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担任嘉宾，出场的时候，主持人要求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我就报了一个浙江绍兴。熟悉我的朋友说：“你不是明明出生在湖州，怎么介绍绍兴？”我告诉他们，按照传统的习惯，讲一个人是哪里人不是介绍他的出生地，而是要介绍籍贯。

根据现行的规定，籍贯一般要根据自己出生的时候祖父的住地来定，如果祖父已经不在了，就是根据祖父生前的住地来定籍贯。虽然我自己出生在当时浙江省的吴兴县，就是今天湖州市的南浔区，但是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绍兴，也就是说我已经去世的祖父的住地是在浙江绍兴，这就是我的籍贯。但最早称籍贯的时候，是指户籍登记的地方，“籍”就是户籍。

秦始皇统一以后在全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所以每一个百姓都必须在住地登记户籍，在户籍册上面登记。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汉的实物，比如在居延出土的汉朝的木简上，有的就很明白地写着某某人、某郡、某县、某里、几岁、身高几尺几寸、相貌特征等，这就是当时户籍上的内容。

户籍还分为不同的种类，不同的身份要登记在不同的户籍上，比如当官的人有官籍、商人有商籍（市籍）。秦朝规定商人本人登记商籍，连他的儿子和孙子也都要登记在商籍，这个身份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如果离开住地没有办手续，就称为“脱籍”。如果你到了外地合法登记，可以把户籍寄在那里，称为“寄籍”。流亡、逃亡或者在天灾人祸中迁移了，等到秩序恢复以后必须重新落籍，这样才能成为合法的居民。或者到原籍重新登记，或者在新居住的地方登记。但不是人人都可以登记的，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在正常情况下，古代绝大多数人的户籍所在地就是他的居住地，因为在农业社会，一般情况下人口迁移是很少的。再加上安土重迁的观念、宗族观念，所以即使因为天灾人祸不得已外迁，只要有可能，人们还是会返回故乡。今天我们讲的籍贯，也就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居住地。

但是也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流动人口，当官的到首都或者其他地方当官，经商的、行医的，少数人会离开自己的户籍登记地，但是他们的户籍基本上还是保留在原地的，不是随便到哪里就可以在当地登记户口的。

有些特殊地区，比如汉朝的首都长安，是不允许迁入户口的。即使在长安当了高官，要是没有长安户籍的话，退休以后，或者被免官以后就得回到原籍，官员在长安出生的子女也必须跟着他们到原籍去登记户籍。尽管他们子女的出生地是长安，子女甚至根本没有到过家乡，但是还不能在长安落户。

边疆地区也是严格控制的，到那里服役的或者派驻去的将士，一般服役期满也要返回家乡。所以在“居延汉简”上见到的那些到边疆服役的人登记的内容都是家乡的郡、县、里。

到了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由朝廷派出专门人员——不同等级的“中正”，由他们来选拔评荐人物，评成九品。根据什么标准呢？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家世、家庭出身；第二部分是行状，就是表现。所以首先要把不同的家庭、家族，按照它们的地位、声望、影响分成不同的品，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个人的表现，综合起来给一个评价，评定一个等级。而后由官方根据等级来任命或者提拔。

由于家世部分占了主要的地位，所以中正评品的结果逐渐区别出一些高门以及寒门，而后选拔人才、提升官员主要就在高门中间，寒门往往没有机会。门第高的就出高官，有的人生下来就有地位。而寒门出身的人即使表现优秀，很突出，却始终进不了高层。

门第当然与姓氏有关，姓王的、姓张的。但是这样的姓氏很普遍，为了分清楚是哪里的家族、哪里的门第，必定要与籍贯联系在一起。所以高门不是仅仅姓张姓王，或者是某某人，而要与籍贯合在一起，指某地的某姓。如太原王氏、琅琊王氏这些都是高门，又如陈郡谢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高门。这些高门长盛不衰，而寒门要想变成高门几乎没有可能。

