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SmSSSein，Esmussein．”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smusssein！

与巴门尼德不一样，贝多芬显然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

这是贝多芬的音乐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信念。尽管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这种信念应更多地归功于贝多芬作品的注释者们，而不是贝多芬本人。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

托马斯临近瑞士边境。我想象这是一个神情忧郁、头发蓬乱的贝多芬，在亲自指挥乡间消防人员管乐队，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别进行曲。

他越过捷克边境，迎接他的是一队队俄国坦克。他不得不停车半小时等他们先过。一个可怕的士兵，穿着装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挥着车辆，似乎这个国家的每一条路都属他管，属于他一个人。

“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心里重复着，但接着又开始怀疑起来，真的必须这样吗？是的，他实在受不了自个儿呆在苏黎世却想象着特丽莎一个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这同情症折磨多久呢？整个一生吗？或者一年？一个月？仅仅一个星期？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能估计到？

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在物理实验室里验证各种科学假设，可一个男子汉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够用实验来测定他是否应当服从“感情（同――感）”。

他就带着这些想法打开了他的家门。卡列宁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脸以示欢迎。而他想投进特丽莎怀中的欲望（他在苏黎世上车时还想着的），顿时烟消云散。他觉得自己与她象是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冷得直哆嗦。

从占领一开始，俄国的军用飞机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盘旋，托马斯极不习惯这种噪音，无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丽莎身边翻来复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闲聊中她告诉他的一件事来。他们谈起她的朋友Z，当时她宣布：“如果我没遇到你的话，我一定会爱上他。”即使在那时，她的话都使他落人一种莫名的忧伤。而现在，他认识到特丽莎爱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过是机缘罢了。除了她与托马斯圆满的爱以外，很可能，还有着若干她与其他男人的不圆满的爱。

我们都绝难接受这种观点：我们生活中的爱情是一种轻飘失重的东西，假定我们的爱情只能如此，那么没有它的话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复如此。我们感到贝多芬，那阴郁和令人敬畏的音乐家在向我们伟大的爱情演奏着：“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常常想起特丽莎对朋友Z的评价，然后得出结论：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不说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别样也行”。

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镇子有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呆在旅馆餐厅里。其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决定与她结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为她。如此事关命运的重大决定仅仅系于如此偶然的爱情，而这一爱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的话，也就不存在。那个女人，那个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边了，深深地呼吸着。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时那样，他的胃就跟着开始捣乱。

有那么一两次，她的呼吸变成了沉沉的鼾声。托马斯除了胃的压迫感与归来后的失望感以外，觉不出一点儿同情。