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以为，既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对外的影响一定很大，一定对周边甚至对世界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我们认真研究周边地区、外国的、世界的历史，就发现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到外国去，到世界各地去，应该承认在大多数国家找不到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亚洲“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越南、琉球，或者包括日本。而在其他国家中，包括华人华裔比例很高的国家，它们的主流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宗教信仰也不是汉传佛教。

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文化是要靠人传播的，影响也主要靠人造成。中国可考的对外群体移民只能追溯到16世纪的明朝中期，在东南亚的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有数以万计的华人迁入并定居。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底层贫民，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逃亡，都是非法出境，得不到明朝的承认和保护。他们能传带的只是代表底层的通俗文化和地方文化，影响局限于他们自己的聚居地。

原因何在？我们还是要对古代中国所处的环境和周边的人群的关系做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早期文明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片农业区，比从尼罗河三角洲到中东两河流域的新月形农耕地的面积还大。早期黄河流域农业的开发，不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导致农业人口以更快的增长率增加，也加快了农业和牧业的分化。原来杂居在黄河流域的牧业人口，或者转而从事农业，或者只能迁离，农牧业的界线由此基本形成。

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农业的夏人部族聚集在中原，他们的后人自称“夏”“诸夏”（不止一个部族）。即使在夏朝以后，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也没有改变，始终是商、周人口的主体，所以自称“华夏”。华，同“花”，引申出来就是美丽的、美好的、伟大的意思。用“华”字修饰“夏”“诸夏”，自然再恰当不过。

农业区占据了中原这片最适宜的地方，牧业区处在蒙古高原及其南部的边缘、西北、东北地区，牧业区本身干旱、高寒，牧民只能“逐水草而居”，生存不易，一遇到天灾，往往不得不进行长距离迁移，或者南下劫掠为生。

南方不少部族还处于披发文身、刀耕火种，或者采集狩猎的阶段。东部沿海还残留着夷人部落。

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就将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或者通称为“戎狄”“夷狄”“蛮夷”“四夷”。划清夷、夏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华夏当作重要的原则，被称为“大防”，决不允许混淆。比如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指华夏之间，并不包括夷狄。而夷狄中间只有个别已经“向化”的人，就是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完成了“由夷入夏”过程的人，才能变为华夏的一分子。

从秦朝到清朝，即使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凡是还没有被正式编入户籍，并由正式行政区管辖的非华夏人口，比如在都护府、羁縻州、羁縻府、土司辖境内的部族，还是被当作蛮夷的。外国人除了朝鲜、越南、琉球以外，更被认为是蛮夷，只是开化程度稍有差别而已，他们居住的地方、所在的国家通通被当作“四裔（夷）”“蛮荒之地”。

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历代中原王朝从君主到臣民，一直认为自己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周边凡是还没有接受华夏声教，成为华夏一部分的，都是蛮夷、蛮荒之地，不值得去占有，更不应该迁居到那里去。

在文化上，华夏认为蛮夷不配享受他们的文化，过他们的文明生活，而只有当蛮夷主动地来接受文明、接受教育，也就是所谓“向化”，他们才可以教他。所以不仅从来没有主动到外国去传播自己的文化，就是在他们国内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要等到那些地方“改土归流”，正式设立了府、州、县这些行政机构，才开始办学校，再给对方科举的名额。否则的话，也不属于传播华夏文化的范围。

尽管历史上有过“丝绸之路”之类的交通路线，提供了人员往来的便利，但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向外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或者文化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像朝鲜、越南、琉球、日本，都是它们的人自己主动来中国学习的。

日本了解到唐朝各方面的先进之处，特别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所以前后派出几十批“遣唐使”，不畏风浪，前赴后继。其中包括官员、留学生、学者、和尚、工匠，到唐朝全方位地学习。有的人长期留在唐期，还担任了唐朝的官员，学习、考察相当深入。但唐朝官方没有主动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或老师前往日本，鉴真和尚东渡弘法也是出于日本方面的一再邀请。

以前我们夸大汉朝、唐朝的开放程度，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者封闭而言，汉朝、唐朝都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的开放机制。我将这种状况总结为“开而不放，传而不播”。

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是开的，大明宫里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进出朝堂的突厥人、外国外族人要占到官员的一半。长安城里到处是番将、胡商、胡姬、昆仑奴，长安城里的人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旋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

但是唐朝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者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取经。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者例外。比如玄奘，是发愿取经，在边境非法闯关。他回来时到了高昌，派人送信向唐太宗请罪，唐太宗正苦于不了解西域的情况，得知他在外面十几年的情况，不仅赦免他，还派人迎候。否则的话，恐怕他就无法重新踏上故土了。又如杜环，他是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被阿拉伯人俘虏的，幸运地得到优待，在十二年后搭乘阿拉伯商船返回广州。近年在西安发现一块墓碑，墓主到过大食（今阿拉伯半岛），碑文写得很清楚，他是作为唐朝的使者去的。所以唐朝只能说是“开而不放”，开着门，但是从来不放自己的人出去。而且唐朝人自己也没有走出去的意识，到自己的边疆地区已经是不得已，到蛮荒之地去干什么？

所谓“传而不播”，就是说你进来学习，我可以教你，可以“传”，但是没有必要主动到外面去宣传，去教，从来没有主动过。

比如说中国的造纸技术，到2世纪已经成熟。但是由于没有对外传播，这项重要的发明并没有影响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更没有影响世界，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造纸。一直到公元751年怛逻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发现一批造纸工匠，才向他们学会了造纸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又如契丹人兴起以后建立辽朝，辽朝与宋朝以今天河北、山西中间为界。照理说宋朝出版的书流传到那里很容易，但宋朝规定书籍不许出口，契丹人就没有学习并采用汉字，而是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复杂化，所以到辽朝亡了，契丹文字也就失传了，成了死文字。宋朝也不许书籍出口到西夏去，党项人也只能自己造文字。西夏文字也是在方块字的基础上复杂化，结果西夏亡后也成了死文字。

为什么有些国家、民族在古代就大力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进行文化扩张呢？这些国家、民族的观念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并且无不借助于宗教与战争。

比如基督教，它的教义是要将上帝的福音传递给每一个人，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不会嫌你野蛮落后，是蛮荒之地。传教人会深入穷乡僻壤，用各种手段传播，应用语言、文字、音乐、艺术，它的文化也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有的宗教认为其他异教和文化都不应该存在，推广自己的宗教可以采取武力，采取行政手段，强制皈依，强制接受，结果迅速扩张。

有的政权扩张到哪里，就强制推行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价值观念。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扩张到帕米尔高原，至今塔吉克语还属波斯语系。沙俄扩张到中亚，掠夺了中国的土地，就在那里推广俄语。到今天，俄语还是那里的通用语言。有些国家独立后想将母语定为官方语言，但发现会讲本族母语的人口还不如讲俄语的人口多。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明白，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自己的人民中、在自己的国土上，可以说是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从先秦时期就形成的“夷夏之辨”，使我们一直持“开而不放，传而不播”的态度。既然如此，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对外产生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