家的那天晚上为他订了份多弗鲽鱼。订一份多弗鲽鱼有诸多益处：等到彭尼法瑟教士平安到家之后，便可以将它放在烤架上或者煎锅里热一热；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保存到第二天。彭尼法瑟教士喜欢多弗鲽鱼，而且，如果她接到电话或电报说教士先生那天晚上会待在别的地方的话，她自己也会很享受这一顿多弗鲽鱼美餐的。所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迎接教士先生的归来：先吃薄煎饼，之后再上多弗鲽鱼。多弗鲽鱼放在厨房里的桌上，做薄煎饼的面糊已在碗里和好了。铜灶具发着光，银灶具闪亮亮，处处都一尘不染。只是少了一样东西：教士先生本人。

按计划，教士先生应该坐六点半到达的火车从伦敦返回。

七点整他还没回来，肯定是火车晚点了。七点半他还是没有回来。麦克雷太太苦恼地叹了口气，她觉得一定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时间到了八点，还是不见教士先生踪影。麦克雷太太发出一声长长的、恼怒的叹息。很快，没错，她会接到一个电话，但也很有可能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他可能给她写信了。他肯定写了，但他很可能忘了把信寄出来。

“唉，唉！”麦克雷太太叹道。

九点整，她用面糊给自己做了三块薄煎饼，把鲽鱼小心地放进冷藏柜里。“不知道现在这老先生去了哪里？”她自言自语道。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知道他可能在任何地方。他也许会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在她上床睡觉之前给她发电报或打电话。“我会等到十一点，不能更晚了。”麦克雷太太说。她的就寝时间是十点半，延长到十一点她认为是她的职责，可是如果十一点还没任何动静，没有教士先生的任何消息，那么麦克雷太太就会按时关上大门去睡觉。

她并不是非常担心。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除了等待消息之外无计可施。各种可能性数不胜数：彭尼法瑟教士可能上错了火车，到了兰德，或约翰奥格罗茨才发现；要么，他可能仍待在伦敦，因为他把时间搞错了，确信自己应该明天才动身；在那个他赶去参加的外国会议上，他可能遇上了一个或几个朋友，被挽留在那儿，也许要度完这个周末；他可能打算告诉她，却完全忘了这样做。所以，就像刚才说的，她并不担心。后天他的老朋友，西蒙斯副主教会来待一阵子。这样的事情教士先生一定是记住了的，所以毫无疑问，明天他自己或者他发的电报就会到来。他最迟后天回来，不然也会送来一封信。

然而，第二天早上，还是没有他的消息。第一次，麦克雷太太开始有些不安。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之间，她疑惑地看着电话机。麦克雷太太对电话有一定的偏见。她用过它，也认识到它的方便性，但她不喜欢电话。她会用它购置一些家庭用品，但她更喜欢亲自前去选购，因为她坚持认为，如果你不亲眼看着交给你的东西，店老板肯定会想办法欺骗你。不过，电话对于处理一些家庭内部事务还是非常有用的。她有时候也给她附近的朋友或亲戚打打电话，但次数屈指可数。打任何距离的长途电话，或者往伦敦打电话，都会使她深感不安。那简直就是可耻的浪费行为。然而，现在她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最后，当又一天破晓，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时，她决定行动了。她知道教士先生住在伦敦的什么地方——伯特伦旅馆。一家不错的旧式旅馆。也许，要是她打电话询问一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不是家普通的旅馆，他们很可能知道教士先生在什么地方。她会要求接通戈林奇小姐。戈林奇小姐办事总是高效而周到。当然，教士先生也可能会在十二点半之前回来。要是这样的话，他现在随时都会出现在这里。

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还是不见教士的踪影。麦克雷太太深吸了口气，鼓起勇气，拨通了伦敦的长途电话。她等待着，咬着嘴唇，把话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

“伯特伦旅馆，为您效劳。”一个声音说道。

“我想，如果您乐意的话，我想同戈林奇小姐通话。”麦克雷太太说。

“请稍等。我该怎么称呼您？”

“我是彭尼法瑟教士的管家，麦克雷太太。”

“请稍等片刻。”

很快，戈林奇小姐那平静而高效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是戈林奇。您是彭尼法瑟教士的管家？”

“是的，我是麦克雷太太。”

“嗯，对，当然没错。我能为您做什么，麦克雷太太？”

“彭尼法瑟教士还住在你们旅馆里吗？”

“我很高兴您打电话过来，”戈林奇小姐说，“我们非常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您是说彭尼法瑟教士出事了？他遇上了意外？”

“不，不，不是那样的。我们原以为他会星期五或星期六从卢塞恩返回。”

“嗯——没错。”

