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灭六国以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且从秦朝开始，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表面上看，秦始皇的统一是军事征服的结果，是灭六国的结果，但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制度，要使这个统一的制度今后能够长期延续，仅仅靠军事征服，靠武力的统一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尽管秦始皇在统一以后在位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实行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措施，简单地说就是一系列的标准化，使这个国家内部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他有几项重要措施，比如说统一度量衡，因为这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衡——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在赋税的征集、货物的流通、资源的调拨和管理以至于商业交易方面，就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精确地掌握相关物资（比如最重要的粮食、武器）的数量，重要物资的储备、调拨、供应消耗等数据。为了做到这一点，当时还由朝廷确定标准，制造了一些标准的尺、量具、衡器，发到全国各地，作为大家对比、遵守的标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传世的或者出土的秦始皇时期所制造的标准的量具、衡器，在当时肯定是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但这是必要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度量衡，就不可能维持全国的财政、赋税、物流、仓储、贸易、商业体系，也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

又如他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书同文”就是统一全国的书写标准。因为原来各地长期分为不同的国，同一个字可能在各国有不同的写法。没有统一时，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有限，只要注意到两国之间在文字上的差异，文件交换时注意改写就可以了。统一后各种文件要上通下达，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全国的人口之间都需要文件交流，不同的书写方式会产生歧义和误解，大至妨害国家大事、军事机密，小至影响人际关系、个人感情。所以秦始皇下令统一书写标准，就是每一个字都要有统一的写法，这就是“书同文”。那么以谁为标准呢？“以吏为师”，就是以公务员为老师，实际就是国家统一标准后，通过各级“吏”公布、执行、推广。而且，“吏”的书写标准先统一了，就能保证公文中的用字都能统一，政令的上通下达首先得到保障。

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古代中国，书同文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大的诸侯国内，就已经存在各种方言。各种方言之间不仅有明显的差别，距离远的方言之间往往无法交流。而且随着疆域的扩张、人口的迁移、民族的杂居，方言只会越来越多，方言之间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南方那些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地方的人，一辈子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有的地方，在山这一边跟山那一边、河这一边和河那一边的人都用不同的方言。在黄河流域，早已形成明显的方言区。如西汉初年，刘邦封他儿子刘肥为齐王，就规定根据方言划界，讲齐语的百姓的居住区都被划入齐国。在没有声音的复制、传播手段时，特别是在人际交流相对稀少的条件下，不可能确定一种标准语音，也不可能推行一种通用语言。但“书同文”的结果，使在中国的范围内，全体中国人有了一种作为交流工具的通用的文字。统一的、标准的汉字还影响到中原王朝之外，朝鲜、越南从中国独立后，形成了本土的语言，在各自境内又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但朝鲜、越南都继续使用汉字，通过汉字维持着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延续着中华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礼乐文明、儒家文化。直到近代，汉字都是其国内的官方通用文字。

要是没有统一、通用的文字，语言不通的人群不可能结成统一的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要是没有秦始皇的“书同文”，就不可能有长期统一的中国。欧洲有的小国，因为国民操不同语言，至今还为此而设立不同的地方政府，而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异比多数中国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小。

车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车同轨”就是考虑到原来各国用的车的两个轮子之间的轨距不统一，全国没有办法推行标准的道路系统。道路标准宽度如果根据比较宽的轨距确定，对轨距窄的车来讲就是浪费；但如果根据窄的轨距确定，宽轨距的车就无法通用。实行“同轨”后，全国的道路系统可以根据统一的标准来建造，既提高了效率，又节约了资源和人力物力。

这一点，今天的世界铁路系统还没有做到。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开的中欧班列就遇到这样的难题。由于以前苏联通用宽轨，而中国和欧洲很多国家使用标准轨，从中国新疆开出的列车要进入哈萨克斯坦这些前苏联国家，就因轨距不同无法通行，只能将货物卸下，换装到对方的车上。等到离开这些宽轨铁路进入欧洲时，又得再换一次列车。两次变轨换车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也影响了效率。

真庆幸秦始皇注意到了“车同轨”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切实措施，否则两千多年来会造成多大的浪费，会影响多少交通运输的效率！

而世界虽然已经进入现代化、后现代化，却还存在那么多不统一、不标准化的问题，如通用的电压不统一，电器插座不统一，行车规则不统一（有的靠左，有的靠右）。原因无非是一开始各行其是，没有一个跨国家的机构进行协调。等到形成世界性的既成事实，又因涉及巨大的利益，又缺乏一个权威的管理机构而无法协调。

如果秦始皇不是在统一之初就采取果断的措施，一旦形成了不同轨距的地方标准，再要统一就不容易了，或者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秦始皇的标准化还不止这些。如他还将“年”标准化，规定全国使用同一个历法，在同一个日子过年。

在秦朝以前，已经存在着至少三种不同的历法，有夏历、殷历（商朝通用的历法）、周历。这三种历法的“岁首”——一年开始的时间是不同的。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而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在秦统一六国以前，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历法，在不同的时间过年。如鲁国是用周历的，十一月初一过年。楚国用的是夏历，所以鲁国人过新年的时候，楚国人还要再等两个月，到正月初一才过年。秦始皇规定以“建亥之月”，也就是夏历的十月作为岁首，从此整个国家都在十月初一过新年。

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才改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全国改在正月初一过新年。以后直到清朝末年的两千余年间，除了有过四次（王莽、魏明帝、武则天、唐肃宗）例外，即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8年—公元24年）、魏明帝景初元年至景初三年（公元237年—公元239年）改以十二月为岁首，武则天载初元年至圣历二年（公元689年—公元699年）、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曾以十一月为岁首。全国都是将正月初一作为新年的开始。

过年是古代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已形成一种共同信仰，通过过年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心态。岁首也是国家的法定标准，法律年度的起点。正月初一被称为“正朔”，从汉武帝采用年号起，正常的纪年、改元都是从正朔开始的。“正朔”是一个朝代得天命及合法性的象征。“奉正朔”就意味着服从一个朝代的统治，服从它的制度。一个朝代的一切日常运作，都是从正朔开始，以正朔为标准，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如果一个国家连历法都不统一，没有同样的岁首，国民在不同的时间过年，不仅不利于形成国民的共同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政治上的统一最终也会被消解。回顾这一段历史，不能不肯定秦始皇及其谋臣的深谋远虑。

秦始皇的标准化还有很多，只是因为当时留下的史料有限，后人已无法完全了解。秦始皇的这些标准措施，在当时肯定会受到部分人的反对和抵制，也未必能为习惯势力所接受。但因为符合统一的历史潮流，适应现实的需要，尽管秦朝二世而亡，但在汉朝得到继承和强化，一直沿用。事实已经证明，对一个统一国家而言，必要的标准化，标准化的范围广一点，对国家和国民都有益。

当然，作为一位专制君主，秦始皇必定会追求一切都决定于他这“一尊”，导致过分的标准化。他还想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人心，实际根本做不到，却开启了一个漫长的专制、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