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城市被称为“国”，小的国就只有一座城，大的国可能不止一座城，统治者住的地方就是都城。因为当时城市的设施很简陋，再加上人们抵御天灾的能力很有限，农业生产能力也不强，所以经常通过迁移来躲避自然灾害，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商朝在建立以前就经常迁都，以后也还是不断地迁都。

商朝人把都城叫作“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亳”，有“东亳”“西亳”“南亳”等。盘庚迁殷的时候留下的一篇文献就记录了他对臣民的规劝，他要求百姓、贵族服从他的意见迁都，新都城的人口几乎都是从外面迁过去的。到了商朝后期，都城不再迁移，稳定下来了。

以后的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大的诸侯国，都城也都稳定了，只有发生特殊情况才迁移。但是在那些已经稳定的都城，移民也是相当多的。有的是因为都城的繁华才迁入的，比如经商的人。还有那些投奔诸侯国君的，还有为国君、贵族服务的艺人、工匠，还有一些其他诸侯国的人质和他们的随从。总而言之，一般都城都有比较多的外来移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就在咸阳城里面安置了大量的移民。他把六国贵族的后代，把他认为潜在的不稳定的势力，还有那些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从各地迁了十二万户到咸阳。这些贵族、原来的官员、富豪，家庭人口一般都不少，就算每家平均五口人的话，迁入咸阳的就有六十万人。再加上其他类型的移民、民间自发的移民，可以说，咸阳城里主要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到了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从洛阳迁到长安关中。当时还没有长安这个城，因为原来的咸阳城已经被破坏了，只好在它郊外的长安乡建新都。新都建成以后，总得有居民，刘邦就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关东六国旧地，包括项羽分封的那些诸侯国，把原来的诸侯和六国贵族的后裔、地方上的“豪杰名家”十几万人迁至关中，其中大部分人就安置在长安。此前，他已经下令诸侯之子、功臣列侯都迁至长安。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朝的皇帝大都在自己的陵墓边上建成一个县城，称为陵县，让这个县的居民为皇帝守陵，实际上是长安城附近的一个个新建的居民点。陵县里的人完全是新迁入的，都是移民。其中一些高官得跟着他侍候过的皇帝的陵墓，在不同的陵县中迁移。对原来户籍不在长安的官员，这也是一次将户籍迁入陵县，以后可以长住首都的机会。每个陵墓建成后，都要从全国各地按一定标准迁入一批高端移民，如级别达到多高的官员、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商。一方面可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控，另一方面通过迁入富人促进陵县和首都一带的繁荣。所以长安周围陵县分布密集的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移民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出乎我们今天的想象。比如田氏是齐国的大姓，齐王和一批贵族都属田氏。田氏移民迁入关中后，关中到处都是姓田的，由于人数太多，田氏在内部分房编号，至少从第一、第二编到了第五。开始可能就称为田氏第一，或第一田氏，以后就省略为“第一”，“第一”就成了这一支田氏的姓。其中一支“第五”一直传了下来，如东汉初有第五伦，担任过“三公”之一的司空，近代还有姓“第五”的。田氏不仅人口多，资产丰厚，还善于经商，到西汉中期，关中的富商几乎都是田家人。

汉武帝以后又迁入了一批归降的匈奴上层人物，还有西域各国的胡人，有的是来朝贡的，有的是来经商的，其中一部分就定居在长安。所以汉朝举行重大的仪式，经常专门安排各方蛮夷的代表人物参加。定居长安的移民有来自外国、外族的。

作为首都，长安还吸引各种人来活动和定居，如求学的，被聘请来的著名学者，求官的，当上了官定居的，行医的，经商的，逃亡的，临时的流民，最终留下来的流民等。

由此形成的长安的都市文化，正如西汉学者所归纳的：“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闾里豪杰则游侠通奸。”（各方面的文化混杂，风俗多样。其中的世家大族讲求礼节、尊崇学问，富人经商牟利，豪杰以结交游侠为荣不惜犯法。）“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各地来的人密集相处，吃闲饭的人多，百姓弃农经商做工，列侯贵族的车辆服饰都超标，民众仿效唯恐不及，婚嫁更崇尚侈靡，丧葬花费没有节制。）

拓跋鲜卑从草原上内迁的第一个都城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后来就迁到了平城。平城本来是个普通县城，成为北魏的国都以后，北魏先在自己的境内，在太行山以东那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迁移了好几万户进来。以后北魏攻占了南朝的青州，就是今山东中部一带，从那里迁移了一大批人，称之为“平齐户”。北魏灭了河西走廊的政权和其他政权后，都将当地的人口，包括原来的官员、将士、学者、僧人、乐师、工匠等大量迁到平城。平城逐渐成为一座建筑宏伟、寺庙众多、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外来移民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北魏迁都洛阳，又把平城的绝大多数人迁到洛阳，并且规定他们以后的籍贯就登记为河南洛阳。以后继续从各地向洛阳移民。

北魏与境外的贸易相当发达，大批外国、外族的商人经商成功后就在洛阳定居，过着富贵的生活。《洛阳伽蓝记》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还有大批从南朝和外国来投奔的、迁入的人。朝廷专门建了金陵馆接待南朝人，三年后迁入归正里的住宅。北方各国、各族来的人在燕然馆接待，三年后迁入归德里的住宅。“东夷”来的人在扶桑馆接待，以后迁至慕化里。“西夷”来的人在崦嵫馆接待，以后迁入慕义里。

唐朝的首都长安城里的移民更多，有学者估计长安城里的外族、外国的人要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唐朝任用的官员、将士和他们的家属、随员、使者、商人、乐工、舞者、工匠、学者、留学生、医生、僧人、奴仆等。各地也有大批人员因为当官、参加科举考试、求学、游学、旅游、经商、投亲访友等来到长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此定居。

历史上无论是统一王朝的首都，还是分裂时期各政权的都城，都集中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高端移民。在一些地区性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都会聚居大量移民。唐朝后期的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登州等还集中了很多外国、外族的商人。广州城里聚集的阿拉伯人、波斯商人及其家属估计达十万人。

正因为这样，在这些移民集中的都城中，特别是首都，多种文化并存，相互交流融合，也有冲突、摩擦，形成“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的文化格局。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杰出人物，有机会接受多元的文化，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艺术，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格局。外来的商品、物种、音乐、舞蹈、风俗，也随着外来移民，特别是在他们定居以后，在都市中间传播，被广泛接受，并且逐渐传播到各地。

我们要了解历史上这些首都、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文化形态和发达程度，一定要了解这些地方的移民类型、来源、状况、所处的地位、与土著的关系、作用和贡献。在尚未出现现代传播手段的古代，文化只能通过人传播，而移民就是传播文化的最活跃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