“但他没有回来。嗯，当然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他续订了房间，就是说，一直订到了昨天。但他昨天没有回来，也没发来任何消息，而他的东西，大部分行李仍留在这儿。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当然了，”戈林奇小姐急促地继续说，“我们知道教士先生，嗯，有时候有点健忘。”

“您说得没错！”

“这让我们有些为难。我们的房间订得很满。事实上，他的房间被另外一位客人订走了。”她接着说，“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麦克雷太太带着怨恨说：

“这人可能在任何地方！”她又重新镇定下来，“那，谢谢您，戈林奇小姐。”

“要是有什么我能做的话……”戈林奇小姐很热心地说道。

“我想我很快会得到他的消息的。”麦克雷太太说。她再次感谢了戈林奇小姐之后挂断了电话。

她坐在电话机旁，满脸焦虑。她并不是为教士先生的个人安危而担忧。她非常肯定的是，要是他遇上事故的话，她现在就已经接到通知了。总的说来，教士先生并不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容易出事故的人”。他在麦克雷太太心里属于那种“精神有点失常的人”，而那些精神有点失常的人似乎总受到特殊神灵的庇佑。尽管平时一点儿也不留心，做事总是不假思索，他们还是能够化险为夷，甚至能从闪烁着信号灯的马路上死里逃生。不，她不认为此时彭尼法瑟教士正躺在医院里呻吟。他肯定在某个地方天真而幸福地和朋友闲聊。也许他仍在国外。难题在于西蒙斯副主教今天晚上就要到了，而西蒙斯副主教会希望迎接他的是房子的主人。她又不知道他到哪儿了，所以也不能不让西蒙斯副主教来，真是太难办了。但像大多数困难一样，它也有好的一面。它的好处就是西蒙斯副主教。西蒙斯副主教会知道该怎么做的。她可以把这件事交给他处理。

西蒙斯副主教与她的雇主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是一位自信的人：知道他要去哪儿，正在做什么，总是很确切地知道该做些什么并且能去实施。高大健壮的西蒙斯副主教到来之后，迎接他的是麦克雷太太的解释、道歉和念叨。同样地，他也没有觉得情况很紧急。

“用不着担心，麦克雷太太，”他坐下来，一边享用着她为他的到来而准备的食物，一边和蔼地说，“我们会找到这个心不在焉的家伙的。听说过关于切斯顿的故事吗？G.K.切斯顿，是一位作家。一次他去做巡回报告的时候给妻子打电话说：‘我现在在克鲁火车站。我应该去哪儿？’”

他大笑起来。麦克雷太太也敷衍地笑笑。她并不觉得这很好笑，因为彭尼法瑟教士也会做出这种事情。

“啊，”西蒙斯副主教语气里全是赞赏，“您做的牛排真是棒极了！您是个了不起的厨师，麦克雷太太。我希望我的老朋友对您心存感激。”

吃过牛排，他又吃了些黑梅酱城堡布丁，麦克雷太太记得这是副主教最喜欢的甜点之一。之后，这好心的人就急切地投身于寻找他失踪朋友的行动之中。他精神十足地忙着打电话，对电话费毫不顾忌，这让麦克雷太太不安地噘起了嘴，但她并非真的反对，因为找出她主人的行踪是当务之急。

副主教首先例行公事般地试着给教士的姐姐打了电话，她极少留意弟弟的行踪，像往常一样，她对他在哪儿或可能在哪儿一无所知。之后他扩大了撒网范围。他再次给伯特伦旅馆打电话，尽可能详细地询问了具体情况：教士肯定是在十九号傍晚离开的；他带着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小手提包，其余的行李则留在他续订保留的房间里；他说起过他要去卢塞恩开个什么会；门卫很确定教士先生出现在旅馆的门口等出租车，他并没有从旅馆直接去机场，在他上了出租车后，门卫按照教士先生的吩咐让出租车开到了“雅典娜神庙”俱乐部。那是伯特伦旅馆的人最后一次看到彭尼法瑟教士。哦，对了，还有一个小细节——他忘了把钥匙留下来，而是带在身边了。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打下一个电话之前，西蒙斯副主教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他可以给伦敦的机场打电话，那无疑会花些时间。应该有更方便快捷的办法。他拨了韦斯加顿博士的电话，韦斯加顿博士是个博学的希伯来语学者，他肯定参加了那个会议。

韦斯加顿博士正好在家。一听出来电话那头是谁，他就没完没了地啰唆起来，几乎都是对在卢塞恩会议上宣读的两篇论文的贬抑性评论。

“很站不住脚，那个叫作霍加洛夫的家伙，”他说，“很站不住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来的！这家伙根本不是个做学问的。您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

