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元的军队在厓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海上决战，宋军溃败，主将张世杰退守中军。日暮时分，海面风雨大作，浓雾迷漫，张世杰派船来接宋帝出逃。丞相陆秀夫估计已无法脱身，先命令妻子跳海，然后对九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如此，陛下当为国死。”背着他跳海殉国。

七天后，海面浮起十万余尸体，有人发现一具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玉玺的幼尸，元帅张弘范据此宣布赵昺的死讯。消息传出，完全绝望的杨太后跳海自杀。

张世杰被地方豪强劫持回广东，停泊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市海陵岛），陆续有一些溃败的部众驾着船来会合，与张世杰商议返回广东。此时风暴又起，将士劝张世杰弃舟登岸，张世杰说：“无能为力了。”他登上舵楼，焚香祈求：“我为赵家已尽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万一敌兵退了另立一位赵氏后裔继承香火。现在又刮那么大的风，难道这是天意吗？”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完全绝望，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残余势力已经全部被元朝消灭。

近代有人散布一种说法：厓山以后无中国。我们来看看厓山之役的当事人，也就是宋朝最后几位忠臣他们的看法和做法。

首先是文天祥。文天祥是在宋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被元兵俘虏的，他坚贞不屈，以各种方法自杀，或者故意激怒元朝方面，想求速死。被押解到大都之初，文天祥还是要求速死，但他的言辞间已经不否认元朝的既成地位。比如，他自称“南朝宰相”“亡国之人”，但称元朝的平章阿合马为“北朝宰相”，承认他是北朝的宰相，也就是把元朝看成是“北朝”，实际上承认它与宋朝这个“南朝”有平等的地位，当然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此后，文天祥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有人向他转达元世祖希望他出仕的意向时，他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有的人认为这种说法不足信，但实际上在其他的史料里也提到文天祥的态度是：“数十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你现在用我的话，就毁了我自己一生的志向，对你们有什么用？）所以可见他也承认元朝已经取代宋朝的事实。

而且，在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经在广东惠州投降元朝，以后又出任临江路的总管。据说文天祥在写给他三弟的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我忠于宋朝必须死，老二他可以做元朝的官，以便尽孝，你就隐居下来，侍奉家人。

实际上，文氏家族的确是靠文璧赡养的。文天祥被杀以后，欧阳夫人由文璧供养，承继文天祥香火的也是文璧的儿子，因为文天祥自己没有后代。文氏家族继续繁衍，主要靠文天祥的两个弟弟，而他们都成为元朝的官员或百姓。

这说明，根据文天祥的价值观念，他是宋朝的臣子，并出任过丞相，宋朝亡了他就应该殉难，至少不能投降元朝当它的官。但他承认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实，包括他的弟弟、妻子在内的其他人可以当元朝的顺民，甚至可以出仕。在文天祥心目中，这是改朝换代，北朝战胜南朝，新朝取代前朝。

另一位宋朝的孤忠的态度与文天祥相同。曾经担任宋朝江西招谕使的谢枋得，曾五次拒绝元朝的征召。在答复那些奉命征召的官员时，谢枋得说得明明白白：“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现在进入新朝了，但我是宋朝孤臣，应该死，所以不死是因为家里还有九十三岁老母亲要我供养。）他甚至说“世之人有呼我为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为宋顽民者亦可，呼我为大元逸民者亦可。”“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治道何益？”他清楚表明承认元朝，“把我当成一个不接受你的逸民，也可以把我当作宋朝留下的一个逸民，为什么容不得我这个人？你把我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他承认宋朝已亡，元朝已立，只要元朝不逼他出来做官，他愿意当一名顺民，不会有什么反抗举动。但是元朝的福建地方官一直逼着他北行，他最终只能在大都绝食而死。可见他抗拒的是要毁坏他的名节、逼他出来做官，而不是抗拒元朝本身。他也知道抗拒不了，元朝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

态度最坚决的是郑思肖。在宋亡后，他依然使用宋朝年号，表明他不承认元朝，希望等到宋朝的“中兴”“复兴”。但到了“德祐九年”，文天祥死后的第二年，他也不再用具体的年号记录了，证明他对复国已经完全绝望，已经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实。不过，像郑思肖这样的人在宋朝遗民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总之，最忠于宋朝的当事人也已经承认元朝取代宋朝，是另一个“中国”的事实。

我们要看到，元朝与宋朝的区别，最主要的是统治者成了蒙古人，统治民族成了蒙古族，但其他各个方面，它的土地、人口、制度，甚至主流价值观念都没有明显的改变。

我们现在讲是不是中国，就要看这个“中国”的含义在当时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其实前文我已经讲过，“中国”这个词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总的趋势是它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最终成为我们国家的代名词。

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时只有中原王朝才认为自己是“中国”，被承认为“中国”。但是随着周边的其他民族不断地向中原扩张，甚至一度入主中原，他们在文化上、制度上、价值观念上，都逐渐地接受了“中国”和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念。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一旦占有中原，甚至占有部分中原地区，他们就会自称“中国”。

在分裂时期，如果一个政权有统一目标，或者最终实现了统一，该政权必然会把自己看成“中国”，而把对方看成“非中国”。等到统一恢复，所有原来的政权都被以后的统一政权承认为中国。如唐朝就同时修了《北史》《南史》，元朝就同时修了《宋史》《辽史》《金史》，都被后世承认为“正史”，就是说这些政权记录的历史所覆盖的地域范围早已被承认为中国。

明朝的法统来自元朝，也给元朝修了一部《元史》，是“二十四史”之一。如果元朝已经不是中国，那明朝是什么国呢？

其实早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人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这个概念。有位皇甫湜，他在《东晋元魏正闰论》这篇文章中就指出：“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也就是说，中国与夷狄的区别是礼义，而不是居住在什么地方。

另一位学者说得更明白：“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就是说，如果从地域来分可能有华夏聚集地与夷狄聚集地。“以教言”，根据价值观念，难道也有华、夷的区别吗？所以他认为华夷之间“辨在乎心”，区别在于“心”——文化、意识；“辨心在察其趣向”，怎么辨他的心，就看他的行为规范、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从来没有把外族完全看成是夷狄，一旦他们进入中原，接受了中原的文化，接受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是华夏、“中国”了。

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制度概念，那么从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行的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更趋于专制集权，权力更集中于蒙古人、色目人，从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并影响到以后的明朝、清朝。但是另一方面，从治理一个疆域辽阔、合农牧为一体的大国需要出发，元朝的制度又有创新，比如说元朝建立的行省制度，以后为明朝、清朝、民国所沿用，直到今天。这个制度不是中国的制度吗？

总而言之，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三千一百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

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部覆盖，当然包括元朝，包括厓山以后。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