在高门中间还有差别，有些门第简直是高不可攀。比如同样是王氏，琅琊王氏出了好多大人物，像当年辅佐东晋建国的王导，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就是说王导的王氏与东晋皇帝司马睿的司马氏共同拥有、治理天下。但是太原王氏一般被认为门第更高。南朝刘宋初年，太原王氏的王愉得罪了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刘裕灭门，他家里一个小孩王慧龙当时只有14岁，历尽艰辛终于逃脱，辗转投奔北魏。北魏的大臣崔浩是非常重视门第的，听说王慧龙是太原王氏，而太原王氏家族的一般特征是大鼻子，所以崔浩一看到王慧龙就肯定他真是王家的孩子，赞叹他为“贵种”。

因为这样讲究门第，就形成了一种“郡望”（某一个姓氏最高贵的门第出在哪个地方）。比如唐朝皇帝的祖籍是陇西，称陇西李氏，陇西就成为李氏的郡望。宋朝皇帝赵匡胤祖籍是天水，称天水赵氏，天水成为赵氏的郡望。

由于高门、寒门注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这很难轻易被改变。所以有些不是高门的人就千方百计想通过伪造家谱或改变籍贯，达到攀上高门、伪装高门的目的。因为家谱不容易被篡改，要在高门的家谱中把你的名字写上或改成你的名字是不大可能的。

但改变籍贯就比较容易。比如王氏，本来就是个大姓，各地都有。如果能将籍贯改成太原或琅琊，虽然进不了太原王氏或琅琊王氏的家谱，以后就有了机会，近支攀不上也可以攀远支。如果与高门大族的籍贯不同，绝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做法自然瞒不过官方，所以在南朝，朝廷经常专门组织人去查有关的户籍记录，称为“揭发巧伪”，就是揭发这种弄虚作假的手段。所谓弄虚作假就是首先通过改变籍贯，然后再想办法靠拢高门或者与高门接上关系。

从魏晋到隋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籍贯与门第是紧密结合的。

因为籍贯就是户籍登记的地方，又与一个家庭、个人可以获得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征收赋役，有劳役制度的时候服劳役，官员家庭享受免役特权，都是根据户籍登记。

科举制度也与户籍和籍贯有密切关系。科举是有名额的，秀才、举人这一级是把名额分到各个地方，到了进士这一级才是择优录取。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科举的名额，特别是基层的名额，还要讲究平衡，所以实际上各个省之间的差异就非常的大。比如江苏，到明清时经济文化发达、人口密集，分摊给江苏的名额不可能太多，所以每百万人的举人名额只有云南平均指标的十分之一，贵州的四分之一。

又如海峡两岸，福建的漳州、泉州这一带录取的名额就比较少，但是建府不久的台湾相对来说名额就比较多。所以福建漳州、泉州有一些人把户籍迁往台湾，目的就是高考移民，同样的成绩在漳州、泉州考不上，到台湾就有可能考上，并且完全合法。

也有人走捷径、打擦边球，就是“冒籍”，冒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的户籍。比如清朝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是今江苏常州人，常州这个地方人才多、要求高，竞争激烈，名额紧。他正好有叔父在北京、天津一带经商，虽然没有正式籍贯，可以报商籍。就像我们现在招商引资，给有些商人、企业家在本地报一个户籍。他就投奔叔父，因为叔父的商籍挂在天津、北京，他就去那里考试，并且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考取了举人，接着又考上了进士，并且在殿试中被皇帝圈定为探花——全国高考第二名。如果他在常州，未必考得上举人，没有举人资格就不能考进士。

有些人就完全是冒充一个籍贯，要是被发现，不但要撤销已考取的功名，而且要治罪。所以冒籍考试成功以后，籍贯就不敢再改回来了。

明朝朱元璋实行卫所制度，在卫所里登记户籍的军人及其家属，都属于军籍，世世代代不能改变。对军籍有种种限制，有些人为了考科举，为了做其他事，就想办法把户口挂在民籍，就得冒籍，这当然是违法的，查出来可以治罪。为了核对有的人到底是不是军籍，朝廷还专门派人到南京后湖，那里储存着明朝每十年编一次的户籍，称为黄册，去查原始档案，作为根据。

籍贯看来只是个人户籍所在地的记录，但由于不同时期户籍有不同的含金量，连接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人们往往会选择不按照实际情况登记籍贯，籍贯也包含了太多的特殊因素和历史故事，这是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