副主教叹口气，不得不采取强硬政策。否则，晚上剩下的时间很可能就会用于聆听韦斯加顿博士对卢塞恩会议上学者的批评了。有点勉强地，韦斯加顿博士被迫注意到了有关彭尼法瑟的问题。

“彭尼法瑟？”他说，“彭尼法瑟？他应该去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据说他会去的。一星期之前我在‘雅典娜神庙’见到他时，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你是说，他根本就没参加会议？”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应该去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没在那儿吗？他有什么解释吗？”

“我怎么会知道？他肯定说过要去。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确实是应该去的，有几个人还提到了他的缺席，以为他可能得了伤寒什么的。这个天气非常容易让人生病。”他正打算回到他对参会学者的批评，可是西蒙斯副主教把电话挂断了。

他了解到了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头一次在他内心激起了不安。彭尼法瑟教士没去参加卢塞恩的会议，而他本来是打算去参加的。在副主教看来，他没去可真是非同寻常。当然，他可能乘错了飞机，但一般来说，英国欧洲航空公司总是非常关心乘客，让你不大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彭尼法瑟教士是不是可能忘了会议的确切时间？这倒是有可能，他想。但要是这样的话，他又去了哪儿呢？

接着他给机场打了个电话。这一过程包括许多耐心的等待和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之间的转接。最终，他得知了一个确凿的事实：彭尼法瑟教士给自己订了张十八号晚上九点四十飞往卢塞恩的机票，却没上飞机。

“我们有进展了，”西蒙斯副主教对在附近踱步的麦克雷太太说，“现在，让我想想。下一个该找谁试试呢？”

“这样打电话可得花不少钱。”麦克雷太太说。

“我想是的。我想是的。”西蒙斯副主教说，“但我们得找到他的行踪，他可不是什么年轻人了。”

“哦，先生，您不会真的认为他可能出什么意外了吧？”

“嗯，我希望没有……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肯定已经收到消息了。他……嗯……总是随身带着姓名和地址的，是吗？”

“哦，是的，先生，他带着名片。他的钱包里还有信件，以及各种类似的东西。”

“嗯，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是在医院里，”副主教说，“让我想想。离开旅馆之后，他坐出租车去了‘雅典娜神庙’。我接下来给他们打个电话。”

他从那得到了一些确切的情况。彭尼法瑟教士在那里颇有名气，他十九号晚上七点半曾在那儿吃过饭。此时副主教才注意到之前一直被他忽略了的东西。飞机票是十八号的，而教士坐出租车离开伯特伦旅馆去“雅典娜神庙”，说要去卢塞恩参加会议却是在十九号。有眉目了。“愚蠢的老东西，”西蒙斯副主教心想，但他很谨慎地没有在麦克雷太太面前大声说出来，“他把日期搞错了。会议是十九号召开的。我能确定的是：他肯定以为他是十八号动身的。弄错了一天。”

他仔细地分析着之后发生的事情：教士先生去了“雅典娜神庙”，吃了饭，之后去了肯辛顿机场。在那里，肯定有人向他指出他的机票是前一天的，然后他就会察觉到，他要去参加的会议那时已经结束了。

“据此分析，”西蒙斯副主教说，“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把这些向麦克雷太太一一做了解释，麦克雷太太说这很有可能。

“然后他会怎么办呢？”

“回旅馆。”麦克雷太太说。

“他不会直接回到这儿来吧？我是说直接到火车站。”

“如果他的行李还在旅馆就不会。不管怎样，他要是去火车站的话，可以给旅馆打电话让他们把行李送去。”

“非常正确，”西蒙斯说，“好了，我们这样想吧。他带着小包离开机场，然后返回旅馆，或者说，无论如何都是要回旅馆的。他也许先吃了晚饭——不，他已经在‘雅典娜神庙’吃过了。好吧，他返回旅馆。但是，他却没到达那里。”他稍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不大相信地说，“还是他其实回到了旅馆？但似乎没人看到他。那他在路上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可能遇见了什么人。”麦克雷太太疑惑地说。

“没错。那是完全可能的。某个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他可能跟着一个朋友，去了朋友的旅馆，或者家里，但他不会在那儿住三天，对吗？他不可能整整三天都没想起来他的行李还在旅馆里，他应该会打电话去索要行李。就算他糊涂透顶，忘了这事，也可能已经直接回家了。三天杳无音信，这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

“要是他出了什么意外呢……”

“对，麦克雷太太，这当然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问问医院。你说他身上有很多可以表明身份的文件？嗯，我想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麦克雷太太满眼恐惧地看着他。

“您看，我想现在，”副主教温和地说，“我们不得不向警察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